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深耕細作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現在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0/11/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英國

匆匆離開台灣,最捨不得的,固然是所認識舊友新知,濃濃的情誼,教人觸動,足以回味一生。其次,叫筆者記掛的,就是那些留在陽台,未能轉送他人的植物。

還記得一年多前,剛搬進一個較大又便宜的單位(所付的代價,就是要走四層的樓梯)。由於這地方已半年多沒人居住,業主在陽台所留下的三盆植物:一盆是多肉植物,不用打理、澆水,也顯得生機蓬勃;另外的兩盆,一盆已被雜草野花所盤踞;另一盆半生不死的,只有枝葉,看不出是甚麼品種的植物。

生命本無價,筆者總不能「見死不救」。故憑著僅有的「小學級」自然科常識,嘗試作出「拯救」行動。翻土、澆水是開始,隨後是除雜草、修枝葉。隔了數天,那盆半死不活的,竟漸見起色;而那雜草野花亦更見茂盛,只是不甚美觀。

事隔半月的某一天。筆者走出陽台,傳來一陣幽香。以鼻代目,發現那剛「活過來」的枝葉,竟生出一朵小白花。其香之清,給人熟悉的感覺,令人神怡心醉。「似是苿莉的香味」:愛妻這樣說。真的,與所喝的苿莉花茶所散發的香氣極為相似,只是更濃更香。隨後,求教Google,證實太太猜測正確之餘,筆者亦搜尋有關苿莉的種植方法,發現可以透過插枝方法來繁殖,在修剪枝條後,並嘗試插枝。最後,它由原本的一株,衍生成三株。再加以施肥、打理。花期時,看著一個個花蕾出現,等待著花開,期盼著香氣再臨,摘一朵送給太太,也是一件樂事。

另一盆野花雜草,筆者在盆中,騰出點點空間,不帶著太大期望,播下幾顆檸檬種子。誰知過了幾天,竟然冒出幼苗。再求教於Google,檸檬由種子到結果,需要大約三年的時間。隨後,把雜草野花清除。不用數月,那已長高到差不多兩尺的,既不是幼苗,也不能稱作樹的檸檬;雖沒有花香,但帶有檸檬香氣的葉子,卻成了毛蟲的美食。筆者自覺「護苗」有責,每天除蟲、澆水;定期翻土、施肥,盼望著黃澄澄的檸檬出現眼前的一天。

突然要離開台灣,筆者既看不到結果,亦擔心葉子再次成為毛蟲的大餐。思量著,接租的住客會否繼續照料陽台的植物?還是由它自生自滅?或是狠心地把它們棄掉?

曾用心栽種、澆灌,更看到其重生、成長,怎教人不愛惜、記掛?!

植物如是,人也如是。

本專欄另一位作者自稱為業餘農夫。筆者年少時已認識她,算一算,竟已超過三十年。想當年,筆者完成了中五,因公開試成績極差,未能繼續升學。自修一年,仍未能達到「會考」五科及格的成績(其中必須包括中、英、數),故只能以中四的學歷,入職青少年中心的文職工作。其時,那「農夫」已是社工。或許,她就是不忍心見到我這個「半生不死」「雜草叢生」的小伙子,空有「枝條」胡亂生長,而沒有「開花結果」的土壤及機會。懷著農夫心腸的她,總不能「見死不救」!其「拯救」行動,不僅是鼓勵筆者再補考英文科,更要求筆者定期寫一篇文章給她修改。就這樣,那一次補考,竟能及格。憑著三年「集齊」五科及格,筆者才有機會晉升為福利工作員(Welfare Worker);之後累積兩年多工作經驗,附以會考成績,才可以入讀社工文憑課程;隨後,轉職社會工作助理(Social Work Assistant );若干年後,持工作經驗,入讀並完成社工學士課程,再轉職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 )。因持有學士資歷,筆者10年前才可以進到神學院。10年間,筆者既享受工作及事奉的樂趣,經歷上帝為我們整家安排的奇妙歷程,亦完成了兩個神學相關的碩士課程。

我們這一家所散發的,不一定如苿莉花香般怡神清幽,但肯定是見證上帝的豐富和帶領。

這人栽種,那人澆灌,惟有上帝能叫其成長!

陪伴過我(們)或我(們)陪伴過成長的人,怎能不叫人動容及記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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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失敗後怎麼辦? 合則來,不合則去?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1/12/2022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由葛福臨牧師被杯葛說到仇恨言論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11/2022

葛福臨牧師在蘇格蘭的法律訴訟

已故葛培理牧師的兒子葛福臨牧師在公元2000年開始領導葛培理佈道團,然而,其神學立場一直頗具爭議性。好像其父親一樣,葛福臨牧師有許多環球佈道活動,英國是其佈道團的服務範圍之一。但是,2018年總部位於三藩市的壓力團體change.org 發起網上請願,要求國土安全部禁止葛福臨到英國佈道,change.org 指控葛福臨是「仇恨言論佈道家」,因為過去他曾經發表了許多猛烈抨擊伊斯蘭的言論。

2020年葛培理佈道團原本計劃與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Scottish Event Campus Limited)合作,在當地舉辦一場大型宗教活動,但很多壓力團體不滿意葛福臨對同性戀和伊斯蘭的看法,結果蘇格蘭主辦單位取消了該項目。事件鬧上法庭,在今年10月底終於告一段落,蘇格蘭法院判決葛培理佈道團勝訴,敗訴的一方需要支付約十一萬美元賠償金,法官指出:若果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是基於宗教或者哲學信念而取消活動,這是違反了英國的平等法。

葛福臨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

葛福臨牧師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的確十分激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葛福臨 三番四次讚揚普京對同性戀的壓制,他說:「普京在這些問題上是對的,顯然,他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可能是錯,但他採取的立場,是去保護自己國家的孩子免受同性戀議程的破壞性影響。」他又說:慶賀同性戀和以同性戀為傲,就好像是「慶祝謊言、通姦、謀殺。」

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全球各地先後發生了很多宗穆斯林發動的恐怖襲擊。2016年教宗方濟各否認伊斯蘭有恐怖主義的傾向,他指出:任何宗教都有原教旨主義者,包括天主教在內,他說在全世界跟恐怖主義的鬥爭並不是一場宗教戰爭。但葛福臨公開反對教宗的見解,葛福臨認為伊斯蘭極端排他,其教義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在前總統特朗普限制穆斯林進入美國境內之前,他已經率先提出這種主張。

聯合國與史丹福怎樣解釋仇恨言論

這宗事件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甚麼是仇恨言論? 第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仇恨言論、煽動性言論的界線在哪裡?若果有人散播仇恨言論,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是採取禁制令、杯葛行動,還是尊重對方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仇恨言論包括了不同的表達方式,這可以是語言、圖像、物體、手勢、 行為,這些表達方式針對個人或者群體的身份而作出貶損或歧視性的評語,這些身份包括了宗教、 民族、國籍、種族。不過,聯合國同時指出:以上定義豁免了批評政府、政府機構、公眾政治人物、宗教領袖、教義。我十分慶幸聯合國點出了以上的豁免條款, 事實上,許多政治運動、示威遊行的口號都十分激烈,若果沒有這豁免,那麼任何政府都可以利用仇恨言論或者侮辱性言論為藉口,去壓制任何反對聲音。

但是, 我認為聯合國定義覆蓋的範圍仍然過於廣泛和抽象,幸好《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舉出了比較具體的例子:「穆斯林要離開英國!」「燒毀清真寺!」「阿拉伯人要離開法國!」「黑人是次等的!」「猶太人策劃了控制整個國家的陰謀!」「納粹黨屠殺了600萬猶太人是假的!」以上所說的在西方國家都屬於仇恨言論,提出來的人都會受到懲罰。

批評伊斯蘭屬於仇恨言論嗎?

現在回頭說葛福臨牧師的案件,先此聲明,我並不是葛牧師的粉絲,事實上,在過去我曾經多次批評他,例如他曾經說沒有必要嚴格審查買槍人的背景,因為神鑒察人心,我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切實際的。不過,這一次我卻認同蘇格蘭法院的判決,首先,如果將葛福臨 的言論和《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 列舉的例子相比,兩者明顯是差了一大截。可能有些讀者會說:「高叫『穆斯林要離開英國』和『禁止穆斯林入境』不是一樣嗎?」 兩者只是相似,但在本質和程度上都大有分別,打個比方說,現在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成為了爭論的話題,有些大學取消要求申請人遞交SAT、ACT 成績,以考試成績優異而見稱的亞裔人士認為這是不公平,甚至說這是歧視亞裔,這是有討論空間的。不過,如果現在有人說:「加州大學40%的學生都是亞裔,我們要開除其中一半人的學籍」,那當然是不能接受。

雖然葛福臨牧師措辭比較激烈,但是一些基督教學者亦有類似說法,擁有神學、哲學兩個博士學位的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 曾經在某次講座中指出:伊斯蘭教所描述的神,並不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神,而是一個訴諸恐懼和仇恨的神,耶穌說:「愛你的仇敵。」但是《古蘭經》並沒有類似的觀點,「九一一」事件正是這種仇恨態度的彰顯。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過去曾經撰寫過許多分析伊斯蘭問題的學術論文和非學術雜文, 我曾經指出:伊朗、阿富汗、沙地阿拉伯等回教國家都是壓抑女權,而且包容性很低。不錯,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說,任何宗教都有極端派系,基督教歷史亦曾經發生過異端裁判所、三十年戰爭、獵巫行動……,但基督教相信的理性秩序培養出自我修正的機制,伊斯蘭國家都沒有經過世俗化的洗禮,土耳其一度邁向世俗化,現在卻走回頭路。如果我是名牧,我恐怕也會有壓力團體禁制或者杯葛我的講道。

結語

美國懷疑學會創辦人兼主席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認為,對付仇恨言論的最佳方法就是容許更多言論自由,採用壓制手段只會令人口服心不服,在民主社會中任何議題都應該在公開平台上辯論。而且,誰可以去決定甚麼是仇恨言論,甚麼不算是呢?這種劃分言論的做法會賦予政府或者監察團體過大的權力。還有,若果你今天以仇恨言論為理由將別人禁聲,明天人家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

最近世界首富馬斯克完成了收購推特,他自稱是「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他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能夠有效運作的重要基石,故此他批評從前推特永久封閉某些顧客的賬戶是不對的。在成功收購的消息傳出之後,推特賬戶的歧視黑人的言論突然之間增加了五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羅賓.曼塞爾(Robin Mansell)說:「言論自由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不同的東西,馬斯克提出的是沒有責任的自由。」

甚麼是仇恨言論呢?要怎樣應對仇恨言論呢?這可能是永遠都沒有圓滿答案的問題。

魅力領袖:政治的盗火者?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9/10/2022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甚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領袖的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對於韋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甚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電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1月6日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甚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表面上,很多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盜火者」出現,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盜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著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1961就職演說留下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時,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的。 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

王者風采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現在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2/10/2022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伊朗、土耳其的魅力領袖:燈蛾撲火?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7/09/2022

伊朗「宗教警察」 挑起全國示威

最近伊朗因為庫爾德族女子艾美莉(Masha Amini) 遭到「宗教警察」拘留後死亡而觸發起全國的示威暴動浪潮,艾美莉的「罪名」是沒有適當地按照宗教規定去佩戴頭巾,伊朗政府歸咎事件起因是外國勢力的煽動,並且警告對肇事者「絕不寬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今天的國內矛盾,可以回溯到1979年由伊斯蘭什葉派精神領袖高美尼發動的革命。1979年之前,伊朗的統治者是巴列維國王,巴列維政府走世俗化和西化路線,當時伊朗婦女不單只毋須蒙頭,而且擁有選舉權,巴列維發起「白色革命」,他甚至接受非穆斯林擔任官職。然而,在保守派穆斯林眼中,這些世俗化和親美的舉動背叛了伊朗的宗教傳統。當時反巴列維的陣營包括了伊斯蘭什葉派神學院講師高美尼,高美尼在國內不停地發起反政府宣傳和活動,招致了巴列維政府的鐵腕鎮壓。1978年高美尼流亡到法國,他被視為反抗強權的自由鬥士,在停留法國期間,探訪他的記者、名流、 支持者、仰慕者絡繹不絕。

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在人民反對下離國, 反對派領袖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 組成了臨時政府,隨後高美尼馬上回國,並且在2月組織軍民,推翻了巴赫蒂亞爾的臨時政府,在3月的公投中,98%民眾投票通過成立伊斯蘭共和國,高美尼晉升為伊朗的最高領袖,伊朗正式進入神權統治。這情況有點類似1917年2月革命俄羅斯人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但到了10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又取代了臨時政府。

高美尼得勢之後馬上和美國切割, 由1979年11月到1981年1月,伊朗挾持了美國大使館52名人質,這次人質危機拖了444日, 令美國的卡達總統面目無光。高美尼並且宣稱要將伊斯蘭什葉派思想向全世界輸出,反對或質疑者就是真主的敵人。高美尼指控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在作品中侮辱穆罕默德, 於是乎對他頒佈了追殺令。幾十年來魯西迪一直掩藏和避開追殺,但今年8月在紐約演講時被一名黎巴嫩人攻擊,魯西迪的其中一隻眼睛可能因此而永久失明, 伊朗全國每日廣播的主播Jamm-e Jam 聲稱這是真主對魯西迪的懲罰,說「撒但的眼睛已經盲了」。事隔多年,仍然有人響應高美尼的號召,可見高美尼的確魅力非凡。

流亡美國的伊朗知識分子娜法絲(Azar Nasifi) 在在伊朗出生,13歲時赴美留學。1979年伊朗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之後,她滿懷希望與熱誠回國服務,可是,她發覺「家鄉已不再是家鄉」。1979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在國會中有不少女性議員,有兩位部長是女人,其中一位是娜法絲從前的中學校長。革命之後,她的前校長被處決;2003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人權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個女法官,1979年她被迫辭職。「 宗教警察」偵騎四出,女性若塗口紅,沒有披上頭紗,男女若手牽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娜法絲因為穿著西式裝扮,她被當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情況和去年塔拉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時女權倒退的情況十分相似。最後娜法絲忍受不了神權統治而返回美國。

土耳其的「選舉威權主義」

無獨有偶,原本高度世俗化和西化的土耳其亦漸漸返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開始敵視西方,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制裁俄羅斯,為了報復,俄羅斯無限期地關閉北溪 1 號管道,停止輸送天然氣到歐盟國家。 雖然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但在9月6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歐洲面臨能源危機是「自食其果」,他說:「我認為歐洲今年冬天將遇到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埃爾多安反對西方制裁,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旅遊、投資。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時,埃爾多安起初持反對態度。

一次大戰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土耳其逐漸變成了世俗和民主社會。雖然伊斯蘭仍然是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但其憲法是世俗的。土耳其的法律限制伊斯蘭教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力,例如禁止女性在公共建築物和大學裡戴頭巾。軍隊保障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過去每當文人政府威脅土耳其的世俗化時,軍方多次介入,將領導人趕下台。

但埃爾多安改變了這個局面,埃爾多安年輕時就讀於一所宗教學校,當時,世俗政府不允許上過宗教學校的學生進入大學,為了能夠升讀大學,他轉去了一所世俗化高中。埃爾多安於 1994 年至 1998 年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在擔任市長期間,他致力於環保,並且因此而得到了聯合國頒予獎項。然而,後來他在公共場合唱伊斯蘭歌曲而受到批評,因為這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 更加嚴重的是,他因背誦一首禁詩而被剝奪政治職務,並因煽動宗教仇恨而被監禁四個月。這首禁詩的作者師耶(Ziya)是一個土耳其社會學家,他鼓吹 大土耳其主義,認為土耳其應該恢復鄂圖曼克帝國的光輝,他認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並不屬於土耳其。

復出政壇之後,埃爾多安於 2001 年創立了正義與發展黨(AKP),於2003 年至 2014 年擔任總理,由2014年起他開始擔任總統,埃爾多安政府對傳統傳媒和社交媒體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和限制,例如YouTube、Twitter和維基百科……等,他還以煽動恐怖主義罪名監禁了很多記者。他又逐漸推出了反世俗化的政策,例如撤銷了頭巾禁令,限制銷售豬肉和酒類產品……。幾乎所有這些改變都得到了公眾的大力支持,當埃爾多安開始攻擊媒體時,他的憲法改革以壓倒多數通過。

2016年軍人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埃爾多安,但最後以失敗告終。政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部份人民都支持埃爾多安。政變剛剛開始的時候,埃爾多安呼籲公眾支持他, 於是乎大批平民湧入街道、橋樑、廣場,他們有效地阻止了軍人接管重要據點。隨後埃爾多安用政變來合理化大規模清洗,他逮捕了數以萬計的土耳其人,包括法官、記者、將軍。

2020年,埃爾多安的去世俗化政策變本加厲,例如將原本已經改成博覽館的宗教場所復原為清真寺。美國政治學家伊桑.霍蘭德(Ethan Hollander) 認為現今土耳其的政體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它具有選舉制度、民主形式,但骨子裡卻是徹頭徹尾的威權主義。

結語

高美尼和埃爾多安能夠分別地將伊朗與土耳其從世俗化、西化的道路改轅易轍,重新擁抱神權統治或者選舉威權主義,這並不簡單, 無可置疑,兩者都具有非凡的魅力,才可以吸引到千千萬萬的支持者。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在《合法統治的三種類型》一書提出了三種領袖的權威基礎:傳統、法理、魅力。顧名思義,第一種是訴諸傳統,例如君主政體;第二種是通過法律程序和理性辯論而成立的政府,例如民主政體;第三種是建基於領袖的個人魅力,追隨者會覺得自己死心塌地支持的領袖具有超乎常人的中眼光和能力。

不過,筆者認為三者是可以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時候魅力領袖亦需要利用傳統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威。高美尼和埃爾多安的反世俗化、反西化道路之所以如此吸引, 是他們高舉了恢復本身宗教傳統的旗幟。

伊朗在巴列維國王統治期間實施高壓統治,人民對此反感而嚮往伊斯蘭革命是不足為奇的。 不過,一戰之後,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算是相對地成功,但為甚麼現在竟會走上回頭路呢? 筆者的猜測可說是政治不正確,畢竟,土耳其是跟西方社會大相逕庭的伊斯蘭文明。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際衝突不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文明的區分。很多人強烈批判「文明衝突論」, 認為這種理論挑動對立,其實亨廷頓已經清楚地解釋,他無意去辯護文明衝突的好處,這只是一個描述性(descriptive)的理論,目的是去化解文明衝突。

筆者認為「文明衝突論」 和心理學理論非常吻合,人性傾向於通過身份認同而定義自己,在這過程中會自然地產生了我族和他族(in-group vs. out-group)的區分。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為甚麼外來的世俗化、西化路線會在伊斯蘭文明中碰釘子。其實,遠在埃爾多安擔任總統之前,土耳其已經充滿反美情緒,2006年土耳其電影《伊拉克惡狼谷》 就是一個好例子,在電影裡面, 美國人、美國所支持的庫爾德人、猶太人都被描繪為大反派,這一齣電影成功地採用了散播虛假資訊的方法,那就是將真假混合在一起,這部電影描述美軍在伊拉克平民的婚禮中開槍殺人是真有其事,但猶太人摘取伊拉克人器官送往美國和以色列則是子虛烏有的。

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總會有人對現狀不滿,長久積聚的不滿情緒驅使人歡迎魅力領袖提出簡單化而快捷的方案(quick fix), 例如將問題諉過於外部群體、主張恢復烏托邦式的文化傳統。這是人性的自然傾向,但自然傾向並不一定是正確的,否則這就是犯了哲學家所說的「自然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 然而,我們可以逆轉撲火燈蛾的本性嗎?

德國人的精準文化是否脫離現實和不近人情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09/2022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跟孩子談談情、說說愛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4/09/2022

人需要愛,因此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愛都有不同的體會和需求。從小時候開始,我們就需要父母肯定的愛、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在青年期,我們開始著重同伴的友情,以及對異性的愛情。父母與子女談談情、說說愛,當然可以從小開始。本文會就著兒童對於愛常常作出的提問,分享一些回應方法。

小故事一:男同學都喜歡欣欣

五歲的欣欣雀躍地向媽媽說一個秘密,她認為全班的男同學也喜歡她,想跟她結婚。媽媽看著她一臉認真的樣子,感到女兒悄悄地長大了,她亦開始留意異性。媽媽順口道:「嘩!不過你不能和全班男同學結婚啊!那怎麼辦?」欣欣想了一會,說:「可能我會和陳霆欣結婚,因為我們的名字都有『欣』字。」媽媽聽完後啼笑皆非,不知怎樣回答。

家長的回應:「你喜歡和他做朋友」

與人交往時,特別是初相識的朋友,如果對方跟自己有某些共通點,例如住在同一個屋苑、彼此有相近的興趣、養同類型的寵物……這些相似之處就會成為話題,大家會顯得份外投緣,這都是發展友誼的美好開始。無論發展友情或愛情,都需要時間和心思,以觀察對方的品格、性情,是否如自己心中所想。故事裡的欣欣覺得陳霆欣或許是個理想的結婚對象,家長可以問她:「除了名字之外,你和陳霆欣有傾談過嗎?你們會傾甚麼話題?」家長要引導幼兒在生活事件中去思考對方的品格,例如欣欣說她知道陳霆欣很喜歡踏單車,就算跌倒也會再次練習。家長可以這樣回應:「陳霆欣面對困難也不會放棄,真的好厲害!所以你欣賞他的堅持,喜歡和他做朋友。」

幼兒之間的友情通常都很簡單直接,就算互不認識的小朋友也可以一起追逐玩耍,大家離開之時也是互動完結之時。隨著幼兒日漸成長,家長可教導他們學懂怎樣和別人「做朋友」,例如每星期見面一次的教會朋友,除了一起玩耍之外,還有甚麼是值得幼兒注意的呢?我們可以引導幼兒留意對方的性情、喜好,假若大家意見不同的時候,又可以怎樣處理和協調。這些對幼兒學習發展長遠的人際關係,都是很重要的。

小故事二:爸爸和寶姐姐只是朋友

六歲的裕朗指著爸媽的結婚照片,問爸爸:「為甚麼你和媽媽結婚,但不和寶姐姐結婚呢?」寶姐姐是爸爸和媽媽的共同朋友,所以裕朗在父母的朋友聚會中,已見過寶姐姐幾次,也間中聽父母提起她。爸爸回答說:「我和寶姐姐只是朋友,不能和她結婚,而且我也不愛她。」裕朗說:「寶姐姐也來過我們家啊,如果你和寶姐姐熟一點,你會愛她,和她結婚嗎?」爸爸和媽媽相視苦笑,不知怎樣回應。

家長的回應:「結婚是爸媽一起作的決定」

與人建立關係都是由做朋友開始,多點見面的確能增進彼此的認識,或許能慢慢發展成好朋友。其實發展和維繫人際關係,都需要彼此有相同的意願和投入,故事裡的寶姐姐和爸爸早已經是朋友,但是要發展成更為要好的朋友,甚至情侶,不僅要投放時間去經營彼此的關係,也需要爸爸和寶姐姐有共同意願。家長可以告訴孩子,無論發展友情或愛情,都不能勉強對方。因為爸爸和寶姐姐均沒有意願和對方拍拖,因此選擇繼續做朋友。而爸爸和媽媽在做朋友的過程中,不但彼此吸引,更希望能和對方白頭到老,建立家庭,因此爸爸和媽媽在合適的時間決定結婚,這是爸爸和媽媽一起作的重要決定。

當與人相處時,有時小朋友會側重自己的感受。當自己想和對方玩時,別人就一定要配合,當不想玩時,就突然一聲不響地跑開;這些都不是理想的情況。家長可以教導小朋友學習社交技巧,包括如何和別人建立朋友關係,例如禮貌地問對方:「我們可不可以一起玩啊?」有時別人不想其他人加入,我們也不能強迫對方接受。家長可以鼓勵孩子不用氣餒,陪著他試著找其他朋友玩耍。當要離開的時候,家長可教導孩子和其他小朋友說再見,相約下次見面時再一起玩。一般來說,小朋友們只顧著玩,或許對這些問候和道別都沒有特別的感受,也不怎麼重視,但其實幾句簡單的問候,都有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掌握社交技巧。這對孩子發展友情,或者長大後發展愛情,都有所幫助,並且能讓他們享受與人相處的快樂。

小故事三:時時都要黏著媽媽的韻婷

四歲的韻婷非常喜歡媽媽,很希望媽媽每一秒都留在她的身邊陪著她、和她玩。媽媽陪伴韻婷玩煮飯仔遊戲,不知不覺地已到了約定的遊戲結束時間。因為媽媽要預備午餐,於是媽媽提議韻婷自己玩,韻婷卻鬧起情緒來,並說:「你不陪我玩,即是媽媽不愛我了。」媽媽苦惱地唉了一聲,不知怎樣回答。

家長的回應:「媽媽暫時不在你身邊,依然很愛你」

無論是幼兒對父母的依賴,或是情侶間對彼此的掛念,這都是人之常情。但部份人卻愛到發狂,只希望和心愛的人時時刻刻都黏在一起,甚至容不下任何人跟所愛的人有任何接觸。這種病態的想法不但令自己失去朋友,也會讓對方感到窒息和壓力。故事裡的韻婷認為愛就等於要每分每刻都待在一起。媽媽可以告訴韻婷,就算媽媽暫時不在身邊,依然非常愛她;而且暫別過後,她們很快又能相見,所以韻婷是能夠忍耐和等待的。

家長需要幫助孩子學會健康地投入不同的群體中,也需要幫助孩子在獨處時學習放鬆自己,而不會有被遺棄的感覺。家長可以按著孩子的年紀,提出一個合理的自由時間,並告訴孩子在自由時間裡,大家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預備午餐、畫畫、看電視、呆坐……只要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大家都可作出自己的選擇,而且不被打擾。故事裡的媽媽需要幫助韻婷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媽媽可以這樣對韻婷說:「現在是自由時間,你可以自己決定想做的事。」媽媽可讚賞和肯定韻婷能夠獨立地作出決定,並且開心地度過這個自由時間,這對於孩子能夠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是很重要的。

愛是一種力量

當長大後,我們或會發現世事未能盡如人意,或曾經歷心靈破碎的時候,對於要教導孩子關於愛的課題,家長可能會感到力不從心。其實愛是一種力量,能讓人覺得有自尊,也能幫助受傷的心康復和痊癒。我們不能抹去曾受過的傷害,但因著親人的愛、朋友的愛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情況是可以改善的,而且最壞的處境亦會成為過去。筆者勉勵大家一起引導孩子發掘世上各種形式的愛,例如一句問候、一個微笑、一聲道謝,讓孩子在愛中成長,變得柔韌有力,將來有力量去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資料庫

孩子愛黏著爸媽源於與生俱來的保護機制

幼童愛黏著爸媽,一旦與父母分離便會感到不安,就像上文提到的韻婷,一旦與媽媽分開就覺得她不愛自己了。有臨床心理學家表示,六至九個月大的嬰兒會對陌生人和陌生環境產生警覺和拒絕接近,而18個月大的嬰兒,若與主要照顧者分開,或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這都是正常的,是幼兒與生俱來的保護機制。她指,這種因著與主要照顧者分離而產生的焦慮,稱為分離焦慮,多出現在三至五歲的小孩身上。[1] 不過,孩子總要學獨立,步入校園便是一個好開始,在學習獨立的過程中,他們可能都會出現分離焦慮的情況,有幼稚園的校長就建議家長,在跟孩子分離前,先預告自己會離開,這樣能給孩子一點適應的時間。她又告誡家長,不要對孩子說:「你再喊我就唔要你」、「你唔想返學,以後都唔好返」,因為這些強硬語氣的說話,只會令本來已欠缺安全感的孩子更害怕。此外,讓孩子多接觸新面孔,鼓勵他們向人打招呼,這都有助他們適應新環境。[2]


[1] 〈【拆解兒童分離焦慮症】註冊臨牀心理學家:4個方法可改善〉,Oh!爸媽,2018年7月30日,網站:https://www.ohpama.com/319795/親子教養/親子教養/拆解兒童分離焦慮症-心理學家:4/#page2(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7日)。

[2] 〈分離焦慮症拆解大全|校長分享6招 助孩子輕鬆開學〉,SundayKiss,2019年8月14日,網站:https://www.sundaykiss.com/育兒/開學-分離焦慮-鄔雪霖校長-320393/(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7日)。

小海龜的啟示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6/09/2022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明光社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1] “Our History,” South Padre, accessed September 5, 2022,  https://www.sopadre.com/about/history/.

[2] “The Importance of the 1554 Shipwrecks,” National Park Service, last modified May 9,2017, https://www.nps.gov/pais/learn/historyculture/1554-1.htm.

[4] “Ila Fox Loetscher,” Sea Turtle, Inc, accessed Septem 5, 2022, https://seaturtleinc.org/about/ila-loetscher/.

[5]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指出每年有超過136,000條鯨魚、海豚、海豹和海龜被困在幽靈漁具中(ghost gear──丟失或被遺棄的捕魚設備)。令人震驚的是有整整640,000噸幽靈漁具,相當於52,000輛倫敦雙層巴士的重量,其中一些魚網比足球場還大。參自“To stop the deaths of countless marine animals, we need to tag fishing gear,”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last modified July 6, 2018, https://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news/stop-deaths-countless-marine-....

[7] “Embryos can be listed as dependents on tax returns, Georgia rules,” The Guardian, last modified August 2,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aug/02/georgia-embyros-tax-dependents-fetus.

離家.遠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1/08/2022

幾乎同一時間,筆者的爸爸及岳母分別把回港隔離日數改為三加四的報道傳給筆者。雖然他們再沒有說甚麼,但大抵都可以感受到,不單單我們想回家,他們更希望我們可以快快回家。無奈,我們卻要告訴他們,將於短時間內遠赴英國。

原本預備在台灣多留一年。想不到,7月底才得知工作簽證未能辦理,並須於8月10日居留證到期日離境。時間倉促,要處理身外物,更要舒解離情別緒!經過與移民署的溝通,得知交回居留證後,再申請入出境證,可以通融十數天。在未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收拾行李和心情,離開一個寄居了四年的地方,遷到另一個國家!

「逃難」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拾所有的家當,能賣的就賣,可送人的就送,要丟掉的就掉。還好,我們的家當比較簡單,沒有甚麼貴重東西要賣,只要將不能帶走的送人,沒必要留下的丟掉。一家四口,所有的物品,受航空公司託運所限,只能濃縮於八個各重23公斤的行李箱及四個7公斤的手提行李之內。

突如其來的轉變,讓筆者一家更深體會到過去香港人要「逃離」的心情。由熟悉的地方,走到陌生的環境殊不簡單;由一個剛熟習的環境,無奈被迫離開,更是殘忍。

這正正是在台港人所面對的窘境!

他們選擇移居台灣,原因不單單因為這裡是近文化的地方,比較容易適應。更多的原因是希望能與香港的親人,尤其是年老的父母,在一個較近的距離,可以保持聯繫及支援。殊不知近來台灣政府不斷在改變及收緊移民政策,令不少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亦適應並融入當地的香港人,感到無所適從。投資移民的,縱然已滿足最初申請時的要求,但到申辦定居時卻被拖延,甚至被要求延長營運期,再等半年、一年後才可申請定居(到時能否獲批,也是未知數)。專業移民的(以護士為例),原本只需要居台一年,就能取得國民身份證。近月卻突然要求他們必須考取台灣護理師的資格,才可以申請定居。而其考試資格卻要依據台灣本土的法規。因此,大部份香港的專業護士們,就連參與考試的機會也沒有。

無法留下,就必須再覓移居之地。原本計劃定居台灣,現在卻要再次被迫離開。

離家遠,要捨棄的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遠離那份土生土長之情;
離家遠,不捨的不僅是已熟悉的人或事,而是居於遠方的親人;
離家遠,回家要多花十倍的時間及十倍的飛機票價。

然而只要家人仍在,再高的代價,也是值得花。祝願遠方的家人平安健康,期待著再聚的一天。

打開心窗與親人暢談生死觀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8/2022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5-8-2022

都熱溶了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1/08/2022

其實熱浪是年年都會來訪一次,分別在於有多熱多長,但今年的熱浪卻來得特別早、特別熱、特別長;是移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熱得這麼厲害。究竟有多熱?從我們的生活日常就可見一斑。

每次到超級市場買菜必定要特別早出門,希望盡量在9時前回家,情願與趕返工的人一同爭,也不願被太陽熱溶。每次早上做完農務或家居清潔維修等工作都要沖凍水涼,雖然只是早上9時許,也兼水不夠凍;這是我們來美這麼多年罕有地這麼大清早就要降溫呢。因為天氣太熱,蟻兒們都徵用我們的家作避暑中心,正要在車房找瓶滅蟻藥水時,發現藥水的膠樽已熱溶了;這是第一回的罕見意外。罕見事件不但在車房出現,還發生在屋內呢!我們本想把存放在近窗邊櫃內的花肥粉拿來用,怎料打開膠袋包裝,發現花肥粉因太熱溶化了變成糊狀。最罕見的還是發生在閣樓(attic)的意外──熱水爐設計是座落在閣樓裡的,其水箱的開關掣和連接柱都是用膠做的,因為太熱溶化了連接柱,開關掣便脫落了,因而水長流。水由天花流到牆身再到地氈,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我們從沒想過意外可以這樣發生的,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滑稽。

除了太熱,還有太乾旱。每年6月都總有一場大雨滋潤大自然;讓它們好作準備迎接7、8月的旱季。雖然說是旱季,但間中總會有場大雨讓大家可以喘息一下。可是,今年由5月至今,已足足三個月沒有下過一場正式的雨。每次即使天氣預告會落雨,打大雷,閃電,烏雲密佈,就馬上把家中所有大水桶都拿出來準備「裝水」,以為可以為一星期多天超過華氏100度的酷熱降降溫,為大自然補補水。可是願望至今仍然落空,現在我們都不看天氣預告了。由於我們住於較偏北的地區,每次聽到別人的區域有場小雨,都會心生「嫉妒」。

前後園的草坪和園中的花和瓜果因為太熱,部份都焦死了;中午時需要額外補水。在國慶節(Independence Day) 那天,未天光就趁未熱去了一次遠足,樹林裡原本翠綠的植物有些都枯乾了,甚至求生力強的野草也不能倖免。

近來有一種強烈的人類與大自然爭資源的感覺;人類豈可獨自享用和任意調配天然資源?本來可以開著大冷氣、沖多幾次凍水涼或淋多幾次屋子的外牆就可以降低「難頂」的高溫,可惜供電公司怕人人搶電用而增加原本已緊張的電力負荷,引致電力中斷和交通癱瘓等。故此,供電公司都要求大家於最熱時段(下午2時至9時)幫忙節約用電。另一方面,由於大旱,縣(county)都發出節約用水通告;團體亦呼籲和教育大家如何節約用水。[1] 可是,如果我們響應這些呼籲,就得捱熱;還要面對管理公司投訴草皮焦死和日後需花錢花時間重鋪,甚至被罸款。疾病控制中心就呼籲有需要人士到避暑中心、商場、公共圖書館避暑及教大家了解因炎熱天氣而引起的致命疾病。[2] 畢竟炎熱高溫是與全美天氣有關而導致死亡的第一殺手。[3]

多宗山火恰巧發生在熱浪之中,帶來了本年最熱的溫度,[4] 多處地方發生山火,如:名勝Yosemite National Park,德州的Chalk Mountain等,均造成許多的生命和財物損失。此外,炎熱高溫乾旱的天氣又增加了發生山火的風險,如是者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是全球暖化?誰又是造成全球氣候轉變的劊子手?

聯合國環保署(UNEP)指出減低與農業相關的甲烷排放量有助對抗氣候變化,因為農作業是甲烷排放主要來源。例如改善稻米耕作和飼養生畜的方法、選擇從植物中吸收蛋白質以減低對肉類的要求等等;這樣有望達到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目標。[5]

另外有團體指出科學界有共識表明,畜牧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5-16.5%,導致重大環境退化(如:失去生物多樣性和森林砍伐等)。他們建議人們多些嘗試植物性食譜,減少對肉類、乳製品和蛋的需求。透過選用富含植物性的膳食方式(Plant-Based Eating),這才是最有效的氣候減緩措施之一,並能從健康和環境角度獲得多種好處,同時亦可顯著地降低動物在工廠化農場(factory farms)裡受苦。[6]

同時亦有團體指出,在全國的所有農業用地中,80%用於飼養動物和種植飼料。此外,可用水中有近一半用於飼養動物。再者,數十億隻雞,火雞,豬和牛擠在工廠化農場中,無論是牠們在消化過程中還是從裝滿糞便的數英畝污水池中都產生了大量的甲烷。況且從動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需要投放11倍的化石燃料 (如:石油和汽油,它們是造成氣候危機的主要氣體) ;而在其生產過程中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從植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的11倍。[7] 可見要付上很龐大的環境代價才可以使市場的肉類供應充足,但卻要迎來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應如何取捨與平衡?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以植物(Plant-Based)為主的食品和日用品,如洗頭水護髮素、沖涼液、洗潔精、洗衣粉、衣物柔順劑、清潔用的百潔布和擦子、運動健將愛吃的蛋白質粉、牛奶和蛋、嬰兒紙尿片和濕紙巾、嬰兒配方奶粉等等。最近有一家餐廳剛剛於全國約600間分店加入了植物做的香腸於餐單裡,讓客人有多一些非肉類的選擇。新款香腸被命名為Impossible Sausage,每份含6克蛋白質,比一般香腸少45%卡路里和60%脂肪。[8] 雖然新營商手法一推出,招來不少負面網評,但亦有資料顯示於2021年,植物性食品的銷售額達到74億美元,自2018年以來增長了54%,[9] 這是否證明了植物性產品將會愈來愈佔領市場?

另一方面,有團體建議每週吃一餐植物性食物運動(Go Plant-Based Once A Week)。[10] 行動包括在一年裡每週,自己少吃一個漢堡包改以吃植物食品(相等於不開車320英里路程),整個家庭選一天不吃肉和芝士(相等於不開車五星期)。假如人人家家都樂意響應把食肉為主的膳食模式稍為調節一下的話,相信可以減輕不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等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壓力。

當然除了食方面,還有用電量、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因素構成氣候變化。[11] 故此,我們都可從節省和善用能源著手,如:考慮用車安排(car pool[12]、預先策劃行車路線減少開車次數)、採用公共交通工具、選用綠色電力供應計劃(Green Energy Plan)、在屋頂裝太陽能電池板(Solar Panels)、在窗外加裝遮陽簾(Solar Screens)等等。

其實只要多動腦筋總不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去改善氣候變化,但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不嫌麻煩、願意為氣候變化出一點綿力?又有多少人重視(care)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願意成為持份者之一?


[12] Car pool是指多人共乘一輛交通工具。

信仰反思 (偶像與教會)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5/08/2022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謙卑親近主,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詩歌《注目看耶穌》的歌詞)

耶穌訓練門徒可謂不遺餘力,明明是神的兒子,為了教導門徒愛及謙卑的功課,祂竟親自為門徒洗腳,樹立榜樣,縱然當中有出賣祂的猶大(約十三1-15)。耶穌愛門徒是不容置疑的,但祂同時亦是一位嚴師,門徒錯得離譜的時候,耶穌便會出言責備(路九51-56)。耶穌不單要訓練一班跟從祂的人,也希望他們連結父神。神是看不見的,有限的門徒如何與無限父神連結?一、耶穌是神,祂道成肉身住在人們中間,彰顯了神(約一14、18);二、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們藉著祂便能去到父神那裡(約十四6)。

粉絲追求偶像,可能出於羨慕偶像擁有他們沒有的外貌或才能,也可能出於對「美」及「好」的追求,以致他們甘心出錢出力大力支持。其實世間上,有一位巨星是最完美無瑕,值得人傾慕一生。不單如此,這位巨星同時可以成為人真正的生命導師,按人的本質指導人活出真我,幫助人展現出無數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位巨星願意愛人、甚至到了為人捨身留血的地步。願意人都認識這位巨星,讓祂成為自己的生命導師,以展現屬於他們的、獨特的生命光彩。

科幻小說的幻想和現實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8/07/2022

最近香港著名小說家倪匡與世長辭,在海內外掀起了一陣討論科幻小說的熱潮。年少時筆者是衛斯理科幻小說的忠實擁躉,但隨後覺得其內容千篇一律,故此逐漸失去興趣。前天文台科學主任李偉才在評論科幻小說時,甚至完全略過了倪匡。事實上,在2019年香港書展的一個座談會上,倪匡坦白地承認,為了稿費,自己有點濫寫,他說自己寫的並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武俠小說,或者是現代化的神話。但話又要說回來,我認為很多部衛斯理小說仍然是可以傳世的,例如《無名髮》、《追龍 》……等等,無論體裁是科幻小說、武俠小說、還是神話傳奇,一本小說能否傳頌千古,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部小說是否深刻地反思人性和世界的普遍性問題。

以上所說只是一個引子,現在言歸正傳,今天我想討論的作者,是活躍於20世紀中期的美國科幻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Dick 1928-1982),華人讀者可能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如果我提起以下幾套荷里活大片,你可能有點印象:《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全面回憶》[1]Total Recall, 1990, 2012)、《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 2002),這些經典科幻電影都是改編自狄克的小說。《銀翼殺手》寫於1962年,《全面回憶》的故事藍本是根據1966年出版的短篇故事《我們可以記得你的全部》(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

2018年 一間英國電視台將狄克的十個科幻短篇故事改編成一個系列,名為《電子夢:菲利普.狄克的世界》,我十分喜歡狄克的科幻小說,因為這些故事引伸出很多永恆的神學和哲學問題,在下面我將會集中討論《未來報告》和 《電子夢》。

《未來報告》:將罪惡消滅於萌芽階段

《未來報告》的原著於1956年出版,但直到2002年才被拍成電影,這齣電影由英俊小生湯.告魯斯主演,由荷里活奇才史提芬.史匹堡導演。電影講述在2054年美國變成一個完全沒有邪惡的烏托邦,警察部門聘用了三個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異人去防止罪案發生,當所有犯罪計劃仍然處於萌芽階段,那三名先知已經可以預先將犯罪過程和犯罪現場通過電腦螢幕顯示出來,於是乎,由湯告魯斯飾演的警察隊長安德森便憑著這些情報,拘捕了很多潛在的殺人兇手。

但有一天,未來報告預言下一個兇手就是安德森!當然,安德森不甘心束手就擒,相反,他決定逃亡,並且盡力去證明自己是無辜的。雖然這是一部舊片,但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為了避免過度劇透,我不會說出結局。

相信熟悉神義論(Theodicy)的基督徒都曾經碰過這問題:「為甚麼全能、全知、全善的神會容讓罪惡存在?為甚麼衪沒有制止許多場災難發生?」新無神論運動大師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經以挑戰的口吻去質詢英國神學教授麥格夫(Alister McGrath):「 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為甚麼上帝沒有令劫機者心臟病發?」你可以將這個問題更推前一步:「為甚麼上帝沒有令911恐怖分子、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賓拉丹還是嬰孩的時候便已經夭折?」你甚至可以問:「為甚麼上帝不令到這些人在母胎中流產 ?」若是這樣的話,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完全沒有罪惡的烏托邦。

《未來報告》所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世界!但到底這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還是一個扼殺自由意志的極權社會呢?過去安德森認為被他拘捕的人是「罪有應得」,但那些所謂罪犯會心服口服嗎?直至有一天安德森成為受害者的時候,他才猛然醒覺,那些先知的未來報告是否絕對準確呢?他是命中註定要成為殺人兇手嗎?未來的事態發展能否憑著自由意志而改變呢?一個人是否有權得到第二次機會呢?我留待讀者去探索這些問題。

電子夢:擁抱更美好的社會?

《電子夢》科幻系列由10個獨立的故事組成,有趣的是,其中兩個故事的主題十分接近,但兩個主角對於同一性質的事件卻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其中一個單元劇名叫《人是甚麼》,原著在1955年面世,小說講述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往太空深處殖民,西拉.赫里克上校是一名自私無情的軍人,為了掠奪外星的資源,他毫不手軟地屠殺外星人。在家庭裡面,他對妻子維拉十分冷漠,維拉要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才獲得性滿足。在一次軍事行動中,西拉領導的團隊中伏,幾乎全軍覆沒,只有西拉和他的一名部屬僥倖逃脫。

回到基地之後,西拉的性情大變,他對維拉溫柔體貼,兩人恢復了性生活,而且隨後西拉還表現出強烈的道德感。但軍方拘捕了西拉,因為他們懷疑西拉的身體和思想已經被外星人佔據。維拉明明知道眼前人並不是自己的丈夫,但在法庭上仍然為他辯護。最後西拉洗脫所有嫌疑而得到釋放,維拉接受並愛上這位更新了的丈夫。

另一個故事《父親的東西》發生在現代,原著在1954年出版,故事主角查理是一名年僅11歲的少年,他有一位慈愛的父親,但是,有一天他發現爸爸的行為十分怪異,隨後他驚訝地發現父親已經被外星人完全取代。這個新爸爸對他仍然很好,例如為他烹飪自己喜歡的早餐,教導他怎樣打棒球,提議在聖誕節期間舉家到很有情調的異地旅遊……。儘管如此,他無法接受這個與自己原來爸爸同樣美好的人,他並且發現其實很多地球人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被外星人佔據了軀殼,整個地球已經被滲透!結局是查理和朋友一起幹掉了貌似自己爸爸的外星人,並且發起抵抗外星人入侵的運動。

在現實中我們還未經歷過外星人取代地球人,然而,在歷史裡面,一個強權完全霸佔和改造另一個文化,卻是經常發生。滿清入主中原之後,旗人一方面保存了一部份中華文化,但另一方面又以鐵腕政策改變了漢人的生活方式,例如留髮不留頭。總體來說,康雍乾三朝是中國歷史的盛世,平心而論,滿清政府亦改變了一些明朝的不良制度和弊病,例如宦官之禍。難怪有些人好像《人是甚麼》的維拉一般,伸開雙手去擁抱大清帝國這位更好的「新丈夫」。許鞍華拍攝的《書劍恩仇錄》電影講述,最後除了陳家洛之外,紅花會群英全部被乾隆所殺,在太平盛世底下,反清復明彷彿是不合時宜。

1910年日本佔據朝鮮是另一個例子,由20世紀初期至中期,日本是全亞洲最高的文明和最強的經濟體,以效益來說,大韓文化融入大和文化似乎是利多於弊。然而,韓國人好像是《父親的東西》中的查理,無論「新爸爸」對自己怎樣呵護備至,始終日本並不是真正的父親,無怪乎一直以來韓國人的抗日運動此起彼伏,永無休止。

結語

狄克還有許多值得深入討論的科幻小說,這些小說都帶出了難以有終極答案的問題,例如真相的本質是甚麼?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改變命運嗎?社會安全和個人自由的平衡點在哪裡?人類需要怎樣的身份認同?科幻小說的迷人之處,就是真亦假時假亦真,天馬行空的幻想,往往反映了無奈甚至是殘酷的現實。

上面提過的小說都是在1950至60年代成書,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為甚麼在幾十年後人們才有興趣將這些充滿深度的故事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集呢?


[1] 電影Total Recall,港譯《宇宙威龍》。

為甚麼人們拒絕創新的理念?由尼康相機能否壯士斷臂說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4/07/2022

單鏡反光相機壽終正寢?

今年 7 月 12 日,《日經亞洲》報道:日本主要相機製造商尼康(Nikon)將會退出單鏡反光相機市場,並將重點轉向無反相機。但隨後尼康指公司沒公佈有關消息,《日經亞洲》的報道只是基於猜測。

筆者的業餘嗜好是攝影,大概兩年前我已經放棄了傳統的單反相機,全面採用無反相機,對我來說,尼康的決定毫不意外,顧名思義,單鏡反光機需要鏡片的反射去取景,故此機身比較笨重,無反相機則移走了取景的鏡片,在功能上無反相機已經全面超越單反相機,舉例說,尼康Z9每秒可以拍攝120張圖像,這過程是全面數碼化,因為沒有移動快門而造成零部件磨損,所以無反相機比單反相機快十倍以上,而且機身更輕巧和拍攝時沒有聲音。單鏡反光機在1960年代開始流行,尼康正是倚靠單反相機起家,將六十幾年來累積的技術一舉放棄,必然會造成情緒上的震盪,到底尼康會否壯士斷臂呢?這仍然有待觀察。

順帶一提,如果你擁有數碼單鏡反光機的話,我建議你馬上將他轉賣。無論如何,這是過時的科技,在不久將來可能會一錢不值。但若果有收藏家將單鏡數碼反光機視為古董,這又當別論,不過,這可能需要在幾百年後才值錢,你的子孫一定會十分感激你。

柯達和百視達不想自己跟自己競爭

然而,有許多百年老店卻不願意放下過去的成功經驗,繼續抱殘守缺,結果在歷史中淹沒,美國柯達公司就是一個令人擲筆三嘆的例子,柯達公司在1888年成立,過去是攝影市場的泰山北斗,柯達是數碼攝影的先驅,1975年柯達電子工程師史蒂文.薩森(Steven Sasson)開發了這項技術,柯達公司的回應是:「這很有趣,但不要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是自找麻煩(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管理人員擔心這項新發明會損害當時利潤豐厚的膠捲和照片沖印市場。

遲至2002年,柯達才推出DSC-14N這型號的數碼相機,DSC-14N的圖像感應器有140萬像素,超過了當時所有日本相機,那時候筆者興致勃勃地買了一部,但接到相機之際,我不禁目瞪口呆,這部相機充電器的尺碼有如兩塊磚頭,電池則好像是一條紙鎮,柯達完全沒有引進日本相機公司的微型化技術。這令我聯想起,縱使面對日本的挑戰,1940年代末期美國人堅持繼續生產體積龐大的真空管收音機,1970年代繼續製造耗油的大水牛汽車。

百視達(Blockbuster)是另一個相似的例子,在全盛時期百視達有9,000間錄影帶租賃店遍佈全美國,1998年網飛(Netflix)開始以郵寄方式出租影片,起初百視達嘗試與時並進,但後來百視達董事會的主要投資者卡爾.伊坎(Carl Icahn)認為,開闢這個新興市場相當於自己和自己競爭,於是他將所有資源重新調回實體店,隨後的歷史發展已經不用我多說。

過往的成功可能是一個沉重的包袱,甚至是絆腳石。

人並非理性生物

為甚麼人會抱殘守缺而拒絕革新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學課題。其實,即使沒有參考心理學,按照常識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對於習以為常的東西會感到比較舒服,任何變動都好像會帶來麻煩和不便。問題是:長遠來說,往往新發明會令你以後更加舒服、更加方便,但為甚麼縱使列出了強烈的理由和證據,很多人仍然不為所動呢?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心理學家,2002年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的心理學研究動搖了傳統上關於人性的假設:企業家和消費者是理性的,他們會盡最大努力去爭取最大的效益。卡尼曼指出,我們有兩個思維系統:系統一是衝動的,系統二是深思熟慮的。很多時候人們的決定是基於系統一的情緒,沒有經過慎思明辨,當人們作出非理性的決定之後,便會倒過來尋找為自己決定辯護的理由。若果仔細觀察,你可以知道那些所謂理由,無非是維持現狀的藉口,在下面筆者將會舉出幾個親身經歷的例子。

以偏概全的謬誤

筆者在大學任職,大約十多年前數據科學開始興起,當時我主張把這些先進的科技引入教學和研究中,但受到很多人強烈反對,其中一個理由是:「並不是最好的東西一定會勝出,1980年代市面上有兩種錄影帶格式:VHS與Betamax,論到科技,後者遠勝前者,但到最後VHS主導了錄影帶市場;還有,微軟視窗亦戰勝了功能更加優異的麥金塔。」表面上這好像是很有道理,其實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先進的科技都是淘汰了落伍的,例如數碼相機取代了菲林相機,現在無反相機凌駕於單鏡反光機,在光碟面世之後,VHS已經灰飛煙滅,如今視頻串流媒體又將光碟租賃店趕盡殺絕。那麼微軟視窗和麥金塔呢?毋庸置疑,在桌上型作業系統方面,微軟視窗大獲全勝,但隨後蘋果公司一浪接一浪的新發明(iPod, iPad, iPhone)反而將微軟遠遠拋離。

斷然拒絕下載安裝

二十幾年前安裝軟件需要光碟,那時候筆者在一間大學的電腦中心任職,主管光碟的同事抱怨很多人借出光碟之後便沒有歸還,或者很遲才歸還,因此他失去了許多安裝軟件。我作出這個提議:何不從今以後將所有安裝軟件抄入伺服器?光碟不再外借,所有人都是通過網絡下載和安裝程式,這樣一來不會再遺失軟件,二來你無需要等待人家歸還光碟才可以安裝。我以為這建議會受到歡迎,誰知道毫無例外地所有同事都反對,他們提出的理由可說是千奇百怪,當時網路的傳送速度較慢,他們說下載會等很長時間。我說:「即使等十多分鐘,這總會快過要等一、兩天之後人家歸還光碟;而且,在不同辦公室之間奔走往返,還要等待完成借出光碟的手續,這樣所花的時間肯定超過十幾分鐘。」我認為一個比較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將部份軟件放上伺服器,進行一個小規模實驗,然後檢討實驗結果。但所有人斷然拒絕任何嘗試,明顯地那些理由無非是藉口。無論如何,今天通過下載去安裝軟件已經是常態。

紙張情意結

亦是二十幾年前,在我所主管的電腦室裡面,前來預訂器材和房間的人首先要填寫紙張的表格,然後工作人員把紙張上的資料輸入電腦,當時很多人投訴預定的東西經常出錯。我對他們說:「你玩過一串人傳達訊息的遊戲嗎?愈多轉接站,在過程中出錯的機會愈大。從今以後應該索性不用紙張,把所有資料直接輸入電腦。」如你所料,所有人拒絕合作,仍然繼續採用紙張的表格,其中一個「理由」是:「有一個紙張的底本,便可以對照有沒有出錯。」我回答說:「那麼工作人員有沒有每天都對照紙張和電腦的資料?」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幾乎全面數碼化的時代,例如人們直接在電腦上訂酒店和買東西,而不會通過紙張這中間手續。其實,以上情況是一種「紙張情意結」,在電子書問世之後,一位朋友表示仍然閱讀實體書,她說:「我喜歡觸摸實體書的感覺。」她十分坦白,她清楚表明這個決定是基於情緒,而沒有堆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過,我也不會全面放棄紙張,例如我會打印機票和門券,以防萬一到時手機沒有電或者無法啟動。

結語

在文章開首筆者舉出了商業的例子,然後轉到大學的例子,雖然大學之間的競爭沒有企業之間那般殘酷,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論是企業、大學還是個人,若果故步自封的話,終必會被歷史的巨輪無情地碾碎。老子說得好:「福兮禍之所伏。」以往的成功經驗可能埋下了日後失敗的種子,例如蓬勃的菲林和錄影帶租賃市場,令到柯達與百視達失去了高瞻遠矚。但更加有趣的是,即使過往的經驗不算成功,人們可能仍然對習慣了的東西存在著情感依戀,例如光碟和紙張。

現在時尚的新發明是人工智慧和機械學習,很多人批評那些科技公司過度承諾、過度炒作、交付不足。我認為這是無奈而不得已的做法,正如卡尼曼所說,人的許多決定都是由於感覺良好,如果只是訴諸理性的論據,我恐怕人工智慧和機械學習難以起步,炒作的策略就是針對人的情緒。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雜誌

美國基督教大學醜聞:遠離辦學初心?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7/07/2022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回家.好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0/06/2022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通脹大流行Inflation Pandemic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1/06/2022

繼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後,我們正開始面對另一方面的大流行──全球通脹大流行。[1]

從2021年5月到2022年5月,全美所有城市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8.6%,是自1981年年底以來12個月內最大的增長幅度。[2] 住房,汽油和食品價格飆升都是國內通脹因素之一,高企的通脹率不單只一般的家庭主婦感覺得到,連消費時不用看價錢牌的中產人士和不知米貴的大學生,每週在超市購買糧油雜貨時都感覺得到,超市貨品價格每週不同,由一個仙或一毫一毫的加上去。餐館的餐牌亦由原先的精美彩色印刷改為黑白列印,以便隨時加價。在政府「頭痕」之際,已經忘記抗疫的小市民卻開始各施各法抗通脹。

要應付通脹不外乎開源節流,這也紛紛成了我們和身邊朋友的熱門話題,大家交流時滔滔不絕,網上熱搜一番,不難找到很多很多how to beat inflation的建議,有的建議適合基層普羅大眾,有的卻是適合有少許餘錢的中產人士,有的建議除「攪笑」外亦較極端和含道德爭議。[3]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奈地認為「可以做的不多」,但也先談談節流方面。大家會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購買非必需品,盡量不作無必要的消費,並且會自備午飯、自己焗麵包和沖咖啡,以減少外出用餐。此外,有朋友會減少開車,無必要就不往外跑。以前油價低的時候,即使沒有特定要買的東西,我們都會隨便開車出去逛商場行超市。有朋友甚至為了買一包特別優質的河粉而專程開車20分鐘,付幾蚊toll fee(天橋隧道過路費)去唐人街。現在,大家都盡量car pool(夾埋一齊開一架車)上班、買菜買日用品、累積購物清單一次外出買齊所需用品等等。購買非名牌的(generic/store brand)糧油日用品或藥品,據說可以比購買名牌產品慳20-25%。[4] 由於我們住得比較偏遠,每次出車前都會先策劃行程,盡量減少出車次數以便節省油錢和過路費。當然,住得遠的人出車是會有掙扎的,比如要堅持參加現場教會聚會的話,每次近20元的過路費和油錢就省不了,足以夠買一磅半Ribeye(肋眼)牛扒了。

有些朋友就改為在家工作,這樣可以減少用汽油、付過路費和downtown泊車費。可是,不是所有公司和行業都適合讓員工在家工作。雖然在家工作會增加電費和水費的開支(這裡是用食水沖廁的),電腦八小時長期開著同時也會增加冷氣的負荷(會令因供電不足而停電的情況惡化),但這些額外開支都應該會比出外上班的開支低。有些夠條件的朋友就轉工換取更好的待遇來抗通脹。

有些朋友會搜集各款的優惠券或減價資訊,互相交流(例如以10%信用卡積分折扣優惠換購公司購物禮券,90元積分作100元用,慳了10元)。有些朋友會選油價最低而又有積分的油站入油(如Costco);若途中迫不得已要入油,就先入少少,待回到心儀油站時才把油缸入滿。看來很好笑,但慳得幾多就幾多已成為抗通脹的金句。有做老闆的朋友,怕公司車被偷油而弄壞車子,故此要求員工把公司車開回家,泊在自己的driveway(私人車道)上總比泊在公司安全。

有人會提早變賣房子改為申請入住長者屋,因為租金較便宜(按入息/退休金的收入比例付租,每月由200到1000多元不等);也不用付地稅。此外,有更多人會由生活指數較高的州份搬遷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比如由加州搬遷來到德州,甚或墨西哥。我們有做房屋經紀的朋友說,很多外州的客人未搬來德州,已預先入貨,買兩三間丟空卻不住。

作為全美人口第一多的州份——加州,於2020年有史以來首次出現年度人口減少,達182,000多人 。而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共達610萬;但卻只有490萬人口遷入加州。[5] 單是2021年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口更達至36萬;這種情況被形容為「出加州記」(California Exodus)。[6] 當然,他們的遷移會對本來低生活指數的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等造成額外的通脹壓力。

在開源方面,喜歡耕種的朋友會在後園大量種植蔬菜瓜果(收成會受近月大旱所影響)、喜歡釣魚的朋友會出海碰運氣看看有多少魚獲(據說平均魚獲可夠一星期食幾餐,但在12月至2月期間,就因天氣寒冷不能垂釣),實行自給自足。有些朋友會在後園養雞、養蜜蜂等等在增加優質的糧食源之餘也順便抗通脹。有些朋友則準備開拓網上生意售價華人傳統小吃(蘿蔔糕、年糕、粽子、雲吞)、售賣軟件程式和濾水器等等。另外,有些朋友則在工餘時間當兼職(Lyft司機,Uber Eats送外賣、freelance翻譯員等等)。

對財經有心得的朋友就會改變投資策略,考慮購買政府為抗通脹而設的I bond(Inflation Bonds之類,利息有9.62%,尚可抵銷目前8.6%的通脹率);[7] 或轉變其個人退休安排模式(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由Traditional IRA改為Roth IRA以減低課稅金額;或把投資從週年回報改為以月計的回報模式;或把餘錢做更進取的投資;或投資買金買房屋;或買比特幣(bitcoin)等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總之,無論是開源節流,還是調整調配現有的資源,人人都發揮自己的創意來抗通脹。不知這次全球大流行會維持多久?人們的抗通脹力能撐多久?還有沒有其他良方可以與通脹共存?


[1] Drew Desilver,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flation is high and getting higher,”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5,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6/15/in-the-u-s-and-around-the-world-inflation-is-high-and-getting-higher/.

[2] “Consumer prices up 8.6 percent over year ended May 2022.”

[3] “8 Ways To Deal With Inflation If You're One Of Those Poor People Making Under $300K,” The Babylon Bee, March 20, 2022, https://babylonbee.com/news/8-ways-to-deal-with-inflation-if-youre-one-of-those-filthy-poors/.

[4] “How Much Does Buying Generic Save You in 2022?,” Ramsey, May 6, 2022, https://www.ramseysolutions.com/budgeting/buying-generic-groceries-saves-money.

[5] “California leaving: State population declines for first time,” NBC News, May 8,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california-leaving-state-population-declines-first-time-n1266740.

[6] Dymond Green, “The California exodus continues as residents head south of the border,” CNBC, June 11, 2022, https://www.cnbc.com/2022/06/11/californians-working-from-home-are-moving-to-mexico-amid-inflation.html.

[7] “Buying Series I Savings Bonds,” Treasury Direct, accessed June 21, 2022, 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indiv/research/indepth/ibonds/res_ibonds_ibuy.htm.

 

我不吃你那一套?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4/06/2022

引言

在討論許多不同事件的時候,筆者常常聽到這類回應:「你不應該用西方的一套去衡量這議題。」或者是:「你不可以用科學方法去檢測這東西。」甚至有人說:「你的眼光太過狹窄,我不吃你那一套。」

首先,一直以來筆者都支持百川歸海、有容乃大的立場,除了西方理論,筆者亦涉獵非西方的資訊,例如中國文史哲;除了數據分析和科學研究,我亦採用參考檔案、訪談等方法,從而嘗試歸納出全面的理解。相反,在沒有合理的論據下排斥所謂「西方霸權」、「科學霸權」,我恐怕到頭來只會造成故步自封。

其實,排斥西方觀點或者科學方法是一種「起源謬誤」(genetic fallacy),起源謬誤是指人們不是訴諸事實,而是以針對論述的出處,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彷彿源自西方或者科學的東西都蒙上了「原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套有特別的遊戲規則、特殊的情況,在自己系統以外的任何東西都不適用。

非西方文化的口頭傳統

筆者在大學任教,大約兩年前我通過了由副教授晉升到正教授的評核,坦白說,我認為這套制度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太重視評分等數據,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既然「吃得鹹魚,就要抵得渴」,但同時我對大學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意見。

不過,加拿大卑詩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洛娜.麥庫(Lorna June McCue)卻有另一套想法,麥庫是美洲原住民,在公元2000年她受聘於卑詩省大學,七年之後校方對她進行升職資格的評核,大學要求候選人至少要在同行審查的學報(pPeer review journal)上發表過五、六篇論文,為了幫助她達標,校方減輕了她在教學和行政方面的負擔,並且為她安排了兩位導師,但最後麥庫依然無法發表足夠論文,不消說,大學當局當然拒絕她的升職申請。

2012年麥庫投訴卑詩省大學對她不公平,她認為在同行審查的學報上發表論文是西方的標準,她是美洲原住民,她的文化有源遠流長的口頭傳統,亦即是述而不作,她覺得自己所發表過的演說和其他人在學報上發表過的論文應該具有同等價值,西方的標準對她並不適用。不過,校方反駁說,沒有文字記錄的東西難以客觀地評審。這宗案件糾纏了很多年,直至2018年才結案,最終麥庫仍然無法被批准升職。

另闢蹊徑、另起爐灶

我絕對尊重口頭傳統,正如在上面提過,我亦認為現存的教授升職制度有許多弊病,然而,若果麥庫認為原住民「不吃西方的那一套」,她大可以索性不申請升職,或者轉到另一間對論文數量要求較低的大學教書。

前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李天命正是選擇了另類的做法,他不屑於為了升職而將資源投放在學術研究上,直到退休時他仍然是講師,而不是教授,儘管如此,李天命在邏輯和語理分析普及化的著作令他聲名大噪。

一個更加激進的做法就是自成一派,1919年,一群原本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教授不滿意大學的一些做法,於是集體辭職而自立門戶,他們創辦了「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嘗試建立一個嶄新的教學與研究模式。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興起,一些不滿納粹黨的德國學者流亡到美國,並且創辦了「流亡大學」,一年之後流亡大學完全融入了社會研究新校。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藝術界,1667年法王路易十四世創辦了沙龍展覽,這是一個讓藝術家展示自己作品和交流的平台,1737年之後沙龍變成了每年一度的盛大活動,但評選委員會將許多藝術家拒諸門外。1863年拿破崙三世舉辦了「拒絕沙龍」(Salon des Refusés),那些被正式沙龍拒絕的畫家可以將作品拿到拒絕沙龍展覽,當時參展的畫家包括了塞尚(Paul Cézanne)、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馬奈(Édouard Manet)。1883年,印象派畫家組織了第二次「拒絕沙龍」,參展的畫家包括了高更(Paul Gauguin)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

簡單地說,社會研究新校的緣起就是有些教授不吃哥倫比亞大學的那一套、不吃納粹黨的一套,可喜的是,經過幾十年的耕耘,社會研究新校在學術界中已經穩佔一席位;拒絕沙龍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有些畫家不吃正宗沙龍的那一套,那些被正宗沙龍拒絕畫家後來都成為了一代巨匠,明顯地,正宗沙龍的評判看漏了眼。

結語

任何體制都會有不圓滿的地方,人們可以用「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態度去面對,或者嘗試「進入建制,改變建制」;或者好像李天命一般,既然不吃那一套,便索性不屑一顧;又或者好像社會研究新校與拒絕沙龍一般,在另闢蹊徑之後,以驕人成績去跟人家分庭抗禮。筆者認為最糟糕的做法是麥庫的態度,她否定西方學術研究的傳統,這是犯了起源謬誤,她又堅持原住民文化的口頭傳統,認為自己毋須跟隨西方的一套,這是將自己變成封閉系統的特殊主義,更加致命的是,她無法拿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東西來,那麼人家當然也可以不吃她的那一套。

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雜誌

流離 所愛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9/06/2022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1] 〈港者時光機1:流離所愛,黃凱芹,余劍明〉,每日頭條,2020年6月3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n23lno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6月7日)。

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 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06/2022

引言

最近俄烏戰爭再度挑起了基督教圈子討論末世論的熱潮,但同一時間,許多社會事件亦激發起基督徒致力於謀求更加公義和自由的社會,例如早前在紐約州水牛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槍手謀殺了10人。有趣的是,即使末世論和理想國在表面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一直在基督教傳統裡面並存。某些版本的末世論認為世界會變得愈來愈糟糕,最終整個世界會被徹底摧毀,神的國將會取而代之,故此企圖建立地上的天國只是捕風捉影。相反,不少信徒則認為我們應該為了爭取一個更加公義與和平的世界而奮戰,從而配合千禧年的來臨。

基督徒烏托邦是反帝國宣傳

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員斯蒂芬.高德(Stephen Gaudet)以「基督徒烏托邦」來命名第二種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保羅時代,當時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超級強國,貴族和特權階級生活在歌舞昇平中,但社會充滿著種種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基督徒提出一個另類的遠象:福音並不是只關乎個人得救、靈魂上天堂,上帝會審判暴政,創造出新天新地,在神的國度中人人都是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者伊萊恩.佩格爾斯(Elaine Pagels)也是以反帝國的框架來詮釋啟示錄,她認為這卷書之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應作者處身之時代的「戰爭文學」,公元70年羅馬軍隊鎮壓猶太人起義,並摧毀了耶路撒冷,在同一時期羅馬政權大肆迫害基督徒,羅馬皇帝又南征北伐,帝國的都城遍佈炫耀戰績的紀念碑。啟示錄是針對以上一切的反羅馬宣傳,666就是羅馬皇帝尼祿(Nero)的代號,這不是預表如拿破崙或希特勒等未來人物的數字。當約翰的基督徒弟兄受苦時,約翰試圖給予他們一個希望:無論邪惡勢力多麼強大,最終它會受到審判和懲罰。由此而觀之,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無非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過去這兩種傳統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愛德華茲:神是創始成終者

舉例說,18世紀美國著名佈道家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27-1758)指出:啟示錄第二十二章清楚地說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神是創始成終者,縱使始祖墮落和人性敗壞,所有從神而來的,最終都會回歸到神那裡,神會恢復一切被扭曲和破壞的東西。愛德華茲樂觀地預測,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之後降臨地上,在那時候人類社會就好像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所描述的一樣,豺狼與羔羊同臥,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和長壽。要達到這烏托邦,愛德華茲認為信徒有責任去改造社會,因為耶穌宣講的是整體福音:天國就在這裡!屬靈和世俗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愛德華茲將世俗的知識(科學)和《聖經》知識視為一體。他又相信工作成就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的印記,辛勤工作令教會復興,是上帝干預人類事務的跡象。

查爾斯.芬尼: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

這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延續到19世紀,1869年,美國修建了橫貫大陸東西的鐵路。人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發明鐵路來加速旅行的步伐,為甚麼我們不能通過努力去加速歷史的進步呢? 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是另一位擁抱這種想法的佈道家,他認為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教會有責任引導社會改革的方向;敬虔和個人道德是不足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他認同愛德華茲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他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例如女性和黑人。他堅決反對奴隸制度,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芬尼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

加里森:美國就是巴比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19世紀基督徒領袖是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 1805-1879),他是一家名為《解放者》的報紙之編輯,該報的立場是呼籲結束奴隸制度。他鼓勵人離開支持奴隸制度的教會,甚至乎公開宣揚分裂國家:美國北方的州份應該將支持奴隸制度的南方州份驅逐出美利堅聯邦。他認為美國就是《聖經》所描述的巴比倫,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建築在壓迫奴隸和吞噬人的靈魂上面,在18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啟示錄第十六章就是形容美國:「在末日之際,這個國家(美國)在瞬息之間被拋入了崩潰、苦難、毀滅的深淵,第七位天使將碗到向空中,神記起了大巴比倫,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豪爾:共和國戰歌

朱莉婭.豪爾(Julia Howe)是另一位採用啟示錄去宣揚社會公義的政治活動家,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她為北軍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共和國戰歌》,這首歌的中文譯本如下:「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祂踐踏一切壞葡萄,使公義顯彰。祂已經拔出閃閃生輝的怒劍,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救主的號角聲已經吹響,促使我們繼續前進;祂在自己的審判座前細察世界萬人的心,我的靈要快快響應他,我的雙腳雀躍歡欣,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耶穌降生在海的另一邊,祂美麗如百合花,祂懷裡的榮耀改變了你和我。祂為使人聖潔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犧牲吧!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這首詩歌的靈感是源自啟示錄第十九章:「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啟示錄第十九章描述基督引領軍隊向邪惡宣戰,豪爾由此而引申出神呼召人為正義和真理而戰。值得強調的是,豪爾眼中的基督精兵並不是傳福音的屬靈戰士,而是用真槍實彈去推翻奴隸制度的軍隊。這首歌已經超越了南北戰爭的時代意義,之後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參與者亦高唱《共和國戰歌》來自勉勵人。

結語

有趣的是,1974年福音派教會在瑞士洛桑舉行了會議,其後《洛桑信約》宣稱教會應該同時關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該信約指出:「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當時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嶄新的觀念,但是,回顧愛德華茲、芬尼、加里森、豪爾這些教會歷史人物,便會知道傳福音和追求社會公義應該並駕齊驅,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對啟示錄和末世論,不同時代的人或者是同時代不同的人都會各自表述,最近一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批評西方人解釋啟示錄都是以自己政治立場為中心,將前蘇聯和中國視為末世的邪惡強權。但正如上面的歷史所顯示,不少美國佈道家和意見領袖都是採用啟示錄來批判美國自身的不公義,加里森甚至乎說美國就是神將要審判的巴比倫!

毋可置疑,我們怎樣解釋《聖經》,一部份是取決於自己處身的時代背景,由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在19世紀末期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教會內外都瀰漫著樂觀精神、進步主義,地上天國彷彿是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步主義的美夢,1918年德國作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他指出:西方文明屬於浮士德式,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為了要獲得無窮的知識,便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史賓格勒認為西方文明就好像是浮士德,因著無節制的追求而枯竭。基督教亦開始瀰漫著對世界悲觀的情緒,「世界越來越敗壞」這種論述在教會中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接踵而來,末世論幾乎等同了世界末日,在整個世界將會灰飛煙滅的前提下,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的價值不禁蒙上陰影。

無論如何,《共和國戰歌》的中心思想是歷久常新的: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