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

2014年對教牧同工來說是愈來愈傷腦筋的一年，因為時代變了，以前對於一些社會問題，教牧若不知如何回應往往可以用政教分離為藉口推搪過去，外界或會友縱然有所不滿，很多時也只好不了了之。

「我們在這時代領受了甚麼使命？」有多年參與社運經驗的朱耀明牧師字字鏗鏘，每個字擲地有聲。然而，這句話不僅指向朱牧師自己，其實亦適用於現今香港的教會。

在電視熒幕上，我們不時會看到有關社會行動的鏡頭，有些以請願、遊行示威的形式進行，向政府代表遞交簽名和信件後便和平散去，一切像是按預定的劇本有組織地進行。

社交網絡及即時通訊等工具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亦成為現時社會運動的動員渠道，甚至成為戰場。但這是否等於網絡就可以有效地成為輿論戰場及動員場地？而新媒體如何與社會行動互相配合產生巨大的果效？新媒體能否有效令資訊傳開，是否動員的最好地點？新媒體如何改變整個抗爭行動的做法？這些皆是本文討論的範圍。
 

一言不合，繼而動武是過往不少衝突發生的原因，但現時往往是一言不發，首先動武。當一個社會不重視對話，彼此嚴重缺乏互信，而對抗性行動，甚至是肢體抗爭成為了社會運動的主流，大家只重宣示立場而忽略理性交流和互動，要就社會矛盾和分歧尋求共識便愈來愈困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