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慈善與福音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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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林天然 | 明光社前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7/2021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些學生的成績、健康因此受損,重則有的因沉迷而無法自拔,甚至輕生的事件。[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明光社

疫情持續,不過也有教會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在較早前參加了由基督少年軍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未信的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並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效緩解了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2]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早前教關就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3] 而當中邀請了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對青少年的發展事工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教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今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答案是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5]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五人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G Power還舉辦了「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有關活動的籌委會核心成員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6]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的成長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情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1] 楊婉婷、陳蕾蕾:〈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 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香港01》,2020年4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突發/460083/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2] 〈認識教關〉,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網站:http://www.hkcnp.org.hk/about_hkcnp/(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3] 〈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21年3月25日,網站: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yout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4] 〈G-Power係咩?〉,facebook,2018年3月19日,網站:https://fb.watch/6fZLLnbjG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網站:https://service.elchk.org.hk(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12日)。

[6] 黎祉穎:〈G-Power辦You Got Talent年輕人才藝比賽 盧智榮:希望發掘牧養年輕人的新可能〉,《時代論壇》,2021年4月26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5379&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家.添愛 賣旗活動後感

鄧玉瑩 | 明光社行政幹事
20/07/2021

猶記得去年,在社署2021至2022年度賣旗籌款的抽籤日上,本社得蒙主恩獲得最後一個配額。最後的配額代表最後才可以選賣旗日子,以經驗推算,通常剩下的都是「雞肋」,怎知因疫情影響,部份抽中賣旗的機構棄權,最後我們可在今年5月15日星期六於新界區賣旗,當日恰巧是國際家庭日,與本社服侍家庭的理念一致,更為賣旗日添上多一重意義。

明光社

今年已是第二年在疫情下舉行賣旗籌款,某程度上要準備的工作相應減少,在宣傳上不同以往般可以及早預備,因為一切都要靜觀疫情的變化。雖然知道就算當天若未能在街上賣旗,亦可透過網上作呼籲及籌款,不過,在想好宣傳口號及完成其他籌備工作後,內心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後來回想,才發現究竟失落了甚麼。

明光社

以往籌備工作在賣旗日前六個月便開展,因疫情緣故,需要延後至賣旗前兩個月才聯絡教會、學校,一方面要待局部復課及恢復聚會,另一方面亦要觀察疫情狀況才可以招募義工。對筆者來說,藉著宣傳賣旗籌款活動可以與不同的群體接觸、介紹事工,讓人認識我們的理念及關注議題,比起籌款本身更為重要,感到失落是因為少了與人連繫,少了讓人認識明光社的機會。

明光社

賣旗前約一個月,陸續收到各方的回應,表示願意在教會、學校為賣旗活動作呼籲;有家長踴躍報名要成為親子義工,亦有學生主動報名協助賣旗。原來持續的疫情讓學生更珍惜服務社群的機會,家長亦想參與難得的親子活動,教導孩子身體力行為社會出一分力。雖然離賣旗日愈來愈近,只能在剩餘的時間下聯絡不同群體,但心裡那份火熱卻再次燃起,讓我感到疫情並不可怕,人與人之間難以連繫反而更可怕。在機構事奉,實在很需要與人結連。感謝神,讓一班支持者與我們同行,賣旗活動不只讓我們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也讓我們感受到同行者的激勵。

最後,在賣旗當日竟有約200位義工,實在很感謝他們的參與和支持,雖然今年籌得的款項比以往少,未經核數師審核,大約籌得63萬元,與我們的目標99萬元仍有一段距離,但深信主必繼續供應及看顧,在此向神獻上感謝,亦感謝每一位捐款支持的朋友。

美國的種族問題是盤根錯節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8/06/2021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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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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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明光社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拆解恐懼情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近日不少人在談社會局勢,不時都有很多情緒化的反應,當中尤以恐懼為甚,驚被捉,怕被害,收到恐嚇短訊,人心惶惶。很多人念茲在茲的說不少人叫自己離開,不要留戀;又有些人擔心自己去到外國生活會被歧視和欺凌,不會很快樂,進退之間也充滿著擔憂和恐懼。究竟我們可怎樣自處?牧者可以怎樣與肢體同行?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表示,要了解恐懼,找到來源,辨別它和實際情況的分別,再好好計劃如何面對恐懼來襲,這樣自然能處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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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對一般人來說,是一種感覺,就是驚,不過在心理學中,驚至少分兩種:明確、不明確。張燕鈴表示,所謂明確,就是具體、清楚的,例如驚狗、畏高、怕失去自由,這些事物都是具體的。驚狗這恐懼亦很明確,恐懼的事物是人可以接觸到,驚狗的人甚至驚到一個地步,連可能有狗的地方都不敢去。張燕鈴說:「佢可能就會諗,去元朗可能好多狗喎,咁樣佢會對入元朗卻步,但如果諗到解決方法,例如行開或者用枝嘢對著牠,咁就無影響入元朗的決定,某程度上這恐懼又不是很明顯,唔會因為恐懼而改變決定。」

另一類是不明確的恐懼,例如在一種環境中,覺得無力、無助,因為覺得事件有很多不確定性, 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令結果存在很多變數。這類恐懼有兩個特點:一、往往會容易令人很單一地看事物,或者只選擇會令人驚的部份來看,從而令自己更驚;二、驚的人會找很多他認為相似的事例去強化自己的驚,令恐懼加深累積。

遇到這類情況,張燕認為有兩件事可做。第一件事:要分辨他驚的事是甚麼,以及了解它與個人自身經驗的距離。筆者在此舉個例子,如有人看見新聞報道,近日有曾在遊行示威中出現的人士不斷遭拘捕,於是他很擔心自己也會被捕,他驚的原因是自己也曾出現在現場,此時如果你能與他細心分析被捕人士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在程度方面有何分別,這種分別可以令人將恐懼拉開一個距離,甚至可以令他分辨到不同程度的參與和結果的分別,他的恐懼感就會自然減輕。

當然,即使他的恐懼其實與實際情況有很大落差,甚至可能與他相比,排在前面比他更驚的人應該更多,但他仍然會驚,因為恐懼有另一個特點是問題會不斷重複,當他繼續不斷看有關資訊時,會引發他的情緒。這時張燕認為可以做第二件事:作最壞的打算,在已有資源中好好計劃可以做的事,掌握自己生活的節奏。

她說:「香港社會氣氛或政治氣候咁差,呢樣嘢我可能改變唔到,但有啲嘢可以用我的資源做到,人對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控制感)大一點時,就唔係被動的回應環境,我會覺得我有得揀,亦唔需要咁驚,因為唔係打到埋嚟就要硬食,其實我有啲嘢可以做。」是故如面對不明確的恐懼,不妨想想最壞的情況是甚麼,再想想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甚麼。例如:若今日不移民,有沒有可能在能力範圍內多用三年時間賺錢去鋪路?

恐懼,說到底就是對未知的事感到擔憂,所以如果先行計劃,對最壞情況作準備,並在能力範圍內做可以做的事,這些正面的計劃和成功實行的經驗累積下來,可以減少恐懼,加強控制感,如此生活下去,會漸漸發現不同可行的出路,漸漸就可以離開恐懼的狀態。她說:「所以個計劃必須根據現有的資源去做,唔係坐喺度諗最理想的生活型態,而係做一個自我評估,將可能發揮的事做到最多,同埋要諗個後備方案。」

如果恐懼影響日常生活、重又重複的傾談也不能處理,或者極度逃避問題,可能就要向恐懼的人指出不如請輔導員向他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因為這種恐懼背後可能有更多的東西,例如成長的因素,或者其他深層次的情況需要去處理。張燕鈴表示,如果對方仍然驚,而沒有處理它,純粹是在逃避,她會向對方指出這個抗拒,例如說:「你由當初肯講到現在收起來不肯再講了,它壓倒你或者壓迫你的程度好似更加大,你不如諗吓係咪有需要見唔同的人,將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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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導師與恐懼者同行常犯小問題

這段日子可能有不少主內肢體也會擔心,又會有不同的恐懼情緒,牧者和導師可以怎樣與這些肢體同行?張燕鈴給了我們一些小貼士,避免出現以下的情況。

1. 否定對方的情緒:

很多人看到恐懼的朋友,聽他們的分享,都覺得他們反應過大,會嘗試平衡他們的想法,例如會說「唔使諗得咁嚴重」,「你諗得太誇張啦」,「唔好災難化啦」等等的話,但恐懼中的朋友,本身就活在這情緒中,這恐懼對他們來說是具體而實在的,以上說法只會令人覺得自己不被接納和了解,甚至會再進一步,真的覺得自己的恐懼是個大問題,一般人也處理不到,從而進一步放大恐懼。

2. 用例子說明他並不值得恐懼:

不少人在安慰恐懼的人時會說:「唔使驚,你睇阿邊個邊個都未驚,幾時到你呢?」但事實上一個人恐懼就是恐懼,當你企圖用另一個他不認同的經歷去說他時,實際上他會有一種被硬塞大道理和不被接納的感覺。所以我們只能用他所認同的例子去替他做分析,而不應將他不接納的東西硬塞給他,應該要先處理他的情緒,之後才用理性分析,次序不能倒轉。

3. 叫他停止出現某些情緒:

很多人會習慣叫人「唔好驚」、「唔好諗」,但事實上潛意識是無法處理一個存在但又要對方無視的訊息的,此舉只會不斷重提醒對方恐懼的存在,甚至會將恐懼情緒放大,因為每次想「唔好驚」的時候仍然在驚,反而強化了恐懼

移民壓力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移民不是一件小事,除了很多基本的移民資訊外,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和情緒需要處理。明光社在今年1月14日舉辦了「移民壓力錶:如何檢視及處理移民對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壓力?」網上講座,當晚講員精神科醫生廖廣申醫生提醒,移民家庭在移民前後均有不同壓力需要處理。剛移民英國的Eric則在當晚分享到,要善用社交網絡,當中有很多資源可以使用,令剛移民的朋友不用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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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醫生表示,很多人以為考慮移民只是處理一個問題,但實際上在壓力錶各項目內,移民包括了搬屋、轉學校轉工、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睡眠時間等等很多問題,所以各項的壓力指數加起來,其實總體壓力可以很高。部份人甚至在移民前、中及後期均有精神困擾,因為改變太大,可以有很多適應問題,有些人可能在未移民前,在本地生活已經出現問題,所以才考慮移民,他們在移民前後面對的問題會更多。

廖醫生表示,一般來說,移民的人會經歷文化震盪,他們會經歷幾個時期:分別為蜜月期、挫折期、適應期、接受期。剛到新地方有很多新事物要探索,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所以在蜜月期大部份時間是快樂的;但之後會經歷挫折期,例如會開始懷念在香港的一些衣食住行、生活習慣中的美好,但這些事物可能在新地方是沒有的,或者有所不同;之後就是去學習適應和接受。如果最終未能適應和接受,移民海外將成為很糟糕的體驗,部份人會覺得自己在坐「移民監」,最後可能很快回流,因為未能適應海外的生活。

在學習適應的時間,廖醫生建議盡量日常生活保持作息正常,特別是睡眠和運動要足,因為它們能促進人的精神健康同時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他認為即使在疫情之下,也必須保持良好的社交生活,例如可以透過即時通軟件與香港的朋友、家聯繫,有群體的支持可以過愉快一點,最後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生活苦悶,染上不良嗜好,例如吸煙,賭錢等等,因為這些活動會令人上癮,之後可能會影響自己整個生活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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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英國的Eric表示,自己和家人在一個多月前才來到英國,他跟太太都在適應當地生活,他指英國大約下午4、5時便天黑,加上時差、交通等情況,這些都是他們需要適應。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他,在當地找工作沒有遇上甚麼困難,而在融入當地社區方面,由於正值疫情期間,他們都沒有甚麼機會認識當地人。Eric又分享到,在英國租屋不易,因為除了涉及租金外,當地的審批亦較嚴謹。他指當時幸得在英國的朋友幫助,令事情順利辦妥。他又提到在社交媒體中有不同的群組,可以提供許多不同的資訊和支援,由於現在人與人難以面對面接觸,這些群組便能幫上忙。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收看講座」截至3月4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4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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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無助家長應對子女的學業壓力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9/01/2021

時下香港的小學生與爸媽真的不易做!當填鴨式教育遇上疫症,學校又要縮短課時又要趕進度,Zoom課、功課、背書、默書、測驗、考試……排山倒海地接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來。當厭倦學習又想玩耍的孩子,在疫情下要日日在家和焦躁不安的家長作困獸鬥時,會發生甚麼事?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於2020年7月至10月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一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22.9%受訪家長,和21.5%受訪教職員有至少一項中度至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情況讓人擔憂。[1]

家長的心聲

同為小學生家長的筆者,實在能理解家長的心聲。例如:孩子一定要追上學習進度,如果今日的基礎打不好,日後能繼續升班嗎?升班以後又怎麼辦?學校每日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要記、有許多習作要做,但孩子不懂,還要我來教,但怎樣教他也不明白!他是不是智商比較低?孩子那麼貪玩、不做功課又不聽話,每次都要拖延到很晚才做功課,惹人生氣!很擔心孩子追不上進度或欠交功課,老師如果要見家長,實在覺得很丟臉……自己已經很累很煩惱了,還要日日對著孩子和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學習任務……

對於許多為孩子學習而費心傷神的家長來說,他們可能已經與孩子墮入低效能學習的惡性循環裡面了。有些孩子對學習無任何動力、興趣可言,完全是被家長迫著去學習的;加上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了應付測驗、考試而學的東西,在考評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如果這樣下去,家長更嚴苛的督責孩子、孩子的拖延、厭惡學習的情緒、不佳的成績、雙方的精神壓力與關係的破裂等等,恐怕只會令情況更差。

對於上述的問題,如果家長們承認靠催逼孩子無濟於事的話,那麼,就讓我們從孩子的學習困難與家長應該怎樣做的層面來尋找出路吧。

困難一:學習時愛做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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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下稱:《不咆哮》)一書探討有關陪伴孩子讀書的難題和解決方法。[2] 作者是一位小學生的家長,她同時擁有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書講到,使孩子集中精神的是大腦的抑制功能,但這個功能要到13、14歲才能發展好。所以孩子很容易被身邊其他事物吸引,卻不容易一直對學習保持專注,這時候就需要家長的幫助。例如在學習期間,孩子可能一要去洗手間,一要飲水,一又要刨鉛筆……對此,家長可以事先請孩子完成各樣要做的雜事,然後回來專心學習,這有助孩子保持專注。

困難二:孩子需要即時回饋

《不咆哮》一書又講到,許多家長反映他們的孩子對學習提不起勁,但玩電子遊戲時卻非常起勁。這個原因在於電子遊戲可以即時給孩子回饋——他們對遊戲的每一個操控都會帶來即時的得分、扣分或獎勵等,而這樣的快速回饋符合孩子的本性,讓他們獲得即時的快感。而讀書學習卻往往不能給孩子即時回饋,相反,有時學了很多卻沒有回饋。當孩子面對一大堆功課,就如做數學題,有50題要做,孩子可能覺得沒趣味而不斷拖延,家長如果按孩子的能力,孩子拆為每10題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小目標,五組就有五個小目標,讓孩子集中精力去完成小目標,當完成10題後給孩子打個剔號。這樣,當孩子能高效地完成任務時,就會產生成就感、自信和幸福感。當然在完成每個小目標時可以給孩子適當的時間休息。如果我們能在孩子日常的學習、做功課時幫孩子建立這種分拆目標、集中、高效的學習習慣,就能幫助孩子從只享受玩電子遊戲的快速回饋,逐漸地適應到在學習時未必即時看到回饋的狀況。

咆哮解決不了問題

面對頑皮或懶散一點的孩子,家長容易失去耐性,對孩子咆哮、責難。《不咆哮》卻提到家長愈咆哮,孩子就愈學不好。原因是當家長咆哮時,孩子因害怕,其大腦中的杏仁核受到刺激後就會產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這時身體就會調動能量、血液去到四肢,而大腦就會出現血液不足,導致反應麻木,這當然無助於學習。此外,若孩子學習時經常到家長的咆哮,孩子的腦神經就會將學習和被打罵兩件事聯結一起而產生條件反射,以致日後再面對學習時,其過往的負面、痛苦的經驗就會重現,致使孩子會逃避、厭惡學習。對此,《不咆哮》的作者建議家長應該先理解孩子在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並思考如何幫孩子改善學習,而不是指責孩子。

孩子的學習可謂一個大而複雜的課題,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學習問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家庭教育模式、孩子生理或心理的學習障礙、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學習環境、人際關係等。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幫助孩子由考試0分變成100分,但只要我們以愛、以理解之心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每天進步1%,同時在當前的困難好好疼愛自己,每天多學一些育兒知識,相信我們與孩子總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伴讀小貼士

疫情下,家長承受的壓力可不少,他們既要適應生活的轉變,又要照顧孩子,也可能憂慮生計問題。有心理學家就建議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緒,如果察覺自己有些情緒,可作10分鐘的休息,或者轉教別的功課。此外,由於家長不是專業的老師,他又建議家長可以試著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方法。[3]


 

[1] 〈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 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頭條日報》,2020年10月31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911958/即時-港聞-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 田宏杰:《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3] 鄧煥儀:〈媽媽教功課失控 頸巾勒子不遂上吊 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香港01》,2020年12月3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568537/媽媽教功課失控-頸巾勒子不遂上吊-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3日)。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如何向子女交代再婚決定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4/11/2020

父母是孩子生活的中心,甚至全部。父母不論是離異或是再婚,對孩子而言都是重大的家庭危機,為他們帶來許多負面的情緒和心理壓力。父母離婚,對子女是一個震撼,再婚則是另一個震撼。子女很不容易適應了父母分開的事實及新生活模式,再婚令他們要再次面對無法預計的未來,他們內心充滿恐懼及焦慮,卻無法表達出來。其實,不少孩子內心往往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父母有一天會復合,一家人可以再像以往般一起生活,父母任何一方再婚都會令這個希望落空,他們會非常失落,潛意識更可能會抗拒這個繼父或繼母。

 

盡早向子女交代再婚決定

兒童對周遭的環境非常敏銳,父母有沒有新戀情,他們都會發現,只是未必會說出來。他們會擔心爸媽的新伴侶未必喜歡自己,加上彼此沒有共同生活的經驗,擔心日後如果與爸媽的新伴侶發生衝突時,自己會孤立無援。為了釋除孩子的疑慮,父母應盡早向子女交代再婚的決定,使他們有心理準備進入新家庭,並且以肯定的態度明確告訴孩子,他們依然備受寵愛。也可以徵詢孩子的意見,讓他們選擇在你婚禮中的角色,並且尊重其意願。

 

再婚勿將孩子變局外人

孩子對於爸媽的再婚決定,內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看到父母幸福,尤其希望媽媽有人愛惜及保護;但另一方面,卻擔心新爸爸/媽媽不愛自己,自己是多餘的,甚至是新家庭的局外人,害怕被遺棄。離婚後覓得真愛,打算再婚本是無可厚非,但為人父母的,千萬不要因為要再婚而放棄孩子,這樣對孩子是非常大的傷害。

 

彈性處理稱呼 減孩子壓力

為了減低子女對新爸爸、新媽媽的抗拒,最好給予孩子多些空間及時間適應,例如:多些邀請男友/女友到家裡吃飯,製造與孩子多接觸的機會,讓孩子慢慢與對方建立關係。孩子在過程中,會細心觀察準繼父繼母是否良善可靠。當大家已建立互信關係,媽媽或爸爸便可向孩子告知再婚的決定,這個大哥哥(叔叔)/大姐姐(姨姨)將會成為繼父繼母。假如子女抗拒以「爸爸」、「媽媽」稱呼繼父繼母,請盡量彈性處理,容許他們以「叔叔」、「姨姨」、「uncle」、「auntie」或其他大家可接受的稱呼,免得子女要承受背棄原生爸爸/媽媽的壓力。對孩子來說,他們與爸爸/媽媽的關係並不會因父母離婚及再婚而有影響,由始至終,在孩子的心中只有一個爸爸、媽媽,強迫子女把繼父繼母當作親父母般對待,往往會引起對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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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教得樂,24-11-2020

沒有鄰里,只有鄰居的香港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3/10/202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明光社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1] 〈【新冠肺炎】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 英:六成失嗅覺或味覺〉,「明報健康網」,2020年4月2日,網站:https://health.mingpao.com/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英六成失嗅覺或味/


[2]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頁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3] 運輸及房屋局:〈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租務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4年6月,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papers/hg0707cb1-1709-1-c.pdf


[4] 所謂「租霸」,是泛指一些不合作的租戶,長期遲交租金或欠租、拖欠經紀佣金、惡意破壞物業等。他們的出現使一些依靠租金作為收入的業主相當頭痛。社會上更有專門討論租霸行為的社交媒體群組,如facebook中便有「香港租霸黑名單 HK Tenant Blacklist」群組。


[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聲明〉,「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2002年11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1/13/1113240.htm


[6] 賴建國:〈【投稿】百年租管 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香港01》,2020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6706/投稿-百年租管-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


[7] 「見學」是日語詞,有參觀、學習之意。


[8] 梁啟智:〈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Medium」,2020年6月29日,網站:https://medium.com/@leungkaichihk/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39e90edf54e4


[9] 〈回味香港舊時光 公屋導覽延續記憶中人情味〉,《台灣蘋果日報》,2019年9月15日,網站:https://tw.appledaily.com/supplement/20190915/SROXKU3SFEQSDPB5NZPVQFPWLQ/


[10] 黃研萍:〈【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 冀打開溝通之門〉,《香港01》,2017年9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122303/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冀打開溝通之門

單親爸爸照顧女兒的煩惱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8/10/2020

不論是離婚爸爸或媽媽都會面對照顧子女的問題,作為單親爸爸,當女兒仍在入學前或讀幼稚園的時候,無論是幫她冲涼,抑或是外出時帶她去廁所,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但大部份爸爸也反映,在整體照顧上,還是可以應付的。

當小女兒升上初小時,爸爸繼續為她冲涼或帶她去男廁並不合宜,而《公眾泳池規例》亦規定,超過八歲或身高超過1.35米的人不得進入異性更衣室。因此,爸爸最好能循序漸進地訓練女兒獨立,鼓勵她學習自己洗澡、更衣和上廁所。爸爸可先了解哪些地方有兒童廁所或獨立的、不分性別的殘疾人士洗手間,又或家庭更衣室,假如沒有這些設施,爸爸要盡量讓女兒自行進入女廁及女更衣室,然後站在門外等候,如女兒有需要時,可以隨時提供意見,或即時邀請其他女士代為幫忙。

 

女兒來經 以為生病送急症室

當女兒升高小或初中開始踏入青春期,第一次月經來潮時,不論爸爸或女兒都會顯得不知所措,程程(化名)的爸爸媽媽離婚後,由於媽媽要去外地生活,因此撫養權歸爸爸。程程升中一的那年暑假,有一晚突然發現下體流血,由於沒有經驗,爸爸嚇得立刻送她入急症室,最後,醫生告之女兒不是生病,而是來經,不用治療。出院後兩父女去到超市,看見林林總總的衛生巾,日用夜用、有護翼無護翼、大流量小流量,爸爸真的一頭霧水,唯有向妹妹(即女兒的姑姐)求救。

 

姑姐助選衛生巾 購買胸圍

姑姐不但教程程如何選擇衛生巾,亦帶她往女性專屬的內衣店購買防漏生理內褲,使睡覺及運動時可以防止經血漏出。處理完月經問題後,另外一個任務是幫程程買胸圍,對爸爸來說,這也是非常頭痛的,因涉及胸圍尺寸,為免父女尷尬,又要勞煩姑姐陪女兒去買。作為單親爸爸,最好有一兩個女性朋友或親戚,可以提前教導女兒這些知識,並在有需要時陪伴她去購買女性用品。

踏入青春期的女孩子,除了生理上有轉變,心理上亦同時有改變,她們會更注重外表,而女孩子對自己的外貌是否滿意,很受異性的評價影響。爸爸是女兒自信的重要來源,所以,爸爸要學習如何適當及合宜地表達對女兒的讚美,增加她的自信心,但對於一些不擅辭令的爸爸,這同樣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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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教得樂,6-10-2020

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斗室中的故事——基層家庭的生活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4/07/2020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

明光社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明光社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明光社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明光社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1] 〈失業率5.9% 創15年新高〉,政府新聞網,2020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6/20200616/20200616_163423_018.html

(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22日);〈失業率維持2.8%〉,政府新聞網,2019年6月19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6/20190619/20190619_163107_085.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22日)。

[2] 前稱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

[3] 「棺材屋」:又稱「太空艙」,其面積不超過20平方呎(約1.8平方米),房間僅僅有空間放下一張單人床,此外沒有其他多餘的空間。

[4] 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主要類別包括聽力或視覺障礙、肢體傷殘、言語或智力障礙、讀寫困難、自閉症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有您同行 總不孤單 賣旗日2020

鄧玉瑩 | 明光社行政幹事
08/07/2020

回想在去年底確認了今年7月4日(星期六)是明光社賣旗日的一刻,那天筆者忍不住歡呼,憑著過往的經驗,知道當天避過了大型節日假期,學校考試,更在暑假前夕,招募學生義工的工作怎樣計算都是「無得輸」,除了有少許風險可能會遇到天氣不穩,籌募經費應容易達標。

踏入2020年,社會看似較為平靜,但是病毒來襲,隨著疫情惡化,香港以至全球像停頓了一樣,停工、停課、停航、限聚,街道蕭條,人人自危,保持社交距離是社會主旋律,網上直播是崇拜新模式,這樣的形勢惟有暫停所有賣旗工作,單單仰望主的帶領。

明光社

5月疫情開始緩和,學校逐步復課,教會亦陸續回復「現場」崇拜,雖然可以展開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但很可惜因復課後學校試期順延加上追趕課程進度,大部份教會又未完全恢復運作,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舉步維艱。

明光社

賣旗前兩週,看著義工報名人數由不足50人到賣旗前一天竟攀升至大約180人;由最初只收到一間教會回應,讓我們設置售賣金旗櫃枱,到賣旗日前一週的主日崇拜,同時有五間教會答允讓我們設置金旗櫃枱。這段期間收到教會、弟兄姊、義工的主動問候,他們因擔心我們而想盡辦法協助,那份感恩之情難以言喻。

明光社

賣旗日那天有義工未夠7時已來電告知,他已準備好賣旗;有旗站的教會同工臨時參與仗義賣旗;亦有弟兄姊妹來電查詢賣旗地點,只為前往奉獻;最後更看見陸續有支持者回應我們當天發出的WhatsApp籌款訊息,表達對本社的支持。我們再一次看見,主一直與明光社同行,更讓我們知,主已明光社預備了一班同路人,無論在「逆境」或「疫境」中,明光社從不孤單。

明光社

最後,賣旗日義工大約有180人,在這艱難的日子,這已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目前為止(7月4日)仍未知籌得款項的數字,預計亦會比以往大幅減少,但我深信就算款項不足,主必會感動身邊的同路人供應我們所需,請繼續支持明光社,與我們同行。(大家在7月31日前仍然可以捐款支持今次賣旗活動,幫助我們籌募足夠經費,8月1日或以後收到的賣旗捐款,將撥作常費奉獻。)

 

顛覆人性的憐憫之道

——《慈心憐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讀後感

李碧心女士 | 資深廣播人及生命教練
29/06/2020

COVID-19肺炎大流行,疫症席捲全球;整個世界翻天覆地,各國進入作戰狀態。人類免疫系統與冠狀病毒對壘,彼此掙扎求存,觸發全球骨牌效應。無論在醫療、經濟、政治、外交、科技,或民族的社會文化及傳統差異等,皆觸發了更深更廣的討論、檢視及爭議;更遑論在疫症中,首當其衝的醫療資源運用優次等重要人道議題。

明光社

作為一介小民,疫症期間也自然踫上貼身的倫理掙扎。以下就是一個措手不及的例子。1月底某天清晨,香港家人來了一個短訊,掀起了內心的倫理波瀾。短訊如此說:「起床call我,急!」「想你幫我買口罩」如是,我們隨即瘋狂在網上搜尋,尋到了,準備按鍵盤之際,與丈夫面面相覷……究竟買多少才算夠?買多少才不算囤積?我們若買過多,就讓他人失去了配額(特別是醫護前線);若買過少,又怕家人保護不足?熟悉的內心聲音說:「我只是一介小民,保護至親是大道理啊!」「多出的捐助就好了……」這微弱但扎心的掙扎,引發更深的思考……

驀然回首,書桌上這本鏗鏘有力的著作,引領我轉向十字架上的身軀,背後蘊藏著三一神深邃的憐憫。在此,向你推介這本1982年由盧雲、麥尼爾、莫里遜合著,後印刷修訂版的《慈心憐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Compassion: A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Life),迎接作者給你與我發出的邀請及挑戰。他們有感處身個人主義爭競、靈性枯乾的年代,提出學效及活出耶穌悲憫為懷的心腸,經驗之、效法之;他們討論、禱告,並著書行動了。此舉是呼應書中所述憐憫之道:忍耐、禱告及行動了。

憐憫的英文compassion源於兩個拉丁字:pati及cum,意思是「共患難」,挑戰我們要作出一個逆人性的選擇。我們必須承認,抗拒受苦、逃避痛苦是自然的反應(見導論頁xxvii)。在一個充滿爭競、荒謬謊言充斥的世代,以慈心憐憫彼此相待,是不可思議的。憐憫也非等同被良心及道德驅使的施予及服侍。

原來,福音書中可譯作「動了憐憫之心」這動詞出現了12次,專用作描寫耶穌或天父的情懷;「動了憐憫之心」源於肺腑悸動,就是最隱密、最強烈的感情所在之處(頁7)。原來憐憫的召命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軸,耶穌的吩咐顛覆了我們的想法,要求我們心意徹底更新改變(見導論頁xxvii)。

這讓我回想到早年當記者的一個遭遇。有一段時間,自己好像失去了對別人(受訪者)的愛心關懷,並社會民生疾苦的悲憫及著緊,赫然發現——我的心麻木了!那陣子非常困擾及傷心,不知道該怎樣繼續工作,只好祈求神讓我重拾對人的共鳴及關愛的情懷。過了些時日,內心的情感漸漸浮現,那份生命的共鳴感,鼓勵我再出發。

綜觀三位作者雖是牧者、神學教授及作家,但他們卻身體力行,投身推動社會關懷,服侍弱勢社群,如智障人士及露宿者等。他們的實踐,印證了他們的所述。「作者經過多年研究與討論,認為憐憫並非人的本性,它是從禱告與行動生出的力量,它彰顯了上帝對人的大愛,以及我們對人、對上帝的愛。憐憫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尤其當今世已淪入權力與毀滅的漩渦,基督徒更應活出滿有憐憫的生命,以彰顯上帝對世界的憐憫。」(書背介紹)

原來,憐憫是來自上帝,因此,只能從耶穌基督啟示中,發現上帝的憐憫這個根源同基礎(見導論頁xxviii)。而上帝對我們最大的憐憫,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God-with-us)。祂與我們同一陣線,分享我們的喜樂,分擔我們的痛苦,保守看顧我們,與我們共度時艱,尤其是我們身處患難痛苦中(頁4–5)。

與受苦者站在同一陣線上,多難啊!讓我想到生命中一個微細片段。移居美國,開展了人生新一頁,曾經當了六年臨終病人及家屬的電話關懷義工。六年只學習一件事——怎樣聆聽。能夠聆聽出他或她的感受嗎?同理心是基礎。作為陪伴者,就只有安靜聆聽。有一次,我沮喪地與那位送走超過1,600名病友的社工督導傾訴,如何排遣內心那份無能、無助的絕望傷感。她說:「你已經感受到了。你分擔了他走在人生末期旅程上,那份無助、無能、絕望的心情,這就是陪伴、同行的意思了。」放下操控,接納及承認無助及無能,是進入「共苦」的旅程。

然而,門徒效法主虛己與謙卑,所追求的不是患難與苦痛而是上帝。他們在生命中體驗了上帝的憐憫,他們關注的不是貧窮與患難,而是慈愛上帝的臉容。上帝在基督裡顯示的憐憫,並非終於苦難而是終於榮耀(頁30)。

2017年初夏,余達心牧師及小甜師母(她也是牧師)在美西(美國西岸)教牧退修會中,敞開心懷、真情分享牧養社區教會、群體數十年的心路歷程。營會結束前各人回應時寫下一個深刻領受,我在筆記上書:「compassion」。余牧夫婦所分享的「牧羊人故事」俱是一張張有血有肉的臉容,他們相互扶持於人生跌宕起伏中。以忍耐、禱告及行動,從經歷上帝的「憐憫」,到「憐憫」自己及他人,見證從上帝「憐憫」所發動無窮力量的可能性,並燃點終極的盼望。

此書談「憐憫」主軸透澈非常,本文只挑選了某些激發個人反思、隨想及觸動之處,旨在拋磚引玉。更提醒自己,置身動盪的世局,沒有比效法基督的「憐憫」性情更可貴;鼓勵自己透過群體的禱告及行動,與人站在同一陣線上,分享喜樂、痛苦,心存感恩,因「上帝與我們同在」,衪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

耶穌說:「你們要慈悲(或譯憐憫),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加福音六章36節,見導論頁xxvi)

我們如何回應這個邀請?

疫情下的基層爸媽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06/05/2020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明光社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1] 城市睦福團契,網站:http://www.peacemaker.org.h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5月2日)。

離婚的法理情 活動花絮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6/05/2020

因為疫情的緣故,為保障講員及參加者的健康,3月24日的「離婚的法理情」講座改於網上舉辦,有30多位參加者透過網上系統參與。講員龍軍庭律師一開始分享了一位上訴庭法官的一段話,該法官說以法律解決離婚問題,其實並非最理想的,可以有其他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正如一個人病了,除了醫生,還有護士和家人一起協作,才能康復;當一對夫婦或家庭面對離異,也需要很多協作幫助,近年,法庭在審理離婚個案時,很多時也會鼓勵夫婦(尤其是有子女的),盡量透過協作解決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家事調解。

申請離婚的理由

離婚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離婚呈請人必須向法庭證實有下列五項的其中一個或以上的情況出現:

  1. 通姦配偶曾與人通姦,而呈請人發覺難以忍受和他/她一同生活
  2. 不合理行為配偶的行為(通常為一連串難以容忍的行為)使呈請人不能合理地期望和他/她一同生活,但是單一而極之嚴重的失當行為亦會被法庭接納
  3. 分居一年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而配偶同意離婚
  4. 分居兩年分開居住最少連續兩年(在這情況下,毋須配偶同意離婚)
  5. 遺棄已遭配偶遺棄最少連續一年

分居的定義是:行為上不履行夫妻責任可被視為分居,即使兩人仍然住在同一屋簷下,亦可以由雙方協議一個特定分居日期,但是,如有一方不同意分居日期,其中一方搬出去是一個較實在的分居證明。

明光社

近年,法庭已經較少用上述第1、2的情況,主要原因是要證明較困難,從快捷、便捷的角度考慮,用3、4的情況較方便,離婚理由不會影響財務處理安排,亦不會影響孩子的安排。離婚過程主要處理三件事,離婚、財務及子女,假如雙方每一個範疇都有爭議,不但訴訟年期長,涉及的費用也非常龐大,曾有一個個案,單單處理財務爭議已用了800萬元。大家需要留意的是,即使有法援也不是完全免費的,當法庭判了有關人士應得的財產分配後,他仍是要向法援署繳交費用。

離婚程序

由於現時家事法庭只有11位法官負責審理香港所有的離婚案件,因此,需要排期的時間很長,而每宗案件的審理時間都不同,短則只需幾個月,長則可能要三年零八個月或八年零三個月,時間的長短取決於雙方是否可以好好協調,尤其是有關財務及子女的事情未能妥善處理前,法庭不會頒發絕對離婚令,只會頒發暫准離婚令。雙方需要留意家事法庭與其他民事訴訟不同,呈請人及答辯人只是名稱上的不同,地位是平等的,彼此之間並非原告與被告,呈請人只是代表提出離婚申請的一方,答辯人在收到法庭的通知後,需要填妥認收書及寫明對離婚的各項安排有否爭議,如有爭議會進入抗辯案件,需要上庭。

打一場離婚官司,對小朋友的傷害很大,最好雙方能為小朋友著想,盡量協調。

孩子的安排

父母離婚後,有關子女的管養、照顧及管束以及探視權等,都需要作出妥善安排,法庭希望父母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著想,較著重父母照顧孩子的責任,而非權利,因為子女並非父母的資產。假如父母都希望多參與孩子的照顧,法官可能會判星期一至三由父親照顧,星期四至日由媽媽照顧,有些安排會寫得很清楚及具體,有些則由父母協商。遇到一些有家暴前科的個案,法庭有可能安排督導探視。外國有研究顯示,假如父母可以合作,對子女的傷害可以減至最低,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5年引入父母責任模式,幫助父母雙方協作管養及照顧子女。

附屬濟助

)配偶贍養費

法庭會按情況頒發定期付款令、整筆付款令、財產轉讓令等等,定期付款令與整筆付款令只會頒發其中一個,並不會同時頒發兩個,對於婚齡較短的離婚個案,法庭較鼓勵一筆過付款。至於配偶贍養費金額多少,法庭會考慮一籃子因素,並且不一定是男付女,可以是女付男,平衡各項因素後作出贍養費安排,是財產分配,並非罰款,有關安排希望能盡量保持離婚前的生活水平,支付或接受贍養費其中一方去世,或接受贍養費的一方再婚才能終結。

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條,在配偶贍養費事宜上,法庭一般會考慮以下因素:

  1. 雙方個別擁有或在可預見將來相當可能擁有的收入、賺錢能力、財產和其他經濟資源;
  2. 雙方各自面對或在可預見將來相當可能面對的經濟需要、負擔及責任;
  3. 家庭在婚姻破裂前享有的生活水平;
  4. 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
  5. 任何一方的身體或精神殘障;
  6. 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就打理住所或照顧家庭成員所作的貢獻;
  7. 因離婚而導致任何一方喪失本身的任何利益。

 

(二)子女贍養費

至於子女贍養費方面,需要支付到子女18歲或完成第一個大專學位,兩者以較後者為準,金額方面,法庭會考慮父母雙方賺錢能力及孩子生活的基本開支而定,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7 (2)條,法庭會考慮以下因素:

  1. 子女的經濟需要;
  2. 子女是否有任何收入、賺錢能力,財產或其他經濟資源;
  3. 子女是否有任何身體或精神殘障;
  4. 有關家庭成員在婚姻破裂前的生活水平;
  5. 該子女當時所受到的和婚姻雙方期望該子女所受到的教育方式;
  6. 婚姻雙方的經濟資源和需要或供養責任。

 

(三)資產分配

法庭就資產分配的起步點是50/50分配,但只有二至三年婚齡的婚姻則未必有50/50,一般以公平原則處理,法庭會根據終審法院民事上訴案件2008年第16號建立的四項原則分配資產:

  1. 公平的目標
  2. 否定任何歧視
  3. 平均分配的衡量標準
  4. 否定微細的追溯調查

 

家事調解

由於處理離婚訴訟的法律程序非常昂貴,有一個個案,雙方結婚三年,有一名孩子,有一層約值400萬元的樓,女士想賣樓,男士不想賣,因為這樣他將沒有地方居住,最後法庭判他要賣樓,將賣樓所得的200多萬元扣起,用於每月支付數千元給孩子的贍養費,其餘金額男女各分到大約75萬元,男方縱然多麼不願意賣樓,也要接受法庭的判決,加上如上訴要很多開支,最終雙方可能都不滿足,雙方都是輸家。

近年,法官會鼓勵雙方盡量透過家事調解處理爭議,家事調解員一般有社工或律師訓練,並且完成家事調解訓練,調解的好處是雙方自願的,結果可能雙方都較滿意,即使調解不成功,也不會影響雙方的法律權益,雙方在離婚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尋求家事調解的幫助。家事調解是一個非對立性、爭議雙方平心靜氣地坐下來協談、保密的解決衝突的合作過程。透過曾經受過調解專業訓練、親職協調衝突技巧、離婚的心理特徵和夫婦動力的調解員,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分居及離異雙方尋求共同的關注、開創雙方滿意及滿足子女最佳利益的方案,作出分居或離婚後子女生活、探視、教養、生活費、居住及雙方財務分配各種安排,自願達成協議,可大大節省訴訟時間及費用,是一個創造雙贏的方法,其中一個個案,也是男方不願意賣樓,透過家事調解服務,雙方同意離婚後不用賣樓,到孩子21歲時將業權轉給孩子,條件是他仍然可以在那裡住。

離婚爭奪戰:撫養權及贍養費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7/03/2020

離婚爭奪戰撫養權及贍養費

因為疫情的緣故,原定2月19日舉行的「離婚的法、理、情」聚會被迫取消,由於很多參加者表示失望,亦提出了許多問題,現透過文章解說部份參加者關注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亦是過去一年離婚再婚熱線最多人查詢的問題,當中包括:如何填表格及離婚程序;如何計算贍養費;分居期的計算及撫養權等等。篇幅所限,本文將集中處理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問題。

父母婚姻的有效性

父母要獲得子女的撫養權,首先要處理的是孩子的父母是否已註冊結婚。假如孩子的生父生母並沒有合法結婚,他們一旦分開,除非女方放棄,否則男方基本上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女方一旦帶走孩子,男方是沒法阻止的,更不用說要求孩子的探視權,一切將由女方決定,男方完全處於被動。所以奉勸各位愛孩子的爸爸,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權益,正式註冊結婚是必須的。另一個使父親無法獲得撫養權的原因,是他們的婚姻未合法。有一對夫婦於印尼峇里島舉行婚禮,並在當地「合法註冊結婚」,卻於數年後尋求離婚時才驚覺他們從未合法結婚,原來他們有在當地的民事登記處登記結婚,在海灘舉行婚禮儀式,但之後沒有按當地法律要求完成相關手續:即雙方必須在婚禮後的14天內註冊結婚,否則有關婚姻將被視為無效。由於這對夫婦的婚姻在法律上並非有效婚姻,他們的關係只是同居者,最後,男方亦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

撫養權

撫養權是指透過法庭判令授予照顧和監管子女的權力,一般而言,法庭會根據父母各自的經濟能力、管教及子女關係等因素將撫養權判給其中一方,子女會與獲撫養權的家長共住,另一方則有探視權,通常可定期與子女見面。很多父母都希望離婚後仍可以繼續與孩子一起生活,陪伴他們成長,因而出現爭奪子女撫養權的情況。有母親擔心未能獲得孩子的撫養權,甚至將孩子帶走,不讓丈夫與孩子見面,不斷要求丈夫給予很多金錢,才容許他們父子於電話內傾談,導致丈夫要報警尋子,這是非常自私的行為,剝削父親見孩子的權利,亦非站在兒童的最大福祉角度處理問題。除非那位父親對孩子使用暴力,否則母親不應剝削父子見面的權利,孩子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父母衝突的工具或武器,這樣做實在無助她獲得撫養權,更可能令雙方關係變差,令離婚訴訟增添更多變數。

贍養費

不婚及非有效婚姻似乎對女方有利,對男方不利,因他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對女方同樣不利,因為他們一旦分手,女方在分開後只能為子女爭取贍養費或經濟支援,卻無法為自己爭取,對其財務權利有顯著的影響。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可向該子女雙親的另一方要求給予非婚生子女的贍養費,但必須證明對方是非婚生子女的親生父親或母親。在香港,合法已婚者有權申索贍養費、生活費,以及產權轉讓或調整,同居伴侶在分開時不會享有同等的權利。

至於贍養費的計算,分資產分配及每月生活費兩個部份。資產分配方面,一般而言,法庭會以50/50的原則將家庭的總資產作出分配,在確定家庭總資產組合內可供分配的財產或資金(包括樓宇、現金、私人公司股份、股票、退休金、車、古董、高級珠寶首飾、錶、銀行儲蓄、儲蓄壽險保單或信託基金權益等)後,再計算各項資產的大約價值。因此,訴訟雙方必須協定各項資產的價值,否則將由法庭列出的公平原則作出分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計算財產,亦要計算債務,因此,扣除債務後的金額才是真正可供分配的財產,例如計算樓宇價值是要先扣除未供完的銀行貸款。要留意的是,除非涉及欺騙或隱瞞資產,財產分配(或轉讓)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

每月生活費方面,經濟能力較高的一方離婚後要支付贍養費予經濟較弱的一方,可選一次性支付或以每月支付生活費。一次性支付的好處是將事件畫上句號,雙方日後毋須再見面,亦不必擔心有關命令會否被推翻,能夠安心計劃未來的生活。假如選擇以每月支付形式,原則是盡量維持離婚後的生活水平與離婚前相若,但事實上,離婚後開支一定會有所增加,例如要多租一個地方居住的額外租金,所以,離婚後,沒有工作的一方不應期望贍養費/生活費金額和以前家用一樣,這是不切實際的。另外,贍養費金額日後可能會更改,雙方的收入改變都可以成為調整金額的原因,如付款的一方失業、收入減少、再婚、家庭開支增加,又如果受款的一方有工作收入,則贍養費亦會減少,相反,如對方收入增加,受款一方亦可以要求調升贍養費。

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婚齡、子女年齡及經濟情況,每個家庭及情況都不同,上述解釋只能給予讀者一些基本概念,總括而言,婚姻牽涉到的問題十分廣泛,離婚並非一個一了百了的解決問題方法,必須嚴肅面對。如想清楚了解自己的情況,可致電6657 6618離婚再婚諮詢熱線查詢,最好當然是向一位專長處理家事法的律師諮詢。

反脆弱——應對逆境的智慧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0/03/2020

2020極不平凡!雖然2月剛剛過去,但武漢肺炎、橫掃非亞地區的蝗蟲、澳洲山火、菲律賓火山爆發、南極首錄超過攝氏20度高溫……各種天災人禍接踵而至。處身香港,經歷半年的社會運動,加上肺炎的肆虐,已令經濟備受打擊。失業率攀升與經濟寒冬使許多人在危機前,變得脆弱不堪。此時此境,讓我們淺談一本相當應景的書——《反脆弱》(Antifragile),[1] 看看我們能否從中獲得一些反脆弱的智慧。

《反脆弱》可就是《黑天鵝效應》的續集,其作者:塔利布在《反脆弱》中談到:如今的世界,社會體系愈來愈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加之「黑天鵝」[2] 事件的發生,給世界帶來更多的脆弱性。置身當中,人們要面對愈來愈多的不確定性,但它對不同的人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對此,塔雷伯以比喻說明:玻璃杯、鐵球和乒乓球,分別從高處跌落地面會如何?很明顯,脆弱的玻璃杯會粉碎,堅強的鐵球不會受損,惟有乒乓球能從中「獲益」。那麼,怎樣才能使人擁有「獲益」的能力?筆者精選了書中的三點:

一、做貓,不做洗衣機
貓與洗衣機最大的不同,在於貓乃生命體,不單有繁衍與複製的能力,還能對環境做出靈活的反應。相反,洗衣機一成不變,只能按既定的原理運作,不具備任何的應變能力。作者認為今天的教育體系把學生訓練成「洗衣機」——他們被灌輸「讀好書 = 有好工作 = 有好前途」的思想。對此,一味求穩妥、一成不變的想法應被靈活求變的思想與行動取代。

二、穩中求勝
在擁有一個較穩定生活來源的同時,合理的分配時間、精力,讓自己擁有更多發展的選項。就如一位想創業的大學講師,既可以一邊工作,亦可把握機會創業。若創業成功,他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若不成,他也是一名致力實踐知識的教育家。

三、把握「不對稱」機會
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就因為懂得把握「不對稱」機會在榨橄欖油生意上賺得盆滿缽滿。他的做法是:先用少許訂金與榨橄欖機擁有者簽訂合同。內容是:若橄欖豐收,就如約租用機器;若橄欖失收,則不租用(只損失少量定金),擁有者還可將機器租給他人。這種「虧損有限,收益無限」的做法亦是今天許多反脆弱的人或企業的慣用策略。[3]

總結
《反脆弱》告訴我們面對世界的變幻要懂得變通,尋找、把握「不對稱」機會,並智慧地分配自己的時間精力,為自己爭取更多的選擇,俗語說「有危必有機」,今天的環境雖然不易,但我們若抱持積極的態度去持續學習與應對,相信我們必能從中獲益良多!


 

[1] 塔利布〔N. N. Taleb〕:《反脆弱》(Antifragile),羅耀宗譯(台北市,大塊文化,2013)。

 

[2] 黑天鵝效應(英語:Black swan theory)是指極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卻又發生的事件。主要具有三大特性:(1)這個事件是個離群值,因為它出現在一般的期望範圍之外,過去的經驗讓人不相信其出現的可能;(2)它會帶來極大的衝擊;(3)儘管事件處於離群值,一旦發生,人會因為天性使然而作出某種解釋,讓這事件成為可解釋或可預測。參〈黑天鵝效應〉,維基百科,2020年1月3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黑天鵝效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3月9日)。

 

[3] 可參閱以下網頁的圖12-1,宏赫臻財:〈投資漫談 | 泰勒斯的甜葡萄〉,壹讀網頁,2018年7月18日,網站:https://read01.com/BnAMMxg.html#.XmH47FUzapo(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3月9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0-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