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很大的挑戰和轉變，社會瀰漫著很多不滿和不安，一方面市民對公義、公平、對希望掌控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的呼聲愈來愈高，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斷抗爭，可惜的是有些人因為急於達成目標而放棄了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令支持勇武抗爭，甚至不惜「攬炒」的香港人，在社會運動的高峰時期大幅上升，超越了不少市民和政府可以接受的底線。而政府透過嚴厲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再加上嚴峻的疫情，雖然令激烈的社會抗爭大致平復，但因此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而選擇離開的人亦不斷增加，對於未來應如何走下去，也許是時候大家應該反思一下過去幾年的立場、手段和態度有沒有問題，是否需要改變一下呢？ 
 
當人陷在高漲的情緒、緊張的環境之中的時候，是很難冷靜和理性思考的，惟有停一停、諗一諗，甚至嘗試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處境，才能較為明白對方為何會有這樣的態度和回應，極少事情是只有其中一方有問題，全部都是對方的錯，而自己絕對正確的。我們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軟弱、盲點和醜陋的一面，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自誇的。無論政府或者市民大眾，若果大家真的珍惜香港，珍惜我們曾經擁有的許多寶貴的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想走出現時的陰霾，我們一定要放低自己的憤怒和仇恨的情緒，才能夠有機會共同摸索出路。 
 

愛國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操，正如人自然會愛自己的家人一樣，因為當中包含的不單是感情，也是一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沒有國，那有家，沒有家，那有我。而《聖經》，特別是舊約所看到的是一種濃烈的民族和家國情懷，由一代代的家譜、故事，看到的就是一個民族的風風雨雨，與上帝的離離合合，也是人類與上帝關係的一個縮影。基督教很重視家庭、民族和國家，但又不盲目看待自己的國家、民族、甚至家庭。因為當這一切若果偏離了上帝的心意，我們只能順從神不順從人，根本沒有其他選擇，沒有政權或勢力可以要求一個基督徒愛它比愛上帝更多，對於一個基督徒從政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觸碰的底線。 
 

2020年是難以忘懷的一年，對於香港的教會來說也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冠肺炎令教會打破了不少過往一直堅守的傳統，不但長時間停止了現場的聚會，連聖餐、聖誕崇拜、報佳音、洗禮、甚至探訪等等都消失了，情況比日本佔領香港和沙士時更嚴峻！此外，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部份曾在社會運動走得比較前、敢於發聲的教牧和信徒領袖以不同的理由離開香港；或者因為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為了自己、家人、堂會或機構的利益而轉為沉靜；亦有一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點名批評、甚至被檢控。在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候，教會更應思想如何真正成為教會，我們與一般的政治及社福團體究竟有甚麼分別？ 
 
面對疫情，我們知道教會不會是自動免疫的，外國一些宗教團體因為堅持聚會、甚至不戴口罩而成為爆疫群組，令香港一些教會成為驚弓之鳥，變成甚麼都要跟足政府，不會靈活變通。政府的防疫措施往往是一刀切的，而為了方便其實很多時未必有足夠的醫學理據。例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當食肆可以繼續營業；超市和商場沒有限制同一時間入內的人數；辦公室可以繼續上班；為甚麼教會要停止所有現場聚會？ 
 

無論社會、家庭和教會，在經歷去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都出現很大的撕裂，而不少的調查都發現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抑鬱。究竟社會運動對香港基督徒在心理健康和靈命方面有幾大影響呢？若果要重建一些已經撕裂的關係，有甚麼方向是最值得我們留意的呢？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6至9月進行調查，成功收回的有效問卷 超過1,000份。 

今次調查結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受訪的基督徒本身的政治立場加上願意行動，會影響他們對其他人的同情關懷，當他們對人愈有同情心，就感到自己與神和身邊的人關係愈好，焦慮愈少，可以說是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問題是他們往往沒有易地而處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和處境。同理心十分重要，但單憑同理心去推動我們關心社會是不足夠，甚至有些危險的，因為有些人面對困境，可能是社會制度和政策的問題，亦可能是其他人的罪行，或者他們自己犯錯，我們不能夠不加分辨就完全無條件地站在所謂弱勢的一方，因為從信仰的角度，所有人都是罪人，弱勢和貧窮的人值得同情，但不等於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他們所做的就一定正確，必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