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打疫苗，是信任問題

《修復身體的超級食物：全美知名醫學博士、健康權威教你，吃什麼可以不藥而癒，修復失衡的身體》、《超級食物：14種改變一生的食物》、《傑米．奧利佛的超級食物》、《輕療癒：超級食物精力湯，排毒防癌抗三高》、《超級水果巴西莓：改變300萬人的紫色奇蹟》、《超級食物青花椰苗：集解毒、抗癌、防老化等功效於一體的最強蔬菜》、《超級健康食物排行榜》……這一系列有關超級食物的書籍，即使還未吃過書中所提及的超級食物，光是看書名，讀者就可能「垂涎欲滴」，買書的同時，巴不得連帶相關的超級食物都一一買下，好去修復身體、排毒防癌抗三高，好讓自己也經歷紫色奇蹟。超級食物到底有多神奇，讓不少人對它們趨之若鶩，甚至令坊間湧現一本又一本談論超級食物的書籍，以及與它相關的食譜？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甚麼是超級食物（superfood）？根據劍橋詞典（Cambridge Dictionary）網上版，超級食物被定義為「對健康非常好的食品」；[1] 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網上版，超級食物被定義為「有些人認為對你非常有益，並且有助於預防疾病的一種食物。」。[2] 至於人們愛用的維基百科網站則表示：「超級食物是一個行銷詞彙，意指各種宣稱有益健康的食物。營養師並不使用這個詞彙，許多營養師否認超級食物所宣稱的健康助益。」[3] 有研究人員認為超級食物含有高濃度的營養物質，具有豐富的營養價值；另外，它們含有多種生物活性成份，令人體達到令人滿意的生物利用率（bioavailability）及生物活性（bioactivity），以至極具生物學價值；[4] 簡單來說，便是人體容易吸收，發揮效用。上述數個對超級食物的不同定義顯示了：迄今，超級食物還沒有一個官方的定義，不同的人對超級食物的觀感原來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把超級食物，更正確來說，把超級食物這詞彙看得非常正面，有些卻看得極為負面。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拜香蕉所賜，令世上出現了超級食物一詞。1917年，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營銷策略上為要促銷香蕉，創造了「超級食物」這個詞彙。[5] 香蕉本為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生果，對美國來說是極其新奇的食物，為了讓美國人接受香蕉，更重要的是吸引美國人購買香蕉，聯合果品公司可謂不遺餘力，推出一連串在當時來說極富創意的營銷策略，打造出香蕉極具營養的健康形象。公司創新地聘請了醫生讚揚香蕉的營養價值；亦把香蕉推進家庭的早餐桌上，建議繁忙的都市人把香蕉切片，加上粟米片及牛奶，製造出完美的早餐；聯合果品公司更成功地讓麥片公司願意付款購買香蕉，並在麥片盒中加入香蕉免費換領券；為了確保孩子認識香蕉，聯合果品公司設立致力於出版的「教育部」，巧妙地提供有關香蕉訊息的免費教科書和課程材料。[6]

一時間，香蕉的價值被高度讚揚，早在1918年，一名美國醫生Samuel Prescott在文章中提到：「將香蕉與牛奶按適當比例混合，其成效好比一餐裡進食蔬菜配以少量肉類，這個配給量便足夠身體的需要。」[7] 1924年，另一位醫生Sidney V. Haas更指出香蕉可以醫治腸胃疾病乳糜瀉。其後，Haas為病人開出的「香蕉處方」，更有其他醫生的仿效，甚至有一日進食高達七隻香蕉的醫療處方。[8] Haas的嬰兒病人在他的治療之下，的確接受以香蕉為主的治療，但他們同時也在進行無麩質飲食。最後，一名荷蘭的兒科醫生Willem Dicke證實香蕉在治療乳糜瀉方面其實沒有特別作用，Haas治療之所以有效，只因為他意外地禁止了病人進食麩質。[9] 這場美麗的誤會雖然過去，卻無損香蕉的魅力，時至今日，不單只食物，連護膚品公司都吹捧自己的眼霜含有香蕉成份。[10]

現今的超級食物如香蕉一樣，努力標榜自身的營養及治療價值，以獲得消費者的垂青，難怪牛津英語網上辭典說超級食物是「有些人認為對你非常有益……」；而維基百科則毫不留情地指出：「超級食物是一個行銷詞彙」。針對當時的美國或現今的全球市場，香蕉或超級食物都是一門極大的生意。大型科技研究及顧問公司Technavio預計，從2021年到2026年，超級食品市場規模預計將增長至1,253.4億美元，市場的關鍵走勢在於愈來愈多超級食物被推廣，以及將超級食品的成份應用在美容和個人護理產品。[11] 在昔日缺乏食物和食物需要配給的年代，商人自不然要提醒消費者香蕉的性價比極高，是「窮人的生果」，這樣才能帶出它的市場價值。[12] 反觀今天，超級食物的賣點不再是「窮人的生果」，有的價格不便宜，有的更換上「高貴的外衣」，成為「新的健康奢侈生果」，目的是要吸引中產或以上的消費者。[13]

相信在龐大的利益之下，食物公司會繼續傾巢而出，在各種媒體平台把超級食物從傳統的健康食物分別出來，超級食物之所以為超級食物，最大的賣點在於它們有療效，可以讓人的身體更健康。業界推廣超級食物會如當初推銷香蕉一樣，為了宣揚某種食物的好處，既得利益者會出錢支持相關的研究，以證明某種食品對人類健康有正面影響。例如由美國高叢藍莓委員會（US Highbush Blueberry Council）支持的一項研究，研究人員便發表了以下的結論：「每天食用22克凍乾藍莓（相當於每日一杯新鮮藍莓）可能對患有二型糖尿病的男性的心臟代謝健康參數產生有益影響。」[14] 對於由相關團體資助的研究，一生致力揭露食品產業劣行的康奈爾大學營養科學系訪問教授Marion Nestle向來都不投信任票。她認為營養科學家可能認為自己不受食品工業的影響，然而，食品公司資助的研究通常都有利於贊助商的利益。一次偶爾的觸發，Nestle決定收集由食品公司資助的研究，每當她收集到五篇文章，便上載於自己的網頁上，有一年，她發現168項研究中，研究結果有利於贊助商利益的竟達156篇。她指出，如果結果不利於贊助商，研究員將無法再次獲得資助。[15]

Nestle亦先後撰寫了Food Politics, Soda Politics及Unsavory Truth等書籍，為消費者揭開食品公司的神秘面紗：它們背後如何操作，如何影響廣告、研究，甚至政府等持份者，以此塑造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影響大眾的營養及健康。對於上述美國高叢藍莓委員會所資助的研究，Nestle認為「針對許多其他生果的研究，預計也會有類似的結果。」她表示自己喜愛藍莓，但並不希望它被視作超級食品來銷售，在她眼中，所有生果、蔬菜、堅果和穀物都可以提供營養和纖維，它們都因其營養、健康價值以及口味而具備食用的價值。[16]

是的，除了嗎哪，這個世上恐怕沒有真正的超級食物，唯獨嗎哪含有整全的營養，足以讓以色列人在曠野進食40年而沒有患上營養不良（申八3-4）。神創造不同種類的食物（創一11-12），讓人任意享用（創一29），如非特殊的情況，神不會限制一般人食用某些食物（民六2-3）。各種食物各自有不同的營養要素及價值。[17] 現今，不少營養學的問題在於一次只研究一種營養素，這做法忽視了營養素來自食物，食物與飲食的處境，以及飲食與生活方式其實都息息相關。[18] 假設只比較單一的營養素，難免會有某些食物比其他食物出色，如果以蛋白質來計算的話，牛奶一定勝出，藍莓一定出局。

英文諺語中有一句“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意思就如中國人所說的「甲之熊掌，乙之砒霜」。食物也是如此，當某些食物對他人有益，並不代表一定對自己有益。縱使香蕉的營養價值真的很高，糖尿病患者也不能多吃，根據中醫的說法，香蕉屬涼性的生果，「若冬天容易有手腳冰冷、臉色蒼白、嘴唇淡白或體質虛寒者」，應該少吃香蕉，在冬天，一般人也不宜多吃。[19] 人不能只強調食物中某一種營養素而判斷它們對所有人的功效及價值，有關食物的知識也是如此，不要只看重營養師的意見或研究人員的意見，也要看重中醫的意見。與其查看哪些食物有豐富營養，讓自己健康，不如先檢查自己屬於甚麼體質，找到合適的食物去吸收當中的營養，增進健康。

不是由超級食物決定你的身體是否健康；反過來，是你的身體決定哪些才是超級食物。

《美味陷阱：你吃的是食物不是食物！揭發假天然、真添加的味覺騙局〔只吃真原味升級版〕》
（The Dorito Effect: The Surprising New Truth About Food and Flavor）
作者：馬克．史蓋茲克（Mark Schatzker）
譯者：鄧子衿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當年，電視台曾經有一個美食節目，主持人常把「雞有雞味、食物好鮮味……」掛在嘴邊。這些評論當時聽起來都像廢話，但時至今天，雞真的不一定有雞味。

《美味陷阱》的作者道出了追求高產量生產雞隻與粟米等食物的後果。雞農為了「生產出」更多雞隻，改變了雞的飼料及生長環境，換來雞的味道每下愈況。粟米農場也因面積大增，令粟米味道變淡了；馬鈴薯的情況也一樣。食物失去了天然味道，只好讓化學公司製造食物添加劑，增加食物的味道，於是「食物越來越無味」、「香料越來越精進」。

天然食物要借助調味料才有味，而零食這類經高度加工的非原型食物，更加入大量人造調味劑，務求令味道不變，這味道不是食物原有的味道，而是「想要它吃起來」的味道，這令薯片可以有「烤肉風味」。味道真的很重要，因為食物有味，人才樂意進食，不過，加了調味劑的食物，意味著食物的味道不再由大自然控制，而是由負責行銷的人操縱。人們吃下愈來愈多「味道化合物」，味覺系統受欺騙，一旦喜歡上合成香料，面對淡而無味的天然食物時，也會用各式加了調味劑的醬料為食物「加味」。人工香料令食物變得美味，但亦令人變得肥胖。加了人工香料的食物讓人吃得更多，於是離苗條及健康更遠，以美國為例，69%的人不是肥胖就是過重，患上糖尿病的人也愈來愈多。

人工香料是導致人肥胖的幫兇，也是教人失去了「味覺」及無法聆聽身體需要哪種營養的元兇。1926年，芝加哥小兒科醫生Clara Davis進行了一項營養學實驗，她代家長餵養15名年齡從六至11個月大的嬰兒達六年之久，這些嬰兒沒有接觸過「成人吃的一般食物」，他們面前總有34種天然食物，只是當中不包括糖、奶油或薯片等食物，而食物唯一的調味料是鹽。他們可以自選吃的食物及份量，結果發現即使他們各有偏好，最終他們挑選的飲食組合都非常均衡，另外，他們沒有便秘，即使患了感冒，三天後便會痊癒。當他們大病初癒後，生牛肉、胡蘿蔔和甜菜（又名紅菜）的攝取量會突然大增。研究結束後，Davis稱這班孩子為營養學大師，因他們知道自己的身體需要甚麼食物。

很多人都知道野外的貓在不適的時候，懂得找草吃，殊不知人類原來也有此本能，懂得用適當的食物餵養自己的身體，無奈工業化世界帶來了工業化食物，人類從味道分辨美食的天賦被奪取了，變得被人工味道牽著走，只知「美味」，不知營養，以致身體出現不同的狀況。此書談的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喚醒人們認真地審視真正食物及當中的營養，因為這些都不是加工食物可以比擬的。

一隻雞有雞味，表示這隻雞是真的有營養。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網上討論區不時會有人發帖文，為到不同的選擇尋求網民的意見，例如「我和女朋友應否分手」、「我應否轉工」等等。現代生活講求簡單、快捷、享受、好玩，若我們希望孩子能夠在大小試探中站立得穩，家長實在需要有意識地、甚至刻意地引導孩子了解選擇背後的價值和意義。

幫孩子請假去旅行？

有時人長大了所作的選擇，看似憑直覺和當時的經濟能力去決定，其實各樣的生活選擇正反映著我們內心的價值觀，而這些選擇將會不自覺地、慢慢地塑造、強化我們的品格。例如家長應否為了去外地旅行，提早為孩子向學校請事假？對此有人會贊成也有人會反對，如何作決定視乎家長心裡認為成本效益重要，不想浪費機票、團費等，還是遵守規則、珍惜每個上課日更重要。我們是否願意為培育孩子的品格而付上代價，放棄一些方便和享受？

以建立孩子的品格為先

有時孩子做錯事，怯生生地對家長說：「媽媽，對不起，我不小心摔破了你的水杯。」這時家長可能會驚怒交集，但也需要冷靜下來看清楚，孩子雖然害怕被責罵和知道自己令媽媽失望，但他依然選擇在家長未發現這個錯失之前，主動向家長認錯，因為他在隱瞞和誠實之間作出了選擇。當家長的目光轉向建立孩子的品格，就會有不一樣的回應，例如家長可以攬著已受驚的孩子，這樣回應：「媽媽知道水杯碎了是會感到不開心，但媽媽欣賞你的誠實和主動認錯，媽媽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們一起想想有甚麼方法可避免類似情況出現？假如下次你再次遇到同類事件，也要和媽媽分享啊。」

如果父母心裡真的希望孩子有能力作好的選擇，有時需要刻意讓孩子去體會優質選擇所帶來的滿足感，例如建立自己、幫助到別人等等，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平安和喜樂，遠勝於選擇說謊，家長要讓孩子明白，說謊或者能讓我們逃避一時的責任，但卻種下更多的內疚和不安。

有時得放手讓孩子選擇

孩子的選擇總是簡單的，例如到餐廳吃晚飯時，選擇吃A餐還是B餐等……若在不涉及生命安危的前提下，家長請多包容放手，容許孩子體驗選擇前的思考過程，並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假若一家人獲邀請出席朋友的家庭聚會，孩子正在選擇帶甚麼玩具隨行，是很多配件的玩具車，還是巨型毛公仔？有時家長眼見這種情況，會過於心急，很快地憑著自身經驗就替他們拿主意，其實孩子需要從體驗中學習，事實上家長也不能永遠代孩子去作最後的選擇，家長的角色很多時是陪伴，並且幫助他們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擴闊他們的眼界。

若家長的目是以培養孩子的選擇能力為先，在遇到上述事件時，家長可問問孩子為甚麼在眾多玩具中挑選出這兩件玩具，孩子的答案可能是「最喜歡它們」、「想給朋友看看」、「可以一齊玩」等等。除了分享感受之外，家長可加以引導，讓孩子講出帶某件玩具外出的好處和壞處，問問孩子覺得自己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照顧帶出去的玩具？是否願意由離開家裡開始，直到回到家裡都妥善地照顧它？最後不論孩子作出了怎樣的選擇，家長也得讓孩子體驗這次選擇所帶來的喜悅和責任。

以欣賞的態度接納孩子的不足

既然孩子在學習作出選擇，總會有選擇錯誤或未如理想的時候，例如孩子堅持把巨型毛公仔帶去朋友的家，結果毛公仔卻不似預期中那樣受歡迎，孩子還要抱著它去經歷乘車時候的不方便、因毛公仔太重而弄得全身酸痛，甚至鬧起情緒來，請父母不要在這個時候取笑或戲弄孩子，講出令孩子洩氣的說話，例如「一早叫你不要帶它」、「都和你說過別人的家也有毛公仔」，難道我們希望孩子成為害怕作選擇的人嗎？特別在困難的時候，父母更要陪伴著孩子一起分擔，多多欣賞和接納孩子，例如讚賞孩子有願意分享的心、學懂堅持、勇於承擔、了解自己的想法等等。父母的接納也會讓孩子學懂雪中送炭，安慰別人和建立同理心。透過不同的生活體驗，孩子就在家長的引導下慢慢成長，作個懂得平衡、有承擔能力兼且成熟的人。

資料庫

選擇助孩子建構自己的身份

「選擇困難」這個詞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當走進餐室，面對印製精美、字體密密麻麻的菜單時，我們一時三刻可能都不知道選甚麼才好，成年人尚且會遇上這種情況，何況孩子呢？有些孩子不善於作決定，父母問他們有何選擇，他們會說：「不知道」，又或者不時改變主意，一時選紅色裙子，一時又選綠色，甚至因為面對做決定伴隨而來的壓力而哭起來。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遇上這些情況，家長不免會想替孩子出主意，但她指出孩子可以透過練習去慢慢建立這種生活技能，而每次作決定，都能幫助孩子建構自己的身份，因為孩子的決定讓他表達了甚麼對他來說重要、他是誰，以及他喜歡怎樣展現自己。她又鼓勵家長若遇上無法作決定的孩子，不要事事急於替他選擇，反而要為他簡化選項，如請他二選一，讓孩子慢慢掌握作決定的技巧。[1]

訴諸信仰去解決人生問題似是較易走的路，但是憑著理性去面對和掙扎，卻應是人的本能和本份，但這兩者是對立的嗎？信仰也是人的本能，是幫助人去平衡節制地看自己及世界的界限，更是看見上主在人間和人生的參與，從而使我們找到自己和當走的路。

無疑，人生路有時像在無盡的樹林中闖蕩，其實看不到路，卻必須走下去。去年是我首次在法國圖盧茲城渡過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很是忙亂，因為我們華語小組有慶祝活動。感恩可以借得法語教會舉行一些活動及部份查經和主日崇拜聚會，但有許多硬件軟件及各種設備的配合要統管和處理，對我這類電腦和音響不精通的人是大考驗。而我僅有而學藝不精的口琴、書法、太極等雕蟲小技都得拿來充數獻醜。

加上我和師母舊的居留申請手續未完，拖著尾巴，新的居留手續又要進行，在這裡的保險問題未解決，還有新近寄來的包裹又有問題，又要兼顧學業功課和身心的需要，我們夫妻間的各種適應也引起不少負面情緒，加上我們的宣教士拍擋也在這段期間因母親病重返了香港等等的情況都帶來挑戰。

數不盡的難題每日一起床就感到困擾，望天禱告又興嘆，真像哲學家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諧音似「臨終路」，又似「林俊路」）一書所寫的，走在「無蹤／無常」（法文／英文的翻譯）的心情。很想堅持走下去，但在茫茫的歧路中怎麼走？有些幫助我們的人，也給我們不同的意見去辦手續，但還是像在濃霧中，在心力交瘁時真想放棄。就像今天享負盛名的足球員C朗，或近十年來亟待重建的球隊曼聯，都是在林中路中掙扎如何走下去。

「林中路」挑戰我在走人生路中所持定的存在意義，在此情此景中的禱告是那麼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我只能如此呆著的交託，不知就裡的投靠天上的主加給我堅持的心，能夠做的是每日等待看到一點光，就以它給我看到的一步，就走上一步，原來迷茫比挫折更難受。從牧會退休再跳進宣教（金齡宣教）的路確是林中路。

《林中路》給人類的挑戰是十分埋身的，生命的智慧絕不易得，選擇信靠上帝去走「林中路」更是充滿弔詭或矛盾的，那思想的掙扎大得令人窒息！但我還是要感謝主，因祂還給我機會去經歷，去走這趟「林中路」。學習將林中路與宣教路整合或接軌，能有力量忍受一直像懸吊在空中的感受，靠主給我們在堅持中的喜樂，也使在圖盧茲與我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成長。然而，那絕不是可以浪漫激情的路，而是思想充滿衝擊的路，是一條人選擇了踏上且滿途荊棘的路。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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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相信家長對於教導讀小學的子女做功課一定感受良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長辛勞地督促子女完成各項學習目標，有時難免動了肝火，沒經過思量就說了一些過火的話，令子女做不好功課，又傷害了彼此的感情。本文嘗試分享「三句教子女做功課時不可說的話」，讓大家「口下留情」。

別以偏概全地說：

「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

有些孩子領悟力未必很強，但就活潑好動，家長看見他們不會答作業簿的題目，就會冷冷地說：「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家長這種按印象而產生、帶有主觀性的說法通常都與事實不符，所以「次次都話唔識」這個說法，會令孩子心裡覺得很委屈的。更何況適當的玩樂是放鬆心情的方法，為甚麼要把它和做功課設成對立面呢？家長其實可以這樣說：「這條題目你未能掌握，我們再學一次吧。」

別拿孩子與他人比較：

「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

看見別家的孩子比較聰明優秀，家長有時或許會按捺不住對孩子這樣說：「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相信家長們都聽過有人對自己說過類似的話，將我們與別人比較，當時我們的內心一定不好受，就讓這些帶傷害性的比較，停止於我們的口。若要為孩子找一個勤奮的目標，我們可以幫助孩子以超越自己為目標，這能讓孩子看見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哪怕是一點點的進步也沒關係，當孩子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來時，將來一定愈做愈好。我們可以這樣對孩子說：「你以前寫的字好像打風般凌亂，你看看，現在整齊了很多！進步了許多呢！」

別埋怨學校：

「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

面對孩子堆積如山的功課、默書、測試或評估，家長難免會感到挫敗，一不小心便當著孩子的面批評學校道：「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其實，父母對學校的評價將會直接影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請家長切勿在孩子面前埋怨學校，假若孩子認定學校不是好地方，受苦的只是孩子。我們可以這樣說：「下星期二要默書和評估，我們一起想想時間的安排。」另一方面，若家長對學校的安排有任何意見，宜直接向校方表達，方為上策。

家長需要調校心態和期望

教導孩子做功課，幫助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長進，當然是重要的事，當我們宏觀地看孩子的成長，若因學習問題令孩子抗拒上學，甚至討厭自己，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家長不妨思考三個問題，以調校心態和期望：

1. 孩子具備哪些性格上的特點和能力？

​我們都需要明白每個人的能力有差別，家長平日留意到孩子有哪些性格上的特點？他好動還是好靜？他的強項又是甚麼？有甚麼能力？家長請告訴孩子這些觀察，重點是幫助孩子加深對自我的了解、欣賞和喜歡自己，也努力提升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請家長多肯定、多稱讚孩子，也盡量把負面的批評轉為建議。例如「你成日慢吞吞」這句話，家長可以改為說「你唔鍾意趕時間，所以我哋用45分鐘預備出門口返學，你覺得夠嗎？」；「講極你都唔明」就可以改為說「我們試試其他學習方法」；「你成日坐唔定點做功課啊？」就可以改為說「我們嘗試由專心五分鐘開始……」

2. 家長在子女求學的路上，怎樣設定自己的角色？

​​面對子女漫長的求學道路，家長會用甚麼身份角色來看著孩子成長？有時家長會把自己設定為24小時的補習老師，最關心的是孩子在學業上的競爭力，親子間的日常對答可能總是「你做晒功課未？」、「默書幾多分？」、「評估成績排第幾名？」、「今日你要做多啲練習」。有時我們會把自己設定為學生，覺得讀小學的是本人而非子女，恨不得自己拿筆代答孩子的功課、用擦膠把不合心意的字擦掉、把正確答案明示給孩子、把忘了帶的課本和功課送到學校，這些也是常見的事。

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以上角色可能在不同時間呈現，不過家長最重要而又不可被取代的角色，是陪伴孩子成長。家長需要教導孩子享受生命的美好，也要承擔相對的責任，將來能夠成為獨立且有責任感的人。我們不能時刻監控或代替孩子去生活，因此請不要剝削孩子親自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

3. 你期望和孩子有怎樣的親子關係？

當家長們多番努力嘗試和調節後，真的發現孩子的學習能力似乎不似預期，甚至低於水平，我們能否坦然接納孩子不適合這種學習模式、甚或學習壓力大於孩子所能承受？當家長發現學業問題已持續地為親子間帶來壓力，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地商量，審視一下不同的方案，例如約見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尋求專家的輔導、為孩子另覓更合適的學校等等。

當家長因孩子的學業問題而勞氣，莫因一時動怒而口不擇言，傷害了親子感情。家長請切記其實再難做的功課，也會有做完的時候，再重要的考試，轉眼就會過去；惟有親子關係是長存的，即使任何一方的生命完結，那份親情也會延續在人的心裡，永遠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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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習時間分成小段有助孩子學習

在2022年9月，香港一間大學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指2021／2022學年香港學童的快樂指數是6.77分（10分為滿分），數字較上一個年度的6.85分為低。研究團隊相信快樂指數微跌可能與疫情下的學業壓力有關，認為有些學生在網課期間未能跟上進度，在恢復面授課後學業壓力大增，呼籲學校切勿催谷學生追趕學業進度。[1] 課業壓力大，有沒有甚麼好的方法可以令孩子學習時沒那麼辛苦？有註冊職業治療師指，小孩子的專注力時間計算方式為年齡乘三，即六歲學童只能持續約18分鐘的專注，10歲學童只能持續專注約30分鐘，其後便開始心散。[2] 家長可以嘗試將子女的學習時間分成小段，在適當的時候給孩子五分鐘小休，既可令孩子稍為放鬆，又有助提升學習效率，實為妙策。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

想起一句「結廬在人境」，和「道成了肉身」比較，有很多聯想。為何有此聯想，那是因為近日身處異鄉的經歷。

弟兄姊妹從香港寄來的兩個包裹不知為何遭退回，期待收到的東西，頓成泡影，浪費了心思時間和不少的郵費，卻叫弟兄姊妹失望，情何以堪！郵件其實已送到住宅單位的地下，郵差按鈴，立即下樓，說是要付35歐元，立即上樓取，並立即下樓交收，怎料郵差失去蹤影，遍尋不見，天寒地凍等他，又問人，到頭來卻是送回香港，理由推說是海關找不到郵件的報關資料。另一包裹則連理由也欠奉！

家裡想趁世界盃在即購電視機，看中了一部，訂了貨，付了訂金，說好下週送貨，約了第二天付清餘額，付款時店員說26/12才有貨，提議買另一部貴80歐元的，我心希望可以儘早可以招呼學生們到我家來一起相聚看比賽。店員是中國人，很落力幫忙，我就決定付款購買。送貨時，運貨安裝的打開包裝發現機身有問題，表示要退回另外再送。但是要26/12才有貨。我們抗議，公司告知我曾訂了另一部機也準備送來，似乎有些奇怪。我一問之下，原來是我先前欲購的型號，我醒覺是那同胞店員的問題了。我立刻要求送來，並回到店裡要求退回差額。辦理退款時，店員的法國同事也不屑地看著這中國人怎可欺騙自己同胞。

這些遭遇使我深感一切都不像以前香港「快、靚、正」的運作，更有被騙被愚弄之感，真感有適應上的困難。我不追求「無車馬喧」的離俗，但希望「心遠地自偏」的安身。明知此地不像香港，但總是想快點安頓可以專心工作。豈料面對許多基本的生活瑣事，已夠煩擾纏累了。加上天氣寒冷，法國政府節約能源，室內氣溫常叫我手腳冰冷難受，年紀愈大，耐寒能力減低了！

轉念之間想到道成肉身的主，祂卻在呱呱落地的嬰孩至承擔家計的成年中，靜待30年，始出山佈道，經煉俗世生活的一切瑣事，尤其在登山寶訓（太五）中提醒門徒要如何為敵人多走一里路、多給打左臉、多給外衣……，相信這些是祂在世間眾多煩擾的宣教士生活體驗。主結廬在人間的宣教生活，並不簡單啊！

「道成肉身」帶來生命倫理的反省。商業社會重視商業倫理，等價交易是市場運作的其中重要原則，所以期望服務品質良好的「快靚正」是天經地義。但是這個世界大部份地方卻不一定是這樣，所以會感到失望煩躁，這樣會失去倫理上期望的和諧平安的心靈，甚至影響人際關係。主在「道成肉身」生活的倫理也許給我們智慧去判斷該如何看待不同領域的文化或生活原則，雖可以批判事情的對錯，但是又要看到如何面對別人在其文化處境中孕育出的生活行為，也許會發現一些可以體諒，甚至可以學習的因素。也許「快靚正」不是絕對的標準。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打斷不了的週年研討會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為研究中心）每年都會舉辦週年研討會，探討社會上不同的議題，以下是近幾年的研討會主題及相關的資料。

2018年6月15日，研究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惜生知死」週年研討會。研討會集中討論了人對於死亡寬闊交纏的看法，當中邀請了多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包括雷競業教授、陳一華牧師、吳思源先生、李少秋教授、陳曉蕾女士、伍桂麟先生及樓曾瑞先生，與大家一起思考死亡，探索存活的意義，鼓勵參加者把握在世的時光，避免遺憾。

2019年6月21日，研究中心舉辦了「性不教，誰之過？ ——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週年研討會，本社在當中邀請了康貴華醫生、莫林天欣博士、梁林天慧博士、關啟文教授、鄭安然先生、陳靈騫女士、竺永洪先生、李顯雋先生、灌秀雲老師、聯同本社的張勇傑先生及熊嘉敏女士，一起與大家探討如何幫助年青人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並討論何謂健康整全的情性教育等課題。

2020年我們一如既往的籌備該年的研討會，並期待它在6月19日與大家見面，無奈有時候，「在世上，沒有多少東西會盡如人意」，隨著新冠病毒疫症爆發，研討會在觀望中延至11月6日舉行。感恩的是，疫情沒有打斷週年研討會，我們仍能繼續每年一次與不同持份者相聚在一起，探討大家所關心的課題，即使對某些人來說，有關課題可能是敏感的，並誤解明光社「走偏了」而「脫粉」。

「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最後順利在2020年11月6日舉行，我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邀請了余達心牧師、何志滌牧師、李耀基醫生、郭志英博士和雷競業教授與大家分享，研討會的主軸不是談政治，而是談「逆境」和「分裂」之後，人的身心靈可有實質的方法得以「重建」與「復原」。

2021年8月27日，研究中心舉辦了「去留．安身．立命」週年研討會，就香港迎來了移民潮，不少教牧及信徒移居海外，研究中心為此邀請了陳明泉牧師、游淑儀牧師、陳傳華牧師、紀治興博士、譚日新博士及高銘謙教授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移民潮之下，去或留的信徒有何掙扎，牧者可以如何牧養他們，並鼓勵留港的牧者及信徒，無論前景如何，能因著神的掌管及看顧，安身及立命。

2022年8月12日，研究中心舉辦了「無牆無盡——善用恩賜的斜槓事奉」週年研討會，在疫情持續的大環境中和移民潮之下，蕭烜醫生、鍾俊傑先生、呂慧明女士、關浩然牧師、溫南聲先生和李志剛牧師，與參加者分享新一代的基督徒如何看事奉，教會或機構如何締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弟兄姊妹或斜槓一族投入事奉。

研究停不了

每年的週年研討會，研究中心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及牧者就主題與大家分享訊息，會上其中一場「重頭戲」便是發佈研究報告。「重頭戲」當然由重量級人士主講及回應，我們邀請了不同學者參與其中，許多時都由超級有「份量」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主力回應。

2018年，研究中心前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了「16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的訪談結果。是次項目研究員進行了16個單獨訪談，嘗試以「嬰兒潮一代」的視角作為切入點，疏理受訪者講述死亡時複雜交錯的想法。該年研討會，由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

2019年則在招雋寧先生協助下，陳永浩博士分析了明光社由2002年至2018年，在17年間，與三百六十多間學校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數據，並發佈了「廿年需要幾番新？從性教育講座內容看中小學性教育的重點及需要」調查，剖析學校在推動性教育時的特點。

2020年是特別的一年，如上文提及，因疫情的緣故，研討會要延期，研究一開始搜集資料時便遇上困難，由於過往以紙本問卷為優先考慮，當教會在疫情中遲遲未能開放給弟兄姊妹，紙本當然也無法發放到弟兄姊妹手上，設計好的問卷差一點要全盤作廢。不過，感謝主總有出路，疫情除了帶給我們「危」，也帶給我們「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我們突破了框框，主力集中於網上問卷，最後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完成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主要探索信徒心理健康、社會參與及靈命三者之間的關係，研究於研討會當日發佈，由陳永浩博士擔任回應講員。

2021年本社再次邀請了李樹甘教授進行研究及發佈「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主要了解到香港基督徒的移民意願，有何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移民決定，以及對教會回應移民議題的意見，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2022年，我們得到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義務幫助，進行一項名為「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藉此了解香港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以及對事奉的理解和期望，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磚頭」仍在搬運中

研究中心既是文字搬運工，負責推出《生命倫理》雙月刊、「我有話說」、「生命倫理錦囊」欄目的文章，以及週年研討會文集，過去亦不時舉辦課程、讀書會、對談等活動，但疫情效應下，人們愈發喜歡參與網上聚會，研究中心便開始嘗試製作影片。「大城．小理」系列，讓大家在當下的大城中，透過故事和考據，看看蘊藏在當中小小的道理。「與鼠鼠一起上信仰課」系列的影片期望大家藉著可愛的寵物反思信仰，反思與人的關係。至於「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系列的影片，則想為大家分享好書，介紹書本的精華內容。不同的嘗試，在於配合新一代的需要。

研究中心雖然有實質重量級的研究主任，但始終人丁單薄，感恩的是明光社的同工協力相助，否則重量級主任也撐不起一片天；此外，感謝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吳思源先生、吳澤偉先生、辛惠蘭教授、李樹甘教授、洪子雲博士、張志儉博士為研究中心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及身體力行參與；最後，感恩及感動的是支持研究中心的「你們」，在我們問卷數目不足時，總有你們出手相助，雖然我們曉得，我們的問卷實在「好難填」。

明光社25歲，研究中心仍然年輕，只有14歲。我們仍需作「拋磚」之舉，以此引來你們這些「美玉」，繼續支持我們的問卷調查、研討會，以及文字與影片的製作。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於從事教育行業的人來說，自9月開學，不經不覺，一個學期已過了大半。還記得最初不論是學校、老師、家長和同學，大家都忙於應對疫情，緊釘著政府的各種規定，安排打針檢測，準備隨時可能變網課。誰不知，這個學期的校園主角，卻落在如何「向父母下跪奉茶表達孝順」和「升旗食早餐被停課」的新聞之上。

還記得在9月初，一間學校的開學禮，一個「下跪奉茶」的孝順開學禮，意外地成為了全港的焦點，因著推廣「孝道」的教學主題，學校安排同學在開學禮時，向在場家長下跪奉茶。[1]

究竟「孝道」應該如何實行？校方要求學生向家長完成多個「孝道任務」，例如剪指甲、按摩、及下跪奉茶等，是不是太過形式主義？「孝順開學禮」後，校長發文指當日要求同學向家長下跪奉茶純粹是表達尊敬，在場有老師說：「從今以後，我會好好孝順你，你話點就點啦」，並非教導學生愚孝。她反指批評者「諗多咗」，又稱「原來孝道係有爭議性㗎喎，開始明白有唔同諗法」，又形容今次事件是「幾特別經歷」。

但最叫人意外的，相信是她對「孝道」的看法。她以自己所理解的《孝經》辯稱：「孝是德之本，依教而生。」即「孝」是依賴教育而生，沒有教，則沒有孝。但後來經查證，原來校長是錯引了星雲法師的文章。《孝經》第一章〈開宗明義〉的原句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因為人有孝道，是道德之本，才生出教育了，兩句話意思完全相反了。[2]

事實上，孝道除了在文化、美德、道義、行為、甚至是開學禮上用得上，就連在香港，當你需要申請免稅，甚至申請社會服務，也會牽涉「孝道」的考慮，實在需要更多的了解。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家庭環境擠迫，照顧老人家的問題近年愈見嚴峻。很多家庭迫於現實考慮，都要安排年老的父母長者入住安老院舍。輪候入住院舍，尤其是有政府資助的院舍時間相當長，同時也有相關資產審查制度，如長者是領取綜援人士就會優先，這是為了確保安老資源用得其所，能使最有需要的老人家優先入住。這個審查制度原意是好的，但結果卻衍生了「衰仔紙」制度出來。「衰仔紙」制度在1999年起實施，其正式名稱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是長者申請綜援時須填寫的一份聲明，原意是長者申請綜援時，表明是以獨立身份申請，申請人並沒有接受子女的供養。由於「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要求子女必須親身前往社會福利署保障部簽署有關文件，並帶同其入息和支出證明，一旦簽署，就等同子女聲明不再供養他們的父母，「衰仔紙」之名因此而生。[3]

可是，子女簽署了「衰仔紙」，是不是就真的置父母於不顧？事實上，的確有不少家庭在簽署「衰仔紙」後，仍會繼續以不同方式供養父母，這樣做表面上已是騙取綜援，但也是迫不得已，政府也難以查證。結果，社署於2017年1月公佈於同年2月1日取消這項安排，改為由長者本人清晰地交代家庭狀況，但會保留以家庭為單位申請長者綜援的規定。

其實，如果要硬生生將孝道量化成條文、計算、形式主義，就真是本末倒置了。可是在今日香港，除了孝道之外，同學還要硬性愛國。荃灣一中學，在早會進行升旗禮時，有14位同學沒有回到課室或操場集合，又或正在吃早餐，沒有參加升旗禮，結果被校方以「不尊重」為由予以重罰：既要見家長，更要即時停課三天。[4]

事件當然在社會上引起熱議了：校方指出學生在國歌聲響起時仍在進食，屢犯不改，更有說同樣行為等同違反《國安法》（顯然校方是將《國旗及國徽條例》、《國歌條例》和《國安法》攪亂了）。但有受罰的同學提到當日只因遲到而未及參與儀式，亦無不尊重的行為。而其實如果當日只是平日的課堂，同樣的行為，極可能只會被視作遲到，沒有被重罰的道理。

退一步來說，同學無參與（校方說是不尊重）升旗禮，校規罰則應是如何？在教育局的一份名為〈國旗、國徽、國歌和區旗常見問與答〉的文件中，提及如何處理同學違規的情況：「若有學生在進行升國旗儀式時做出不恰當的行為，影響儀式進行，校方應立即跟進……學校亦應按一貫的訓育及輔導策略跟進學生的不當行為，包括了解違規學生行為不當的原因，並因應其解釋及具體情况，予以適當的輔導和跟進，以期讓學生作出改善。」[5] 身為老師，實在難以理解「停課三天、即時離校」是對學生予以適當的輔導和跟進。

該校校長曾以贊成給予同學自由、支持年輕人創作見稱，力排眾議，讓學生成立電競學會，在學界成為一時佳話 。但今次事件，予人感覺是：「同學犯錯，有理無理罰咗先，等學校可以有所交代」的心態。事件發生後，亦有網上討論區已有匿名投訴指出學校有老師一樣對升旗禮「不尊重」，試想像如果同學不參與已經要罰停課，老師不尊重，是否也要予以重罰？

或許你以為這只是「茶杯裡的風波」，但這個風波的確可以在你我的茶杯中發生——今日香港，各大電視台在每天的晚市時段，都會準時播放「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在酒樓、茶餐廳收看過了，當時你有無注意！站立！致敬！？若無的話，你和犯規的同學有何分別？荒謬的是，早前香港舉行國際足球賽，警方為防有人像以往一樣「噓國歌」，居然為此出動了多名警員，並拍攝觀眾席上的球迷。連看一場比賽都要像小說《1984》中所言，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實在令人心寒。而在學校重罰同學的事件後，刊登在《明報》、尊子所畫的一幅諷刺校長的漫畫，警方居然表達「強烈關注」（其實應是表錯情），連前特首也為此作出回應，更將矛頭指向《明報》，對言論自由帶來威脅。

當一個國家，要用到高壓手段才能「迫」學生和市民，好像呆子一樣，機械地去注意！站立！致敬！這樣的愛是何等真？這又會帶來多少的恨？實在值得反思。

面對疫情的衝擊，所有社會性的議題都開始以「疫情」作為分析的背景。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擔心學生升學的問題。因為停課、網課等情況的出現，學生亦需要時間去適應「新常態」，特別是中六的學生，面對即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人都覺得他們或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人。不過，在另一邊廂，疫情對兒童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有十多年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資深社工及曾任幼稚園校董的吳晃榮先生，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幼兒在失去學習場所情況下，家長可以怎樣教導他們，助他們健康的成長。

幼稚園課程中六個主要範疇

幼稚園對幼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協助幼兒發展其作為人的潛能，而吳先生提及幼稚園課程中的六大主要範疇，是用作給予幼兒基本訓練，當中包括：認知、語言、大肌肉、小肌肉、自理以及情緒社交。兒童在幼稚園中，透過這六大範疇進行學習，這基礎亦有助他們更健康地長大成人。吳先生特別提到，這當然不是說家長不能按這六大範疇教導幼兒，但明顯地他們是較難按著課程結構來進行教導，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其困難，家長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他們這樣教導幼兒就更困難。

吳先生簡述了幼稚園課程中六個範疇的具體內容以及其運作模式，如需要更詳盡的資料，大家亦可參考《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手冊》中的〈第二章：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1] 。

1. 認知：例如訓練幼兒拼圖、分辨各種不同的顏色、建立數學及邏輯思維、因果、空間、物件、多、少等等的概念。
2. 語言：簡單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以及表達。
3. 大肌肉：一些身體協調的訓練，例如跑步、攀爬等較多走動的運動。
4. 小肌肉：一些手部和眼部的協調，例如筆掉在地下，能夠將它拾起，以及進行穿線等等的微小動作。
5. 自理：能夠自行穿衣、吃飯，以至可以自行去廁所等等。
6. 情緒社交：讓幼兒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技巧，並可以處理自己情緒等等。
    

當我們了解這六大範疇後，就會明白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教學，其實對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疫情爆發後，吳先生指出，學校的一些恆常活動幾乎都因疫情而取消，如生日會、親子旅遊、運動比賽等等，甚或乎有一段時間是不可以進行跨家庭聚會，即是連非官方的活動都需要取消，但其實這些活動都是訓練小朋友的大好機會。故此，在大部份活動都取消的情況下，家長的角色便變得更加重要，家長需要成為一位老師去教導幼兒。

吳先生指出，很多時家長根本不懂得要教幼兒甚麼，故此如果突然將教學的工作交給家長，家長亦不懂得怎樣教，更不用說甚麼六大範疇了。他又指，家長均來自其各自的專業，但對於小朋友的行為，他們卻沒有太多的了解，這會讓小朋友難以學習，例如一歲的小朋友想嘗試攀上滑梯頂，若家長擔心其能力，而直接把小朋友送上去，小朋友便失去了可以學習的機會。故此，當家長擁有大部份教導小朋友的時間時，實在有需要認識幼稚園學生學習的六大範疇來教導幼兒。

讓孩子有實踐的機會

另外，除了在概念上教導幼兒外，家長亦需要讓小朋友有實踐的機會。吳先生建議，小朋友玩耍的時候，不要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玩，家長亦需要參與其中，這樣便能在一個可實踐的環境當中教導他們，並從中向他們「輸入知識」。他舉例說，如遇到要排隊的情況，家長便要主動向小朋友解釋排隊的重要性；當小朋友遇上其他小朋友時，便要教導他們分享、禮讓的重要性，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分享玩具、文具等等；當小朋友沒禮貌時，家長都要教導他們這種行為會讓人感到憤怒或傷心。可以說家長在教學上，一點都不能鬆懈。

總的來說，疫情下家長的確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加主導了小朋友的成長，故此，家長也得補補課，了解一下幼稚園學生在校學習的六個主要範疇，對於小朋友日常的活動要更加敏感和從旁教導，助孩子適應欠缺社交生活的新常態。筆者在訪問的最後階段問吳先生，這六大範疇對小朋友的轉變有多明顯時，他回應指，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這個短時間內，家長未必能夠察覺到他們明顯的分別，可能要待小朋友將來升上中學或大學時，該轉變才會更明顯。

2022年8月12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順利完成，有80多人參與，在此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借出場地，以及各位蒞臨現場出席研討會的朋友。讓我們一起重溫當日精華片段。

郭毅權博士

「由教會舉辦的才算事奉？」、「對教會有不滿才會在教會外自行事奉？」、「選擇在教會外自行事奉的人，便會少了參與在教會的事奉？」、「現在的年青人都不願意事奉？」、「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和斜槓工作者（slashies）不會太熱心事奉？」，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設計了以上五條問題，邀請現場的參加者即時投票，在十分同意至十分不同意之間的五個選項中，選擇其中一個答案。當日有42位朋友參與這個熱身遊戲，結果顯示：97.9%的人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由教會舉辦的才算事奉」；65.8%不同意信徒「對教會有不滿才會在教會外自行事奉」；71.4%不同意「現在的年青人都不願意事奉」；64.3%不同意「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和斜槓工作者（slashies）不會太熱心事奉」；28%不同意／十分不同意「選擇在教會外自行事奉的人，便會少了參與在教會的事奉」。

現場投票的結果，大部份與郭博士發佈的「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的結果是吻合的。是次研究共收回網上問卷748份，受訪者中有79%現時有事奉，當中受訪的年青信徒，有事奉的佔72.3%，平均每人有兩個事奉崗位。受訪者的事奉觀，並沒有因年齡或工作形式（全職或斜槓）不同而有太大分別，他們事奉的主要原因都是想榮耀神，他們的事奉心態，人生價值，生活形態和工作態度是一致的，都以神為中心。受訪者中有51.3%在教會外事奉，這些人並非對教會不滿，相反，他們對教會的觀感是正面的，參與教會外事奉，只是希望事奉可以更有彈性，或更親近神，尤其是自由／斜槓工作者，他們更珍惜自由度、強調自發性和創新性。整體來說，受訪者普遍認為自發／自行事奉與在教會事奉並非零和遊戲，兩者可相輔相成；至於年青人和斜槓工作者沒有想要少做事奉，反而是想事奉更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結果時指出，原來信徒在教會外事奉，不一定會影響自己本身教會的事奉，這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當中可以沒有「推拉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很多人以為信徒在教會外事奉，主要是因為教會沒有給信徒機會，其實不一定是這樣。一直以來，人們以為斜槓工作者都是年青人，是做IT或是YouTuber，原來也不一定，我們要打破這些想法，有能力做斜槓的，或者要做很多份「職務」的，不一定只限於年輕人，信徒可能到了某一個年齡層，進入「收成期」、有人脈有資源，不再需要擔心經濟，他們更有機會去slash。

三位講者圍繞著「新一代信徒的事奉模式現身說法」這個主題，有以下分享：

蕭烜醫生

私人執業醫生蕭烜醫生分享到他本來打算做一個腫瘤科醫生，有一次在醫院遇見一個末期癌症病人，這位患者最想要的是醫生可以探訪、認識及照顧他，那一晚，蕭醫生領受了神給他的召命——全人醫治，於是他成為了一位家庭醫生，去聆聽病人的需要及為他們禱告。全人醫治意味著不是單單成為一位留在診所裡的醫生，而是進入社區接觸有需要的人，探望無家者／探望獨居長者／與年青人一起繪畫／與年青人一起敬拜／成為YouTuber，無牆的slash服侍都是源於一個召命。

鍾俊傑先生

藝窰軒福音劇社總監鍾俊傑先生本身的工作是IT項目經理，但他卻透過戲劇服侍他人，在疫情期間，他幫助教會透過Zoom做廣播劇。他提到只要想做，不受制於一個框框，便能做到想要完成的事。他鼓勵教會開放，不要固守以前的東西，他認為不一定要很有經驗的信徒才能事奉神，他分享到他的教會容許兒童主領敬拜，也開設了平台容許更多年青人參與事奉，他表示這樣才能真的做到傳承。他很想告訴大家：「異象不是夢，敢開拓，神開路」。

呂慧明女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生呂慧明女士曾與來自不同宗派、不同堂會的弟兄姊妹一起事奉。作為新一代，她與大家分享了在她身邊新一代事奉者的心聲。她認識的人中，有弟兄姊妹本有事奉的熱情，甚至自費裝備自己，可惜的是因著制度而無法在自己的教會發揮恩賜或回應呼召。雖然她明白弟兄姊妹未能活出召命，不排除受個人因素影響，但有些堂會實在過份小心，不隨便放手給年青人參與事奉。她反思教會作為一個接納罪人的地方，為何不可以訓練一班會出錯，然後願意承擔錯誤的人？她分享到由於她在教會外有機會被栽培成司他，這反而讓她能帶著這份才能回饋教會。

在論壇時段中，陳永浩博士問及三位講者，教牧可以如何幫助新一代的事奉者。鍾先生重申教會最重要的是開放及容許人犯錯，身為執事，他明白教會受限於制度，但教會可以在制度之內，容許一些平台和空間出現，讓弟兄姊妹在其中發揮恩賜。蕭醫生總括經驗，他需要真實的同行及真實的放手。他提到在開設診所初期，牧者會與他一起進行招聘。到了適當的時間，牧者又會完全放手，讓蕭醫生「長大成人」，不再過度依賴牧者。呂女士則希望教會可以給予的是「國度性的胸襟」，希望教會不是只用制度去回應一切問題，並嘗試走出去回應弟兄姊妹的國度性使命。

參加者陳劍雲牧師回應幾位講者的分享，他指人生同事奉，教會和個人，很多時都如參演即興演出，舞台是神的，主角是耶穌基督，我們只是配角，召命就如神交給我們一個大概的角色，演這個角色的過程便如即時創作，有時得到的回應不太好，這其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出者能在其中反省和成長。他指，有時弟兄姊妹被教會打擊，這亦不太重要，因為一個人是否有真實的熱情，要經打擊後才知道，有些人到後來演不出來，可能因為這不是神給他們的角色或召命，神可能藉著打擊引導人走另一條路。他認為我們不用對教會或組織寄予過高的期望，免得有太多的失望，反而要留意聖靈在我們生命的工作。

關浩然牧師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堂主任關浩然牧師以「上帝國度的事奉觀」為主講題目，他以《聖經》作為起點，指出昔日的信徒沒有休班時間，他們的生活、事奉都在家戶中發生。昔日的教會也不是指禮拜堂，而是指教會群體，如此說來，服侍主是沒有休班的，整個生活都讓人高度意識到自己在服侍主。今天，有家庭有職場、有禮拜堂有世俗工作，當福音被分拆，以為只關乎人的得救，那麼，福音屬於哪一邊？人們可能認為只屬於教會，至於家庭責任、政治、環保等議題，則與福音無關。其實，事奉不只是傳福音，比較完整的神國福音是去報告神透過彌賽亞耶穌所成就的事，當世界陷在罪的權勢中，受造的、作為神形象的人類失落了他們應有的任務，本來是管理世界的人類卻令世界變得混亂，只有神可以提供出路，祂挽救世界，透過受膏者耶穌及聖靈去更新及統治世界，人因此有核心的角色，便是關注於公義的社會及道德的生活。如此看來，神國福音是有公共層面的，並非在教會所做的才算是服侍，基督徒是應該在整個生活中好好服侍神。

溫南聲先生

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主講的題目是「以人力資源策略配合新一代信徒事奉形態」，他希望這次分享有助其他機構知道如何吸引年青信徒加入團隊。溫先生提到作為一個機構的事工領袖，掌握新一代對工作形式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新一代進入機構時，他們期待的是甚麼崗位？一個領袖如何為他們營造有益於他們的環境？以前一個員工想由全職轉為半職，僱主是難以批核的，但僱主若一成不變的話，可能難以招攬人才。想slash的新一代，最希望的是工作可以「自己話事」，亦希望可以在家工作，不用每天返公司。想要吸引新一代信徒加入一個基督教團隊，除了制度上的配合，亦要知道基督教的人力資源管理不是停留於招聘，最重要的是如何為信徒提供一個事奉神的機會，讓他們可以為機構的存在、目標及異象而付出。當然，領袖先要了解及掌握機構內每位信徒有何恩賜，讓他們可以配合機構的異象發揮恩賜。另外，與其和他們進行薪金與能力掛鈎的評核，溫先生建議不如給他們回報及意見，讓不同恩賜的信徒都感受到神喜悅他們在機構工作。還有，容許信徒出錯能讓他們在機構中有更多學習機會和發揮更大的恩賜。他指，機構若能締造一個平台，讓信徒感到工作有意義，有滿足感，必能讓信徒有更大的發揮。

李志剛牧師

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牧師以「教會如何支持新一代信徒參與事奉」為題目分享，他指馬鞍峰香港教會為一間標竿教會，同工大力推動弟兄姊妹加入事奉崗位，由於教會有一套系統，故已推動了50%-60%的信徒參與事奉。除了典型由同工帶領的事工，亦有一些事工是同工不可以「落場」參與，只可以由會友起動，同工輔助信徒完成。這制度的目的是要透過事奉幫助信徒成長，因為他們相信，信徒是可以的，而事奉本身也是彼此激勵的一個過程。牧者主力栽培聰明及有才能的信徒發揮恩賜。當信徒愛教會，自然會盡心事奉，即使是很零碎的工作，例如「倒垃圾」。但信徒不可能以此服侍一輩子，教會會安排課程給信徒，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恩賜，當他們發揮到恩賜，便可以做一輩子。未找到恩賜的信徒可自在地做「閒角」，但當找到恩賜後，恩賜會讓信徒做得長久。當人找到恩賜去事奉，自然會很喜樂，向著目標直跑。為了配合信徒的特質，教會靈活地修改了金門神學院的一個碩士課程，把它設計成只有必修科、毋須考試，讀得少但修得精，目的是要打破信徒恐懼讀神學的心理，讓他們願意接受裝備，建立教會。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受訪者：伍桂麟先生（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人生最悲痛的莫過如生離死別。「逝者已矣，來者未已」，逝去的已經逝去，但活著的人還有未來，還有好多事情等待完成，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先要處理死者的身後事，以及自己的心情。主力籌備喪禮的人，縱然自己在哀傷期，仍需要主持大局，顧及其他家人的情緒，期間還有可能因為喪禮的儀式而與家人發生磨擦。作為一個喪禮的籌備者（以下簡稱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又想與非信徒的家人達成共識，到底如何是好？教會可以如何支援籌備者？一個喪禮的核心又是甚麼？今次「我有話說」邀請了「一切從簡」：簡約殯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伍桂麟先生（Pasu）與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喪禮。

最差的喪禮是做給人看，最好的喪禮是做給「人」看

籌備者很多時壓力的源頭都在於把喪禮做給其他人看，當籌備者太在乎「外人」的看法，想要風光大葬，怕「做漏」甚麼而被視為不孝，必然會相當吃力。Pasu表示如果一個喪禮只是做給「外人」看，只會是一個差的喪禮，相反，如果大家明白「死者為大」，把喪禮做給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看，這便會是一個好的喪禮。

Pasu提醒大家，籌備者一味遷就外人，即使做足所有人的要求，最終或會讓死者成為受害者。擇日、大場面，籌備的禮儀愈多，喪禮往往需要押後，結果不單是增加花費，也增加了遺體變壞的機會。死者才是喪禮的主角，籌備者可以嘗試帶領家人去思想，死者想要所愛的人做甚麼，而不是外人想他們做甚麼，這樣比較容易安排喪禮，還有，即使喪禮很簡單，甚或簡陋，當大家知道死者的心意，知道死者的接受程度，便不必怕「做漏」甚麼。

如果死者是基督徒，喪禮採用基督教儀式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呢？很多時基督徒會堅持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喪禮，甚至為此而與其他親人發生衝突。Pasu提到籌備者需要放下外人的目光，卻不代表完全不用考慮「其他人」的意見，這裡的「其他人」指的是死者所愛的人。籌備者需要放下自己的執著，因為喪禮的主角固之然是死者，也包括死者所愛的生者。如果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要按照自己最愛死者的方式去舉辦喪禮，而大家的立場又不同，便容易起紛爭。籌備者想要堅持信仰，也要考慮到死者及其他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如果決意「堅持」以基督教形式去進行喪禮，這種「堅持」或會破壞家人之間的關係，反讓其他家人對基督教產生不好的印象。

堅持信仰，靈巧像蛇

當然，基督徒即使尊重他人而採取傳統的喪禮儀式，也不能沒有底線的。Pasu相信籌備者答應以傳統儀式舉行喪禮，並不是出於妥協，而是為了家庭和睦，也是代死者去照顧、去愛仍然在世的人，這些人都是死者所重視，所掛心的人，籌備者這樣做，也是為了愛及尊重死者。到了實際操作時，其實籌備者可以選擇只做傳統儀式最基本的部份，讓家人安心，又不至於跌入迷信的網羅之中。

Pasu指出真正相信傳統的人其實不多，非信徒家人想以傳統儀式舉辦喪禮，很多時不是因為相信，而是但求心安，怕做得不足，怕被老人家話，只要能令他們心裡感到安穩，他們才有空間去接收信徒的關心及訊息，否則他們一直心不安，最動聽的大道理也無法聽入耳。

況且喪禮也不是一個「硬銷」基督教信仰的場景，它反而是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家庭聚會，讓平時甚少見面的家庭成員聚首一堂，如果連這時候都爭吵，將來更難有再見的機會，更難向他們傳講基督信仰。籌備者可以在安排儀式的同時，以時移世易為由，反過來教育家人時代在變，有些傳統會因著時代而改變，有些以前應該做，現在已經不需要做，如以前需要為死者守孝三年，現在已經不用。Pasu相信以此方式引導家人，對於原本要守傳統的人來說，讓他們能多用理性的批判去看待喪禮儀式，知道原來有些東西可做可不做。籌備者可以再慢慢加入想要加入的禮儀，例如在傳統儀式中加入分享部份，若然無法分享，也可以嘗試做一本場刊紀念死者，即使沒有唱詩或讀經，也可以嘗試做一些短片，表達對死者的愛，又或者在喪禮中加入基督信仰元素。

互為肢體，彼此支持

喪親之痛本來便是非比尋常，更何況籌備者同時也是喪親者，他們要主持大局的同時，亦有可能收藏了自己的情緒，以幫助他們先去照顧其他人的情緒，以及花心力與非信徒家人商討喪禮儀式，這時，牧者及弟兄姊妹的關愛，對喪親者或籌備者都非常重要。Pasu相信教會各人如能按照自己的恩賜及能力，承托喪親者的心情及需要，這樣做不單支援了喪親者，同時也見證了基督信仰。

牧者除了可以在靈性上支持喪親者，與他們一起禱告，鼓勵他們，也可以如社工一樣多方面關顧他們。Pasu提到一般來說，信徒是十分信靠牧者的，因為牧者經常主持安息禮拜，在舉辦葬禮一事也很有經驗，牧者為信徒提供有關殯儀的資料，又或是其他方面的指導，都非常實用，可以減少喪親者找尋資料的時間、減少無助及不知如何處理事情的憂慮。另外，牧者亦要留心，如喪親者的情緒反應過大或過於長久，已經影響到他各方面的生活，牧者便要分辨喪親者是否需要社工跟進，或是需要哀傷輔導。如果喪親者的家人死於新冠肺炎，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喪親者或會有很多譴責及憤怒、很想追究、很無奈、很無助、很委屈及抑鬱等複雜情緒。這時，陪伴他們的牧者，便需要更有同理心。

喪親者的確需要學習與哀傷共存，自己慢慢去療癒，直到回復正常，重投生活。牧者及弟兄姊妹要給喪親者空間，讓他們可以與哀傷共存，不過，這並不表示讓他們孤獨地與哀傷共存，他們也需要有人在旁邊支持。牧者不是萬能的，除了牧者，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陪伴及幫忙喪親者。Pasu認為基督教互為肢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可以互相連結。每個人幫忙的部份可能都有限，但可以盡到自己的能力是非常美好的。教會中的弟兄姊妹角色、恩賜及能力不盡相同，有些是聆聽者，有些則可以給喪親者提供指引。疫情期間，籌備者或許未能處理文件、購物等，又或是需要有人代為照顧小朋友才能處理喪事。弟兄姊妹未必能夠背負他們的重擔，但若能分擔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可以幫助他們有多一些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懷念死者，抒發情感

教會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固之然可以幫助到喪親者，一場好的喪禮儀式，其實也可以幫助在世的人好好向死者道別，然後慢慢回復正常生活。

上文提到，基督徒與非信徒之間，可能因著儀式而發生衝突，這時，「時移世易」是一個關鍵詞，其實對於全家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來說，也是同樣適用，因為在疫情期間，有很多可能原先想進行的禮儀，其實已經無法進行。Pasu分享到他會提供另外可行的方案給籌備者選擇，也引導他們不要站在覺得應該如何做的角度去思考事情，而是站在死者的立場去思考，化解他們因為與心中預期的不同而感到的遺憾。例如死者是因新冠肺炎確診者，現實是無法被人瞻仰遺容，喪親者必然感到難過及遺憾，Pasu會反問他們，讓他們想想死者會否想要他們冒著確診的風險去瞻仰遺容？他亦會告訴他們，喪禮想去表達對死者的愛，也是讓死者表達他對於生者的愛，死者的愛是不想生者冒著確診的風險瞻仰遺容，也不想他們長期太過傷心而影響生活。

Pasu強調不要覺得要做到滿分，才對得起死者，和計劃不同的行動，仍然可以表達出對死者的愛，Pasu分享他設計葬禮時，會讓整件事變得很人性化。他或會在喪禮現場佈置一個記念角，建議喪親者寫卡、寫信，在選擇相片時選擇一些較為生活化的相片，精心選擇陪葬品，通過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對死者的懷念。疫情期間，有很多儀式都被迫簡化及壓縮，Pasu提到不要完了一個喪禮儀式，便把它視為終結，喪親者仍可以在家中舉行悼念儀式。

華人文化比較難在人面前表達負面情緒，喪禮是難得可以不在乎別人的目光，盡情流淚的場景。Pasu知道喪禮儀式有助於疏導哀傷的情緒，他在禮儀安排上，會製造更多機會讓喪親者表達他們對死者的情感，讓他們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釋放自己的情緒。

一切從簡的喪禮，不是被迫的從簡，而是心態上的從簡，比起形式，以死者及其所愛的人為中心，顧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重彼此的想法，牧者及信徒無私地關顧喪親者表現出愛心及好行為，這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