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當電子遊戲進入教會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6/04/2018

以明光社的名義籌辦電競牧養研討會,是個挑戰。

四次研討會,不同的受眾(青年牧者、堂主任、家長、有志參與電玩、遊戲牧養的牧者)一起就同一個議題進行討論,我們沒有特定的方向,討論是因為現象值得探討,值得我們去關心。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慢慢體會到更多的,已經不是電玩是否應該入教會,或者電競是否道德上的對錯等問題,而是那種兩代人的你死我活,到了互相撕殺的地步。

除了每次都有談論的沉迷問題(相關討論請參考明光社網站〈從打機沉溺看親子關係〉)外,有幾個時刻,很值得記住:

一、有青少年牧者分享,他被人發現一邊讀神學,一邊打機後,遭批評為不屬靈。分享後,一堆人感同身受。青年牧者,大部份是八十後、九十後,與他們的上一輩,不論是執事、牧者,那種矛盾,早就不只是雨傘運動政治取向不同,那種不一致早已入血入骨,甚至到了這一代的日常生活的踐行。「打機即廢青」論深入民心到一個點,成為青年牧者的原罪。

二、有家長聲淚俱下的說遊戲搶走了自己的兒子,不想教會變成網吧,並說自己只想在教會安靜禱告,專心敬拜上帝。有青年牧者語重心長問:「你想孩子去網吧,還是在教會有傳道陪伴?」面對無助的家長,青年牧者選擇投放時間,陪伴孩子,原意是保護小羊,期望孩子在教會安全地玩,在主內成長,豈料原來在家長眼中,教會已成賊窩一樣,互相均不獲體諒,矛盾加深。

三、有牧者委婉分享電玩遊戲就有本質上的惡,既然本質為惡,就談不上牧養了。同場有神學生就用文本分析,指出如何用遊戲展現出信仰反思的可能,及後亦有牧者提倡當中做自我認識和探索的可能。近年青少年機構均探索電子遊戲,特別是電競類遊戲如何做個人、團隊成長和生涯規劃等議題。究竟電玩是否有本質上的惡?問題彷彿七十年代問電視是否邪惡和電影是否邪惡一樣,面對數碼原生族和數碼移民,是否動輒用上是非對錯這類道德語言處理議題,營造勢不兩立的效果?還是有更好的方法處理所謂「惡」的爭議?

願這些零碎的支節,成為我們討論的參考點,再扣問自己的內心,究竟願意用一個怎樣的方法,怎樣的心腸,與參與電玩、電競的人同行。

曾經刊載於: 

1599期《時代論壇》,20-4-2018

相關文章

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當網絡成為信仰的一扇窗 牧養的範式轉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疫情、抗爭運動、移民、國際關係,排山倒海的事件從四方八面湧現,信徒群體在這個大時代要經歷抗爭疲勞、政治打壓、疫情禁令……教會要麼停止聚會,要麼辦網上活動,一堆本來持之以恆的活動全年取消,新活動隨時可能受到更多政策限制。不少人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來形容今日我們這個改變。這真是範式轉移嗎?究竟甚麼東西改變了?

今年剛離世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一書中,正正就用範式轉移來形容基督宗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階段,由初期教會開始到現代的普世教會。當中他引述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的說法,指出範式轉移的範式應該是「一整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分享整體的信念、價值、技術。」若稱得上範式轉移,就是指整個範式有所改變。

孔漢思的書成於上世紀90年代,他認為當時就正是一個多元、多中心的世界,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社會,普世宣教運動亦在蓬勃發展,除了討論不同宗教是否有對話和共融的空間,甚至討論不同信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能否共同相信一套倫理的想像。

或者他也沒有想到,過了不足30年的今日,網絡的出現令多元而共融的美好想像未有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在網絡空間下進一步的分眾,不同資訊分發予特定群體和對象。同時因著互聯網發展的各種特點,造就網絡獨特的生態、價值觀和倫理想像。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今日教會的一些整體理念、價值,甚至使用的方法和技術也與以前非常不同——即是有所謂範式轉移的出現。

網絡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令信徒群體相處改變:

1. 時空壓縮:疫情、移民令我們失去現場跟弟兄姊妹一起聚會的機會,但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網上平台跟弟兄姊妹團契相交,雖然比起面對面相處,暫時仍然有不同的障礙需要克服(例如未能一同唱詩),但隨著技術問題解決,不在地上、沒有固定聚會地點或固定形式的宗教活動,可能成為更多人參加聚會的主流,除了不受地域限制,時間上也可以不受限制,信徒在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能參與聚會,這樣的聚會和牧養模式更加彈性,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難度。

2. 界面延伸:現實空間,你可以用不同的裝飾、佈置去讓人進入一個神聖空間,但在網上舉行崇拜,鏡頭的運用、佈局,甚至音響器材的配合,對於整個網上崇拜的進行都變得十分重要,有關的器材也成為網絡空間的生產工具。同時網絡速度,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例如是用YouTube、facebook還是Zoom做直播,可以給別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這亦變得十分重要。

以往,教會因著有現場的崇拜和團契,可以一直沿用舊有模式而不做任何改變,但因著近年的轉變,不少信徒群體出現很多有趣的面貌,迫使教會重新思考網絡和在地上的教會,如何做連結,例如:

1. 斬件式信徒生活:有信徒因著各種原因,參加A教會的網上崇拜、網上祈禱會則到訪B教會、小組相交更自己組合、又另外組合一些朋友一起在網上查經,就連查經資料也是自己預備的。在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查經、祈禱會、團契,嚴格來說這個信徒沒有離開信仰,他的信徒生命由不同的群體來承托,而有關聚會、活動的事奉工作,亦斬件式地由不同信徒來承擔。

2. 純網絡信徒生活:有人決定不再返現場教會聚會,有相熟的基督徒走在一起食餐飯,就當「返了小組」,聽道就到社交平台隨便找找,祈禱就尋找不同教會提供的默想資料。

3. 信徒寄居在不同教會中:表面上信徒是A教會的會友,實際上會在不同地方參與事奉,加入外面的敬拜隊或查經小組,雖然有所屬教會和會籍,可是整個信仰生活均不在教會中。

4. 有事求問FB大神:信徒雖然是某教會的會友,但遇到生活不同大小問題,只願意到facebook不同的基督教群組分享,但就從來不願意返教會處理,因為擔心教會群體太細,自己的秘密容易被公開,寧願在網上低調以網名開組。

隨著近月疫情緩和,部份教會已恢復現場聚會,不少團體舉辦不同的研討會,討論當回歸現場聚會後,教會參加崇拜人數會否減少?是否需要保留網絡崇拜?但在提問的同時亦會發現,網絡已經成為不少信徒吸取信仰資源的地方。另外,即使很多人口口聲聲講教會有千百樣問題,但仍然有許多人在這個社會氣氛低迷的狀況下,在網上尋求有關教會的資源。教會在網絡的出現,其中的活動,也成為很多慕道者認識主的一扇窗,究竟教會能否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並在網上提供牧養,漸漸成為新的課題。

 

範式轉移概念

範式轉移的概念由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在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這本書在1962年出版,而有關的概念更被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例如社會行為、商業世界的變化,以至宣教學的概念等。孔漢思(Hans Küng)將範式轉移的概念應用到基督教歷史中,他將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paradigms):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現代啟蒙運動典範;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他又主張,這六大時期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1]


[1]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白陳毓華譯(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頁237–238。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明光社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明光社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明光社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教會團體必須留心的地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主動交,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的回顧〉,載趙崇明等編:《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頁33–67。

疫情下爸媽的難題與出路

傅丹梅、林天然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林天然(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4/11/2020

疫情經過10個多月仍沒有受控的跡象,很多人出現抗疫疲勞,基層家庭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本社在過去幾個月,走訪了近30個基層家庭,希望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一些實質的援助。[1] 在這些探訪中,發現不少基層家庭的環境,存在著一些不利孩子成長的因素。本文嘗試探討當中的問題,並訪問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兼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廖廣申醫生,提供一些專家建議及出路。

1. 家暴

在所探訪的家庭中,家暴的情況並不普遍,但仍有嚴重的個案。有一個三口之家,六十多歲的父親經常打罵七歲的兒子,例如在吃飯時,父親認為自己大聲說話,以及將口水噴到兒子的碗中也不是問題的,當他看不順眼兒子的行為時,更會隨時用粗口罵他,還試過因兒子過度活躍而對他大打出手,以致他住了十多日醫院。到後來,家人才發現原來兒子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明光社

廖醫生認為疫情未必能在短期內受控,市民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長期的抗疫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市民可以外出到公園散步,維持社交生活及保持興趣,容讓自己有適當的放鬆及安靜時間。作為家長,不但要照顧孩子的需要,更要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情緒,假如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身心俱疲,要盡早尋求幫助,如學校社工及專科服務,不要自己獨力承擔。家長如出現失眠、胃口或體重下降的情況,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脾氣變差、容易動怒、情緒焦慮、有絕望及放棄的心態,這表示家長自己已出現焦慮或抑鬱的警號,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要有效照顧及管教子女,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及身體。

2. 婚姻問題

相對於家暴,單親家庭的情況則較普遍,約佔整體探訪家庭的三分之一。而當中大多數是單親媽媽與孩子一起生活,還有一些情況是媽媽正在面臨被丈夫拋棄。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媽媽都很愛孩子,但由於要應付生活種種壓力,她們都顯得無助、力不從心。其中就有一戶,當我們去探訪時,發現其家中堆滿雜物又有跳蚤,連一個落腳處也沒有。如果說父母的愛乃一家的支柱,那麼破裂的婚姻加上缺乏父親的形象,又會帶給孩子甚麼影響?

廖醫生認為單親家長不要擔心別人的眼光,羞於尋求幫助或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事實上,社會上很多人的願意幫助他們。兒童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對他們的發展較有利,對於缺乏父親角色的家庭,孩子對於男性性別角色較為模糊及負面,欠缺模仿對象(model figure),媽媽可以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群體活動,接觸多些人,尤其是男性,讓他可以有正面的爸爸或男性形象,這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心智發展及價值觀培育都有幫助,例如可以讓孩子參加教會的團契或童軍。至於家中堆滿雜物的問題,可能是居所實在太擠迫,要放的物件太多,也要看看堆積的是甚麼東西,對於基層家庭,一些過期的罐頭對他們來說並非垃圾,乃是食物,如果雜物實在太多以至沒有活動空間,可以協助他們用斷捨離的方式檢視一下囤積的物品,能捨棄的捨棄、能送人的送人,剩下的物品可以買些膠箱或櫃,將它們整齊地放好,執拾過程亦可以帶來樂趣及滿足感。

3. 打機/網沉溺

家長可能忙於應付生活,亦可能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家庭的孩子抗疫期間都終日在家打機,家長亦知道過度打機對孩子有諸多壞處,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上網沉溺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引致他們出現學習、健康、心理、親子及態度問題已經超越毒品、酒精及賭博等問題,因為疫情令孩子離不開網上學習及做功課。廖醫生鼓勵家長盡早嚴肅處理子女的上網時間,自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除了必須的上課學習,嚴格控制上網時間為每日兩小時內,打機更要每15分鐘便暫停休息。對於已沉迷打機的子女,則要以戒癮的方式處理。家長切忌以沒收手機/電腦及切斷網絡/電源方式處理,因為這樣做容易激發子女反抗的情緒及行為;相反,應在大家情緒穩定及冷靜的時候處理。首先要尋找其他健康生活的代替品,如讓孩子發展其他興趣,獲得滿足感,循序漸進減少打機時間,逐漸改變子女的生活模式。

香港人快樂嗎?

2020年是令香港人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市民在努力抗疫之餘,亦在疫情下繼續工作、上課。社會氣氛不佳,大家的心情亦受影響。有調查在2020年9月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收集到超過1,800份有效問卷,發現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2020年的開心指數只有6.16分,與2019年的6.15分只有些微差距,調查機構指這反映受訪港人的開心指數持續低迷。[2] 另一項在2020年10月發表的調查則發現,在網上收集到逾500個市民的回應中,分別有40%及37%受訪者有較高風險出現焦慮及抑鬱。調查由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服務)程志剛在發佈調查時指,近期有七至八成的求助個案都與疫情相關,求助內容主要是疫情下的工作壓力、管教子女及憂慮感染風險。[3]


[1] 明光社屬「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認可執行單位之一,主要服務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合資格劏房住戶。有關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

[2] 〈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 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10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85966/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E3%80%80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3] 鄺曉斌:〈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 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香港01》,2020年10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36047/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 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