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惜生知死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3/07/2018
明光社

非常感謝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及其研究助理袁以真小姐的支持及幫忙,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2018年6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學順利完成,是次合辦活動共有168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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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時提到希望研究中心的「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訪談報告,除了可以啟發大家,也盼望大家可以實際地運用當中的內容。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不想自己的身後事會麻煩到別人,有些卻忙於處理至親的喪禮。他建議大家可以早些與至親好好溝通,在臨終前預先交代親人做甚麼,因為能完成死者的心願,對生者來說帶有醫治及釋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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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副教授雷競業教授在「我信身體復活」的主題演講中提到,身體是美麗及被祝福的,人與人的關係是藉著身體的接觸和溝通而建立。我們靠著肉身在地上生活,而人在地上所做的事,被洗滌過的經歷會延伸至天上。死亡是不能掌握,並且會隨時來到,死亡的可怕在於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撕裂。我們要以感恩的心珍惜生命,無遺憾的人生是成為他人的祝福,把握現世的光陰去安慰及鼓勵他人。對別人好不是當他們死亡時才去紀念他們,而是當他們在世時,我們去「打擾」他們,關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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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及倫理中心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及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的訪談,為大家展示死亡這課題所涵蓋的範圍是非常複雜及廣泛。受訪者多偏向要對社會有所貢獻,有人打算做無言老師,他們亦不喜歡麻煩其他人,特別是喪葬方面。受訪者有15位是基督徒,但有趣的是有受訪者不想家人用火葬處理其遺體,原因是他們怕痛;也有受訪者表示將自己的骨灰灑落大海中會「感覺」太冰冷。死亡牽涉傳承,有些受訪者希望可以把奮鬥、艱苦及貢獻的精神留給下一代。有受訪者表示很開心可以參加是次訪談,因為平時沒有人「夠膽」跟他討論這個課題。病牀前努力傳福音及為病患祈禱仍然是大部份受訪者所看重的,因為他們相信永生十分重要。盼望透過分享受訪者對死亡的看法,引起大家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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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百合機構牧養總監吳思源先生在「從喪禮到牧養」主題演講上提醒我們,華人辦理喪禮時,多注重場面,害怕失禮人,害怕忽略了某些應該邀請的人。而在喪禮的佈置上,則害怕花牌的先後次序放得不好,往往未能把心思及時間放在與生者一起悼念死者,以致忙亂於喪禮的籌備,反而未能藉著喪禮去釋放自己的哀傷。因此,生者的哀傷,往往在籌備喪禮之後才出現,教會可以在清明或重陽為到弟兄姊妹已過世的親屬祈禱,與他們一起紀念死者,陪伴他們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死者的家屬或許對死亡不解,牧者不需要在生者面前急於為神辯解,只需要聆聽、同行、諒解、分擔弟兄姊妹的哀傷,與哀哭的人同哭便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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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教授在「死而無憾的人生規劃」的主題演講上與大家一同反思哲學家海德格的存在論。海德格主張人要真實存在,需要認清自己的獨特及目標式的意義,縱然立身於不是出於自己選擇的世界,也要為自己創造自己存活的環境,把還未實踐的目標帶到現今的存活。現今的社會境況異化了自己的存在,例如有人花了20年供完自己的物業,卻仍要為下一代再花20年供樓。存在是屬於自己的,人卻甘心將自己的自由奉獻出來,自己捆綁了自己,把自己的自由奉獻給日常的事務,建立物質,任由這些物質成為自己的枷鎖。人要面對自己的死亡,人擁有過去、現在、將來,整個歷史的傳承便在於自己的存在,時間空間一直發展下去,在此真實的境況中,人要承擔將來的責任。人要站出來,回看自己的存在及現在,人不是從檢討過去,而是從展望將來開始,把握現在活出理想,這樣人生便會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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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力量總監及《大人雜誌》總編輯陳曉蕾女士在「『好走』有選擇」的工作坊上指出,在香港,鼻胃喉灌食及呼吸機拖長了病人的死亡過程,當有醫生詢問病人是否願意使用呼吸機時,病人才知道可以選擇回家。香港的病人其實可以拒絕治療,只是病人沒有足夠的知識,不知道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現代人思想臨終時有五個選擇:1. 選擇嘗試以不同的藥物醫治自己;2. 拒絕治療;3. 終止一個無效的治療;4. 紓緩治療,減少痛苦;5. 安樂死(讓專業團體幫助自己死亡)。香港的病人如果知道他們有權利選擇拒絕治療及紓緩治療,減輕死前的痛苦,不需要接受勉強醫療,或許也不需要爭取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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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伍桂麟先生在「留愛人間——無言老師」的工作坊上分享到醫學院解剖室外有一些黑色的牌子,上面刻上了捐贈遺體者的名字。伍先生善用環境的佈置提醒學生,他們用作解剖的遺體,都是有心人捐出來的,而並非無人認領遺體,這些捐贈者都有家人,在重要日子,家人會在牌子的旁邊放上鮮花,放置飾物等。伍先生以塑造環境帶出無言老師的價值,他們不僅幫助實習醫生得到知識或技術,更重要的是傳遞一種價值觀給學生,好讓他們將來成為一個有抱負的醫生。到了最後,同學會寫心意卡,感謝無言老師的貢獻。伍先生強調訓練一個醫科學生,不單讓他學習醫術,也要讓他們懷著一顆仁心,顧及病人及家人的需要。

明光社董事樓曾瑞先生是「留愛人間——無言老師」工作坊上的分享嘉賓,他早前決定死後也加入無言老師的行列,認為做無言老師是一件榮神益人,及利己的事情。哥林多前書提到信徒將來有一個不能朽壞的榮耀、強壯及有靈性的身體,為此,他認為不需要執著污穢的屍體。樓先生寧願實習醫生在自己身上多切幾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切錯一刀。他笑言從自私的角度想,這樣做不但可以省去一大筆殮葬費,更可以省去家人籌備喪禮的時間及心力。樓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工作,現在更為到將來可以在大學「任教」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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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創會顧問陳一華牧師在「既知死,選擇生」的主題演講上提到,當大家認識到甚麼是死亡,便會思考到當如何生存。他鼓勵大家用幾條問題去反思自己的生命,例如有沒有重視自己的健康,把「放題」變成放縱?有沒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愛自己的情緒及屬靈狀況等?患了病的時候,是怨天尤人還是勇敢面對?陳牧師指出生命不在乎長短,他的外孫朱瑋恆雖然只生存了10個小時,但他的出生卻極具意義,這個來到世界的小嬰孩可以與家人有身體接觸,讓一家人完完整整的團聚,並拍攝一張全家福。他也促使父母參與生死教育的工作,而他小小的身體更成為全港最幼小的無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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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簡」卻不簡陋的殯儀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9/2021

致力推行「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並得到社會正面回響的伍桂麟先生(Pasu,去年更獲得了香港紅十字會頒發的香港人道年獎。Pasu是生死教育工作者、遺體修復師及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最近,他接受了社創基金的資助,於深水涉開設了社會企業「一切從簡」,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簡約、莊嚴而可負擔的「醫院直接出殯」服務以及相關支援。我們特地把每月一次的網上直播講座移師到該社企,在今年7月28日與觀看直播的朋友一起了解殯儀服務及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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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一切從簡,感覺絕不似紅磡傳統的殯儀店,而像走進一間書室,「文青」風格的裝修,配上閱耳的音樂,令人感覺很舒服。Pasu說:「這就是為了讓長者及他們的子女在沒有壓力下上來看看、談談及問問意見:『想這樣做、那樣做是否可以?』感覺似是『行街購物』,職員也只是介紹一下產品及服務而已。」Pasu就是要大家容易去接觸生死教育,把死亡臨到時大家要面對和談論的事,與我們的距離拉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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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u認為人生比較重要的事,不外乎紅事、白事,所以殯葬對人來說是大事。而對基層來說,白事儀式花費不少,經濟有困難者可能會無法做一個莊嚴的告別禮。以往在解剖室工作的Pasu,面對無人認領、孤苦無依的死者,總希望顧及這些遺體的尊嚴,這個想法與現在成立社企一切從簡的目的一脈相連。

辦紅事有Wedding Planner(婚禮統籌師),辦白事,Pasu自稱為Ending Planner(或許我們可以稱他為臨終統籌師),他建議我們不只要預備好身後事,還要做好生前規劃、臨終醫療指示等,他說:「由身體開始衰退就要開始計劃,尤其當家中有長者患病了,就應趁他/她還是清清醒醒時,找個恰當的時間,大家輕輕鬆鬆地去講,是最好的。」

紛爭、過多花費往往因愛而起

Pasu分享到:「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在先人離世前已講好想如何辦理喪事,所以很多時候會引起家庭紛爭。」據他觀察,這些紛爭的出現,很多時是因為大家都想表達對先人的愛,但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用自己的方法去愛,沒有好好表達和溝通,又認為兄弟姐妹所想的方法不夠自己的方法好。他表示假若先人知道大家這樣,可能會覺得很無辜。Pasu說:「因為先人生前沒講清楚就離開,家屬只是因為愛先人而起了爭執,影響了家庭關係,這完全是得不償失。」

生前告別禮、環保殯葬與悼念方式

Pasu認為:「在離開世界之前處理好關係,令自己無憾。」有些人知道自己患病而預計自己將離去,希望趁自己仍有精神而舉辦告別禮,與親友好好說出「四道」:道歉、道愛、道謝、道別。他認為若把心中的想法、心底話、介懷的事都說出來的話,以後所有被認為「大吉利是」、忌諱的說話都可以談,也自然可以把恐懼稍稍放下,去傾談有關喪禮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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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環保的殯葬方式,是Pasu致力推廣的,在講座中,他亦為觀看直播的朋友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殯葬及悼念方式,如送別不足24週胎兒的方式、撒灰儀式及遺物轉化等,有關的殯葬或悼念方式,大部份都花費不多,亦很貼心。當Pasu被問及為何傳統喪禮往往花費巨大時,他回應指,這大多是因為先人生前沒有試過坦誠表達自己的意願,家人在沒預備之下面對至親離世,往往就會手忙腳亂,估計他/她想要甚麼!結果可能在一些殯儀店的推介下,不管甚麼都好、能做到的他們就做,亦會覺得用很多錢是理所當然,這才代表自己盡了孝道。顯然,如能及早在先人生前了解他/她的意願,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及舉辦不合先人意願的告別儀式。

從遺體修復師到關係修復師

Pasu從解剖室走到社會前線幫助基層人士,希望能陪伴他們走一段難行的路,給他們知道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選擇和預備的,他說:「雖然自己不是那些被服侍的人最熟絡的朋友……但仍能陪他們走一段路,並告訴他們未來的路可以如何走。當然,之後還是要他們自己自癒自救。」

作為香港僅有的兩位專業遺體修復師之一的Pasu,會盡力為一些嚴重個案做遺體修復,但他直言,如要追求再好一些,要付出的金錢與時間就會更多。他說:「遺體修補得再好,也不及關係的修補。家屬是否應想想為何他/她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的離開?」所以Pasu也會細思如何可以幫助社會,令非自然的死亡及難以修補的遺憾能夠減少。

這次講座令筆者感到一切從簡不單幫助基層人士籌劃喪禮,而更能讓逝者的家人的心被安慰、能釋懷,在哀傷的日子不致迷失方向、一蹶不振。願主賜福這社企,使哀傷的人的心被光照、被溫暖,使更多關係能夠復和、修補。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這裡。

身後事生前談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4/08/2021

最近我們參加了一個葬禮,送葬的人坐滿整個崇拜禮堂,好像已完全忘記了疫情。會場一片黯然神傷,直到家屬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惜別短片。開場白和劇集一樣,離世者對著鏡頭說道:「當你哋睇到呢段片嘅時候,可能我已經唔喺度」。來賓沒有嚎哭,反卻被她的微笑、甜美的聲音、精神奕奕的面孔和鼓勵的說話所安慰,知道她滿心平安地離開,將來天家亦可重聚,參加喪禮的人都釋懷了。

這令我們想起幾年前的一個葬禮,家屬同樣播出一段離世者生前拍下的短片,是慶生聚會時的濃縮版(Celebration of Life / A Living Funeral)。片中看到已離世的伯伯跟太太、子女、兒孫們穿著彩色襯衫,一起歡樂地唱詩歌(相信是伯伯生平最愛的詩歌),兒孫們不會唱廣東話詩歌就彈琴拉琴伴奏。片裡瀰漫著一片歡愉,伯伯坐得端正、精神奕奕面帶笑容,不時拍手唱和,跟平日崇拜時一樣地投入唱詩。他雖然沒有分享,但他仍向參加喪禮的人傳遞了一些訊息。短片拍得頗有美感,有多個角度捕捉慶生的情景,再經剪接後成為了一份非常值得收藏和回憶的遺產。承受這樣的遺產比承受金銀錢財股票房屋不是會更令人安寧嗎?

有家屬喜歡在離世者生前(特別是患病者知道在世日子不多的時候)為他舉行慶生會,亦有家屬會選擇在離世者死後才舉辦慶生會(在離世週年紀念日,或在葬禮後數週舉辦)。除家人外,也會邀請離世者生前好友、同學、同事、親戚等相聚。彼此分享舊照、分享食物、分享離世者對自己的影響和曾經一起經歷過的開心事、煩心事、瘀事。有家屬兩樣的慶生都會舉辦。相信即使再平凡的人一生中也會為別人留下一些值得回憶和懷念的事。如果覺得自己未有為別人留下值得回憶的事,那麼現在就亡羊補牢,相信為時未晚。

死前的慶生安排會不會比起在葬禮中請幾位好友懷念分享更互動?至少將要離世者可以能在生前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欣賞和懷念;亦可與親友們彼此告別。如果要容納更多不同時空的人參與,可以藉網絡把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親朋好友聯在線上一起慶生和告別。這樣比起傳統式的「紅磡大酒店」悼別禮儀,會不會更經濟、更彈性、更具意義?

說到經濟,有人會喜歡「綠色殯葬」(Green Burial, Natural Burial or Eco-friendly Burial)。大概是不用傳統棺木、防腐劑、墓碑、火化等。為環保起見,整個安葬都是用可以分解的物料如紙皮或竹棺材,或只用生物可分解的裹屍布(biodegradable shroud)包著遺體,代替棺木、用合適的化學物處理遺體代替防腐劑、讓身體自然分解代替產生大量燶煙的火化程序、以樹枝或花環代替墓碑等等。不單環保,安葬費用可以比傳統式平很多。棺木及送葬禮堂服務等平均費用約15,000美元,中位數大約7,500美元,而綠色殯葬的洗費可以由數百美元到三、四千美元不等。

但最經濟和環保的方法就是把身體捐贈給大學研究,只要離世者生前填寫好登記表,負責的大學會安排運輸(100哩內),由醫院或療養院直接接收遺體。

可是,此等環保和經濟概念會不會被離世者、家屬、或親友所接受?這牽涉到體面、突破傳統和社會規範的眼光、失去了以風光厚葬的方式作為對離世者補償的機會……小時候已經聽過長輩說,葬禮是為生人而設的!既是悲哀也是事實?

十多年前香港一位神學院教授的女兒離世了,當時正值facebook大行其道之時,教授就為其女兒開設facebook悼念專頁,人人都可登入瀏覽及留言安慰。最近一位離世的師母,家屬亦為她開設悼念網頁,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讓親友可以更近距離與家屬互動。若然這類的專頁能在離世者還在生的時候設立,所得的效果會否更親切、更直接、更能讓離世者對其離開不感到孤單,更能讓留言者說出最後「好話」。若能以「葬禮是為離世者而設的」概念去構思自己或家人的葬禮(或其他各種悼念形式),會否成為一種最有效的安慰方式?讓離開的和留下的都再沒有遺憾?

將要離世的人也許想「留下」一些可以令有人回憶、珍惜的事件或物件;或想「留下」一些對世界有貢獻的事情。幾年前有一個牧師家庭以離世師母的名義設下網上籌款,目標是30,000美元。他們用了如GoFundMe等網站作媒介,所有直接或間接認識他們的人都可以參與網上捐款;這也是另一種悼念方式。所籌得的款項用作支持宣教服務,以達成師母的遺願。當然亦有人因為缺乏經費辦喪事,也會借用這些網絡平台向熟識的人募捐,希望集腋成裘,令家屬的愁心感到寬慰。

身後事是否最好生前談?假如今天要思考身後事,我們最想怎樣安排才能令自己無遺憾,令親人最得安慰?若然不能帶走甚麼,不如就想想該「留下」甚麼。

生榮死哀,優雅走完最後的路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5/06/2021

踏入2021年,疫情以外最叫人傷感的,是見到一則又一則的名人訃聞。不知怎的,今年真的有份「死得人多」的感慨,或許是筆者的歲月漸長吧!生老病死的經歷,無可避免,也令人感受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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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文化中,提到死亡,總會有所忌諱,這或許是我們不想面對死亡所帶來的永別、分隔、不安和恐懼。而在以往的華人文化中,人的死亡,要做到「生榮死哀」,就是對逝者的尊重,這往往表現在喪禮的排場、花費上。以往華人離世,最好是安息於自己家中,以求「壽終正寢」,認為死在自己家裡才叫吉利。[1] 而辦喪禮的地點,今天多集中於被稱為「大酒店」的殯儀館,不過早年香港還沒有專門的殯儀館設施,較富裕的家庭大都會選擇在家中舉辦喪禮,然後出殯。可以想像,在當時的唐樓,要搬運逝者的棺木是何等「大件事」:通常做法是要在唐樓外用竹條搭建一至兩層的大型斜台,仵工接著將棺木由家中抬出,經斜台搬運到街上,沿途還有送殯的儀禮樂隊,以及大批親友相送,可想而知是那麼勞師動眾。[2] 而在喪禮中,主人家為要表達出對逝者的哀慟,除了自己傷心外,更有請專門的「哭喪人」於喪禮上「感動落淚,痛哭一場」,以其表達出哀思和孝道。[3]

在平行世界的另一端,生榮死哀,風光大葬,儘管表達方式或許有不同,但原來同樣重要。例如在網上瘋傳的「黑人抬棺」舞蹈短片,叫人驚喜也驚訝的是,原來在非洲有些國家喜歡以勁歌熱舞送別亡者,他們也會特別設計別開生面的「棺材」給死者,希望能在歡樂中,透過死者所喜歡的物件歡送家人。在歡迎的氣氛下送別亡者,看來與華人文化格格不入,甚至會被視為大不敬,其實是當地人對死者的最高敬意,當中更蘊藏著一個非洲少年Benjamin Aidoo的另類創業故事,非常感人勵志。[4]

我們都相信生命是獨特而珍貴。可是在香港,人走到盡頭的時候,卻滿滿是冷冰冰的遭遇。今日香港寸金尺土,不單影響到在生的,連人死了也要排隊輪候場地、火化爐、骨灰位等,通通都是供不應求,並且所費不貲。殯葬儀式固然花費不少,不幸的是很多時也是「貼錢買難受」,花了錢買回來的卻是難堪與無奈。殯葬工作從業員未必會對逝者予以尊重、流水作業式的進行各項儀禮,使人們連安排一個莊嚴、高雅的喪禮也變得十分困難,此外還有殯儀館的環境擠迫,節奏急促,彷彿連葬禮都要「快靚正」,人死了也要被時間追趕著,在有限的時光裡,喪禮缺少了對逝者追思、懷緬的空間,甚是可惜。

基督教所講的死亡,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接納哀傷的情感,能使人有時間、空間去懷緬、紀念逝者,這比排場和花費更加重要。較早前,英國菲臘親王高壽而終,在其喪禮之中,除了有各種皇室禮儀,更叫人感動的是一些細微安排,處處看到皇室對親王的認知和懷緬。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的安息禮中,並沒有一般基督教喪禮儀式中的慰勉或講道等禮序,而在安息禮中,在宣召時也選了一段「非一般」的經文:

《便西拉智訓》/《傳道經》四十三章11至26節[5]

「看看彩虹,你要稱頌那創造它的主。彩虹的光芒多麼壯麗,它成輝煌的弧形,環繞天際,由至高者親手鋪展。隨他所命定的,雪花紛飛;閃電快速執行他的審判。正因這樣,倉庫就被打開,雲彩猶如鳥群在飛翔。藉著他的大能大力,雲彩積厚,冰雹被粉碎。他一顯現,眾山搖撼;他一願意,南風刮起。他的雷聲震動大地,掀起旋風和北來的風暴。他散發雪花,如鳥群飛降,又如侵襲的蝗蟲落下。白皚皚的雪花,美得足以耀目;看見它的飄落,莫不心中驚嘆。他又降寒霜如同撒鹽,使凝結變成尖銳冰柱。他使寒冷北風吹起,晶瑩冰塊凝結水上,凡積水處都被覆蓋,就如水面披上鎧甲。他吞噬群山,烤焦曠野;又像火燄,毀滅草原。濃霧如靈藥快速治理百病,旱熱逢甘露能使人得舒暢。主用謀略平靜深淵,並在其中安放島嶼。航海的人述說海的險惡,我們的耳朵聽見都驚駭。海中的造化既怪異又驚奇,多種多樣生物和大魚之獸。藉著主,他的使者無往不利;主一發令,萬有就聚合而成。」

經文中描述的,既有壯麗大地,也有雷聲震動,眾山搖撼,叫人對主深存敬畏。這看似與安息禮拜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精心的安排。菲臘親王出了名熱愛大自然,以其封號命名的「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多年來,讓全世界的青少年人有機會多去接觸大自然,透過野外活動,學習與人相處,解決困難,鍛鍊體能,認識自己,健康成長。上面一段來自《便西拉智訓》的經文,據聞是親王自己選定的,他自己也說過,在大自然中,最能感受到造物主的浩大,經文恰好將親王熱愛大自然的一面呈現出來,使整個安息禮十分立體與人性化。

儘管在今天,殯葬儀式有各樣的不足,但只要多花一點心思,我們也可在儀禮中,讓逝者生榮死哀。就如很多逝者生前未信主,或是家人採用其他宗教儀式舉行喪禮,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不會參與那些殯葬禮儀,也很容易就被在場的殯葬工作人員「分隔」出來,令我們未能為逝者盡上一點心意。其實,我們可以在喪禮中,為逝者寫下心意卡,或準備紀念冊等……由小小做起,讓逝者優雅走完最後的路,也為親友們帶來點點的安慰。


[1] 對比之下,今天醫護進步,家人若有危急重病,多數都會先送到醫院,反而覺得在家離世是不吉利,甚或怕死人會影響樓價!這實在是多麼諷刺。

[2] 梁鳳縈:《殯儀》(香港:嘉出版有限公司,2007)。

[3] 在今日香港,已經鮮有哭喪人在喪禮儀節上出現。然而在內地,「職業哭喪人」還是存在的。參〈職業哭喪人:見過太多生離死別〉,「新華網」,2019年4月6日,網站: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06/c_1124332350.htm

[4] 卡洛兒:〈黑人抬棺meme爆紅 加納勁歌熱舞送別亡者 原是非洲少年創業故事〉,《香港01》,2020年4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462193/黑人抬棺meme爆紅-加納勁歌熱舞送別亡者-原是非洲少年創業故事

[5] 《便西拉智訓》另稱《傳道經》,是基督新教次經裡其中一卷書,天主教則譯作《德訓篇》。《便西拉智訓》被天主教和東正教接納為舊約聖經正典的一部份,但基督新教則不將《便西拉智訓》放到舊約聖經正典中,聖公會傳統視它為次經。

你需要P.U.S.H.嗎?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2/06/2021

不知疫情何時受到控制?我們該如何努力適應疫情下的各種生活新常態?這種挑戰要維持多久?有沒有良方可以推動我們「疫」來順受、「疫」水行舟?

疫情期間我們參加過婚禮,想與喜樂的人同樂。會場限制觀禮和飲宴人數,很多人想參加卻不能。枱面設置膠板分隔嘉賓、拍照還得要戴上口罩或集體閉氣三秒映一張「見到樣」的相。我們同時也參加過喪禮,想與哀哭的人同哭。會場沒有因疫情關係而限制參加喪禮的人數,但出席的人卻非常少。我們決定與疫同行,去了人生第一次最長途的旅行(road trip),住了幾間酒店,每次都先用自備的消毒液抹過整間房間和冷氣隔塵網才安心入住。中途在油站便利店休息、加油,卻因受到進到店內購物的人數所限,超額的客人需要在店外排隊輪候,並保持六尺人距。我們也曾因應防疫措施的要求得先獲得COVID-19檢測報告,才可登機或參加某些現場聚會。誠然新常態新防疫措施確實帶來少許不便,但卻也帶來不少創意思維和對舊體制的反思。

疫情前,我們最怕到政府部門換身份證和駕駛執照,每次都要親身去並且在非常人多的大堂輪候,等叫「號碼」。最經典的一次,我們足足花了六個多小時才能換領一張少年駕駛執照!但疫情下,現在改為網上預約,預約時會得到一個輪候號碼,而每次只限某個輪候號碼的持有人才可以入大堂辦手續。疫情期間,我們只需用半小時就完成整個領證手續。既然可以那麼快和簡便,為何從前要花這麼長時間去做同一件事?

同樣,疫情前我們最怕到郵局,因為總是大排長龍。疫情期間,我們寄包裹回香港只需自己估計它的重量和貼上郵票,然後投進郵筒。若郵費不足,郵差會把郵件寄回給我們,並在包裹面寫上要補貼多少郵費,既方便又省時。疫情期間,我們幫親友申請綠卡,已不用在相關部門的大堂排隊等叫「號碼」,簡單在網上申請便可以了。希望還有更多僵化了的運作,可以有所改善,而相關的部門能作出反思和更有創意的安排。當然,極端份子和極權領袖以疫情為由,採用「奇特」和「古怪」的新措施來達成心願,就是另一回事。

疫情期間看牙醫或打疫苗也非常方便,不用在大堂長時間等待,只須按預約時間在車上等候短訊,收到短訊才入內,還有drive-through打疫苗(無需下車便可以打疫苗)等等方便快捷的新措施。此外,購物和點餐方式亦層出不窮,如:curbside pickup(路邊取貨), drive-through(無需下車即可接受一些服務), Uber Eat(食物外送),DoorDash等等送貨服務,即使小型超市和餐館推出的服務也不遑多讓,不會因堂食方面的限制和受禁足令所影響。

疫情的確限制了人們的面對面見面的機會,但人們的心靈卻可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而拉近了。或許朋友數量可能少了,但友誼的質量卻提升了,因為彼此的交流加深了。以前人們可以隨隨便便相約出來喝咖啡吹水,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赴約。但現在約朋友必須比以前用更多心思去安排才能見上一面,如要預先約好Zoom,Signal視像或FaceTime的時間;與對方有默契地安裝同一套資訊App通話才可以成事。這令我們想起,移民前幫香港家人開設了Skype戶口,方便日後聯繫。疫情下,若要面對面與友人傾心事,就要找一處露天但不怕風雨不怕太陽晒的地方見面,因此郊野公園、狗公園、大學露天茶座就成為了我們常去的地方;亦只有最親的人和最好的朋友才會跟你去這些地方。

同時亦因疫情的險峻,它隨時可以奪去人的生命。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和作好心理準備,隨時要面對死亡或失去摯愛摯友;所以大家更加珍惜現在的身邊人(以及透過網絡接觸到的海外親友),更加享受上主賜我們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數以百萬計的死亡數字,不能不叫人深思人生意義和為死亡做好準備。感恩有一位朋友,因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他反而多了時間反思生命意義,並在這一年間信了耶穌和受了洗。

九七前,聽一位牧師勸勉人們不用太擔心,因為人生有三大限;就是九七、死亡和主再來。我們不知哪一樣先來,所以不要過度擔心九七,只要積極正面地生活云云。現今我們同樣面對人生三大限:就是受COVID-19感染、死亡和主再來。去年疫情剛開始時,我們和一位有世界排名的癌症研究專家聊天,問他對疫情的看法。他從科學醫學的視覺和經驗分享道:「SARS時香港都攪得掂,無理由今次美國攪唔掂嘅。」兩三個月後,收到他受感染的消息,感恩他最後死裡逃生並康復過來;原來我們真的可以與死亡走得很近。

事實上,我們不知道三大限中哪一樣先來,但卻可以選擇如何積極活在當下,並且積極面對不知仍有多長的未來。有些人用錢和時間寬鬆了,實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有些人卻想如何才能把錢和時間用得更有意義和對後人更有影響。我們最近剛好有朋友一家大細放下安舒的生活和安穩的工作,去了南美宣教;有朋友發起捐錢支持在柬埔寨興建女子學校。這個疫情對你的人生又有甚麼啟發?你會如何重新規劃未來?

自2020年初疫情開始,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很多提醒市民防疫的告示牌或宣傳牌,寫著:「必須戴口罩」否則不能入內購物或得到服務等等。以前戴口罩入銀行會被人懷疑你是賊,現在戴口罩入銀行才會被招待。世界似乎被此病毒顛覆了,被它牽著走,我們甚或永久不能回復從前的種種「正常」生活方式。但在眾多告示牌中最令我們感動的是以下這句話:We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在這變幻無定的疫情下,我們能期望有甚麼事情會發生?甚麼能成為我們積極前行的推動力(P.U.S.H.)?

生與死的距離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8/04/2021

只是數十秒之間,就成為生與死的距離。

清明長假期的首日清晨(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列車事故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列車在進出隧道之間,僅有數十秒的時間。縱然駕駛員發現障礙物時已緊急刹車,但能減低的速度極其有限,脫軌列車直衝入隧道內,在猛烈的撞擊下,車卡在狹窄的空間內扭曲、變形。乘客頓然在黑暗中,受傷的、驚惶的、不能動彈的、或立時死亡的……一切都發生在這幾秒的瞬間。

意外引發台灣內外的關注,在台灣亦帶出不同範疇的討論:鐡路安全的監管/改善、承包商的違規/隱瞞、相關官員的問責/下台、賠償/捐款的運作……是人為事故?還是純粹意外?是一時的疏忽?還是一連串的巧合?

「死亡」大概是我們最不想面對,又絕不能迴避的事情。若人能確知自己離世的日子,三個月、半年、一年,大抵我們更能規劃或妥善地運用所擁有的人生。把握僅有的時間,留給家人一些說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去一些想去的地方、吃一些想吃的東西……或是為世界(社會)留下點點的貢獻或痕跡。但假如,你/妳的生命還有三年、五年,這將會是怎樣的想像或計劃?你/妳會花更多的心思,想法子去延長自己的生命?或是會計算自己的積蓄是否足夠三、五年的花費?或是認為時間還多,晚一些才準備吧!只是,死亡的來臨,從來也無法預估,更不由我們掌握。臨到就只有幾秒的時間。

「讓我再擁抱她一下,可以嗎?」一個失去了六歲大孩子爸爸的哀號。

「手牽緊別走散」媽媽對已罹離的女兒及女兒男友的哭喊。

平常不過的擁抱、牽手,在死別的突然下,成了永不能實現的願望。在生與死之間,原來可以漸老、生病也是一種幸運,是值得獻上感恩。

若是天災,我們無語問天,默默承受;若是人禍,我們追究問責,據理力爭。

是天災?還是人禍?剎那間失去生命,剎那間失去家人,甚或剎那間失去自由……在世界不同角落,50人在車禍中數十秒之間喪命、700人在70天內被軍方殺害、[1] 12人海上逃亡時被拘捕、47人積極爭取落實民主卻被拘押……當無常變為日常,生與死或留與去,不再由我們估計;當黑暗或苦難可以隨時來襲時,我們除了「不要習慣」外,更需要堅持每天,好好地過活;關心問候家人與朋友;善待留心鄰舍的需要;記念支援正處於苦難中的人。

或許,我們是無法完全體會及理解受苦者的傷與痛、哀與愁,失去自由者的無奈與憤慨。一句「明白」似乎也來得有點牽強。大概我們只能多學習以「他者」為念,不僅作旁觀者,嘗試多聆聽他們的哀鳴或吶喊、渴望與追求,嘗試與他們同哭共悲,在他們有需要時跟他/她分享一杯涼水。或許,一句問候、一個擁抱、一封書簡、片刻陪伴、點點關注、默默地祈禱……所花的可能是十數秒的時間,但能突破生死、苦難的限制,讓愛進到黑暗之中,存留在永恆之內。


[1] 陳凱俊:〈【緬甸政變衝突】70天700人被殺 民眾無心過潑水節上街抗議軍政府〉,yahoo!新聞,2021年4月14日,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緬甸政變衝突-70天700人被殺-民眾無心過潑水節上街抗議軍政府-054039585.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6日)。

 

死,可以是一個「完美句號」?

活動花絮

吳思源先生 | 分享嘉賓:吳思源先生 (愛百合牧養總監及完美句號基金執行董事) | 整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09/09/2019

提到死亡,中國人或許總會有所忌諱,因為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但如果能為人生寫上一個美麗的句號,用回家的心態看死亡,其實它並可怕。研究中心在「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愛百合牧養總監及完美句號基金執行董事吳思源先生,在7月23日帶領參加者思考死亡,及如何與親人走人生最後一程。

明光社

吳先生以一張在馬來西亞古晉拍的照片作為開始,他說在那裡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傍晚時份,有很多人在橋上行走,由河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這情景令他聯想到,黃昏就像人生正在步向死亡。步向死亡聽起來好像不吉利,但他認為理性一點看,人出生以後,自然會步向終局,而死後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又指,人無法控制自己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如何及因何而死。他指自己從事臨終的牧養工作,發現不少人患有重病,最多人患的是癌症,但他們往往不是因癌症而死。而死亡來臨時卻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反轉了。他認為如能及早在思想和感情方面作準備,便能操練自己迎接自己和至親的死亡。對於迎向死亡,可從信仰思考、實際關懷、了解死亡三方面去探討。

信仰思考

吳先生指出了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死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像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7)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

他分享到,他認識一位主內弟兄,其父親在聖母醫院離世,後來院方在醫院的小聖堂,為其父及其他逝者舉行彌撒。神父在彌撒中讀出逝者的名字,為他們祈禱,將他們交給天主,並為他們每人點了一支蠟燭作為紀念。那位弟兄參加彌撒後覺得溫暖,他回想陪伴爸爸走過最後一程,看到他藥石無靈,他無法釋懷。但彌撒之後,他感到安慰,那一刻他才能接受爸爸已死的事實。

吳先生指出,死亡有時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有時卻是美好的終結,但無論是哪一種,人的感情上總會難捨難離,未必能欣然接受至親離世。因此,教會、醫院和社福機構才看重臨終服務。

實際關懷

談到臨終關懷服務,吳先生以日本為例,因為人口老化,有些人終身沒有結婚,親人又比自己早一步離世,在乏人照顧的情況下,他們在家中死後,才被人發現,這便是「孤獨死」。因著這樣的社會現象,日本亦開始有不同的關懷行動,讓人能夠「尊嚴死」。吳先生指,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很多獨居長者因家人無法照料,而要孤獨地死去。

了解死亡

吳先生引用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說法,一個人如果要成熟,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學習與生命中各樣負面東西交朋友,當中包括了死亡,而死亡應該是人類潛意識中最可怕的未知數。希爾曼指跟死亡「交朋友」,不等如催促對方早日來臨,而是如果人能將死亡視為朋友,而不是具威嚇性的陌生人,人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樣。

吳先生指對基督教來說,死亡是人生命的完成,神帶領人進入生命的另一個階段。但因為人的肉眼看不到來世,只看到現世,因此對現世不捨是很正常。對於天家,人感到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是很自然,但憑信心操練,人能夠嚮往天上的家。學習放心、放下已知的,並有信心、信靠迎向未知的,他指這對臨終牧養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吳先生指出面臨人生最後一程,臨終者和家人難免難過和不捨。有時他見到病者家人無法放手,作為關懷者除了表示體諒,亦會提醒他們要明白臨終者心中的意念,勉強拉著他,只會令他感到辛苦。

他認為三善四道可以幫助臨終者和其家人。三善可以幫助臨終者,即善生、善別和善終。善生就是在生時好好生活,活得良善;善別就是知道自己患病時,與人好好話別;善終就是對過去的生命,能有好的總結。四道則可以幫助臨終者的家人,即道愛、道謝、道歉和道別。道愛就是家人說出自己對臨終者的愛,以及讓對方知道,自己領受了他的愛。中國人比較含蓄,但吳先生指,愛是需要講出來,不能夠「心照」就算。逝者若臨終時感受到家人的愛,他的遺容也會很安詳。道謝就是要對臨終者道謝。道歉就是請求臨終者原諒,或向臨終者表示,原諒他從前所犯的錯。吳先生指出,人如果帶著遺憾而死,就會鬱鬱而終,因此道歉是重要的。道別就是跟臨終者說再見,家人可以表示會好好照顧自己,讓他安然離去。

完美句號

死亡可以是「完美句號」嗎?吳先生認為人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中間總有遺憾,不過句號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完結,這包括了喪事平順的完成。喪事牧養包括了儀式、音樂和靈堂擺設。當然儀式並不能令逝者上天堂或下地獄,如果遇到親友為儀式爭執,他就會作調解。他指,人的死亡可能會帶動家中的矛盾和張力,但如能妥善處理,便能為那個家庭帶來祝福。

最後,吳先生也指出,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可是近年有些教會,卻不容許送喪時表達哀傷,認為哀傷是沒信心的表現,他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這是對人性的抹殺。面對逝者,留戀和不捨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高貴的感情,反而接納哀傷,給予機會表達哀傷,才能為逝者寫下終結。

延伸閱讀

上野千鶴子著,賴庭筠譯。《一個人的臨終》。台北:時報文化,2017。
邁克.默瑟著,左婉薇譯。《優雅走向回家的路:在那天來臨前從容準備》。台北:上智文化事業,2018。
盧雲著,羅喬匡譯。《念母親:盧雲跟父親談生死》。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瑪麗蓮.麥恩泰莉著,李小釧譯。《憑著信心說再見:以愛活出人生最終章》。香港:基督教文藝,2018年。
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著,王榮輝譯。《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台北:商周出版,2017。
安琪拉.歐唐納著,譚璧輝譯。《穿越痛苦,看見愛:臨終的祝福》。台北:光啟文化,2017。

書籍推介——惜生知死

23/07/2018

2018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為大家獻上文集——《惜生知死》。一如既往,文集主要結集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的講員的文章。簡單來說,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為死亡,讓我們「知死」:多去認識及了解死亡,從而「惜生」:懂得珍惜生命,活現更好的人生,並且成為他人的祝福。

文集中,郭鴻標牧師相信人有生存的權利,也要向神為自己的生命負上責任。相對於今日社會以「自決原則」(Autonomy or Self-Determination)作為決定生命事件中的首要考慮時,基督徒的生命倫理卻不會將「自決原則」視為絕對價值。

吳思源先生分享到教會在處理會友或肢體喪葬時,很多時都只處於被動的位置,最多就是對家人作出安慰,或是在安息禮中分享訊息而已。其實教會可以在喪葬禮儀中(包括禮儀前和禮儀後)加入牧養元素。

李少秋教授為讀者闡述海德格的存在主義的核心:「當人面對自己的存在,就絕不希望虧欠自己的生命」。考慮「存在」與「時間」,明白人生的意義,人才能過無憾的人生。

陳曉蕾女士認為今日的死亡被高度醫療化,我們不能接受一個人「老死」,而只能接受一個人「病死」,我們卻忘記了人的而且確是會老去的。而怎樣面對人生終結的問題,病人應怎樣掌握生命自主,甚或要求不同的「死亡選擇」等議題,也是社會需要討論的。

伍桂麟先生是推行「無言老師」計劃的發起人,他告訴大家參加者在離世後捐出遺體,讓醫科生能有機會作解剖學的學習,並提升未來的醫學技術。這個計劃打破了參加者原來的「生命句號」;在他們的人生終結後,透過教導醫學生認識人體結構,讓他們的生命延續下去。

陳一華牧師指出,死亡是有定時的,乃人生必經的階段;死亡是一種靜止狀態,但並非所有事物的終結。從基督教信仰看死亡,死亡有它正面的意義,讓人反省自己的人生,重建與家人的關係等。當人能面對生命短促這現實時,反而能在死前作更好的準備。

透過是次研討會與文集的出版,我們盼望能使關注長者事工或是臨終服務的教牧同工、社工,或是需要照顧臨終者的親人家屬,更加了解「惜生知死」的種種,不論是計劃自己、親友和主內肢體的生前安排與身後事時,都有更詳盡的了解和認知。

 

《惜生知死》
主編:吳慧華
出版地:香港
出版: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出版年份:2018年
訂書連結http://ethics.truth-light.org.hk/le/bookstore

生死、科技、神明?

李均熊博士 |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
23/01/2014

創世記是關乎人生死的意義,而不是生物之源的科學教本。就如在創世記六章一到四節,記載了一段耐人尋味的事件: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現代的聖經學者都留意到這段記載與近東神話(甚至希臘神話)相似:神明(神的兒子)與人類結合,並且生出偉大的英雄、巨人,但是卻使神明忿怒,降下災劫。雖然經文很多字眼我們都不太了解(誰是神的兒子?),但在文學上其中心卻是十分突出:以上帝的兒子們、人的女子們的重複(粗體字)組成一個倒影結構,突顯中心耶和華的說話:「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換句話說,本段可能的解釋,就是經文作者借用了當時流行的神話,經過其神學洗禮,使這些神話元素帶出一個核心信息──就算尋求與神明聯合,人在世的日子也是不可能沒有盡頭的。聖經作者一方面傾覆了神話世界人追求無限永生的自然欲求,另一方面是要人意識他只是有限制的受造之物。
 
現代的醫療科技,是否就是我們的神明呢?我們是否祈求與「神明」結合,以致我們找到不死的生命,離開我們受造的限制,滿足我們要成為上帝的慾望?但上帝再一次提醒我們,人只「屬乎血氣」,意思就是我們只是受造之物,上帝本來在我們內裡的生命力量(「我的靈」的意思)並不會長久居留在我們裡面。
 
在某程度上,醫療科技帶來「福」,也為我們帶來了「禍」,當我們以為能控制自己的生死,其實我們卻帶來很多道德上困難──因為我們壓根兒不能凌駕在死亡之上。延長在世的生命變成延長在世的苦痛,那是否這些醫療科技開發時所想像得到的呢?
 
這不是說,我們不再作任何知識上的投資,恰恰相反的是,我們有著上帝形象,也是代表上帝管理這個世界的道德行使者(moral agent);因此,這些醫療技術是要加以管理,並且在上帝所賜的理性下作出選擇,以致這些技術的「福」能使生命豐潤,同時這些技術的「禍」可以減至最低。說到底,我們必須了解和意識到自己都只是有限的受造物,接受自己有限的受造性,體驗生老病死的苦如何成為我們受造的一部份,我們就能生得釋然,死亦能有應有的尊嚴了。

生命在生死的邊沿 —— 一個神學反省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主題演講)

鄭順佳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01/10/2012

引言

本文以基督教的角度出發,站在福音派立場,對在生死邊沿的生命,進行神學反省。簡言之,福音派是以聖經作為上帝的啟示,是上帝的道(Word of God)。當然福音派也有不少傳統。本文大體上以更正教為參照,依循奧古斯丁—加爾文—巴特的思考方向。在這框架下,對問題的釐訂和解答,全然取決於對上帝的道的啟示。這是本文採取的進路。
 
本文的起始點,在上帝的道的存有(the being of this Word of God),意即首先建立基督論和救贖論,作為反省的基礎,從而推展至人論,以生死邊沿的生命為焦點,繼而對生死邊沿的生命處理,作神學反省。[1]
 
本文的提旨如下:基於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以及祂所宣講的福音,在生命起始的邊沿,生命是一善和一份上帝賜給人的禮物,因此否定墮胎和胚胎實驗。在死亡邊沿,生命是克服恐懼,信靠上主的存在形態,故否定自殺和安樂死。
 

基礎篇

讓我們從兩節經文開始,繼而以三步曲建立討論的基礎。[2]兩節經文如下:「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一8)[3]和「…『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一17-18)
 
首先,耶穌基督的「我是」,是一個「沒有時式」(untensed)的詞彙,意即耶穌基督不會變成「我曾是」(I was),只在歷史的時空中出現,隨即被歷史煙沒了。此說的支持有兩方面:(1) 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基督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坐在全能父上帝右邊,可見歷史不能局限祂的存活,祂是那位永活者;(2) 根據約翰福音,耶穌基督從起始已經與上帝同在。如此的聲稱,區分祂的「我是」與別的「我是」。
 
其次,耶穌基督的「我是」,不是在(at)時間的起始與在時間的終結之「我是」(I am at),卻是絕對的「我是」。意思是祂的「我是」不是以時間為參照點,只不過是相對於時間的「我是」。反之,祂的「我是」本身就是祂的「是」(is)。祂的「是」,不在乎時間的起始和終結。此說建基於祂聲稱自己是首先的、是末後的(first & last),是阿拉法、是俄梅戛(Alpha & Omega)。故表示時間並不涵蓋祂。祂不是在時間之始才「在」,祂的「在」也不單是直到時間之終而已。祂在時間存在以先和時間終止以後,祂已「在」。
 
尤有進者,耶穌基督的「在」具更深遠的含意:(1) 若說祂「在」,祂的「在」是永恆的在(eternal presence)和非條件性的在(unqualifiable presence),是那位永活者(the living One)的「在」。(2) 起始是從祂而來、也在祂裡面(from Him and in Him),而終結是在祂裡面、也朝向祂(in Him & to Him)。簡言之,耶穌基督是時間之主(the Lord of time)。
 
第三,耶穌基督既是時間之主,經文(啟一17-18)進而把福音的「不要怕」與時間之主連繫起來。為何串連二者呢?這連繫又何以成立呢?從新約可得悉,這位成了肉身的「我是」,是奧秘的啟示:在祂裡面和藉着祂,上帝顯明了祂對被造物的大愛和恩慈。上帝的意願是使人與祂復和。這意願不是偶發的或片刻的,也不是出於一時衝動,不然另一刻可以改變心意。耶穌基督顯明,上帝復和的心意,既在時間之內,也在時間之外,是植根於上帝的恩慈,這是藉着基督的順從,揭示、確立、賜予我們的。
 
第三點帶着重要的倫理含意。它意味一切行動,都應在福音賦予的秩序下進行。不然會落入混亂、虛幻、不真實,偏離上帝在基督裡展現的實在。換言之,醫療的運用,一如其他領域,必須伏在這實在之下,由它掌管。也即是說,當以福音真理作為醫療運用的源頭、內容、回應。此中包括從耶穌基督的歷史,對人的揭示,來理解人。
 
因此在生死邊沿的生命問題,在神學角度而言,所提問的是:人類生命的起始和終結,是否符合上帝作為施恩的存有?如此提問,適用於未出生的胎兒:即墮胎和被用來作實驗的胚胎;也適用於被忽略、過度治療(overtreated),以及被殺害的人。對生死邊沿所採取的醫療行動,帶來釋放抑或審判,都是取決於福音。

 

生命:一善(a good)和禮物

當我們思考在生命起始的邊沿,在神學的框架內,所提問的是:醫療的運用是否合乎耶穌基督所展示的真理。若然不是,便會產生醫療運用的自我否定或自我膨脹,導致對胎兒生命的錯待。在這問題上,基於先前確立的基礎:根據奧古斯丁的人觀,過去有如現在,都是上帝在基督裡恩典的領域。因此,身體生命之善,成為思考醫療運用的前設。因此以醫療系統來毀滅胎兒,所前設的人觀有別於基督教的人觀。[4]這是我們的反省方向。
正如基礎篇所言,過去是耶穌基督的過去,這裡的「過去」指涉被造界。意即藉着基督被造的萬物,是不會就此消失的。這論點的支持有二:(1) 從耶穌宣告天國的來臨,並藉着祂的言行,天國開展和成形,例如瞎子看見,跛子行走,萬物從轄制的權勢得着釋放,所帶來的盼望,不是從被造界被贖出來,脫離被造界。換句話說,物質世界得着解放,卻非從物質世界解放出來(路七22)。(2) 耶穌基督身體復活,吩咐多馬把指頭探進祂的肋旁(約二十27),可見昔日的傷痕仍在。[5]
 
因此,救恩與創造並非對立,天上的、地上的、可見的、不可見的,一切都是祂所造的,也是為祂造的(西一16)。基督救恩所顯明的恩典,與創造之恩典都是出自同一位賜恩之主。可見創造與拯救的恩典具連續性。祂來了,為要使世界與它的創造主,關係得以恢復,或說使之與創造主復和。[6]
 
這救恩觀對身體的含義,昭然若揭。奧古斯丁指出:「聖徒復活時所寓居的身體,正是他們在此生經歷艱難的身體,不過他們的身體卻不會腐朽,肉身不會帶來沮喪或愁苦,他們的福樂不會因身體受影響。」[7]可見奧古斯丁以過去與未來的合一性,來建立他的論證。而這合一性的知識,來自耶穌基督復和的身體。救恩「是創造一切本性(nature)的創造主,賜予我們本性的禮物。它們不單是美善的,更是永恆的。此說不單適用於智慧治療的心靈,也適用於復活時被更新的身體。」[8]
 
於是引致當時極富革命性,挑戰當代思潮的觀點:身體不是監牢,而是聖殿。再者,這人論的前設可簡述如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上帝恩典的領域。如此前設帶着兩方面的含義:(1) 生活形態和實踐;(2) 從被造、復和及得贖來看性。這兩方面引出肯定生育後代之善,以及墮胎和殺嬰之惡。[9]
因此從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對於現代醫療的定位,抱持正面和積極的評價。既然肯定人類生命之善,包括身體生命之善,因為基督徒的盼望包括身體的得贖。那麼就能確立醫療的位置,因為它為身體之善服務。而身體之善屬人之善,對人的過去、現在、將來都具適切性。反過來說,以醫療科技進行墮胎,當受到讉責,因為此舉違反生命之善。除非我們能證明兩方面:(1) 胎兒無份於與人類生命;或(2) 醫療所作的是基於(1)的信念。[10]
 
對於後者,我們只須翻翻醫學書籍,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目前胚胎學的權威摩爾(KeithMoore)和巴沙爾(T. V. N. Persand),有以下的闡述:
 
人的發展從異體受精(fertilization)開始,當一個男性的生物接合體(gamete)或精子(sperm or spermatozoon)與一個女性的生物接合體或卵母細胞(oocyte)結合,成為一個單一的細胞——一個受精卵(zygote),一個極其專門化的全能細胞(totipotent cell)使我們每一個人的開始,成為獨一的個體。[11]
 
可見醫療科技與墮胎的合作,不能以醫療認為胎兒無份於人類生命來開脫。反之,這正是醫療所持守的信念,亦即對(1)的否定。
 
起始邊沿的生命問題,從胚胎研究與墮胎的法例可見。在英國,法例容許可取不多於14天的胚胎進行研究。背後的理解是研究後的胚胎會被毀滅,或在研究過程中死掉。含義是14天後個別的人的生命正式開始。可是一般來說,法例卻容許懷孕不多於24週的女性墮胎。含義是24週後的胎兒才算是人類生命。可見這兩處的立法基礎薄弱。[12]
一般而言,墮胎的理據主要有二:(1) 尊重母親的抉擇;(2) 24週前的胎兒不是人。對於首項理據,若母親不願意把孩子生下來,那麼在法例的限期前就可以進行合法墮胎,因為墮胎是女性的權利。可是這邏輯卻難以成立。若然一組人因著喜好可對另一組人進行殺害,那麼一組主人也可擁有奴隸,視之為貨物,這就是奴隸主人的選擇權(right to choose)。二者同出一轍。[13]
 
第二項理據涉及人觀。倡議的人認同我們理當尊重人的生命。問題是:胎兒發展到那一階段才算是人呢?他們認為人之為人,當具備某些屬性(attributes)或特性(properties),這些特性卻是早期胎兒缺乏的。例如擁有理性的能力。雖然胎兒具備理性能力的潛質,卻尚未成為人,仍只是一堆發展中的細胞而已。因此學者要求胎兒擁有某些特性,才可歸入人的類別,諸如自我意識、自發的活動、溝通、互動和自決能力。[14]
 
不同的神學家或倫理學者列出不同的清單,例如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1905–1991)詳列人之位格的15項特色:(1) 起碼的理智(minimum intelligence);(2) 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3) 自我控制(self-control);(4) 對時間的意會(a sense of time);(5) 對未來的意會(a sense of futurity);(6) 對過去的意會(a sense of the past);(7) 與他人連繫的能力(capacity to relate to others);(8) 關心他人(concern for others);(9) 溝通(communication);(10) 掌管存在(control of existence),即對自己的存在負責;(11)好奇心(curiosity);(12) 改變和改變的能力(change and changeability);(13) 平衡理性和感受(balance of rationality and feeling);(14) 特殊性(idiosyncrasy),即人各有異;(15) 新皮質功能(neo-cortical function),即高腦部份,使意識成為可能。[15]
這樣的人觀,假設「人」要成為人(to become human),甚至要到嬰兒後期或孩童早期才算是人。而且不同人擁有不同程度的特質。[16]如此說來,殺嬰豈非合理,毫無道德問題嗎?再者,不同人是否有不同程度的人性呢?人權是否有程度的呢?當然這類論點亦假設有所謂「魔術時刻」,從生物體變成人的一刻。這又有何證據呢?生物學給我們剛好相反的證據,人的發展是具連續性的!
 
從基督教人觀觀之,身體的生命當受尊重,不用附加特質。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上帝已在祂裡面所顯明的恩典,與祂創造的恩典是一致的。因此奧古斯丁堅持尊重和珍惜身體,包括自己的、別人的、未出生的、甚至已死去的身體。因為身體是創造主賜予的禮物,而非利用的東西。[17]
 
有學者提出把人作為位格者(person)定於人腦出現的一刻。如荷爾(John Hood)所說:「若我們既同意腦死亡是人作為位格者的結束,難道我們不能同意腦功能是位格的開始嗎?」[18]此說看來不無道理。可是它假設胚胎與腦死亡的人,是以相同的原理運作。無疑人腦發揮組織和配合身體各部份的功能,可是胚胎的運作與腦死亡的人卻迴然不同。誠如司華茲(Stephen Schwarz)指出,胚胎的腦屬「尚未」(not yet)的範疇,腦死亡的腦屬「不再」(no more)的範疇。[19]後者喪失腦功能,已到達不可逆轉的地步。可是前者卻不用腦功能來活着,並且不斷生長。簡言之,胚胎是個有機體,腦死亡的人不再是個有機體。[20]
有學者指出在受孕14天內,受精卵能分裂成為孿生胚胎。因此14天後才能確定它已成為一個個體(an individual)。[21]雖然雙胞胎的形成有神秘的一面,目前在科學上仍是一個謎。可是當我們把蚯蚓一分為二,成為兩隻蚯蚓,在成為兩隻蚯蚓之前,它仍然是一隻蚯蚓,而非一堆細胞而已。
 
對於目前選擇優先(pro-choice)和生命優先(pro-life)的爭論,上文基本上已駁斥前者。因為前者認為胎兒必須達到某些標準,方算為人。那麼人性不是簡單的、自然賦予的。這思想有違生命作為上帝的賜予,是美善的立場。亦即違反人的生命是上帝創造、復和、救贖的對象。此舉可引至藐視被造界,歧視某些人,甚至自我否定和自貶,因為自己在某方面不如人,好些人類特質指數偏低,產生自我疏離。[22]
 
那麼生命優先的立場是否可取呢?這立場肯定胎兒生命的絕對價值,亦即認定人的生命本身是一善。胎兒本身有基本人權,包括生存權(right to life)。因此務須保護和維持它們的生命。[23]這立場也有內在問題,如巴特指出:
 
在各處境生命自身都被視為倫理之主,是人的教師和主人……在神學倫理學中,生命不能被賦予如此暴政和極權的功能。[24]
 
生命既是上帝的賜予,就當按上帝所訂定的意義來運用,亦即愛和服事上帝和鄰舍。因此保護和維持生命並不居首位。生命並不屬於我們,卻是屬於上帝。反觀生命優先立場的生存權,不計代價地維護生命,若借用潘霍華的述語,此舉把次終極的事物,當作終極的事物看待。[25]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在選擇優先和生命優先二極之間,並不可能有溫和的立場。持守中間派的人士,看似尊重傳統對生命權的重視,又持守開放的態度。可是若要採納兩者之間的立場,就必須以更高的原理來進行統合。可是兩個立場每方面都勢成水火,在邏輯上矛盾,更高的統合絕非容易。中間派若只在二者取其平均值,那等同忽左忽右的騎牆派而已,缺乏一致性。[26]
 
一個信仰群體,認定人類生命為在基督裡蒙創造、復和、救贖的生命,是一個歡迎孩童的群體,表達信、望、愛的德行。它相信上帝創造之善,仰望上帝的眷佑,以適切的行動關愛該孩童。故以單純和喜樂的心,把孩童迎接到該社群中。[27]

 

死亡:克服恐懼的信靠

死亡邊沿的生命思考,最低限度涉及三方面:安樂死、侵擾性的延長生命和殉道。所牽涉的都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讓我們從殉道與安樂死的比較開始。
 
在死亡的邊沿看,安樂死與殉道背後的人觀無法共融。在基督教的殉道傳統,殉道是尊重生命而非尊崇死亡的行徑。這是建基於基礎篇,耶穌基督是始也是終,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安樂死尊重死亡過於生命。它懼怕生命的終結。唯有驅除恐懼,方能對重病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維持生命、老年病學(geriatric)部門忽略照顧、腫瘤科(oncology)單位的安樂死現象,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28]這是下文反省的方向。
 
若以耶穌基督救贖的未來,作為我們按之而活的基礎,亦即我們被召作為天父的兒女和後嗣,那麼我們須審視耶穌基督「不要怕」這命令,背後所應許的意義。究竟這命令對我們說甚麼?對我們發出甚麼要求?[29]
 
這命令作了兩方面的肯定:這位永活者(1) 不單昔在和今在,更是永在的;(2) 祂定意作眾弟兄和姊妹之首,成為從死裡復活的初熟之果。即就我們現今處身時間中的矛盾,未來既是屬於耶穌基督的時間,它就是上帝召喚我們進到其中的時間。[30]
 
在祂的聖道,在耶穌基督裡,[上帝]不是以在死人中的活人站在我們中間,乃是甦醒生命者(ζῳοποιέω [約五21])的身份。在死人當中這位賜生命者,以祂的道叫我們有份於祂,有份於祂對死亡的超越,並藉此把永生賜予我們。……所應許的,我們繼承的,是上帝不單在祂自身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首先的和末後的,更有一個末後以及首先是給我們的,我們在時間中的生命並非從上帝開始,以死亡告終,卻以上帝終結,故在時間性中蘊含永恆性。[31]
 
與創造和復和無異,所應許的成全,並非與我們現今的時間毫不相關。反之,它要求我們在革命性景觀的亮光下,如同那些「等候福樂的盼望,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二13)這般生活。將要來臨的國度是我們行為和生活的量度準則。[32]

 

殉道與自殺

這召喚既與我們現今的生活息息相關,那麼忠於這召命又蘊含甚麼意義?在我們生命結束之時,即面臨死亡之際,它要求我們作參與革命的僕人,全然和唯獨在上帝之內尋求我們的未來,並且期待這未來會從上帝而來。在早期教會,這關注是以預備殉道的方式出現。它要求信徒釐清兩方面:願意接受殉道與對身體生命之善的信念兩者的關係。此即擁抱基督教人觀的死亡觀。[33]
 
在四世紀晚期,不同的敬虔和苦修傳統出現。有女性立誓守貞潔,教會為她們祝聖,並授與修女頭巾。此舉象徵把目光專注上帝,全然奉獻,放下世俗事務。安波羅修(Ambrose of Milan)認為守貞潔是撇下世界和肉體,尋求德行之完備。他說:「不是因為殉道者持守貞潔,因此貞潔是配得頌揚。它配得頌揚,是因它使人成為殉道者。」[34]不過這話也有點隱晦。
 
奧古斯丁的神學重點之一,是恩典令人謙卑。因此與安波羅修的德行觀不同。對他而言,肉體的罪行並不是從肉身而來,而是源自心靈。亞當和撒但根本的罪是驕傲。因此真正的德行不是把身體與心靈分離,而是對基督的謙卑和忠誠。正如八福包括心靈謙卑的人,對已婚或守貞潔的人同樣適用。安波羅修認為守貞潔的狀態才能達至德行完備,奧古斯丁卻深表懷疑。[35]
 
奧古斯丁認為遵從上帝直接的命令,像參孫般自殺,實屬無可厚非。不過自殺是自我謀殺,是錯誤的行為。為了避免犯另一罪行或防止自己落入罪中,因而自殺,是「缺乏力量去忍受艱難或別人的錯誤行徑」。[36]可見他分辨自殺與殉道。自殺是錯誤的尋求死亡(除非出自上帝的命令),殉道卻是正確地忍受死亡。[37]
 
較早前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也如此看自殺。他根據「有人在這城迫害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太十23),指出並沒有建議自殺,遂意味自殺是上帝所不容許的。有人進取地追求殉道,使殉道與自殺共謀。這是不可取的。雖然有些情況的確要求我們殉道。[38]
 
面對尋求死亡和拒絕殉道兩種情況,革利免反省對死亡的態度。一方面過分願意放棄生命,與信靠賜生命的創造主並不脗合。此即與自我謀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過分偏執,拒絕殉道,顯示「不敬虔和懦弱的愛惜生命」,因為與信靠救贖主的應許不相共容,因為主所應許的,包括信徒的身體和四肢,在頃刻間將會被恢復過來,並且得着更新。[39]
 
對比格爾(Nigel Biggar)而言,基督教倡議「生命神聖」(sanctity of human life)的原則,在安樂死的思考佔重要位置。「生命神聖」所指的是生命無價,與生命有價對立,亦即拒絕分辨有價值和沒有價值的生命,又或某些人的生命比另一些人的生命價值更高。[40]不過「生命神聖」這並不帶着生命具絕對價值的意涵,它所堅持的,是訂定嚴格規條,禁止傷害甚至殺害生命。因為生命是上帝所賜的禮物,或說是上帝借給人的東西,讓人托管。人不是自己生命的擁有者和主宰。[41]
 
此說與我們先前引述巴特的說話,生命自身並非倫理之主,具一脈相承的意義。自殺是錯誤的行徑,因為它拒絕把生命用於服侍上帝和鄰舍。殉道是正確的行徑,因為它顯示願意以生命來服侍上帝和鄰舍。我們是上帝以重價買贖回來的,並不屬於我們自己。

 

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

當病患者已病入膏肓,藥石無靈。可是醫生或病人都在逃避事實。儘管醫療科技一日千里,可是這時已黔驢技窮,無計可施。醫生難以接受自己已無能為力。對醫生而言,可能是拒絕接受自己專業訓練的限制。對病人,可能是拒絕接受必死的事實,要求醫生再盡力,再試別的方法,或以別的專家取代主診醫生。若然任何一方落入如此境況,雙方遂進行一場假裝治療的遊戲,心底裡卻知道在欺騙對方。[42]
 
其實所需要的,是醫生和病人彼此承認,治療的目標已不在。雙方必須正視現實,驅除現實帶來的恐懼。否則病人會死於逃避中,否決了在真相中死去的可能性。醫生也會否定面對病人真相的可能性。[43]
 
與逃避死亡相似的是過度治療。後者同屬拒絕接受死亡。醫生用盡各樣方法,重複又重複的治療,縱然成效不彰,病患者可能延長生命數天或數週,可是所賺取的時間是否值得,實屬疑問。此舉意味着拒絕接受無可避免的事實正在迫近,以干擾性的方法強行拖延生命,抗爭到底,堅拒真相。[44]

 

安樂死

篇幅所限,本文只處理自願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表面看來,安樂死比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更上算,因為後二者都試圖避免或刻意忽略死亡的現實。安樂死則以積極態度,提供「合理」和「關懷」的答案。它聲稱醫療科技和醫療人員應協助病人,以無痛、有計劃和具尊嚴的方式,結束到達盡頭的生命。當病患者的生命已成為沉重的擔子,如此才是既正當亦合人道的回應。[45]
 
相對於墮胎的爭論,分為選擇優先和生命優先的立場,安樂死有類似的激辯。巴典(Margaret Battin)對目前安樂死的爭辯不以為然。她認為正反雙方的言論都有偏頗。正方以多爾根和法爾(Gerald Dworkin and R. G. Frey)為代表,反方則以波依(Sissela Bok)為代言人。正方以自主和自由的原則立論,列舉反方的論點,逐一指出它們的矛盾。可是卻沒有為所假設的自主和自由原則辯護,彷彿視它們為理所當然的自明真理。反方多以滑坡理論為主軸,指出安樂死產生社會壓力,對弱勢社群不利。可是滑坡理論始終有賴預測性。[46]

 

邏輯思考

安樂死倡導者認為安樂死既正當亦合人道。不過我們可以追問下去:(1) 安樂死的死之善,以及與它對立的逃避死亡和過度治療的死之惡,是否可以如此區分?(2) 是否只有兩類可能性,必須二擇其一?看來安樂死的倡議者忽略了第三類選擇:善終服務(hospice)。善終的理念是盡量去除痛楚,以關顧和愛心對待病人和家屬。[47]
 
安樂死聲稱它是「合理」的方案,是最佳的舒緩治療,別的方案只會叫人生不如死。可是它卻有連串問題:(1) 自願安樂死靠賴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純屬主觀判斷,本身已構成問題。(2) 就算自我評估準確,它所假設的社會,是一個以靠自己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意即人只顧自己,社群意義盡失,試問人性何在?這顯示病態的社會形態,而非正常的、彼此關顧的社會形態。[48]彼此關顧的社會形態即是「在一切以先及在一切之上,務須照顧病患者,好叫他們得到服侍,有如服侍基督。」[49]
 
(3) 就是有人認為生命已成負累,寧可死去,仍然須要跨越從判斷到執行安樂死的鴻溝,提出合理的理據。此即從「我不想活」到「請你助我死去」。意即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必須殺死病人。可是自我判斷只能構成安樂死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不過安樂死擁護者卻認為拒絕病人的要求,既非理性也不人道。非理性是因為不再進行治療,因此與安樂死後果相同——死去。不人道是因為拒絕病人的要求,等同把病人置諸不顧,任由命運摧殘,使病患者面對比死亡更可怕的境況。[50]
 
(4) 當然,舒緩關顧(palliative care)是否能把痛楚減至可接受程度,是個經驗(empirical)的問題,可進行調查和統計,不難解決。可是殺死病人(killing)與聽任死亡(letting die),若然在道德上等同,那就為蓄意殺死(intentional killing)無辜者賦予合法性。這意味跨過了醫療的道德整全性(moral integrity)不可踰越的界線,因為此舉已把蓄意殺人合理化。[51]

 

神學思考

讓我們從神學角度,反省耶穌基督所宣講的盼望,即上帝給予我們美善的將來,進一步釐清安樂死的問題。
 
首先我們得承認,與死亡硬碰的人,無論是出於浪漫、虛幻、理想等原因,無論對與否,都配受尊重。但我們須留意,在死亡暴虐之下,人的行動傾向被恐懼支配或影響。真正的勇氣,首先要求人承認死亡的專利權,認定面對死亡的時候,恐懼是沒有位置的。[52]
 
福音中的「不要怕」要求我們輕看死亡。卻不是以一刻的行動,例如自殺或安樂死,來「跨過」死亡,而是從這命運的桎梏,得到終極釋放。[53]因此我們可以慶賀,這慶賀不是強顏歡笑,乃是基於「在生命與死亡的對立中,我們知道:在基督裡,上帝是我們的父,我們是祂的兒女。」[54]意即我們可安然立足於一個不會動搖的關係。
 
因此我們的回應,首先不是展示勇氣,而是認信的行動,是對盼望的認信。內容包括在基督裡顯明了我們的未來,是座落在上帝恩典之中。這絕不是嘲諷的宣告,而是喜樂的宣言,因為我們被召喚進入一個美好的將來。[55]正如使徒保羅所說,若與將來的榮耀相比,現今所經歷的苦楚,就不足介懷了(羅八18)。
 
如此的宣告和盼望,對現今的生活實踐又有何意義?從殉道作為擁抱死亡的行徑,背後所認定的是符合基督教的人觀,即充滿盼望而非充斥着恐懼的死亡。意即人可以經歷死亡,卻不用尋求死亡。人可以從死亡的恐懼中得到釋放,恐懼不再支配人的反應和行動。瀕死的人可以安然和誠實接受別人的關顧,享受舒緩的照顧,敏銳的善終服務。釋然的承認強行延長生命已不適切,如此既不用逃避死亡,也不用過度治療,亦不用進行安樂死。藉着憐憫的承托,瀕死者可以見證對上主護佑的信靠。意即在朝向死亡的旅程中,上主的護佑仍然覆蓋着在這階段的人。如此生活的人,既培養亦彰顯謙卑、勇氣和盼望的美德。[56]

 

結論

本文從基督教神學倫理學的角度,即從神學到倫理,或說以神學作為倫理的基點,審視在生死邊沿的生命,關注在生命起始和終結的邊沿,生命與存在的問題。在神學上本文以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一位,在祂裡面顯明創造之恩、復和之恩、救贖之恩,並基於耶穌基督作為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以及祂吩咐「不要怕」的福音,為三項恩典賦予連貫性,作為生命邊沿的參照。於是確立生命之來源,以及生命之所向,在這個神學框架之內,都是上帝施恩和眷佑的對象。既已為生死邊沿的生命定位,更進而為醫療在這生死邊際的運用,進行神學倫理的反省。
 
本文確立了生死邊沿的生命觀,簡述如下:基於耶穌基督作為首先的和末後的那位,以及祂所宣講的福音,在生命起始的邊沿,生命是一善和一份上帝賜給人的禮物,因此否定墮胎和胚胎實驗。在死亡邊沿,生命是克服恐懼,信靠上主的存在形態,故否定自殺和安樂死。這生命觀為生命邊沿的醫療運用,發揮指導性作用。至於不同情況和特殊個案的考慮,則無法在本文的範圍內逐一討論。

 


[1]本文主要參考以下資料:Michael Banner, Christian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chap. in Christian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49–51.
[3]經文引自《和修本》,以下亦同。
[4]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1.
[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2–53.
[6]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3. (Alternative: 同上, 53。[以下同,you choose it.])
[7]Augustine, City of God, 13,19.
[8]Augustine, City of God, 14,10.
[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58.
[1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0.
[11]Keith Moore and T. V. N. Persand, The Developing Human Clinically Oriented Embryology (Philadelphia: Sanuders/Elsevier, 2008), 15.
[12]有關胚胎研究,參最新出版的: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24 June 2008), download on 25/7/2012 at  http://www.hfea.gov.uk/docs/Warnock_Report_of_the_Committee_of_Inquiry_into_Human_Fertilisation_and_Embryology_1984.pdf。這簡稱為瓦那克報告書(The Warnock Report)已是英國的第六版報告書,對胚胎研究的立法具指導性。至於墮胎法例則因地而異。這裡只採用西方一般的情況。
[1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4–65.
[14]Lawrence C. Becker and Charlotte B. Becker, eds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New York: Garland, 1992), s.v. "Abortion," p. 3-4.
[15]詳見Joseph Fletcher, Humanhood: Essays in Biomedical Ethics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9)第一章的討論。他早前著書列出以下數項:自由、自決、理性、選擇途徑或目的的能力,以及對環境的知識。參Joseph Fletcher, "The Ethics of Personhoo:Morality,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chap. in Morality and Medicine (Boston: Beacon, 1954), 211–25.
[16]Becker and Becker, eds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4.
[1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7.
[18]引自Scott 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Engage the Culture (Wheaton: Crossway, 2009), 54。
[19]Stephen Schwarz, The Moral Question of Abortion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2,轉引自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55。
[20]Klusendorf, The Case for Life, 55–56.
[21]John Harris and Søren Holm, "Abor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 ed. by Hugh LaFollett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8.
[22]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5–16.
[23]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6–17.
[24]Karl Barth,Church Dogmatics III/4, 326.
[25]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7.
[26]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7–18.
[27]Banner, "The Practice of Abortion: A Critique," 118. 當然對於必須在母親與胎兒之間作出選擇的特殊情況,則須另作考慮。參Oliver O'Donovan, The Christian and the Unborn Child (Bramcote Notts: Grove Books, 1975).
[2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9.
[2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69–70.
[3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0.
[31]Karl Barth, Ethics (Edinburgh : T&T Clark, 1981), 468-69.
[3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0.
[3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1–72.
[34]轉引自David Albert Jones, Approaching the End: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Death and Dy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5.
[35]Jones, Approaching the End: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Death and Dy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6–67.
[36]Augustine, City of God, 1.
[3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2–73.
[3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4.
[39]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4–75.
[40]Nigel Biggar, Aiming to Kill: The Ethics of suicide and Euthanasia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2004), 20.
[41]Biggar, Aiming to Kill, 6.
[4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6.
[4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6.
[44]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7.
[4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7–78.
[46]Margeret P. Battin, "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sl Ethics, ed. by LaFollette, 673–99. 尤參她在690至693頁的討論。她所依據的資料如下:Gerald Dworkin, R. G. Frey, and Sissela Bok, 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8.
[48]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8.
[49]The Rule of St. Benedict,36.
[50]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79–80.
[51]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80.
[52]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
[53]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
[54]Barth, Ethics, 467.
[55]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2–83.
[56]Banner,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Life," 83.

如何幫助和關心曾墮胎的人士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 (專題工作坊)

杜慧妍小姐/陸倪燕環師母 | 整理:黃展睿、吳慧華
01/10/2012

引言
杜慧妍小姐在研究墮胎這議題的過程中,發現無論在法律上或醫療上,教會層面或基督教對這議題的探討相對地 比較少。她發覺當初自己與香港很多80、90後年青人一樣,性觀念受到電影文化及音樂文化扭曲,她體會到他們的處境,也非常明白為甚麼有些人會做出墮胎這 樣錯誤的抉擇。她決定離開以前的工作,開始從不同媒介做一些福音工作和關注性文化的工作,以回應當代被扭曲的性文化。她在工作坊上,主要向參加者講述香港 墮胎的情況、婦女選擇墮胎的原因及墮胎的後遺症。
 
陸倪燕環師母是其中一位與杜慧妍小姐同行最長時間的牧者,在工作坊中,她與參加者分享同行者的看法和心得。
 
杜慧妍小姐
被扭曲的性觀念
 
杜慧妍指出現今香港的知識界及學術界都將性開放的文化推得很高。例如她在修讀傳媒課程期間,曾接觸過一部獲學界和業界公認、並在短片節裡拿了金獎的電影,內 容是一名女士對著鏡頭講述她懷孕和墮胎的原因,而且她還對著鏡頭看成人電影,大膽地對著鏡頭自慰,第二天之後她就去墮胎了。
 
經過不斷的教育,作者也不能倖免,她的價值觀被粉碎,也開始嘗試經驗他們所說的性開放。但心靈愈來愈空虛,直到患了盤腔炎,才找回神。開始從無法接受基督教那套婚前不可有性行為的價值觀,到願意接受神的教導,以致對生命及性有不一樣的看法。
 
杜慧妍明白有不少80、90後年青人如她一樣,從電影文化及音樂文化接受了開放的性觀念,有一些更因此走上墮胎之路。
 
香港的墮胎概況
70 年代開始,便有墮胎的問題。例如中國強制的「一孩政策」帶來許多禍害。雖然香港沒有這種非人道的政策,但在80年代,香港政府和慈善基金放了許多資源去推 動計劃生育的政策,而墮胎是計劃生育中的其中一個範疇。在家計會宣傳和推動下,香港人自覺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很多人選擇了優生或少生。在60、70年 代,很多家庭都有5至8個子女,但到了今天,已經少了很多。與此同時,性開放的風氣,特別在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愈來愈盛行:婚前性行為,甚至婚外情的 風氣是促成香港墮胎率不斷上升的原因。根據統計處、衛生處及入境處的資料,由2006至2010年,每年都有超過10,000宗墮胎(見圖4.1)。對比 香港的總出生人數,墮胎率是多少呢?香港的總出生率不斷飆升,但其實很多都是非本地女性來港生產,而本地女性生產的數量一直停留在4至5萬宗之間。按理 說,只有內地人來港生產,香港人去內地墮胎;相反的情況比較少,所以我們將香港的合法墮胎總數除以本地女性生產總數,從而得出墮胎率大約20幾個百分比, 算是一個挺高的數字。

明光社
 
通常不同背景的人對墮胎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傳媒或有些人會認為墮胎多是未成年少女又或是一些行為不端的人,但根據 資料,香港合法墮胎的年齡層都是由20歲至39歲的居多,而20歲以下的人並不多,可能是基於這些年齡少女的經濟條件不好,會選擇到內地墮胎,也有可能她 們不懂尋找一些合法的管道,所以去了一些比較便宜的私家非法診所做非法墮胎的手術,我們可以推算,每4萬嬰兒中就有1至2萬嬰兒被墮,即是每5個嬰兒中就 有1個合法地被墮。
 
穆斯林或佛教的國家比較嚴格禁止墮胎,而在中國大陸的孕婦會在超生的情況下被強迫墮胎。香港合法墮胎的規定與其他先 進城市都很相似,不是太嚴格,也不是太寬鬆。香港法律規定,第一,有2名醫生簽紙證明,證明該婦女若繼續懷孕的話,會對她的身體或精神健康產生損害的危 險。第二種情況是,若然嬰兒出生後,極有可能因身體或精神不健全,以致嚴重弱能。不過,不得為懷孕超過24個星期的孕婦終止妊娠,除非有2名註冊醫生真誠 達成意見,認為為了挽救該孕婦的性命,否則不能終止該次妊娠。
 
這就是香港墮胎的法例,但諷刺的是,執法者是醫生,而該墮胎手術的受益人 也同樣是醫生。至於香港是否真的在每5個婦女中就有1個因為上述其中一種情況而進行合法地墮胎?事實是不可能的,杜女士身邊或所屬教會接觸到的婦女,都不 是因為以上兩種原因而墮胎的,而是因為醫生的操守出現問題,他們不是根據法律來執行規定,婦科醫生和做手術的醫生只要一簽紙就可以進行合法的墮胎手術了。 根據這些女性的經驗,基於「做生意」,某些醫生不會拒絕幫人做墮胎手術。在香港的本地醫院,做一項墮胎手術需要6000至10,000元,對於私家醫生來 說,這是一個較高的價格。他們不太理會當事人的身體狀況,也完全沒有提及手術的風險和手術對當事人產生的心理影響。有些醫生甚至只強調手術只需一個上午就 能完成了,第二天就可以如常工作,即使當事人在一個很無助及難以抉擇的情況之下,某些醫生亦不會給予一些精神上、心靈上或道德上的指導,其實墮胎對婦女會 構成一個很大的精神創傷。
 
至於非法墮胎,也不一定只發生在一些邊緣的少女身上,為了不讓事情敗露,資優生也有可能北上做墮胎手術。更有可能由於資訊不足,選擇了一些收費完全不合理,而衛生程度有待相榷的醫院進行墮胎手術。
 
正 如上面提及,香港女性選擇墮胎的原因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因為法律規定的原因,也比較少是由於因姦成孕。大部分是其他原因,例如夫婦很想享受二人世界、有人家 中已有孩子、有人擔心孩子出生後會影響自己的前途,損失工作上的晉升機會、與伴侶或朋友感情尚不穩定、個人在感情和經濟方面也沒有信心去養育這個小孩。也 有未婚人士非常想把孩子生下,但可能會遭到雙方家人反對。除了家人,朋輩的影響也很大,如果在朋友圈子裡,有人懷孕就去墮胎,她的朋友也容易跟著做。
 
墮胎的後遺症
第 一,心靈上即時的情緒困擾:創傷、悔疚、掙扎、無助,或者仇恨那些叫她去墮胎的人,可能包括她的配偶、醫生,或家人。另外,身體上的創傷,墮胎其實對她的 子宮帶來某程度的傷害,很多墮胎多次的婦女都不能再生育。還有發惡夢、疑神疑鬼,有些甚至會去做法事。這種情況不單單發生在女士身上,男士也會。他們會覺 得自己做了這些骯髒的事,要做法事來彌補或是換回一些運氣。其實經過墮胎之後,情侶的關係會受到很深的影響,夫妻關係也如是,例如一位曾經因為聽取丈夫意 見而墮胎多次的太太,即使她欠債纍纍,丈夫自覺虧欠了太太,只有不斷幫她還債,卻形成了惡性循環。
 
另外,墮胎也會影響自我形象,尤其是對於未婚的女性,她們會覺得自我價值很低,害怕去建立另一段親密的關係,失去對人或者對伴侶的信任。在很多情況之下,墮胎事件再加上其他一連串的生活經歷,可能會讓當事人患上抑鬱症、情緒失控、暴燥、被害妄想、甚至引致精神分裂或自殺。
 
如 何關心曾經墮胎的人士?這問題不易回答,每一個曾經墮胎的婦女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神也有獨特的計劃去醫治她們、拯救她們。我們沒有一套唯一的方法套用在 她們身上,因著不同情況下的性行為(例如自願或非自願的、婚外情或一夜情)而懷孕的婦女,她們都需要不同的方法或形式,同行者或者要按著神給人的愛,求聖 靈引導與她們同行。
 
同行者的心得——陸倪燕環師母
不標籤他人
陸 倪燕環師母認為自己進入輔導的生涯不長,經驗及技巧都不足,她完全是因為避免牧師與女會眾有過分親密的關係,才負責在教會跟一些姊妹做輔導工作。開始之 時,她很詫異,女孩子可以這麼隨便,也發覺自己容易標籤教會裡的姊妹。不止如此,開始做輔導時,當女會眾有問題時,她都會直斥其非,不留情面,讓求助者很 怕她,這成為了建立彼此關係的一大障礙。
 
陸師母承認自己過往犯了不少錯。她明白跟受助者建立關係非常重要,當輔導員希望向她們灌輸正確 的觀念時,先要與她們溝通,當關係不能建立,她們便會遠離輔導員。有時候輔導員並不知道自己出了甚麼問題,阻礙了自己與別人溝通,以陸師母為例,她在一次 小組禱告中,才發現自己特別愛標籤他人。
 
陸師母指出人們很容易標籤他人,例如想到師母時,心目中便出現師母應有的形象,若果師母染了頭 髮,便不禁問:「怎麼這個師母這樣的呢?」自她發現愛標籤他人時,便常常提醒自己要堅持,不去標籤自己的姊妹:「你怎麼能這樣的?」她很害怕這種態度或身 體語言很容易令他人受傷。她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提醒大家,作為一個同行者,每一個小節都很重要,她相信神會提醒人要做一個牧羊人,而不是作一個雇工。
 
分配時間
同 行者有很多的限制。首先,同行者無論在家庭或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角色,有可能集妻子、媽媽、嫲嫲於一身。另外,輔導的對象又不只一人,有些人甚至會深夜來 電,所以輔導者要好好分配時間。陸師母一定會接聽深夜來電,因為她擔心來電者情緒很低落,非不得已才打來,若然不接聽這電話,她很害怕第二天會發現來電者 自殺,陸師母認為她承擔不了這樣的責任。不過,如果在聊天的時候發現來電者只是習慣大小事務都找人幫忙,便會對她說:「其實正常來說,別人要睡覺的,我們 大家去睡吧。」幫人要盡心,但也不可騷擾自己家人的生活,可以的話,以電話短訊更新資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騷擾。
 
認識受助者
同 行者要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一份委身生命的工作。同行者要學習耶穌的榜樣去接待在他們面前的受助者。有時,單單停留在知道層面的不足夠的,認識她們才重要。例 如一個斤斤計較,脾氣很大的姊妹,很多人會感到她很麻煩,但當同行者發現她有坎坷的童年,複雜的成長背景,受過很多委屈,抑壓了很多情緒,便能明白她為甚 麼有這些行為。
 
了解受助者的情況後,同行者才知道不可再刺激她,反而要幫助她如何處理自己很污穢及低落的形象,害怕與人交往的問題,用 很多情緒來保護自己。同行者要對她不離不棄,需要降低自己的標準,嘗試明白她內心,才能建立關係。雖然受助者習慣被描述成個案,但同行者必須明白她們是 人,當她們被人關心,經歷神的愛,才能解決裡面的根源。
 
對於陪同決定墮胎的姊妹,同行者要肯定教會的立場,指出教會不贊成墮胎,也要向 她道出以墮胎解決問題並不是好的方法。而即使姊妹決定墮胎,同行者也要向她重申,教會諒解她們,會與她們同行。陸師母說出一個曾經墮胎的姊妹,墮胎後情緒 很複雜,既對耶穌生氣,卻又面對不了教會,認為自己做得很錯,很自責、很羞愧、很有罪惡感,她面對不了陸師母,選擇不回教會。陸師母卻沒有放棄,沒有強迫 她一定要返甚麼,只是不斷地寄短訊關心她,讓她抒發自己的感受,最後這位姊妹終於願意與陸師母見面,甚至重返教會。
 
有時,當同行者與受 助者一起面對生命的難題時,會發現她們的人生有更多難題。同行者不要怕,不要以為只有他們自己一個處理這些問題。當同行者盡力時,神會以自己的恩典補足, 在教會興起一些姊妹幫忙。同行者也會感到沮喪,感到無力。這時他們需要找到渠道去抒發,這是做輔導很重要的一環。你要找你的牧師、弟兄姊妹,又或是自己另 一個同行者去抒發自己的重擔、情緒上極大的壓力。
 
同行者也需要緊貼神,與神有美好的關係是驅使人能繼續走下去的重要因素。人是很容易沮 喪的,當聽到受助者的故事,會感到愈來愈苦。如果同行者與神的關係不能使他們抒發負面的情緒,未必能幫助他人。例如有人想自殺的時候,同行者正面的態度, 確實能幫到他人。但如果自己的情緒也很負面,求助者看見你也是如此,自然會想:生命還有何價呢?
 
同行者坦白的分享及真誠的接待非常重 要,而如何平衡憐憫與教導也非常重要。當犯事者做錯時,同行者可能滿腦子都是十誡,接著便說出一連串的教導,自以為代表教會,若不教導犯錯的人,豈不是失 了耶穌基督給予的職分?但同行者要明白對受傷的人來說,第一件事並不是教導,而是替他包紮傷口。不過,即使同行者知道,也相當困難,首先要用心才能看見他 的傷口,而受傷者的行為,也不斷挑戰他人的忍耐力,令人很生氣,不想再與這人接觸。不過,神總會加力量給同行者繼續走下去。
 
如何從憐憫與教導取一個平衡?這沒有一個定律,需要同行者自己摸索。不過,用心是重要的。傷口一定要包紮好,撫平傷口後。接下來,她們才肯被教導。
 
結語
作 為一個同行者,需要花很多時間與求助者建立關係,即使對方不回覆任何訊息,甚至逃避,同行者也不可輕易放棄,繼續關心她們,讓她們知道這個世界還有人關心 她們,因為有很多求助者本身的自我形象很低,即使是基督徒,她們與神的關係也很薄弱,因為她們與人的關係也很薄弱,她們根本摸不到耶穌。可以的話,同行者 與她們一起哭,鼓勵她們,在自己的能力上幫助她們。
 
不過同行者也要謹記,輔導與其他工作不一樣,一般工作都有下班時間,但做輔導的卻沒 有下班時間。所以一個輔導的人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靈,知道自己的限制。無論在機構,又或是學校服侍,總會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同的制肘,達不到自 己的要求,但不要緊,因為耶穌會是同行者最大的靠山,補足人的不完全。
 
最後,同行者與神的關係非常重要,祂能驅使同行者繼續將這些受傷的人:墮胎的、有情緒問題的帶到神面前,讓他們自己與神建立關係。
 
 
討論:
問題一:一些曾墮胎但信了主的姊妹,她們除了要處理自己心靈上的傷痕及其他問題,她們如何面對她們的配偶?或者在婚前輔導時,雙方已確認了彼此的關係,男朋友得悉未婚妻曾經墮胎,需要如何處理?
 
陸 師母:男人通常很介意。有的情況是即使當雙方已進入談婚論嫁的階段,當姊妹慢慢向弟兄坦白自己不羈的過去,弟兄未必能接受,甚至崩潰,需要接受輔導。在輔 導過程中,要給他知道罪性的概念,耶穌也是為這些罪而來,你覺得她很污穢的時候,對方也可能發覺你也不是很清潔,這些要透過神的愛向他們慢慢開啟,也讓他 明白那是一個過去的姊妹,在神當中她已經是一個新造的人,以及讓他想想他應以什麼眼光接受這個新造的人。這是不容易的,而個別傾談後,也要讓雙方面對面的 傾談,因為將來的婚姻中他們兩人是一體的,他們怎樣接納對方,就像神怎樣接納他們一樣。
 
問題二:當教會中發現婚外情而成孕的個案,又可 以如何處理?這牽涉教會需要關心一個家庭之餘,又需要關心另一個單親家庭,雙方所屬的群體都產生很大的壓力。我正在處理一個個案,是一個婚外情而成孕的個 案。處理時,我們在教會層面上並不知道這是一個婚外情,原以為是未婚成孕。結果小朋友出生後亦留在教會群體當中。這做成的困擾是這個案中的母親面對著很多 情緒上的問題,我們亦十分同情那小朋友。因為這小朋友亦對家庭有著很多的困擾,需要很多如經濟、情感上的支援。大家都是在教會群體中,幸好的是兩方是在兩 個不同的Group 中。我們需要分開處理,當中有很多的掙扎,不知應帶離教會群體處理,還是留在教會中處理。因為這影響著整個教會群體,需一方面關心一個家庭,另一方面需關 心一個單親家庭,兩邊的群體都產生了壓力,加上牽涉到很多情緒上的問題,他們之間的爭拗,有時甚至鬧上警局,做成很多的困擾,希望知道兩位有什麼意見。
 
陸 師母: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不單牽涉家庭,還對教會中弟兄姊妹的情緒帶來影響。除了處理這個複雜的個案,還要關顧弟兄姊妹的反應。他們會看教會怎樣處 理,然後影響一些取態,例如有人因為有肢體這樣出錯而離開教會。這非常考驗牧者的智慧和教會中是否同心,弟兄姊妹怎樣以健康的態度來接待。有時牧者有很多 的理論,也有很多聖經知識,但怎樣實踐包容、饒恕、教導、讓人知罪,知罪後配套的輔導、同行,其實並不只牽涉輔導者,而是牽涉到整個教會群體。當牧者處理 教會的個案時,很多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也在觀察牧者怎樣做,觀察牧者是否公平、有沒有憐憫、有沒有牧者心腸。他們可能會有很多的批判,但當我們在做輔導的時 候,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做的是甚麼。雖然很難,但用心做的話,神總會給予人一條出路。

消失的死亡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9/2010

萬聖節,你會想起甚麼?不少教會在萬聖節前,都會呼籲會眾不要到有關的主題公園參加萬聖節活動,但近年萬聖節活動隨處可見,屋苑、學校、食肆、商場都有,可謂避無可避。

萬聖節登堂入室,經過資本家的包裝,不少人願意花一百幾十,戰戰兢兢走入鬼屋,笑笑口走出來,看起來又驚又開心。今年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有商人居然製作極像元寶?燭香的糖果。元寶?燭香傳統是「燒」給祖先的,卻變成老少咸宜的糖果。

除了吃得,還用得。近日更有公司推出最新重陽節紙紮公仔,外型故意仿iphone 4和ipad,還要連包裝盒,充電,耳筒全套,除了沒有網絡卡,可謂一應俱全;另外又有旅行酒店式住宅。連陽光同海灘,全部可以「燒」到仙人處。紙紮鋪老闆稱隨著仙人年輕化,所以紙紮產品亦要與時並進。

試想想,你拿起電話,燒相同款式的電話,你插香燭,之後放一枝回自己的口中……在此至少帶出三點反思:

第一、    萬聖節讓我們所經驗的死亡,是一種怎樣的死亡呢?那些死亡都有一些特點,都是以官能刺激為依歸的,要官能夠刺激才可以吸引人留下來欣賞。由此可見,死亡被資本家美化,恐怖化,商品化,這種將死亡淡化為變成鬼,可以食、玩的意識形態,我們對死亡的印象產生極大的偏差。

第二、    這種對死亡偏差印象隨之而來的,是對這種偏差的死亡的追求。當死亡被形容得如此有趣,如此自由自在的時候,不少人都嘗試去重構,甚至透過計算去達至這種「死亡」的效果,甚至一次比一次去追求比之前更「真實」的死亡,但這些死亡的記憶和想像,事實上都是假的,我們不斷追求之後,得到的卻只是更大的空虛。更可怕的是,當你真實地看見死亡是如此不像現時所「描述」的時候,人內心的落差會很大。

第三、    重陽節掃墓,是慎終追遠,回憶先人的生活點滴,大家都會帶回先人喜愛的東西,在掃墓時,不論是甚麼宗教的,大都會追憶先人的生活、回憶。但今時今日,我們燒的居然是自己喜愛的潮流產品,我們既「食香」又「燒手機」,究竟是我們紀念先人,還是自己預先「拜」自己,「燒」給自己,滿足自己的慾望呢?

人鬼本來殊途,但隨著萬聖節、重陽節「與時並進」,大家吃、喝、玩、樂愈來愈一致時,我們究竟當自己是人,還是如死人般生活?生存和死亡究竟有沒有界線?生死是否真的沒有必然的分別?如果有分別,又是甚麼分別呢?

這個萬聖節,雖然仍然會有人叫你不要去「玩鬼」,但沒有人可以阻止你去參加任何活動。只是,當你去參加,去經歷這些活動時,小心留意他們怎樣形容「死亡」,怎樣形容「生命」,切勿掉入這些節日陷阱中。

有關死亡的再教育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8/2010

香港人實在逼切需要接受有關死亡的再教育,死無葬身之地固然令人頭痛,而對死亡不恰當的反應,對別人和自己都會帶來不必要的影響,甚至傷害。

去年大受好評的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反映日本人對生命、死亡和職業的尊重,可惜未能在香港引起更大的迴響!香港人對死亡仍然有很多不必要的忌諱,對與死亡有關的事物仍然有不少非理性的反應。近期有關骨灰龕的爭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人都希望先人可以有優美、廉價、交通方便的地方安葬,但卻十分抗拒在自己住所附近,甚至眼目所及的地點興建。

要改善有關情況,也許應該先由改善骨灰龕的設計開始,外形應更具美感,減少陰陰沉沉的感覺,並且是密封式的,外面根本看不到裏面的靈位。其實在改善有關觀感方面,一些有獨立建築物的教會可以貢獻一分的力量,雖然難以好像外國一樣在花園或地下室開闢墓園,但建立小型的骨灰龕其實並非沒有可能。此外,亦可以開放讓更多人可以租用教堂舉行安息禮拜,讓鄰近居民感受一下基督教喪禮的安詳。

死亡雖然令人不安和傷感,但卻不應令人覺得厭惡,甚至要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