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事」不足　敗事有餘

農曆新年剛過去，復活節又快來臨，不少市民都會選擇在假期出外旅遊散心。早前有一旅遊網站進行針對情侶的旅遊行為調查，訪問了600名香港人。調查發現受訪者平均拍拖五個月後便接受與伴侶二人結伴外遊，當中四成更認為一起去旅行等同可以發生性行為。

其實這個調查結果並不令人感到希奇，因為在現今香港社會文化中，婚前守貞會被認為是封建守舊的思想，是連一些教徒也難以遵守的道德要求。性與愛已差不多劃上等號，情侶間發生性行為被認為是必然的事，只在乎有沒有合適的時機和場景。外遊就是一個「好時機」，它提供了一個朝夕相對的場景，在天時地利人和俱備的狀況下，讓兩人將心照不宣的期望實踐出來而已。

不少教會反對未婚情侶二人結伴外遊，最重要的提醒情侶們要避免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其實當兩人關係愈來愈親密，就算留港也不代表不會出事。所以我們要關注的不應只停留在情侶二人外遊的處境，更重要的是性觀念的建立，和面對試探引誘時的處理。

箴言二十二6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青少年透過社會不斷接收性開放的觀念與價值觀，身為家長、教師、牧者及青年導師的成年人又有沒有對症下藥，教導青少年愛、婚姻與性的關係，助他們建立正確及健康的性觀念呢？
 

台灣，是近年不少香港人熱愛的旅遊勝地。令香港人感到親切的是她是少數仍然堅持使用繁體中文的華人地區；令香港人欣賞的是她對文藝創作的重視；更令香港人羨慕的是她在民主政制的發展。台灣在這數十年以事實告訴世人，在這個美麗的寶島上，華人可以成功地落實政黨輪替，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權交接。

這寶島能讓香港取經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光是旅遊業的發展就值得特區政府謙卑學習。

面對近期多個內地人來港的購物熱點頻繁發生「光復運動」，相關的官員除了勸喻和譴責，究竟有多大同理心去理解當區居民生活上的不便呢？「等多班車」和「多多包容」，這種只站在旅遊產業思維出發的觀點顯然未能緩和當區(甚至非當區)居民的情緒。旅發局豪言要求開放更多內地城市來港自由行更可能火上加油，激起居民的怒火。

有人批評這種「光復運動」是挑動族群對立，「阻人做生意」；也有人批評這些運動的組織者背後別有用心，為選舉而鋪路。雖然社會人士大多數不會認同衝擊及阻礙營商的社會運動，但當權者應當反思究竟是誰造就這股勢力出現？又是誰一而再，再而三漠視當區居民面對着交通、飲食、物價上漲等問題呢？今日的局面，為政者理應倍加反省是否施政不貼近民意，而不是一面倒地批評「抗議者」。

在台灣，即使開放大陸客往台觀光有助經濟發展，但當地政府並不會毫無保留地任由旅客打擾當地人生活。台灣政府在大陸客的旅遊團和個人遊方面設下每日配額制，兩者合共的人數維持在最多一萬人左右。即使當地有要求希望增加大陸客自由行的配額，但當局仍然審慎地考慮如何確保大陸客的旅遊品質和相關權益。

在「反蝗」和光復」的呼聲下，有政團建議在香港的邊境開設購物城，減輕水貨客對居民的滋擾。這建議的重心或許是為了保障本地零售業的生計和大陸旅客的需求，以及緩和本地居民的不滿。

不過，本地的旅遊業真的就只能以購物吸引旅客嗎？台灣旅遊的吸引之處不獨是她的商品、風光和美食，亦包括當地政府對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的支持，這種文化土壤是當局用一連串的政策配套悉心栽培出來的，經過多年的發展已深深地埋藏於台灣人的血液裡，是用錢買不到的。

自由行有助香港經濟發展是不能否定的事實，不過這種經濟增長的代價卻是市民的生活受到嚴重滋擾，喜歡叫人「有商有量」的政府面對無票無權的市民時卻在限制自由行人數的問題上率先「落閘」。或許正正是這種「無商無量」的態度成為激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光復」行動的原因之一。在挑動族群矛盾和放任混亂之間，如何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正是考驗為政者的智慧。

有學者指出，旅遊是捕捉一刻永恆，之後讓人快快樂樂重投資本主義世界的異化（簡單點說，就是「玩完，返工，再玩」）的過程。[1] 以前到外國旅遊是有錢人的玩意，因此早期的旅遊節目主要是讓沒有能力去旅行的人，透過看電視，亦能了解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所以有《寰宇風情》、《大江南北》和《絲綢之路》等節目。

離地的旅遊節目

不過，近年的節目，已減少了「觀光」等資料性的部份。而且，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資料並不再是首要，更重要的是旅遊的體驗和經歷。不過，現時不少無綫的旅遊節目，當中的旅遊體驗和經歷，大部份與日常市民的實際經驗相差甚遠，當中又以《叻哥遊世界》為甚。該節目以豪玩豪食為主題，但最後見到的卻是「土豪式」浮誇的旅遊方式。節目製作人以為這樣就滿足了香港觀眾「去唔到的地方給你看看」的想像，豈料最後卻被劣評為「Out」和「Bad Taste」。[2] 可見無綫的旅遊節目部份內容非常「離地」。

旅遊淪為廣告時間

另一種不難發現的節目形式，就是節目與旅行社掛勾，結果最後不能避免要去部份指定的景點，於是又回到飲食節目和購物雜誌的公式，變成典型的「旅行團節目」。近年隨著旅行社也搞「自由行」，推出一些酒店機票加自駕遊的套餐，於是又發展出另一些節目，由藝人主持自駕旅行，不過這只是另一種「旅行團式」的旅遊節目。

這些旅遊節目並不是讓觀眾看到風土人情，而只是提供一條路線，一條可以跟著旅遊的路線，預先被設定了看甚麼，吃甚麼，住甚麼，買甚麼，用甚麼交通工具。然而，這並不是介紹旅遊，這只是介紹一條消費之路；一路走來，都是一貫的付款與消費。

旅行就是生活體驗

就是所謂再好一點的旅遊節目，當中賣弄點感情的藝人故事，也始終難以創造一種共鳴。畢竟，旅遊的意義就在體驗沒法完全把握的陌生環境，或者體會很多與自己居住地的不同之處。有些人旅遊是看風景的，有些人是純粹消費的，有些人是體驗城巿，在城市中遊走的，有些人與別人互動，體會生活的點滴，或者透過人在異鄉的「優勢」，做些平時不會做的事，以製造旅遊回憶。

所以，旅遊所謂的增廣見聞，其實更多是生活的體驗。不少人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在日常生活已經不能體驗生活。古時的「旅人」，並不是著眼於要遊覽最多的國家，他們基本上就是「探險」，要不然就是朝聖。今日的旅行，卻只是由平日的機械人變回會生活、會感知的人；但旅程終結後，就要回到機械人的生活中，努力賺錢。如果在旅行那幾天停留的，仍只是飲飲食食，被景點所震撼的層面，之後沒有人性的交流時，旅遊就沒有讓我們重拾久違的人性。與此同時，旅遊節目則令我們進一步在旅行時繼續淪為機械人。

人失去人性，靈裡枯乾，在這大城巿的大氣候中，或許正常不過——若果大家根本沒有期望過旅遊可以為自己帶來甚麼的話。

 以前經常聽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畫冊上認識法國的印象派名畫，遠遠不如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現場觀賞真跡那種光和影的運用來得震撼。在歷史書中得知古埃及有著卓越的保存屍體的技術，當置身在開羅博物館，看見一瓶又一瓶從屍體身上勾取出來的內臟，更能驚嘆古埃及人在製作木乃伊一事上是何等專業。
 
旅遊一直深受全世界的人喜愛，當中可以體會不同的風土人情、緬懷歷史上的人和物：薩爾斯堡的莫札特故居、耶路撒冷耶穌所行過的苦路、北京秦始皇所建的長城、到原出產地搜羅各地有民族特色的飾物或工藝品：荷蘭的木屐、德國的啤酒杯，埃及的人手地毯、甚至嚐遍世界各地的美食：台灣的甜不辣、西班牙的海鮮飯、南非的野獸餐。旅遊可以很忙碌，也可以純休閒，無拘無束地享受陽光與海灘，適隨專便。
 
過去已有不少旅行社安排不同的旅遊路線，為了招徠更多顧客，更創辦特別的旅行團迎合不同顧客的口味：由某一名飲食家帶領的專門吃喝團、暢遊某一名武俠小說家筆下的地方。最近，由於「口靚」模大行其道，又有商家舉辦由「口靚」模為主的攝影旅遊團，而內地，亦出現了到港考察名校的旅遊團。從上述的旅行團名目看得出來，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商家都動了不少腦筋，有些更無所不用其極。撇開他們當中某些宣傳手法是否合宜，他們的創意絕對是無可否認，他們懂得抓緊每一個機會，只為了賺取他們心目中認為非常重要的東西—金錢。
 
商人會為了所重視的東西求創新，而作為有意培養具生命質素的下一代的師長，是否要更有創意地帶動孩子，栽培他們的品行？有一位奧比斯(國際關注眼疾的組織)大使在電台分享她的經驗，她會帶著孩子到世界各地探訪其他兒童，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擁抱他們，當自己的孩子妒忌以致不高興時，她會向孩子解釋這班兒童平常得不到愛，需要被愛。漸漸地，孩子適應了，也陪著母親到處探訪。
 
暑假來臨，不少家長會帶子女到外地觀光，在享受之餘，或許可以加入一些生命教育的元素，面對大自然又或在逛動物園時，可以教導他們保護地球及尊重生命。當到訪一些比較貧窮的地方時，可以教育他們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亦能顧及他人的需要。其實，只要家長花點心思，任何場景，都可以成為生命學堂。對於小孩子而言，或許不在課室或家居四面牆內，他們的專注力更高，吸收力更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前向外宣佈，將於本年底批出兩張博彩牌照，分別在位處商業中心地帶的濱海區和著名旅遊渡假勝地聖陶沙島興建綜合旅遊渡假勝地，附有賭場、會議展覽中心、大型購物商場、劇院和主題公園等設施，希望藉此增加東南亞旅遊業的市場佔有率，吸引更多旅客前往新加坡。
 
李顯龍在宣佈此項決定時強調新加坡正面臨相當困難的時刻，若新加坡不求改進、原地踏步，新加坡將會在20年後失去競爭優勢，因此，他決定在一片爭議聲中提出新加坡開設賭場的建議。其實，每一個國家、地區開賭前均會面對社會上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建議，政府一方面要顧及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卻要兼顧開賭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筆者雖然不認同依靠開賭來振興國家經濟的做法，但相比起香港政府在2003年通過賭波合法化的準備功夫，新加坡政府的計劃及準備工作明顯較周詳和細密。有別於香港政府和部份親商界的立法會議員，李顯龍在「硬銷」開賭對新加坡經濟的顯著成效的同時，亦承認開賭確實會為國家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若忽視其嚴重性，國家將負上沉重的代價。反觀當時的香港政府和立法會，視社會上反對開賭的壓力團體為「道德佬」，將其意見看成沒有建設性、阻礙經濟發展的敵對建議，無視賭波合法化為社會帶來的社會成本。
 
雖然新加坡的賭場最快在2009年才落成啟用，但當地政府卻注意到社會大眾對開賭的強烈回響，因此，政府將會成立監管機構，監察營辦商的經營和收支情況，更杜絕任何形式的宣傳，而政府亦會投放大量資源在研究、病態賭博治療和公眾教育上，以減低開賭的社會成本。可惜，與新加坡「未雨綢繆」的認真態度相比，香港連「臨渴掘井」都不如，在通過賭波合法化前，政府並未有制訂監管機制，更沒有任何措施注視社會的賭博情況。

在當時社會不同團體的施壓下，政府在賭波合法化後才草草成立沒有實權的足獎會和制訂沒有任何法律基礎的實務守則，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管機構和法例，令馬會可肆無忌憚增加玩法，更可以商業運作模式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從馬會近日將「精英大師」包裝成香港精神的典範，為它製作紀念品、網頁和賣廣告，更安排所有電子傳媒在電視和鬧市直播賽馬便可得知)，還記得當初政府向立法會承諾只會就世界頂級賽事受注，但合法化至今不足兩年，馬會公開受注的賽事已擴展至巴西、日本、德國乙組、英國冠軍聯賽等次級、甚至次次級賽事，而玩法更是層出不窮、日新月異。
 
可悲的是在馬會積極擴充賭波業務的同時，足獎會成立至今卻只曾舉行五次會議(上一次會議更加在半年前)，難怪工業福音團契問題賭徒復康中心估計，香港現時有多達12萬名問題賭徒，受問題賭徒困擾的人更高達二百多萬人。而根據監察賭風聯盟的調查，去年18歲以下中學生參與賭波的人數竟較03年高出超過50%。可見，香港政府事前準備工作嚴重不足，導至賭風不斷在社會各階層蔓延，由此看來，香港確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