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前必須思考的三個問題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很快又到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之後，又會開展明年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本來選舉一般應該都會帶來希望及改變，在民主社會，人民靠的就是手上一票來跟政府和政黨討價還價，但在香港當前的環境，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兩票，又有多大的期望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一個妥協下的基因改造怪胎，一群不願受社會主義威權政府管治，習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卻缺乏自治經驗的政治初哥，展開與中央及其代表之間十多年若即若離，糾纏不清的政治實驗。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管治的一個特區，放眼所見，除非武裝革命，否則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中國與香港之間有一條既是臍帶，也是鎖鏈縛在一起，無論雙方是否喜歡，大家就像連了體一般，任何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都無可避免受牽連，甚至被滋擾。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政黨都希望中央能夠就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定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但由於中港雙方缺乏互信，港人亦無法就不同方案取得共識，於是普選仍是這麼近、那麼遠。每次選舉臨近，彷彿又在提醒大家，要改善現況，就要把握機遇。

今期《燭光網絡》嘗試在立法會選舉前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把把脈，如何根治暫時恐怕並無良方，但能否減輕病情，則視乎大家對香港這個家究竟有多關心，就像在所羅門王面前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一樣，究竟大家是為了孩子而作出犧牲，還是寧願一拍兩散，讓孩子死就死呢？大家願意逆流而上邁向理想，還是把理想愈推愈遠，往往在一念之間。

近年，坊間不少批評指選舉只是爛蘋果鬥爛蘋果，根本沒有一個參選人值得投予一票。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分析，現在的政治制度只容得下「否決政治」，透過成為關鍵少數來做博奕。揀蘋果，從此不一定求「靚」。

近年研究英國在殖民地時代管治香港的方法的李彭廣稱，香港人有「戀殖」情緒，只是因為他們忘記了當時英國是如何管治香港的。他說：「從前是共識政治，立法機關只存在官守和委任兩類議員。官守，就是官；委任，就是總督任命。他們不會制衡政府，是直接受命於總督，不會反對政府提案，最多只是『少鬧大幫忙』。」

另外，當時沒有選舉，沒有政黨；商人，社會精英就已經得到認受。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名簽署後，1985年首次引進兩項間接選舉。而選舉，將政府、精英和商界的利益共同體打破。李彭廣形容，當年立法會設立功能組別，原本是想令傳統的精英有優勢，但時至今日卻演變成整體社會與精英、商人為主的小社會的基本矛盾。李彭廣形容：「這件事無法解決，因為這樣的矛盾竟然被制度化，經普及選舉而進入管治圈內的人，當然會覺得自己代表大多數，會與小社會格格不入。」

立法會選舉制度令社會矛盾突顯，特區政府手握提案權，公共財政、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等重大議案已不能由議員提出，其他議案要透過私人草案突圍而出亦困難重重，制度直接令這個議會由共識政治走向否決政治。李彭廣說：「受到提案權的限制，主流民意不能起主導作用，淪為小數。於是你有你的提案，我就唯有提出反對。」

回歸19年，立法會議員透過否決（議案）來作為爭取的手段，透過「扭計」而「拎著數」。李彭廣說：「表面上泛民（議員）作出的反對次數多，但數到『扭計』其實工商派（議員）更強。泛民（在立法會議席）只得20票，沒有半數，其實沒有真正的否決權；但自由黨、鄉事派（議員）雖然人數少，反而成為議案能否通過的關鍵少數，所以更能借『扭計』而得到利益，而且『著數』的內容未必同議案有關。」

關鍵少數的其中一個成功例子就是2003年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即基本法23條）的二讀，泛民雖堅定反對，但如果沒有自由黨的反對，亦不能成功否決。時至今日，不論否決、拉布等等，都是一種否決政治，企圖透過拖延迫使政府更改議事議程。李彭廣說：「我（議員）如何透過議會程序，令你寸步難行，看看你能否一直忍著，當不能忍受下去便會抽起（議案），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這些就是在議會中角力的手段。」

可見，用李彭廣的說法，立法會議員使用制度內容許的方式，拉布、否決以迫使政府就範，是在使用他作為議員的權利，並沒有所謂「道德對錯」。他說：「其實最後立法會終究是一個權力遊戲，不同政治團體有不同的立場，不一定用道德角度思想。例如標準工時，工會當然想實行，但商界一定反對，於是所謂對錯，你可以從社會穩定的方向著眼，亦可以從經濟成本去評估，難以說那一個方案必然是對的。」

在這種選舉制度下，不論是特首選舉，或者是立法會選舉，其實並無出路。他說：「長遠以修改基本法（作為解決方法），但未來十年都不見會再有機會，或者行政長官願意下放權力，把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的一些位置讓不同政黨去分擔、共治，減少行政主導的色彩，但是這樣要中央（政府）的思維改變，同樣不容易。」

議題設定的概念

如果你以為有好的政治制度，社會就不會再有很多遊行示威，意見就不會紛紜，這就錯了。李彭廣表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令政策制訂的展開過程由民間開始，打通社會輿論，達到不同持份者，政府部門等等。政府作為政策制訂的最主要設計、倡議和執行機關，即使是制度或非制度使然，也有責任好好制訂議題。

他形容，社會議題的政策制訂是「上游」，到了議會討論是「下游」：「政府如果做好，應該靠上遊，透過壓力團體，透過社會傳媒，去營造社會對特定政策的看法。所以政府有時會做很多諮詢文件，或者向專業團體諮詢，等到政策有具體文件時，已經是中游，大部份人都接受，有了主流看法。如此到了下游又更容易推行。」

議題當中，又分價值議題和利益議題（見表），社運人士多數關注的是價值議題，如勞工、弱勢社群，透過開記者會，約見官員，以影響輿論；如組織的能力夠強，就有機會改變社會，迫使政府回應。

表：兩大不同的議題類別

 

不過香港的議會有比較特別的情況──就是有些政府的政策議題由中央「空降」，例如一帶一路。政府需要將之轉化為本地的議題，而往往能短時間便見效的都是利益議題，政府不易成功推動。李彭廣說：「如果你個中央政策不會動用香港的資源，例如只是簡化商業登記，那當然沒有問題，但現在是要挪用十億讓內地學生來香港，大家怎會不立即反彈？利益很直接，很容易理解（有如此反應）。」

 

2012立法會選舉雖已曲終人散，但透過這次選舉，卻可以看出本港傳媒的水準。今次選舉議題可說非常單一，主要是圍繞國民教育，但各政黨也沒有放軟手腳，不單互相攻撃，到最後甚至演變成泛民打泛民，建制殺建制的埋身肉搏場面。另一方面，香港傳媒在報道這些政治新聞時，亦似乎愈來愈歸邊，要不是非常極端的宣傳機器、不斷抬高自己陣營的候選人和抹黑敵陣的候選人，便是企圖完全淡化事件，把相關的報道減到最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巿民如欲了解所有立法會候選人的政綱、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相信就要多翻幾張報紙，才有機會看到一幅相對完整的圖畫。

本社早前就報章如何報道立法會選舉新聞，作了一個簡單的統計。我們以香港17份流通量較大的中文報章作為藍本，並分析在9月7日至9月11日選舉前後，各報章港聞版的選舉新聞標題，[1]但當中並不包括社評。
 
在選舉前及選舉當日，即9月7日至9月9日，我們按標題所表達的訊息分為三類：

1.中立及資訊性，例如是介紹選舉制度、選舉資訊等，又或者是沒有明顯立場，各陣營都有討論的平衡報道；

2.傾向泛民，即標題內容是會帶來抬高泛民或者抹黑建制的效果；

3.傾向建制，與「傾向泛民」相反，即標題內容會帶來抬高建制派或者抹黑泛民的效果。（見表一）
 
表一：9月7日至9月9日各大報章選舉新聞標題立場分析

報章	中立及資訊性	傾向泛民	傾向建制
東方	7	0	9
蘋果	32	36	0
太陽	10	0	2
明報	34	5	0
新報	7	0	0
星島	10	1	1
成報	12	3	8
大公	9	0	22
文匯	30	0	24
商報	6	0	10
信報	14	0	2
經濟	6	1	1
AM730	3	0	0
頭條	1	0	0
晴報	2	0	0
都市	3	0	0
爽報	2	0	0
總數	188	46	79

 
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的報章整體分為三大類：親建制、親泛民、政治冷感；同時報章的新聞角度，甚至用詞都極其類似。

「告急」專頁  形同文宣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份報章都以中立的角度來處理選情，特別在選舉前一兩天，東方報業集團的兩份報章自動過冷河，突然抽起大部份拉票、勢危的報道，只全面講述投票選舉的方法、過程，政府的準備工作等等，幾乎隻字不提各候選人最後兩天的選舉工作，與其他報章相比，可謂非常「官方」。
 
兩份立場極鮮明的報章《文匯報》和《蘋果日報》就同樣用「勢危」、「告急」等詞語，前者為建制派，後者則為泛民設計了兩大版的「告急」頁，形同競選文宣一樣。如此設計，除了被吹捧的候選人外，其餘全部人也淪為末段的名單排名中。我們質疑巿民是否有足夠的資訊，去了解各候選人的立場，並作出理性的決定。
 
同時，不少傳媒亦會用「內訌」、「陰招」等詞語，攻撃敵對的候選人。《蘋果日報》多質疑建制配票的道德性，《文匯報》則指泛民內訌鬼打鬼。今次選舉另一個有趣的重點，就是泛民的確有「鬼打鬼」的情況，但報章取態各異，部份報章會如實報道，有些報章索性隻字不提，有些則以政治八卦方式處理。

口號為主  政綱欠奉

就選舉結果報道，我們將之分為七類（見圖二）。首先是泛民、建制的報道，當中再細分為正面、中立、負面三類；另外，我們也把屬於中立資料的，歸納成一類。我們發現大部份報章的報道內容都是中立和客觀的，但當然有個別傾向的情況。例如《蘋果日報》非常明顯的親泛民，一眾所謂的「左報」，例如《文匯報》、《大公報》、《成報》和《商報》就明顯偏向建制。
 
如果單就標題數目，《蘋果日報》最多，版數亦多，不過因為該報以圖像為主，所以整體字數未必最多，但此報比一般報紙相對比較偏向泛民，選後多正面報道泛民，負面報道建制派新聞。同樣內容豐富的幾份傳統「左報」，立場剛剛相反。至於一眾大眾化報紙，大多持平報道，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見有所偏頗。
 
表二(i)：9月10日至9月11日各大報章選舉新聞標題立場分析
 
                                                                             

		9月10日至9月11日
泛民	正面	53
	中立	99
	負面	60
建制	正面	119
	中立	92
	負面	67
中立資料		213
總數		703

 
表二(ii)：9月10日至9月11日各大報章選舉新聞標題立場分析
 

 

  

  

  

  

  

  

  

  

  

  

  

  

  

  

  

  

  

  

 

  

  

  

  

  

  

  

  

  

  

  

  

  

  

  

  

  

  

 

  

  

  

  

  

  

  

  

  

  

  

  

  

  

  

  

  

  

 

  

  

  

  

  

  

  

  

  

  

  

  

  

  

  

  

  

  

 

  

  

  

  

  

  

  

  

  

  

  

  

  

  

  

  

  

  

 

  

  

  

  

  

  

  

  

  

  

  

  

  

  

  

  

  

  

 

  

  

  

  

  

  

  

  

  

  

  

  

  

  

  

  

  

  

 

  

  

  

  

  

  

  

  

  

  

  

  

  

  

  

  

  

  

 

  

  

  

  

  

  

  

  

  

  

  

  

  

  

  

  

  

  

                 

		東方	蘋果	太陽	明報	新報	星 島	成 報	大公	文匯	商 報	信 報	經 濟	A M	頭 條	晴 報	都 市	爽 報
泛民	正面	2	12	3	3	1	2	4	0	0	0	2	2	2	3	2	3	12
	中立	4	16	1	6	5	10	9	5	5	0	6	8	6	6	1	4	7
	負面	3	5	4	4	2	3	4	11	8	1	0	4	0	5	2	2	2
建制	正面	5	1	1	7	3	3	13	32	22	13	2	1	4	2	3	4	3
	中立	4	11	5	7	5	8	4	4	5	7	5	7	5	3	1	2	9
	負面	3	22	2	5	2	4	2	0	0	0	4	3	2	1	1	1	15
中立資料		25	26	25	11	15	23	0	11	9	2	7	13	11	9	6	5	15
總數		46	93	41	43	33	53	36	63	49	23	26	38	30	29	16	21	63

 
綜合整個立法會選舉後期的報道，可以看到幾個特別的重點：
 
1. 當報章有傾向時，內容會不顧一切地「砌」︰在選舉後期，報章的立場明顯，而且完全離開「報道」的實事求事原則，甚至設計文宣。這在一眾告急勢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任何該報支持的候選人，如在民調中未能穩勝，自然告急，即或穩勝，又會說民調有誤，或者說千萬別信民調自行配票，否則還是會輸等等。
 
這種胡亂告急的情況，與選舉方式有關，亦與候選人競選策略有關，但傳媒作為把關人，究竟是整體向巿民報道選情，還是選擇純粹報道某一黨派的候選人勢危的訊息，此乃關鍵。候選人如須告急，開記者會、派單張、賣廣告，自可撥入競選經費，但報章「自發」為候選人告急，並用新聞報道的手法表達，是否合乎傳媒報道手法，值得深究。
 
2. 部份報章曲線造勢：部份報章雖然在報道上沒有一面倒的做挺或倒的動作，但在篇幅的大小、角度的側重上亦有所不同。有報章在一個簡單的選舉形勢分析圖中做「手腳」，用一些比較古怪的圖片來做頭像，企圖用圖片影響讀者對選舉人的印象，例如有報章將謝偉俊穿小背心的頭像以「資料圖片」的方式展示，而其他候選人則用正經的西裝頭像，來突顯部份候選人，有時則用漫畫或者政治八卦版以搞笑的方法抨撃部份候選人，顯然在選舉期間放棄了一貫的新聞持平原則。我們對此做法亦有保留。
 
3. 整個選舉後期的報道，重點完全放在棄保、配票、告急等所謂「選情」中：不少人質疑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選舉基本上沒有「政綱」，只有立場的宣示，因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職責，議員多是監察的角色，於是所謂的政綱，更多是空喊的口號。是故不論傳媒、候選人，向社會表達的，不是對政敵攻擊的競選策略，就是口號式政綱，未能造為社會產生豐富的政策討論。
 
更可惜的是，由於往往是立場式的空洞口號，造就的就只有身份的角力，例如：反赤化、保和諧、理性政治、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等等，如此選舉工程客觀效果是令社會歸邊歸類。部份傳媒為了避免淪為政治打手，甚至在稿件中有意無意地抽起這些政治口號，是故最終選民只看到選情，卻看不到社會政策。
 
4. 部份為保護候選人的公平制度，在文字傳媒中發揮不出果效︰就選舉新聞，選舉事務處有規定，要求文字媒體在報道某一候選人時，要同時將該區所有候選人的名字刊登，以示公平。但傳媒在執行時，候選人的名字聊備一格，放在末段，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下，候選人名字往往成為選舉報道的陪襯，完全不能達到平衝報道的目標。我們認為如果選管會希望傳媒公平報道選舉消息，似乎要有新的方法，否則現時的傾側情況，難以避免。
 
5. 免費報章做選舉報道比較有彈性︰當中《爽報》和《頭條》在選舉結果完成時推出「號外」，翌日新聞就更加側重處理各黨的回應，以及政治分析。事實上，大部份收費報章在選舉翌日已經討論選舉後各黨形勢，以及對政府施政的影響。正如不少學者所言，政治新聞漸漸重視記者和編輯的觀點，變成「主場新聞」，部份更赤裸裸的表達自己意見，甚至連學者的意見也不用引述。
 
 
參考文章：
《特首選舉報章報道：總結與檢討》，《傳媒透視》，2012年04月號，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120413_76_122855.html
 

經過近三個月的努力，由一眾家長界、宗教界和教育界組成關注家庭倫理的網絡，最終也未能成功邀約三位特首候選人同場出席「家庭友善政策」論壇。

 
維護家庭聯盟、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香港家長聯會等家校會及基督教團體，自去年底開始籌備「家庭友善政策」論壇，期望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三位特首候選人回應及出席。
 
結果，唐英年競選辦事處多次以事忙為理由，不願落實有關的約見；梁振英競選辦則曾提出派其團隊的成員出席，但其後亦表示願意先細閱政綱，再作商議；何俊仁的競選團隊就表示如果能成事，樂意抽時間參與論壇。

呼籲響應聯署登報

經過一輪努力，加上近日形勢的改變，候選人又爆出不同的負面新聞，當中不少更涉及家庭價值。為此，我們決定暫緩舉行論壇，並透過成員的網絡，呼籲各界密切關注未來特首該如何落實有關家庭價值的議題。我們認為，要競逐特首，各候選人除本身能「齊家」之餘，也應該支持「家庭友善政策」，因為此乃社會健康發展的基本要素。
 
至於原本擬定於2月底刊登的家庭友善政策登報聲明，基於上述的原因，現暫定押後至3月中進行，希望期間可爭取更多教會、機構等支持。稍後，我們會將有關的聲明交到各候選人手中，期望他們積極考慮，並將之加在他們的政綱中，及承諾推行有關的建議。
 
特首選舉後，聯盟將隨即展開立法會選舉的監察工作，並積極鼓勵所有未登記或已經更改地址的市民登記或更新資料。此外，我們亦會深化有關家庭友善的政綱，並期望在今年8月的立法會選舉，向候選人發出問卷，以了解他們的家庭價值取向，好讓基督徒及一眾選民有所參考，作出明智的選擇。

為了堵截有立法會議員濫用辭職而需要耗用大量公帑進行補選，以製造所謂變相公投，政府推出遞補機制，在輿論強烈反對之下，由所謂「敗者替補」改為 「同名單替補」，但無論如何，有關建議皆扭曲了選民的意願，問題不單是有關建議合不合憲，而是根本不合理。

任何選舉最重要的是反映選民的意願，個人並不認同去年的所謂變相公投，因為只是參與的議員自說自話，沒有定下任何客觀的機制去反映全港選民的意願，以及如何釐定所謂變相公投的成敗，結果任由參與的人自己去解讀。為了堵截有關漏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無論一名議員因任何理由辭職，皆不能參與該次補選便可以。其實，若果有議員因為不滿政府的施政，用盡方法未能引起關注，憤而辭職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做法，代表他/她不戀棧權位，而當有議席出缺，也是一個讓社會討論相關議題的機會，而真正能反映選民是投票給某個議題而不是某位議員，就是由其他與辭職議員理念相同的人士參與補選。

1994年，劉千石因抗議港英政府偏坦資方而撤回「僱傭條例」草案，憤而辭去立法局議員職務，成為首位因抗議政府而辭職的立法局議員，他並沒有參與補選，甘願為辭職表態而付上代價，贏得不少市民的尊重。而職工盟的李卓人在補選中以無競爭對手情況下自動當選，有關議席仍然落在理念相同的人士，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政府今次的建議最大的問題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而製造更多新的問題，因為遞補機制完全扭曲了選民的意願，就算曾經反對議員濫用辭職機制的選民，並不代表他們自願放棄本身在關鍵時刻的投票權。

在所謂變相公投，我拒絕去投票以達我不支持有關做法。但當有議席因為有議員身故、病重、入獄、被立法會彈劾、捲入醜聞而出缺，政府無權剝奪我的投票權。當輿論強烈反對，政府若仍一意孤行不作諮詢，強行通過有關建議是與民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