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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7/09/2020
專欄: 
有情無國界
若以Google搜尋器尋找「M記」一字,竟也能得出世界知名連鎖餐廳的名字。在維基百科中有提及「M記」、「麥記」、「老麥」均是香港及澳門對這餐廳的簡稱。
 
我並不是M記的常客。除了因為食物的質素或營養價值欠佳外,更是因為其廁所(洗手間)的衛生程度。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餐廳廁所的整潔衛生,會成為我和家人是否會再次光顧該店的準則之一。不管餐廳的食物味道再好、環境部置是如何優雅、服務態度是怎樣親切、誠懇……但當你在進餐過程或之後,需要到洗手間方便或整理一下,卻發現當中竟是凌亂骯髒,臭氣撲鼻……一下子你所有的食慾也頓然消失,甚至乎有一種反胃欲吐的感覺。香港的M記,不論是店的面積較細的或是一些裝潢華麗的,其用餐地方基本上是整潔,但其廁所,不知何解,就是經常存有一種獨特的異味、地面總是濕滑和佈滿鞋印、廁格總是淤塞、骯髒。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是發自在我身處台灣麥當勞,剛離開洗手間回到坐位時的問題及感慨。同一的國際集團,台灣麥當勞的廁所是如此的整潔、乾淨,但成為M記之後,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嘗試以「麥當勞衛生」為題在網絡上作搜尋,香港與台灣竟是有著明顯的分別。
香港M記的衛生標準,在其網頁中有以下的記述:
「……餐廳貫徹執行一向的嚴格衞生與清潔標準,要求所有餐廳員工:
   每四小時清潔及消毒廚房器皿
   用消毒毛巾拭抺餐廳桌面及工作枱
   每小時洗手
    廚房員工配戴口罩
   遵守顏色手套守則以嚴格防止交叉污染……
   定期清潔及消毒奶昔及新地機器
  ……。」
 
台灣麥當勞季報(2020第八期)中有另一種演繹:
「根據統計,每位顧客在餐廳內用的時間,平均約40分鐘。故台灣麥當勞持續落實每30分鐘清潔一次『桌椅、桶、廁、地』……;防疫期間,每小時並再用消毒水……加強消毒,讓顧客都能安心品嚐美味餐點。」
有關廁所,他們有另段的描述:
「全台麥當勞所有座式廁所均安裝完酒精分配器,定期清掃,確保廁所……乾淨整齊無異味,並隨時檢查設備完整功能正常,讓顧客安心使用。」
 
兩地的明顯分別在於,香港所關心的是員工守則及偏向食物的衛生,而台灣則是看重顧客的需要及他們的感受。以自己(員工)作出發點,就是一種減少犯錯、避免違規的思維,做得再好也不過是一種「自保」的行徑。以他者(顧客)作優先考量,是一種重視別人的態度,是嘗試突破純粹按「工作表現/要求」的範疇,而是增添一份貼心,多了一些尊重。嘗試代入他人的立場來理解事情,在一個只求「賺到盡」的社會中,是較難做到。為他人多做一點,豈不就是增加營運成本,導致利潤下降?引用電影《食神》內的對白,大概也能反映出漠視顧客的營商心態:「史提芬周(向手下交帶啲嘢):『張枱有咁窄得咁窄,張櫈有咁逼得咁逼,咪等啲友仔坐得咁舒服,食完嗱嗱聲好走。飲管有咁粗得咁粗,冰有咁大嚿放咁大嚿,杯汽水咪雀一聲飲完買過第二杯囉。你係咪新嚟架?呢啲嘢要我教……』」若把廁所弄得太整潔、乾淨,豈不讓更多客人「樂在其中」「流連忘返」?
 
但另一方面,M記廁所總是髒這現象,顧客(我們)亦要負上部份責任。當然,並不是指責顧客刻意把廁所弄髒。原因是廁所比較容易骯髒是客觀的現實,即使使用者如何小心,也難免廁所被弄髒。我們要負的責任是「妥協」於現況,縱然這現況已極為惡劣。我們已不再問「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而是認定了「M記廁所總是髒!」我們所採取的是「妥協」的態度,放棄提出改善的要求,接受營商者不作改善的態度,寧願「蒙著眼」「捂著鼻」匆匆地進出廁所,立刻完事離開便算。
 
「啞忍、妥協」若成為我們面對不合理事情的基本態度,這不僅是關乎廁所的衛生問題或食肆的營運問題,更是牽涉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否得以改善,亦是影響著社會可否持續的進步或是倒退的關鍵。
 
因著「廁所」的整潔,我是會再次光顧台灣的麥當勞。深願香港的M記能有一天亦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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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珍惜獨有的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8/10/2020

與一家大小、親朋好友一起「烤肉」作為慶祝中秋,或許是台灣所獨有的。

曾經問及當地人:「為甚麼每年中秋也要烤肉?」他們大多也不太確定因由,但卻有一些共同的線索。就是許多年前在中秋節期間,電視播出一個烤肉醬的廣告,而這廣告實在太深入民心(或太洗腦)。從此,烤肉就成為每年台灣過中秋節的習慣。不明所以或不太確定的原由,竟也能成為年復年的習慣。

近似的情況,中秋節前兩天,被一個曾在香港居住數年的台灣朋友問到:「香港人過中秋節,為何喜歡點蠟燭?」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對應!真的,我是從來沒想過,為何蠟燭與中秋節會拉上關係?近30年來,在香港大概每年只有兩天能大伙兒結集相聚,在公開的環境下點燃蠟燭。一天是6月的某夜,另一天則是中秋節。6月的燭光,差不多全香港的人也知曉所為何事。反之,中秋夜的蠟燭,似乎是無從稽考。但肯定的是,這習慣已超過30年。因筆者在兒時,也是中秋節在公園內「煲蠟」的一份子。

中秋是華人所重視的節日之一。其源可追溯到《禮記》中的記載,是關乎拜月的行徑;到唐朝開始成為君王賞賜群臣的日子;後發展為民間的節日,這可能與慶祝秋季豐收有關。但與蠟燭全扯不上關係。在民間的月兔、嫦娥奔月等故事當中也找不到半點與「蠟燭」相關的痕跡。或許掛燈籠是有少許的關連,但似乎也不能造成在中秋節點燃(或玩)蠟燭這習慣的必然因素。

不為所以的行徑,不論是「烤肉」或「蠟燭」,每年因著「習慣」而重複著。這些「習慣」能持續下去,當中蘊含著「情感」。孩子在點燃蠟燭的過程中,感到一份刺激;家長(成人)們可能回憶著兒時歲月的美好;戀人們在燭光的氛圍下,更能陶醉在浪漫之中。「烤肉」或是「蠟燭」能成為習慣,也許就是被「情」所牽絆。能把親人、好友連繫、聚集在一起,享受著互為彼此、月下團圓的歡愉,就是成為「習慣」的重要因素。

若情感、追憶、思念驅使著我們每年重複習慣,那麼讓人「遺忘」,不讓人「記念」就是打破「習慣」的最佳方法。

原來中秋節的蠟燭跟6月的燭光一樣,也是香港獨有的。在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別的華人社區,每一年如此自發及一致地在這兩天的晚上,讓燭光在各處點燃著。今年香港中秋的蠟燭,大概因著「限聚令」而不復再;同樣,日後6月的燭光,也必會被種種新訂的法規所限制及取締。讓人「遺忘」事情,好把「習慣」打破。遺忘了中秋的蠟燭,大概也阻不了親友的相聚。若遺忘了黑與白、是與非、對與錯、公義與良知、真理與盼望,我們所保留下的工作、地位、財富或苟安又有甚麼意義及價值?

獨有的事情及習慣是更需要珍惜。多探究其中的含意,重述內裡的故事,把習慣的行徑跟自己連上關係,避免每年所重複的流於形式、因循。

在中秋節,最多人所祝願的,大概就是「人月兩團圓」。簡單的五個字,把人、月及團圓三樣東西放在一起。「團圓」的意思是較容易掌握及明白。以人與月作類比,我們較熟悉的,莫過於是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的描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是在聚散幻變的當下仍企盼:「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長久,不管相隔多遠都可以一起看明媚的月色。而這首詞的寫作背境為:「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用廣東話的理解就是:「中秋節,飲酒飲大咗,掛住兄弟(子由),作首歌記念吓。」

今年中秋,身在台灣,未嚐烤肉、蠟燭欠奉、沒有大醉,卻想念著那些素未謀面,但又惺惺相惜的兄弟、手足,或許他們一時未能與家人團圓,但仍祝禱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加國疫情第二波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30/09/2020

執筆之時加拿大全國新冠肺炎總感染人數突破153,000,筆者現居的安大略省近期每天平均400多宗新個案,9月28日更再創新高,新增700宗個案,是自4月下旬以來最險峻的情況。  
 

一個月前,亦即全省室内口罩令實施後而限聚令未放寬前,曾幾何時全省每日新個案數字均跌至雙位,不少人認爲有機跌穿每天50,甚至期望單位數出現,但原來只需一個月左右,便能把大半年的抗疫心血前功盡廢。  筆者雖非專業人士,但根據自身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分析因素如下:  

  

抗疫疲勞 

雖然「最安全亦是最危險的時候」 有些廢話,但這亦是第二波疫情爆發的首要因素,北美以「Covid Fatigue」來描述這狀態,等同於香港所謂的「抗疫疲勞」。
 

這裡不少人這大半年來都是在家工作、減少外出及社交聚會、不能堂食、睇戲、商場購物、出街要戴口罩、歸家勤洗手等等,故當8月時疫情稍現曙光,心想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再加上政府開始放鬆封市抗疫的限制,解禁後市民即頻繁外出(最明顯是馬路多車了、商場停車場泊滿車)、用膳、實體社交、參加大型聚會等,儘管現在加拿大大部份城市已實施了公眾場所室內口罩令,但用膳、私聚時難免卸下防禦,故此市民心態和抗疫政策放鬆便是第二波的首要因素。  

  

私聚難管

雖然數月前加拿大各省均立例暫停餐館堂食、規限聚會人數和非私人地方室內戴口罩,但熱中社交活動的人只要由公眾場所轉為自家或私人地方聚會便可繼續酒照飲、舞照跳。
 

如早前暑假下旬,筆者便有些喜愛戶外活動的朋友租了郊區湖邊小屋渡假數天,享受臨別的夏季,問題是並非只一兩個家庭參加,而是十數位家長連同小朋友一起去,在室外釣魚划艇還安全些,但在室內飲酒吹水便一定不會戴口罩、這無疑是高風險活動,但政府部門亦難以管制在私人地方活動人士有否戴口罩,只能使用限聚令執法。如前所述,在加拿大一些人煙稀少之處,執法部門力度十分薄弱。如以警力/地方面積計算,香港每平方公里有13.3名警務人員、中國是0.2名、美國是0.07名,但加拿大只有0.007名警員。 
 

當然,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是無人地帶,但即使以城市比較,多倫多的比例平方公里亦只有7.7名警員,比香港少約四成,這亦是不少人視這些新條例為無牙老虎的原因。 例於9月26日,於多倫多以北百多公里的一個湖灘小鎮,有數百人未經批准舉行大型汽車集會,當時大批人士霸佔路面,不少人沒戴口罩,及沒有遵守兩米社交距離,安省省警(OPP)亦要向鄰近城市(約克區及皮爾區)警隊借兵才能驅散人群。 

  

堂食重啟  

雖然安省堂食重啟個多月,但筆者膽小,現今也只有一次在外用膳(還要整間餐館無人才敢進內),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表示已難忍數月不能外出用膳,故當食肆堂食放寬後,「吃貨」們猛虎出閘般逐間食肆品嚐,但食肆堂食感染風險有多高?9月27日,多倫多市中心知名餐廳Yonge Street Warehouse有五名員工及兩名顧客證實染疫,根據《加拿大星島日報》,衛生局表示,約1,700個到訪顧客有感染風險,另外市內三間餐館和酒吧因違反《衛生防護促進法》(Health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Act)已被下令關閉,當局表示還有第四間正被調查中,而同日於首都渥太華亦有多間食肆因爆發疫情而需暫停營業。 故此筆者還是認為,如果想吃餐館食品,都是外賣安全些。 

  

拒戴口罩  

「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這是筆者5月在香港時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可見「西人」不願戴口罩的形象何其深入(其他地方的)民心。  近況是,根據溫哥華公共交通局所述,現時大部份乘客都會配戴口罩,只有約5%人士未有遵從。 
 

而當加拿大疫情爆發初期,即今年3、4月時,小弟正身在安大略省,當時還未實施室內強制口罩令,但街上已有大半人戴上口罩,不少超市和商店都自行「立例」,顧客必須戴口罩才能進內。儘管如此,仍不時有客人不戴口罩「衝關」等事件發生,網上已有不少視頻上載,在此不贅。
 

不過筆者想表達的是,「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筆者只能答「有人戴有人唔戴,但唔戴的是少數。」當然疫情初期是不戴多過戴,原因很多,例如買不到、價格炒上太空(高峰時一盒50個口罩要賣50加元,近期回落至16加元一盒)、覺得「樣衰」、「戴咗呼吸困難」、低估病毒傳播性、相信陰謀論、怕致癌、影響男性荷爾蒙(真的有這謠傳)等等。  
 

加拿大的室內口罩令是按省或市來立例,故並非所有地方同步實施。安大略省的城市大多數自7月下旬才開始強制室內必須配戴口罩或「面罩」(face covering),除非有醫生紙證明該人有合理原因不能遵守該條例。儘管如此,筆者有一些客人仍拒戴或少戴口罩(故不許他們進店內,只在室外/停車場交涉),其中一位更向筆者坦承他是「Anit-Masker」(反口罩者)。  
 

筆者曾問他現在實施了室內口罩令,那麼他是否有很多地方去不了?他便立刻面有得色地拿出他的「道具」給小弟觀賞,主要是一些可再用的尼龍口罩,但罩面印有反口罩標語或圖像,例如嘲諷戴口罩人士為羊群或喪屍、「口罩不能抗病毒」、「口罩令背後是洗腦陰謀」、「戴口罩有損健康」等,另一個「口罩」則只是一個網罩,但根據法例條文,網罩應該不符合「口罩」的定義,故如果他戴那個罩進入室內場所,擺明是「撩交嗌」。雖然云云客人都只有一名Anit-Masker,但更多「拒罩客」是戴了等同無戴,最常見是掛在面上但不遮蓋鼻或只戴在下巴。當然,這些人並非主流,要不然加拿大現在的疫情必更嚴重,但即使屬少數,其疏忽極有風險令自己感染及傳播他人。  

 

入境無檢測  

海外回加人士入境時雖然需要填交健康申報表及聲明願意自我隔離14天,但和香港不同,既沒有即時在機場進行快速病毒測試,亦不會配發追蹤手帶 ,所以不少「輸入個案」都未能在邊境攔截,即使帶病毒者誠實地自我隔離14天,亦很有機會已向其家人傳播了病毒。 

 

散毒高危群  

現時安大略省新增個案中,多數患者為20至30歲人士 ,主要原因是社交活動頻密。根據9月19日的《加拿大星島日報》,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流行病學專家Dr. Ashleigh Tuite直言,40歲以下人士對新冠病毒表現得毫不懼怕,也對防疫不太在意。  

 

疫情暴露政制文化問題

如比較不少西方國家,加拿大的疫情不算超級嚴重。根據網站Worldometer 9月27日的資料(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以人均感染率排名,加拿大位列全球85,數字為0.405%,略低於全球平均0.426%,其他港人較熟悉的地區分別是 :美國排名全球12、西班牙排20、法國排44、俄羅斯排48、英國排58,意大利排70、德國排97,澳洲排135,香港位列154,之後日本排156、南韓排164及、台灣排207等等,但如放任不理,全民只寄望疫苗來臨,恐怕屆時已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醫療負擔爆煲、政府亦會因疫情而對個人及企業實施長期經濟援助而出現財赤,最後羊毛出自羊身上,惟有加稅和印銀紙兩個解決方法,全都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所以這世界很多情況都是「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不少人都希望移民海外,但這個疫情亦暴露出不同政制、國族、社會和文化應對危機的能力,讓人看事物看得更全面。 

千夫所指的無名英雄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3/09/2020

引言

英國福音派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為道爭辯:獨排眾議的基督》(‘But I Say to You... ’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中,將耶穌基督描繪為一位特立獨行之士;唐代文學家韓愈發起改革文體的古文運動,但受到保守派的排擠,李漢如此描述當時韓愈怎樣受到孤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民國時期著名作家魯迅曾經在〈自嘲〉這首詩中這樣寫:「橫眉冷對千夫指。」意思是他不理會來自四方八面的攻擊,堅守關懷國運的立場。耶穌、韓愈、魯迅都名垂千古,我們當然希望自己好像耶穌、韓愈、魯迅一般,在逆流而上之後便能夠到達彼岸。然而,在現實之中,許多力挽狂瀾的英雄都是寂寂無名,甚至「臭名遠播」。

筆者曾經在〈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一文中指出:「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即使你做得很對,大部份人都未必知道,甚至連你自己也不肯定是否做得對,充其量你只是一個無名英雄,甚至你會受到千夫所指。

 

船長吃力不討好

我曾以鐵達尼沉沒來作為例子,指出1912年英國遊船鐵達尼號撞到冰山而沉沒,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於是鐵達尼號冒險以高速前進。

熟悉筆者文章風格的讀者會猜到我會再做思想實驗,假設船長慎重地考慮冰山的威脅,他一個人頂住了船公司的壓力,堅持暫時停駛或者減速,最後鐵達尼平安地用較長的時間抵達紐約,跟著會發生甚麼事呢?可能船公司的董事會對船長說:「因為你反應過敏,小題大做,所以我們錯失了創造世界紀錄的大好良機 !」沒有報紙會用頭條刊登以下的新聞 :「鐵達尼號抵達紐約,全體乘客平安無恙。」沒有乘客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逃過一劫,相反,可能有些人會抱怨鐵達尼的航速太慢,令他們少了一至兩天在紐約遊覽的時間。

筆者和內子有一次類似的經歷,很多年前,我們參加了一次前往南極洲的遊輪旅程,起初由於風浪太大,故此遊輪無法靠近南極洲,當時群情洶湧,一大群乘客投訴貨不對辦,要求船長交代,有些年老的乘客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後一次看到南極的機會,他們絕對不會放棄!筆者和內子比較年青,我們心想: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所以我們沒有其他人那般情緒激動。那時候並不是施行民主制度、以投票決定行動的適當時機,那時候消費者權益和類似民粹主義的態度都應該擱置一邊,專家的意見才是最重要,船長頂住了群眾的壓力,堅持在風平浪靜之後才將船隻駛入南極洲海域。最後我們在南極洲逗留了一段短時間,不然的話,我相信投訴信會如雪片般飛向船公司,沒有人會感謝船長幫助他們避免了一場「完美的風暴」。

 

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

現在讓我們回顧美國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空難,1979年5月25日,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191號航機從芝加哥飛往洛杉磯,起飛了短短31秒後,飛機突然墜落至地面,機上258名乘客和13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每次「完美風暴」都是由多個錯誤合成的。

首先,191號航機其中一個引擎與機翼分開,通常,即使一艘巨型民航機缺少了一個引擎,它是仍然可以飛行的。但是,當引擎掉下來時,它損壞了飛機的液壓系統。飛機師遵循了緊急手冊的指引去降低速度,但後來的調查顯示,該操作手冊的指示是錯誤的!當時飛機上多個電子系統失靈,本來機組人員可以開動後備系統,但是備用系統的開關距離機組人員太遠,飛機師必須鬆開安全帶,才可以走過去開啟備用系統。在緊急情況下,飛機師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這樣做。

這次空難的罪魁禍首當然是脫離機身的引擎,為甚麼引擎會掉下來呢?這是因為大約一個多月前,這架飛機被送往奧克拉荷馬州的維修廠進行引擎維修,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美國航空公司要求維修人員走捷徑,但是,這快速的工序最終破壞了引擎和機身之間的連接。

現在又是思想實驗的時間,假設飛機維修部的主管拒絕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讓維修人員走捷徑,堅持用正確但成本高昂的方法去修理飛機引擎,那麼在美國航空史上便從來不會發生引擎自機翼脫落的災難,但即使避過了這場空難,也不會有傳媒歌頌那位維修部的主管,更不會在頭版刊登:「1979年全年都沒有發生空難,沒有引擎爆炸或者脫落。」相反,美國航空公司的董事會可能非常不滿意維修部不願意嘗試節省成本的新方法,可能那名主管被炒魷魚;又或者航空公司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消費者怨聲載道。

假設編寫緊急手冊的工程師十分審慎,他要求模擬每一個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從而保證手冊上每個指引都絕對正確;又假設飛機設計師要求將後備系統的開關掣移近飛機師的座位,以及上述的維修部主管已經把守了第一關,但在沒有緊急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沒有人會讚賞緊急手冊編輯和飛機設計師,他們會認為這些多餘的做法是費時失事,人們甚至會懷疑手冊編輯和設計師是否想出風頭,是否吃飽飯之後沒事幹。

 

結語

以上都是假設的情況和人物,但我相信,在我們周圍的確有很多類似的無名英雄,弔詭的是,許多無名英雄可能受到千夫所指,例如那位堅持不在驚濤駭浪之下進入南極洲的船長,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對他萬分感激,他是力排眾議的無名英雄!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25-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09/2020

墨菲定律

在這場瘟疫中,美國是一個極之奇怪的異數,美國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的4%,但美國的確診案例和死亡數字卻佔了全球的25%,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很多文章去探討這個怪現象,有不少在美國以外的朋友對我說,他們自己的國家亦有類似美國的條件或者潛在因素,卻沒有出現美國那般的大爆發,那麼,到底筆者所說的因素是不是真正導致疫情失控的原因呢?

筆者認為,美國疫情失控的現象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這個詞語本來是形容很多惡劣的氣像情況聚集在一起,因而發生了一場氣象大災難,但現在人們亦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其他類型的災難。「完美風暴」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必須具備所有條件才會出現大災難,假設10個條件之中只出現了九個,那麼這個情況便算是不完美;當10個條件全部同時出現,整個狀況就是完美了!這應驗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都會出錯。」換句話說,所有10個條件都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每個條件自身並不是「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補償不理想的條件

筆者的朋友說得對,有些條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但當那些國家或者地區在其他方面做得好的時候,便可以補償到其他並不理想的條件,因而避免了完美風暴。舉例說,丹麥在恢復上課時並沒有強制人配戴口罩,但人人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大群人聚集,政府、老師、家長、學生都願意彼此合作。

香港屬於高危地方,因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政府並沒有高度管治效能,起初林鄭政府堅決拒絕封關,口罩供應嚴重缺乏,但香港人懂得自救,從海外渠道搜羅口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沒有實施封城措施和取消大型活動,但蔡英文政府雷厲風行地驅動全民配戴口罩,台灣的口罩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援助其他國家。

像美國一樣,許多德國人也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8月初,大批德國人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集會,抗議德國政府的抗疫措施,有人說整件事都是敵基督的陰謀。幸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一職之前曾經從事科研,她聽從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她已經慎重地處理這次危機,她在全國演講中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自私、無知、自大聚在一起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剛剛相反,幾乎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8月初,美國維珍尼亞州的一些城市出現確診激增後,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限制當地酒類銷售和聚會人數不能超過50人,並指年輕人染疫增加,問題出在「太多自私的人」。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自私的人,單單是自私的心態並不會造成疫情失控,人們仍然可以基於自私的動機去遵守抗疫措施,例如害怕自己和家人染病;另外一個因素是無知,那就是缺乏科學常識和批判性思維;但無知亦不是充分條件,人若願意承認自己在知識上不足,那麼就會聽取專家的抗疫指引,但自大的人卻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月中旬,一名男子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Tucson)一家雜貨店內拒絕戴口罩,他對其他人大喊:「這些人沒有學到功課,你們是一群戴著口罩的白痴,你們應該知道那(瘟疫)不是真實的!」自私、無知、自大和許多其他因素合在一起,才會出現完美風暴。

有些朋友對我說 :「若果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犯錯,這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了!你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講或者教幾堂主日學,也不會改變大局。」上面提過,丹麥重啟校園,同時又能夠控制疫情,這是歸功於不同持份者通誠合作,但丹麥教育部長羅森卡(Pernille Rosenkrantz-Theil)說:「你不可能突然之間創造出良好的合作關係。」美國不是丹麥,美國的山頭主義和黨派紛爭已經是蒂固根深,驟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一條不見盡頭的隧道。

鐵達尼災難的啟示

無論如何,筆者仍然保留著一點樂觀,為甚麼呢?因為只要有一部份人做對一些事情,那麼缺一不可的完美風暴就可以避免,在下面筆者將會以鐵達尼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曾經有些人將鐵達尼災難比喻為現在的瘟疫,7月初,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防疫第一線的醫生警告,德州宛如鐵達尼號,即將撞上病毒冰山;崔維斯郡醫療協會(Trav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主席艾比哈立德(John Abikhaled)說:「船員試圖放慢船速並改變方向,卻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這個類比十分悲觀,但鐵達尼災難的啟示中也有積極的一面。

1912年4月15日,由英國南開普敦駛向美國紐約的巨型郵輪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而沉沒,船上有2,200多名乘客,但最後只有705人獲救,1,500人葬身大海。鐵達尼海難正是一場完美風暴!

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亦在船上,他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再加上船長對鐵達尼的安全性充滿信心,最後他不理會警告,下令鐵達尼高速前進。

在事發當晚,有兩名船員在瞭望塔當值,但他們在瞭望塔上面找不到望遠鏡,而當時亦沒有後備望遠鏡,於是乎兩人只能夠靠肉眼偵察,但發現冰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鐵達尼的設計師認為這艘船是不會沉的,他們只在船上放了20條救生艇,全部救生艇只能容納1,178人,但是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加起來約有2,200人。

鐵達尼號由撞到冰山至沉沒所經過的時間是兩小時四十分鐘,當時最接近鐵達尼號的另一船是加利福尼亞號,兩者相距只有10至20哩,鐵達尼號以無線電發出求救訊號,但加利福尼亞號在晚間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鐵達尼連續向夜空發射多枚火箭放出信號,然而,加利福利亞號的船長卻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

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開始思想實驗,在事發當晚加利福尼亞號也知道海上有冰山,所以船長決定停航,假若鐵達尼號的船長亦決定停航或者慢駛,那麼整個悲劇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鐵達尼號繼續全速前進,假若在瞭望塔上的船員有後備望遠鏡,從而及早偵察到前面的冰山,那麼鐵達尼號有可能逃過一劫。

即使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如果當初工程師在船上安裝足夠的救生艇,那麼在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

即使船上沒有足夠的救生艇,但至少可以搭載約1,200人,但最後只有約705人獲救,原因之一是船員的訓練不足,許多救生艇沒有載滿人便放下海。後來有些船員吹起哨子,要求那些仍然有位置的救生艇返回來接人,但最後只有兩艘救生艇折返。如果當時全部救生艇都先載滿人才離開,或者半滿的救生艇願意回來接載更多人,那麼死亡數字將會大減。

退一步說,即使鐵達尼的救生艇沒有充分使用,假設加利福尼亞號在晚上沒有關閉無線電通訊設備,那麼這艘船便會接收到鐵達尼的求救信號,加利福尼亞號可以救起全部或者大部份鐵達尼的船員及乘客。

縱使加利福尼亞號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若果他的船長見到火箭訊號後便伸出救援之手,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生還。其實,當時一名在加利福尼亞號的船員說:「一艘船不會無緣無故發射那麼多支火箭,可能他們出了事故。」如果船長能夠聆聽意見,重新開啟無線電通訊去跟鐵達尼號聯絡,那麼歷史就會改寫。

勿以善小而不為

說到這裡,我相信讀者已經很清楚我想表達甚麼,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或者至少將傷害減低。反過來說,若果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十全十美的風暴!

三國鼎立的時候,劉備去世前在給予其兒子劉禪的遺詔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非常適切這個時代的金玉良言!基督教讚聖詩〈傳遞它:只需要一點火花〉(“Pass it on: It only takes a spark”)也以類似的方式去鼓舞人心:「只需要一點火花,就可以使火發光。」我清楚地知道,單靠撰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說、教幾堂主日學,是不會改變大局的,但我和你都無需要改變整個大局中的所有條件,也許,我和你只需要做一些很小的善事,和避免去做一些很小的惡事,這場完美的風暴便逐漸失去必要的條件。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19-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移民外國英文好?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6/08/2020

小弟經常香港加拿大兩地走,留意到近年多了不少已回流香港的加拿大移民選擇「再回流」,身邊亦有不少朋友問我怎樣移民。其實數十年來,移民這話題在香港方興未艾,以前聽得較多的一個原因,便是希望下一代能有更佳學習環境、學好英文,但透過移民學好英文到底有多真實?又或效益多高呢?

小弟80年代末移民楓葉國多倫多,當時中一未讀完便離港,到了加拿大插班讀「七年級」(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制度:一至八年級為小學,九至十二級為中學)。不少人都以為年少移民,只需數年英文定必「嘞嘞聲」,講得十分流利,查實並非必然。當事人本身的性格和英語底子(或外語)固然是語文能力提升的關鍵,但根據我的個人經驗,環境 (即居住、上學上班的地區)亦是極其重要一項。

當年小弟落腳區正是8、90年代香港移民首選——多倫多的士嘉堡。此區最廣為人知的是,華人新移民即使不懂英語,仍能毫無障礙地生活。不少商店或私人機構,如銀行、郵局、超市,總有一兩個華人職員在左近。而且楓葉國主打多元文化政策,在新移民集中的地區,不少社區中心或政府部門都會聘用或調配該區較多的少數族裔擔任接待或工作崗位。好處是新移民投入日常生活無難度,但亦因此不少華人旅加多年,英文仍毫無寸進,最後都只能在華人圈子生活、工作、透過華文媒體接收資訊,或「回流」中港台。這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只是華人首選落腳區由士嘉堡北上數公里,轉為萬錦市。

這種「英文無寸進」的循環雖在中年移民圈中較常見,但小弟在北美求學期間,亦見識不少年輕人——包括小弟——這些移民前在老家「少壯不努力」的學生,到了外國又經常與華人子弟為伴,再加上日常娛樂主要是中文歌、港劇和港產片,結果便是來加多年,英文龜速進步。

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插班第一天入課室,全班二十多人,過半是華人,當中大多數是香港移民,其次是台灣來的,然後是俗稱「竹升」的第二代華僑(當年中國大陸移民佔華僑社群很低比例),只有四、五個白人,在班中他們才是少數族群。升上中學後情況不變,午飯時在學校飯堂只會聽到廣東話,大家閒聊的話題十九不離香港和台灣的流行文化。

此外,這邊的學校為了提升新移民學生的英語水平,大多會設置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簡稱ESL的英文輔導班。不過根據小弟個人經驗,ESL通常會變成華人同學會。班中鍛鍊英文的機會只有每堂和老師的幾段練習及對話,反倒是把英文麻麻的移民學生聚在一起。雖然如果班中有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學生仍有機會能鍛鍊英文,但根據「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定律,小弟自然是「群返」一眾港人子弟,齊齊睇《風雲》、聽草蜢李克勤、打「紅白機」過日子。返教會?當然亦是華人教會。

反過來,小弟在加拿大認識數名Uncle和Auntie,他們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約三十多歲移民。據知他們學歷不高,當中兩三人更只有小學程度,因條件所限(學歷和經濟),他們惟有選擇加拿大一些移民門檻較寬鬆的城市為申請目的地(可以「加分」),那些地區大多是人口密度較低,需要勞動力但勞動人口不足的市鎮,又或是一些公司在當地長期招聘不到員工,最後進行海外招聘而被錄用,因而赴加定居。由於那些地區華人少,同事大多為非華裔,所以即使人到中年,但因經常使用「英語」這工具,來加兩三年語文能力已突飛猛進。當然,通常都是會話能力進步,書寫方面可能仍然有待改進。

至於小弟的英文,自問到了今日仍未達本地人般流利的水平,但慶幸在中學畢業後,在一個政府部門找到暑期工,身邊的同事九成並非華裔,記憶中那個夏天講的英文總和比之前四五年上學講的更多。往後數個夏天亦復如是,尋找多些磨練英語的機會,會話應對方面算有些長進。

故此小弟的見解是,對八歲以上的人士來說,移民或留學後如終日仍以自己人為伴的話,英文進步的機會頗渺茫(除非底子良好),反倒只要有一兩年密集地使用英語,即使英語根基再弱,亦定必改善不少。所以不可寄望移民後英文一定好起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使用的機會,去非華裔人士較多的地方打工,其效益可能比報讀英文班高數倍。  

美國人情願吃掉眼前的棉花糖:忍耐不是美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8/08/2020

「每個人都準備好去玩樂,去他的!我也準備好!」 這是一名參加了美國南達科他州電單車節的鐡騎士對記者的回答。在8月初,約70,000名來自全美各地的電單車手參加這個為期10天的活動,絕大部份參加者都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這當然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自瘟疫爆發以來,在全美國仍然有無數人開辦派對或者舉行其他大型活動。

無論是從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來衡量,美國已經成為了新冠肺炎瘟疫的「震央」,若果從硬件方面(科技水平、醫療設施……等)來看,這的確是令人大跌眼鏡;但若果從軟件方面(政治氛圍、國民性格……等)來審視,這結果並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事件的發生都並不是只有單一原因,我在其他文章裡面討論過美國人具有反權威的性格、傾向相信陰謀論、太重視個體自由而忽略了公民責任,在這篇短文裡面,我會再討論另一種導致這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的國民性格,那就是只顧及時行樂、不願意犧牲眼前的利益去換取長線的回報。

我完全明白到困在家中是十分苦悶的,但只要全民暫時忍耐,遵守限制聚會指引和其他防疫措施一至兩個月,那麼現在美國的經濟可能已經重開。但是,今天病毒繼續人傳人,疫情只會沒完沒了。當前這場瘟疫好像是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而美國人並不合格。

甚麼是棉花糖實驗呢?1972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進行了一項有關「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著名實驗,在這項實驗中,研究人員給予參加實驗的小孩子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馬上得到食物,但如果小孩子願意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他會得到雙倍的獎勵。這些食物可能是棉花糖或椒鹽脆餅,視乎孩子的喜好而定。研究人員發現,那些能夠勝過眼前試探而得到雙倍食物的孩子,長大之後都會比那些馬上將一塊棉花糖吃掉的孩子更加成功,例如他們會考取到更高的SAT[1] 分數,受到更多教育,體重指數(BMI)和其他生活指標也比較理想。不過,後來的研究進一步顯示,人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及其經濟背景有助於他們以後的成功,而不僅僅是延遲滿足慾望的意志力。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檢討哪個研究結果更加可靠,我只是以這個實驗來作為一個引子,無論如何,這個實驗結果的啟迪是不言而喻的,其實,在這場瘟疫發生之前,美國人在另一個國際性「史丹福大學棉花糖實驗」中亦表現不佳。儲蓄和長線投資可以理解為放棄眼前的一塊棉花糖來換取將來更多的棉花糖,一直以來,在發達國家之間,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是偏低,以2016至2019年的數據來說,美國人的儲蓄率只有7.6%,這是遠遠低於新加坡的50%、愛爾蘭的37 %、南韓的36 %、台灣的35%、瑞士的34%、日本的27.3%。美國的國債是天文數字,截至2019年底,美國債務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9.2%,先使未來錢已經變成美國人的常態。

瘟疫過後,美國人會否慎重地檢討自己的處事方法和生活方式呢?筆者的看法有點悲觀, 為甚麼呢?上一次全球性的大災難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為了糾正這個錯誤,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謝爾頓.加隆(Sheldon Garon)寫了一本書,題為Beyond Our Means: Why America Spends While the World Saves(超過了我們的能力:為甚麼全世界都在節約而美國卻大花錢),他批評美國政府鼓勵人民無節制地消費和過度依賴信貸,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他認為金融危機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美國人儲蓄太少,花費太多,借貸過多。他呼籲美國人學習東亞和歐洲的節儉文化,學習其他國家如何通過特殊的儲蓄機制,積極鼓勵其公民儲蓄。但到頭來加隆的金石良言只是「講人自講」,正如上面提過,在2019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仍然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另一場比較遙遠的災難是1973年的燃油危機,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聯手在猶太人贖罪日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援下反敗為勝,但西方的軍事援助激怒了生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她們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這幾乎癱瘓了全美國,那時候,全美每個油站都大排長龍,於是乎省油的日本小房車開始大受歡迎,美國三大汽車廠亦逐漸轉攻小車市場。

這場燃油危機促進了環境保育,然而,當油價回落之後,美國人便故態復萌,1990年代耗油的運動休閒車和其他大車大行其道,在1999年運動休閒車的銷量甚至超越了小房車。石油並不是再生能源,下幾代的子孫怎麼辦呢?但人們只顧吃掉眼前的棉花糖,並沒有從慘痛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筆者在美國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我觀察到,無論是學校教育、流行文化、經濟模式,都是促使人想做就去做和追求即時回報(instant gratification)。這和筆者自幼便耳濡目染的概念大相逕庭,例如「先苦後甜」、「居安思危」、「憂患意識」、「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滴水可成河,人生應儲蓄」……。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之後,美國人追求即時回報的心態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機隨時隨地看到自己想要的資訊,而且可以馬上回應,每一段推特訊息、每一段YouTube影片都要短小精幹,「耐性就是美德」(Patience is a virtue)已經變成了過去式:Patience was a virtue。

平時我們並不覺得吃掉眼前的棉花糖有甚麼問題,但這場瘟疫充分暴露出這種心態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時候,基督教會必須抗衡文化,忍耐和等候,在過去、現在、將來仍是美德。

 


[1] 美國大學理事會主辦的學術評估測試。

地產如何霸你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08/09/2014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

智取太平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16/12/2010

不知道你有否因為連鎖快餐店的「大富翁」遊戲而吃多了他們的加大套餐?多年前該店換領Snoopy和Hello Kitty活動也曾引起了熱潮,在商言商,以「儲分換嘢」的手法來刺激消費,也常見於超市、便利店。今次大富翁促銷活動之所以熱爆,一方面是因為儲齊「太平山」和「淺水灣」印花能換領豐富獎金獎品,因此吸引大家不斷加大個餐,食多個包!另一方面,筆者也相信與「大富翁」在香港人心中有獨特地位不無關係。

每位香港人大抵都有玩過或聽聞過大富翁遊戲(能不能支持到結局是另一回事!)。在香港眾多流行的版圖遊戲(Board Games)當中,大富翁可算是一枝獨秀,歷久常新。大富翁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超然的,被歸類為「益智」遊戲,它除了教導孩子的街道地理知識,也被認為是教導孩子「理財」的好工具。

筆者忽發奇想:究竟大富翁給了我們甚麼影響?當我們追求太平山的富貴,為何遊戲裏卻沒有標榜「香港精神」的獅子山,或是東涌甚至天水圍?為何「深水埗」和「深水灣」兩地名稱只差一字,價錢卻差天共地?入獄是「機會」安排;生日禮物就是「公益福利」?其實在大富翁遊戲的版圖中,我們在建構一幅甚麼樣的圖畫給孩子?是香港成功精神的縮影?是中環價值的代表?還是我們特意抹去那些被認為是「發展不良」的地段和相連的失敗者?

如果大富翁是要教導我們好好理財,為何香港人玩大富翁時,強調的往往是鬥快買地,你爭我奪,而不是講求合作和雙贏?(其實原本大富翁遊戲的重點,是要玩家們之間不斷談判和合作的)我們又會否被遊戲熏陶,將買樓置業看成為人生致富的必經階段?

不過,說到買地換樓,相信最切中問題的是:原來我們買地置業,最重要是期望其他的玩家不幸踏中交租罰款,就算你擁有多少家財物業,一旦踏入他人的「產業」,都可以交租交至傾家蕩產!收地、「起屋」,說到底其實就是為了收租圖利。如果你不幸成為遊戲中的「無產階級」,對不起,就只能淪為不斷交租、交買路錢的「小債仔」。

遊戲教導我們,買樓,其實並不是用來自住的,最低限度,是用來「防止被收租」;進取點,是用來「三格連成一起,壟斷地產市場,運轉乾坤」的。

凡此種種,豈非如實地反映了香港的實況?當我們每天為着「太平山」和「跑馬地」而咬着漢堡包奮鬥,或是為着自己「唔好蝕租」而努力儲首期時,或許我們也要想想,原來陪着我們成長的大富翁遊戲,早就教曉了我們這些「生存之道」。當調查發現六成青年未來十年首要的人生目標竟是買樓,這是遊戲的高瞻遠矚,還是社會的悲哀?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6/12/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