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職場召命

分享嘉賓：Anka傳道
　　　　「上教會」（Captain Church）負責同工
整　　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教會」（Captain Church）是一間結合了髮廊、咖啡室和教會三個元素的三合一教會，她帶著使命，走入社區，接觸不同背景的客人，成為職場教會的示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由該會的負責同工Anka傳道擔任分享嘉賓，她在9月17日與參加者分享這間三合一教會的運作、她在服侍中如何經歷神，以及「上教會」的團隊怎樣榮耀神。

聚會開始，Anka分享教會由來。她從前是一位護士，後來因為全職照顧孩子而停止了工作。期間，她接受了兩年神學裝備，並到了豐盛髮廊帶領晚間聚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髮型師弟兄。髮廊裡有些員工負責洗頭等工作，他們是邊緣青少年，可能曾經犯事或要守社會服務令；她在那裡服侍這班青少年。但她感到這些青少年很難融入傳統教會，因為如果信徒有青春期的子女，而教會接待一些抽煙、紋身、講粗口的人，有些會友可能擔心這些人會帶壞他們的子女，她認為這樣想也是人之常情。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傳統教會的情況，令她想到聖俗的強烈分野。例如基督徒不應該抽煙，這想法普遍信徒都接受，但是邊緣青少年便會問：聖經有說不可以吸煙嗎？信徒理應聖潔，但有些仍舊帶著一些世俗行為的人，似乎很難融入傳統教會。

Anka深信耶和華的膀臂不會縮短，以致不能施行拯救。她開始為神做夢，她很想讓福音進入邊緣青少年的生命裡。結果她和教會的牧師分享，看看教會能怎樣回應這個異象。在2011年10月，教會便差派了她和其他弟兄姊妹出去作職場宣教。Anka指自己不是生意人，要開展事工並不容易。她要先找地方，並需要一筆創業資金，以購買工具，支付裝修費等，這筆錢的數目不少。神給了她異象，亦感動了弟兄姊妹踴躍奉獻。在一次崇拜中，弟兄姊妹整整奉獻了100萬元，另外還有30萬元的貸款，她為此而感動。有了起動資金，她和弟兄姊妹便開設了「上髮廊」和「上咖啡」，兩舖之間有一扇玻璃門。幾年前，他們又開設了兒童學習中心，提供遊戲小組和學前預備班。髮廊那邊有位弟兄擔任髮型師，而Anka則主力在咖啡室擔任廚師。員工當中有的是邊緣青少年。平日髮廊和咖啡室會做生意，到了週日則會休息，店舖會成為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裡崇拜。Anka指要共用資源，有賴一班弟兄姊妹協助，崇拜前，他們會將店裡的物件清空，崇拜後，他們就要收起樂器，重新排好桌椅，將地方還原。由2011年至今，每個星期如是，弟兄姊妹總是毫無怨言地整理場地，她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上髮廊」和「上咖啡」是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所以Anka很努力做好這盤生意，因為她要盡僱主的責任，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店裡的一切開支。她沒有飲食業經驗，也不認識相關人士，但她很努力學做一個稱職的廚師，又報讀相關的課程，她由最初在午飯時間完成10多個餐，到現在完成100個餐。她笑言在廚房裡有被刀割傷、被火燒傷、被油燙傷的危險，她又會弄到滿身油煙氣味，但工作實在太忙了，回到家中會因為累透而睡在地上。由護士、家庭主婦，到成為今日的廚師，她付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她同時在服侍的過程中，經歷自己生命的擴張。

Anka帶著無牆教會的理念建立「上教會」，盼望福音進入社區和接待不同的人。在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並不是透過三福、四律等傳統福音工具去傳福音。Anka指在髮廊和咖啡室工作的人有兩個身份：一是員工，一是說故事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神同行的人可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人認識耶穌。她解釋「上教會」的「上」字，是來自馬太福音六章10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渴望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而教會的英文名Captain Church，「captain」一字取自約書亞記五章14節：「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I have come now as captain of the army of the LORD.〔The Amplified Bible〕）他們希望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元帥，他們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為神爭戰。

「上髮廊」和「上咖啡」開業至今已有八至九年時間，店舖位於一幢大廈的一樓，在社區中多年，它們已有自己的熟客。Anka分享到：有一位熟客是位長者，有次他叫了一份鹹牛肉炒蛋三文治，於是她造了給他吃。老伯吃過以後對她說：這份三文治有待改善。於是她追問原因，老伯說自己在澳門吃過的三文治，裡面有洋蔥粒，他覺得味道好所以想教她造。她當時心裡雖然不舒服，但他是熟客，而且年長，便對他寬容一點。第二次再造時，結果他仍舊覺得不夠好，說還差一點糖和黑椒。這位老伯，還會帶一個玻璃樽來買咖啡室的曲奇。某天，有位婆婆來到店裡大哭，說老伯早上突然哮喘病發已過身了。由於老伯常常來吃下午茶，婆婆覺得有需要通知他們。那段日子，Anka會安慰婆婆，和她探討生死的課題。店舖就是這樣和街坊連繫起來，客人跟員工就像朋友一般。

Anka分享到「上教會」的使命：「成就夢想、領受異象、接受差遣、進入命定、帶著勇敢、改變世界。」她笑言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高言大志，因為當中提到要改變世界，但她認為現實是許多事總會打個折扣，如果異象不大，心志就會愈來愈萎縮，遇到困難，人也會怯懦。她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對自己的異象說自己太微小，應該對著異象說自己的神有多偉大，這樣，才能經歷《聖經》所說：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個子不高的Anka，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充滿活力，其實她的兒子已生了小孩，她已是祖母了。不過，她並不言倦，敢於為神做夢和承擔異象。要兼顧傳道人、廚師、妻子、母親、祖母的工作，並不容易，但她仍然帶著甜美的笑容，在每個崗位裡，做好自己的本份。她說的話鏗鏘有力，令參加者感受到她對神的信心，以及為她的見證所動容。

醫生給不少人的印象是專業和謹慎，但與病人相處時，他們或許不會太熱情，彼此的關係不會太親近。不過，「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首次請來的嘉賓蕭烜醫生，卻希望拉近與病人的距離，讓他們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還有心靈上的醫治，他本著愛心和信仰來服務病人和家屬。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在本社分享他的行醫理念，以及為何他有這樣的想法。

蕭醫生於2005年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不過，他原初並不是想當一位家庭醫生，而是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但一個罹患末期癌症的婆婆改變了他。這位婆婆曾對他說，覺得很孤獨，她在一天24小時之中，有22小時都在等候，因為醫生巡房只會用兩分鐘看她，而親人來訪也只是兩個小時而已。婆婆表示，自己的心願是想回到家中，在熟悉的環境裡，有親人在身邊，並得到家庭醫生的照料。這次相遇令蕭醫生認清自己最想做的，是與病人的家庭同行，所以他改變初衷，打算成為一位家庭醫生。

雖然認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但最初蕭醫生踏上這條路時，還是戰戰兢兢的。診所剛開業的首七個年頭，由於病人不多，他都沒有支取薪金。開業初期，他更要從早到晚都「坐鎮」在診所裡，每天工作16小時，每週才休息一天，這令他與妻子共對的時間變得很少，他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和決定。他自己也曾感到很氣餒。但在這段日子，他卻學會了等候神。他說：「在等候裡，我學會了一件事，就是我的心要安息……我安安樂樂去等候神。」當診所沒有病人時，他總會外出走走，或到茶餐廳坐坐，或拿著公事包和醫療工具外出診症，這令他有機會認識到區內的街坊。

家庭醫學——由家庭做起

家庭醫學提供了基層醫療服務，家庭醫生守護著市民健康的最前線。但蕭醫生指，在香港的家庭醫生，很多時只會被視為是看傷風感冒的普通科醫生。他慨嘆：「沒甚麼人知道原來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來的。」他這10多年來，認清了自己獨特的身份：家庭醫生與病人的家庭是可以建立很緊密的關係，因為一個家庭的三代，甚至四代的成員，都可能是看同一個家庭醫生，而有些家庭甚至會將家庭醫生視為「半個屋企人」，因此，家庭醫生能夠很清楚知道病人的家庭狀況和習慣。

為了讓病人成為自己的朋友，蕭醫生嘗試用創新的方法來關懷病人，例如邀請病人和家屬一同參加旅行活動，從中他既能了解病人的習慣，也可以教導他們怎樣保持健康。他更會嘗試推動關懷社區的工作。在他診所的所在地，區內有超過2,000多位獨居長者都乏人照顧，他便試著以一年時間訓練一些街坊、婦女，當中更包括了60至70歲的長者，讓他們去關心70至80歲的獨居長者。

挑戰職場固有文化

蕭醫生指，這種主動關心病人，和病人拉近距離的做法，其實不是所有診所職員都受落的。因為在醫療界裡，早已認定了診所的職員，只是負責跟症、執藥，要他們走進社區並不容易。此外，蕭醫生又會在診所裡跟同事一起敬拜和祈禱，此舉也會受到同事質疑。面對這些情況，蕭醫生便嘗試主動關心同事和他的家庭。他說：「當我關心我們的同事，關心他的處境，關心他的家庭，我就發現到原來他的家庭也面對很多困境。」因此，蕭醫生便很想與同事建立如同家人的文化，彼此關心。這樣亦可以幫助他更新職場裡一些固有的文化。

蕭醫生坦言，自己曾患過情緒病，雖然他已康復，但經歷過軟弱令他更敏銳病人在心靈方面的需要。他指出只要願意開口關心病人，便會發現病人當中有些面對情緒病問題，有些面對家庭或職場問題。他深信這些病人都是神為他帶來，他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需要。現時在診所工作的，除了醫生和助護，還有社工、輔導員和義工，診所亦成立了輔導中心，讓來看病的街坊，得到更全面的醫治。

怎樣才算成功？

眼看著自己的醫科同學，有的是「月球人」（即每月收入達100萬元），有的甚至是「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達100萬元），蕭醫生笑言若以金錢論成敗，他算是失敗。但對他來說，病人受到鼓勵，生活上有所突破，這些都來得比金錢重要。他指自己曾經遇過一位身體遭嚴重燒傷的病人，這位病人有次獲邀出外旅遊，但卻擔心同行的人會以奇異的目光來看他。診所的醫護人員都鼓勵他參加，並表示神會與他同在的，結果這位病人真的參加了那次旅遊，並有勇氣日後更多外出走走，人也變得開朗起來。蕭醫生欣喜地表示，後來這位病人甚至用他已經全部燒傷、結焦的手指，製作了一盆花，祝賀去年成立的輔導中心。他指所有診所同事都很珍惜這份禮物。

蕭醫生指自己讀到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時候很受激勵，因為他知道能勝過那惡者，全倚仗耶穌基督的血，還有信徒所見證的道。他知道自己所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當他看到病人的見證時，這些見證都指引著他，成為了他的謀士。例如，他曾經遇過一位憂愁的老伯。蕭醫生後來發現，原來老伯的太太患過癌症，雖然治好了，但又彷彿好像沒治好，因為她很抑鬱，和很擔心癌症再復發。老伯本來已退休，但因害怕妻子舊病復發而再次出來工作。蕭醫生想為他禱告，最初他有點抗拒，但後來還是願意一起禱告，並在禱告時哭了起來。其後，他每次來看病都想蕭醫生為他禱告，他漸漸改變，更表示想到教會事奉神。這些見證對蕭醫生來說都十分寶貴，他常常將它們存放在心裡，讓他可以喜樂滿足，並有氣力繼續向前邁進，醫生又豈只能為人醫病呢！

基督徒可以看《金瓶梅》嗎？

「基督徒可以看《金瓶梅》嗎？」這是五月份對談中一位參加者的問題。艾阮博士在是次對談（第二及三頁）中從西方小說的源起與發展說起，幫助參加者明白小說的本質，從這個角度來欣賞小說。她也引用了一些例子，說明如何進行信仰的反思，但又不是純粹道德批判。她引用小說家昆德拉的話指出，讀者可以在小說裡的想像空間中找尋「被遺忘的存在」，引起共鳴，甚至觸動生命。

所以，問題不再單單是「基督徒可否看《金瓶梅》？」，而是《金瓶梅》所展示的是怎樣的想像？讀者的生命如何與這想像對話？抑或《金瓶梅》只成為縱慾的工具而矣？艾阮博士提醒參加者，基督徒也要對聖經有充足的認識，並在信仰上有穩健的根基。有參加者回應，高質素的小說有很多，但如何善用有限的時間，閱讀和欣賞有價值的小說，也十分重要。

吳慧華的「愛與寬恕——始於神」（第四頁），從小說《孤星淚》中的主角冉阿讓，反思上帝的愛與寬恕如何改變人，即使在實踐時困難重重；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算是一種「被遺忘的存在」，給讀者想像的空間，展示愛與寬恕的力量，也鼓勵基督徒，在上帝裡沒有難成的事！
 

一想到神的呼召，基督徒大抵會想到讀神學、做傳道人及宣教士，又或是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到其他地方帶職事奉。但是，原來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信徒也可以按照神所給予的才能，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也可以成為一個回應神呼召的人。究竟信徒可如何看待神的召命？曾擔任校長，現任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任牧師及天道書樓暨天道傳基協會總幹事樓恩德牧師，透過他豐富的工作經驗、人生閱歷及聖經知識，闡述職場對基督徒的意義，以及信徒回應召命時須要注意的事情。

職場等級

樓牧師借用J. I. Parker及Carolyn Nystrom合著一書Guard Us, Guide Us釐清一些錯誤的觀念—以為工作有等級之分。在很多美國基督徒眼中，海外宣教士、傳道人、醫護人員與教師這四種職業是第一級的。相比之下，其他職業則被視為第二級。這使很多年青基督徒尋求職業時，都希望可以進入這四大行業。因為這些行業看似有更多機會為大眾提供直接的幫助。

樓牧師認為香港亦有這些情況：有些人認為神職人員比其他人優越；服侍教會便較為神聖，而服侍社會則較為世俗。樓牧師指出，無論是社會或教會，都是出自神，並沒有聖俗之分。而即使在教會中事奉的肢體，各人皆是因著神的揀選，按恩賜各有發揮，也沒有高低之分。因此，接待人員與台上的講者是一樣的。就如當初的使徒，他們當中有打魚的人，即使沒有受過神學訓練，但因著神的揀選而成為見證基督的人，並從家庭聚會開始，成為教會。當時這一個「集團」，沒有清楚界定所謂的神職人員，當使徒明白到要專心傳道及禱告，才需要一些執事幫助他們處理事務。之後，隨著歷史演變，才慢慢形成一個有等級的「集團」，甚至更認為熟識原文的人似乎厲害一些，而不識原文的人則次人一等。其實，大家都是神所呼召，只是職位各有不同。樓牧師分享曾有人建議他辭退校長一職，全身投入佈道，但樓校長對這建議沒有太長久的感動。而他事後也體會，作為校長亦可以好好地事奉神。

職場對基督徒的意義

甚麼是職場？狹義來說，職場是謀生的地方，也是賺錢的地方。錢很重要，但不要把它當作偶像。「相信神，但更加信賴金錢的話」，這樣只會成為一個「A貨信徒」。按廣義來理解，職場可以指到任何環境，一處發揮神給予人恩賜的地方，而人亦按著這恩賜，為他人帶來祝福。所以，即使是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及義工，他們都有見證神的職場。

昔日，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族本家，為的是要使萬國得福(創十二1-2)。而今時今日的信徒，使他人得福更是責無旁貸。因著十字架完成的救贖，基督徒與神的救恩有份，而信徒享用這恩典之餘，也要與他人分享。「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

職場是人運用神恩賜的地方，也是人依靠神恩典的地方。有時，當人面對一些狀況及困難，即使連專業知識都無法解決時，也不用害怕，因為信徒只要為神真心擺上，神的能力便會加給他(腓四13)。結果是愈肯學、愈肯做便學會更多，職場成為一個很好的訓練場所。特別是當人出錯時，要如何處理；當在職場上每時每刻遇到考驗，人如何不依循世界的方法，而是按真理去解決，均是信徒需要學習的。

能正確回應召命的須知

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蒙神呼召的人，一生之內也有神加給他的特別呼召或使命。然而，如何才可知道自己的使命？樓牧師指到生命更新是很重要的。那麼，生命更新又是一回怎樣的事情？生命更新是一個過程，信徒先是「……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9-10)。承認主，更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一二1-2)。

有兩大重要的原素可使生命更新：一是神的話語，二是聖靈的感動。只有聖靈的感動，而沒有神的話語，人有可能出軌；相反，只有神的話語，而沒有聖靈的感動，人卻可能沒有動力。所以兩者缺一不可。

當然，人要願意把人生的目標交給聖靈，才能得到祂的引導。而當神的引導來到時，也要看人是否願意承擔，順服神的旨意。至於有沒有能力，還是其次，就如當神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推辭，說自己不會說話，神仍堅持使用摩西，並安排亞倫為他發言。

所以，一切都是恩典，信徒也不必為到自己有「特別」的呼召，又或是在職場上有傑出的表現而自負，以為自己比他人優勝。當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時，人沒有甚麼可誇口的。保羅是一個好好的例子，早年他雖然與加拉太教會辯論時，強調自己從神領受而來的使徒身份(加一1)，但後來在其他地方，他曾說自己「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弗三8)，甚至在晚年時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15)，可見保羅愈來愈認識自己的卑微，沒有把功績功勞歸於自己。

基本上，人在職場上回應神的呼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國，其實是回應神的愛。期間須要不斷重整自己的生命，透過生命的接觸，可以使他人得福，讓更多人透過你的工作認識神。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7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與20多位朋友一同對談「土地與公義」的問題。究竟「強拍」、「中環價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背後，香港如何可以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
 
鍾博士指出在政府及發展商的宣傳之下，一般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有價，而房地產發展及相關連的經濟活動及消費行為產生了一連串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國民總收入有重大影響(大約七成)。因此，香港社會整體都信奉了一個迷思，以為要維持香港的經濟暢旺，便先要保持樓市暢旺；認為只有樓市好，香港的經濟才會好，而經濟好的時候，香港社會才會好。在這種功能的經濟價值主導下，香港政府作出土地發展及房屋規劃時，也往往只著眼於效率、經濟效益及達到最快最高的利益回報。以容易引起爭議的舊區重建為例，政府往往罔顧對民生及原住戶的衝擊，引入地產發展商參與其中，任由發展商以自以為很合理的價錢收購當地居民的業權，卻忽略了原有居民的生活網絡及意願。
 
鍾博士列舉兩個外國例子帶出香港式的土地發展與舊區重建策略，並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說外國政府在推行社區重建計劃時，並非單單從經濟著眼點出發，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保留文化遺產及關顧居民的需要。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巴黎市政府大約在2005、2006年期間推出的一項名為去倫敦化(Delondonization)的計劃。所謂去倫敦化，便是法國政府不希望巴黎如倫敦一樣，繁華街道上的地鋪盡是充斥著如Nike、Tesco等大型連鎖店。政府規定在巴黎市中心及其周邊新興建的樓房，要保留三成的公營房屋；該計劃亦規定連鎖店及跨國企業不能打擊帶有巴黎特色的傳統小店如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的生存空間。巴黎是法國文化的象徵，而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正正代表巴黎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政府認為任何發展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不可以犧牲法國人的記憶及文化。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的社區倡議計劃(Community Initiative)。顧名思義，這項計劃並不是由地產商決定，而是由當地的社區居民呈交他們的重建方案，向當地政府表達他們希望如何重建社區。有份參與的不單是業主，也包括當地居住的租客，為了幫助外行人，政府會安排一些專業部門為當地居民提供專業意見，如果其方案得到審批，政府甚至會為居民向財務機構的融資安排作出財務擔保。舊區重建後，成果由整個地區分享。
 
這兩項計劃與香港人所認識的手法截然不同，香港很強調發展商的參與，至於發展商所運用的方法，連政府都難以干預，也可能是根本不願意干預。
 
可是，當樓市交投淡靜，地產界卻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一些房屋措施。2002年金融風暴的緣故，樓價跌了六成，地產商表示政府會「識做」，不久，政府便作出無限期停止出售居屋的決定。鍾博士認為從2002年到2010年期間，政府依賴私人發展商，不興建居屋和主動拍賣土地，結果對買樓自住的人士做成打擊。原因是地產商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卻又不會馬上起樓出售，當土地愈來愈少，他們又放緩起樓的速度，以致每年的單位供應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由於競爭少，現今地產商的賣樓策略，把細單位(如600呎)也包裝成豪宅出售，沒有中下檔次的單位，整個房地產市場被豪宅帶動。過去一年半，連民生最基本的中小型單位價格亦升了三成多，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地產商。不少人努力工作，積蓄仍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甚至是愈是花時間儲錢、與樓價的差距便愈遠。
 
鍾博士指出房屋及土地在香港本身有很重的商品屬性，而政府亦多交由經濟市場決定，不作干預。但其實，政府應該把公民權放在房屋政策之內考慮。「房屋」也是一項市民的基本權利。聯合國人居組織(Habitat)倡議住屋權作為民權的主要部分，並提出了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標準。從市民權(Citizenship)的觀念出發，在此地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都應該有權去分享有限的城市空間，即使沒有完全的決定權，也應有參與權，更應有權佔用每人每戶都能負擔的「充足住房」。
 
房屋不單指到四面牆一個頂的空間，在社會學上，「房屋」此觀念包含一系列的「機會」，居民身處何地，與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規劃緊密相扣：工作的地點，子女讀書的地方，居民之間或許會成為一個網絡，能夠互相支援，大家合力解決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若然政府太任意，又或是太隨意以一個經濟原則，把土地運用只交由一些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考慮的話，往往會危害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鍾博士贊成政府重建居屋，他贊成的理由並不是要政府幫助別人置業，而是面對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政府從來沒有把公義放在政策的考慮範圍之內，亦不會把房屋作為必需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將土地運用權利合理地分配，去制衡市場不合理的行為，令到市場寡頭壟斷的環境無法得到制約。他認為如新加坡那種「限價」發售房屋的政策，在香港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難以實行。但香港政府可以因應環境，多興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向市場及炒家發放一些信息，避免樓市過熱。
 
說到底，土地的運用不只是一個商品，也牽涉公民權，香港若要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香港人整體都要改變「中環價值」、唯利是圖的心態。而政府更要為了維護公民權的緣故，避免以經濟效益決定一切的想法，並阻止發展商壟斷。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

作為教牧同工，或是關心教會的弟兄姊妹，其實你是怎樣「知道」教會情況的呢？原來，我們只是靠觀察或知道相熟肢體的情況，就概括成教會現時的狀況。推而廣之，信徒的靈命成長，除了聖靈工作，尚有甚麼社會及心理因素？非基督徒歸信或信徒離開教會前，除了有感動之外，還有跡可尋嗎？逆境如何幫助信徒們成長？年紀越長，愛主越深嗎？

繼2009年9月份我們邀請得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鄭順佳博士就「安樂死」的問題分享後，11月份中心又邀得香港大學心理學系高級講師許志超博士分享「教會與社會及心理學」的問題。是次聚會有超過20位人士出席，與講者就上述問題交換意見。
 
社會科學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零碎，有關華人教會的更為貧乏。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第二次「生命倫理對談」中，邀得香港大學心理學系高級講師許志超博士，嘗試把西方的社會及心理學研究結果整理及綜合，以收集更多數據，作為華人教會日後佈道及培育之實証基礎。

信念不同　看法不同　行動不同

很多時候，我們對一些事物的信念不同，每每左右我們對事情的看法，甚至影響我們相應的行動。就如現時金融海嘯，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信徒遇上逆境是否就一定會得到鍛鍊，遇強越強？反過來說，在逆境時，信徒會不會就此跌倒，我們作為教會應否扶他一把？
 
若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想法落實，就會得出很不同的教會行動方向：相信逆境是試煉的教會，可能就著重在靈命培養的活動，更可能會讓信徒「吃點苦」，叫靈命成長；反過來，認為信徒會因逆境跌倒的教會，可能就以開展各式各樣的慈惠工作做主打，以實際的援助行動來與會友同行。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分別多大，而如何掌握教會肢體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便是教會能否「對症下藥」的一個重要部份。

對教會認知　多是「聽人講」

其實，很多時我們對教會會友情況的認知，都是停留在軼事性的（Anecdotal）認知，亦即是「聽人講」，或是追溯式的（Retrospective）的層面。由於認識幾個離開了教會的大學生，我們會推想「讀得書多」，就會像吃了禁果一樣，眼晴就會明亮起來，繼而投入多姿多采的花花世界，失去信仰。
 
教會陰盛陽衰，是甚麼原因？在教會長大的信徒，他們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舉行貞潔運動，立約的肢體可以維持，持守忠貞嗎？甚麼東西容易叫他們跌倒？又或是「傳統智慧」告訴我們：年紀越長的人，經歷越多，愛主越深……
 
以上教會的現象和問題，都應以較科學化的研究分析得出結果。在外國，以上針對教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普遍的，也是教會參考的指標。

進行信仰研究　非與屬靈認知對著幹

許博士指出，進行信仰的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並不是要與我們屬靈的認知起衝突，而是要作為「相輔相承」的作用。調查研究能幫助牧者更客觀和全面的認識他們的羊和教會實際情況，幫助他們作更適切的牧養。可惜的是，現時華人教會在信仰的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上，除了心態未能接受，相關的實際研究也少，難成參考指標。

其實本研究中心除相關的研究工作外，亦會舉辦對外研討會：除了每年一度的大型會議外，也會每兩月舉辦一次「生命倫理對談」，集合教牧、社工、老師及其他關心社會倫理發展的朋友，就特定的議題，與相關的學者一同交流，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與。

冷知識：首個有關華人行為與信念之研究──進行中！

除了在教會層面外，現時許志超博士也正與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的一組心理學家，開展一項有關華人行為與信念形成與變化的長期研究計劃，名為「華人信念發展研究」。這項研究為期三年或以上，是對華人（特別是信徒）的價值觀和信念變化所作的一項創新研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