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香港AI教育應何去何從?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5/05/2026

香港教育努力追上時代步伐,政府亦迅速意識到數位教育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 (AI) 教育方面,教育局於2025年推出「智」啟學教撥款計劃,資助每所中小學50萬港元,透過AI提升教學效能,該撥款不單可購置AI軟硬體、訂閱教學平台,亦可資助學生參加相關培訓活動。[1] 這種自由運用的撥款模式雖能激發創意,讓每間學校發揮校本特色實踐AI學習,然而欠缺統一規範卻帶來隱憂。事實上,不少學生在AI的應用時間及技能上,有時甚至超越老師;根據調查發現,現時教師使用AI比例達91%,學生更高達95%。

普及背後的教學隱憂

誠然,本港學校在AI硬件設施上突飛猛進,但卻在「跨學科系統化融入」的深度上潛藏隱憂。目前,大部份學校把AI素養(AI Literacy)僅侷限於電腦課。學生會用AI做功課,但也衍生出過度依賴、學術誠信受損及私隱安全等問題。有報告顯示,超過九成的本地師生均有使用AI工具,但逾七成教師擔心這會削弱學生的解難能力,更有23%學生承認若無AI協助便難以完成功課。專家憂慮,過度依賴會積累「認知負債」,削弱學生的解難能力(71% 教師擔憂)、批判性思維(63%)及創意(59%)。[2]

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中小學,高等學府亦未能倖免。近期便有大學的博士生論文,被發現引用了大量由AI虛構的文獻,出現嚴重的「AI幻覺」(AI hallucination),直接衝擊學術誠信。[3] 面對AI浪潮,各國的教育正面臨翻天覆地的演變,我們不妨窺探一下芬蘭及新加坡的做法,以此帶來反思。

他山之石的實踐啟示

連續八年蟬聯全球最快樂國家的芬蘭,其應對AI的策略是「社交第一、數位最後」。當地教育界深信,如果孩子在科技浪潮中忘記如何當一個「人」,將是非常悲哀的事,故此他們認為數位工具僅是輔助學習的手段,以人為本的社交互動才是確保在AI時代保持快樂與競爭力的關鍵。芬蘭的學校將社交能力與創造力排在數位能力之前,教導孩子真誠互動,避免科技帶來的孤獨感。[4]面對AI深度偽造,芬蘭將媒體素養教育下放至三歲的幼稚園,並將AI素養納入學校課程,以提高學生對虛假資訊的辨識能力。[5]學校又會教導孩子如何看著對方的眼睛說早安、如何在犯錯時真誠道歉。由於芬蘭政府早已洞悉過度數位化的負面影響,故減少數位裝置的使用、回歸紙本,做到全民性的「社會免疫系統」。

再看新加坡的情況,他們強調實驗、重視過程。透過《2030教育科技總藍圖》[6] 與「國家數位素養計畫」[7],推動系統化的AI學習。當地政府為中小學生提供5-10小時的AI課程模組,不只教寫程式,更強調動手實驗,例如親自訓練智能機器人,使它能對外部訊號做出反應,讓學生在「發現、思考、應用、創造」的架構中適應數位時代。[8]

要在AI時代培育下一代,香港的學與教模式應從「結果導向」轉向「過程導向」。為確保學生成績能反映真實學習狀況,而非AI的生成結果,學校應推動跨學科運用AI,而非侷限於電腦科。以芬蘭的經驗為例,推動跨學科的AI融入,學生可運用AI進行前期數據分析,而教師則將評分重點放在學生如何轉化、篩選並重組龐雜資訊,使AI成為深化學科知識的輔助。

此外,我們亦應改革評分的標準面對學生依賴AI才能完成功課的現況,證明傳統的「結果導向」評分已過時。參考新加坡強調「動手實驗」的理念,我們可以在日常課業中增加「人機協作過程」的透明度,要求學生提交作業時附上與AI 的對話歷程,並要求他們以文字或口頭方式進行反思,例如分析AI的回答有無盲點、自己可如何修正錯誤,從中增強及鍛鍊學生的批判性。

香港在追趕AI教育的同時,也需要確立學生「以人為本」的道德觀。AI只是幫助整理資料、尋找答案的工具,但無法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係。香港的AI 教育正處於十字路口,究竟應該何去何從?事實上,學校並不缺乏購買AI工具的資金,缺乏的可能是一套能守護學術誠信、引發深度思考,並鞏固人性價值的AI教育方案。如果教育局能把資源投放在針對本地學生現況的AI教育工具上,定必對下一代有更大幫助。我們要將目光從「AI」放回「人」身上,令學生成為AI的主人。


[1]〈教育局通函第221/2025 號〉,《香港教育局通函》,2025年12月16日,網站︰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221C.pdf

[2]彭彥怡︰〈調查揭7成教師憂學生依賴AI削解難能力 23%學生無AI難以完成功課〉,《香港01》,2026年1月13日, 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1239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

[3]林遠航︰〈港大論文引虛構文獻 葉兆輝致歉:博士生用AI沒檢查 非誠信問題〉,《香港01》,2025年11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9275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

[4]黃惠群︰〈芬蘭直擊!全球最快樂國AI時代繼續快樂的秘方:AI要強,先學看人眼睛說話〉,《商業周刊》,2026年3月18日,網站︰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indep/6021698

[5]〈芬蘭培養學童識別深偽 將AI素養納入課程〉,《明報》,2026年1月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國際/article/20260107/s00005/1767716424309/芬蘭培養學童識別深偽-將ai素養納入課程#goog_rewarded

[6]阮孝齊︰〈新加坡2030教育科技總藍圖(EdTech Masterplan 2030)中科技與教育的交織規劃〉,GEL-NET,2025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gel-net.com/post/202503-03

[7]郭伯臣、張道宜︰〈中小學數位學習政策比較:日本、韓國、新加坡與臺灣〉,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第21期,2025年9月,網站︰https://pulse.naer.edu.tw/Article/Detail/717c0000-56bb-0050-0dc7-08ddbf9...

[8] 〈新加坡推出人工智能教育計劃2025年所有中小學生提供5到10小時AI課程〉,AIBase,2024年10月9日,網站︰https://news.aibase.com/tw/news/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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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命及同工為本的機構管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11/2024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
 

香港城市發展:只有城市,沒有社群?

城市發展倫理系列 第一回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20/03/2014
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我們不停重建舊區,住屋發展永不停步。可是,當我們的舊區面對重建,要急速發展時,我們的社區和社群卻也被無情改變。今回的生命倫理對談,就是以城市發展作主題,探討城市發展與倫理的關係。
 
其實在城市裡,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社群人倫同樣重要。然而在我們的社群中,可有相關的倫理值得我們反思及留意?推而廣之,在一切都計算成本效益、經濟至上,以及提倡發展是硬道理的價值觀下,公平、公義、人情及倫理又可以如何伸張及踐行?
 
對居住環境的詰問
對於一向住在城市的我們,有時應該要問自己:為何我們要住在市區而不在鄉郊?上一次我們往住所附近的公園是甚麼時候呢?公園是用來休閒,還是成為每個周日安置家中外傭的好地方?你要開多少道鐵閘,經過幾多重保安關卡才可踏進家門?為何我們需要這麼多的保安員?以前住在屋邨,不是有鄰居守望就行了嗎?話說回來,你真「認識」(點頭之交不算!)你的鄰居嗎?
 
或許,我們可以再看大一點的圖畫,看看我們的城市:香港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社會,然而當這城市中的發展,一切看來如此理所當然時,你有否發覺有些不對勁?為何每個地區的發展(例如幾個新市鎮)看來都是一模一樣的?為何每個商場的店舖都是由那幾個大集團壟斷?為何我們居住環境極為綢密,卻又與鄰居形同陌路?
 
香港城市規劃 只重規劃不重獨特性
其實,香港是一個不停建設的社會。過往的城市發展,背後有著不同的規劃:如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九龍半島,已有早期的城市規劃,結果使今天的油尖旺區街道井井有條,打格子式(Grid pattern)的街道規劃。香港也有早期英國「花園城市」(Garden city)式的城市發展,九龍塘的又一村就是一個好例子。戰後的1953年,因石硤尾大火而開展的公共房屋計劃;以及後來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又或是八十年代的「長遠房屋策略」,以至回歸後滿有爭議,到後來「無提及等於不存在」的「八萬五政策」(平心而論,在未有97年金融風暴前,這計劃是廣受支持的),到現屆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定出未來10年房屋供應要達到470,000個單位的目標等,其實都是遵從著一套「規劃與發展」(Planning and development)的模式。所以從土地規劃、公屋建設、新市鎮,以至舊區重建,也處處見到「規劃」的影子,當中提倡以「最佳效益」的方式盡速發展,重視「數量」和「標準化」,給予民眾「平均標準」的地方與城市功能。因此,進行城市發展時並不重視社區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結果城市在發展時亦失去不同的特點。在缺少了社群感及歸屬感的情況之下,大家都有著「一式一樣,毫無特色」的感覺。
 
「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其實,城市發展中除了建築物的重建外,還應有其他非物質性的「建設」。在今天的城市,還有鄰里(Neighborhood)的存在嗎?其實在城市裡,除了建造大量建築物,社群人倫的建成同樣重要。改善居住環境及其質素,不應只重視「數量」和以「標準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發展掛帥」其實也可同時體現地區和居民的個別性和多樣性。我們今天時常說到的「以人為本」或「以社區為本」的都市發展,就是不單要為市民提供工作的地方(place),而且同時要創造一個多元群體和多維參與,讓人在其中可以生活、居住、生產和實踐,以滿足社群中不同成員所需要的空間(space)。生活的內涵和質素往往是不能量化的,管治者必須有願意正視和關心不同社群特質和需要的態度,才能有人性化的城市發展。
 
當然,一討論城市發展,我們就少不免想到了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其實,在討論地產商、市建局和政府當局的問題與相互關係前,我們要知道如果社區已建立好一個健康及有力的社群,其實「發展」的故事可以很不一樣。事實上,一個健全的社區網絡,除了上述的角色,還包括街坊福利會、地區團體、宗親會、政府的民政系統(如各類的諮詢委員會)、居民系統、公民社會組織等,這些網絡連結在一起,成為社區中不同的組群,使社區可以健康發展。
 
當我們的城市重新重視社群,我們的社會很可能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