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2019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前,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傳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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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現場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現場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真實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那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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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他們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回到教會裡?一間真實存在的教會,她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納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本文原載於第131期〔2020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關注範疇: 
傳媒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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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結果不似預期……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1/09/2021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

奧林匹亞的大城小理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9/2021

古代奧運,不只運動

四年一度的奧運,因新冠肺炎疫情,史無前例地延遲一年舉行。今屆運動會在疫情陰霾下進行,盛況不再,然而在香港運動員的努力下,取得一金二銀三銅的佳績,令香港人對運動賽事的熱情,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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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源於古希臘運動和宗教性慶典。據考古證實,從公元前776年至公元393年之間,每四年一度,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的古希臘城市奧林匹亞(Olympia)舉行。奧林匹亞是古希臘時代其中一個祭拜宙斯的宗教中心,而在神廟內,由古希臘的雕刻家、畫家和建築師菲迪亞斯(Pheidias)所作的奧林匹亞宙斯神像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1]

現代奧運會提倡「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格言(The Olympic Motto),[2] 很多人認為奧運就是和平的象徵,不應受戰爭、政治、國力等因素影響,但其實自古代奧運會以來,奧運會並不如今日人們所想像的「純潔」。事實上,各個參與古代奧運的希臘城邦,都想奪得奧林匹亞聖地和奧運會的控制權,以受眾希臘人所仰望和得到各樣政治、經濟好處。運動員在競賽項目中取勝雖然只會獲得橄欖枝桂冠,不像今天選手得到金牌和能夠「做業主」,但擁有「桂冠」是無上光榮,城邦會得到相應的聲望(和政治的主導權),運動員會獲得家鄉饋贈大筆金錢。雕刻家更會為勝利者製造雕像,詩人也會為他們譜寫讚歌,流芳百世(至少留傳至今,仍可在博物館找到相關的作品),有形和無形的利益都是十分可觀的。

現代奧運,展現國力?

在「現代奧運之父」、法國歷史學者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的倡議下,於1894年在巴黎成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並在1896年於希臘首都雅典舉辦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現代奧運會標榜仿效古代奧運會精神,成為了全世界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可惜的是,在現代奧運會復辦的百多年之間,曾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分別在1916年、1940年、1944年被迫取消,此外在2020年又因2019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過一年。不單如此,在奧運會得以發展後,賽會本身也逐漸成為各國展現國力的角力場所,體現「運動——強國」,宣揚「軟實力」,而並非「運動咁簡單」。

說來諷刺,今天奧運會中很多「理所當然」的經典事物,其實都是自上述「展現國力」情況下誕生的。就如奧運中必備的奧林匹克聖火(The Olympic Flame),已被視為每次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誌,而點燃聖火的傳統據說在古希臘時期已有。[3] 不過,將奧運聖火構築成觸目的儀式,以及奧運會開幕的重頭戲,則是從1928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奧運會開始。而每屆奧運會前盛大的聖火傳遞活動,更是自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開始,當時官方有提出類似「聖火有著傳承火焰,生生不息」的意思,但有心人都會明白,這其實是當時納粹德國藉著大搞奧運展現國力,宣揚日耳曼民族高人一等的大好黃金機會了。事實上,不論規模、形式、甚至宣傳等方面,柏林奧運都成了現代奧運的經典之作;而以奧運來「展現國力」的風氣,直到今天,還是大行其道。[4]

然而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當奧運會辦得愈來愈有聲有色,相對耗資也日益巨大,到頭來,也使得許多國家不想申辦。情況在60、70年代時尤為嚴重。不過,主辦奧運會例必「蝕大本」的情況,在1984年於美國洛杉磯舉行的奧運會中被成功扭轉了:洛杉磯奧運會在以商業體育營運者Peter Victor Ueberroth的主持下,首次以民間方式承辦奧運會,以5億美元低成本運作下,扭轉前幾屆奧運會巨額虧損,最後更能獲利約2.3億美元,首開奧運會獲利的先河。自此以後,由於證明了奧運也能營利,為主辦的城市帶來相當大的利益,每屆申辦奧運會城市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但同時也爆出了數起申辦奧運會的候選城市賄賂國際奧委會委員、而國際奧委會委員受賄的醜聞。[5] 此外,奧運和其他國際大型運動賽事(如世界盃、歐洲國家盃等)也變得商業化,在職業化、高度競爭之後,除了使體育原來讓人「強身健體,友誼第一」的精神變質,也帶來比賽作弊,或使用禁藥等相關問題。

奧運五環

奧林匹克五環(The Olympic Rings)由五個互相扣連的環圈組成,它們的顏色為藍、黃、黑、綠、紅,它是由 Coubertin於1913年設計,按他所述,這五個環代表著世界的五個部份。過去有不少資料指奧運五環分別象徵著五大洲,即:藍色代表歐洲;黑色代表非洲;紅色代表美洲;黃色代表亞洲;綠色代表大洋洲。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起碼Coubertin在創作五環時並沒有說過這個意思,很可能是大家想當然以為是這樣。[6] 這樣因顏色引發的小誤會,本來無傷大雅,但在今屆奧運,香港隊因為球員球衣的問題而鬧出風波。[7] 此外,國際奧委會要求中國奧委會就運動員配戴襟章提交報告,亦有選手作出某些有政治含意的手勢而受到關注。看來,想將運動與政治完全分開並不容易。

東京奧運已曲終人散,各運動員不論獲獎與否,都曾經付出許多,筆者想起了提摩太後書四章7至8節所寫:「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感激運動員的付出,為大家帶來一場又一場精彩的賽事。


參考書目:
華遠路編。《奧運百科:百年奧運史話全紀錄》。台北:漢宇國際文化,2005。
馬德安等編。《奧運金牌的故事》。台北:宇河文化出版,2008。
 


[1] 順帶一提,除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遺蹟外,希臘的扎金索斯島(Zakynthos)就是幾年前香港人熱捧的韓劇《太陽的後裔》中,著名景點「沉船灣」的所在地,它也成為了中、日、韓遊客必遊的打卡勝地,也令本來「人氣不高」的奧林比亞再度成為旅遊熱點。

[2] 原來的奥林匹克格言是以拉丁文 “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三字組成,而在2021年7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將 “Communiter”(更團結)加入奧林匹克格言,成為第四個元素,令格言變成“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新口號了。參:“‘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 - IOC Session approves historic change in Olympic mott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July 20, 2021, https://olympics.com/ioc/news/-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ioc-session-approves-historic-change-in-olympic-motto.

[3] 在古希臘神話中,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相傳是由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取火種然後帶到人間。傳統上,古代奧林匹克聖火是「由奧林匹斯山上的陽光點燃」,再由傳遞者步行傳遞到奧運會會場。現代奧運的聖火則是在奧林匹亞遺址中以凹面鏡聚光點燃,然後展開火炬傳送旅程。

[4] 事實上,初期的幾屆奧運都只是以「世界博覽會」附設的形式舉行,加上其業餘性質,參與的國家並不如今天的包羅萬有。

[5] 2004年8月4日,BBC節目《廣角鏡》(Panorama) 製作的〈聖火下的交易〉(“Buying the Games”)揭發了有關爭奪2012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國際奧委會成員被指受賄的醜聞。參: “Buying the Games,” BBC News, July 29, 2004, 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3937425.stm.

[6] “Who created the Olympic rings symbol?,”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ttps://olympics.com/ioc/faq/olympic-symbol-and-identity/who-created-the-olympic-rings-symbol.

[7] 〈【球衣風波】遭市民狙擊促向伍家朗道歉 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疑刪FB專頁〉,「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1年7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015758/【球衣風波】遭市民狙擊促向伍家朗道歉%E3%80%80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疑刪FB專頁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林天然 | 明光社前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7/2021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些學生的成績、健康因此受損,重則有的因沉迷而無法自拔,甚至輕生的事件。[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明光社

疫情持續,不過也有教會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在較早前參加了由基督少年軍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未信的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並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效緩解了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2]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早前教關就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3] 而當中邀請了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對青少年的發展事工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教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今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答案是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5]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五人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G Power還舉辦了「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有關活動的籌委會核心成員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6]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的成長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情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1] 楊婉婷、陳蕾蕾:〈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 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香港01》,2020年4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突發/460083/危坐石壆-16歲少年打機40小時後危坐-專家-停課增接觸電腦機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2] 〈認識教關〉,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網站:http://www.hkcnp.org.hk/about_hkcnp/(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3] 〈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2021年3月25日,網站: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lia_yout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4] 〈G-Power係咩?〉,facebook,2018年3月19日,網站:https://fb.watch/6fZLLnbjG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網站:https://service.elchk.org.hk(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12日)。

[6] 黎祉穎:〈G-Power辦You Got Talent年輕人才藝比賽 盧智榮:希望發掘牧養年輕人的新可能〉,《時代論壇》,2021年4月26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5379&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1日)。

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當網絡成為信仰的一扇窗 牧養的範式轉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疫情、抗爭運動、移民、國際關係,排山倒海的事件從四方八面湧現,信徒群體在這個大時代要經歷抗爭疲勞、政治打壓、疫情禁令……教會要麼停止聚會,要麼辦網上活動,一堆本來持之以恆的活動全年取消,新活動隨時可能受到更多政策限制。不少人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來形容今日我們這個改變。這真是範式轉移嗎?究竟甚麼東西改變了?

今年剛離世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一書中,正正就用範式轉移來形容基督宗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階段,由初期教會開始到現代的普世教會。當中他引述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的說法,指出範式轉移的範式應該是「一整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分享整體的信念、價值、技術。」若稱得上範式轉移,就是指整個範式有所改變。

孔漢思的書成於上世紀90年代,他認為當時就正是一個多元、多中心的世界,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社會,普世宣教運動亦在蓬勃發展,除了討論不同宗教是否有對話和共融的空間,甚至討論不同信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能否共同相信一套倫理的想像。

或者他也沒有想到,過了不足30年的今日,網絡的出現令多元而共融的美好想像未有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在網絡空間下進一步的分眾,不同資訊分發予特定群體和對象。同時因著互聯網發展的各種特點,造就網絡獨特的生態、價值觀和倫理想像。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今日教會的一些整體理念、價值,甚至使用的方法和技術也與以前非常不同——即是有所謂範式轉移的出現。

網絡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令信徒群體相處改變:

1. 時空壓縮:疫情、移民令我們失去現場跟弟兄姊妹一起聚會的機會,但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網上平台跟弟兄姊妹團契相交,雖然比起面對面相處,暫時仍然有不同的障礙需要克服(例如未能一同唱詩),但隨著技術問題解決,不在地上、沒有固定聚會地點或固定形式的宗教活動,可能成為更多人參加聚會的主流,除了不受地域限制,時間上也可以不受限制,信徒在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能參與聚會,這樣的聚會和牧養模式更加彈性,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難度。

2. 界面延伸:現實空間,你可以用不同的裝飾、佈置去讓人進入一個神聖空間,但在網上舉行崇拜,鏡頭的運用、佈局,甚至音響器材的配合,對於整個網上崇拜的進行都變得十分重要,有關的器材也成為網絡空間的生產工具。同時網絡速度,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例如是用YouTube、facebook還是Zoom做直播,可以給別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這亦變得十分重要。

以往,教會因著有現場的崇拜和團契,可以一直沿用舊有模式而不做任何改變,但因著近年的轉變,不少信徒群體出現很多有趣的面貌,迫使教會重新思考網絡和在地上的教會,如何做連結,例如:

1. 斬件式信徒生活:有信徒因著各種原因,參加A教會的網上崇拜、網上祈禱會則到訪B教會、小組相交更自己組合、又另外組合一些朋友一起在網上查經,就連查經資料也是自己預備的。在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查經、祈禱會、團契,嚴格來說這個信徒沒有離開信仰,他的信徒生命由不同的群體來承托,而有關聚會、活動的事奉工作,亦斬件式地由不同信徒來承擔。

2. 純網絡信徒生活:有人決定不再返現場教會聚會,有相熟的基督徒走在一起食餐飯,就當「返了小組」,聽道就到社交平台隨便找找,祈禱就尋找不同教會提供的默想資料。

3. 信徒寄居在不同教會中:表面上信徒是A教會的會友,實際上會在不同地方參與事奉,加入外面的敬拜隊或查經小組,雖然有所屬教會和會籍,可是整個信仰生活均不在教會中。

4. 有事求問FB大神:信徒雖然是某教會的會友,但遇到生活不同大小問題,只願意到facebook不同的基督教群組分享,但就從來不願意返教會處理,因為擔心教會群體太細,自己的秘密容易被公開,寧願在網上低調以網名開組。

隨著近月疫情緩和,部份教會已恢復現場聚會,不少團體舉辦不同的研討會,討論當回歸現場聚會後,教會參加崇拜人數會否減少?是否需要保留網絡崇拜?但在提問的同時亦會發現,網絡已經成為不少信徒吸取信仰資源的地方。另外,即使很多人口口聲聲講教會有千百樣問題,但仍然有許多人在這個社會氣氛低迷的狀況下,在網上尋求有關教會的資源。教會在網絡的出現,其中的活動,也成為很多慕道者認識主的一扇窗,究竟教會能否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並在網上提供牧養,漸漸成為新的課題。

 

範式轉移概念

範式轉移的概念由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在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這本書在1962年出版,而有關的概念更被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例如社會行為、商業世界的變化,以至宣教學的概念等。孔漢思(Hans Küng)將範式轉移的概念應用到基督教歷史中,他將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paradigms):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現代啟蒙運動典範;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他又主張,這六大時期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1]


[1]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白陳毓華譯(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頁237–238。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明光社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明光社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明光社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網絡牧養的想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5/2021

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明光社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1] 翻譯機器人:〈Bloom's Digital Taxonomy (布魯姆分類法)〉,YouTube,2017年8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3xat7Fw9g(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2日); “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 Domains,” Big Dog & Little Dog’s Performance Juxtaposition, last modified January 12, 2015, http://knowledgejump.com/hrd/bloom.html

[2] Bri Stauffer, “What Are the 4 C's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pplied educational systems, last modified May 7, 2020, https://www.aeseducation.com/blog/four-cs-21st-century-skills.

[3] 見註1。

樣子不一定決定「命運」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7/03/2021

網絡上有句流行語「Your face, your fate」,一句「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道出了以貌取人這個社會現象。今年初澳洲警方通緝一名男子,並在facebook上發佈了有關訊息,但由於被通緝的男子「生得太靚仔」,引發一眾網民熱烈討論,甚至有網友留言:「我看不只警方通緝他,全澳洲的女性都在通緝他」、「他可以來我家躲」、「他做了甚麼事情,偷走別人的心嗎?」、「希望他可以闖進我家犯罪」……明明是通緝犯,竟因太帥而被當成明星一樣追捧![1] 相反呢,若是一個:勤奮上進、誠實可靠、孝順、集許多優點於一身但「醜樣」的人呢?可能會遭人無視甚至嫌棄。可見,「靚」在今時今日是何等的重要!那麼,我們的命運就真如「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這網絡名言一樣嗎?

「靚」的好處

「靚」在現今社會的確有不少吃香之處:就如外國就有些關於職場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在身高、體型、長相等方面,擁有更佳條件:如長得高和標緻、體重適中的人,都會比條件沒那麼好的人獲得更多的薪酬。[2] 人際關係方面,貌美者的先天優勢總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關注與好感。這一點大家只要回想一下以前學校裡的校花、校草,公司裡的高顏值同事的待遇,就不難理解了。愛情方面,在多數人心中,帥哥美女總不愁無人愛,因為他們身邊總會簇擁著一群又一群的追求者。此外,在媒體上,漂亮的人還能成為一線的影視紅星、KOL(關鍵意見領袖),受盡粉絲們的萬千愛戴。

美貌與成功

這樣說來,擁有美貌就等於擁有幸福與美滿,沒美貌者就註定失敗了嗎?當然不是!若要舉例,相信大家都總能想到有些人雖然長得美,但最終情場失意或際遇欠佳。相反,我們也不難找出一些樣貌並不出眾,卻在事業、婚姻家庭、人際上收穫甚豐者。其實,人就好像一瓶酒,美麗的外表的確可以起到一時的「吸睛」效果,帶來別人的關注與好感但當我們要面對、經營更長久、更深入的關係時,就如佔據我們大部人生的工作、人際關係、婚姻家庭等不同的層面,若只得「好靚」的包裝,裡面卻是讓人難以下嚥的酒水,恐怕只會落得人皆棄之的下場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一些建議

外在條件沒那麼優越的朋友,在職場等場景中,可能會有給比下去的感覺,其實不論外表長得標緻與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和弱點,長得漂亮的人也不一定永遠站在較有利的位置。以下幾點建議,可以給大家參考。

  1. 扭轉局面:就如龜兔賽跑的兩位主角,牠們都有各自的優劣之處。白兔因自己先天的優勢而經常自滿,於是,牠把自己的優勢變成自以為是、不思進取的致命劣勢。烏龜的先天劣勢給牠帶來了謙遜與自知之明,於是牠把自己的劣勢變成不斷奮發、永不放棄的關鍵優勢。故此,貌美者應該著力於自己需要成長之處,免得像盲目自信的兔子那樣一敗塗地。而容貌不佳者則毋須太過介意別人的眼光,只要努力向著自己的目標奮發,總能有更美好、更精彩的人生!
  1. 自信的表現:社會心理學家、哈佛大學商學院的Amy Cuddy教授在其著作《高能量姿勢》中講到,[3] 人們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透過改變姿勢來獲得更好的做事效果。這是甚麼意思?首先,Cuddy研究裡發現,無論動物或人類,當他們保持擴展、自信的姿勢時(就如神奇女俠雙手叉腰,雙腿分開,下巴微微向上的站姿),體内的優勢激素睾丸素濃度就會增加,同時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這會給我們的情緒、思維和狀態帶來正面的影響,從而提升我們做事的成功率並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Cuddy教授建議若我們想解決問題、管理焦慮和掌控局面時,只要事先用兩分鐘做出高能量的姿勢,即能有效地使身體分泌出「優勢激素」,並提升整個人的狀態。
  1. 在衣著方面下功夫:整潔、合宜的打扮其實是禮貌的表現,例如上班時穿上一件熨得直挺挺的恤衫和西褲,反映穿衣者重視自己的工作,也會令遇見穿衣者的客戶感到自己受重視。不算俊美的朋友可選擇一些漂亮、合宜的衣著,在一些特別的場合,更可配上適當的化妝。因為端莊、優雅、合宜的外表再加上美好的品格、得體的舉手投足,都會令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經上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以賽亞書四十6-7)其實,容貌只是人一時的「面具」,再美麗的容貌也總有衰殘的一天。要獲得長遠、美好又豐盛的人生,所必備(must)的是仁愛、正直、忠誠、智慧、勤勉、持之以恆等內在特質,這些特質往往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歷練中慢慢培養出來的品格,相反,美貌只是額外(plus的優越條件而已。我們未必能扭轉以貌取人這種社會風氣,但我們卻可以選擇追求甚麼。健康的身心靈、睿智成熟的言行和燦爛的笑容,都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盼望我們都懂得為自己作出最好的選擇。


[1] 〈通緝犯長太帥引熱議 女網友興奮喊:來我家犯罪!〉,《自由時報》,2021年1月13日,網站: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41015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2月24日)。

[2] Allana Akhtar and Drake Baer, “11 scientific reasons 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 in life,” INSIDER, last modified October 8,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beautiful-people-make-more-money-2014-11;〈職場靚人薪金較高?〉,CTgoodjobs,2013年1月30日,網站:https://www.ctgoodjobs.hk/article/職場靚人薪金較高/1233-1452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2月24日)。

[3] 埃米.卡迪〔Amy Cuddy〕:《高能量姿勢》(Presence: Bringing Your Boldest Self to Your Biggest Challenges),陳小紅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

網絡逍遙遊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咆哮無助家長應對子女的學業壓力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9/01/2021

時下香港的小學生與爸媽真的不易做!當填鴨式教育遇上疫症,學校又要縮短課時又要趕進度,Zoom課、功課、背書、默書、測驗、考試……排山倒海地接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來。當厭倦學習又想玩耍的孩子,在疫情下要日日在家和焦躁不安的家長作困獸鬥時,會發生甚麼事?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於2020年7月至10月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一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22.9%受訪家長,和21.5%受訪教職員有至少一項中度至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情況讓人擔憂。[1]

家長的心聲

同為小學生家長的筆者,實在能理解家長的心聲。例如:孩子一定要追上學習進度,如果今日的基礎打不好,日後能繼續升班嗎?升班以後又怎麼辦?學校每日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要記、有許多習作要做,但孩子不懂,還要我來教,但怎樣教他也不明白!他是不是智商比較低?孩子那麼貪玩、不做功課又不聽話,每次都要拖延到很晚才做功課,惹人生氣!很擔心孩子追不上進度或欠交功課,老師如果要見家長,實在覺得很丟臉……自己已經很累很煩惱了,還要日日對著孩子和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學習任務……

對於許多為孩子學習而費心傷神的家長來說,他們可能已經與孩子墮入低效能學習的惡性循環裡面了。有些孩子對學習無任何動力、興趣可言,完全是被家長迫著去學習的;加上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了應付測驗、考試而學的東西,在考評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如果這樣下去,家長更嚴苛的督責孩子、孩子的拖延、厭惡學習的情緒、不佳的成績、雙方的精神壓力與關係的破裂等等,恐怕只會令情況更差。

對於上述的問題,如果家長們承認靠催逼孩子無濟於事的話,那麼,就讓我們從孩子的學習困難與家長應該怎樣做的層面來尋找出路吧。

困難一:學習時愛做雜事

明光社

《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下稱:《不咆哮》)一書探討有關陪伴孩子讀書的難題和解決方法。[2] 作者是一位小學生的家長,她同時擁有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書講到,使孩子集中精神的是大腦的抑制功能,但這個功能要到13、14歲才能發展好。所以孩子很容易被身邊其他事物吸引,卻不容易一直對學習保持專注,這時候就需要家長的幫助。例如在學習期間,孩子可能一要去洗手間,一要飲水,一又要刨鉛筆……對此,家長可以事先請孩子完成各樣要做的雜事,然後回來專心學習,這有助孩子保持專注。

困難二:孩子需要即時回饋

《不咆哮》一書又講到,許多家長反映他們的孩子對學習提不起勁,但玩電子遊戲時卻非常起勁。這個原因在於電子遊戲可以即時給孩子回饋——他們對遊戲的每一個操控都會帶來即時的得分、扣分或獎勵等,而這樣的快速回饋符合孩子的本性,讓他們獲得即時的快感。而讀書學習卻往往不能給孩子即時回饋,相反,有時學了很多卻沒有回饋。當孩子面對一大堆功課,就如做數學題,有50題要做,孩子可能覺得沒趣味而不斷拖延,家長如果按孩子的能力,孩子拆為每10題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小目標,五組就有五個小目標,讓孩子集中精力去完成小目標,當完成10題後給孩子打個剔號。這樣,當孩子能高效地完成任務時,就會產生成就感、自信和幸福感。當然在完成每個小目標時可以給孩子適當的時間休息。如果我們能在孩子日常的學習、做功課時幫孩子建立這種分拆目標、集中、高效的學習習慣,就能幫助孩子從只享受玩電子遊戲的快速回饋,逐漸地適應到在學習時未必即時看到回饋的狀況。

咆哮解決不了問題

面對頑皮或懶散一點的孩子,家長容易失去耐性,對孩子咆哮、責難。《不咆哮》卻提到家長愈咆哮,孩子就愈學不好。原因是當家長咆哮時,孩子因害怕,其大腦中的杏仁核受到刺激後就會產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這時身體就會調動能量、血液去到四肢,而大腦就會出現血液不足,導致反應麻木,這當然無助於學習。此外,若孩子學習時經常到家長的咆哮,孩子的腦神經就會將學習和被打罵兩件事聯結一起而產生條件反射,以致日後再面對學習時,其過往的負面、痛苦的經驗就會重現,致使孩子會逃避、厭惡學習。對此,《不咆哮》的作者建議家長應該先理解孩子在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並思考如何幫孩子改善學習,而不是指責孩子。

孩子的學習可謂一個大而複雜的課題,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學習問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家庭教育模式、孩子生理或心理的學習障礙、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學習環境、人際關係等。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幫助孩子由考試0分變成100分,但只要我們以愛、以理解之心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每天進步1%,同時在當前的困難好好疼愛自己,每天多學一些育兒知識,相信我們與孩子總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伴讀小貼士

疫情下,家長承受的壓力可不少,他們既要適應生活的轉變,又要照顧孩子,也可能憂慮生計問題。有心理學家就建議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緒,如果察覺自己有些情緒,可作10分鐘的休息,或者轉教別的功課。此外,由於家長不是專業的老師,他又建議家長可以試著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方法。[3]


 

[1] 〈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 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頭條日報》,2020年10月31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911958/即時-港聞-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 田宏杰:《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3] 鄧煥儀:〈媽媽教功課失控 頸巾勒子不遂上吊 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香港01》,2020年12月3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568537/媽媽教功課失控-頸巾勒子不遂上吊-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3日)。

教會團體必須留心的地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主動交,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歷史的回顧〉,載趙崇明等編:《當教會遇上政治:政治實踐的神學反思》(香港:香港神學院、基道出版社,2005),頁33–67。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疫情下爸媽的難題與出路

傅丹梅、林天然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林天然(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4/11/2020

疫情經過10個多月仍沒有受控的跡象,很多人出現抗疫疲勞,基層家庭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本社在過去幾個月,走訪了近30個基層家庭,希望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一些實質的援助。[1] 在這些探訪中,發現不少基層家庭的環境,存在著一些不利孩子成長的因素。本文嘗試探討當中的問題,並訪問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兼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廖廣申醫生,提供一些專家建議及出路。

1. 家暴

在所探訪的家庭中,家暴的情況並不普遍,但仍有嚴重的個案。有一個三口之家,六十多歲的父親經常打罵七歲的兒子,例如在吃飯時,父親認為自己大聲說話,以及將口水噴到兒子的碗中也不是問題的,當他看不順眼兒子的行為時,更會隨時用粗口罵他,還試過因兒子過度活躍而對他大打出手,以致他住了十多日醫院。到後來,家人才發現原來兒子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明光社

廖醫生認為疫情未必能在短期內受控,市民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長期的抗疫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市民可以外出到公園散步,維持社交生活及保持興趣,容讓自己有適當的放鬆及安靜時間。作為家長,不但要照顧孩子的需要,更要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情緒,假如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身心俱疲,要盡早尋求幫助,如學校社工及專科服務,不要自己獨力承擔。家長如出現失眠、胃口或體重下降的情況,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脾氣變差、容易動怒、情緒焦慮、有絕望及放棄的心態,這表示家長自己已出現焦慮或抑鬱的警號,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要有效照顧及管教子女,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及身體。

2. 婚姻問題

相對於家暴,單親家庭的情況則較普遍,約佔整體探訪家庭的三分之一。而當中大多數是單親媽媽與孩子一起生活,還有一些情況是媽媽正在面臨被丈夫拋棄。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媽媽都很愛孩子,但由於要應付生活種種壓力,她們都顯得無助、力不從心。其中就有一戶,當我們去探訪時,發現其家中堆滿雜物又有跳蚤,連一個落腳處也沒有。如果說父母的愛乃一家的支柱,那麼破裂的婚姻加上缺乏父親的形象,又會帶給孩子甚麼影響?

廖醫生認為單親家長不要擔心別人的眼光,羞於尋求幫助或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事實上,社會上很多人的願意幫助他們。兒童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對他們的發展較有利,對於缺乏父親角色的家庭,孩子對於男性性別角色較為模糊及負面,欠缺模仿對象(model figure),媽媽可以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群體活動,接觸多些人,尤其是男性,讓他可以有正面的爸爸或男性形象,這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心智發展及價值觀培育都有幫助,例如可以讓孩子參加教會的團契或童軍。至於家中堆滿雜物的問題,可能是居所實在太擠迫,要放的物件太多,也要看看堆積的是甚麼東西,對於基層家庭,一些過期的罐頭對他們來說並非垃圾,乃是食物,如果雜物實在太多以至沒有活動空間,可以協助他們用斷捨離的方式檢視一下囤積的物品,能捨棄的捨棄、能送人的送人,剩下的物品可以買些膠箱或櫃,將它們整齊地放好,執拾過程亦可以帶來樂趣及滿足感。

3. 打機/網沉溺

家長可能忙於應付生活,亦可能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家庭的孩子抗疫期間都終日在家打機,家長亦知道過度打機對孩子有諸多壞處,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上網沉溺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引致他們出現學習、健康、心理、親子及態度問題已經超越毒品、酒精及賭博等問題,因為疫情令孩子離不開網上學習及做功課。廖醫生鼓勵家長盡早嚴肅處理子女的上網時間,自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除了必須的上課學習,嚴格控制上網時間為每日兩小時內,打機更要每15分鐘便暫停休息。對於已沉迷打機的子女,則要以戒癮的方式處理。家長切忌以沒收手機/電腦及切斷網絡/電源方式處理,因為這樣做容易激發子女反抗的情緒及行為;相反,應在大家情緒穩定及冷靜的時候處理。首先要尋找其他健康生活的代替品,如讓孩子發展其他興趣,獲得滿足感,循序漸進減少打機時間,逐漸改變子女的生活模式。

香港人快樂嗎?

2020年是令香港人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市民在努力抗疫之餘,亦在疫情下繼續工作、上課。社會氣氛不佳,大家的心情亦受影響。有調查在2020年9月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收集到超過1,800份有效問卷,發現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2020年的開心指數只有6.16分,與2019年的6.15分只有些微差距,調查機構指這反映受訪港人的開心指數持續低迷。[2] 另一項在2020年10月發表的調查則發現,在網上收集到逾500個市民的回應中,分別有40%及37%受訪者有較高風險出現焦慮及抑鬱。調查由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服務)程志剛在發佈調查時指,近期有七至八成的求助個案都與疫情相關,求助內容主要是疫情下的工作壓力、管教子女及憂慮感染風險。[3]


[1] 明光社屬「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認可執行單位之一,主要服務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合資格劏房住戶。有關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

[2] 〈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 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10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85966/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E3%80%80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3] 鄺曉斌:〈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 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香港01》,2020年10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36047/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 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從創傷到復原

李耀基醫生 |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先後任職於聯合醫院、葵涌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等精神科部門。在不同精神科相關的範疇,如兒童及青少年心理成長,以及各種心理治療有較大興趣及有較多涉獵。曾有十多年時間在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部門服務。
05/11/2020

引言

最近一年多在香港人的生活裡,「創傷」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從2019年6月開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肺炎所引起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其實,近年在精神心理學上對於「創傷」及「復原」都有不同層面的治療理論以至臨床研究,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甚麼是精神上的「創傷」?

在精神醫學層面上,和創傷有最直接關聯的診斷,就是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PTSD是指人在遭遇重大壓力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的問題。這些壓力經驗包括:生命遭到威脅、嚴重身體性的傷害、以至身體或心靈上的脅迫等。其中主要症狀包括:

  1. 創傷經驗再體驗:在創傷事件過去後,當事人可能會做惡夢,夢見同樣事件發生。又或者在白天突然回憶起創傷事件,因而再度感到受創的感覺。這種感覺通常是「侵入性」的,愈不願意想起反而愈會想起。
  2. 過度警覺:當事人會持續處於「非必要」的警戒狀態,這會使得人變得無法專心、易怒、失眠、焦慮,嚴重甚至會有衝動的自我傷害行為。
  3. 逃避及麻木:有人會選擇避免回憶或接觸可能引發創傷事件回憶的人、事、時、地、物。
  4. 出現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負向認知及情緒:如責怪自我或他人、情緒低潮、疏離他人等等的情況。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精神醫學界開始重視PTSD這問題,也正式將之成為精神醫學診斷。初時,大家的焦點主要在退伍軍人身上。當他們在戰場上經歷了很多命懸一線的場面,長期處於生死未卜的恐懼及壓力之下,在退伍回國之後會有機會出現PTSD症狀。(如大家有看過一些80、90年代荷里活有關越戰的電影,你會發現當中其實是有很多關於PTSD症狀的描述。)其後,大家也發現在一般生活中,如果遇上非常暴力的攻擊、威脅的時候(如性侵犯、暴力虐待、對性命有威脅的意外等等),當事人也有機會出現PTSD的症狀。

 

PTSD症狀背後的心理因素

和其他精神科疾患一樣,大腦功能失衡和心理壓力是同樣的重要以及是互相影響的因素。但在這裡我會將重點放在心理的因素上面。

如之前所述,受創傷所影響的人,在經歷創傷之後,會在一般被視為「正常」及「安全」的環境下,突然「入侵性」的重現那和創傷經驗相關的體驗感覺。如腦中浮起當時的畫面、聲音、氣味以至重新感受到當時的情緒等等。由於那創傷經驗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極其痛苦的事,所以那「親歷其境」般的體驗是極其可怕的。而且,莫名其妙地出現一些自己極力想制止的感覺,會令人產生一種「我是否失控了」的恐懼。於是,當事人自然地想重新掌控自己的感覺,減少不安。而當中「逃避」有關創傷的環境提示,以及提高自己對「危險」的警覺性,都可令當事人得到短暫的心理紓緩及安全感。而極端一點的,當事人更可以在無意識之中進入了一種「麻木」甚至「解離」(dissociation)的狀態:一個清醒但沒有了相關感覺的狀態。這樣,當事人可以短暫減少那些和創傷經驗相關的傷痛。

我們人類的記憶不像電腦硬盤(hard disk)一般,對事情平鋪直敘地如實記錄下來就算。情緒因素對於我們大腦的記憶系統是有著重大的影響的,大家試試回憶上星期你生活中發生過甚麼事情,而當中附帶著比較強烈情緒的事情(包括:喜、怒、哀、樂、憎、惡等),是比較容易被記下來的。

如此一來,可怕的「創傷經驗再體驗」出現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創傷經驗相關強烈情緒會加深了那創傷的記憶。所以,此「體驗」出現在有深刻創傷經歷的人身上的機率是非常之高的。問題在於逃避、過度自我保護、麻木以至解離的反應,全部都是以否定或漠視相關情緒的方向去處理那痛苦感覺,阻止大腦去重新整理那些相關的感受及記憶。那麼,那些恐怖記憶只會愈來愈牢牢地和那創傷不安的感覺糾纏在我們大腦中。因此,「創傷經驗再體驗」也不會停下來,甚至只會愈來愈頻密及強烈。

如果,那和創傷經驗相關的情緒不單只是危及自身安危的失控感覺,而更加上一些令當事人更難堪的感受,如:性侵受害人的羞愧感,或退伍軍人對於同袍受苦陣亡的內疚自責,也會令人更傾向用各種逃避的形式去處理創傷問題,因此更容易出現嚴重的PTSD症狀。

有很多不同類別的心理治療都可以治療PTSD,但在主流及有實證數據支持的學派裡,如何重整當事人的創傷記憶及相關情緒,都會是治療的一個重點。

 

累積性創傷和情緒病的關係

討論過人在面對巨大危機的創傷,因此可能出現的變化以至特徵之後。我們現在將焦點放回在日常生活的情況上面。

精神科有一簡化的類比去了解壓力與情緒健康的關係,叫做壓力—脆弱模式(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

如果將大腦健康地承受壓力的接受能力看為一個容器,而壓力就是加進去的水。巨大的壓力(超大量的水)能超出我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令我們產生相關的情緒症狀(容器滿瀉了)。而容器的容量決定於本身的設計(在遺傳學、基因和情緒病相關的因素),也要看容器裡有多少之前遺留下來的雜物(早期成長中心理上所受的傷害)。而容器的容量愈少的話,少量的水即可引致滿瀉的狀況。所以,遺傳因素以及早期成長上傷害也可令人在面對相對較輕的壓力下引發起情緒病症狀。

在大腦結構來說,杏仁核(amygdala)是其中一個主要和控制情緒相關的地方。在早期兒童成長階段,外界環境以及和身邊親人的情緒互動、刺激,會影響大腦發展的方向。而在這關鍵成長階段出現了過多壓力性的情緒刺激,如:突如其來的分離,情緒上的需要被漠視(emotional neglect),虐打(physical abuse),欺凌(bullying)等等,都會令到杏仁核以及相關的大腦組織在這些的壓力之下,發展出過度活躍的情緒管理系統,以致成長之後的大腦會對壓力出現「過敏」反應,因此有較大的機會出現情緒病症狀。

而且很多時候,這些成長期的過度壓力都不是一次性的。反而傷害更大的是長期暴露在如此不合適的情緒刺激之下。

或者你會問:誰人成長期中沒有壓力?那麼我們是否個個都有情緒病?當然,情緒病的確可以找上我們每一個人。但同時,我們也要再明白多一個概念,幫助我們去了解如何平衡壓力創傷對精神健康的影響,那就是抗逆力(resilience)。

之前提過,幼年時所承受的心理創傷,可令大腦內杏仁核及其相關組織產生過敏反應,因此成年之後會有比較高的機會出現情緒病。但其實大腦運作,在某程度上和身體其他系統如何應對外來攻擊以及壓力,有著相類似的地方。

身體在遇上病毒細菌入侵的時候,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有了抗體,之後再遇上同樣的病毒細菌時,我們就有能力抵抗它們,保持身體健康。那就是我們對病毒細菌的「免疫力」。但如果那病毒細菌是大量的侵襲的話,又或者它們有著非常強大的殺傷力,超出我們身體免疫系統的承受能力的話,在抗體出現之先,病毒細菌已經可以對身體造成永久性的傷害,甚至會令我們死掉。所以在生病時候,適當的照顧以及相關的治療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捱得過病毒細菌的侵襲,我們之後便會有更強的免疫力。

這就像英諺所說“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意即「沒有把你殺死的東西,會讓你更強壯」。

但最重要的是,這必須是在死不掉又或是沒有造成嚴重傷害的情況之下,才有後話。

創傷的壓力就像病毒細菌一般入侵我們,分別在於,精神上的壓力能摧毀的是我們大腦對創傷性壓力的防禦能力。但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良好的精神健康基礎,而且在創傷性壓力出現的時候,能夠有合適的處理以至治療,捱過了壓力之後,我們往往可以擁有更佳的精神「抗逆力」。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或者你會問,最好的處理是否叫人在成長期間都避免所有創傷性的壓力?

我想,我們的世界並不完美。我們可以盡量減少一些嚴重的人為悲劇,但有很多的壓力來源並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如:親人生病、離世、意外、以及人際關係的問題等等。所以,學會如何合適地處理壓力可能引致的傷害,從而建立起精神上的抗逆力,便至為重要。

在討論如何「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逆力之前,先回顧一下之前討論過的東西:

1. 從PTSD的症狀去認識情緒創傷的特徵。

2. 「創傷經驗再體驗」的概念,創傷情緒記憶的形成及當中可能出現的惡性循環。

3. 成長期出現的累積性的情緒壓力性創傷和情緒病的關係。

4. 精神抗逆力的概念。

在此容我作一個概念性的小結:壓力引起的創傷是一個「情緒」問題。

不知道你看到這裡,會否奇怪我為甚麼要強調這「阿媽係女人」的所謂概念?原因是:否定及逃避情緒相關的問題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我們「知道」有情緒需要被處理,但我們未必「相信」那是重要的事,更可能我們不「覺得」需要那麼認真去處理,又或者我們不「想」去處理。

所以,如果要認真地面對「從創傷到復原」這個課題,我們必須要明白(在頭腦上的認知以至到心裡的接受及重視)處理及面對和壓力相關的情緒的重要性。

最近,有一個叫「加速體驗性動力學心理治療」(Accelerated Experiential Dynamic Psychotherapy, AEDP)的心理治療學派的理論,對我在精神治療上有著很深刻的影響。當中有一個概念:情緒變化三角地帶(Change Triangle),我會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情緒變化三角地帶,顧名思義,當中有三個元素: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

核心情緒包括了一些在心理學上被視為普遍的情緒(universal emotions)的東西,如喜樂、憤怒、討厭、哀傷、害怕、興奮等等。它們是「必然」也「必需」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就是universal的意思)。但我們會傾向避開那些所謂「負面」的情緒及否定它們的重要性。(如果你這刻聯想到電影《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那就對了。之後我會以這電影做例子去討論情緒變化三角地帶這概念。)

如果,我們無法適當地宣洩及處理這些核心情緒(尤其是那些所謂負面的情緒),當中情緒能量就會轉化成壓抑性情緒: 如羞恥感(shame)、內疚感(guilt)及焦慮(anxiety)等等。這些壓抑性情緒通常都會令當事人產生更難受的感覺。

於是,我們就有機會進到不良防禦機制的狀態,去防禦這些太難受的壓抑性情緒,如:逃避、麻木、過度自我保護行為、轉移視線等。

合理地宣洩及處理核心情緒讓人得到真正的精神健康狀態以至抗逆力(心靈開放及放鬆的狀態open-hearted state)。反之而言,核心情緒被過度壓抑的話,情緒能量便會走向壓抑性情緒那方向。那是一個「掘頭巷」。久而久之那些被壓抑的「情緒垃圾」便可構成很多問題。

在電影《玩轉腦朋友》中,住在主角Riley 腦袋裡面的角色阿樂(Joy) 認為她是Riley最重要(甚或是唯一需要)的情緒。她不容許阿愁(Sadness)去觸碰任何一個在Riley腦袋裡面的記憶球,那代表著「健康的人是不應該有著哀傷記憶的」這觀念。同樣地,其他的情緒角色如阿驚(Fear)、阿憎(Disgust)及阿燥(Anger)都是被邊緣化的。

試想想我們日常生活中,會否都有傾向覺得「開心快樂」是唯一對我們重要或有用的情緒呢?「唔好喊啦!喊都冇用㗎!」「發脾氣係解決唔到問題嘅!」「乜都驚,你冇用嘅!」這些句子是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至在我們心中)經常出現?

之後,Riley面對搬家轉校所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她哀傷,因為她失去了朋友及她喜愛的冰球運動;她害怕,因為面對不熟悉的環境及生活習慣;她不滿,因為爸媽在搬家安排上有很多不妥當、遠差於預期的地方。但在阿樂主導的腦子裡,這些情緒都是不被容許的。Riley在眾多交雜的情緒中產生了無力感及焦慮。之後,有些感覺不見了(故事中阿樂及阿愁意外地離開了控制室),而在其他的情緒也失去了平衡之下,Riley進入了一個「抽離」的狀態:沒有了平衡的感覺,失了控的她做出了一些失常的行為。

在面對現實生活壓力之下,「負面」情緒是必然會出現的。缺乏面對、整理情緒的方法及能力的話,情緒能量就會在情緒變化三角地帶上走向壓抑性情緒及不良防禦機制的方向,最終只會產生更多更大的問題。

經過一輪冒險之旅,阿樂和阿愁終於安全地回到控制室。阿樂明白到阿愁(及其他的情緒)對於Riley都是同樣重要的,於是她讓阿愁去處理那些記憶球及控制台(意味著哀傷是被容許、被接納及被視為有用的)。Riley哀傷感覺回來了,她在這哀慟推動之下從那「抽離」的狀態走出來。對爸媽的真實情感叫她放棄了離家出走,回到家中面對爸媽,哭訴自己的問題。在傷心哭聲之中,爸媽明白了Riley的感受,而他們也願意分享自己在面對當下困難的情緒及想法。在此過程中,回應及肯定了Riley不同的情緒。之後,療癒出現了。Riley眼淚中夾雜著笑容,大腦的記憶球變成了七色,控制室的儀器性能也因此而進階了,變得有能力去處理更複雜的問題及情緒。阿樂在七色的記憶球中,更發現了Riley曾經因為輸掉比賽而傷心痛哭,但也因此加深她和朋友的關係,帶來了喜樂。哀傷和喜樂(以至到其他的「正面」「負面」情緒)其實是可以(也是需要)共存的。

我們要明白每一個核心情緒都有用、也都重要。「害怕」叫我們逃離危險。「憤怒」保護我們免遭羞辱,給我們力量去抵抗不公的事情。「厭惡」讓我們避開有害之物。「哀傷」給我們機會去改變、成長及去學習包容。壓力其實也可以給我們每一個帶來像Riley一般的成長契機。其中的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納、明白及回應我們每一個情緒。而同時,身邊人能否保持著開放的心,去聆聽、理解當事人的分享,以至感同身受的去體諒當中的感受,給予合適的支持,也是極為重要的。在不同的情緒都被合適地回應時,情緒及相關記憶便有會被重整,更複雜的情緒也能被處理。

學習和不同的情緒去相處,建立起成熟的情緒調節機制,我們便能「從創傷走到復原」。

在電影裡,主角們在這歷險旅程中一起努力,最後大團圓結局。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從創傷到復原」都是一個像歷險一般的過程。但在現代都市生活的快速節奏影響之下,我們很容易會想走捷徑,希望用最少的時間及心力,從而得到一些所謂「情緒處理」的效果。那麼,「壓抑」、「逃避」、「否定情緒」等等的不良防禦機制就大派用場了。但之後,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因為壓抑性情緒而產生的「情緒垃圾」被遺留了下來,隨時隨地的回到大家的面前,因此產生更多更大的問題。

 

結語

在有限的篇幅之下,以上分享的是我對「從創傷到復原」這課題的一些看法。當中很多地方,如處理不同情緒問題上的細節和技巧、一些其他和創傷有關的心理治療學說及理論、以至現今醫學在大腦成長的知識等等,也未能在此一一詳述。但我希望藉這次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相信是很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方向及知識,讓大家可以更得力地面對近日我們身處的時代,那是一個壓力可以排山倒海地湧向我們的時代。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