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通識一代「搞社關」

採訪及整理:招雋寧   |   明光社 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20/07/2010

一群活躍示威抗爭、以行動表達聲音的青年,滿腔熱血。但凡青年都姓「激進」的嗎?如何理解愛「搞社關」的年青一代?牧者要關心他們所關心,討論他們所討論嗎?是鼓勵還是禁止?如何是好?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梁恩榮博士有一番見解……
 
 

搞社關青年的理解:

所謂「激進」行為,梁博士認為是可以理解的。他嘗試以當中一些年青基督徒的角度去陳述:
 

  • 這群青年的表達手法,是長期生活在不公義的制度(特別訴諸於議會內的不公義)下的反應,加上建制權力充斥著透過溫和手段也不能改變的結構性不公義。

 

  • 這批青年的基督徒,當面對主流建制教會時感到相當失望。他引用聖經彌迦先知「行公義、好憐憫」的經文表示教會的社會角色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先知」。然而,年青人視一些教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先知」的角色上失職。不是說教會必須回應社會的大小事情,但至少認為教會應該在具政治爭議的事件上發聲,可惜他們認為教會的聲音非常微弱,甚至沒有。因此他們認為教會縱容,甚或助長明顯不公義的事情。

 

  • 以他所知,這一類的人士不少,過去往往是透過「離開」教會解決落差;然而,今天這些青年不選擇離開,而用可見的(Visible)的行動表達他們對社會或教會的不滿。

 

通識教育都關事?
 

梁博士指出,以前敏感於社會具爭議問題的青年只屬少數,但因通識教育的引入後將會變成「大多數」。教會過往以沉默或不理會應對少數「搞社關」的青年,今天變成「大多數」,還可以不理嗎?
 
09年9月,所有中四學生都強制修讀通識科。在新學制下,其影響力將會逐年加強、加闊。通識科教學目的是要培訓學生批判思考。梁博士指出通識教育的教學法包括了議題教學(Controversial Issue)、體驗式教學(Experimental Learning)及多角度分析(Multi-perspective Analysis)。在教育學術界中已有極多的研究證實,在老師能發揮有效助力、促進討論的前提下,這種教學法能有效培育願意學習批判思考的青年;在香港的通識教育,六個單元之中有三個正正是與社會政治息息相關。[1]這建構出一個必經的平台,令青年多一份「搞社關」的心。
 

兩個小故事……
 

其後,梁博士述說了他在兩個研究中的一些經歷,佐證他的觀察。
 

  • 09’-10’調查:中四通識科所觸及的議題包括:高鐵、菜園村、圍堵立法會、國內維權律師、譚作人。學生的論據未必「有深度、夠理性」,但值得注意是他們義憤填膺的激情表達。

 

  • 05’-06’個案研究:湊巧遇上兩位修讀通識的中六基督徒同學,兩者主要分別是:其中一位的教會對社會政治比較開放,亦有教友閒時討論分享政見;而另一位的教會對社會政治絕口不提。兩者差別是前者的教會生活和學習體驗相符而感到自豪愉快;後者則因教會生活和學習體驗的差別而感到沮喪。

 
愈來愈多關心社會的青年是大勢所趨,教會只能在社關上,與青年共同進退!
 

如何是好?
 
  • 梁博士認為牧養是一種「價值觀的教育」;與「搞社關」的青年溝通有兩個重要的態度:關心社會和胸襟廣闊。關懷民生政治,背後一定涉及價值觀的討論。他引用《不可分割的道德與政治》(Inseparability of Morality and Politics)來說明教會應該參與政治討論。於民主制度中,資源再分配的背後正反映著不同的價值和道德取向,教會有責任在這道德的地盤上,按基督教的原則表達價值取向。教會在社會關懷的工作上是不能忽視的,然而應與社會公義之間取得平衡,爭取基督教價值在公共空間和制度中的彰顯。

 

  • 開放胸襟是本於承認自身的不足之處,更要理解自身只是在有限的知識下,作為真理的理解者、尋索者和建構者,並非擁有真理。因此他認為牧者面對青年,與自己所經歷的不同時,請先開放心靈聆聽和理解後,才能達到尊重、和而不同。按聖經的原則真誠討論,牧者和受眾之間總有能夠彼此學習的地方。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六:8下)
 

[1]單元二:今日香港、單元三:現代中國及單元四:全球化。香港教育城,「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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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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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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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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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拆解恐懼情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近日不少人在談社會局勢,不時都有很多情緒化的反應,當中尤以恐懼為甚,驚被捉,怕被害,收到恐嚇短訊,人心惶惶。很多人念茲在茲的說不少人叫自己離開,不要留戀;又有些人擔心自己去到外國生活會被歧視和欺凌,不會很快樂,進退之間也充滿著擔憂和恐懼。究竟我們可怎樣自處?牧者可以怎樣與肢體同行?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表示,要了解恐懼,找到來源,辨別它和實際情況的分別,再好好計劃如何面對恐懼來襲,這樣自然能處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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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對一般人來說,是一種感覺,就是驚,不過在心理學中,驚至少分兩種:明確、不明確。張燕鈴表示,所謂明確,就是具體、清楚的,例如驚狗、畏高、怕失去自由,這些事物都是具體的。驚狗這恐懼亦很明確,恐懼的事物是人可以接觸到,驚狗的人甚至驚到一個地步,連可能有狗的地方都不敢去。張燕鈴說:「佢可能就會諗,去元朗可能好多狗喎,咁樣佢會對入元朗卻步,但如果諗到解決方法,例如行開或者用枝嘢對著牠,咁就無影響入元朗的決定,某程度上這恐懼又不是很明顯,唔會因為恐懼而改變決定。」

另一類是不明確的恐懼,例如在一種環境中,覺得無力、無助,因為覺得事件有很多不確定性, 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令結果存在很多變數。這類恐懼有兩個特點:一、往往會容易令人很單一地看事物,或者只選擇會令人驚的部份來看,從而令自己更驚;二、驚的人會找很多他認為相似的事例去強化自己的驚,令恐懼加深累積。

遇到這類情況,張燕認為有兩件事可做。第一件事:要分辨他驚的事是甚麼,以及了解它與個人自身經驗的距離。筆者在此舉個例子,如有人看見新聞報道,近日有曾在遊行示威中出現的人士不斷遭拘捕,於是他很擔心自己也會被捕,他驚的原因是自己也曾出現在現場,此時如果你能與他細心分析被捕人士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在程度方面有何分別,這種分別可以令人將恐懼拉開一個距離,甚至可以令他分辨到不同程度的參與和結果的分別,他的恐懼感就會自然減輕。

當然,即使他的恐懼其實與實際情況有很大落差,甚至可能與他相比,排在前面比他更驚的人應該更多,但他仍然會驚,因為恐懼有另一個特點是問題會不斷重複,當他繼續不斷看有關資訊時,會引發他的情緒。這時張燕認為可以做第二件事:作最壞的打算,在已有資源中好好計劃可以做的事,掌握自己生活的節奏。

她說:「香港社會氣氛或政治氣候咁差,呢樣嘢我可能改變唔到,但有啲嘢可以用我的資源做到,人對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控制感)大一點時,就唔係被動的回應環境,我會覺得我有得揀,亦唔需要咁驚,因為唔係打到埋嚟就要硬食,其實我有啲嘢可以做。」是故如面對不明確的恐懼,不妨想想最壞的情況是甚麼,再想想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甚麼。例如:若今日不移民,有沒有可能在能力範圍內多用三年時間賺錢去鋪路?

恐懼,說到底就是對未知的事感到擔憂,所以如果先行計劃,對最壞情況作準備,並在能力範圍內做可以做的事,這些正面的計劃和成功實行的經驗累積下來,可以減少恐懼,加強控制感,如此生活下去,會漸漸發現不同可行的出路,漸漸就可以離開恐懼的狀態。她說:「所以個計劃必須根據現有的資源去做,唔係坐喺度諗最理想的生活型態,而係做一個自我評估,將可能發揮的事做到最多,同埋要諗個後備方案。」

如果恐懼影響日常生活、重又重複的傾談也不能處理,或者極度逃避問題,可能就要向恐懼的人指出不如請輔導員向他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因為這種恐懼背後可能有更多的東西,例如成長的因素,或者其他深層次的情況需要去處理。張燕鈴表示,如果對方仍然驚,而沒有處理它,純粹是在逃避,她會向對方指出這個抗拒,例如說:「你由當初肯講到現在收起來不肯再講了,它壓倒你或者壓迫你的程度好似更加大,你不如諗吓係咪有需要見唔同的人,將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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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導師與恐懼者同行常犯小問題

這段日子可能有不少主內肢體也會擔心,又會有不同的恐懼情緒,牧者和導師可以怎樣與這些肢體同行?張燕鈴給了我們一些小貼士,避免出現以下的情況。

1. 否定對方的情緒:

很多人看到恐懼的朋友,聽他們的分享,都覺得他們反應過大,會嘗試平衡他們的想法,例如會說「唔使諗得咁嚴重」,「你諗得太誇張啦」,「唔好災難化啦」等等的話,但恐懼中的朋友,本身就活在這情緒中,這恐懼對他們來說是具體而實在的,以上說法只會令人覺得自己不被接納和了解,甚至會再進一步,真的覺得自己的恐懼是個大問題,一般人也處理不到,從而進一步放大恐懼。

2. 用例子說明他並不值得恐懼:

不少人在安慰恐懼的人時會說:「唔使驚,你睇阿邊個邊個都未驚,幾時到你呢?」但事實上一個人恐懼就是恐懼,當你企圖用另一個他不認同的經歷去說他時,實際上他會有一種被硬塞大道理和不被接納的感覺。所以我們只能用他所認同的例子去替他做分析,而不應將他不接納的東西硬塞給他,應該要先處理他的情緒,之後才用理性分析,次序不能倒轉。

3. 叫他停止出現某些情緒:

很多人會習慣叫人「唔好驚」、「唔好諗」,但事實上潛意識是無法處理一個存在但又要對方無視的訊息的,此舉只會不斷重提醒對方恐懼的存在,甚至會將恐懼情緒放大,因為每次想「唔好驚」的時候仍然在驚,反而強化了恐懼

移民壓力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移民不是一件小事,除了很多基本的移民資訊外,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和情緒需要處理。明光社在今年1月14日舉辦了「移民壓力錶:如何檢視及處理移民對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壓力?」網上講座,當晚講員精神科醫生廖廣申醫生提醒,移民家庭在移民前後均有不同壓力需要處理。剛移民英國的Eric則在當晚分享到,要善用社交網絡,當中有很多資源可以使用,令剛移民的朋友不用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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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醫生表示,很多人以為考慮移民只是處理一個問題,但實際上在壓力錶各項目內,移民包括了搬屋、轉學校轉工、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睡眠時間等等很多問題,所以各項的壓力指數加起來,其實總體壓力可以很高。部份人甚至在移民前、中及後期均有精神困擾,因為改變太大,可以有很多適應問題,有些人可能在未移民前,在本地生活已經出現問題,所以才考慮移民,他們在移民前後面對的問題會更多。

廖醫生表示,一般來說,移民的人會經歷文化震盪,他們會經歷幾個時期:分別為蜜月期、挫折期、適應期、接受期。剛到新地方有很多新事物要探索,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所以在蜜月期大部份時間是快樂的;但之後會經歷挫折期,例如會開始懷念在香港的一些衣食住行、生活習慣中的美好,但這些事物可能在新地方是沒有的,或者有所不同;之後就是去學習適應和接受。如果最終未能適應和接受,移民海外將成為很糟糕的體驗,部份人會覺得自己在坐「移民監」,最後可能很快回流,因為未能適應海外的生活。

在學習適應的時間,廖醫生建議盡量日常生活保持作息正常,特別是睡眠和運動要足,因為它們能促進人的精神健康同時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他認為即使在疫情之下,也必須保持良好的社交生活,例如可以透過即時通軟件與香港的朋友、家聯繫,有群體的支持可以過愉快一點,最後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生活苦悶,染上不良嗜好,例如吸煙,賭錢等等,因為這些活動會令人上癮,之後可能會影響自己整個生活的質素。

明光社

移居英國的Eric表示,自己和家人在一個多月前才來到英國,他跟太太都在適應當地生活,他指英國大約下午4、5時便天黑,加上時差、交通等情況,這些都是他們需要適應。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他,在當地找工作沒有遇上甚麼困難,而在融入當地社區方面,由於正值疫情期間,他們都沒有甚麼機會認識當地人。Eric又分享到,在英國租屋不易,因為除了涉及租金外,當地的審批亦較嚴謹。他指當時幸得在英國的朋友幫助,令事情順利辦妥。他又提到在社交媒體中有不同的群組,可以提供許多不同的資訊和支援,由於現在人與人難以面對面接觸,這些群組便能幫上忙。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收看講座」截至3月4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42次。

收看講座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備,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教會團體必須留心的地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主動交,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的回顧〉,載趙崇明等編:《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頁33–67。

咆哮無助家長應對子女的學業壓力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9/01/2021

時下香港的小學生與爸媽真的不易做!當填鴨式教育遇上疫症,學校又要縮短課時又要趕進度,Zoom課、功課、背書、默書、測驗、考試……排山倒海地接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來。當厭倦學習又想玩耍的孩子,在疫情下要日日在家和焦躁不安的家長作困獸鬥時,會發生甚麼事?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於2020年7月至10月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一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22.9%受訪家長,和21.5%受訪教職員有至少一項中度至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情況讓人擔憂。[1]

家長的心聲

同為小學生家長的筆者,實在能理解家長的心聲。例如:孩子一定要追上學習進度,如果今日的基礎打不好,日後能繼續升班嗎?升班以後又怎麼辦?學校每日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要記、有許多習作要做,但孩子不懂,還要我來教,但怎樣教他也不明白!他是不是智商比較低?孩子那麼貪玩、不做功課又不聽話,每次都要拖延到很晚才做功課,惹人生氣!很擔心孩子追不上進度或欠交功課,老師如果要見家長,實在覺得很丟臉……自己已經很累很煩惱了,還要日日對著孩子和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學習任務……

對於許多為孩子學習而費心傷神的家長來說,他們可能已經與孩子墮入低效能學習的惡性循環裡面了。有些孩子對學習無任何動力、興趣可言,完全是被家長迫著去學習的;加上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了應付測驗、考試而學的東西,在考評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如果這樣下去,家長更嚴苛的督責孩子、孩子的拖延、厭惡學習的情緒、不佳的成績、雙方的精神壓力與關係的破裂等等,恐怕只會令情況更差。

對於上述的問題,如果家長們承認靠催逼孩子無濟於事的話,那麼,就讓我們從孩子的學習困難與家長應該怎樣做的層面來尋找出路吧。

困難一:學習時愛做雜事

明光社

《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下稱:《不咆哮》)一書探討有關陪伴孩子讀書的難題和解決方法。[2] 作者是一位小學生的家長,她同時擁有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書講到,使孩子集中精神的是大腦的抑制功能,但這個功能要到13、14歲才能發展好。所以孩子很容易被身邊其他事物吸引,卻不容易一直對學習保持專注,這時候就需要家長的幫助。例如在學習期間,孩子可能一要去洗手間,一要飲水,一又要刨鉛筆……對此,家長可以事先請孩子完成各樣要做的雜事,然後回來專心學習,這有助孩子保持專注。

困難二:孩子需要即時回饋

《不咆哮》一書又講到,許多家長反映他們的孩子對學習提不起勁,但玩電子遊戲時卻非常起勁。這個原因在於電子遊戲可以即時給孩子回饋——他們對遊戲的每一個操控都會帶來即時的得分、扣分或獎勵等,而這樣的快速回饋符合孩子的本性,讓他們獲得即時的快感。而讀書學習卻往往不能給孩子即時回饋,相反,有時學了很多卻沒有回饋。當孩子面對一大堆功課,就如做數學題,有50題要做,孩子可能覺得沒趣味而不斷拖延,家長如果按孩子的能力,孩子拆為每10題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小目標,五組就有五個小目標,讓孩子集中精力去完成小目標,當完成10題後給孩子打個剔號。這樣,當孩子能高效地完成任務時,就會產生成就感、自信和幸福感。當然在完成每個小目標時可以給孩子適當的時間休息。如果我們能在孩子日常的學習、做功課時幫孩子建立這種分拆目標、集中、高效的學習習慣,就能幫助孩子從只享受玩電子遊戲的快速回饋,逐漸地適應到在學習時未必即時看到回饋的狀況。

咆哮解決不了問題

面對頑皮或懶散一點的孩子,家長容易失去耐性,對孩子咆哮、責難。《不咆哮》卻提到家長愈咆哮,孩子就愈學不好。原因是當家長咆哮時,孩子因害怕,其大腦中的杏仁核受到刺激後就會產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這時身體就會調動能量、血液去到四肢,而大腦就會出現血液不足,導致反應麻木,這當然無助於學習。此外,若孩子學習時經常到家長的咆哮,孩子的腦神經就會將學習和被打罵兩件事聯結一起而產生條件反射,以致日後再面對學習時,其過往的負面、痛苦的經驗就會重現,致使孩子會逃避、厭惡學習。對此,《不咆哮》的作者建議家長應該先理解孩子在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並思考如何幫孩子改善學習,而不是指責孩子。

孩子的學習可謂一個大而複雜的課題,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學習問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家庭教育模式、孩子生理或心理的學習障礙、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學習環境、人際關係等。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幫助孩子由考試0分變成100分,但只要我們以愛、以理解之心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每天進步1%,同時在當前的困難好好疼愛自己,每天多學一些育兒知識,相信我們與孩子總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伴讀小貼士

疫情下,家長承受的壓力可不少,他們既要適應生活的轉變,又要照顧孩子,也可能憂慮生計問題。有心理學家就建議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緒,如果察覺自己有些情緒,可作10分鐘的休息,或者轉教別的功課。此外,由於家長不是專業的老師,他又建議家長可以試著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方法。[3]


 

[1] 〈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 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頭條日報》,2020年10月31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911958/即時-港聞-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 田宏杰:《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3] 鄧煥儀:〈媽媽教功課失控 頸巾勒子不遂上吊 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香港01》,2020年12月3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568537/媽媽教功課失控-頸巾勒子不遂上吊-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3日)。

它們有話說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7/01/2021

平日散步時最喜歡邊行邊看鄰居的前園花圃、草坪、節日的擺設和燈飾,真的非常有特色和創意,另人目不暇給。

有的鄰居春天會在前園種植色彩繽紛的花、夏天會擺放多些特色盆景陶瓷和風車、秋天會在正門掛上秋天的花牌、冬天會擺放雪人……而且,不同的節日也會有不同的燈飾和佈置。例如復活節鄰居會在前園擺放白兔和彩蛋做裝飾;也有鄰居會放十字架和復活節旗幟。萬聖節時,鄰居會把前園佈置到像地獄,有墳墓和棺材;在樹上掛上枯骨和蜘蛛網等。在感恩節期間,鄰居會在前園擺放南瓜和秋收的旗幟、乾植物和稻草人等。聖誕節會把前園、樹和屋子掛上五光十色的燈泡、晚間還會放雷射幻影、吹氣的雪人鹿車聖誕老人……。當然亦有鄰居會擺放馬槽聖嬰和約瑟、馬利亞,其規模可媲美教會的聖誕劇場景。此外,在特別的日子如國殤日(Memorial Day)、獨立日(Independence Day)或重要人物去世等,鄰居都會掛上美國國旗。在特別日子和節日,鄰居也會放煙花,此起彼落,有如置身香港尖東的煙花盛會。另外,在各選舉日子,鄰居都會在前園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的宣傳品。

除了在自己的屋子,人們也愛在自己的車子上作不同的裝飾和佈置。我們曾經在路上見過有人在車子上噴了剛結婚(Just Married)或2020年畢業(Class of 2020)字句,也有見過車子上掛上了「我的孩子在卓越榮譽榜上」(My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我是某某大學的畢業生等等的牌子。無論在德州,或其他州份如賓夕凡尼亞州等,亦有見過在車子上掛上不同的宗教句子如:上帝真好(God is Good)、我們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上帝聽禱告(God Listens)等。若在特別節日時,車主會把車子佈置成相關節日的樣式。例如聖誕節時,車主會掛上鹿角、紅鼻子、聖誕帽等裝飾。在萬聖節,車主會掛上枯骨、蜘蛛和蜘蛛網。最有特色的一次,我們見過有車主在其車尾箱放了一隻疑似人的腳,遠遠地跟著這輛車時,會誤以為車箱內藏了一具死屍,而殺人犯卻疏忽地露了餡。另外,在各式選舉或球賽等日子,車主都會在車子上插上他所支持候選人或球隊的旗幟。而我們見過最深刻的是剛過去的感恩節外遊時,在新墨西哥州往亞利桑那州的公路上,一架大貨櫃車上掛了一個牌子寫著:「它不是一個選擇;它是一個孩子」(It is not a choice. It is a child)。[1]

這些裝飾除了給人觀賞和應節外,也在表達一些訊息,它的圖像或文字彷彿在跟我們說些甚麼話兒。

除了屋子和車子,美國人還會在衫褲鞋襪帽子、餐具餐紙巾、日常用品等各式各樣東西上表達訊息、立場和價值觀。只要稍微在網上購物站隨意打上任何搜尋字眼,都可以找到一些有特別訊息的東西,甚或幾「無厘頭」的訊息也可以找得到;真的創意無限、訊息無限。

能夠自由及創意地表達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是一件非常寶貴的事;也非常值得珍惜。只要我們多多發揮創意,總會找到表達的機會和方式,讓死物變成可以與人交流的「活物」。也許忙碌的都市人很少會花時間反思和整理自己的信念、信仰和價值觀。若然今天有一個可以表達的機會,無論是透過屋子車子或其他物件,你會表達甚麼訊息?還是腦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

我希望在車子上掛上「願祢公義降臨」的牌子,帶著它穿州過省,泛起漣漪。


[1] 後來才得知,這個牌子上的句子,卻是來自一個故事(Diane Dew, “The Milwaukee Journal,”  21-2-1992)。據悉,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於2018年共有614,820宗墮胎,墮胎率是11.3%(每1000個在15-44歲婦女中,就有113人進行墮胎。每1000宗嬰兒出生另一邊箱就有189宗墮胎。詳情可參看: “Abortion Surveillance — United States, 201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4/7: Saving Lives, Protecting People, November 27, 2020,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ss/ss6907a1.htm#suggestedcitation)。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如何向子女交代再婚決定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4/11/2020

父母是孩子生活的中心,甚至全部。父母不論是離異或是再婚,對孩子而言都是重大的家庭危機,為他們帶來許多負面的情緒和心理壓力。父母離婚,對子女是一個震撼,再婚則是另一個震撼。子女很不容易適應了父母分開的事實及新生活模式,再婚令他們要再次面對無法預計的未來,他們內心充滿恐懼及焦慮,卻無法表達出來。其實,不少孩子內心往往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父母有一天會復合,一家人可以再像以往般一起生活,父母任何一方再婚都會令這個希望落空,他們會非常失落,潛意識更可能會抗拒這個繼父或繼母。

 

盡早向子女交代再婚決定

兒童對周遭的環境非常敏銳,父母有沒有新戀情,他們都會發現,只是未必會說出來。他們會擔心爸媽的新伴侶未必喜歡自己,加上彼此沒有共同生活的經驗,擔心日後如果與爸媽的新伴侶發生衝突時,自己會孤立無援。為了釋除孩子的疑慮,父母應盡早向子女交代再婚的決定,使他們有心理準備進入新家庭,並且以肯定的態度明確告訴孩子,他們依然備受寵愛。也可以徵詢孩子的意見,讓他們選擇在你婚禮中的角色,並且尊重其意願。

 

再婚勿將孩子變局外人

孩子對於爸媽的再婚決定,內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看到父母幸福,尤其希望媽媽有人愛惜及保護;但另一方面,卻擔心新爸爸/媽媽不愛自己,自己是多餘的,甚至是新家庭的局外人,害怕被遺棄。離婚後覓得真愛,打算再婚本是無可厚非,但為人父母的,千萬不要因為要再婚而放棄孩子,這樣對孩子是非常大的傷害。

 

彈性處理稱呼 減孩子壓力

為了減低子女對新爸爸、新媽媽的抗拒,最好給予孩子多些空間及時間適應,例如:多些邀請男友/女友到家裡吃飯,製造與孩子多接觸的機會,讓孩子慢慢與對方建立關係。孩子在過程中,會細心觀察準繼父繼母是否良善可靠。當大家已建立互信關係,媽媽或爸爸便可向孩子告知再婚的決定,這個大哥哥(叔叔)/大姐姐(姨姨)將會成為繼父繼母。假如子女抗拒以「爸爸」、「媽媽」稱呼繼父繼母,請盡量彈性處理,容許他們以「叔叔」、「姨姨」、「uncle」、「auntie」或其他大家可接受的稱呼,免得子女要承受背棄原生爸爸/媽媽的壓力。對孩子來說,他們與爸爸/媽媽的關係並不會因父母離婚及再婚而有影響,由始至終,在孩子的心中只有一個爸爸、媽媽,強迫子女把繼父繼母當作親父母般對待,往往會引起對抗行為。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24-11-2020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單親爸爸照顧女兒的煩惱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8/10/2020

不論是離婚爸爸或媽媽都會面對照顧子女的問題,作為單親爸爸,當女兒仍在入學前或讀幼稚園的時候,無論是幫她冲涼,抑或是外出時帶她去廁所,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但大部份爸爸也反映,在整體照顧上,還是可以應付的。

當小女兒升上初小時,爸爸繼續為她冲涼或帶她去男廁並不合宜,而《公眾泳池規例》亦規定,超過八歲或身高超過1.35米的人不得進入異性更衣室。因此,爸爸最好能循序漸進地訓練女兒獨立,鼓勵她學習自己洗澡、更衣和上廁所。爸爸可先了解哪些地方有兒童廁所或獨立的、不分性別的殘疾人士洗手間,又或家庭更衣室,假如沒有這些設施,爸爸要盡量讓女兒自行進入女廁及女更衣室,然後站在門外等候,如女兒有需要時,可以隨時提供意見,或即時邀請其他女士代為幫忙。

 

女兒來經 以為生病送急症室

當女兒升高小或初中開始踏入青春期,第一次月經來潮時,不論爸爸或女兒都會顯得不知所措,程程(化名)的爸爸媽媽離婚後,由於媽媽要去外地生活,因此撫養權歸爸爸。程程升中一的那年暑假,有一晚突然發現下體流血,由於沒有經驗,爸爸嚇得立刻送她入急症室,最後,醫生告之女兒不是生病,而是來經,不用治療。出院後兩父女去到超市,看見林林總總的衛生巾,日用夜用、有護翼無護翼、大流量小流量,爸爸真的一頭霧水,唯有向妹妹(即女兒的姑姐)求救。

 

姑姐助選衛生巾 購買胸圍

姑姐不但教程程如何選擇衛生巾,亦帶她往女性專屬的內衣店購買防漏生理內褲,使睡覺及運動時可以防止經血漏出。處理完月經問題後,另外一個任務是幫程程買胸圍,對爸爸來說,這也是非常頭痛的,因涉及胸圍尺寸,為免父女尷尬,又要勞煩姑姐陪女兒去買。作為單親爸爸,最好有一兩個女性朋友或親戚,可以提前教導女兒這些知識,並在有需要時陪伴她去購買女性用品。

踏入青春期的女孩子,除了生理上有轉變,心理上亦同時有改變,她們會更注重外表,而女孩子對自己的外貌是否滿意,很受異性的評價影響。爸爸是女兒自信的重要來源,所以,爸爸要學習如何適當及合宜地表達對女兒的讚美,增加她的自信心,但對於一些不擅辭令的爸爸,這同樣是一大挑戰。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6-10-2020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斗室中的故事——基層家庭的生活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4/07/2020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

明光社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明光社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明光社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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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1] 〈失業率5.9% 創15年新高〉,政府新聞網,2020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6/20200616/20200616_163423_018.html

(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22日);〈失業率維持2.8%〉,政府新聞網,2019年6月19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6/20190619/20190619_163107_085.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22日)。

[2] 前稱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

[3] 「棺材屋」:又稱「太空艙」,其面積不超過20平方呎(約1.8平方米),房間僅僅有空間放下一張單人床,此外沒有其他多餘的空間。

[4] 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主要類別包括聽力或視覺障礙、肢體傷殘、言語或智力障礙、讀寫困難、自閉症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有您同行 總不孤單 賣旗日2020

鄧玉瑩 | 明光社行政幹事
08/07/2020

回想在去年底確認了今年7月4日(星期六)是明光社賣旗日的一刻,那天筆者忍不住歡呼,憑著過往的經驗,知道當天避過了大型節日假期,學校考試,更在暑假前夕,招募學生義工的工作怎樣計算都是「無得輸」,除了有少許風險可能會遇到天氣不穩,籌募經費應容易達標。

踏入2020年,社會看似較為平靜,但是病毒來襲,隨著疫情惡化,香港以至全球像停頓了一樣,停工、停課、停航、限聚,街道蕭條,人人自危,保持社交距離是社會主旋律,網上直播是崇拜新模式,這樣的形勢惟有暫停所有賣旗工作,單單仰望主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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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疫情開始緩和,學校逐步復課,教會亦陸續回復「現場」崇拜,雖然可以展開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但很可惜因復課後學校試期順延加上追趕課程進度,大部份教會又未完全恢復運作,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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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前兩週,看著義工報名人數由不足50人到賣旗前一天竟攀升至大約180人;由最初只收到一間教會回應,讓我們設置售賣金旗櫃枱,到賣旗日前一週的主日崇拜,同時有五間教會答允讓我們設置金旗櫃枱。這段期間收到教會、弟兄姊、義工的主動問候,他們因擔心我們而想盡辦法協助,那份感恩之情難以言喻。

明光社

賣旗日那天有義工未夠7時已來電告知,他已準備好賣旗;有旗站的教會同工臨時參與仗義賣旗;亦有弟兄姊妹來電查詢賣旗地點,只為前往奉獻;最後更看見陸續有支持者回應我們當天發出的WhatsApp籌款訊息,表達對本社的支持。我們再一次看見,主一直與明光社同行,更讓我們知,主已明光社預備了一班同路人,無論在「逆境」或「疫境」中,明光社從不孤單。

明光社

最後,賣旗日義工大約有180人,在這艱難的日子,這已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目前為止(7月4日)仍未知籌得款項的數字,預計亦會比以往大幅減少,但我深信就算款項不足,主必會感動身邊的同路人供應我們所需,請繼續支持明光社,與我們同行。(大家在7月31日前仍然可以捐款支持今次賣旗活動,幫助我們籌募足夠經費,8月1日或以後收到的賣旗捐款,將撥作常費奉獻。)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