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而優則影？

「你的公義如同高山，你的公正如同深淵；耶和華啊！人和牲畜，你都庇佑。」
（詩篇36:6《環球聖經譯本》）

香港雙職家庭的情況普遍，家長除了兼顧工作外，更需要放工後處理子女的功課、默書、考試等等，很多家長因此而感到身心疲憊。有些家長會選擇把子女的學業交託給補習社處理，子女放學後便到補習社去，做完功課才回家，但補習社質素參差，有沒有想過，原來雙職家長也可以一邊專心上班，一邊輕鬆應付子女的學業？由於子女不可獨留在家，雙職家長一定會靠家中的工人姐姐或長輩來照顧子女，他們其實可以充當監「功」的角色，職責是負責監管及督促子女在家長不在的時間，完成所安排要做的事。監「功」的角色並不需要有很高的學歷水平，他們只需要在你不在時，能在子女面前擔任「監督功課」的角色，筆者將會在下文詳細與你分享。在這個暑假，把握時間，家長可以重新部署來年與子女的學習策略，在9月開學時重新出發。

默書自己默

在香港讀小學，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默書，很多家長放工後都要趕回家幫子女默書，然而原來默書可以是子女自己能獨自應付的事。家長可以預先著子女自行為默書的內容錄音，一方面可以知道子女對課文的認識，另一方面可在錄音的過程中加深對課文的印象。然後，在子女放學回來，家長又不在的時間，監「功」可以著他們自行溫習，並且透過錄音自行默書。默書後，他們也可自行改正，並只需重默錯誤的生字。子女每天自行默書，便會令印象加深，反覆聆聽，可增強背誦的果效。錄音設備可以是錄音筆、電話的WhatsApp軟件等，只要大家覺得方便便可。

學校功課學校改

在德國，小學入學時的首個家長會，老師都會嚴厲地向家長宣告：「家長切勿在家中批改子女的功課。」是的，即是說，當你下班回家，見到子女的功課有錯，不可以提出修改；見到子女寫字很醜，不可叫他重做，因為錯是他們成長的一部份，若把錯誤擦掉，學校便永遠不會知道學生的學習進度，若有學生追不上進度，學校不能對不同能力的學生作相應的教育。若子女每次交功課都是100分，老師只會誤以為學生已掌握課堂的知識，而不加理會。故此，學校的功課，家長沒有需要在放工回家後批改。這樣，更可以培養子女的責任心，因為功課交與不交，做得好與不好，都要子女親自與學校交代。

一本練習走天涯

若子女放學後，不用到補習社，那他們完成功課後，誰可以跟他們溫書？筆者建議家長可以為子女買補充練習，每科一本便足夠，不用多，最好是較深程度的題型，因為若果太淺，並不能測試子女的真正學習能力。子女每天完成功課、休息過後，可以讓他們利用練習來溫習，就像去補習社一樣，只是由家中的長輩、工人姐姐負責做監「功」的角色。到了晚上，家長回家後，便可以依著補充練習附有的答案來核對，更可即時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若有錯誤的地方，家長切忌即時解釋及提供答案，這不是學校的作業，並不急於第二天提交。家長給予時間子女在第二天再次思考錯的地方，再加以改正，很多時候，子女通常都可以在第二次做對的。若試過錯完又錯，即證明子女真的對此題型並不熟悉，家長可在此時才慢慢解釋答案。

到了考試溫習時，因為平時已經有做練習的習慣，考試前的溫習就變得輕鬆，只需要把練習中曾答錯的題目重做便是了。筆者建議大家買一種可以擦掉的原子筆，這款筆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只要你用風筒一吹，整頁原子筆所寫的東西就會消失。當然，要子女重做的題目，則要用普通原子筆圈起，保留痕跡。

適當的時間吸收適當的知識

筆者的兒子在K2以前是在德國長大，在德國的幼稚園都是整天在玩的，但玩卻玩出知識來，即使他當時從來未試過執筆寫字，回到香港後，進入了一間森林幼稚園，繼續他的快樂童年，由於森林學校著重探索，並以專題的形式教學，故此學童要寫的字不多。或許大家都會擔心他如何追得上小一的課程。然而，他就是追得上，而且是在毫無壓力下做到的。筆者曾經也很詫異，於是問當時仍是小一的他，如何做一條很深的中文題，筆者指著一個很深的詞語，問他認不認識，他說不認識，然後問他如何找到答案，原來他是從邏輯的角度做對這條難題，他的學習技巧並不是靠「死背爛背」。

筆者曾替一名小三的內地生補習，她剛到港時連A至Z都不懂，但經過慢慢的努力，掌握學習的方法，她最終考獲全級第一名。從以上的例子，可以見到一些知識並不是愈早學就是愈好，在適當的時候，小孩子一學便會懂。若果你仍與子女正在追趕比正常速度還要快的知識，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若你把子女送到其他國家讀書，香港的孩子是極有可能可以跳幾級的，你便知道子女學的東西已是在世界的頂級，再加下去，只會令壓力「爆煲」，影響親子關係，倒不如做一個愉快、輕鬆的雙職家長。

近來筆者在事奉上發現原來台灣的教會文化，與香港的教會文化很不一樣。就「同工」這個字而言。在香港，通常是指全職受薪服侍之人，我們會稱他們為「同工」。可是，在台灣，只要你是教會的一員，你在教會無論是負責事工籌劃、搬椅子、倒垃圾、調校音響、有空看看小孩玩玩等，都會被稱作「同工」。此外，台灣教會的山寨文化很強，他們會覺得教會坐落在這座山頭上，那麼整座山頭就是我們的，我就是這座山頭的老大，別人不可以來分一杯羹，你們所有會眾都要聽我的，有種令人感覺像進入了邪教一般！？當筆者帶著香港的教會文化進入台灣教會服侍時，就會出現文化差異及處處碰壁的情況。台灣教會的牧者會看信徒參與教會的事奉是理所當然的，有參與任何微小部份的就是好同工，若然有意見，有原因不能參與或不參與，就是不順服、不愛教會、不謙卑。面對著這種山寨文化，會令人不自覺問：難道基督教會真是排他的？這座山頭真的不能有其他的基督教會共同合作拓展神的國度？

這些事實在令筆者心感到荒誕不經。筆者會思想：這些的批評合理嗎？教會不能夠存在不同的意見嗎？難道合一的教會就是要沒有其他的聲音？只有一種的聲音才是好的？那座山頭那麼大，難道一家教會可以叫整座山頭的人信主嗎？那信仰是甚麼？凡此種種，都令筆者覺得有如宋朝蘇軾的詩《醉醒者》所言：「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

再深一層地思想，教會是由人組成，教會的領袖用甚麼方法來領導教會的人和牧養教會的人呢？這種領導模式，很容易讓人産生疑問：這樣的牧者是用甚麼方法來牧養教會？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牧養模式？還是用「一言堂」威權的模式來牧養生命？前者是用牧者個人生命的影響力，讓別人心甘情願地照著牧者的決心行事。這類型的牧者是有一些重要的特質的，包括：誠信、以身作則、體貼、說到做到、善於傾聽、有責任感、尊重別人、不吝嗇鼓勵別人、樂觀、熱忱和感恩，這些影響力是建基於犧牲奉獻之上，就像我們的主耶穌，祂是用生命來改變人的生命。在腓立比書二章6至11節說到：「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後者則是利用山寨王的地位，罔顧別人的意願，強迫他們照著你的決心行事。例如在家裡父母會利用「一言堂」管教小孩；在學校老師用「一言堂」處罰學生；在公司老闆主管會利用「一言堂」開除頑劣的員工；在政府官員會利用「一言堂」體制打壓人民、剝削人民；在教會宗教領袖會利用「一言堂」隻手遮天等。這種的「一言堂」的確是可以把事情做好，可是卻破壞了「關係」，因為人生是由關係所組成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己之間的關係，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透過這樣的文化差異，也讓筆者反思：究竟筆者有否效法主耶穌的樣式？走進人群中？還是「一言堂」地把教會的事情處理好？

耶穌基督對人的犧牲奉獻，建立了一種不能被人推翻的威信。為了建立別人而作出犧牲奉獻，這種威信的背後是建基於一種行為，就是「愛」。「愛」是一種行動、不單單是一種感覺，因為當你有愛別人的意圖時，就會產生相應的行動，行動才能使別人真正了解一個人。實際上耶穌基督不也就是最具威信的僕人領袖嗎？耶穌展現的領導者特質是：忍耐、恩慈、謙卑、尊重、無私、寬恕、誠實、守信，這是領袖的威信特質，也是愛的特質。原來這些都是基督徒應該效法主的美好特質，並以這些特質待人處事。

在台灣教會的體會，讓筆者感受到一些台灣教會領袖的觀念：他們認為教會領袖是精英、是強者、是擁有很大能力的人，他們往往注重領袖的能力，認為有能力就能開拓教會，有能力就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山寨王。然而，我們的主耶穌是否也是這樣的山寨王？答案是否定的。主耶穌是以謙卑和愛這些生命素質來領導和服侍別人。放下自己，從自我中心轉化成為他者而活，這種捨己的服侍，是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榜樣，也是作為信徒效法的榜樣。筆者在反思，僕人領袖需要看重的並非個人的地位有多高、聲譽名望有多大、帶領著多少人信主、能為教會帶來多大的奉獻、影響力有多廣，這只停留在個人能力的層面，而非以真誠和無私奉獻的心服侍時，那麼我們只會是一個徒具「領導能力」的領袖，而非具有屬靈生命「素質」和「品格」的僕人。若一位領袖缺乏屬靈生命的素質，那他只會像世人一樣追逐權力和名譽、教會人數的增長和奉獻數目有多少。他最後可能會變得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偶像化自己，並且以「一言堂」的威權來領導別人。那麼這樣的領袖真的是討神喜悅的領導嗎？真的是用生命來事奉神嗎？求主校正我們的眼目，專注主的樣式，我們的主是虛己為別人犧牲的主。God for us！

過猶不及，無論多麼有益有營養的食物，當人食用過量時，身體會受不了。標榜營養高，對人體有醫療效用的超級食物也不例外。〈超級食物真的帶來超級健康？〉一文曾提到，有醫生因為相信香蕉可以治療「乳糜瀉」，於是為病人開出一日進食高達七隻香蕉的醫療處方。[1] 殊不知，香蕉除了高糖，也對虛寒體質的病人有影響；根據中醫的說法，對虛寒體質的病人來說，一日七隻香蕉的份量實在太多了。飲食平衡，固然對身體有好處，其實這對地球、對人類整體福祉來說也非常重要，要知道人類過度的生產及消費，長遠會令未來的資源變得短缺，剝奪了下幾代的資源。這裡以其中一種為人熟悉的超級食物——藜麥（quinoa）為例，為大家闡釋過度追求所謂超級食物，如何影響人民的生活，以及如何帶來生態危機。

藜麥的原產地為南美安第斯山區，主要來自秘魯、玻利維亞和智利等國家，隨著人們對藜麥的需求增加，2018年，種植藜麥的國家已經有超過70個，包括中國、北美、法國及印度。[2] 40多年前，藜麥被視為動物和印第安人的食物，本來便不見經傳，遭文明人所唾棄，當時藜麥的價錢亦不高，只等於大米的一半。[3] 可是到了70年代，歐美人士開始留意這一種營養價值極高的農作物，於是乎藜麥的生產量及價錢在市場上亦隨之上升，以價錢來說，從2000至2008年，八年之間便上升了六倍之多。[4]

藜麥的營養價值被人正視，讓種植藜麥的農民得到更多收入，這原本都是好事，只是，當全球對藜麥的需求持續上升，在利誘之下，農民開始作出不利於自己及本地人民的舉動，以玻利維亞為例，過去因為有農民把較為優質的藜麥外銷，沒有留給本地市場，甚至連農民自己，有些寧願進食較便宜及營養較差的代替品，也不願碰可以賺錢的藜麥。農民自身捨不得吃，一些較為貧窮的平民百姓，也得在昂貴的藜麥面前卻步，只能改為進食營養價值次一等的大米或意粉。原本是營養豐富又便宜的本地農產品，卻有很多本地人不能享用，又或是只能購買質量一般的藜麥。[5] 不過，隨著有更多國家加入生產，藜麥的價格開始下降，這情況亦有所改善。[6]

本地人民欠缺有營養的食物，其實連土地也失去當得的養份。傳統耕作是以輪耕法種植不同的農作物，以保持土地肥沃，減少土壤侵蝕。農民以往會以羊駝或其他動物協助種植藜麥或其他農作物，羊駝的糞便也成為土地及農作物的肥料。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便想辦法增加藜麥的收成，他們以機械取代牲畜，既可提高效率，也不用預留放牧羊駝的草場，他們又開始放棄以輪耕法種植藜麥，轉為年復一年，無休止地種植藜麥，這便減少了農作物的多樣性，而在沒有羊駝糞便為土地提供營養、沒有休耕的情況下，土壤便出現了侵蝕。[7] 土壤侵蝕帶來的惡果是「影響土壤健康和生產力，從而降低我們食物的數量和質量……發生侵蝕的土壤不易保持水分（份），會引發洪水和山體滑坡……土壤侵蝕會降低土壤的潛力、減少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並導致土壤生物多樣性的喪失。」[8] 農民瘋狂擴大種植藜麥的土地面積，沒有讓土地好好休息，只會先經歷到土壤侵蝕的惡果——收成減少，或質量下降。

最先生產藜麥地區的農民瘋狂生產藜麥，世界各國後來亦加入生產行列，這樣自然拉近了供求的距離，藜麥的價格也隨之下跌。聯合國將2013年定為國際藜麥年，2014年，藜麥的價格出現急跌。[9] 但對於藜麥這種曾遭人唾棄卻有能力躍升為超級食物的農作物，商家還是滿懷希望的，2018年，印度的拉賈斯坦邦國家種子公司（Rajasthan State Seeds Corporation）鼓勵超過55,000名農民種植藜麥。[10]

縱然超級食物的標籤是商人的促銷術語，如果它可以幫助人們的眼目從加工食物，甚或垃圾食物轉移至有益的天然食物，其實這也是有其意義的。只是，當消費者開始一窩蜂追捧某種超級食物，生產者見有利可圖，只把目光聚焦於短期的利益，孤注一擲種植一種農作物，甚至乎只種植農作物中的一個品種，長遠來說只會引發一連串問題，上文提到這將會對環境不友善。除此之外，棄養羊駝的後果是令肥料短缺，以致肥料價格上升。另外，物種變得單一，又或是只有賣到好價錢的才能留下來，這樣，反而讓留下來的品種因欠缺遺傳多樣性而容易染病，[11] 1950年代中美洲的香蕉患上流行病——「熱帶4號」香蕉枯萎病（TR4），正正闡明種植單一品種的食物可以帶來何等巨大的災禍。事緣當時中美洲新興的香蕉種植業選中了又大又好吃的大麥克（Gros Michel）品種的香蕉，並加以培植，從商業角度來看，一模一樣品種的香蕉有助銷售，但以流行病的視角來看，欠缺遺傳多樣性的物種容易患病，引發的問題甚至一發不可收拾，當年的香蕉便是如此。[12]

超級食物一詞既是商人所創，躋身超級食物之列則會令食物一下子被奉為潮物，不過大概沒有一種食物能永遠登上超級食物榜前十名，時尚雜誌Cosmopolitan在2021年預測2022年十大超級食物，有食品業界人士預計「辣木（Moringa）將在2022年成為流行食品抹茶的替代品。」[13] 如果有一天，藜麥不再是超級食物中的寵兒，大家吃膩了，需求減少了，又或是其他國家增加藜麥的出產量，這些過度依賴種植藜麥的農戶，又或是以藜麥賺取外匯的國家將如何自處？[14]

有求才有供，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身為消費者，其實可以為了保護地球的生態環境而做多一些，這裡並非勸說消費者不要吃藜麥或其他超級食物，但在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從小處做起，例如選擇食物時，留意食物的產地，多選購本地或鄰近地區的出產，以減少食物因運輸所造成的碳足跡。[15] 當然，偶爾嚐嚐從遙遠的原產地運來的食物也未嘗不可，只是不可只吃原產地生產的食物；如果食物本身只在遙遠的原產地生產，消費者應避免經常吃，可以輪流換著吃本地或鄰近地區生產的時令食物。沒有單一的食物可以完全滿足身體營養的需要，不同人對不同的食物也有不同的反應，即使營養豐富的藜麥，其中紅藜麥的鉀含量較高，腎臟功能不佳的人士食用時則需注意，吃太多會加重腎臟的負荷，[16] 只吃適當的份量除了可保護腎臟，也可以避免過度消費。

如果說農民只著眼於短期的利益，對環境本身或會帶來不可逆轉的傷害，那麼過度消費的消費者，何嘗沒有參與其中？《長思短想》的作者Roman Krznaric在書序中分享到那位不曾為小兒麻痺疫苗申請專利的研發者Jonas Salk的想法：「我們繼承來自過去的豐富遺產，也應將這些遺產留給子孫。他認為，如果要做個好祖先……就必須摒棄短視近利的觀點，採取長期思維，考量自己的行為在自身壽命外將會造成何種影響……」Krznaric亦提到：「聖經教導我們要做個好撒瑪利亞人（Good Samaritan），然而在21世紀，光是做個好撒瑪利亞人還不夠，我們必須做個好祖先。」。[17]

我們毋須如Krznaric一樣做偉大的事才算是好祖先，只要意識到我們時刻都在消耗下一代，甚至下幾代人的資源，以致我們在消費的同時，也可以多加考慮後人所需的資源及面對的生態環境，已經能對後人作出貢獻了。雖然後人可以享用甚麼資源，現今的政府及生產者固然有其責任，但這亦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消費模式，以及我們能否因為關心下一代人而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慾望。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請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筆者有一名10歲的兒子，最近他的脾氣開始有轉變，平時乖巧的他，早前竟因「打機」事件而大發脾氣及衝撞母親。筆者當時很氣憤，但仍沉著氣，因為兒子正為事件而發怒，就算教訓他甚麼，也不會入耳。不理睬他一天後，他知道母親的不滿，暗地裡反省，並回想當中應學習到的事情，我們這才心平氣和地憶述當天發生的事件，與他一起回顧、分析，並互相承諾改善及探討避免衝突再次發生的方法。

「溝」就是兩者之間有凹下去的地方，令溝的兩邊不能通達。若那個溝裡有水，我們會叫它做「水溝」﹔若那個溝裡藏著一些東西，令親與子兩邊不能通達，那就叫做「親子溝」。如果我們想令親子溝回復通達，中間必須有人築起一道橋，能夠讓兩邊恢復通行，那就是溝通。若這個親子關係缺乏一道橋，中間的「溝」便會變得愈來愈大，最後兩邊只會愈走愈遠。故此，如何在「親子溝」的兩邊一起築橋溝通十分重要。在溝通的技巧中，父母經常會犯以下五件事：

1.     錯誤的身體反應

溝通不是單方面的，雙方都要努力，彼此都要明白對方的心意。很多人以為溝通一定是言語，其實不是，溝通也包括眼神、面部表情、動作等等。朋友的孩子向母親遞過一本默書簿，只得60分。母親心裡想開口罵兒子，但為了親子關係，最終收回，免得傷感情，然而母親卻向孩子一聲不發，反了一下白眼便走了，母親覺得沒有破口大罵已是對孩子天大的禮物。你認為母親這樣做有沒有罵孩子？答案是有。罵人不一定要用口，母親反白眼的反應及一聲不發的舉動比起瘋狂大罵更刺痛兒子的心。破聲大罵，兒子反而會明白母親的想法，然而反白眼卻顯出母親的不滿，一聲不響亦是一種遺棄的表示。孩子沒有從母親的說話中知道她的想法，只能猜想，這會令他的自信心下降。

2.     誤用語氣與聲調

有一次，到朋友家探訪，女兒突然向母親要求：「我很口渴，可否倒一杯水給我。」母親按捺不住，把語調升高，很勞氣地說：「你自己唔識做嗎？」母親心裡覺得倒一杯水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女兒可以自己做到，有點感到被當作是工人，不好受。然而，這句回應，在語氣上其實可以說得更好，聲調也不用提高，如：「孩子，我現在沒有時間，正在忙著，你現在是否有重要事正在做，不可以自己去倒水嗎？」這樣說，沒有了勞氣，反而更把焦點落在「你自己也有時間可以倒水」上。可能，孩子真的有難言之隱，原來她正不舒服，希望感受到媽媽的關心，那勞氣的反應會把這個「親子溝」加大。語氣的高低可以帶來不同的結果，用得不當可以成為一支毒針，直插子女的心口，令孩子感到父母不關心他、不明白他。女兒當然懂得去倒水，或許她真的有點懶，但媽媽若願意幫忙，女兒或許會感受到愛與關心。若媽媽不願意，也不需以挑戰性的口吻與女兒說話。聲調的高低會令同一個句子變成不同的意思，如「對不起」，聲調平和地說或提高聲調來說，意義是差天共地，前者是真誠的道歉，後者卻是被迫說出來，帶有挑戰性的。

3.     欠缺表達感受

有效的溝通是要互相表達自己的感受，有時也可加上一些形容詞，如開心、擔心、失望等。如第一個例子，母親可以說出自己的感受：「我是有點失望的，因為你的成績不好。不過，我會與你同行，我們一起努力，希望下一次會有更好的成績。」子女明確知道母親失望的感受，不用去猜想，而且聽到母親願意同行，在讀書之路並不孤單，下次一定會更努力。無論是開心、不開心，父母都可以向子女表達，以達到互相了解、明白及體諒。切勿常存孩子還小的想法，覺得他們不會明白而拒絕與他們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他們是會明白父母感受的，甚至長大後也會記得小時候的事。

4.     否認有錯

子女與父母都不是完美的，雙方或許都會有盲點，大家不易察覺自己曾經做錯，言行傷害過對方。我們必須承認有錯，也要懂得向子女說對不起，做個好榜樣。既然父母都會有錯的時候，大家便要學懂在錯中成長，並要互相原諒，接納對方的錯。當孩子有錯時，我們應容許孩子犯錯，並信任他們可以改正，原諒他們。這原諒是永遠的，不能一旦想起又重提舊事，要讓犯錯的事成為過去。沒完沒了的提起只是代表孩子並未獲得原諒，我們要真正的原諒及重新的接納，把饒恕的禮物送給子女，與他們同行。

5.     用錯方式去愛

我們要用子女認為是愛的方法與他們相處。父母以為買禮物給子女，這就是愛，原來子女需要你更多時間陪伴他。父母以為催谷子女讀書，令他們將來有美好的前程，這就是愛他們，但孩子只想愉快地與父母生活，要一個快樂的童年，與父母來一個擁抱。父母與子女對愛的定義不一樣，兩者差異愈大，親子溝愈大。子女需要父母多主動關心，父母可以在放學時問候他們上學的情況，吃飯時也嘗試打開話題，與子女交談。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六4）我們在管教孩子上，要先成為孩子的榜樣，調校自己的身體、語氣、聲調、表達技巧等，讓這些都行在上帝的美意中。只要我們願意糾正自己的思想，才可糾正孩子的思想。

香港教會的前景充滿挑戰，根據建道神學院在「塑造香港教會前景會議2023」發表的數字，綜合不同宗派的教會近年整體崇拜人數減少15至25%，奉獻減少10至20%。面對人數和奉獻的下降，社會環境的轉變，教會必須重新反思本身的運作模式。首先，殖民地年代遺留下來對基督宗教的優待已成過去，過往一些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做法將會逐步消失，例如教會作為主辦團體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的場地聚會和辦公，以及共用資源，在未來不能再視之為理所當然，教會應該積極部署自行購買或租用地方作辦公室及舉辦日常活動，而星期六、日若需使用學校或社會服務機構的地方作聚會和其他活動，應給予適當的租金，避免被指間接使用了公帑，因而受到政府不同部門的牽制或質疑。

將來基督教服務機構若果想在福音工作和社會政策的倡議上有較大的自由和靈活性，就應該減少依賴政府的資源，當然，如此一來，員工在薪酬上很難再以公務員的薪級表作參考、甚至要將兩者掛鈎，但要將上帝的物歸上帝，凱撒的物歸凱撒，在一個非以基督教精神為指導、甚或對宗教不太友善或信任的社會，是無可避免的選擇。堂會應依賴弟兄姊妹的奉獻，而不應再指望利用公共資源是我們必須有的態度，因為愈多使用公帑就會愈受制於政府的政策，堂會不應為五斗米折腰，上帝的工作上帝自會有供應。

其實，不少弟兄姊妹都是獨身或沒有子女，除了平日的奉獻以外，若能善用本身的物業和遺產，透過遺願計劃，可以祝福許多堂會和機構的事工，基督徒本身其實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天國的事工，毋須依賴政府，亦毋須等待有錢的弟兄姊妹大發熱心，只要許多平凡的弟兄姊妹願意為主多行一步，就能成就許多不平凡的事工。今時今日在香港若果擁有自置物業，本身已是一筆可觀的資產，在過身之後若沒有預先的安排，很可能最後只會落入政府的口袋，而不能按個人的意願，讓一些自己認同的事工得到最後的支持。而在離世之後最有效讓自己的心願盡快達成的方法就是預立遺囑，並且委託一個可以信賴的執行人。

對於不少弟兄姊妹來說，訂立遺囑好像很複雜的事，不過，現在有一些社企是很樂意協助有心行善的市民的，例如「遺善最樂」，只要大家願意在遺產中捐贈10,000元給予最少一間與它合作機構（名單可以到該社企的網頁了解：https://www.forevergift.hk/），就會有律師免費協助訂立遺囑，至於該10,000元以外的遺產如何分配，完全可以按捐贈者自己的心願決定，其實無論對捐贈者還是對受惠機構來說，都是雙贏的做法。當然，現時在教會的圈子也有不少的律師，若果有更多基督徒律師願意投身這樣的事奉，為不同的堂會做一些免費的法律講座，教導大家如何訂立一份清晰容易執行的遺囑，並將部份遺產用作支持堂會和機構的事工，這樣則會更好。

另一個途徑是參與保單捐贈，可以透過更改保單受益人的方法，將1%以上的人壽保障額捐贈給自己心儀的慈善機構就可以，詳情可參閱以下網頁：https://www.policydonation.org.hk/be-our-donor.html。這種生前預立遺囑和指示的方法，一方面既不影響立遺囑者的基本生活和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令自己的遺願被尊重和執行，而給予堂會和機構奉獻的數量和金額的多寡完全可以自己決定，又毋須花上一筆律師費，其實是一件美事。

二十多年前，有位姊妹來我家裡參與了一次的小組聚會，之後便沒有出現，一段時間之後得知她患上癌病，於是便和組員探望她，並駕車載她到郊外遊玩，讓她舒展一下身心，其後又在寧養院舍為她舉行生日會。有一天她邀約我和一位組員去探望她，忽然表示要組員做見證，立遺囑將遺產交給我，捐給有需要的機構。當下我覺得不妥便立時婉拒了，之後問了律師意見，並在律師和醫生證明她是在神智清醒的情況下訂立遺囑，而我只是一個不涉及任何利益的執行人，並會按照她的遺願將她的房屋變賣後，連同其他遺產捐給她指定的機構。在她過身之後，她的弟弟和姊姊突然詢問我可否當她沒有立過任何遺囑，將遺產交由他們處理（其實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不好，在她臥病期間亦沒有照顧她），幸而這一切都有律師見證，而我個人亦無受益，可以理直氣壯地表明我只能按當事人的意思，為她完成最後的心願，而我手上的遺囑便成為了最有效的工具。上帝毋須依賴政府以及大富豪，其實許多看似平凡的弟兄姊妹，只要善用上帝給予我們的資源，都可以成為堂會和機構有力的後盾，讓堂會和機構的事工不會受制於政府或者一些財主，上帝根本毋須依賴凱撒。

資料庫

認識遺產繼承順位

根據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如果死者在生前沒有訂立遺囑，他的遺產會按不同的情況分配給其親屬。如果死者只有配偶，沒有子女、父母或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或上述兄弟姊妹的後裔，他的剩餘遺產便會歸配偶所有。如果死者遺下配偶及子女，他的配偶會先取得所有的非土地實產，及剩餘遺產中的50萬元，而在上述50萬元分發後，餘下的會分成兩半，一半分給配偶，一半則會平均分給所有子女。如果死者沒有子女，只遺下配偶及父母，他的配偶會先取得所有的非土地實產，及剩餘遺產的100萬元，而在上述100萬元分發後，餘下的會分成兩半，一半分給配偶，一半分給父母。[1] 如果死者沒有任何親屬，遺產則會歸政府所有。

離開香港四年多，似乎是愈走愈遠。

去年在台灣，曾兩度買了機票，訂下防疫旅館，期盼回港與家人、朋友相聚。無奈，一次因香港疫情爆發，另一次因女兒核酸檢測（PCR）「呈陽」，最終未能成行。

回家難，瞬間卻身處異鄉地；
離家遠，刹那可與人更走近。

離開台灣前，有「俠女」仗義，將她預備給自己「逃難」買機票的備用錢，贈予我們作盤纏；感激昔日的同窗，今天的同道，與他的一家，不只一次、兩次、三次的餞行，更騰出家中空間給我們寄存未能帶走的物資及書籍；更可貴的是，遇上了惺惺相惜的台灣牧師，他與筆者年紀相若，在艱難的時刻與筆者同行、同哭，弟兄情重，突然的分離更感相逢恨晚；還有眾多的新知相識，教會小組的弟兄姐妹，同行團契的好友同伴，都叫我們一家感受到上帝濃濃厚愛。相距遠了，心仍是近。

來到面積比香港大二百多倍的英國，竟然更容易聯繫上昔日，幾近失去聯絡的舊友。

「你們也來了英國？」
「你住在哪裡？」
「很近，駕車也不用兩個小時。」
「找天見見面，或通個電話吧。」
「你去那裡那裡時，記緊要順道來我這裡，飲杯咖啡，聊聊天。」

遠、近是相對的。由柴灣駕車或乘坐公車到天水圍，不用兩小時，但感覺卻像海角天涯般遙遠。由曼徹斯特到倫敦，坐火車或開車要四個多小時，友人卻說「我們同在英國，找天見見面。」地域似乎並不是界定遠或近的關鍵，而是人心是否願與別人聯繋。

生活在香港這繁囂的大都市，朋友、家人雖近在咫尺，但忙碌（或故作忙碌）的生活形態，叫人不大願意彼此走近。在街上、公車上、或在升降機內，目光緊盯在手機上的畫面，再配上頂級隔音、抗噪的耳機，打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流動私人空間。似乎在迴避一張張看似認識，卻又陌生的面孔，甚或是迴避著自己心靈內的聲音。不願聆聽，不想接觸，沒有給予自己思想沉澱的空間，那有自省、回應、行動的可能。

「忙」（或扮忙）充塞著每分每秒，就是令自己不能「閒」下來。「閒」似乎只能配上「閒人」、「閒懶」、「遊手好閒」等標籤。靜不下，停不了，何以享受個人的悠閒、閒適、閒暇，更遑論擠出閒情與友人閒聊！

英文字close亦頗有意思。親密摯友稱為close friend；當你討厭別人太貼近自己，你會說：I hate people standing too close to me；當東西完全緊貼，或不能讓人或事再進入的時候，close就是關閉、封閉的意思。似乎真正的親密，是需要給雙方一點點距離；當環境太狹小或心靈太受壓，便容不下別的聲音，人乾脆就把自己關閉起來。

外國的月亮並沒有份外圓，地方卻肯定比香港大，生活節奏也相對慢。地大令人心廣，我們亦有較多時間、空間聆聽自己的內心，細察自己的需要。但願在這空間的移動，我們可以發現：與家人、朋友、鄰舍、甚或他者的關係，遠比費煞思量、竭盡心力所賺取得來的錢財、地位、名譽更為重要及寶貴。

朋友，衷心謝謝你的留言對話、來電、視像通話、相約見面，甚或是開車數小時，移駕到訪詳談。真的，不管在英國、台灣、香港，「說了再見，約定再見，就會再見。」[1]

在圖盧茲常刮起強風，現在冷天真是感到風蕭蕭兮易水寒。我在黃昏默觀，看著日影西斜，雲隨風舞，變化萬千，夕陽餘暉下思念我親愛的姑姐，她近日忽然在沉睡中離世了。在黯然神傷之餘，再勾起自己爸媽離世的傷口，有數天墮入失落的情緒中。正如一位弟兄的安慰，我們已離世的親人雖然現在只能活在我們的懷念中，但他們許多榜樣是會持續的活在我們一輩子的生命中。

姑姐是上帝給我在世生活的天使。記得年少時，姑姐看到我家窮困，常常靜靜地給我家資助，她很有情義，她慷慨但更會考慮到我父親的感受。她常在週末叫我和弟妹到她家住，煮好吃的給我們吃，這種種的親情，使我每次返家都感到捨不得，且暗自垂淚。

她很有憐憫人的心懷，更愛護她在內地多個親人，竭盡所能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親友。但她並不是閒著的，她一人要照顧家中七個男士（她有六個兒子），相夫教子。雖沒有傭工，但家裡十分整潔和有條理。她很聰明好學，從電視中學會做出很多美味的餸菜，照管兒子們也十分妥當，她得到他們的尊重和愛護，並能作家中的調解者。

現在她的兒子皆成家立業，按各人的才能在各方面貢獻社會。她讀書不多，不諳學術，卻活出生命的真理，也成為她丈夫、兒子甚至許多親人的天使。她謙厚坦誠和堅強，是我心中很佩服、敬重和懷念的姑姐。她在移民加拿大後有機會決志信主，如今能安然睡在主懷，叫我稍感安慰。她在加拿大定居後，我實在太少對她盡孝，感謝我在加國的妹妹代為照顧她。

從她的人生，看到她像《聖經》中的以諾，養育兒女，與神同行（創五21-24），生命在一步一腳印中走完。她心靈單純，一生憑良心做事待人，寬容大度，更持家有道，勇於承擔責任，能任勞任怨，縱遇人生憾事，也默然承受，有強大的心靈，她是我的人生裡其中一位值得學習的人，學習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忘實踐上主給我們人生的召命。人生雖常遇風高浪急，但在順應所處的環境中，因著雲上的夕陽，依然可以有絢麗奪目的美景。

今天我們是被拋進一個難以估計的世界，不知道如何計劃未來，常感不知道怎麼辦，決定的對與錯很難評斷，但我們還是有責任去盡力而為，承擔決定，也承擔後果。忠於自己的責任、職責、承諾和使命，任主帶領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前進，縱使平凡，也心安理得，可以安然入睡，能在人生旅程中，觀賞沿途風光，也給相遇的人一個微笑和問安，給需要的人一雙扶持的手，給哀傷的人一個安慰的問候，鼓勵不和的人互助諒解，體諒大家在人生中各有難處，化解不必要的矛盾，作鹽和光。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修復身體的超級食物：全美知名醫學博士、健康權威教你，吃什麼可以不藥而癒，修復失衡的身體》、《超級食物：14種改變一生的食物》、《傑米．奧利佛的超級食物》、《輕療癒：超級食物精力湯，排毒防癌抗三高》、《超級水果巴西莓：改變300萬人的紫色奇蹟》、《超級食物青花椰苗：集解毒、抗癌、防老化等功效於一體的最強蔬菜》、《超級健康食物排行榜》……這一系列有關超級食物的書籍，即使還未吃過書中所提及的超級食物，光是看書名，讀者就可能「垂涎欲滴」，買書的同時，巴不得連帶相關的超級食物都一一買下，好去修復身體、排毒防癌抗三高，好讓自己也經歷紫色奇蹟。超級食物到底有多神奇，讓不少人對它們趨之若鶩，甚至令坊間湧現一本又一本談論超級食物的書籍，以及與它相關的食譜？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甚麼是超級食物（superfood）？根據劍橋詞典（Cambridge Dictionary）網上版，超級食物被定義為「對健康非常好的食品」；[1] 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網上版，超級食物被定義為「有些人認為對你非常有益，並且有助於預防疾病的一種食物。」。[2] 至於人們愛用的維基百科網站則表示：「超級食物是一個行銷詞彙，意指各種宣稱有益健康的食物。營養師並不使用這個詞彙，許多營養師否認超級食物所宣稱的健康助益。」[3] 有研究人員認為超級食物含有高濃度的營養物質，具有豐富的營養價值；另外，它們含有多種生物活性成份，令人體達到令人滿意的生物利用率（bioavailability）及生物活性（bioactivity），以至極具生物學價值；[4] 簡單來說，便是人體容易吸收，發揮效用。上述數個對超級食物的不同定義顯示了：迄今，超級食物還沒有一個官方的定義，不同的人對超級食物的觀感原來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把超級食物，更正確來說，把超級食物這詞彙看得非常正面，有些卻看得極為負面。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拜香蕉所賜，令世上出現了超級食物一詞。1917年，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營銷策略上為要促銷香蕉，創造了「超級食物」這個詞彙。[5] 香蕉本為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生果，對美國來說是極其新奇的食物，為了讓美國人接受香蕉，更重要的是吸引美國人購買香蕉，聯合果品公司可謂不遺餘力，推出一連串在當時來說極富創意的營銷策略，打造出香蕉極具營養的健康形象。公司創新地聘請了醫生讚揚香蕉的營養價值；亦把香蕉推進家庭的早餐桌上，建議繁忙的都市人把香蕉切片，加上粟米片及牛奶，製造出完美的早餐；聯合果品公司更成功地讓麥片公司願意付款購買香蕉，並在麥片盒中加入香蕉免費換領券；為了確保孩子認識香蕉，聯合果品公司設立致力於出版的「教育部」，巧妙地提供有關香蕉訊息的免費教科書和課程材料。[6]

一時間，香蕉的價值被高度讚揚，早在1918年，一名美國醫生Samuel Prescott在文章中提到：「將香蕉與牛奶按適當比例混合，其成效好比一餐裡進食蔬菜配以少量肉類，這個配給量便足夠身體的需要。」[7] 1924年，另一位醫生Sidney V. Haas更指出香蕉可以醫治腸胃疾病乳糜瀉。其後，Haas為病人開出的「香蕉處方」，更有其他醫生的仿效，甚至有一日進食高達七隻香蕉的醫療處方。[8] Haas的嬰兒病人在他的治療之下，的確接受以香蕉為主的治療，但他們同時也在進行無麩質飲食。最後，一名荷蘭的兒科醫生Willem Dicke證實香蕉在治療乳糜瀉方面其實沒有特別作用，Haas治療之所以有效，只因為他意外地禁止了病人進食麩質。[9] 這場美麗的誤會雖然過去，卻無損香蕉的魅力，時至今日，不單只食物，連護膚品公司都吹捧自己的眼霜含有香蕉成份。[10]

現今的超級食物如香蕉一樣，努力標榜自身的營養及治療價值，以獲得消費者的垂青，難怪牛津英語網上辭典說超級食物是「有些人認為對你非常有益……」；而維基百科則毫不留情地指出：「超級食物是一個行銷詞彙」。針對當時的美國或現今的全球市場，香蕉或超級食物都是一門極大的生意。大型科技研究及顧問公司Technavio預計，從2021年到2026年，超級食品市場規模預計將增長至1,253.4億美元，市場的關鍵走勢在於愈來愈多超級食物被推廣，以及將超級食品的成份應用在美容和個人護理產品。[11] 在昔日缺乏食物和食物需要配給的年代，商人自不然要提醒消費者香蕉的性價比極高，是「窮人的生果」，這樣才能帶出它的市場價值。[12] 反觀今天，超級食物的賣點不再是「窮人的生果」，有的價格不便宜，有的更換上「高貴的外衣」，成為「新的健康奢侈生果」，目的是要吸引中產或以上的消費者。[13]

相信在龐大的利益之下，食物公司會繼續傾巢而出，在各種媒體平台把超級食物從傳統的健康食物分別出來，超級食物之所以為超級食物，最大的賣點在於它們有療效，可以讓人的身體更健康。業界推廣超級食物會如當初推銷香蕉一樣，為了宣揚某種食物的好處，既得利益者會出錢支持相關的研究，以證明某種食品對人類健康有正面影響。例如由美國高叢藍莓委員會（US Highbush Blueberry Council）支持的一項研究，研究人員便發表了以下的結論：「每天食用22克凍乾藍莓（相當於每日一杯新鮮藍莓）可能對患有二型糖尿病的男性的心臟代謝健康參數產生有益影響。」[14] 對於由相關團體資助的研究，一生致力揭露食品產業劣行的康奈爾大學營養科學系訪問教授Marion Nestle向來都不投信任票。她認為營養科學家可能認為自己不受食品工業的影響，然而，食品公司資助的研究通常都有利於贊助商的利益。一次偶爾的觸發，Nestle決定收集由食品公司資助的研究，每當她收集到五篇文章，便上載於自己的網頁上，有一年，她發現168項研究中，研究結果有利於贊助商利益的竟達156篇。她指出，如果結果不利於贊助商，研究員將無法再次獲得資助。[15]

Nestle亦先後撰寫了Food Politics, Soda Politics及Unsavory Truth等書籍，為消費者揭開食品公司的神秘面紗：它們背後如何操作，如何影響廣告、研究，甚至政府等持份者，以此塑造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影響大眾的營養及健康。對於上述美國高叢藍莓委員會所資助的研究，Nestle認為「針對許多其他生果的研究，預計也會有類似的結果。」她表示自己喜愛藍莓，但並不希望它被視作超級食品來銷售，在她眼中，所有生果、蔬菜、堅果和穀物都可以提供營養和纖維，它們都因其營養、健康價值以及口味而具備食用的價值。[16]

是的，除了嗎哪，這個世上恐怕沒有真正的超級食物，唯獨嗎哪含有整全的營養，足以讓以色列人在曠野進食40年而沒有患上營養不良（申八3-4）。神創造不同種類的食物（創一11-12），讓人任意享用（創一29），如非特殊的情況，神不會限制一般人食用某些食物（民六2-3）。各種食物各自有不同的營養要素及價值。[17] 現今，不少營養學的問題在於一次只研究一種營養素，這做法忽視了營養素來自食物，食物與飲食的處境，以及飲食與生活方式其實都息息相關。[18] 假設只比較單一的營養素，難免會有某些食物比其他食物出色，如果以蛋白質來計算的話，牛奶一定勝出，藍莓一定出局。

英文諺語中有一句“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意思就如中國人所說的「甲之熊掌，乙之砒霜」。食物也是如此，當某些食物對他人有益，並不代表一定對自己有益。縱使香蕉的營養價值真的很高，糖尿病患者也不能多吃，根據中醫的說法，香蕉屬涼性的生果，「若冬天容易有手腳冰冷、臉色蒼白、嘴唇淡白或體質虛寒者」，應該少吃香蕉，在冬天，一般人也不宜多吃。[19] 人不能只強調食物中某一種營養素而判斷它們對所有人的功效及價值，有關食物的知識也是如此，不要只看重營養師的意見或研究人員的意見，也要看重中醫的意見。與其查看哪些食物有豐富營養，讓自己健康，不如先檢查自己屬於甚麼體質，找到合適的食物去吸收當中的營養，增進健康。

不是由超級食物決定你的身體是否健康；反過來，是你的身體決定哪些才是超級食物。

《美味陷阱：你吃的是食物不是食物！揭發假天然、真添加的味覺騙局〔只吃真原味升級版〕》
（The Dorito Effect: The Surprising New Truth About Food and Flavor）
作者：馬克．史蓋茲克（Mark Schatzker）
譯者：鄧子衿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當年，電視台曾經有一個美食節目，主持人常把「雞有雞味、食物好鮮味……」掛在嘴邊。這些評論當時聽起來都像廢話，但時至今天，雞真的不一定有雞味。

《美味陷阱》的作者道出了追求高產量生產雞隻與粟米等食物的後果。雞農為了「生產出」更多雞隻，改變了雞的飼料及生長環境，換來雞的味道每下愈況。粟米農場也因面積大增，令粟米味道變淡了；馬鈴薯的情況也一樣。食物失去了天然味道，只好讓化學公司製造食物添加劑，增加食物的味道，於是「食物越來越無味」、「香料越來越精進」。

天然食物要借助調味料才有味，而零食這類經高度加工的非原型食物，更加入大量人造調味劑，務求令味道不變，這味道不是食物原有的味道，而是「想要它吃起來」的味道，這令薯片可以有「烤肉風味」。味道真的很重要，因為食物有味，人才樂意進食，不過，加了調味劑的食物，意味著食物的味道不再由大自然控制，而是由負責行銷的人操縱。人們吃下愈來愈多「味道化合物」，味覺系統受欺騙，一旦喜歡上合成香料，面對淡而無味的天然食物時，也會用各式加了調味劑的醬料為食物「加味」。人工香料令食物變得美味，但亦令人變得肥胖。加了人工香料的食物讓人吃得更多，於是離苗條及健康更遠，以美國為例，69%的人不是肥胖就是過重，患上糖尿病的人也愈來愈多。

人工香料是導致人肥胖的幫兇，也是教人失去了「味覺」及無法聆聽身體需要哪種營養的元兇。1926年，芝加哥小兒科醫生Clara Davis進行了一項營養學實驗，她代家長餵養15名年齡從六至11個月大的嬰兒達六年之久，這些嬰兒沒有接觸過「成人吃的一般食物」，他們面前總有34種天然食物，只是當中不包括糖、奶油或薯片等食物，而食物唯一的調味料是鹽。他們可以自選吃的食物及份量，結果發現即使他們各有偏好，最終他們挑選的飲食組合都非常均衡，另外，他們沒有便秘，即使患了感冒，三天後便會痊癒。當他們大病初癒後，生牛肉、胡蘿蔔和甜菜（又名紅菜）的攝取量會突然大增。研究結束後，Davis稱這班孩子為營養學大師，因他們知道自己的身體需要甚麼食物。

很多人都知道野外的貓在不適的時候，懂得找草吃，殊不知人類原來也有此本能，懂得用適當的食物餵養自己的身體，無奈工業化世界帶來了工業化食物，人類從味道分辨美食的天賦被奪取了，變得被人工味道牽著走，只知「美味」，不知營養，以致身體出現不同的狀況。此書談的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喚醒人們認真地審視真正食物及當中的營養，因為這些都不是加工食物可以比擬的。

一隻雞有雞味，表示這隻雞是真的有營養。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網上討論區不時會有人發帖文，為到不同的選擇尋求網民的意見，例如「我和女朋友應否分手」、「我應否轉工」等等。現代生活講求簡單、快捷、享受、好玩，若我們希望孩子能夠在大小試探中站立得穩，家長實在需要有意識地、甚至刻意地引導孩子了解選擇背後的價值和意義。

幫孩子請假去旅行？

有時人長大了所作的選擇，看似憑直覺和當時的經濟能力去決定，其實各樣的生活選擇正反映著我們內心的價值觀，而這些選擇將會不自覺地、慢慢地塑造、強化我們的品格。例如家長應否為了去外地旅行，提早為孩子向學校請事假？對此有人會贊成也有人會反對，如何作決定視乎家長心裡認為成本效益重要，不想浪費機票、團費等，還是遵守規則、珍惜每個上課日更重要。我們是否願意為培育孩子的品格而付上代價，放棄一些方便和享受？

以建立孩子的品格為先

有時孩子做錯事，怯生生地對家長說：「媽媽，對不起，我不小心摔破了你的水杯。」這時家長可能會驚怒交集，但也需要冷靜下來看清楚，孩子雖然害怕被責罵和知道自己令媽媽失望，但他依然選擇在家長未發現這個錯失之前，主動向家長認錯，因為他在隱瞞和誠實之間作出了選擇。當家長的目光轉向建立孩子的品格，就會有不一樣的回應，例如家長可以攬著已受驚的孩子，這樣回應：「媽媽知道水杯碎了是會感到不開心，但媽媽欣賞你的誠實和主動認錯，媽媽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們一起想想有甚麼方法可避免類似情況出現？假如下次你再次遇到同類事件，也要和媽媽分享啊。」

如果父母心裡真的希望孩子有能力作好的選擇，有時需要刻意讓孩子去體會優質選擇所帶來的滿足感，例如建立自己、幫助到別人等等，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平安和喜樂，遠勝於選擇說謊，家長要讓孩子明白，說謊或者能讓我們逃避一時的責任，但卻種下更多的內疚和不安。

有時得放手讓孩子選擇

孩子的選擇總是簡單的，例如到餐廳吃晚飯時，選擇吃A餐還是B餐等……若在不涉及生命安危的前提下，家長請多包容放手，容許孩子體驗選擇前的思考過程，並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假若一家人獲邀請出席朋友的家庭聚會，孩子正在選擇帶甚麼玩具隨行，是很多配件的玩具車，還是巨型毛公仔？有時家長眼見這種情況，會過於心急，很快地憑著自身經驗就替他們拿主意，其實孩子需要從體驗中學習，事實上家長也不能永遠代孩子去作最後的選擇，家長的角色很多時是陪伴，並且幫助他們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擴闊他們的眼界。

若家長的目是以培養孩子的選擇能力為先，在遇到上述事件時，家長可問問孩子為甚麼在眾多玩具中挑選出這兩件玩具，孩子的答案可能是「最喜歡它們」、「想給朋友看看」、「可以一齊玩」等等。除了分享感受之外，家長可加以引導，讓孩子講出帶某件玩具外出的好處和壞處，問問孩子覺得自己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照顧帶出去的玩具？是否願意由離開家裡開始，直到回到家裡都妥善地照顧它？最後不論孩子作出了怎樣的選擇，家長也得讓孩子體驗這次選擇所帶來的喜悅和責任。

以欣賞的態度接納孩子的不足

既然孩子在學習作出選擇，總會有選擇錯誤或未如理想的時候，例如孩子堅持把巨型毛公仔帶去朋友的家，結果毛公仔卻不似預期中那樣受歡迎，孩子還要抱著它去經歷乘車時候的不方便、因毛公仔太重而弄得全身酸痛，甚至鬧起情緒來，請父母不要在這個時候取笑或戲弄孩子，講出令孩子洩氣的說話，例如「一早叫你不要帶它」、「都和你說過別人的家也有毛公仔」，難道我們希望孩子成為害怕作選擇的人嗎？特別在困難的時候，父母更要陪伴著孩子一起分擔，多多欣賞和接納孩子，例如讚賞孩子有願意分享的心、學懂堅持、勇於承擔、了解自己的想法等等。父母的接納也會讓孩子學懂雪中送炭，安慰別人和建立同理心。透過不同的生活體驗，孩子就在家長的引導下慢慢成長，作個懂得平衡、有承擔能力兼且成熟的人。

資料庫

選擇助孩子建構自己的身份

「選擇困難」這個詞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當走進餐室，面對印製精美、字體密密麻麻的菜單時，我們一時三刻可能都不知道選甚麼才好，成年人尚且會遇上這種情況，何況孩子呢？有些孩子不善於作決定，父母問他們有何選擇，他們會說：「不知道」，又或者不時改變主意，一時選紅色裙子，一時又選綠色，甚至因為面對做決定伴隨而來的壓力而哭起來。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遇上這些情況，家長不免會想替孩子出主意，但她指出孩子可以透過練習去慢慢建立這種生活技能，而每次作決定，都能幫助孩子建構自己的身份，因為孩子的決定讓他表達了甚麼對他來說重要、他是誰，以及他喜歡怎樣展現自己。她又鼓勵家長若遇上無法作決定的孩子，不要事事急於替他選擇，反而要為他簡化選項，如請他二選一，讓孩子慢慢掌握作決定的技巧。[1]

訴諸信仰去解決人生問題似是較易走的路，但是憑著理性去面對和掙扎，卻應是人的本能和本份，但這兩者是對立的嗎？信仰也是人的本能，是幫助人去平衡節制地看自己及世界的界限，更是看見上主在人間和人生的參與，從而使我們找到自己和當走的路。

無疑，人生路有時像在無盡的樹林中闖蕩，其實看不到路，卻必須走下去。去年是我首次在法國圖盧茲城渡過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很是忙亂，因為我們華語小組有慶祝活動。感恩可以借得法語教會舉行一些活動及部份查經和主日崇拜聚會，但有許多硬件軟件及各種設備的配合要統管和處理，對我這類電腦和音響不精通的人是大考驗。而我僅有而學藝不精的口琴、書法、太極等雕蟲小技都得拿來充數獻醜。

加上我和師母舊的居留申請手續未完，拖著尾巴，新的居留手續又要進行，在這裡的保險問題未解決，還有新近寄來的包裹又有問題，又要兼顧學業功課和身心的需要，我們夫妻間的各種適應也引起不少負面情緒，加上我們的宣教士拍擋也在這段期間因母親病重返了香港等等的情況都帶來挑戰。

數不盡的難題每日一起床就感到困擾，望天禱告又興嘆，真像哲學家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諧音似「臨終路」，又似「林俊路」）一書所寫的，走在「無蹤／無常」（法文／英文的翻譯）的心情。很想堅持走下去，但在茫茫的歧路中怎麼走？有些幫助我們的人，也給我們不同的意見去辦手續，但還是像在濃霧中，在心力交瘁時真想放棄。就像今天享負盛名的足球員C朗，或近十年來亟待重建的球隊曼聯，都是在林中路中掙扎如何走下去。

「林中路」挑戰我在走人生路中所持定的存在意義，在此情此景中的禱告是那麼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我只能如此呆著的交託，不知就裡的投靠天上的主加給我堅持的心，能夠做的是每日等待看到一點光，就以它給我看到的一步，就走上一步，原來迷茫比挫折更難受。從牧會退休再跳進宣教（金齡宣教）的路確是林中路。

《林中路》給人類的挑戰是十分埋身的，生命的智慧絕不易得，選擇信靠上帝去走「林中路」更是充滿弔詭或矛盾的，那思想的掙扎大得令人窒息！但我還是要感謝主，因祂還給我機會去經歷，去走這趟「林中路」。學習將林中路與宣教路整合或接軌，能有力量忍受一直像懸吊在空中的感受，靠主給我們在堅持中的喜樂，也使在圖盧茲與我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成長。然而，那絕不是可以浪漫激情的路，而是思想充滿衝擊的路，是一條人選擇了踏上且滿途荊棘的路。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資料庫

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相信家長對於教導讀小學的子女做功課一定感受良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長辛勞地督促子女完成各項學習目標，有時難免動了肝火，沒經過思量就說了一些過火的話，令子女做不好功課，又傷害了彼此的感情。本文嘗試分享「三句教子女做功課時不可說的話」，讓大家「口下留情」。

別以偏概全地說：

「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

有些孩子領悟力未必很強，但就活潑好動，家長看見他們不會答作業簿的題目，就會冷冷地說：「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家長這種按印象而產生、帶有主觀性的說法通常都與事實不符，所以「次次都話唔識」這個說法，會令孩子心裡覺得很委屈的。更何況適當的玩樂是放鬆心情的方法，為甚麼要把它和做功課設成對立面呢？家長其實可以這樣說：「這條題目你未能掌握，我們再學一次吧。」

別拿孩子與他人比較：

「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

看見別家的孩子比較聰明優秀，家長有時或許會按捺不住對孩子這樣說：「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相信家長們都聽過有人對自己說過類似的話，將我們與別人比較，當時我們的內心一定不好受，就讓這些帶傷害性的比較，停止於我們的口。若要為孩子找一個勤奮的目標，我們可以幫助孩子以超越自己為目標，這能讓孩子看見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哪怕是一點點的進步也沒關係，當孩子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來時，將來一定愈做愈好。我們可以這樣對孩子說：「你以前寫的字好像打風般凌亂，你看看，現在整齊了很多！進步了許多呢！」

別埋怨學校：

「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

面對孩子堆積如山的功課、默書、測試或評估，家長難免會感到挫敗，一不小心便當著孩子的面批評學校道：「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其實，父母對學校的評價將會直接影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請家長切勿在孩子面前埋怨學校，假若孩子認定學校不是好地方，受苦的只是孩子。我們可以這樣說：「下星期二要默書和評估，我們一起想想時間的安排。」另一方面，若家長對學校的安排有任何意見，宜直接向校方表達，方為上策。

家長需要調校心態和期望

教導孩子做功課，幫助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長進，當然是重要的事，當我們宏觀地看孩子的成長，若因學習問題令孩子抗拒上學，甚至討厭自己，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家長不妨思考三個問題，以調校心態和期望：

1. 孩子具備哪些性格上的特點和能力？

​我們都需要明白每個人的能力有差別，家長平日留意到孩子有哪些性格上的特點？他好動還是好靜？他的強項又是甚麼？有甚麼能力？家長請告訴孩子這些觀察，重點是幫助孩子加深對自我的了解、欣賞和喜歡自己，也努力提升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請家長多肯定、多稱讚孩子，也盡量把負面的批評轉為建議。例如「你成日慢吞吞」這句話，家長可以改為說「你唔鍾意趕時間，所以我哋用45分鐘預備出門口返學，你覺得夠嗎？」；「講極你都唔明」就可以改為說「我們試試其他學習方法」；「你成日坐唔定點做功課啊？」就可以改為說「我們嘗試由專心五分鐘開始……」

2. 家長在子女求學的路上，怎樣設定自己的角色？

​​面對子女漫長的求學道路，家長會用甚麼身份角色來看著孩子成長？有時家長會把自己設定為24小時的補習老師，最關心的是孩子在學業上的競爭力，親子間的日常對答可能總是「你做晒功課未？」、「默書幾多分？」、「評估成績排第幾名？」、「今日你要做多啲練習」。有時我們會把自己設定為學生，覺得讀小學的是本人而非子女，恨不得自己拿筆代答孩子的功課、用擦膠把不合心意的字擦掉、把正確答案明示給孩子、把忘了帶的課本和功課送到學校，這些也是常見的事。

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以上角色可能在不同時間呈現，不過家長最重要而又不可被取代的角色，是陪伴孩子成長。家長需要教導孩子享受生命的美好，也要承擔相對的責任，將來能夠成為獨立且有責任感的人。我們不能時刻監控或代替孩子去生活，因此請不要剝削孩子親自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

3. 你期望和孩子有怎樣的親子關係？

當家長們多番努力嘗試和調節後，真的發現孩子的學習能力似乎不似預期，甚至低於水平，我們能否坦然接納孩子不適合這種學習模式、甚或學習壓力大於孩子所能承受？當家長發現學業問題已持續地為親子間帶來壓力，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地商量，審視一下不同的方案，例如約見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尋求專家的輔導、為孩子另覓更合適的學校等等。

當家長因孩子的學業問題而勞氣，莫因一時動怒而口不擇言，傷害了親子感情。家長請切記其實再難做的功課，也會有做完的時候，再重要的考試，轉眼就會過去；惟有親子關係是長存的，即使任何一方的生命完結，那份親情也會延續在人的心裡，永遠值得珍惜。

資料庫

將學習時間分成小段有助孩子學習

在2022年9月，香港一間大學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指2021／2022學年香港學童的快樂指數是6.77分（10分為滿分），數字較上一個年度的6.85分為低。研究團隊相信快樂指數微跌可能與疫情下的學業壓力有關，認為有些學生在網課期間未能跟上進度，在恢復面授課後學業壓力大增，呼籲學校切勿催谷學生追趕學業進度。[1] 課業壓力大，有沒有甚麼好的方法可以令孩子學習時沒那麼辛苦？有註冊職業治療師指，小孩子的專注力時間計算方式為年齡乘三，即六歲學童只能持續約18分鐘的專注，10歲學童只能持續專注約30分鐘，其後便開始心散。[2] 家長可以嘗試將子女的學習時間分成小段，在適當的時候給孩子五分鐘小休，既可令孩子稍為放鬆，又有助提升學習效率，實為妙策。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