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馬會要求改革博彩稅制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美國荷李活巨星尊尼狄普（Johnny Depp）控告前妻安柏赫特（Amber Heard）的誹謗官司仍在審訊，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誰是誰非並非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為什麼一個身高約1.8米、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尊尼狄普卻供稱自己面對30多歲女性的暴力行為時，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當妻子安柏向他擲酒瓶，碎片割傷他的手時，尊尼狄普只是用腳踢向櫃門泄憤，怎會如此？但當他在法庭上講及自己童年時，我才對他的原生家庭有更多了解。

媽媽虐打家人 爸爸啞忍

根據尊尼狄普在法庭上的供辭，他生長於一個暴力家庭，童年並不愉快，媽媽是一個非常暴力及殘酷的人，經常暴力對待爸爸和幾兄弟姊妹。面對媽媽的暴力，他們及爸爸都只會啞忍，不會還擊。他憶述童年時，媽媽會向他們幾個孩子拋擲垃圾桶、高跟鞋、電話等物品，亦會打他們的頭。面對媽媽的虐打，他和姊姊會躲藏起來，盡量避開及逃離火線；相反，爸爸面對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會選擇啞忍，站在原地不會離開。他記憶中，爸爸從未對媽媽動手，甚或連說一句媽媽的壞話也沒有。

若尊尼狄普的供辭屬實的話，在這樣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面對妻子的言語、心理及身體虐待時，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和爸爸一樣，絕不還手；唯一不同的是，他選擇離婚作為逃離火線的方法，就好像他童年時會選擇避開和媽媽衝突。他表示言語虐待、心理虐待，比起打他造成的傷害更大，因為身體的痛楚他會學懂接受及如何處理，他能忍受妻子的身體傷害，但無法接受她的言語暴力及羞辱，將他描繪成家暴狂，踐踏的他人格，因此要以訴訟討回公道。

成長過程 模仿父母言行

我們每個人的性格、做事方式及價值觀，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透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像把一個一個程式寫入電腦。因此，人的行為既受「電腦」界面上看得見的程式所影響，也被內裏一些看不見的程式驅使，我們稱之為潛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都是仿照童年在原生家庭裏不知不覺吸收到的；但亦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舉例，部分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痛恨暴力，不論任何情况下都不會使用暴力。然而，這些個案只佔少數，更多情况是仿效暴力，結果是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令家暴悲劇不斷重演。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疫情經過了好一段時間仍沒有消退的跡象，很多人出現抗疫疲勞，基層家庭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本社同工在前一段日子，曾走訪了近三十個基層家庭，希望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一些實質的援助。[1] 在這些探訪中，我們發現不少基層家庭的環境，存在著一些不利孩子成長的因素。本文嘗試探討當中的問題，而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兼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廖廣申醫生，亦提供了一些建議，讓大家參考。

家暴

在所探訪的家庭中，家暴的情況並不普遍，但仍有嚴重的個案。有一個三口之家，六十多歲的父親經常打罵七歲的兒子，例如在吃飯時，父親認為自己大聲說話，以及將口水噴到兒子的碗中也不是問題的，當他看不順眼兒子的行為時，更會隨時用粗口罵他，還試過因兒子過度活躍而對他大打出手，以致他住了十多日醫院。到後來，家人才發現原來兒子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廖醫生認為疫情未必能在短期內受控，市民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長期的抗疫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市民可以外出到公園散步，維持社交生活及保持興趣，容讓自己有適當的放鬆及安靜時間。作為家長，不但要照顧孩子的需要，更要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情緒，假如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身心俱疲，要盡早尋求幫助，如學校社工及專科服務，不要自己獨力承擔。家長如出現失眠、胃口或體重下降的情況，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脾氣變差、容易動怒、情緒焦慮、有絕望及放棄的心態，這表示家長自己已出現焦慮或抑鬱的警號，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要有效照顧及管教子女，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及身體。

婚姻問題

相對於家暴，單親家庭的情況則較普遍，約佔整體被探訪家庭的三分之一。而當中大多數是單親媽媽與孩子一起生活，還有一些情況是媽媽正面臨被丈夫拋棄。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媽媽都很愛孩子，但由於要應付生活種種壓力，她們都顯得無助、力不從心。其中就有一戶，當我們去探訪時，發現其家中堆滿雜物又有跳蚤，連一個落腳處也沒有。如果說父母的愛乃一家的支柱，那麼破裂的婚姻加上缺乏父親的形象，又會帶給孩子甚麼影響？

廖醫生認為單親家長不要因擔心別人的眼光，而羞於尋求幫助或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事實上，社會上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他們。兒童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對他們的發展較有利，對於缺乏父親角色的家庭，孩子對於男性性別角色較為模糊及負面，欠缺模仿對象（model figure），媽媽可以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群體活動，接觸多些人，尤其是男性，讓他可以有正面的爸爸或男性形象，這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心智發展及價值觀培育都有幫助，例如可以讓孩子參加教會的團契或童軍。至於家中堆滿雜物的問題，可能是居所實在太擠迫，要放的物件太多，也要看看堆積的是甚麼東西，對於基層家庭，一些過期的罐頭對他們來說並非垃圾，乃是食物，如果雜物實在太多以致沒有活動空間，可以協助他們用斷捨離的方式檢視一下囤積的物品，能捨棄的捨棄、能送人的送人，剩下的物品可以買些膠箱或櫃，將它們整齊地放好，執拾過程亦可以帶來樂趣及滿足感。

打機／上網沉溺

家長可能忙於應付生活，亦可能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孩子的情況，許多家庭的孩子在疫情嚴峻時會在家終日打機，家長亦知道過度打機對孩子有諸多壞處，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上網沉溺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引致他們出現學習、健康、心理、親子及態度問題已經超越毒品、酒精及賭博等問題，因為疫情令孩子離不開網上學習及做功課。廖醫生鼓勵家長盡早嚴肅處理子女的上網時間，自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除了必須的上課學習，嚴格控制子女的上網時間為每日兩小時內，打機更要每15分鐘便暫停休息。對於已沉迷打機的子女，則要以戒癮的方式處理。家長切忌以沒收手機／電腦及切斷網絡／電源方式處理，因為這樣做容易激發子女反抗的情緒及行為；相反，應在大家情緒穩定及冷靜的時候處理。首先要協助孩子尋找其他有助建立健康生活的代替品，如讓孩子發展其他興趣，獲得滿足感，循序漸進減少打機時間，逐漸改變子女的生活模式。

資料庫

疫情下難展歡顏

2020年是令香港人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市民在努力抗疫之餘，亦在疫情下繼續工作、上課。社會氣氛不佳，大家的心情亦受影響。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D」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在2020年9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到一千八百多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2020年的開心指數只有6.16分，與2019年相若。調查的機構指，結果反映港人的開心指數持續低迷。[2]

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分別有40%及37%的受訪市民，有較高風險出現焦慮及抑鬱。研究由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組成的團隊負責，他們在2020年5月至8月，在網上收集了五百多個市民的回應。香港心理衞生會時任助理總幹事（服務）程志剛在同年10月表示，近期有七至八成的求助個案都與疫情相關，求助內容主要是疫情下的工作壓力、管教子女及憂慮感染風險。[3]

（本文原載於第135期〔2020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睇波踢波不賭波」，其實已經成為世界盃期間不少人的口號。不過究竟怎樣踢，怎樣睇，似乎很多人仍停留在踢波就是比賽，睇波就是待在酒吧，與粗口、花生為伍。究竟睇波踢波還有甚麼新意思？特別是在教會內有沒有欣賞足球比賽的可能性？

明光社於世界盃前夕（6月9日），與大埔足球會和路德會青亮中心合辦「世界盃親子足球同樂日」，吸引了20個家庭，共50人參加。活動最先由宣道會基蔭堂蕭如發牧師分享防賭、反賭訊息，及後一眾四至八歲的小朋友分為三組，接受和富大埔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兩小時的指導，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術，如控球、運球、射門等，家長則從旁陪伴，更「落場」陪孩子踢波。每個家庭最後均會得到由大埔足球會和青亮中心送出，以防賭戒賭為題的紀念包，在世界盃期間加強防賭、反賭的訊息。

同時，我們鼓勵教會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開放教會予肢體，甚至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在教會欣賞足球賽事。近幾屆世界盃都沒有免費電視頻道直播所有的賽事，不少人因此被迫到酒吧，甚至馬會投注站觀賞賽事，這些環境充滿著不同的賭博資訊，令人容易產生「睇波不賭波，睇來幹甚麼？」的感覺，當我們鼓勵他們來到教會時，一起觀賞球賽的觀感和教會能提供的配套，則完全不同了。[1]

我們認為，睇波雖然可以成為教會的活動，但同樣有幾個前提：1. 教會有睇波的肢體，要見到有人有需要後才考慮做，如果教會沒有睇波的人，不用因為主觀覺得這是傳福音的機會而硬推；2. 定位要清晰：實際上如果肢體未準備好將活動開放給其他人，而教會有資源又願意的話，將之成為一個「圍內人」活動也未嘗不可。畢竟他們不在教會看球賽，也會在酒吧、商場看，倒不如在教會與較為相熟的人一起看；3. 配套要清楚：部份有規模的教會，可以在活動中加入了足球遊戲，彩繪，五色拼盤等不同的元素，開放活動吸引新朋友，但並非每間教會也具備相同資源，我們鼓勵大家量力而為。

未來我們樂見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會活動，離開著重程序或聚會的模式，真的按著人的需要，讓肢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與信仰接軌。

有圖不一定有真相，有時有圖甚至更誤導！我們往往太快或太容易因為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而下結論。現代社會除了假消息充斥外，很多假象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出現，防不勝防。

能成為網絡紅人，有一大群的忠實「粉絲」，當然令不少人羨慕，不過，網絡紅人其實也可以用金錢「打賞」出來，紅人其實也是金人，不能不察。就算做不了網紅，但現時要自拍和直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更神奇的是那些瞬間可以為人美圖的程式，要為自己「虛擬整容」易如反掌，大家輕易可以在別人面前展示不真實的自己，或不斷模仿其他人，社交媒體往往成為了互相偽裝的平台。

由於大家喜歡注意表面的事，於是，一些傳媒在衡量性教育是否成功的時候，往往喜歡以青年人是否懂得使用避孕套作為考量；關於賭博問題是否惡化的時候，政府喜歡單單舉出實際參與人數是否有增減，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他重要影響，如參與睹博的年齡、途徑及大家對睹博的觀感等。而在教會圈子，在討論教會有沒有參與社關的時候，也容易傾向以教會或機構有沒有就某些受傳媒高度關注事件出聲明、參與聯署或在社交媒體表態等等來衡量。

看得到的有時只是表面的現象，要真正了解問題，往往要看深一點、看多一點。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馬季煞科，因著今年賽馬天數增加5天，由83天加到88天，投注總額由去年1,061億升超過1,174億元，增加超過100億，約為10.7%，創回歸後新高。

馬會去年不斷喊窮，總投注額下降1.7%就大叫救命，聲稱未來經濟差會令投注額一直下降，必須要增加賽馬日。但根據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2016」研究報告指出，八成二受訪者認為每週賽馬兩次已經足夠，市民大眾根本就沒有要求增加賽事的呼聲。

我們多番質疑政府批准馬會增加賽馬日的準則是甚麼。是否純粹以「稅收」出發，以為稅收愈多就愈可以無視賭博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當香港各種賭博活動不斷發展時，最受影響的其實就是受此引誘而下注的小巿民。賭博機會增加，病態賭徒「局賭」的情況只會愈加嚴重。

今年馬季，不斷聽到墮馬意外的新聞，實際上馬匹亦因著不斷操練和比賽而有過度疲累的時候，此外，馬迷也需要休息，本來暑假就是各方面最好的休息機會，但馬會為賺盡利潤，並且得到政府全力護航，到今時今日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了。

政府對遏止賭風毫無誠意，上月再次靜悄悄地發表由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並只發出簡單的新聞稿。報告聲稱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比以往有下降趨勢，彷彿賭博問題並不嚴重，但檢視研究報告全文後（英文版），卻發現賭風仍然熾熱，更發現政府完全忽視香港賭博問題，任由馬會坐大，情況令人擔憂。

政府新聞稿沒有告訴你的調查發現：

1. 44%賭徒18歲前已賭博：在整體問卷中，43.6%被訪者18歲前已參與賭博。而賭博次數愈頻密的人，就愈有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table 3.3.3b）。不少研究顯示愈早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政府必須加強阻遏馬會近年大量有關賭博的軟性宣傳，正如政府當年禁止煙草商賣廣告、贊助與青少年有關之活動及各項體育活動，以免青少年對賭博行為缺乏警惕。

2. 病態賭徒主要透過馬會落注：在整體問卷中，賭博沉溺的情況，調查發現有病態賭博（Gambling Disorder, GD）的賭徒中，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86.2%，69.0%和31.0%，比於澳門賭場投注（20.7%）和其他非法（外圍）賭博都要高，社交賭博則佔27.6%（table 3.5.2b）。縱使馬會經常聲稱不少人參與外圍賭博，又聲稱社交賭博才是令人沉迷賭博的真兇云云，但數據清楚顯示，病態賭徒最多參與的是由馬會負責的六合彩、賭馬和賭波。

3. 港人投注金額不斷大幅上升：報告表示2016年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比率為61.5%，比2012年的62.3%及2008年的71.3%為低，卻忽視每名賭徒的平均投注大幅上升。六合彩的每月平均投注金額為 159.9 元 （是 2012 的 1.2 倍）；賽馬博彩為 5,610.6 元 （5.9 倍），足球博彩為 1,598.7 元 （2.6 倍）。澳門賭場博彩為 7,938.8 元 （5.6 倍）（table3.3.5），而賭船博彩達至 45,259.6 元；社交賭博的每月平均金額達至 423.8 元（table 3.3.3a）。賭徒少了，投注額卻倍增，證明賭風是嚴重了而非減輕了。

4. 網上賭博容易令青少年沉溺：在青少年受訪者（15-22歲）中，有45人表示曾在網絡進行賭博活動，當中被定義為網絡沉溺者佔36.4%，（table 3.6.1a）佔整體青少年受訪者中的19%（4.8.1a）。可見有網絡沉溺的受訪者，更易與有參與網絡賭博活動的情況。而馬會近年不斷推動的手機投注，正正成為不少年青賭徒的催化劑。

5. 巿民認為馬會開賭已經「足夠」：在整體問卷中，就現時的賭博次數是否足夠，巿民認為現時的六合彩（83.9%）（table 3.6.1a）、賽馬（82.4%）（table 3.6.2a）和足球博彩（71.1%）（table 3.6.4a）的開盤的場數和次數足夠，以現時一週約有2至3次六合彩，2次賽馬和約130場足球博彩賽事來說，其實是過多。由於研究是於2016年進行，並未計算今年增加的賽馬日和受注的海外賽事，但政府及博獎會不等待是次研究結果便急不及待通過馬會的要求，令人感到政府只著重博彩稅收入，而博獎會則是馬會的橡皮圖章。

6. 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報告各項建議：報告的建議部份，強調馬會應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巿民戒賭：包括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可以網上自由申請暫停使用戶口；要求馬會取消與賽馬或足球活動相關的親子活動，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報告更要求馬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當中除了提醒賭博人士切勿沉迷和提供戒賭熱線外，更要求加入家人和朋友要留心身邊可能有問題賭徒，要多加關心。

以上各點在政府的新聞稿中，完全未被強調，反而企圖粉飾太平，淡化香港的賭風，並且用低調方式處理，又沒有無任何實質跟進，敷衍塞責，負責賭博問題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博獎會主席方文雄難辭其咎，令人憤怒及遺憾！

政府口口聲聲稱不鼓勵賭博，但香港社會就出現馬會的投注額不斷上升，尋求戒賭輔導和治療的人數下降的怪現象。

根據民政事務局今年3月回應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有關賭博年輕化的提問的文件，[1]發現過去五年向平和基金熱線查詢或向輔導機構求助的數字均下降（見表）。

政府聲稱數字下降的原因「或因為巿民通訊習慣改變，更多使用網上媒體或社交媒體作溝通」因此那些機構已增加社交媒體專頁或專線，以供市民使用。政府雖然表示十分重視賭博所帶來的問題，但字裡行間卻未見有積極的對應行動，更企圖將求助數字下降的責任推諉予四間提供輔導及治療的中心。

但政府同時沒有指出其實馬會不斷宣傳其新的手機下注apps，以及其社交網絡如何吸引更多青少年人參與賭博活動，同時又以「現時社會並未出現主流意見要求提升合法賭博年齡」，以及「賭博年齡限制在不同地方皆有不同，沒有統一做法」做擋箭牌。事實上，五年前平和基金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已經指出六成港人支持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同時亦指出香港的教學制度令18至21歳的青少年大部份仍然在學，故應該提升合法賭博年齡等論據，惜局方視若無睹。

我們仍然在問，究竟甚麼時候局方才願意正視問題呢？

不過，今年政府再次無聲無色地以出稿而不召開記者會的方式，公佈最新有關港人賭博問題的研究，[2]很明顯，對政府來說這只是例行公事，大家若期望政府主動跟進有關研究，很難了！政府對馬會和對大地產商的態度一樣，小罵大幫忙！

傳說，莊家有一個特性，就是永遠不會輸。莊家可以透過設定遊戲玩法、賠率，以及不同的潛規則，令自己變成最後的贏家。而跟他對賭的人，永遠只能做輸家。一個道行高的莊家，除了視乎他能賺多少，更在乎他如何為其客人營造發財夢，以達其「普渡眾生」的效果，就算客人輸了整副身家也覺得很開心。

穩賺不賠的馬會 忽視社會責任

至截稿前，馬會又開出神奇六合彩結果，連買1,2,3,4,5,6都竟然可以中了五獎，而且頭獎也有23注半中獎，表面上是賣大包，但最後呢？因為獎金平分，馬會做的生意，穩賺不賠。[1]

六合彩如是，賭波賽馬也如是。在去年的馬季，馬會投注額又再上升，這已經變成沒有大不了的新聞，但馬會卻於年初大肆要求增加本地賽馬日和受注八個非本地賽馬日的聯播賽事，[2]以令馬會未來的收入有基本保障。我們與其他關注賭風的機構一同參與公眾諮詢會，不過在會中，我們只看見大量與馬會有關的外判商、受助機構及衛星組織以不同名義發言，諮詢會變相成為與馬會有關團體的圍爐大會。我們也不禁問，如此有賺無賠的生意，是不是應該要背負一點社會責任？

答案卻是否定。馬會將賭博當作生意來經營，我們曾建議他們在宣傳品上增加警告字眼，他們卻將之放在不當眼的地方；當我們指出他們製作的馬季開鑼年曆卡和宣傳品沒有加上警告字眼和戒賭熱線時，他們居然辯稱有關字眼已印在信封上，所以年曆卡就可以將之省去。馬會如此態度，當然也不會跟你談有節制和不鼓勵賭博政策了。

時時監察賭風  秒秒教育市民

在這十多年的監察賭風工作中，我們發現如果不直接指出馬會的問題，他就只會順理成章將之視為一盤生意，為著營業額而不斷用新方法吸引「顧客」，今年改革賭馬方法，來年又可能會加推新的球盤。同時，我們發現每年賭波和賭馬的總投注額已經愈來愈接近，可見未來賭波有可能成為馬會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此他們一旦要求再推出其他運動博彩時，就更加出師有名了。

我們期望社會更加關注香港的賭風，特別是在看來無風無浪的日子，因為只要經濟一逆轉，一群無望的市民就只能將希望押在賭博上，最後只會落得一無所有。所以，社會更應鼓勵巿民好好理財，學懂理財不是貪，不將金錢放在無止境的賭海中。

馬會報稱，2015-16年本地投注總額超過2,000億，賽馬投注超過1,070億，足球博彩佔868億，六合彩投注額則有超過85億。與去年相比，足球和六合彩的投注額上升一成。[1]然而，有評論員卻指出，馬會贏頭輸尾，因投資組合造成虧損，最後居然倒輸。[2]

雖然馬會發表年度業務總結時表示再創佳績，投注總額上升，但在年報中卻列出年度全面虧蝕6.39億元，當中虧損的主因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兌換差額、出售財務資產失利等。[3]

馬會作為營運博彩的唯一機構，同時卻陷在另一個賭局中，賭輸了甚至不敢告訴公眾，只低調的寫在年報中，也真頗有賭徒心態——贏了到處宣揚，輸了低調垂淚。

可不能忘記的是，即使調高戒賭機構的支援金額，也撥款支援網上賭博的族群，但賭風亦因馬會的高調推廣而在社會蔓延，現在連馬會也在金融巿場中損手而回，我們不禁問，是否需要好好監管非牟利機構買賣高風險投資產品的情況？以減低非牟利機構以本應用於社會的資源參與變相的賭博行為。

政府新聞公報稱警方「有決心及有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於歐國盃舉行期間，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大型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共拘捕103人，並檢獲約5億8,600萬元的投注記錄及超過300萬元的現金。[1]

不過，在歐國盃決賽週開始前，就有記者形容「近年香港警方雖致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集團，但始終禁之不絕，且因存在可賒數及提供折扣等『優勢』，加上澳門及外國博彩公司提供的玩法五花八門，坊間估計，本港將有數十億元注碼流入非法莊家及海外博彩公司之手」。[2]

換言之，警方打擊外圍賭博的決心和能力實成疑問，自2010年南非世界盃開始，坊間已估計有逾100億非法外圍投注額，而2012至2014年間，非法外圍賭博有上升，推算今年的歐國盃涉及最少數十億港元非法外圍投注。現在警方才檢獲五億，連一成也未及，就自吹自擂說自己有決心及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也很難自圓其說吧！

這個馬季一眾馬迷肯定比以前更忙碌，馬會自2月底開始，以預期總投注額下降為理由，向政府申請增加13天賽馬受注日，當中包括5個週三賽馬日和8個海外賽事受注日。過程中博獎會曾於3月召開一次只准發表意見但不准討論的諮詢會，之後閉門討論相關建議對社會的影響，最後一如所料為馬會開綠燈，成為馬會的橡皮圖章，而且過程並不透明，令人質疑現屆博獎會放生馬會，是否代表馬會日後已經「無王管」？

今次增加賽馬日的申請手法和理據有幾點值得商榷：

1. 博獎會的諮詢只是官樣文章，除以僵化的程序拒絕回應反對團體的任何質詢外，馬會亦不怕舉行此類形式主義的諮詢，因為馬會可廣邀得到利益輸送的集團支持自己，部份集團包括受助的社福機構；另外就是馬會的外判服務機構，例如保安，飲食等；最後就是與整個「賽馬行業」相關的衞星機構，例如馬主協會，香港評馬同業協進會等等，總之用以多欺少的策略，在諮詢會中營造出很多人支持增加賽馬日的假象，卻毋須就所有歪理深入辯論。

2. 根據民政事務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博獎會基本上完全接納馬會的申請，亦再沒有任何公開透明會議，讓社會人士知道他們接納的原因，之後的安排也只是通知立法會而已，民政事務局亦同樣如橡皮圖章般，二話不說就批准馬會的要求，賭博監管形同虛設。令人質疑為何民政事務局及博獎會作為批准及監察博彩活動的機構，竟如此寬待馬會？

3. 今年6月，馬會更曾於一週內有五天賽事可供馬迷下注，有馬評人批評馬會為了「砌靚」投注額，不擇手段地加場，問題其實十分嚴重。及後在立法會文件中，雖稱增加賽馬受注日後，未來大型的海外賽事要受注，需先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批准，又稱會將賽馬日的場數減少，回到過往的水平。但實際上就是掩耳盜鈴。

馬會雖聲稱總投注額下跌，其實仍過千億，可見馬會的營運根本沒有問題，而且非常「健康」，但政府仍然批准增加賽馬日和海外受注賽事，似乎就不將賭博對社會的影響放在考慮內。在政府和馬會眼中「窮得只剩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