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可能有人會以為機構只是教會的好幫手，是教會的前鋒而不是教會本身，這是美麗的誤會。教會的原文其實指的不是地方，而是被神呼召出來的群體，重點在於會眾，而機構同工作為回應神的呼召而聚集一起去事奉的群體，本身也就是教會，機構和眾堂會一樣，其實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與堂會是互為肢體，互相配搭的。由於大部份的堂會人力物力有限，難以全面兼顧神交託給眾教會的使命，而不同的機構往往是由於看到或回應不同的需要而成立，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若果大家認同教牧同工應受加倍的敬奉，那麼機構的同工亦應該得到大家加倍的關心；因為，機構同工所做的，其實都是有關如何向不同的群體傳福音，培養弟兄姊妹和初信者，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特別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一群），為社會上不公平、不公義的事發聲，要彰顯神的公義與慈愛，用更美好的音樂去敬拜我們獨一的主，以及往不同的堂會講道和主領聚會，與教牧同工一樣全職參與事奉，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有傳道或牧者之名，但很多都有教導和牧養之實。機構和堂會其實應是最佳的拍擋，機構可為堂會提供一些事奉的專門知識、技巧和人才，而堂會可以善用機構的專長服侍弟兄姊妹和鄰舍，透過機構接觸更多不同的群體，以及使用機構的服務和購買他們的產品來支持機構的運作。

機構由於組織比較簡單，很多時都能迅速和靈活地回應一些信徒和鄰舍的需要，或者因應社會的變化而在事工上作出適當的調整。感恩的是有些教會對本身在機構服侍的會友，無論在奉獻和日常的關心都有一定的支持，不過，感受不到教會支持的機構同工其實也有不少，若果是自籌薪金的也許大家的關注和了解還會多一些，不過，香港大部份基督教機構的同工都不是自籌薪金，而是甘心樂意放棄外界更好的薪酬待遇，全心投入事奉的，基於不同堂會的傳統，他們未必會主動向堂會要求支持和關心，堂會若能主動向在機構服侍的會友表達關心，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鼓勵。

堂會對機構同工的支持，除了更多為他們提名代禱之外，更可以將他們服侍的機構列為特別支持的對象，以及邀請機構的同工分享他們的事工和需要，讓會友感到自己在機構的事奉並不孤單。有些堂會常常期望機構提供免費的講座或十分廉價的服務，卻忘記了機構的同工得工價也是應當的。對於機構來說，一些有能力的堂會願意付出多一些，才有能力為經濟能力較弱的堂會提供較相宜、甚至免費的服務。當然，作為機構同工的，絕不能因為薪酬待遇較外界低，以及因為機構強調愛心而忘記工作的質素和果效，既然機構就是教會，我們十分清楚自己事奉的對象是神，更要加倍用心去事奉，一些前輩忠心和卓越的服侍，應是每一個機構同工的榜樣。

面對持續的移民潮和退休潮，堂會和機構未來在財政和人手方面都會面對很大的壓力，若能加強合作，有助雙方可以更有效地保持事奉的果效和水準，現時堂會要聘請傳道牧者並不容易，大家由基督教報刊大量的招聘廣告可見一斑。相信幾年內要補充大批因為退休和移民而出現的牧者空缺殊不容易，而機構同工正好可以在講道、教導、佈道和培訓弟兄姊妹方面助教會一臂之力；同時堂會亦可以透過使用機構的服務，間接支持機構的營運。特別過去幾年在疫情之下，最活躍的多是服侍基層家庭和扶貧的機構，她們所得到的奉獻和物資亦較多，而許多以佈道、敬拜和培訓為主的機構都遇上不同的困難，許多服務被迫暫停，當社會邁向復常的時候，堂會若能善用這些機構的服務，間接也可以令機構復常，而有好的培訓、佈道和社關也是堂會可以復常、甚至增長的契機。堂會和機構應互為肢體而不是各自為政，我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阿們。

資料庫

教會，由一群人到整個信仰群體

希臘文ἐκκλησία在新約聖經被翻譯為教會。這個詞在古代希臘可以指：一、一個定期被召集的團體、集會；二、隨便聚集起來的一群人；三、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社群。在早期基督教文獻中，這個詞是指一群對以色列的神有共同興趣的人；它可以是指舊約以色列人的聚會或會眾，一個特定地區的基督徒，或全世界的基督徒群體。[1] 在《聖經》中，它第一次是在馬太福音出現，在十六章18節記載了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的這番話：「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而馬太福音亦是唯一有使用這個詞的福音書。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2年10月4日，斯洛文尼亞議會通過了一項修正案，令她成為第一個東歐國家，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及領養孩子。[1]

2022年9月26日，古巴全國選舉委員會宣佈就同性婚姻、同性伴侶領養及代孕合法化舉行的公投結果，74%合資格人士參與了是次公投，超過三百九十萬名選民投票同意新的《家庭法》，贊成票達66.9%。長達100頁《家庭法》贊成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允許同性伴侶領養孩子。[2]

深受英國、美國、澳洲及拉丁美洲學前兒童喜愛、由英國動畫師製作的卡通片Peppa Pig，首次出現了有兩個媽媽的同性戀家庭，Peppa Pig的好友Penny Polar Bear在動畫中如此講述自己的家庭：「我與我的媽媽及另一位媽媽一起住，一位媽媽是醫生，另一位媽媽煮意粉。」該集節目在2022年9月6日於英國播放。

兩年前，一家美國網站曾發起請願，要求「在Peppa Pig卡通中加入同性家長家庭」，網站至今已獲得近24,000個簽名支持。發起請願的人寫到：「觀看Peppa Pig的孩子正處於易受影響的年齡」、「排除同性家庭會令他們覺得，只有單親或兩個不同性別家長的家庭才是正常的。」[3]

在2022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的聯合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基於性別議題及神學上的辯論，正面臨像路德會和長老會一樣的情況，教會出現分裂，喪失重要的教會及成員。根據早前聯合衛理公會的報道，該會批准了大約三百個團體退出該宗派，保守派倡議組織衛斯理聖約協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稱預計在下半年度的會議將進一步為有關事宜投票。此外，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約二十間教會和在德克薩斯州數百間教會正在考慮脫離聯合衛理公會。原則上，教會必須等待總會批准才能脫離，不過有些教會卻沒有等待批准，在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萊納州，有超過一百間教會為了要馬上離開聯合衛理公會，分別向當地的聯合衛理公會提出訴訟或要脅要提出訴訟。[4]

2022年9月20日，美南浸信會最高行政機關投票，決定與兩間教會斷絕關係。其中一間位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的College Park Baptist Church，這教會公開肯定、贊同和支持同性戀行為。事實上，這教會早在1999年已經離開美南浸信會宗派；另一間則是位於新澤西州富蘭克林維爾的Amazing Grace Community Church，美南浸信會認為這間教會在解決被指控作出歧視行為一事上，表現缺乏合作。有報道稱事件涉及種族歧視行為。[5]

2019年，一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學生組織首次尋求位於美國紐約市的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的認可，但組織的請求遭校方拒絕，該組織遂於2021年4月向大學提訴，稱大學必須批准其請求，因為它屬於反歧視法涵蓋的公共場所。

大學在法庭文件中將自己描述為「一所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猶太大學」，並表示一個正式的LGBTQ社團將與學校的宗教價值觀不一致。雖然宗教組織應不受紐約市的反歧視法約制，但2022年6月，紐約州法院法官Lynn Kotler在裁決中提到，大學不符合宗教組織的標準，並裁定大學須正式承認LGBTQ驕傲聯盟這個學生組織。

大學於是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企圖阻止Kotler裁決的執行，最高法院在9月14日拒絕推翻Kotler的裁決，並指大學可以要求紐約的法院加快處理大學提出的上訴，並尋求它們的幫助。

大學在最高法院裁決之後，停止所有學生組織的活動，並就Kotler的判決繼續在州級別的法庭提出上訴。9月22日，LGBTQ驕傲聯盟與大學達成協議，同意在大學上訴期間，推遲強制大學正式承認該組織，大學亦表示會恢復校內的社團活動。[6]

在美國家傳戶曉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在定義女性（female）時，提到女性與男性有相反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字典中亦有性別身份的詞條。來自加州的男子Jeremy David Hanson於2021年10月2日發訊息至該公司，批評他們在公然撒謊，其宣傳是反科學的，絕對令人作嘔，他又提到沒有「性別身份」這種事情，寫這篇文章的白痴應該被追捕和槍殺。之後他亦在該公司網頁的「聯絡我們」中發出訊息，揚言出版社的總部應該被射擊和轟炸。到了10月8日，Hanson再次在「聯絡我們」表示「我要開槍轟炸你們的辦公室，因為你們說謊和創造虛假的定義，以迎合變性黑手黨……」除了出版《韋氏字典》的公司，Hanson分別向其他公司發送威脅性電郵，包括Walt Disney等。Hanson於2022年4月20日被拘捕，5月5日被起訴，9月8日認罪，美國地方法院法官Mark G. Mastroianni定於2023年 1月5日宣判刑罰。[7]

美國科羅拉多州一位平面設計師Lorie Smith，創辦及擁有一家名為303 Creative的工作室。根據法庭文件，Smith一般願意為LGBT客戶提供服務。然而，她打算開始設計婚禮網站，卻不願意為同性伴侶創建網站，聲稱這違背了她的基督教信仰。

根據科羅拉多州的《反歧視法》，基於「殘疾、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國籍或血統」拒絕向某人提供服務是歧視和非法的。2016 年，Smith入稟法院向該州民權委員會的成員和時任的州檢察長提控。Smith辯稱，被要求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侵犯她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律師稱之為「強迫言論」。2019年，科羅拉多州的聯邦初審法院駁回了Smith這項企圖阻止反歧視法的申請。她提出上訴，巡迴法院維持之前的裁決：她不能拒絕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即使這違背了她的信仰。Smith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於2022年2月同意聽取她的陳述，不過僅限於涉及言論自由方面的內容，而非宗教自由。法院尚未確定口頭辯論的日期，並且可能要到2023年6月，即法院開庭期將結束時才會作出判決。[8]

英國航空公司維珍航空在2022年9月28日宣佈，更改有關制服方面的政策，以更具包容性。機組人員、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不再需要穿上性別定型的制服，而是可以選擇最能代表他們的服裝。[9]

2022年9月21日，國際足協和今屆世界盃的主辦者承受了一些壓力，包括英格蘭在內的幾支歐洲球隊表示，計劃讓其隊長在國際賽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期間，佩戴印有六色彩虹心形圖案的臂章，作為反歧視運動的一部份。國際足協在11月宣佈如有球員戴上該款臂章出賽會被罰黃牌，這令幾支歐洲球隊改變主意，不會讓球員佩戴該款臂章上陣。國際足協對球隊在世界盃上的衣著，以及在球場上表達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取向，一直均有嚴格的規定。

另外，卡塔爾有官員曾表示歡迎所有球迷參加11月和12月為期一個月的賽事，但那裡保安部門的官員則警告支持者為了自身安全不要攜帶彩虹旗入境。[10]

澳洲首位高調出櫃的現役男性職業足球運動員Josh Cavallo表示，在授予大型體育賽事的主辦權之前，應考慮一個國家對LGBT的立場。他早前表達他「害怕」參加卡塔爾舉行的世界盃賽事，因為在那裡同性戀屬於刑事罪行。他敦促體育界的領袖選擇世界盃和其他比賽的主辦國時，要考慮到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安全。[11]

2022年10月有報道指，德國同運組織正計劃在柏林的LGBT多元房住區中開設兩間幼兒日託中心，新的幼稚園旨在教導小孩子有關LGBT及其發展的知識。組織表示許多學校和日託中心仍然難以就同性戀、變性和雙性人對兒童進行教育，他們想要改變這種情況。而一名極具爭議的德國作家Rüdiger Lautmann將是幼稚園的其中一名負責人，他曾撰寫一本名為《對兒童的慾望：戀童癖者的肖像》的書籍，當中主要描述60名戀童癖者的故事，他們承認曾經對兒童（主要是男孩）進行性虐待。書中提出戀童癖是一種性傾向，即使兒童只有四歲，已有能力表示同意與成年人發生性接觸。[12]

Giorgia Meloni成功當選成為意大利首相，她在2019年、在競選時曾宣稱自己是一位母親及基督徒，她已於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職，在她上任後有可能會實施反酷兒及反墮胎的政策。不少同運團體已在擔憂他們的未來。

前任政府在把權力移交給新任政府之前，於10月6日通過了一項新的LGBT權利計劃：長達30頁的「2022-2025年全國LGBT+戰略」，計劃旨在打擊在學校、大學、醫院、監獄、體育俱樂部和一般工作場所出現，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行為。[13]

由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爾組成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於2022年9月6日發聲明，要求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從其平台上刪除含有「冒犯性內容」的節目，指有關內容抵觸了伊斯蘭及社會的價值觀和原則。外界相信，該委員會的矛頭是指向與同性戀相關的節目內容。[14]

數千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參加了反對LGBT遊行，他們呼籲關閉LGBT組織並展示標語：「保護你的家人和你這一代人」、「對沒有社會性別的社會說不」和「父親 + 母親 + 嬰兒 = 家庭」。這次遊行的發言人Kursat Mican指出他們收集了15萬個簽名，要求在社交媒體、體育、藝術和Netflix中禁止他們所謂的LGBT「宣傳」。

在獲得該國廣播委員會的批准後，反LGBT遊行的廣告亦在電視上播放，該委員會認為這是關乎「公共利益」。一個在歐洲和中亞地區爭取LGBT平等的組織——ILGA Europe，在Twitter上寫道：「土耳其國家需要履行其保護所有公民免受仇恨和暴力侵害的憲法義務。」人權組織——土耳其的國際特赦組織則表示，宣傳是次遊行的電視廣告是違反了土耳其的非歧視原則。[15]

美國猶他州是由保守派主導的州份，但因為它對結婚資格的限制並不包括必須居住於當地，或必須在當地持有公民身份的人，於是它成為外國同性戀伴侶首選合法結婚的地方。在疫情爆發後不久，有中國的民眾詢問猶他州證婚人Michael Foley，能否替居住在中國的同性伴侶主持一場線上的「遙距」婚禮。Foley表示，只要雙方已成年、且持有合法年紀證明，就可以進行記遙距證婚。於是，現居於中國西安的兩名女子，便在網上進行了婚禮。

Foley提到他曾為到多對居住於中國的同性伴侶證婚，他們當中有些不是中國人，有些的另一半不是中國人。[16]

（資料截至2022年11月21日）

實踐社關服侍　關懷基層家庭

疫情急湧而至，自疫症爆發後，明光社體會到基層家庭的辛酸，為遵行《聖經》愛鄰舍的教導及實踐社會關懷，明光社願意多走一步，在2020年5月開始走進社區，服侍基層家庭。本著「fill in the gap」的理念，我們填補現時社會一些服務的夾縫，在不同基金及有心人士的贊助下，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劏房戶支付租金、提供非現金津貼以改善家居等。

教育幫助脫貧

我們認同教育對基層學童的重要性，知識可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我們為基層學童及家長提供了一些免費課程、訓練，以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及社交技巧。此外，我們又帶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如暢遊大澳、參觀浩海立方．探游館等，以豐富他們的閱歷與體驗。

聘請失業婦女

支援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讓他們能自力更新，擺脫依賴與扶助，增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也是本社關注的項目。本社在一個計劃資助下，聘請了數位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婦女，讓她們投身短期服侍社區的工作，尋回成功感及愉快感。

提供物資援助

在疫情最嚴峻時，一些基層家庭根本無法承擔額外的抗疫物資；在居家隔離期間，有些劏房戶家中只剩餘一包即食麵，需要緊急求助。本社遂與地區福音伙伴合作，以幫助他們解困。其實自2020年4月至今，本社一直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捐獻，由不同公司、機構、弟兄姊妹捐出防疫物品、藥物、食物、金錢等，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工努力與地區伙伴緊密合作，將物資送到基層家庭。

關懷靈性需要

面對基層人士，派發物資能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然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福音。若要更全面關心他們的需要，身心靈的支援攸關重要，故此本社緊密與伙伴教會合作，多次探訪及關心他們。一些來自職場的弟兄姊妹成為本社的義工，參與服侍，並多次探訪劏房家庭。在疫情較嚴峻的日子，數位來自深水埗、旺角區的牧者和機構同工以無接觸交收方式，送遞物資予街坊。他們亦透過電話與劏房戶聯繫，以關心他們。由2020年5月至今，本社透過不同的服侍和活動，有超過八十人決志信主。及後本社更為他們與伙伴教會配對，令們能投入教會生活，落地生根，使他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個案一

林太（化名）與兒子住在大約二百呎的劏房單位，由於林先生曾中風，故需要在院舍生活，兩母子只能相依為命。林太來自國內，丈夫一向有家暴，加上在香港沒有親人、朋友，最終因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而患上抑鬱，要長期服藥，才可穩定情緒。

由於她不想麻煩別人，有事總希望自行解決。有一次兒子因發燒要送院診治，她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傻婆一樣，但沒有人明白她的憂慮，她一方面生怕孩子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她不理解醫生的診斷模式。一個來自國內的婦女在香港獨力帶著小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明光社已轉介她聯繫教會，但她亦很少求助，因為她抱著不想麻煩別人的心態。在香港，有多少像林太一樣的個案，他們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呢？明光社一直希望找到社會上被遺棄的人，施予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劏房的生活，誰會想像得到？有沙的水、壞的門鎖、滿佈木蝨的床、與鼠共存的房間。面對著惡劣的生活環境，林太只感到無奈。由於大廈周圍積水過多，導致有蚊患的情況，林太每天都不能開窗，惟有長期開啟冷氣。明光社雖然能夠透過基金撥款，給她重新購置家具，然而，這只能解決基本的問題，劏房戶最需要的是有人照顧他們情緒及心靈的需要。疫情期間，我們不怕受到感染，在許可的情況下仍繼續探訪劏房戶，送上防疫用品，噓寒問暖。我們期望做到的，不只是基本的物質供應，更想他們能得到心靈上的盼望，甚至接受福音，我們希望能像耶穌基督一樣，與人同行。

自從本社轉介林太到教會後，林太的兒子也開始參加教會的補習班，成績有所進步。根據在2021年公佈，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中，劏房數字則約有十萬間，《聖經》教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劏房戶正正就是我們的鄰舍。

個案二

「我們從未去過大澳、浩海立方．探游館……但明光社都為我們達成心願。」單親媽媽周太（化名）很滿足的說。周太來香港已經14年，但從未踏足過太空館、大澳等香港名勝。她說：「我一直對人說，我很想去尖沙咀那圓形的地方。」以前，周太連太空館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經過也不敢內進，因為她怕入場費很貴，超過她能承擔的，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困難。

周太談起在劏房如何與老鼠決戰，如何與木蝨共存也猶有餘悸，可以想像其居住地方的衛生情況十分惡劣。由於香港物價高昂，要更換屋內殘破的家具、設施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讓她得知明光社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於是她四處尋找本社的地址，終於讓她尋找到。「叮噹」門鈴響起，同工出來迎接她時，她面上的喜悅，同工至今未忘。周太對於本社給她的物資十分滿足，而我們也感恩能把資源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及後，本社與一班職場弟兄姊妹到周太家探訪，並派發物資，在聖靈的感動下，她最終決志信主。我們亦為她轉介了一間在住所附近的教會，她現在在教會聚會，生命從此不再一樣。周太的主動，令我們非常深刻，她尋找，就給她尋見。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疫情下，學童的身、心、靈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家長、學童面對「疫」境時，往往充滿憂慮，擔心學業成績下降、社交能力減弱等等。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就近年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需要解決人生轉變的問題及挑戰時，若以正面的心態來面對，將是最有效的對策。

她引用Kübler-Ross的Change Curve稱，當一個人遇到逆境時，最初的表現是會向下跌，但後來卻會回復至原來水平，最終會因為能應付新環境下的挑戰及對事情進行整合，表現將會比原先更好。從這個經驗可以見到，人生遇到挫折，未必是一件壞事，反而會令人因更多的體驗而變得更正面。

她總結疫下學童的心理情況如下：

1. 界線模糊

在疫情期間，由於學童在家網課，他們無論上學、小息、放學、回家都是在同一地方進行，結果沒有了界線，把玩樂與學習變成一體，故此他們需要自行重建架構。界線模糊的情況還出現在家庭的角色上，家長成為老師，補習老師成為督導，而老師由於只在網上見面，角色變得模糊。

2. 關係緊張、疏離

疫情期間，家長需要在家工作，學童則在家網課，受環境限制，一家人集中在同一地方，時間一旦過長，便會容易激動、憤怒，關係緊張。此外，由於不能上學，學童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便會建基在電話或社交平台之上，他們會害怕失去朋友，彼此關係亦會愈來愈疏離。

在心理學上，林博士提出以正向的角度去面對及解決困難，並建議以下的方法：

1. 家長要先行調節心態

林博士憶述個案稱，有一個孩子不願意外出，對外出產生恐懼，原因是怕會在外面感染疫症。後來經了解後，原來恐懼是由家長而來，因為家長不斷地向孩子灌輸疫情如何嚴重的消息。從這個例子可見，家長的心態直接影響子女的思想行為，他們應向子女以正面的角度解釋疫情已不太嚴重，令他們儘快重拾社交活動。

此外，林博士又引述一些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學生作為例子，這些學生由於需要更大的空間，要他們整天留在家中，確實不易，就像困獸鬥一樣。然而，她也鼓勵家長能從正面的角度去看，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學生社交能力較弱，他們可以避免回校與其他同學爭拗，學生便可以少一點孤獨感，少一份壓力。林博士引述個案稱，有一個學生原本在學校沒有朋友，更與同學鬧翻了，在復課後，由於大家都有成長，人際壓力緩和，最終他與同學相處比以往更融洽。

2. 教導子女正面解決困難

作為家長，應讓子女學懂正面解決困難。有些人會說，窮家庭，地方少，林博士提出這些家庭也可在疫情期間自製空間。她引述一個真實例子稱，有一個媽媽在政府圍封公園、遊樂場期間，她具創意地在大廈的後巷、門前等地方，拿起粉筆在地上畫圈、畫曲線，然後與女兒沿線行、沿線跑、沿線跳，製造一個富空間感的親子遊戲。她認為疫情期間也不必擠在家裡，只要懂得善用空間及資源，便能解決問題。

3. 換個角度去想問題

疫情下孩子要在家網課，林博士認為不一定是壞事，她稱，有些學生以往學業壓力太大，但在這次難得的機會，他們卻可以睡晚一點才起床上學，少一點被學校控制的時間。再者，一些住在偏遠地區的學童，他們可能每天需要花1.5小時返學，來回便是3小時的車程，在家網課，卻可以省回一些時間來休息或溫書，免卻舟車勞頓。若從這個角度去想，網課其實可以有很多好處，可以令學生生活輕鬆一點，家庭更健康、愉快，更珍惜一家可以相聚的時間。故此，換個角度去想問題十分重要，家長要懂得運用這段時間，與孩子相處。

4. 多讓子女參與制訂活動

在家也可以很精彩，可以讓孩子自主學習。在網課期間，她建議家長可與子女一起設定時間表，如每天上床、休息、外出的時間表，子女便要按時間表有規律地做。與子女一起編排時間表時，若雙方持不同意見，例如孩子想晚一點才睡，家長可以跟他們一起上網尋找合宜的睡眠時間及習慣，他們便可從討論、尋找資料中學習。這樣可以讓孩子自行尋找晚一點睡眠的壞處及後果。要讓子女參與其中，講道理，而取代處罰的方式。

她鼓勵家長要多主動與學校聯絡，而學校亦應舉辦講座，令家長能有充份的知識應付突如其來的轉變。

5. 家長的私人空間

最後，林博士也鼓勵家長要懂得照顧自己，才有能力照顧孩子，故此他們要常常製造更多私人、快樂的空間，給自己更多力量。家長要時刻記著，學業並非最重要，重要是身心靈的健康。人生還有很多時間，總有一天能學到應該要知道的事情，凡事抱著總有一天會完成的心態，不需要急著現在便要完成，那人生會更加快樂。

現在已經復課，很多家長可能會擔心網課的日子何時會再次出現，她說：「已經歷過的事情，何需再憂慮？」

疫情近三年，不少家長和孩子一起經歷難捱的日子。由恐慌地買口罩度日，到長時間的停課、在家工作和學習，昔日家長要搶購平板電腦和鏡頭，到今日可以嫻熟地使用各種即時開會的軟件工具，甚至已懂得用綠幕做背景，這些日子大家都經歷了許多。不少家長被疫情所迫變成了科技達人，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孩子在疫情下錯過了甚麼，失去了甚麼？

疫情開始時，家中小兒子剛剛在幼稚園讀了一個學期就停課，之後便一直上網課，學校原本最喜歡讓孩子自己製作一些簡單的小食，一起學習和遊戲，但因為停課便取消了這類活動。最後小兒子即使回復日常課堂，在三小時課堂裡，沒有外出、製作小食和茶點，這原本是意料中事，但學校還要求孩子不能喝水和進食，全程要戴口罩上課，這是一件叫人非常無奈的事。他的三年幼稚園生活，理應是人生最快樂的讀書生涯吧，但也在疫情下被斷送，作為家長也甚是無奈。

孩子上網課也要留堂

大兒子讀小學，疫情之下，雖說功課減少了，但仍然要追趕課程，學校要停課不停學，上網課也有測驗考試。記得疫情初期，學校也會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同學，容許他們在合理比例下回校上課，但實際上大部份時間均在網課，網課也難以處理他們的學習差異，最後大兒子的成績當然很一般。他同時因著不能追上進度，居然也有網課留堂的做法，不過即使留堂，孩子一樣可以不專心，眼睛望著電腦後面的電視機，其實能接收多少訊息，基本上是一個謎。

課餘生活也同樣深受影響，特別是疫情初期，政府連公園也關閉起來，孩子在家無事可做，很快就「培養出」打電玩和看手機的「習慣」，很多家長朋友也感慨本來努力為孩子建立的電腦和手機使用習慣，一個疫情就失守了，現在復課即使功課再多，他們也不能像以往般專心溫習。同樣因為沒有機會外出活動，就連很多增強體能的活動，也因著疫情被取消，孩子雖然沒有患傷風感冒，但卻變肥變慢，長此下去也不會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難道真的要終此生戴著口罩度日？還是要每年定時定候打預防針，才能生存？沒有人知道。

孩子外出回家務必立刻洗澡

疫情也讓孩子有很多心理陰影，例如大兒子現在但凡回家，務必立刻洗澡。有次他不知道原來晚上還有活動，就大叫不要再外出，因為他早就洗澡了，一天洗幾次澡覺得很麻煩，但又擔心外出回來若不洗澡就無法清除病菌，所以感到十分矛盾。他有時又會每天問我們確診數字是多少，希望疫情放緩便可以和朋友見面，但到了見面的日子，卻又因為害怕疫情，而不能像以往般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只能透過網上連繫，生活似乎很不開心。

幸好，小弟家住村屋，部份政策很少在家中實施，例如很多朋友經歷過的圍封、強檢，小弟就未試過，又因為開車接送家人上班上學，與家人一起的時候也不用戴口罩。但可以想像得到，在公眾地方，大家的壓力可以有多大，小孩未來成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以有多遠。我們也不難想像，到了一天可以除口罩相見時，大家可能還會害怕，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有病菌，但想深一層，只要你病過一次，也會知道，人總會病的，與其害怕，不如勇敢面對。

最後，小弟一家也曾中了新冠肺炎，幸好只須居家隔離，避過到「竹篙灣」一劫，但患病的經歷很真實，也有發燒咳嗽等病徵。孩子們雖然辛苦，也笑言好像有好幾年沒有病過了，但回頭再想想，如果可以選擇，我們會寧願這樣病，還是選擇努力去預防這個病？孩子們笑說，沒有甚麼比週末去公園玩；平日可以返學和同學一起，放假可以返課外活動，之後和朋友一起食沙嗲牛肉麵；週日又可以返教會上主日學，之後一起去意大利式餐廳食肉醬多利亞焗飯重要。

原來，孩子們的選擇很簡單，只是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

又原來，今時今日，開心快樂，卻很難。

資料庫

疫情下的家長心聲

疫情連綿，今日孩子即使恢復面授課堂，也要戴著口罩上課，有家長在社交媒體的群組中感慨的說：「阿仔已經返學兩個學期了，但從沒見過其他同學的樣子，讀幼稚園時這樣，現在讀小學也是這樣。」幼稚園生的家長，看著孩子幼稚園畢業，有的家長表示：「在班級畢業照中，所有小朋友都戴著口罩，誰也認不出對方。」也有家長慨嘆：「我覺得小朋友錯失了許多寶貴的學習經歷，他們需要學習群體生活，但因疫情卻要保持社交距離。」疫情下孩子或許都習慣了做快速抗原測試，有家長就形容女兒打開快速測試包，就像打開餅乾包裝袋一樣嫻熟。盼望疫情過去，回復昔日的生活，是不少家長的心願，有家長就分享到：「希望小朋友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不用擔驚受怕。」「很想小朋友能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開生日會，吃蛋榚、喝果汁，一起開心笑。」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近一年，許多學校因學生打疫苖的數字未達政府要求，仍未能回復全日面授課堂。這種情況，對學童成長及學習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曾任小學校長、有16年管理學校經驗的鍾頴欣校長，憑著她的觀察、與老師、家長教師會一起制定的方向及設計的活動，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同學未能與同齡書友相處

鍾校長認為學生在疫情下，失去了很多學習機會。對於幼稚園、小學生來說，用Zoom這類軟件在網上進行學習，如沒有家長的協助，可以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多。她坦言，部份學生隔了兩年，從幼稚園升到小學上課，好像完全沒有學習過，很多東西都未學懂。她指出有些學校可能會為學生學習知識而著急，在面授時單單著重教學。但她認為除了學校課程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成長中與同學一起才能獲得的經驗。「學生不能一起在操場聚集、不能一起排隊、不能一起坐旅遊巴外出參觀，就會失去一些一起經歷整體氣氛的體驗，這實在十分可惜。」她認為學生與同齡的同學相處，一起成長十分重要。疫情中，學生在家最多還是和兄弟姊妹相處，現在學生回校，不少學生的社交能力都差了，因為在家被關注及被照顧得太多，可能被寵壞了，回到學校，他們缺少了一些有商有量、接納、分享及互相合作等能力。

除了社交，鍾校長還指出學生的脾氣、耐性也差了不少，她認為可能是家長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或要在家工作，他們居住的空間不多，但要與孩子們在家日對夜對。家長由於面對不少壓力，其情緒有機會影響到孩子。當孩子回到學校，也同樣地會帶著一些情緒及缺乏耐性等習慣回來，這狀況明顯也是受家長影響的。

雖然疫情使學生的學業、成長、情緒等，都出了一些狀況，但鍾校長說有方法可以改善。每間學校的取捨可能有所不同，她就認為學校除了教學外，亦需要每日騰出時間舉辦活動，訂立目標、主題，讓學生可以一起參與，讓他們可以學習與同學相處。

鍾校長又指在疫情下，老師有多點空間做網上教材，學生可以看短片，看一些需要跟著步驟逐步逐步做的課程內容，這令學生在家仍可以學習，效果可能比面授更好，因為未能看一次就學會的學生，可以重複觀看片段，慢慢學習。

關心家長同樣重要

另外，鍾校長也覺得關心家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老師會抽時間每星期致電給家長，除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其實也可以透過傾談，了解家長的情緒和現況。收集好家長普遍的狀況後，學校社工會為家長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講座，如教導如何疏導情緒的講座等。」

而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舉辦親子KOL短片拍攝比賽，讓家長與孩子一起拍短片記錄一起做的一件事，如一起烹調食物或唱一首歌等，讓家長與孩子在家可以有機會共同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建立美好的回憶。

問及家長們會否對講座不感興趣，鍾校長認為可以先試試以學童需要作為講座的主題，讓家長親臨參與，然後再加入一些針對家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教養子女、相處技巧或與上網有關的資訊，這樣便能吸引家長參與講座。

最後，鍾校長鼓勵家長們，在疫情中就算有很多時間在家，家庭成員也不要各自對著電視、平板電腦，反而可以在家進行親子活動，如一家人一起玩board game（桌上遊戲）或烹調食物等。但她更建議大家多點一起外出抖抖氣，爭取多點活動空間。

新學期伊始，莘莘學子每天趕返學的情況又再出現，在天真無邪的臉孔背後，卻暗藏了學童自殺的危機。根據數據顯示，學童自殺通常發生在每年的9月，以2021年為例，去年開學不足兩個月，便已有七宗學童自殺個案。[1] 今年，學童將在一個不一樣的9月開課，學童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

若以往每逢開學必定是學童自殺的高峯期，今年的情況不見得樂觀，學校、家長必須多加關注。首先，學童在感染數字不斷上升的時候開學，還要糾纏在打針與否。坊間又收到消息，政府將限制仍未打齊針的學童到公眾場所，外出必須有疫苗通行證等。消息一吹，父母又多一份憂心，無形中會把壓力落在子女身上，導致他們未能專注學業及被四方八面的負面消息籠罩。

其次，疫情嚴重，雖然人人有學返，不需要如以往在家網課，然而在學校上課就必定理想嗎？回到學校裡，學生必須在上課前過五關斬六將，到校後一輪的快測檢驗、體溫驗證，然後才可以上課室。經過一輪混戰，每個學生的活動範圍就只限於佔地大概一米乘一米的空間，以往小息時可以到操場與同學一起的交流、活動，都隨著疫情的嚴重而相對減少，甚至消失。學童整天大部份時間只能坐在課室的木板座椅及對著三面膠片上課，一直到放學，他們逐漸失去社交能力。小小的空間成為學童每天長時間逗留的地方，對學童的身心靈將造成永不磨滅的影響，不禁一問，在學校上課真的健康嗎？

學習是重要的，但孩子的眼界、視野、溝通技巧、情緒處理等也不可忽視，每天在井底之下、狹窄的環境下學習，就只能見到一小片天空。我們不要再讓疫情影響學生的心理質素。疫情折騰學生，我們無法改變；但人為的措施額外地加在這班學童身上，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實在應該給這班學童一個愉快的童年，讓他們開開心心地上學，並不需要這麼快走進成人的複雜世界。

觀乎芬蘭在抗疫期間的政策，儘管在疫情嚴重的日子，學校的感染人數卻十分低。他們在校內增加了檢測，但卻沒有限制學童在學校的活動及社交，由於檢測增加，在入校前學校已發現沒有病徵的案例，於是進一步減少在校內感染。[2]芬蘭政府的理念是要優先考慮學童的幸福感，認為學童在校內學習是否幸福才是最重要，而非單看學業及嚴謹的隔離措施，而且當地政府亦沒有要求學童一定要打針才可以進入學校或其他社區設施。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防疫措施必須要考慮為學童提供最佳的學習和環境需要，同時又可降低傳播的風險，[3] 例如可以分組上課、把全日制學童分成上、下午班上課以減少上課人數、彈性上、下課時間、在戶外上課，這些都可以有效減低感染的風險。

反觀在香港，有些學生自小一開始，便與素未謀面的同學一起上課，兩年多的校園生活如此過去，可悲的是他們可能從未見過同學的臉孔，每天只能眼對眼的相見，卻隱藏了一張張正在流露內心世界的臉孔，人與人之間欠缺了真實的交流，長時間的遮掩，這種蒙面教育令積極的情緒難以看透，但消極的情緒卻不斷的擴展。他們甚至會害怕有一天要除下口罩見人，不敢去面對別人，對日後的社交發展影響深遠。[4]

上帝做人十分奇妙，每個人都有一副獨特的臉孔，我們可以從人的臉上看到七情六慾。詩篇八十篇16節：「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箴言二十一章29節：「惡人臉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傳道書八章1節：「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從《聖經》可見，上帝創造我們獨特的臉孔就是要與人交流，讓人看見我們的怒容、羞恥、發光、暴氣。學童長期失去與同輩間臉與臉之間的溝通，也成了壓力的來源，願上帝的臉光照耀每一位學童，讓他們感受到幸福、快樂。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繼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後，我們正開始面對另一方面的大流行──全球通脹大流行。^[1]

從2021年5月到2022年5月，全美所有城市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8.6%，是自1981年年底以來12個月內最大的增長幅度。^[2] 住房，汽油和食品價格飆升都是國內通脹因素之一，高企的通脹率不單只一般的家庭主婦感覺得到，連消費時不用看價錢牌的中產人士和不知米貴的大學生，每週在超市購買糧油雜貨時都感覺得到，超市貨品價格每週不同，由一個仙或一毫一毫的加上去。餐館的餐牌亦由原先的精美彩色印刷改為黑白列印，以便隨時加價。在政府「頭痕」之際，已經忘記抗疫的小市民卻開始各施各法抗通脹。

要應付通脹不外乎開源節流，這也紛紛成了我們和身邊朋友的熱門話題，大家交流時滔滔不絕，網上熱搜一番，不難找到很多很多how to beat inflation的建議，有的建議適合基層普羅大眾，有的卻是適合有少許餘錢的中產人士，有的建議除「攪笑」外亦較極端和含道德爭議。^[3]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奈地認為「可以做的不多」，但也先談談節流方面。大家會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購買非必需品，盡量不作無必要的消費，並且會自備午飯、自己焗麵包和沖咖啡，以減少外出用餐。此外，有朋友會減少開車，無必要就不往外跑。以前油價低的時候，即使沒有特定要買的東西，我們都會隨便開車出去逛商場行超市。有朋友甚至為了買一包特別優質的河粉而專程開車20分鐘，付幾蚊toll fee(天橋隧道過路費)去唐人街。現在，大家都盡量car pool(夾埋一齊開一架車)上班、買菜買日用品、累積購物清單一次外出買齊所需用品等等。購買非名牌的(generic/store brand)糧油日用品或藥品，據說可以比購買名牌產品慳20-25%。^[4] 由於我們住得比較偏遠，每次出車前都會先策劃行程，盡量減少出車次數以便節省油錢和過路費。當然，住得遠的人出車是會有掙扎的，比如要堅持參加現場教會聚會的話，每次近20元的過路費和油錢就省不了，足以夠買一磅半Ribeye（肋眼）牛扒了。

有些朋友就改為在家工作，這樣可以減少用汽油、付過路費和downtown泊車費。可是，不是所有公司和行業都適合讓員工在家工作。雖然在家工作會增加電費和水費的開支(這裡是用食水沖廁的)，電腦八小時長期開著同時也會增加冷氣的負荷(會令因供電不足而停電的情況惡化)，但這些額外開支都應該會比出外上班的開支低。有些夠條件的朋友就轉工換取更好的待遇來抗通脹。

有些朋友會搜集各款的優惠券或減價資訊，互相交流(例如以10%信用卡積分折扣優惠換購公司購物禮券，90元積分作100元用，慳了10元)。有些朋友會選油價最低而又有積分的油站入油(如Costco)；若途中迫不得已要入油，就先入少少，待回到心儀油站時才把油缸入滿。看來很好笑，但慳得幾多就幾多已成為抗通脹的金句。有做老闆的朋友，怕公司車被偷油而弄壞車子，故此要求員工把公司車開回家，泊在自己的driveway（私人車道）上總比泊在公司安全。

有人會提早變賣房子改為申請入住長者屋，因為租金較便宜(按入息/退休金的收入比例付租，每月由200到1000多元不等)；也不用付地稅。此外，有更多人會由生活指數較高的州份搬遷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比如由加州搬遷來到德州，甚或墨西哥。我們有做房屋經紀的朋友說，很多外州的客人未搬來德州，已預先入貨，買兩三間丟空卻不住。

作為全美人口第一多的州份——加州，於2020年有史以來首次出現年度人口減少，達182,000多人 。而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共達610萬；但卻只有490萬人口遷入加州。^[5] 單是2021年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口更達至36萬；這種情況被形容為「出加州記」(California Exodus)。^[6] 當然，他們的遷移會對本來低生活指數的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等造成額外的通脹壓力。

在開源方面，喜歡耕種的朋友會在後園大量種植蔬菜瓜果(收成會受近月大旱所影響)、喜歡釣魚的朋友會出海碰運氣看看有多少魚獲(據說平均魚獲可夠一星期食幾餐，但在12月至2月期間，就因天氣寒冷不能垂釣)，實行自給自足。有些朋友會在後園養雞、養蜜蜂等等在增加優質的糧食源之餘也順便抗通脹。有些朋友則準備開拓網上生意售價華人傳統小吃(蘿蔔糕、年糕、粽子、雲吞)、售賣軟件程式和濾水器等等。另外，有些朋友則在工餘時間當兼職(Lyft司機，Uber Eats送外賣、freelance翻譯員等等)。

對財經有心得的朋友就會改變投資策略，考慮購買政府為抗通脹而設的I bond(Inflation Bonds之類，利息有9.62%，尚可抵銷目前8.6%的通脹率)；^[7] 或轉變其個人退休安排模式(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由Traditional IRA改為Roth IRA以減低課稅金額；或把投資從週年回報改為以月計的回報模式；或把餘錢做更進取的投資；或投資買金買房屋；或買比特幣(bitcoin)等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總之，無論是開源節流，還是調整調配現有的資源，人人都發揮自己的創意來抗通脹。不知這次全球大流行會維持多久？人們的抗通脹力能撐多久？還有沒有其他良方可以與通脹共存？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過百萬港人確診，九千多人離世，不少市民都活在徬徨無助的處境之中，除了害怕自己和家人感染外，也擔心家中的物資是否充足，內心記掛著親人，卻不敢前往探望。假如出現病徵，又不知應否到急診室求診；若不幸確診，又害怕要送往竹篙灣等隔離設施，居家隔離又擔心傳染給家人。全港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彼此都活在困局中，每日的生活猶如跌入一次又一次的大型壓力測試裡。明光社在2022年3月2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誰能救我脫離這煩死的疫境呢？」網上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與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

當市民面對生活上各種轉變和衝擊，往往會出現焦慮、徬徨、憤怒、煩躁等情緒，廖醫生稱這是我們未能適應壓力的反應，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適當的運動和家人朋友的支援，在困境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不良情緒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不同的損害，廖醫生指出除了失眠、抑鬱等心理疾病外，長期壓力亦會影響身體不同系統機能的運作，降低我們的抵抗力，令我們較易受到感染，也會提高罹患哮喘和癌症的風險。廖醫生更指出信徒會出現靈性的健康問題，難以親近神和難以感受自己被愛。

他建議大家要避免過度重複收看某些資訊及新聞，尤其是來自社交平台、一些未經證實卻會帶來恐慌或負面情緒的訊息，如果我們遇到疑問可尋求家庭醫生或身邊醫護朋友的意見，避免讓氾濫的資訊削弱我們理性判斷的能力。

市民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終日留在家中，也增加了與家人衝突的機會。廖醫生建議我們在困境時更要心平氣和地與家人溝通，如果無法改變對方，也應該以包容的角度來處理，可減少使用命令式的說話，如「不要做……」，可改為用「我建議你……」、「不如你試下……」，這會令對方感到被尊重。

最後，廖醫生提醒我們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簡單如做掌上壓、仰臥起坐（sit-up）等運動，對穩定我們的情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他亦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不妨培養新的興趣，學習新的技能，也要保持社交生活，維持節制及有規律的飲食和睡眠習慣，並且要遠離不良習慣。

現在疫情看來漸漸緩和下來，但市民生活上仍要面對各種壓力，廖醫生的建議實在很值得參考，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講座。

收看講座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傳道書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過去兩年多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卻真是件新事，以旅遊和吃喝玩樂為核心價值的港人，忽然間不能旅行、不能晚宴，有錢也沒地方去揮霍。當然，有很多香港人更不幸，失去了工作，甚至因社會和家庭的困境而出現精神問題。這兩年算是香港（和世界）史上的新事吧？

悲喜交集的生命旋律

不過，傳道書並非說日光之下沒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物。從另一角度看：「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傳三4）生命的旋律原是有喜有悲，如果香港能夠長年累月都是太平盛世（跳舞有時），傳道者反而覺得那就真的是新事了。每一代人都有那一代人哀慟的原因，對那一代人可能是刻骨銘心的經驗，但從歷史的長河看來，卻不過是舊事的新版本。

談到香港前途的危機，大概「六七暴動」才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也許從主觀的角度看，這種比較是意義不大的，今天活著的香港人，絕大部份對1967年的事情都沒有甚麼記憶，或是根本不關心那段歷史。同樣地，也許50年後的香港人也不會理會2020年新冠肺炎的故事。也許這種失憶的習慣，正是叫人們面對逆變而驚惶失措的原因。

學會哀慟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從歷史的長河去看今天的世界，從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日光之下的生活，從而得到智慧和靈力去面對改變。傳道書鼓勵我們要學會哀慟：「往喪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傳七2《和修版》）傳道者不是反對宴樂，其實他在書中鼓勵人珍惜今天能吃喝玩樂的機會。傳道者關心的是我們因宴樂而失去了對世事的警醒，以為宴樂的日子是理所當然，以致當苦難來到時，我們既驚恐又苦澀，怨天尤人。

傳道書鼓勵我們要有哀慟的情懷，也是說我們要經常留意世間的疾苦，特別是在人生暢順的日子。人有一個傾向，就是不想聽不想碰不幸的人和事，甚至連哀怨的電影也不會看，只聽勵志的講道；傳道者認為這種傾向會妨礙靈命成長，因為健康的靈命要建基在對人生現實的坦誠。死亡是現實，政治變動和病菌也是現實，新冠肺炎再次提醒我們：我們不過是人！

哀慟始於看見歷史長河中的苦難和不公義，但不停在冷眼旁觀或憤世嫉俗，卻願意進入到世人的苦難，致力尋問減少苦難之道。傳道者所說的虛空，卻不是否定世界的意義，而是指世事沒有定律（除了變化無定的定律），所以人無法掌握，因此我們就要學習在無常之中創造美善，在道德秩序常常失控之時作智慧人。哀慟的目的不是叫我們整天愁眉苦面，而是讓我們能留意到在逆境和順境中的祝福，能有一份更堅穩的滿足。

在無常中體察上主的保守

「難道一個人有吃有喝，且在勞碌中享福，不是福氣嗎？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上帝喜愛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傳二24-26《和修版》）傳道者沒有否定世界的美善，他鼓勵信徒要在常變的世界中珍惜今天。傳道者曾累積巨大財寶，極盡吃喝玩樂（傳二4-11），他發覺這些都不足以保證生命能有滿足，反而當他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他學會一頓清茶淡飯也能帶來滿足，有機會去勞碌工作供養家庭，也是出於上主的保守。

換到今天香港的場景，眾多行業的人（如飲食、旅遊、體育、娛樂場所）都經歷失業或收入大減時，假如我們能保持一份穩定收入，已經能給我們一份滿足；這不是出於幸災樂禍的態度，而是感受到我們原與那些失業的人沒有分別，我們有幸在一些可以繼續運作的行業，心內自然有一份感恩，也自然地思考有沒有可能幫助比我們不幸的人。

保羅在腓立比書有類似的教導：「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腓四4-5《和修版》）這份喜樂是源於「靠主」，當我們面對別人的不幸，可能會擔憂下一個會否是自己，因而無法感恩。但假如我們內心體會到今天的平安不是出於幸運，而是出於上主的看顧，那麼我們就有空間去幫助別人，或成為別人的同行者。

常存盼望

保羅在羅馬書中敘述了一個比傳道書更高的意境：「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3-5《和修版》）保羅能夠在患難中歡喜，不是因為聖靈給予力量化解了一切困難，而是聖靈給予力量能站穩在苦難之中。這份忍耐不是咬緊牙關的強忍，而是靠著上主以平安的心維持每天的生活。當我們能經歷上主這份扶助，靈裡的歷練更豐富，靈命就更成熟（或稱老練）。這份成熟的靈力叫我們在任何環境中都以盼望回應，這盼望不是被動的等待困難消失，而是因為確信在主內所作的愛心行動都不會是徒然的，邪惡的事情終會被良善克服，所以在困境中更加積極地去關懷四周的人。當我們能以這種盼望去面對困境時，會發覺上主的愛一直是我們力量的源頭；有了這取之不竭的生命力源頭，我們在任何處境中也可找到生存的方向，過著有意義的每一天。

假如我們以廣闊一點的胸懷看大流行，學習珍惜上主賜給我們的大小祝福，以盼望回報每天的擔子，我們會發現疫情不是一個夢魘，而是一個屬靈操練的功課，也許這功課是吃力的，卻可以是體會上主的同行的良機。願主保守我們都順利通過這功課！

疫情之下，政府對宗教場所的限制愈來愈嚴苛，甚至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只有受薪同工才能進入，教會在這段期間可以有甚麼機遇，即使四面受疫，仍不被困住？明光社於2022年2月22日，舉辦了一次網上講座，當晚的分享嘉賓包括了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及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他們分享到教會在疫情下的機遇，以及面對的困難。

參加人數，不跌反升

教會的活動包括崇拜、團契、主日學等在疫情下都已經轉為在網上舉行。陳淑娟牧師表示教會的活動不減反增，而這對教會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就她教會來說，以前參加祈禱會的人數不多，但在網上舉行時，反而由一堂祈禱會增加至三堂祈禱會。至於團契，以前男士組的組員為了生計難以開組，網上開組可以把時間挪移到較晚的時間，男士組反而有所復興。甘晨智牧師也表示在網上團契有其好處，例如職青沒有趕回家的心理包袱，能盡情投入，更不必說基教部課程，實行現場及網上雙軌制之後，參加人數也見增多。

當然，為了配合網上的活動，事前功夫不可少。陳牧師提到他們早前為了確保長者及基層人士不會被忽略，已派了網卡及平板電腦給他們。長者到時到候只要按一個鍵，亦可以「上到」教會。甘牧師相信基本上教會的長者已學會上網，也不會錯過每條WhatsApp上的訊息。不過，總有長者或信徒不喜歡或不習慣網上崇拜或團契，陳牧師回應指，只有鼓勵組長多花功夫，透過電話關顧有需要的肢體，而甘牧師則表示在許可的情況之下，鼓勵信徒領袖與弟兄姊妹面對面溝通。

心態與形式

雖然信徒普遍喜歡參加現場崇拜，但當一切都必須在網上進行時，迫使信徒多些反思自己的崇拜心態，對信徒自己及教會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歐偉民博士指出崇拜非常重要，在於那一刻信徒心態上需要投入及專注於同神一起。信徒在這一方面需要更多思考及更新，不應單單想著甚麼時候才能與弟兄姊妹一起，矮化了崇拜的意義。若基於堂會的限制，信徒若發現堂會崇拜的直播或錄播形式不適合自己，信徒可否自己在家中做崇拜？歐博士認為是可以的，他又指沒有一個崇拜的形式是最好的，如何將心獻給神，把榮耀及頌讚歸給神，懷有這種心態更加重要。陳牧師相信不可停止聚會並不局限於教會的現場崇拜，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她教導信徒，自己安坐家中時，要專心崇拜，不要一邊崇拜，一邊刷牙或吃早餐。除了崇拜心態上的反思，甘牧師也提到疫情下弟兄姊妹建立了新的崇拜習慣，其實有助堂會的發展，相對於信徒以前有較高的要求，現在他們可以較為接納崇拜中有彈性的安排，接受教會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把之前的敬拜錄影，在新一堂的崇拜中播放，而信徒亦能接受用視像的形式講道，這樣，當教會要開設一堂新的崇拜時，資源計算就相對來得簡單。

信徒不單可以在疫情中更新崇拜的心態，也有機會被復興。歐偉民博士指以前信徒大多只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更新改變生活模式，把信仰和生活結合。歐博士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不多信徒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教會不一定要參與政治，卻可以貼地關心民生的需要，年青人在這兩年也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正面的影響是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彼此合作，互補不足

疫情之下，面對諸多限制，教會若想繼續服侍信徒或街坊，打破門戶之見，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歐博士建議好人好事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多一些，愛鄰舍便是愛身邊的人，遇到鄰舍有需要，作出回應，即使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一點點感動也能成為動力，鼓勵他人保持一團火去繼續服侍神。他指出機構與教會合作是一個見證，例如可以合作提供暫託服務，由於街坊在區內很難找到有關服務，而堂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是閒置的，便可以騰出空間給小朋友。陳牧師希望大家能有one church的概念，不論是機構與教會的合作，還是堂會與堂會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很重要的。她認為教會網絡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網絡中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及強項，彼此結連，會有更大的動員力，一起服侍更多街坊。另外，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非常好。她又表示超級大型的教會相對來說有人、有錢、有物資及有地方，小型教會面對的困難是，有一兩個同工染疫，已經無法舉行崇拜，而甘牧師則提出，大型堂會可否幫助小型堂會舉行崇拜，甚至可以幫忙錄影等工作等。

疫情下教會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套用歐博士的說法：「堂會仍然需要關閉，但不代表可以關上人的生命見證。現在不做，等疫情過後再做便沒有意思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教會要在場。其實在場的又豈只有教會，不是還有愛教會的神嗎？只要教會「疫風」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的教會，她們服侍的身影，以及復興的景象。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1. 疫情焦慮的成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簡報，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一般來說，對疫情有過度焦慮的人士本身可能對其他事情也有過度焦慮。而焦慮症的成因可以分為生理和環境兩方面：

生理成因

• 遺傳學研究顯示焦慮症和家族遺傳有關
• 某些化學物質在大腦中不平衡
• 身體疾病引致，例如甲狀腺分泌問題可引發焦慮徵狀
• 服用某些藥物的副作用是出現焦慮徵狀
• 濫用咖啡因飲品、酒精、藥物或毒品

環境成因

成長因素、生活和工作壓力、重大人生或社會變化，及以下因素也可形成焦慮：

• 童年時在潛移默化中模仿了父母或家人的焦慮思考模式或行為
• 曾經歷創傷事件，例如受到侵犯、經歷重病或交通意外等
• 思想模式較負面和處理問題技巧較弱的人較易有焦慮
• 兒童和青少年焦慮症的成因包括完美主義傾向、害怕犯錯、對學業或朋輩關係有過高期望等。家長的態度和反應，如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可使問題惡化；而無意間給予過多的安撫與注意也會加重孩子的焦慮或拘謹行為

另外，筆者亦曾從不同渠道聽到一些對疫情或抗疫感到焦慮的想法和感受：

未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有些人有「疫苗猶豫」——打針擔心副作用，不打又怕染疫
• 害怕自己或家人染病而有死亡風險，特別是擔心家中的長者或小孩
• 有些人會感到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及親人
• 盡量留在家中及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怕被感染
• 不能或不會去探望非同住的長者，特別是住在院舍的
• 擔心染病後可能會入住隔離設施，要與親人及照顧自己的人分開，且擔心要與高危人士一起，特別是老弱病患，在這些時刻會感到無助、苦悶、孤單及抑鬱
• 不少商舖因疫情要停業，生意大受影響；打工的則擔心失去工作
• 不少人感到在家工作雖然減省了上下班時間，但在家工作好像不太能專心，而上司亦可能會隨時找自己問及工作方面的事情
• 因子女長期在家上網課，又不能外出，學習進度可能不理想，怕他們失去讀書的動力，在家亦容易過度上網及失去睡眠作息的規律
• 因家長在家工作，兒女在家上課，管理兒女做功課及溫書的壓力好像從學校轉嫁到家長身上，兒女整天困在家感到很不舒服，全家人相處磨擦增多，好像活在一個「壓力煲」裡，隨時會爆
• 有些人對全世界疫情何時完結會較悲觀，不知何時可以回國或到外地去探親及旅遊等

受感染者的焦慮想法

• 擔心自己確診後情況嚴重，得不到適當治療而死去。假如感染者是丈夫，也是家中經濟支柱，會擔心家人日後的生活。如感染者是妻子，則擔心丈夫和兒女在自己死後沒有人照顧。有些人則感到人生實在有太多事情還未完成，要帶著遺憾離開
• 自己或家人確診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但在患病時或治療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痛苦，之後也擔心會有「長新冠」後遺症
• 自己確診並感染了家人、同事或朋友，當中有些因此死去、病重或有後遺症，感到非常歉疚，連累了別人
• 長者確診會擔心連累家人或院舍，擔心死後遺體亦不能得到恰當的處理，而家人亦擔心不能為逝去的長者安排一個較為合宜的葬禮

2. 焦慮的徵狀

有些人在上述不同處境中感到無出路，因而形成一些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方面的焦慮徵狀。

身體方面

• 口乾、吞嚥困難
• 呼吸困難
• 心跳加快、氣喘
• 冒汗、顫抖
• 頭暈、頭痛、周身骨痛、麻痺
• 胸口疼痛或不適
• 腹痛、胃痛、腸胃不適、肚瀉
• 尿頻
• 失眠

思想方面

• 大驚小怪
• 無法停止或控制憂慮，特別是擔心染疫，但又不願意做檢測
• 經常想著工作、學校或疫情的事，不能停下來
• 過份憂慮不同的事情
• 精神難集中
• 記憶衰弱
• 因擔心而怕作決定
• 怕黑、怕死、怕鬼怪（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

行為方面

• 心緒不寧以至坐立不安
• 對噪音或光線特別敏感
• 精神緊張、難以鬆弛
• 不想上班、上學
• 不敢獨自在家或外出
•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不敢乘搭人多的交通工具
• 增加咖啡、茶、酒精、和藥物等的使用
• 因過度消毒而令雙手破損、甚或潰爛，與清潔標準不同的家人產生磨擦

情緒方面

• 擔心、憂慮
• 害怕、恐懼
• 容易心煩或易怒，甚至有暴力傾向
• 感覺物件不真實，又或自我不真實地存在

3. 處理疫情／抗疫焦慮的方法

要保持身心社靈的健康，包括：

• 恰當地接收疫情資訊，不應整天只集中在這類新聞上
• 保持良好生活習慣，要與人保持良好關係
• 心境上要保持審慎樂觀，雖然會有新常態的出現，但相信生活會回復正軌
• 有宗教信仰人士，或許有些時候不能有現場聚會，但不要停止經歷及實踐信仰

假如出現了焦慮的情況，要找出產生焦慮的根源問題，從而尋找方法去解決。假如自己不懂得怎樣尋找出來，可考慮找身邊認識自己的人幫助，有需要也可尋求專業輔導的幫助。

另外，一些不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活動，可幫助我們減低焦慮徵狀，常見的有：找人傾訴、做運動、聽音樂、看電影、合宜地吃東西及購物等等。而以下的鬆弛練習及活在當下的練習尤其重要。

鬆弛練習

當我們經歷壓力事件時，身體會釋放出引發戰鬥（fight）、逃跑（flight）或凍結（freeze）反應的化學物質。受控的呼吸有助於大腦和身體發出安全信號，並終止戰鬥、逃跑或凍結反應。以下有幾種方法可以令我們身心感到鬆弛：

• 腹腔式呼吸練習
•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特別適合因焦慮形成的身體繃緊或疼痛）
• 意象鬆弛法
• 靜觀練習

這些練習的示範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活在當下的練習

在疫情中，以下的活動可幫助我們專注於此時此刻，細味品嘗生活的美好經驗，保持放鬆及專注：

• 走到郊外或公園，以五官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 慢慢享用一頓飯，好好享受食物的細緻樂趣
• 與家人或朋友有交心的傾談
• 以專注的態度做家務，享受過程的樂趣
• 與孩子一起玩耍，全情投入，一同快樂
• 坐下靜思，不為甚麼
• 聽或看一些特別的專題講座或上課，學習不同知識，與社會保持聯繫
• 可聽或唱一些喜歡的音樂或歌曲

4. 尋求協助

在日常生活因壓力引起一些輕微的焦慮，是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反應，可令人提高警覺，增強動力，甚至可以改善表現，有助解決困難。但如果焦慮好像無故發生、與現實不符、持久不退和情況加劇，甚至影響了社交、工作及日常生活作息等，則可視為病態焦慮，或稱為焦慮症，徵狀可出現在上文提及的身體、思想、行為及情緒等四方面。

雖然焦慮一般不會引致自殺念頭，但假若一個人焦慮去到極點而持續沒有出路，會產生絕望感，便有可能會出現抑鬱情緒，這可導致輕生念頭，在這情況我們必須要多加注意，有需要時則要尋求專業協助。

5. 給疫情／抗疫焦慮者的一些提示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大部份人抗疫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當中有人可能會出現一些「抗疫疲勞」的情況，如能實行以上保持身心社靈健康的活動會較好，可鼓勵別人進行，但切勿勉強。另外，亦可向別人提供一些正確資訊，以減低他們不必要的擔憂，但要小心避免爭拗。

假如情況不是很嚴重，可鼓勵他們：

• 學習把生活的重點放在與疫情無關的事情上
• 學習管理時間及分配工作，減低因工作堆積帶來的壓力和緊張
• 看笑話和笑片，學習以輕鬆幽默的心態面對事情
• 提醒他們「感恩」的重要，學習將思想放在正面的事情上

另外，亦應鼓勵他們：

• 避免長時間想著擔憂的事情，要叫停
• 避免為控制範圍以外的事情負責
• 避免讓一個擔憂的親友介入自己的事情，因為這會令情況變得更差
• 避免使用過多咖啡因飲品、酒精或濫用藥物

但假如他們出現上文提及的嚴重情況，則需要尋求專業協助，一般會考慮專業心理治療及看醫生服藥，以改善情況及避免悲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