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社18週年研討會

筆者在學校主持性教育講座時，常向學生講解香港性罪行法律，而學生的反應往往是大呼不公。這種情緒絕非無理，因為香港現行法律確實存有過時觀念，導致執行上出現嚴重的性別不公。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強姦罪在法律定義上，犯人必然為男性，受害人必然為女性。這意味著法律上「男性不能被強姦」。若女性強迫男性進行性交，律政司僅能以最高刑期十年的「猥褻侵犯」罪處理，遠低於強姦罪最高可判處的終身監禁。

《刑事罪行條例》第124條，即坊間簡稱「衰十一」的「與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同樣限制了性別身分，犯人必然是男性，受害人必然是女性。當一對未滿16歲的男女發生性行為時，法律上男方干犯的是「非法性交」，女方則為「猥褻侵犯」，且現實中通常只會控告男生。

類似的性別偏見亦見於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相關的性罪行，《刑事罪行條例》第118E條「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作出肛交」、第118I條「男子與男性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作出嚴重猥褻作為」，以及第125條「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法例亦設定犯人必然是男性。

另一個學生關心的內容是何謂同意，但其實現時本港法律並沒有「同意」一詞的定義，甚至在強姦罪的法例條文中列明，若被告能證明自己真確相信投訴人同意性交，即使該信念是錯誤的，陪審團也必須裁定罪名不成立。

香港的性罪行法律過時已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轄下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亦早於2012年起陸續進行了四份公眾諮詢，就改革《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性罪行提出初步建議，以下是過去四份公眾諮詢的主要關注範疇：

第一份：《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2012年）

• 建議將「強姦罪」性別中性化，即男性也可成為強姦受害者，並就涉及性的行為訂立「同意」的法定定義

第二份：《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2016年）

• 建議不分性別地將所有針對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行為刑事化

第三份：雜項性罪行（2018年）

• 建議訂立針對露體、窺淫、獸交、戀屍行為的罪行

第四份：《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2020年）

• 研究如何改革和改善香港性罪犯的治療和自新，以及檢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法改會亦分別在2019年和2022年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和《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報告書。兩份報告書提出超過70項建議，包括改革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雜項性罪行及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等。其中《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建議將「同意」定義為：「自由地和自願對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並且有行為能力對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但有關注團體批評，建議未有明確指出脅迫、神智不清、非法禁錮、濫用權勢等情況下的同意無效，亦未清晰界定「不反抗不等於同意」，擔心未能堵塞上文提及「錯誤但真誠相信」受害人同意發生性行為的漏洞。^[1]

現行法律框架另一弊端是在持續性侵犯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就每次獨立性侵事件舉證，但在兒童性侵犯個案中受害人案發時普遍年幼，加上事隔多年，受害人難以區分每次侵犯細節，導致不少個案難以檢控，或僅能以較輕罪名起訴。對此，團體建議增設「持續性侵犯兒童」獨立罪名，並降低舉證門檻。^[2]

截至現時為止，只有第三份公眾諮詢中涉及窺淫罪的建議被落實成為正式法例，但筆者相信原因是當年小學試題外洩案的終審法院判決，令以往律政司常引用以檢控偷拍罪行的「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失效，政府才有效率地為窺淫罪立法，填補法律漏洞。

2024年12月時任署理保安局局長卓孝業回覆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提問時曾表示，「政府計劃在2025年內就落實兩份報告書所涉及的法例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並會適時將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3] 2025年10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中表示政府計劃於2026年第一季就性罪行法例修訂建議諮詢公眾，目標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完成立法。^[4] 但筆者執筆之時已是2026年4月，仍未見政府有任何諮詢工作。

法律的初衷應是守護所有人的尊嚴與安全，公眾仍在等待那份遲到的諮詢文件，香港的性罪行條例何時能真正與時並進，仍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希望不要到了出現嚴重的案件之後才忽然覺得有修例的必要。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陳慎芝先生的故事，大家都不會陌生。他年輕時曾加入黑社會並染上毒癮，是當年「慈雲山十三太保」的首領；成功透過福音戒毒後，他加入教會協助青少年戒毒，更於 1987 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作家沈西城先生將陳慎芝先生戒毒後「重出江湖」的經歷輯錄成書，名為《香港戒毒教父陳慎芝》。

過去聽過不少江湖中人浪子回頭的故事，他們大多是改過自新後，從此斷絕與昔日「兄弟」的接觸。但這本書的主角陳慎芝先生卻不盡相同。他成功戒毒後仍然與昔日江湖上的好友往來，這並非因為他仍依戀燈紅酒綠的生活，而是利用自己在黑社會的人脈和地位，去化解江湖上的各種衝突。書中記載了兩三宗涉及響噹噹江湖人物的糾紛，若處理不當隨時會釀成流血事件；但陳慎芝先生「靈巧像蛇」地遊走於那些令人聞風喪膽的「大佬」之間，成功化干戈為玉帛。

這令我想起《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32 節，主耶穌預言彼得三次不認主時所說的話：「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陳慎芝先生選擇繼續與一眾社團人物稱兄道弟，是為了用「生命影響生命」。原來在上帝的手中，他過去的污點可以變成別人的祝福，讓他能在充滿殺戮的江湖裡，作一名「使人和睦的人」。

陳慎芝先生因幫助他人戒毒而當選傑青，但原來他協助他人戒毒的成功率並不理想，大約只有十分之一。然而，他依然選擇繼續努力下去，因為對他而言，救得一個總好過一個都沒有。這份「十分之一」的堅持，反映出他對生命的重視，哪怕只有一線希望，也願意引領迷失的人走出黑暗，找回生活的盼望。

近日，香港網絡掀起了一股「Jayden之亂」。起因是兩位 KOL 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系列模仿「現代典型港媽」的短片，傳神地演繹了港媽教導子女時的語氣。片中刻意在句子中加入極不流暢且生硬的英文單字，例如：「Jayden，Mami told you 呀，食唔晒唔好攞咁多，too much 啦，wasted 呀。」隨即引發網民熱烈討論。

事實上，「中英夾雜」一直是廣東話的一大特色。許多英文詞彙早已演變成中文，如「芝士」、「多士」、「士多」、「梳化」等。我們在日常溝通中亦傾向直接使用英文詞彙，例如「claim錢」、「book房」、「出trip」、「傾project」；甚至是將英文「廣東話化」，演變出「hang hang 地」、「con 唔 confirm」、「un 頂 able」等獨特用法。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而言，說「download 個 file」遠比「下載個檔案」來得自然。這些「中英夾雜」的語言已融合在我們的文化中，成為廣東話的一部份，甚至曾出現過如「同朕 check 吓」這類經典的蝦碌對白。

然而，廣東話口語夾雜英文本身並非問題所在，Jayden Mami之所以令人反感，關鍵在於其「中英夾雜」的目的。這類家長往往認為在日常對話中強行加入英文，能提升子女的英語能力，最終導致句子支離破碎。這種做法不僅讓句子顯得不倫不類，更隱約流露出一種「炫耀」英語能力的嫌疑。這段諷刺短片讓不少網民聯想到身邊「怪獸家長」的說話方式，因而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廣東話中英夾雜的現象本身是歷史與生活慢慢塑造出來的文化特色，促進溝通的便捷。然而「Jayden之亂」所折射出的，是當語言脫離了日常應用所產生的荒謬與違和感。網民的集體共鳴，不單是對生硬英語的嘲諷，更是對背後那種矯揉造作、過度育兒心態的無聲抗議。說到底，得體且流暢的語言，始終建立在真誠的溝通基礎之上，而非堆砌幾個英語單字便能提升的層次。

書名：《相遇都會靈程路》
作者：潘怡蓉

忙碌是香港人的特質，「安靜」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在家休息也會打開電視或看看YouTube來填滿自己的時間。就算人靜下來，心也靜不下來。

自小在教會成長，常常參與教會舉辦的營會，內容也是十分忙碌的，讀經、查經、講道的環節填滿了日程表。教會鼓勵我們祈禱靈修，但祈禱靈修也十分忙碌，因為祈禱就是將「代禱事項清單」逐項向上帝提出來，靈修時也因習慣以「查經」式看聖經而OIA起來，又或者跟著靈修書籍閱讀經文，再看一看當天的反思文章，就完成一天的靈修。在上帝面前，心從不安靜。

潘怡蓉博士在神學院教授靈修學及靈命培育的課堂，她所著的《相遇都會靈程路》以依納爵《神操》作藍本，為信徒提供了一個在繁忙都市與神相遇的指引。她在書中先反思現今華人福音派教會偏重理性及缺乏安息操練的處境，一步一步為讀者重新塑造靈命培育的生活，學習在都市中「退省」。

此書有六部份共24個篇章，雖然每一章的篇幅不多，但建議慢慢看，為自己提供沉澱和反思的空間。可以每天抽一段獨處的時間，關掉手機，靜靜地看一篇，當中有不少篇章更提供安靜默想的指引，引導讀者先檢視自己內心的狀況，再進入該篇章的內容，最後更有回應篇章內容的靈修指引，跟著指引默觀經文，以禱告結束該篇章的學習。

今天香港信徒面對的問題多不勝數，家庭、工作、經濟、甚至教會的問題往往令人吃不消，或者我們更應該「以退為進」，在退省中與神相遇，因為「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甚麼是女人（What is woman）？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在現今社會卻是一個引發不同立場人士辯論的題目。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份時間裡，「甚麼是女人」是一個常識性問題。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後現代主義與激進性別理論的興起，這個問題竟演變成令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尷尬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在2022年被時任美國總統拜登委任時，就曾在聽證會上表示無法給「女人」提供一個定義，並說她不是生物學家，但她卻知道自己是一個女人。[1]當頂尖法律專家都無法定義「女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性別定義的改變，並探討為何近年來西方社會開始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呼籲法律回歸生理事實的基石。

性別理解的演變：從事實到感覺

在傳統文明中，性別（Sex）被視為一種客觀現實。古代社會以觀察男女生理結構和生殖器官功能的差異來分辨性別。以生物學知識來說，即性別是由受精那一刻的染色體決定的，XX是女人，XY是男人。XX染色體決定了女人的生理結構、荷爾蒙的分泌、骨骼密度與肌肉分佈，並擁有女人的生殖潛能——月經週期、懷孕和哺乳的能力。

20世紀中葉，女性主義者開始區分「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雖然男女生理存在差異，但她認為社會對女人的期望、行為規範、服飾與家庭角色等都是文化塑造的結果，幫助女人從僵化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主張女人可以擁有與男人相同的能力與社會權利，亦成為日後性別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的基礎。

性別建構論主張「性別」並非全然天生，而是由社會文化、傳統期望及法律制度等塑造出來的後天身份，強調男女角色特質是長期教育與環境灌輸下的產物，而非單純的生理解剖學結果。因為性別不是生物事實，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到了21世紀，隨著跨性別運動興起，性別論述進一步激進化，認為性別是一種內在的「主觀感覺」，與生理構造徹底脫鉤。在性別自決的框架下，性別不再是觀察到的事實，而是自我宣稱的身份。因此，無論生理性別是甚麼，一個人只要內心認同自己是女人，那個人就是女人。同一道理，一個人只要內心認同自己是男人，那個人就是男人。

上年被槍殺的美國保守派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生前在校園與信奉這派學說的人士辯論時就經常拋出「甚麼是女人？」這問題，對方往往以「女人是指認同自己是女人的人」（A woman is a person who identifies as a woman）作回應，這說法令「女人」失去了任何客觀的內容，亦被柯克指出是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或許上文提及的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深知這答案邏輯上的缺陷，便拒絕回應女人的定義，她只能按自己的主觀感覺知道自己是一個女人。

當「甚麼是女人」成為問題時，這預示著社會正走向一場集體的迷失，「主觀感覺」取代「生理事實」，社會開始面臨衝突與混亂。當男人可以有子宮，月經就不是女人獨有的經驗，孕婦（pregnant women）一詞也被指帶有歧視性，因此出現「月經的人」（People Who Menstruate）和「懷孕的人」（pregnant people）等性別中立詞彙，家長（Parent）也將取代父母（Father and Mother），引發公眾的強烈反彈。同一時間，生理性別為男人的「跨性別女人」進入女性專屬空間和參與體育競技項目，對女性的私隱和運動的公平性造成威脅。性別肯定治療（Gender affirmative care）將不可逆轉的手術施加在性別認同感到困惑的青少年身上，造成永久性不育與健康損害。

西方社會的覺醒：回歸常識

經過十多年的社會實驗，西方社會出現文化轉向。英國NHS禁止向兒童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英國最高法院裁定法律上「女人」以生理性別為準。美國民眾厭倦「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使「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高票當選美國總統。

我們肯定生理性別，尊重科學的客觀性；同時，我們需理解社會上不同人士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我們反對的不是特定的群體，而是反對那種否定現實、犧牲多數人權益、甚至可能傷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意識形態。

最後到底甚麼是女人？我會回答「成年雌性人類」（An adult female human being）。

筆者在學校主講性教育家長講座的經驗中，經常發現一個現象：出席的家長絕大多數是女性，男性家長寥寥可數，這不僅單純是出席率問題，更反映出許多家庭在子女教育責任上的分工失衡。父親無暇出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根深蒂固等等，不少丈夫將管教子女的責任全盤交給太太，認為育兒、陪伴、學校事務、性教育等都是媽媽的責任。然而，父親在子女成長中其實扮演著獨特且不可替代的角色。

對於兒子而言，父親是「男性形象」的啟蒙老師。父親如何愛護家人、如何看待工作、如何處理情緒和壓力，都直接塑造兒子的男性形象，良好的父子關係更幫助兒子成為一個尊重女性和負責任的人。對於女兒而言，父親則是她生命中接觸的第一位異性。健康、溫暖的父女關係，能建立女孩的自信與自我認同。受到良好父愛陪伴的女孩，在步入青春期後，往往能更審慎地處理異性關係，因為她們已從父親身上獲得了充足的安全感，無需在不健康的關係中尋求認同。

性教育的核心不只是生理知識，更是關於「尊重」、「界線」與「親密關係」的價值觀。許多父親或許認為自己拙於言辭，或認為這類話題尷尬，因而選擇退縮。但事實上，父親那份理性、堅定且具保護力的特質，正是性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父親不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而是子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引導者。期望在家長講座中看到更多父親身影，看到更多父親主動站出來，陪伴孩子走過每一個階段。

當今社會，性別、婚姻與愛情的議題常常被世俗價值觀扭曲，導致許多人迷失在混亂的關係，教會與社會都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體？性別僅僅是社會建構，還是帶有更深層的神聖意義？已逝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身體神學」可為我們提供一些指引。

瑪麗．希利（Mary Healy）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一系列有關「身體神學」的講道內容彙集成書，以簡單易明的文字解釋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並由陳滿鴻神父翻譯為中文。

這套神學不是抽象的哲學論述，而是從聖經的伊甸園故事出發，回到起初探討人被造為男人和女人的「原初經驗」：孤獨、合一、赤裸，提醒我們在墮落前，人類的身體是純潔的禮物，能夠完全表達愛的語言，而人的身體有其婚姻意義，男與女性別特徵的差異是為了「互補」，藉著「自我交付」的愛，在結合中彼此成為給予對方的禮物，藉此學習到愛與被愛，正如上帝的愛一樣，也反映上帝三位一體的愛。

而人犯罪墮落使人與上帝、人與人、甚至人的心靈與肉身之間出現決裂，讓人出現羞恥、懼怕、衝突、工作與死亡的後果。但耶穌基督的救贖恢復人們原初的純潔，讓婚姻成為基督與教會愛的象徵。

作者指出身體神學不是保守的教條，而是解放的福音，「貞潔」不是壓抑慾望，而是自由地選擇愛的形式，它邀請我們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體，從而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書中每一篇章後都附有研讀資料，列出相關的聖經經文、教會的訓導、關鍵觀念的解說、反省和討論題目，可供個人和小組研讀使用。

2025年11月26日下午，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火勢最初從宏昌閣低層棚架開始，迅速蔓延至七座大廈，焚燒超過43小時，造成168人死亡，以及數千人無家可歸。在消防員英勇進入火場拯救生命的同時，社會各界亦迅速伸出援手，支援受火災影響的居民。除各大社福機構和慈善團體外，大埔區眾教會亦同心合力參與支援工作。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合共接觸41名受火災影響的會友、親友和街坊，亦有人不幸喪生。堂主任陳集仁牧師當天一直留意新聞直播，當發現火災失控時，他便立即清空禮堂，架起帳幕，開放教會接收災民留宿。除教會弟兄姊妹回到教會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外，附近商戶也主動聯絡教會提供各種物資。最後，教會接待了八位街坊留宿，最長的住了六天。

災民一夜之間失去家園，不知如何面對前面的生活，既落魄亦無助。陳集仁牧師表示，當時在社會各界踴躍捐贈下，物資已十分充裕，災民最需要的其實是陪伴，所以教會派人陪同有需要的街坊處理各種事宜，為不幸喪生者辦身後事等。教會同時觀察社區的需要，主動提供支援。陳集仁牧師憶述，有一天他觀察到有大量災民在教會附近一間社福機構排隊申請緊急援助金，教會便派同工將禮堂的椅子搬到社福機構門外，為排隊的災民提供一點方便。

不少教會弟兄姊妹都想為社區出一分力，關心和支援受影響的災民，但過度的關心會令災民感到壓力。此外，火災亦令不少教會弟兄姊妹感到傷心難過。為此，教會在災後舉辦了兩場活動︰第一場是災後關懷技巧工作坊，第二場是表達情緒工作坊，讓會友在與災民同行的同時，也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陳集仁牧師認為，社會要復常，而不是停留在災難的陰霾下，這對災民本身也有好處。因此，教會照往常一樣聖誕節外出報佳音，與社區分享平安的訊息，唯一改動的是將「年終感恩祈禱會」改名為「年終祈禱會」。

社會各界在火災發生後提供大量支援，但當過了一段時間，社會的關注便會漸漸減退，然而，支援受影響災民卻是長遠的事。陳集仁牧師指出，當社會很多人去做一件事時，更應反思其他「冷門」的需要，不要盲目跟從。曾經有弟兄姊妹提出向教會奉獻用於支援受影響的災民，但陳牧師婉拒了弟兄姊妹的好意，因為他觀察到當刻社會各界都踴躍捐款，便鼓勵教會弟兄姊妹先保留實力，以作出長期支援。他亦留意到目前能幫助到災民的實務工作不多，故此教會會繼續了解災民的情況，機動性地按其需要決定服務方向。教會也與其他機構商討最少一年的合作計劃，為受影響的災民提供長遠的支援。

是次火災影響之深，區內大大小小的教會一同受到影響。陳兆東牧師事奉的教會「基督葡萄園」是一所30多人聚會的小型獨立教會，也有兩個家庭受火災影響。陳牧師在火災當日下午得悉大火發生，雖然沒有會友傷亡，他仍立即趕回大埔，開放教會支援受影響的災民。可能因為教會位置遠離宏福苑，所以只有個會友家庭在教會留宿，及後太太和兒子遷往外母家暫住，直到訪問之時，丈夫仍在教會留宿。教會弟兄姊妹密切留意受影響肢體的情況，隨時隨地提供支援。

陳兆東牧師亦不忘其他會友的感受，安排時間讓大家互相分享感受，個別關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亦帶領大家一同前往宏福苑附近禱告。不少機構取消了聖誕節的慶祝活動，教會卻繼續舉辦，陳兆東牧師表示，牧者有責任為會友解釋聖誕真正的意義︰世界雖有苦難，但「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耶穌基督誕生為我們帶來光明。

教會除支援受影響的會友外，亦支援其他受影響的家庭。陳兆東牧師的另一個身份是桌遊培訓師和遊戲治療師，他便定期前往區內探訪住在過渡性房屋的災民，與他們藉桌遊進行遊戲治療。

陳兆東牧師在過去30多年一直都在大埔牧會，熟悉區內各教會，他觀察到大埔教會在這次火災中空前團結合一，讓教會進入社區。最後，他希望大家為大埔的一眾牧者祈禱，因為前面仍有很多跟進的工作，盼望教會能在社區上作鹽作光。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早前網絡有一位在公屋長大的港大畢業生分享大學時到豪宅為小學生補習的經歷，深切體會到貧富差距，更形容當時自己「好似溝渠老鼠偷窺著別人的幸福」，但那位網友沒有自怨自艾，反而以這經歷鼓勵自己在創業路上遇到困難也不要放棄。

出生不由己，我們不能決定自己在哪個家庭長大，就算我們拉近貧富差距，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社會上富裕階層的生活是一般市民難以達到的。有人說「貧窮限制想像」，但真正限制想像的是你的心態。貧窮不應該成為自我設限的理由，我們可以選擇不讓它定義自己。維克多．法蘭克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他指出「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人性最後的自由 — —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 — 不能被剝奪。」我們可以選擇以什麼心態面對自己的人生。我們無法瞬間跨越貧富差距那道鴻溝，反而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動力，推動自己學習和進步。在看到自己缺乏的同時，也要看到自己所擁有的條件，透過努力和堅持，逐步縮短這個距離，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我們要比較的不是他人，而是昨日的自己，努力讓自己比昨天強大。每一步的努力也許微小，但日積月累便能改變命運的方向，在成長的路上看見真正的進步。而當我們成功改善生活時，不要忘記社會上仍有不少努力掙扎求存的基層市民，我們應該伸出援手，回饋社會。

筆者曾聽過一個IQ題——以色列人為何要在曠野行40年？

答案是摩西不肯問路。

這答案純屬攪笑，卻在反映一個現象：男性普遍不願向外尋求協助。很多男性都會獨自面對生活上的各種困難與挑戰，且不善表達感受，甚至壓抑自己的情緒，並容易發怒和好色。然而，這並非男性個人的問題，因為若持續下去會影響他們與伴侶的關係、子女的成長、工作表現等等。

區祥江先生和曾立煌先生二人從事男性研究多年，他們合著了《男性輔導新貌》一書。他們嘗試從基督教輔導視角出發，探討男性在社會變遷中的心理挑戰與輔導策略，打破「男人不需幫助」的迷思，幫助讀者重新理解男性內心世界。

在當今社會，男性心理健康議題愈來愈受重視，但相關資源卻不多。這本書雖在2007年出版，但仍不過時，除輔導工作者外，這本書也非常適合男性，以及關心他們的家人、朋友閱讀，它能幫助讀者更了解身邊的男人——丈夫、父親、兄弟、戀人、朋友、同事以及自己。對女性讀者而言，這本書能幫助她們更體諒伴侶與家人，避免因誤解而產生衝突；對男性讀者而言，它像一面鏡子，讓他們更了解自己。從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原來男性喜歡逞強，是因為從小被教導要壓抑脆弱；他們的憤怒、沉默、過度投入工作，往往是內心衝突的外在表現。此書不只指出問題，更提供實際的建議，例如如何鼓勵身邊的男性敞開心扉、如何在婚姻中尊重彼此差異、如何做一個更稱職的父親。

筆者朋友有年長親人獨居於宏福苑，幸好火勢沒有蔓延到她住的單位，躲在家中廁所13小時後獲救送往醫院，因吸入濃煙到現在仍需留院。因當事人是獨居，加上仍在醫院，我便陪同朋友四出奔走，代他親人向各政府部門、社關機構申請提供給災民的應急錢和緊急援助，也免費領取了一些備用的衣物、鞋和毛巾等物資，醫務社工也積極協助當事人申請中轉屋作為臨時居所。就我所見，不論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的員工、坊間自發的義工和關愛隊的義工，附近的商戶和街坊都用心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朋友數日間已替他親人申請了二十多萬的緊急援助，部份更是立即到手的現金，短期內經濟應沒有大問題。除金錢上的援助外，坊間不少人亦主動伸出援手，書商贈送教科書、食肆提供免費膳食，中醫義診，免費眼鏡、假牙、補習等等，各人都在自己崗位上盡力幫助受災的居民。

上述各種援助可幫助災民解決眼前的困境，但這些援助不會是永遠的，更重要是在往後日子幫助災民重新建立新的生活。除災民本身努力投入新生活外，社會仍需繼續支援他們。但當火災過了一段時間，社會對災民的關注自然會減退，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延續這份關懷，並由金錢和物資層面，轉為心理和社交上的支持。政府和社福機構需設立長期跟進的機制，例如定期探訪、心理輔導計劃或重建社區網絡，讓災民不只渡過眼前難關，還能重建安定的生活。作為社區的一分子，每個人也能從小事做起，將是次災難的傷痛銘記在心，明白災民們面對的難處，可參與義工活動，或只是簡單的一句問候，已能為災民送上溫暖。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本年9月裁定，女同志為伴侶提供卵子產嬰，可獲承認為嬰兒法定父母的身份。

此宗案件源於一對女同性戀者R和B，她們在2019於南非註冊結婚，並在當地進行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從R身體取出卵子，使用捐贈者的精子成為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最後B於2021年在香港誕下孩子K。

B是K的孕母，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按《父母與子女條例》，B誕下K後獲政府承認為K的母親身份，並在K的出世證明書上列為「母親」。

R與K有血緣關係，雖然R與B是同性伴侶，但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R的身份只是卵子捐贈者，未能登記成為K的「母親」，而K的出世證明書上「父親」一欄則以星號標示。

嬰兒K在其監護人代表下，先在2022年入稟高等法院，挑戰《父母與子女條例》中「父母」（parent）一字的定義，要求法庭宣告提供卵子的R在法律上屬嬰兒的「家長」（parent在此翻譯為「家長」會更適合），而非「父親」（father）和母親（mother）。高院原訟庭法官歐陽桂指出，在《父母與子女條例》中沒有定義「父母」（parent），因此法庭應對「父母」定義持開放態度。歐陽法官認為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家庭，不一定是透過婚姻或異性關係，R與B不是在爭奪「母親」的身份，而只是想共同成為「家長」。歐陽法官對K的情況表示同情，但因法庭受法例所限，K只可以有一位母親，即是懷孕產子的B。因此她駁回有關申請的同時，宣佈R是K「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普通法下的父母」是一個嶄新的意念，在普通法原則下被承認為父母，但不是法定父母，他們具體的權利、義務有待法庭進一步釐清。[1]

R和B隨後再次申請司法覆核，挑戰《父母與子女條例》，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出生證明書上列為父母。高院原訟庭法官高浩文在本年9月作出裁決，指「普通法下的父母」的宣告沒有法律上的實際效用。但他認為子女有權與不論是事實上的父母，還是普通法下的父母建立和發展關係，而這關係需要獲法律承認，才能滿足子女的「基本社會要求」，如這關係得不到法律承認，會令子女產生自卑感。就此案件，高法官認為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並無登記R為「家長」（parent），會令K的生活產生不便和難堪，令其尊嚴可能受損。因此，高法官認為現有措施對K在《人權法案》第十四條所保障的私生活和家庭的權利受到侵擾，裁定政府違憲，但法庭應作何等頒令，則需跟與訟各方進一步商議。[2]

筆者認為高浩文法官的裁判有不少可爭議的地方，尤其是其多元家庭的觀點。政府代表律師在審訊中提出《人權法案》第十九（一）條——「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當中的家庭只涵蓋已婚家庭或有權在本港締結婚姻的異性伴侶家庭，而高浩文法官駁回此論點，他認為隨著科技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家庭關係愈趨多元。

首先，終審法院在「岑子杰案」中裁定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憲，同志伴侶可按自己的意願一起生活，但不代表政府要承認其為受法律保障的家庭。而生殖科技發達亦不代表會令社會進步，香港的人工生殖科技只可應用在不育已婚夫婦上，但不少海外國家的規管卻十分寬鬆，讓社會增添更多混亂。

高浩文法官只指出，在互惠人工受孕下，把提供卵子的母親排除在法律母親身份之外是違憲，但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若社會執行高浩文法官的判決，K的出生證明書上將有兩位「母親」，或刪除「父親」和「母親」的身份，只列家長一和家長二。假設嬰兒K的精子捐贈者為S，他與R和B合組三人家庭，按兩位法官的邏輯，S和R都是K「普通法下的父母」，S、R、B三人都可登記成為K出生證明書上的「家長」（parent），到時會是一位父親兩位母親，還是三位家長呢？這可不是天方夜譚和滑坡謬誤，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等法院已裁定政府必須承認父母人數超過兩人的家庭。[3]

我們沒有質疑同性伴侶對小朋友的愛和照顧，他們可以是稱職的父親和母親，但即使兩個滿分的父親亦取代不到母親的角色。同一道理，即使兩個滿分的母親也取代不到父親的角色。兒童是社會上最大的弱勢，應以維護他們的福祉為首要考慮。兒童不是滿足成年人渴望成為父母的工具，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成長中均佔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反對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產生子女和同性領養，在漠視相關兒童福祉的情況下剝奪他們在有父有母環境下成長的基本人權。

本社呼籲政府立即提出上訴，維護家庭價值，保障兒童福祉。

多年前，電影《春嬌與志明》有一個經典對白引起不少人的共鳴：「一世人流流長，總會愛上幾個人渣」。當初甜甜蜜蜜地開展關係，原來對方並非自己想像那般美好，逐漸發現浪費了多年時間、感情、金錢在一個人渣身上，但要瀟灑地「止蝕」離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台灣作家「冒牌生」收集了12個真實的情傷故事。這12個故事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不同面貌：有異性戀，也有同性戀；有進入婚姻的，也有同居關係；有長距離戀愛，也有異國婚姻；有靠交友APP認識的，也有青梅竹馬一同成長的。當中有人真的不幸愛上人渣，也有人只是遇到一個不適合自己的人，但不論遇到的是什麼樣的人，只要投放感情在一段錯誤的關係，都一樣會受到傷害。

作者帶領讀者走進情傷現場，不是要我們沉浸在痛苦中。他在每一個故事後面，都附上深刻的反思與實用的建議，教讀者如何避免遇上錯誤的人，以及如何從傷痛中站起來。他希望告訴讀者——不用為了錯過某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上天正在幫你清理關係，讓你把時間與精力留給真正真心對待你的人。

以下引述了書中一些對愛情的看法，相信無論你現在與誰處於什麼關係，都是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提醒：

• 不要交往的三種人：

1. 讓你瘋狂掉眼淚的人
2. 明知道你在哭、在生悶氣，卻繼續證明他是對的人
3. 吵架會動手的人

• 決定你價值的人，不是他，而是你自己。
• 用戀愛腦發展事業，用事業腦發展愛情。
• 婚姻不是幸福的捷徑，學習才是你的籌碼。
• 看人不能只看外貌和家世，更要看彼此的價值觀。
• 沒有任何的愛值得你委曲求全。
• 別把對方當成生活重心，要有自己的愛好。
• 愛情這種事情，就是在一邊犯錯一邊學習，直到你遇到了一個願意彼此試錯，彼此包容的對象。
• 原來結束一段感情，不止是和對方分手，還是和過去的自己、被愛過的自己告別。
• 懂得自省是療傷的第一步，但你必須了解，一段關係的結束不是你一個人的錯。
• 有些人的功課是學會愛自己，有些人的功課是學著再愛一次，還有些人的功課是學會放手。

有說科技發展能幫助到我們工作、溝通，但當我們愈來愈便捷的同時，要處理的事愈發加增時，反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時間變得愈來愈少，人們可能變得愈來愈不懂如何表達情感、害怕向真人坦露真我…… 困在虛擬泡泡裡變得愈來愈孤單了。不少人更轉向與AI聊天機械人傾談，而最近卻出了問題，有報道指世界各地陸續出現長時間與AI聊天而導致「AI精神病」（AI Psychosis）的案例。

除了早前我們曾提及過有自閉症少年與AI長期對話後，變得孤立及產生自殺的想法，最終付諸行動外；最近，有報道指有個案長時間與AI互動後，引發了妄想、幻覺、焦慮、抑鬱等精神病症狀。由於AI說話很會修飾言詞、過度諂媚，在親切對話的互動下，容易讓人感覺到彼此建立了深厚關係，讓人深信不移：有人在AI的稱讚下，以為自己是天才發明家；有人深信AI女友是真人，出發去尋找她，以致發生意外或導致婚姻及工作受影響；有人相信AI的錯誤建議而吃了「溴化納」來替代鹽而中毒，出現妄想和幻覺等問題而要送入精神病房；亦有專業人士被AI說服自己身處模擬世界，有足夠信念便能飛行，更遵從AI建議停服藥物和斷絶社交；亦有人因為向AI傾訴氣候問題後焦慮加劇而自尋短見。

有報道引述丹麥一位奧胡斯大學醫院情感障礙科研究部門主任Søren Dinesen Østergaard就曾於2023年就發出警告：「與看似有生命，但實際上是與機器的對象對話，尤其是AI聊天機器人主動迎合那些荒誕的想法，可能讓易感人群(易感染族群)產生『認知失調』、引發精神疾病症狀。」他更進一步指出人們會過度看重能夠證實自己想法的回應，卻會忽視反駁，容易被訓練到不會反駁、用心迎合用戶的AI聊天機器人，引導致愈來愈相信自己錯誤的想法。

明白心靈軟弱、孤單的人或太過執著於自己想法的人，他們可能會想找人陪伴、更多的認同感，會容易跌入AI過於諂媚的陷阱。聖經教導我們小心過度奉承，可能會被絆倒。要開口表達、邀請別人進到自己生命中相交，抑或開放接受意見都需要慢慢建立起信心，也求主給我們有打開自己內心與真人分享及聆聽別人的勇氣。

參考資料：

〈AI精神病｜聊天成癮 全球湧現AI精神病患 長期沉溺虛擬世界 引發幻覺抑鬱症狀〉。《信報》。2025年8月15日。

〈「AI精神病」是真的？長時間互動聊天恐深陷妄想 精神科醫生：警惕AI過度諂媚〉。《am730》。2025年8月18日。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