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教育.教獄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5/2019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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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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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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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1] 〈天水圍女教師墮樓亡 教育局派員到校支援〉,《頭條日報》,2019年3月6日,網站: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44885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2] 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曾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報告,當中提出13項建議。但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報告「新瓶舊酒」。參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提交行政長官的報告〉,「勞工及福利局」,2018年10月,網站:https://www.lwb.gov.hk/chi/other_info/TFPYS_Report_(Chinese).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 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解決問題〉,「巴士的報」,2018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3671411-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3] 所有自殺率的計算以每10萬人計,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為9.5,即代表香港每10萬名15至24歲青少年中有9.5人死於自殺。參〈「同心協力 防止自殺」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最新數據並提出預防建議〉,「香港大學」,2018年9月10日,網站: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836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4] 〈價值〉,「維基百科」,2017年11月19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價值(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5] 沙半山:〈籲教師勿「笠亂」自殺 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香港01》,2019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11770/籲教師勿-笠亂-自殺-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6] 〈考評局明年取消中史及歷史科校本評核〉,《東方日報》,2017年9月1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916/bkn-20170916101946889-0916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7] 〈「做甚麼事都得從做人開始」——敬悼司徒華先生〉,「華叔,多謝您!」,2011年2月15日,網站:https://thankyouunclewah.wordpress.com/category/文章/(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相關文章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問題不在手機、在於戒癮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10/2020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7-10-2020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復課鐘響起 學生再起步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 編輯﹕謝芳
09/06/2020

「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這樣, 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
《聖經新譯本》〈腓4﹕6-7〉

學校要復課了!由高中生開始,慢慢到初中高小,再到初小……。學生始終要回到學校、回到與同學相聚的空間繼續學習。但當學生休息了多月,一下子要復課,很快又要面對學期終的考試,相信壓力會增加不少!學生應該要如何好好準備和過渡這段剛開始回校學習的日子呢?坊間有不少機構及社工在疫情期間都繼續關心學生,我們特意訪問了基督教女青年會青年及社區服務總主任蘇艷芳女士,根據她與社工們實際協助的三十多所中學的觀察,以了解多些學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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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主任表示,學校的社工們在疫情中都沒有閒下來的時候,因為都需要分配口罩、米糧等物資給有需要的服務單位及家庭,而另外亦會盡力去關心學生在疫情中的情況。由於社工與同學不能在學校面對面交流,現在會轉以電話、網上視像溝通,以Zoom開組;為了要和學生多點交流,更會開IG (Instagram),出貼文、玩遊戲等,務求與學生多點機會接觸。他們有時更會用學校的平台,透過老師的視像課堂最後的一些時間和學生玩遊戲,作簡短的講座,與學生溝通,也讓學生知道有需要的話,可以找社工傾談或尋求幫助。

不過,由於不用回校上課,有些學生生活安排鬆散,失去了常規生活,因晚上上網、打機而弄得日夜顛倒。當網上上課時間的安排變得較為固定,學生也知道要預備回校上課、交功課,情況已有好轉。

如何預備自己?

為了讓學生與老師能夠順利復課,基督教女青年會更預備了兩份網上資源《復課者聯盟》及《「師」「私」細語——老師復課錦囊》,以幫助他們在復課前後的14天可以好好預備及過渡。蘇主任認為,學生要由外表開始,到作息時間,再到功課與心理都要作好準備:「知道有些同學這幾個月一直在家,頭髮都未曾剪過;生理時鐘日夜倒轉了,打機到清晨才睡,下午才起身…,最好在開課前一星期始慢慢調整自己,做好準備回校會比較理想,因為回到學校又會面對很多限制及新規矩。」雖然面對限制,但她也透露很多學生想回校上課,因為可以見回同學,也可以外出,不用困在家,感覺可以自由一點。

重回學校如感壓力

蘇主任估計一向很在意自己成績的學生回到學校,慢慢會感到壓力,憂慮自己是否追到老師的要求,而且課程會追趕六月尾、七月頭的考試,也會擔心自己能否考到理想成績。但她相信老師也會料到未必每位同學可以完全明瞭網上授課的內容,故此也會因應回到學校,面對學生的現況而調整考試的深淺範圍。她又認為,老師可以有多點彈性,給予學生多點幫助和時間去調適,也把有情緒困擾的同學辨別出來,多加留意。

經過數天高中學生回到學校的情況來看,蘇主任認為情況頗為理想,大部分學生都回校上課,待老師的時間表及考試都有明確的方向時,學生壓力可能會慢慢浮現。她也特別提到學生的自殺個案,近日有零星的出現,要細心留意。

如學生遇到困難,蘇主任建議他們可以主動向老師商量,尋找原因:是適應不了學校生活,還是完全追不上課程?再去探討面對的方案。她又認為學生在這個年度其實只上了不足一個學期的課,會為自己的成績和進度擔心,這確實很正常。她說,只要學生繼續上學,保持上課、溫習的習慣,善用時間慢慢再追回課程內容,是可以的,不要太過擔心。而且這一次如果考試成績不太理想,也不必看得太重,始終大家都共同面對疫情,不用太過強迫自己去追成績,以致承受過大的壓力。

給家長的建議

以往每年二、三月份,家長必需出席家長日,但今年因著疫情,家長都錯過了見老師的機會,但蘇主任建議家長們,派了成績後,如認為孩子學習有困難或需要,可以在學期尾的家長日與老師見面。

疫境不要只看到逆境

事情要再起步,當中可能會遇到不適應或未如理想的情況,但不必要獨自去面對這種處境,找同行者共同面對及尋求協助是非常重要。相信同學能互相幫助,老師及社工都會盡力協助同學,一起渡過這段非常時期,為日後留下重要的回憶。

 

基督教女青年會為復課的學生及老師預備的網上資源:《復課者聯盟》及《師私細語——老師復課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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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8-6-2020

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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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與在學青年同渡成長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編輯﹕謝芳
19/08/2019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聖經新譯本》〈以弗所書4﹕2〉

八月中旬,面對著新學年、新挑戰快要開始,學生們大都應該會有點緊張,感受到壓力吧。相信未開學之前,家長們心中都可能會開始籌算著應如何幫助子女一同預備及面對開學的挑戰,如何關心子女的情緒健康?

明光社

本文誠邀了曾經處理過不少家庭、婚姻及青少年問題,具有多年精神科經驗的方若君醫生,為我們分享她的見解和心得。

情緒健康

在精神科醫生的眼中,健康的情緒並不代表不會不開心、不會哭,方醫生認為,對應外在因素而產生不同的反應,如開心、不開心、緊張、焦慮、害怕、憤怒等不同的情緒,都是正常及健康的。

「如果有良好的情緒健康,當遇到外在環境的轉變、壓力,就算有短暫的情緒反應,但不致於影響生活裡的重要範疇,如上學、工作、社交、家庭,都視之為健康的情緒。」方醫生分享道:「哭不是不好,也不要不接受憤怒,不要以為這些情緒,就是負面,因為這些都是正常會有的情緒反應。」

健康的身心,當受到壓力時,會能夠有方法表達及抒發到情緒,如傷心會哭,憤怒會罵人;如能懂得用適當的方法來發洩、和人傾談或做一些自己喜歡的嗜好、運動,也可算是找到協助抒發情緒的渠道。

青少年常見的壓力來源

青少年的壓力來源不單是學業,雖然學業是一個壓力來源,有自己給自己的,也有家長施加的讀書壓力。方醫生亦認為同學之間的相處,如社交能力不高、不夠成熟,甚至欺凌的情況也是壓力的一種。而升學、就業、家裡的經濟壓力、自己的能力等,不同的矛盾及不確定性,亦是另一個壓力來源。

如情緒未能表達及抒發

青少年和父母的相處、面對父母的婚姻問題、父母離異,也會給他們壓力,當家長、老師、朋友未有察覺到他們心中的困擾,他們自己亦未必夠膽說、覺得難以啟齒,又不懂得如何處理,情緒長期未能表達、被壓制、沒處理,就會引致困擾及抑鬱,形成病態,如抑鬱症、焦慮症。

如果再極端一點,就會有輕生或自殘等傷害自己的念頭或行為,也可能會有成癮的問題,如酗酒、吸毒、購物癮、性上癮、暴食/厭食症等問題,又或者將憤怒的情緒向外去宣洩,以致傷害他人或造成破壞東西等行為。按方醫生接觸的個案中,在學青少年情緒問題比較多容易引致飲酒、接觸毒品、自殘(未必致命的,如用刀割手)、打自己、「搣」自己等。

在學青年是「唔大唔細」,未必有足夠的成熟度去處理自己的問題。方醫生認為,家長、老師有時是出於關心,但手法卻是問長問短,讓人覺得是只想管束他們,容易與青少年想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及自主權產生衝突。

家長的角色及注意點

作為父母或照顧者,在青少年成長的角色很重要。所以要保持敏銳度,在重要階段,如升學抉擇、就業、開學的時間,學生面對巨大改變會令自己壓力增加。在開展這些重要里程碑時,方醫生建議家長要主動留心子女是否有一些困難或情緒反應:先簡單地和子女傾談,有耐性地慢慢引導他們,以適當的語氣及適當的場合,心平氣和地了解他們的想法。

但如果觀察到他們無緣無故地哭、不開心、對原來喜歡的活動和嗜好失去興趣;胃口欠佳或暴食,並出現失眠等情況,就要小心,因為這可能是響起了警號,家長要留意孩子是否有情緒方面的困擾了。

當孩子出現情緒問題

方醫生概略地分享到她的一位病人的經歷:吃不下東西、睡不了覺、瘦了很多,亦沒精神,青少年自己不知自己有問題,但父母很快就來尋求協助。醫生發現他其實面對著很多問題,包括他和家長本身的關係問題、父母離異引申出來的問題、自己升學有困難等情況。該少年不能開口和家人說,亦因為大家的關係已令他難以啟齒。而當家長沒辦法全盤掌握情況,有時會需要家庭以外的人士或專業人士聆聽與成為各方橋樑,協助溝通,因為當中可能牽涉到父母之間、家庭成員與孩子之間的溝通問題。

方醫生透露,該少年後來確診患了抑鬱症,有頗嚴重的厭食問題,但經過多方面的協助,如精神科醫生開了抗抑鬱藥物舒緩情緒,暫時讓他有安眠藥、鎮靜劑等藥物來協助減輕症狀;亦有心理專家在中間評估情況,精神科醫生也有在輔導上做了功夫,指引該家庭如何有效溝通,不單家人之間的溝通及關係改善了,該少年的升學困擾也在逐步處理,他的病情亦現正受到控制。

慢慢聆聽、勿急於表達

家長著急子女,是出於關心,但生活壓力,急速的生活節奏,卻會令人想催迫,說話語氣也許會變得重了,一回家就說這不對,那不妥,質問而非關心的語氣,會造成緊張的氣氛,難以讓人平靜分享,容易令人抗拒。方醫生強調,與子女溝通很需要耐性,並要在平靜的家庭氣氛及雙方都有足夠時間的情況下進行,最好家長也別急於問太多、講太多價值觀以逼令他們接受,否則會令子女覺得厭煩和抗拒。

「關係不是要到發生問題,出現了情緒病才去經營。當問題已發生,情況就會變得複雜,難於處理。」她建議家庭如想改善溝通,可以在習慣及模式上作出一些改變,嘗試撥時間專注與子好好相處,一起建立一些興趣,如行山、騎單車等。多給空間他們自由地抒發感受,建立互信。當有天他們真的遇到困難時,才會不怕對家人說。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對於近年開學不久,發生了不少學童自殺案件,方醫生認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方醫生相信學生自殺不是開學時一剎那面對的壓力所致,而是長久以來,他們累積了很多問題、困擾而未能紓解。如學生一向情緒穩定,獲父母關心,遇到事情會願與人分享,他們未必會在開學遇上壓力時,動輒選擇自尋短見。

關心、溝通應由平時做起,她建議這個暑假可多讓子女自決做自己渴望和有興趣做的事情,放鬆一下;或安排一些家庭活動,讓一家人一起參與,增加多點溝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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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談天說道」,19-8-2019

不要填鴨式教育,自己辦學校?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17/07/2019

明光社

試想像,森林學校舉辦考試,考生包括了猴子、小鳥、魚和大象,試卷的題目是:爬樹,結果可想而知,猴子的成績一定是最好,考生雖然都面對相同的題目,但這樣的考試公平嗎?「愛童行學園」負責人吳志堅先生(Kinal)透過以上的例子,告訴大家香港教育制度不公平的現況。5月28日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嘉賓Kinal,跟大家分享他所辦的學校,如何將人性化教育延伸開去。

迷失的一代

Kinal指香港教育制度實行的是精英制,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唸大學。換言之,很多學生只能在學習過程中「陪跑」,有的由小學開始已注定了他是不能走下去,他在學校的日子彷彿是在浪費青春。在一些排名低的Band 3學校裡,老師也只要求學生在班房裡不要嘈吵。他指媒體往往喜歡吹捧成績出眾的狀元,只要一有狀元出現,媒體就會說他所唸的是名校,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問其實那間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他指香港的教育如此畸形,就像一間工廠不斷生產大量失敗的產品,為何還要繼續?

Kinal指出,在香港這種氛圍之下,迷失的不只是學生,就連家長也迷失了。例如孩子考試得98分,家長們可能只會想,為何孩子會失掉那兩分,拿不到滿分。他認為在這種教育氣氛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問題,挑剔別人的錯處,社會也變得不懂欣賞別人。

學生面對過多的功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inal便認識一位家長,他的女兒唸中二,自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因為做功課和上不同的興趣班,每晚近一時才睡,一星期七天都要學習,令身心因為飽受壓力出現了問題。他慨嘆,每年都有學生自殺,因為他們感到絕望,不知道生存為了甚麼。他認為小朋友自幼便給功課包圍著,而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玩,可是他們卻要做好功課、有好的成績,以此來交易,才有機會去玩。而他們眼見成年人的生活同樣辛勞和沒有生命力,這樣的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

無牆學校

眼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種種問題,Kinal認為只是指責而沒有行動是沒有意思的,既然路是靠人行出來的,他便在三、四年前,毅然決定開辦「愛童行學園」。學校參考了德國、芬蘭的體驗學習模式,讓家長們有多一個選擇。辦學之初,他透過社交媒體,宣佈自己要開辦一間無牆學校,他解釋學校無牆是因為要讓學生直接在真實的環境裡學習,整個社會都是學校。消息公佈後,竟然有10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讓孩子報讀,連Kinal自己也覺得驚奇,由於當時學校連老師都沒有,他便著手聘請。學校和別的學校一樣,在9月開學,但當時到了8月僅得一人交了學費,他惟有再次招生,到了正式開學,學校只有10個學生,其中一個更是Kinal的女兒,老師則有五個,師生比例是1:2,他笑言沒有甚麼學校可以這麼厲害。其後,因著媒體,如電台、報紙、雜誌的介紹,到了10月時,學生也多了一點,「愛童行學園」就這樣開始了。

無牆學校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特定校舍,老師會帶學生進入社區,在不同地方上課,例如到公園、沙灘、博物館,郊外,或到不同團體中間學習。Kinal表示,學生在實際環境裡可以到處探索,例如幼兒班的學生會到公園上課,學生可以自由探索花、草、樹、木、昆蟲、周圍的設施,和接觸公園內不同的人。他指小朋友的特質本來就對事物充滿好奇,讓他們發掘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比強迫他們坐下來,被動地吸收知識,更為人性化。而學校亦採用了混齡學習,例如幼兒班是讓二至四歲的孩子一起上課,初小班讓五至八歲的孩子一起學習。他指,這樣的學習環境與我們的社會更加相似。

讓同學選擇課題

Kinal介紹,學校會透過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模式教導學生,例如早前有一幅清潔工人在公廁吃飯的照片流出,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學校就會讓小學同學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學首先要親身到公廁,訪問一下清潔工人,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期間他們了解到,其實工人不一定要在廁所裡吃飯,只是因為戶外地方很曬,所以工人才選擇在廁所吃。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往往體會到工人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並培養出對別人的愛和同理心。他補充,設計這類專題功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學生填寫工作紙、交功課,學校也沒有硬性規定同學要探索哪一個特定課題,相反,老師是讓同學主導,自行選擇自己想探討的題目。不過他們一旦決定了做哪個題目,就要負責到底,絕不能因為到了公廁覺得很臭便嚷著要離開。

Kinal又表示,學校裡也有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但比例不多。他提到有位SEN學生,初來時還在吃藥,由於情緒不穩定,以前他在宿舍時會被綁起來。他來到學校,第一天便對老師和同學動手動腳。對於這種情況,有新來的老師就曾經勸Kinal不要收這個學生,以免影響學校,但他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說,要讓其他的小朋友和家長知道,社會是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要學習怎樣和他相處,因為他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不能只接納自己願意接納的人,他更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漸漸,這個學生有所改變,他的情緒變得穩定,更不用吃藥,就連跟進的社工也嘖嘖稱奇,他在學校至今已近兩年了。最近又有另一位情緒不穩定的同學來了學校,這位已融入學校生活的同學竟然走出來對其他同學說:「他就像以前的我,大家給他多些時間。」Kinal覆述事件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看著孩子成長,讓他感到相當鼓舞。

雖然在當晚的分享中,提出了不少對現今教育制度的質疑,但Kinal仍強調,沒有一種教育是最好的,所謂的好與不好,其實是指適合與不適合學生,他直言他所辦的學校也不會適合所有學生,他只是希望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多一種選擇。

 

別以為只有香港教育才有問題......

08/05/2019

《失去靈魂的優秀哈佛如何忘卻其教育宗旨?》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作者:哈瑞.路易士(Harry R. Lewis)
譯者:侯定凱
出版地:台北市
出席: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7年

「兒子到了外國讀書,不用再受『填鴨式教育』影響了,他開心了好多呀!」
「香港的教育無得救!送他們到外國讀書吧!」

每次聽到家長們這樣說,心中總覺得不是味兒。無錯,香港的教育問題真是千瘡百孔,但別以為到了外國月亮便會特別圓,其實環顧今天西方社會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學生讀書的壓力一點都不少。教育變了質,凡事量化,成了業績工具的指標,情況不比香港好。我們或者會問:為何今天的教育會變得不像樣?

《失去靈魂的優秀》的作者路易士,在哈佛任教30多年,期間更有八年時間擔任哈佛學院院長一職(該學院是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以收生嚴格見稱)。哈佛大學是美國,以至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研究,教學都是執全國大學之牛耳。然而作者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以該校的學制,教學,運作,教育目標,甚至人事風波等作例子,描述這所著名大學(以及今天整個教育制度)如何在看似成功,但慢慢放棄了原初所擁抱的教育宗旨而沉淪,失去了靈魂。

不說不知,哈佛大學中,最出色的可算是其「通識教育課程」:同學們除了本科外,亦要完成不同範疇的通識教育課程。近年深受歡迎,由桑德爾教授撰寫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正是該校的通識講課集。可是,該校近年為求有更多學生報讀,通識教育的發展變得市場化。作者更引述前哈佛校長的話,指出在該校推行通識教育的一個明顯的障礙是:那些有成就的教授們寧願講授高等課程,但對教授基礎課程則退避三舍。原初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希望把學生培育為有責任感的人和公民,但這個理念卻漸漸失落了(參第二章)。

近年大學教育中,另一個時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分數貶值」了:以往考試把關嚴謹,學生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不易太高;現在很多大學為求「做出」成績,GPA也像「通脹」一樣升高(參第五章)。書中亦有討論到哈佛的其他問題,如在處理性侵犯案件上的爭論,和任期甚短的前校長桑默斯在任期間的人事問題等。作者分析了哈佛的失敗之處,今日的哈佛(以至整個教育制度)似乎忘卻了它最根本目標——把年輕人培育成對社會負責的成人——而當學校本身(不只學生)都失去了良知,靈魂,你還怎能期望它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像樣的生命表現嗎?

其實,我們也要再一次撫心自問: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只是追求卓越?好成績?出人頭地?還是應該讓學生學懂「尊嚴和尊重人性」?如果我們的教育辜負這一使命,遭受損失的不只是學生們,還有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02/2019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1]周子恩:〈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通識網,2012年9月26日,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222&m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1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2-2019

《出貓特攻隊》(Bad Genius)

——充滿計算與選擇的人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9/2018

一部充滿刺激的泰國校園電影。女主角劉蓮是一個超級資優生,由她的教師父親獨力撫養。父親為了愛女未來的發展,將她轉到一所名校繼續高中學業,而她亦獲得了獎學金。蓮的聰明被同學發現,並開始以金錢利誘請她一次又一次在學校考試中,把答案以鋼琴手勢報給她的客戶。此事在一次考試中被另一高材生阿賓揭發,再沒機會考新加坡獎學金的她竟被同學以高價邀請在一國際性的考試中與阿賓作弊,將答案傳送給客戶。雖然她智過人,成功完成任務,但最終卻因為不想再被要脅而選擇向當局坦白代此事。

明光社

7月份適值文憑試(DSE)放榜時期,資深影評人肇峰特別與大家分享了一部拍得精彩,又充滿意思的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今年文憑試十分特別,出現了兩個「首次」,一個是首次出現了九科都獲得5**的「超級狀元」,同時亦有考生因嚴重作弊而被取消所有科目的資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與電影相同的命題,為了得到好成績,你作出了哪種選擇?為達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教育究竟是著重成績或是著重品格呢?

在分享中,肇峰首先介紹在不同的地方,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及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會令學生的人生變得如何不一樣。在泰國,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能夠得到向上流或出國讀書的機會是十分珍貴。

明光社

由於是次的分享是為影評班的第一課,所以肇峰特別提到這電影的「鏡像」拍攝手法。每當女主角蓮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鏡頭就會拍攝到有片鏡子映照她的另一面,彷彿顯示人可以有兩面,她究竟會選擇哪一面的自己,是善或是惡?而且電影中亦充滿了計算,因為蓮就是精於數學,每件事她都可以算出是否值得去做……但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良知,又是否值得呢?電影中的男主角阿賓,是她的一個反面,由本來十分誠實轉向繼續作弊沉淪,他最初的選擇可能是由「命運」迫使,但其後的選擇卻是出於他的貪婪與不甘。

本片的考試都是以選擇題進行,正如女主角未來的人生,繼續走與不走作弊這條路,也是她要作答的選擇題。而在成長的路上,複雜的人生,又豈只選擇題待大家作答?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要大家不斷的發掘、編寫,作答者不能單單複製別人的答案盲目跟隨就可以,還得由自己去理解、組織、編寫下去。

女主角最後可以作出勇敢的選擇,向當局坦白一切,是因為有爸爸的陪伴與支持。正代表著家長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接納都十分重要。

香港學校性教育的概況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3/07/2018

每當社會出現關乎青少年性問題的事件,「香港性教育不足」是必然的結論。性教育的重要是無可否認的,學校亦投放了資源在性教育工作上,但學生卻像甚麼也沒有學過便度過了整個中學生涯。那究竟性教育在香港教育制度中的位置是甚麼?學校又如何落實性教育的工作呢?

現時教育局仍沿用1997年的《學校性教育指引》,指引包含有關性教育的五個主要學習概念——人的成長、健康與行為、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社會與文化,並羅列出學前教育、初小與高小、初中與高中各階段性教育的建議課題及教學目標,指引指出性教育的方向不應局限於探討與生殖有關的生理知識、婚姻與家庭的實況、態度和技巧,而亦應關乎認識自己、認識與他人的關係,以及灌輸人生的各種價值觀。就性教育進路而言,指引只是列出各種性教育課題及目標,並沒有明確地在所謂「禁慾式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兩者之間表態。

畢竟社會在這20年出現巨大的變化,《學校性教育指引》一來沒有涉及網絡的影響,二來指引中雖然有提及性傾向、兩性平等、變性等性別議題,但其關注面亦可能與現在部份社會人士所爭取的不同。撇除這些不足之處,指引中的內容其實仍有參考價值,但指引始終只是指引,只供學校參考,不須嚴格執行。而教育局亦沒打算將性教育獨立成科,反而主張將性教育融入在多個學科,如在中學的科學科、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通識教育科、倫理與宗教課程、或小學常識科等滲入性教育的內容。

因此,有關學校性教育的一切都是「校本」的決定。每所學校推行的性教育都有所不同,有學校專門設立性教育組統籌有關事宜,亦有學校將性教育歸入輔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甚或訓導組之下,又或交由學校社工負責。而各個年級性教育的教學目標都是「校本」安排,學校可根據學生的情況,自行編排適切學生需要的內容。有的學校會自製教材,並安排班主任或輔導老師入班授課,亦有學校會邀請外間機構到校負責帶領講座或工作坊。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宏觀地按學生不同階段成長發展的需要出發,制定適切學生的性教育課程,期望能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及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尊重的態度,幫助他們面對成長的變化和挑戰。學校輔導組老師自行設計校本性教育課程,並交由班主任教授。此外,學校每年都會邀請外間機構入校負責週會講座或舉辦工作坊。如個別學生有特別需要,學校亦會安排個人輔導跟進。

明光社

統籌宣道會鄭榮之中學性教育工作的是輔導組黎佩珊老師,她指出學校會跟隨辦學團體的理念來為性教育的方向定位,但同時對社會上性議題中不同立場的意見,持開放而謹慎的態度來設計學校的性教育內容。她表示學校不是要「塞」一套價值觀給學生,而是要為學生提供充足的資訊,讓他們自行作更好的選擇。但學校並非「價值中立」,校本政策讓學校有空間制訂學校認同的性教育課程,因此黎老師會小心揀選入校負責帶領性教育的機構,甚至會先參加機構舉辦的講座,了解機構的性教育理念是否與學校相符才作出邀請。

相信不同學校負責性教育的老師都有心為學生的成長出力,但他們都與黎老師遇到相同的困難,就是缺乏時間和空間。黎老師直指自新高中政策推出後,學校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在學生學術及生涯規劃層面,以致沒有空間跟進學生其他方面的需要。她回憶以往在日常的教學外,尚有空間入班與學生進行性教育課程,但現在是老師的人手不足,學生亦沒有空間。黎老師本身是高中的學科老師,她慨嘆學科的課程還能透過補課跟上進度,難道性教育不足亦要補課?而性教育的範疇很廣泛,老師該如何取捨?性教育固然重要,但生涯規劃、德育及公民教育又何嘗不重要?老師應如何平衡學術與學生其他發展的需要呢?因此,她直言在時間與空間不增多的情況下,教育局提供任何硬件資源,其實都對學校推行性教育沒有甚麼大幫助。

香港的性教育的確存在著問題,但這問題不是性教育本身,反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偏重學術表現的後果。性知識和技能可以在課堂中教授,但價值觀卻要透過關係來感染,而關係卻需要時間來建立的。當我們指責香港性教育失敗的時候,不要忘記仍有人在學校謹守崗位,默默地以有限的資源為學生的成長而努力。

 

如何與大學生基督徒同行……我有話說

受訪者:蔡美珍女士 撰文者:吳慧華 | 蔡美珍女士(香港浸會大學 校牧處署理主管) | 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30/05/2018

如何牧養現今的大學生?新一代的大學生是否比以前的大學生更我行我素,更難跟隨主,更難牧養?或許,我們要定義一下何謂以前,何謂現在。雖然我們很難以科學的方法去找到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去劃分以前及現在,但根據在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工作了25年的蔡美珍女士(Veggy)的經驗,我們大概可以把那些通過考核A-Level(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而進入大學的學生,稱為以前的大學生,而現今的大學生則指那些通過參加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而進入大學的學生。

以前跟現今大學生的基本特質有甚麼不同?當然,這裡所作的並不是絕對的劃分,只是陳述一種很籠統的經驗之談,我們相信以前的大學生也可以有現今大學生的特質,反之亦然。根據Veggy的觀察,以前的大學生比較認識自己,清楚知道及專注於自己的目標,相對容易分享自己的感受,自信心、使命感及領導才能比較強,多些人願意委身成為基督徒團契或其他學會的職員。而現今的大學生嘴邊愛談感受,但其實對自己認識不夠深入,也不太能觸及自己心底的感受。他們不太確定自己的目標或喜歡的東西,喜歡探索新事物卻又怕辛苦,難以委身,以致有一些社團委員會,甚至學生會出現了「斷莊」的情況。Veggy相信這情況不單發生在浸大,在其他大學或專上學院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至於信仰層面,現今的學生對《聖經》的認識比較淺,即使對《聖經》有較深入認識,與神的關係還是不深。就算是信二代,也沒有太多信仰經歷。不但與神關係淺薄,與他人的關係也說不上深入,可能因為現今的大學生,很多時都無法去選擇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在父母或各方面的條件因素之下,他們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的,以致他們不太觸摸自己的內心,因而對自己了解不深,也變得不太容易與他人分享自己內心的感受。以前的大學生做事比較專一,有一些人加入了團契成為職員之後,便沒有再參與其他學會;現今的大學生則甚少會選擇連任職員。

Veggy認為以前的大學生跟現今的大學生有如此不同的特質,某程度與A-Level及DSE的考試制度有關係。A-Level的課程科目不多但內容深入,因此把考生訓練得專且深,DSE的科目較多但課程內容相對淺,訓練出來的考生也相對博而淺。另外,以往的大學生經過了辛苦的會考,再衝向A-Level的時候,有兩年的時間沉澱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甚麼。然而,考完DSE的學生,已經耗盡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們一進入大學,便只想放鬆,不想再選擇辛苦的崗位或輕易作出委身的承諾。再加上現今的大學生多從網上找資料,而不是從書本裡打好根基,因此博而淺是在所難免的。

面對現今大學生,雖喜歡探討新事物卻又怕辛苦,校牧處如何向他們傳講福音或栽培他們的靈性?Veggy指出以前校牧處只要籌備講座,便可以滿足大學生的需要,但現在,講座既不叫好也不叫座,這是因為同學們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大可以從網絡世界中找到適合的資料,根本不必花時間參加講座。相反,活動若有體驗元素,他們比較願意參加,例如,傳講訊息之前,先邀請他們完成一些與主題相關的小任務,之後才聆聽簡短的訊息,這樣的話,他們相對容易投入。

除了活動要有所體驗,單一的屬靈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也深受現今的大學生基督徒歡迎。屬靈導引主要是加強學生們與神之間的關係,經驗神在生活中的作為,明白祂的帶領,鼓勵他們觸及自己的內心,從而認識自己。其實,無論是以前,又或是現今的大學生,都需要牧者聆聽他們的想法,理解他們多一些,而不是單單要他們聆聽別人說教。Veggy推薦〈若可以,每一位傳道人應該看至少一次五月天演唱會〉這一篇文章給牧者們。它是由一位現職傳道人的浸大校友所撰寫的。他點出五月天的歌使人感到恍如有人明白自己的難處,流淚過後,帶來被治療的感覺,這讓他了解到「被明白、被治癒,有時候並不需要過多的大道理……耶穌對著每一位被社會遺棄的小群也是如此;至於那些高不可攀的大道理,不過是為了反駁站在道德高地的宗教領袖,並自以為早已放棄一切跟隨耶穌的門徒。好些時候,傳道人以為站在講壇之上就能化身成道德超人,要求信徒以三種態度(對,是三種,不多也不少)活出基督的樣子,才能夠對得起天上的父親。殊不知,晝夜無間的工作早已把各人弄得意志消沉,再多的道德教導只會讓人感到百上加斤,繼而對教會生活產生『勉強冇幸福』的感嘆……基督的福音,神學一點就是一份讓人感到不再被罪轄制、讓人感到自由的新生命。這不是要人站在道德高地訓示信徒生活如何不足,卻是讓他們感到縱然活在世上充滿拉扯,但上帝依然明白大家的苦衷、願意陪伴各人走過每一段迷茫旅程。」

無論那一個年代,基督徒都需要理解他們掙扎的同行者。25年並不是一段短暫的歲月,Veggy分享到在陪伴學生過程中有痛也有喜,痛的在於與同學們關係上的改變。以往的學校團契的同學舉辦聚會時,比較願意邀請Veggy參加,但現今的聚會偏向只讓同學參與,同學不再主動邀請「上層的人士」加入。喜的是被學生觸動,見證他們的成長。Veggy熱愛她的事奉,她認為學生的回應,讓她覺得做很多事情都值得。例如學生畢業後,仍願意與他們分享自己家裡發生的難處。另外,有一些同學畢業後毅然去讀神學,這是她意想不到的,都是她感到非常欣慰及被感動的事情。

不過,面對基督徒大學生人數在浸大校園每年遞減,由2015至2016年,全校有20.8%的新教徒,3.4%的天主教徒,到了2017至2018年有17.2%的新教徒,1.8%的天主教徒,Veggy認為中學生的福音工作真的非常重要。至於牧養現今的大學生或年青人,Veggy希望牧者可以給予他們信、望、愛。有些人或會覺得現今的大學生行為粗暴,其實,現今的大學生有如此行為,某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在上位者缺乏信心,包括牧者,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聲音會被「聆聽」。面對整個社會的情況,他們看不到出路,也失去盼望,至於愛,更是他們非常需要的。牧者若可以,得重建他們對牧者的信心,知道自己的聲音會被聽見,亦幫助他們在神的裡面找到盼望,找到出路。另外,用多些愛心鼓勵他們,讓他們可以得到安慰。

願神加力給牧養大學生基督徒的同行者,並願神記念浸大校牧處及其他校園大學生事工的各方面需要。

 

延伸閱讀:

Willis Wu:〈若可以,每一位傳道人應該看至少一次五月天演唱會〉。《Medium》,2018年5月15日。https://medium.com/@williswu/%E8%8B%A5%E5%8F%AF%E4%BB%A5-%E6%AF%8F%E4%B8...(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5月28日)。

 

伴讀有價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7/05/2018

早前偶然去了一趟勞工處,發現有如此一份工作:有家長聘請「暑期圖書伴讀員」,職責是「伴隨小學生(7歲)讀故事書,互動,問問題,關心學習」。每週工作兩天,每次兩小時,日薪為120元正。

 

筆者將廣告放於網上轉傳,發現網友都不難看到兩個重點:1. 講故事時薪才60元;2. 家長們為求充塞孩子的暑期的光陰無所不用其極。伴讀,本來是個很美麗的親子時間,但已經變成了收費的活動。為孩子說故事,以不同的繪本,伴讀有著不同的學習元素,例如英語、戲劇、藝術、品格教育等,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部份家長習慣用消費取代親身的教導,將教化工作外判。這不但對孩子有影響,也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或者有人質疑,為何家長會將父母本身的責任假手於人。惟事實上家庭由雙職父母出現開始,孩子管教和養育的工作就不斷被外判,由交給祖父母、菲傭,到將之放在不同的興趣班,現代孩子能承接父母價值觀的機會不斷減少,最後交由不同的興趣班老師、學校老師、運動教練等將價值觀灌輸給他們。

 

如外判的是未經正統教育訓練的人,例如工人姐姐,孩子從中學習得到的未必是家長想他們學習到的,而父母的身教機會亦會再減少。家長要請「伴讀員」可見也是一種彌補的心態,或者希望透過伴讀,讓孩子可以重拾閱讀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對孩子和家長的支援是否足夠?當社會不斷質疑婚姻家庭是否一個病了的制度時,我們也應該要問,為何制度今日會有病?這種病可以醫治嗎?社會可以對父母、對孩子多一點支援嗎?還是到最後只能在自由社會,淪落到連「伴讀」如此簡單的責任,也要假手於人,一小時60元說多不多,但可知與孩子一起的親密時光無價。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5-2018
 

從預防虐兒到全城監察

陸君樂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1/01/2018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

 

[1] 〈疑去年發現被虐 「臉書」道出真相 臨臨慘死 老師心碎了 「錯誤決定不可挽回」〉,《星島日報》,2018年1月11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疑去年發現被虐-臉書-道出真相-臨臨慘死-老師心碎了-錯誤決定不可挽回-221324634.html

[2] 〈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東網》,2018年1月10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110148622.html

[3] 〈羅致光稱應討論改善政策及提升老師社工對虐兒警覺性〉,《香港電台網站》,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4116-20180109.htm

[4] 香港警察學院 (2009) ,《香港社區警政》,網址: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cphk09.pdf

[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7)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62425.pdf.

[6] 〈【恐怖虐兒】社區有責?羅致光:任何環節發現都可及早介入〉,《蘋果日報》,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0109/57684594

[7] 〈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呼籲市民關心鄰居〉,《852郵報》,2017年9月10日,網址:http://www.post852.com/228740/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

[8] 〈【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 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香港01》,親子,2018年1月8日,網址:https://www.hk01.com/親子/147581/-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

[9] 馬太福音五43。

[10] 路加福音十27。

[11] 羅馬書十五2。

[12] 出埃及記廿一14。

打開南亞裔這「封閉」的社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11/2017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南亞裔人士」這名詞,都會有類似的想像:黝黑的膚色、在地盤工作、操帶有口音的廣東話或根本不識粵語,也許還認為他們都有點粗魯及有體味。「危險」,大概就是一些香港人對他們最簡潔的總體印象,有時只要在報紙上看到「南亞裔」三字,很容易便會聯想與罪案有關。說到這裏,本文幾乎可以進入大部份論述少數族裔的文章的節奏,說上述的都是「刻板印象」、「不是個個南亞裔人士都作奸犯科」、「犯罪是社會壓迫」、「社會需要更多的關心他們」云云,最終帶讀者完成一次道德能量補給的文字旅程。然而,這次與基督教勵行會(下稱「勵行會」)同工的對談令本文注定不落這俗套。

「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勵行會油尖旺少數族裔人士綜合服務中心Tommy如此說。「這中心的服務對象,是油尖旺區的南亞裔人士。我們還會聘請一些南亞裔的青年去做一些外展,如聯繫、推廣活動等工作。」Tommy提到聘請華裔與南亞裔人士作外展工作的分別,若只有前者前住的話,成效不及後者的一半。外展工作一般需要華裔和南亞裔人士一起。因為南亞裔人士與非南亞裔人士的交流意欲很低,所以聘用南亞裔青年的成效會高很多。這個情況,就是他所指的「封閉」的意思:在同一空間,同一街道上,我們看到彼此,卻從不交流。

在港的南亞裔人士,不少已是第四或第五代了。在香港,除了原居民外,大部份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也是第三或第四代了。然而,兩個社群依然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舉簡單一例,在香港理應無人不識的演員劉青雲,原來在南亞裔社群眼中,根本對他亳不認識。Tommy就簡單的解釋了這現象:「一個南亞裔婦人,朋友全是同族裔的人,購物光顧南亞裔人士開的商店,電視看老家的電視台,電台也只聽由少數族裔開設的網上電台。我們會覺得『特首選舉』在香港是件大事,但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知。」這種情況令南亞裔社群本應可得到的社會資源、福利幾乎一無所知,勵行會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他們引路,讓這群有份貢獻社會的人得到他理應分配得到的資源。

 

明光社

研究香港社會構成的學者常言第一、二代的香港人只是「過客」心理,但第三、四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則逐漸抬頭,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雖然程度不同,但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新生代的南亞裔社群。他們的「本土意識」就體現在對中文的重視。由於決定以港為家,他們知道中文對就業和真正融入香港都是必須。現在,大部份南亞裔父母都重視子女的中文教育;然而,本身中文不佳的父母卻難以幫助子女學習。有見及此,勵行會舉辦大量的功課輔導班,亦安排南亞裔學生與華裔導師和義工互學互助中、英文,同時促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明光社

勵行會的服務向度在於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他們的服務是全面的,除上述的服務外,他們更有職業培訓、就業支援和婦女互助組等;未來更會發展幼兒與家庭事工,第一個南亞裔幼兒playgroup會於十月中開展。「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他們發展社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本來隔絕的社群得以與外界連結和溝通。」Tommy說。的確,「發展社區」不單是起天橋、開花園、興建扶手電梯等硬件,亦正好是描述勵行會的工作,使人與人的關係得到發展。

明光社

可能很多社福團體會把自己的服務對象描述得極度需要別人協助。勵行會的同工卻鮮有採用這種說辭。他們沒有說南亞裔人士有多窮、生活有多拮据,而只說「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彷彿「封閉」就是一種匱乏。但假如他們能自給自足,三餐溫飽,「封閉」又成問題嗎?

「社會需要關心他們」,習慣了以這句話作為社關文章結尾的人,也許難以視「封閉」為問題;但勵行會關心的,正是他們的服務對象能否成為社會的一員,能否成為我們的鄰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受助者,只考慮他們能得到多少幫助。在「『社會』與『受助者』」的對立中,後者彷彿已在「社會」之外,甚至已被矮化。這種慈善的形式一邊幫助「邊緣人士」,一邊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邊緣性。勵行會卻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模式:不以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主導,而是要建構不同社群間的關係,讓兩者都更新轉化,學會互相欣賞及接納。

 

偷拍是遊蕩、不誠實取用電腦、擾亂秩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10/2017

有報道引述輔導機構的數字顯示,偷拍的情況普遍,佔該機構輔導個案接近四成。該機構將「偷拍」與非禮成人、非禮兒童的個案並列作比較,指出「過去兩年,求助者當中,偷拍佔整體罪行的比率更上升至53%,可見問題普遍程度有上升趨勢。」

既然需要輔導,犯案者可能有其心癮或性方面的需要而轉向以偷拍方式來滿足自己。這不單會影響自己,使自己繼續沉淪於色情的圖片及資訊中,亦會傷害、影響到公眾,若犯案者偷拍他人,他將有可能觸犯:

  1.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 作出任何下流、猥褻、冒犯、令人厭惡的行為,或進行有可能致使社會思想腐化、道德敗壞、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事,均屬犯罪;
  2.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 — 在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自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遊蕩是指任何人沒有實際目的或原因,在受管制的地方徘徊、逼留或流連。受管制的地方不一定是密閉地方;
  3.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 控方亦可考慮引用「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令自己或他人獲益),起訴偷拍者。「電腦」可包括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這些裝置均可用來拍照或拍攝短片。而涉案的偷拍行為在公眾抑或私人地方發生,並不重要;
  4.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 在公眾地方[1]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處,將可視作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2],以致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而被檢控。[3]

 

雖然電腦純粹藏有偷拍女性裙底的照片,照片沒有讓人辨別得到的特徵(例如被拍女性的身份、拍照的時間及地點、誰拍攝照片等,而當事人亦不知自己被偷拍),藏有這些照片,不算是違法。不過,警方可能會進一步調查,查明照片是否由相片擁有者所拍。如果找到足夠證據,他就可能會被控不誠實使用「電腦」;而犯案者如在公眾地方偷拍女性裙底時被捕,而事主並不同意他偷拍,他這樣的行為或會引起事主恐慌,或公眾憤慨,他或會被控在公眾地方內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罪名。

單從罪名來看,我們不會察覺這些犯罪行為與性有什麼關係,也看不出偷拍罪行的嚴重性,你又會否認為曾犯案者需要被列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的名冊當中?正因為法律條文的限制,偷拍不被歸納為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性罪行之一,亦不是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所涵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

香港曾發生公司高層使用智能手機偷拍女職員裙底被捕、大學職員在學生宿舍使用手機偷拍女生洗澡、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等案件,同樣只被控《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

但當求職者在應徵向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服務(例如教師、補習社導師、興趣班導師、照顧兒童的社工、兒科醫生和護理人員、特殊學校及宿舍的教職員等)或有關的職位時,為了保護兒童或未能保障自己的人士,我們又如何證明他們不曾犯上偷拍他人私處等令人感到被嚴重冒犯,甚至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推行至今己近六年,是時候全面檢討一下了。

 


[1] 「公眾地方」是指任何公眾人士於當其時可以付費或其他方式,有權進入或獲准進入的地方,例如公眾可使用的洗手間、街道、可進入的花園及港鐵車站等。

[2] 擾亂秩序的行為可包括偷拍另一名女子的裙底、企圖偷拍裙底或偷窺他人如廁等。

[3] 任何人的行為如對他人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或對某人的財產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而當事人在場,便屬破壞社會安寧。個別行為是否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將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然而,法庭基於公眾對偷拍裙底的反應,一般會判斷社會安寧已可能遭到破壞。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10/2017
 

教育不能忽略的的男女差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5/2017

香港的教育制度中,除了男校、女校,可以為單一性別提供特別的學習空間外,大部份青少年都在男女校生活,而現時男女校的學習環境,不論是教學的課程、隱性的課程、甚至是學校生活,整體都沒有顧及性別差異。於是因著性別不同的特質,令不同性別原本可以發展的特點未能順利發展,甚至成為他們成長的壓力和焦慮的來源,情況令人憂慮。[1]

現時在中小學的環境中,除了體育課或部份性教育課外,大部份時間男女都是一起生活和上課的,不少教育學者認為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理應有男女共存的課堂,才能有效讓同學學習。不少研究均指出兩性大腦的成長速度、發展的情況均有異,以致他們需要的學習目標、方法和評估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男女在語文的學習有明顯的差異,女性比男性能更快掌握語文;男性則更能掌握空間和抽象思維,是故以現在的課程來說,高中主科有三科(中文、英文及通識)需要大量的語言文字作為評估的工具,對男性其實不利。[2]

男性比較傾向好動,在爭競中學習;相對女性比較擅於聆聽,在合作溝通中學習的模式很不同。但近年教育卻只強調協作,欠缺走動的空間,這同樣是一種對女性較有利的學習環境和氣氛。事實上在教學上我們如果願意離開「粉筆和黑板」的單向教育模式,改為利用問題探究式、體驗學習等方法,理論上就較能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但在香港的學校環境、實際空間和資源分配下,要適合不同性別和學習差異的學生發展,幾乎難於登天。[3]

同樣,評估方式也直接對男女生造成影響。[4]現時中小學大部份的評估都是純粹的紙筆評估(即做試卷)而欠缺不同的做法,例如持續性評估、或者演示式的評估等等,單向的紙筆評估,令我們失去對孩子學習能力的整體了解,如果紙筆評估所考量的是短期記憶,而非生活技能的應用,結果就更加偏頗。現在不同地方為照顧學習差異,當中包括性別差異的學童,都有在評估一環節中下功夫。

以上幾項涉及政策上的轉變,或許較難一時三刻做到,但作為老師最少有一種可以做的,根據研究,男性習慣自己解決問題;女性則會在過程中尋求協助,以得到支援為一種認同。故此,老師在處理男同學和女同學的學習差異時,要了解不同的需要,因材施教,這最為要緊。

 


[1]〈學習與性別差異〉,教育署助理署長李國生先生講詞,發表於「廿一世紀男女生的教育」研討會。參http://203.85.114.1/eoc/upload/200622215273624064.doc

[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在各科的成績分析〉,頁63-87。參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

[3] 利奧納德‧薩克斯著(Leonard Sax),洪蘭譯,2006,〈學校〉,《養男育女調不同》,110-151,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Horne, J.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uterised and conventional educational test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3, pp47-55. Retrieved from https://lucid-research.com/documents/research/paper_jrnl_Dyslexiahandboo...

 

 

滿城風雨的師生情慾關係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性教育)
13/01/2016

一名已婚副校長與女學生的戀情,讓師生戀再次成為城中話題。除師生戀,該名教師亦涉嫌洩漏考評局資料。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說要先了解事件是否涉及違反規定,才決定如何處理,他亦表示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曾經討論師生戀的問題,但未有結論。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中,的確沒有明文禁止師生戀。守則要求教育工作者「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但並沒有說明何謂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守則亦要求教育工作者「任何時候都以公平、體諒的態度對待學生」及「不應利用與學生的專業關係以謀私利」,但師生戀教師的一方卻不一定會違反以上的守則要求。

台灣對師生戀的指引比較清晰,《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列明:「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教育部更發函給各級學校,明令禁止師生戀行為。

在這高舉自由的世代,不少人認為只要師生戀雙方是自願自主,又沒有傷害他人,便是道德合理的事,更不應該阻止。但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權力差異,教師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他們是學生的知識及品德的傳授者,亦是學生在學業及操行表現的評核者。這種不對等的關係,存在著大量利益關係的空間,教師要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就應該與學生維持一個恰當距離的關係。亦師亦友沒有問題,但當發展成親密關係時,要公平公正地執行教師的本份卻是困難的。我們相信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真愛的可能性,但師生戀關係卻是危機四伏、陷阱處處。

更甚的是,這不單是師生戀的個案,更涉及師生婚外情慾關係。雖然女生已過了合法性交年齡,但教師與中學生的婚外性行為仍嚴重違反家長對老師的信任,令人憤怒。我們不是要求教師成為聖人,過無可指摘的道德生活,但我們對教師的品行還是有期望的,最低限度不應將學生牽涉入個人的失德行為上吧。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3/1/2016

孩子理想的一天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7/2015

談及兒童福祉,很多人便想到要為子女計劃將來,這是父母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個兩難。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在2014年底發佈「香港兒童遊戲權利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四成受訪的中小學生家長表示功課數量為子女造成很大或極大的壓力;亦有逾九成家長為子女報名參與課外活動,藉此增加子女競爭力、發展子女潛能及令子女有更多成就等。為了讓小孩入讀名校,有家長不惜大花金錢,舉家遷進該校網,同時亦讓兒子報讀十一個興趣班;一些家長亦甚有壓力,表示睡不著。[1]

對一般家長而言,這是「贏在起跑線」及擔當「怪獸家長」的掙扎;對基督徒家長而言,這是「教養孩童」及「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掙扎;對一些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家長而言,便知道其中四種基本權利中的發展權,既有「教育及發展身心能力權利」,亦有「休閒娛樂的權利」,這也是掙扎。然而,在計劃將來時,有否考慮現在的小孩有甚麼想法呢?在安排小孩擁有理想的未來時,不妨聽聽他們理想的一天是怎樣的。

  • Yuki (小二)

「平時可以玩更少,雖然喜歡玩耍,其實都要有溫習時間,可以用玩的時間用來溫習」

假日Yuki會有特定的玩樂時間,她也享受其中,更表示喜歡游泳及到戶外遊樂場。平日雖然已經有功課及溫習時間,但她仍然希望溫習更多,誰說小孩只會要求玩耍呢?

  • 曜鋒 (小四)

 「不喜歡做語文功課,希望能夠有更多時間返教會跟其他小朋友玩」

曜鋒在寫時間表時,不斷的把「上糖(堂)洛堂(落堂)」重複地寫,事後他也沒解釋太多,不過看來他並不太享受其中。相比手機或電腦遊戲,他更嚮往集體遊玩的時間。

  • 睿言 (K3)

「覺得溫習很辛苦,但想得到excellent,因為會得到扭蛋作獎品」

喜歡砌Lego及與小朋友玩耍的睿言,年紀小小便要溫習,幸好他也十分積極,為著從父母來的獎賞而努力。

  • Omega (K2)

「最喜歡午睡,覺得學鋼琴及游泳最辛苦,期待與表妹玩耍」

對Omega而言,每天最開心就是上課後的睡覺時間,可以休息一下。然而相比起來,周末的興趣班原來給她更大的壓力。

  • Sulman(小六)

「希望可以10時起床,然後去公園玩,可以用更多時間在清真寺讀經,及陪伴妹妹玩」

雖然膚色不同,但喜歡畫畫的Sulman跟華裔小朋友也十分相近,覺得上課沉悶,下課會去踢球。有點意外的是他喜歡花上數小時去讀經,希望明白更多。當問他理想的一天是如何時,除了希望晚一點起床,就是可以陪伴妹妹,真是一位好哥哥。

  • Iqra (小六)

「期望可以與爸爸有更多時間相處,如一起去公園,買東西」

南亞裔的Iqra已能融入本地文化,喜歡看武則天及多啦A夢的她,希望理想的一天是上三節課便最好,那就可以有更多時間睡覺。而她最希望改變的,卻不是自己的時間表,而是她那個有兩份工作的爸爸。這亦讓我們反思,小孩除了要有發展,也需要父母的陪伴,而這個社會又有否重視他們這個需要?

 

後記

坊間總說人生是一場比賽,所以才有起跑線,與其他人爭競,自然要好好鍛練。父母於是把子女的時間表塞得滿滿的,就是要讓孩子能夠有一技傍身。然而若這真的是比賽,當選手不喜歡時,他可在過程隨時中途退出,就算有再強勁的訓練,也徒勞無功。

而更重要的,我們很可能沒有與誰在比賽。早前日本有一個名為「人生不是馬拉松」的廣告,開初以馬拉松比喻人生,其後主角在比賽中提出質疑:比賽、終點及路程究竟由誰決定?還是大家也有屬於自己的路?而且終點也不只有一個,人生可否各自精采?

若說到兒童福祉,我們總會想到兒童權利,那麼兒童權利應該由誰去演繹呢?不同的理解與演繹,就會對兒童或社會有不同的期望。家長可以認為參加多些課程才有助孩子充分發展,兒童卻希望他們的要求被滿足。兒童雖然「未夠秤」,但他們卻有最真摯的聲音,成年人亦應去了解他們的需要。或許只有由成年人或兒童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探討時,才是對兒童最大的益處。

 


[1] 〈大陸婦陪女上學  擬千萬置業〉,《蘋果日報》,201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