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直播與欺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6/08/2020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對於該男網民智商是否有能力say no或自願配合該KOL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是否有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直播的內容,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電影不同, 後兩者要先交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一播出就是公開,最少也會開放給用戶的朋友觀看。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使用的行為,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最少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Facebook在去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轉播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當時亦稱與大學合作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及後亦有發表審核報告,對於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有付出努力。[3]

就直播內容來看,並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但如果「公眾」對其行為的「觀感」,認為「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然而,有一爭議之處是「公眾」一詞: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例上訴得直,終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信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在每次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該網紅直播的內容,即她對那男網民所作的行為,並分享其處於尷尬情況的影像,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現在雖然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平台帳戶中被刪除,[6]但網上仍是輕易就可以搜尋到當晚的短片。這其實可視為「網絡欺凌」的一種,就是發佈當時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時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著實也很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1] 〈【Kelly Online】玩SM直播被捕 「搣時潘」宣布永久退出網上工作〉,頭條日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30928/

[2] 〈Facebook收緊直播條例 推「一次封殺」政策〉,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5月16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351367/

[3] 〈臉書半年刪除32億假帳戶及上千萬條虐童內容〉,BBC中文,2019年11月14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0414926

[4]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青年社區法網,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Sexual-offences/#Acts-outraging-public-decency

[5]〈破壞公眾體統罪 終院曾裁互聯網非「公眾地方」〉,明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728/s00002/1595874339340/

[6] 〈直播會網友 叫舔鞋脫衣 KOL搣時潘酒店被捕〉,明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728/s00002/1595874337738/

[7] 〈甚麼是網絡欺凌〉,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青年社區法網,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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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如何在網絡世界中洩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11/2019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10月初公佈的數字,由6月中至10月初涉及「起底」及網絡欺凌的相關個案達1,960宗,牽涉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12個。[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截至9月初共接獲約1,100宗網絡「起底」的投訴,對比以往每年只有約100宗網上欺凌的投訴,現時的數字急增了10倍。[2]

而有關「起底」行為涉及有人收集了個別人士(包括兒童)的個人資料後,再於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向公眾披露。其目的很可能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煽動公眾向「被起底」者作出恐嚇、排擠及欺凌等行為,亦有可能是想藉著上述的行為打擊言論自由,令「被起底」人士不敢發聲。

公署表示,涉及事件的人士在未獲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披露了其個人資料,為當事人帶來心理傷害,所以涉事者可能觸犯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刑事罪行,個案亦會交予警方調查。

明光社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網,使用者的身份原本都是匿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用搜尋器自由瀏覽資料,除非追蹤IP地址(IP是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定的簡寫,IP地址即分配給網絡上使用網際協定的裝置的數字標籤),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使用者是誰。但隨著近年社交平台的出現,網民喜歡在網上分享個人生活片段、資料,每天主動開心分享資料給網友,而沒有察覺當中可能引發的危險。

在談下去之前,筆者想邀請讀者在網絡搜尋器上鍵入自己的中、英文全名,看看在網絡中可以搜尋到多少有關自己的資料。最先出現的搜尋結果,很有可能是和你同名字的人的相片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的連結,如按入有關連結,便會找到和你一樣名字的人的社交平台用戶列表。如果你以自己的相片作為社交平台的頭像,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如果你平日以真名在網上分享文字或藝術創作,搜尋器亦會按著受歡迎程度,列出有關作品。

對於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被人關注的人來說,例如藝人或公眾人物,如能被搜尋到,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各位來說,這是不是大家期望的事呢?在搜尋到的資料中,到底有多少是你沒預計過會被找到的?你有沒有找到你不想被人見到的相片或個人資料?如你曾在商業社群網絡(如LinkedIn)上載過自己的履歷,以便找工作和容易讓同業或獵頭公司找到,你是否想將資料開放給任何搜尋你名字的人看到?你願意公開所有的資料嗎?其實,在社交平台可以作不同程度的私隱設定,設定由完全公開、部份公開、只供朋友圈內看、某些資料只供某些人看等,小心使用不同程度的設定就可以令私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當然,在分享資料時不設限制,在平時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有人想對你「起底」,所有有關你的資料就會被一下子翻出來,還有你的家人及朋友,都有機會被牽連及遭受滋擾。

近日有則虛假訊息流傳,有人在網絡上公開了疑似是槍傷學生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實遭「起底」人士並非有關警員,只因二人樣貌相似才被誤會),公開的資料包括了他的全名、手機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虛假的警員編號,在網絡中更可以找到他的家庭照片,他太太公司的名稱等資料。雖然後來發現資料失實,但該名被錯誤「起底」的人士卻受到滋擾,有大批市民圍住他太太工作地點的出入口,雖然他們沒有進入舖內,仍使有關人士感到恐懼。[3]

如不幸被人「起底」,可以向散佈資料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投訴,望能暫時止住資訊繼續散開。另外,亦可向公署投訴,公署在跟進後,或會要求涉事平台移除連結,並要求平台的營運商提供涉事網民的用戶登記資料及IP登入資料。[4] 不過,對於境外運作的平台,公署並無權力迫令域外機構移除及停止上載「起底」、甚至違法的內容及帖文,公署只可以與有關地區保障私隱的機構聯絡,要求它們作出跟進。私隱洩漏的多寡,往往與自己和他人的習慣和態度掛鉤。


 

[1] 〈私隱專員公署接獲及主動發現近二千「起底」等個案〉,香港電台網站,2019年10月8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85036-20191008.ht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2] 〈【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 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明報》,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906/s00001/1567759264153/【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3] 求驗傳媒,2019年10月2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photos/a.701245323285019/2408658695876998/?type=3&theater(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4] 〈警方首次以私穩條例檢控一男子網上起底〉,metroradio.com.hk,2019年9月30日,網站:https://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19093020040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網絡欺凌行為的背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1/2019

前文提到香港青少年受欺凌的嚴重情況,而網絡欺凌只是欺凌的其中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視之為「病徵」或表面行為,其背後隱藏的病毒卻需小心分析才能辨明。為此,我們特意訪問了研究攻擊行為及校園欺凌的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Annis),了解網絡欺凌者的心態。

明光社

Annis指出欺凌其實是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她稱之為兩種不同的「病毒」。而真正的欺凌者是「操控型攻擊者」,他們可算是「小霸王」,傾向冷血、自戀和冷酷無情,行事作風帶有目的性、缺乏同理心,有犯罪傾向,更甚者可能出現反社會人格和輕微至嚴重程度的精神病態(psychopathy)。在網絡欺凌事件上,因他們對網絡世界十分熟悉,懂得在網絡世界隱藏身份,並會先冷靜觀察環境再仔細計劃,使人難以追查。他們會持續以非法欺凌行為,如勒索或恐嚇等,以獲取利益,並對受害者毫無歉疚之心。

Annis之前協助了香港電台製作劇集《一念之間》的其中一集〈罪與罰〉,該集專講網絡欺凌並詳細解釋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的分別。[1] 她說:「『操控型攻擊者』多是來自小康之家(月入30,000元或以上),家庭對他們十分寵愛,令他們成為了『小霸王』。他們會比較隱藏自己身份……常會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可能要承擔的後果。」

而「反應型攻擊者」,Annis則認為他們不是欺凌者,因為他們只是「自衛復仇者」。「反應型攻擊者」在情緒上是衝動、易失控,情緒主導行為,與「操控型攻擊者」恰恰相反。由於他們自卑、傾向有注意力問題、欠缺社交技巧、自我形象甚低,欠缺安全感,因常誤會別人挑釁自己而在憤怒下傷人。所以對別人的行為格外敏感,很容易錯誤接收別人的訊息而誤以為對方有敵意,並以攻擊行為來解決人際衝突問題。於劇集的片段中可見,這一類的攻擊者在日常社交上是比較不受朋輩歡迎,易被孤立及排擠,於是就將憤怒轉向於網上欺凌弱者。與「操控型攻擊者」不同,他們在網絡上的攻擊行為傾向衝動,沒有周詳計劃。他們因為對人缺乏信心,對別人的訊息過份敏感,容易曲解別人的訊息,以致衝動地回應。所以他們經常於網上與人對罵,惡性的言語循環不斷,因此往往留下蛛絲馬跡,供人易於追查搜尋。

「反應型攻擊者」攻擊別人是為了想保護自己。Annis認為他們容易在接收及解讀外界訊息時出現認知扭曲,把別人的行為和態度看成有敵意和侵略性(即敵意歸因,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即使別人所講的、所做的,沒有甚麼惡意,但他們卻常處於戒備狀態,曲解別人的行為及說話,並以報復性攻擊作為回應。

Annis稱是有方法可以令兩類型攻擊者減少其欺凌行為。對於「操控型攻擊者」,他們是聰明的,可以透過不同個案,令他們知道欺凌行為可帶來的後果及責任,並用角色扮演等方法,讓他們從多角度了解受害者、攻擊者和受害者家人的感受,以及從公義角度去看事件是否合法。要讓他們知道群體的重要,學習彼此尊重及每人都有自己的權利,並讓他們明白自己不是永遠高人一等,主導所有事情。她解釋:「要令他們感覺到將自己的聰明、領導力應用到助人、合法、長遠投資的事上,比起欺凌別人、短期回報的事上更有滿足感及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多是衝動派,因此應避免進一步刺激他們。Annis認為需幫助他們拉闊眼光去探索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了解別人行為與當時環境的關係,多角度思考後,可以了解別人的行為或說話未必是有敵意。另外,還有一些讓對方澄清、說話的技巧,以及先停下來、思考再行動的思考方式等,都可以幫助他們。

讓攻擊者了解自己的行為對受害人的影響,增加其同理心,培養其品德實在十分重要。而站在欺凌者與受害者身邊的旁觀者,也別只顧「剝花生」(等著看好戲),Annis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在旁看著事情發生而不加阻止,都有可能要負上刑責。而網上的欺凌行為,我們亦建議避免把欺凌資訊傳開,有助讓事件降溫,以免事情愈演愈烈。


[1] 香港電台:〈罪與罰〉,《一念之間2》,第10集(2013年7月16日),網站: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479&lang=zh-CN&id=31732(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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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同理心心

24/09/2018

《失控的同理心》翻譯自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英文書名比較嚇人,驟眼看來,它似乎是一本反對同理心的書。甚麼是同理心?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定義,作者把同理心解釋為「在內心反映出別人感受這個狀態」,因此,同理心不等於憐憫,也不等於美善。憐憫不一定要與對方一起承受痛苦,感對方所感,然而卻可以給予對方溫暖、關懷及照顧。事實上,作者不是反對一切同理心,他認為在個人關係中,同理心是非常好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旁有位擁有同理心的朋友。作者針對的只是社會政策方面,當不少學說,鋪天蓋地指出同理心在解決問題的道路上,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可以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新世界時,作者指出同理心不是解決道德問題的魔法,在他看來,社會與個人面臨不少問題是因為同理心過剩,而非同理心不足。

作者為何堅持當牽涉到社會政策時,要把同理心摒棄於外?他指出同理心與憐憫不同,後者比較寬容及大量,前者則有較多限制、偏頗及不可靠。作者以聚光燈比喻同理心,聚光燈只照亮此時此地和特定對象,被光照的對象自然吸引更多人關注,但沒有被聚焦的群眾,很自然遭人遺忘,人們忽略了他們也同樣痛苦或有需要。由於大家同理的對象是有特定性的,人們變得不合邏輯、目光淺薄,不自覺為了少數而放棄多數,以及採取一些短期看似良好,但長遠來說可能釀成災難的行動。極端時,人們會向無法同理的對象發動戰爭、施以暴行。

作者並非為了學術創作而標奇立異,綜觀此書,他提供了不少證據及例子來證明他的論說。例如有事實證明,當社會為一個特定群體宣傳其需要時,大家很快便慷慨解囊,甚至出現資源過剩的情況,但其他有需要的機構卻會因而少收了捐款,以致有所缺乏。

這本書適宜從頭到尾看一遍,了解作者如何理解及談論同理心,否則,讀者或會誤解作者只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而看不出他主要反對的是試圖以「失控的同理心」去制定社會政策。他邀請大家多運用理性去制定社會政策,這樣,才不會變得短視及缺乏數字感,才會審慎考量自身行動對於族群整體的影響,並能對統計資料、成本與效益估算等數據比較敏銳。

看深一點 看多一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3/07/2018

有圖不一定有真相,有時有圖甚至更誤導!我們往往太快或太容易因為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而下結論。現代社會除了假消息充斥外,很多假象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出現,防不勝防。

能成為網絡紅人,有一大群的忠實「粉絲」,當然令不少人羨慕,不過,網絡紅人其實也可以用金錢「打賞」出來,紅人其實也是金人,不能不察。就算做不了網紅,但現時要自拍和直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更神奇的是那些瞬間可以為人美圖的程式,要為自己「虛擬整容」易如反掌,大家輕易可以在別人面前展示不真實的自己,或不斷模仿其他人,社交媒體往往成為了互相偽裝的平台。

由於大家喜歡注意表面的事,於是,一些傳媒在衡量性教育是否成功的時候,往往喜歡以青年人是否懂得使用避孕套作為考量;關於賭博問題是否惡化的時候,政府喜歡單單舉出實際參與人數是否有增減,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他重要影響,如參與睹博的年齡、途徑及大家對睹博的觀感等。而在教會圈子,在討論教會有沒有參與社關的時候,也容易傾向以教會或機構有沒有就某些受傳媒高度關注事件出聲明、參與聯署或在社交媒體表態等等來衡量。

看得到的有時只是表面的現象,要真正了解問題,往往要看深一點、看多一點。

網絡紅人與網上直播的營運及特色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3/07/2018

近來看新聞或去學校的講座,留意到有很多青少年都在拍片,希望成為網絡紅人(網紅),被人注視。當中有不少會將自己生活的有趣事、高難度動作、搞笑片段等上載到網上。甚至是每天直播數小時與粉絲不斷溝通往來,實時表演、談話、給反應等,而他們的心態為何?影響力在哪裡?我們將會透過幾篇文章探討網絡直播的營運、網民分享的心態及有關的倫理思考。

網紅,可以是一個人、一隊組合、一隻狗……雖然不少網紅片段看起來只是上鏡角色的自家製作,但其背後往往有一整隊創作團隊去構思、拍攝及宣傳,因為網紅要吸引收看者,就要常常有新點子吸引群眾追隨,影片亦要上架快和夠頻密。而直播紅人背後往往有公司提供宣傳及網絡系統技術支援,才能收到網民的打賞。單靠拍片、直播亦能長期養活一個團隊,而且愈來愈多人加入分一杯羹,可想而知成功的網紅,其收入應該十分吸引。

資訊多人收看,其意見就能影響別人,不少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就是這樣煉成。當然,KOL還包括了文字的追隨者。然而,以影像發佈的方式與冗長的文字相比,前者會「較易入口」。而當KOL想利用其知名度變成收入,他們的分享是出於真誠還是純粹想促銷產品,就要收看者自行小心分辨了。

 

收入來源

網紅可透過以下方法獲取收入:

 

1)平台的廣告費

當網紅備受關注,又有不錯的收入(有說部份網紅能月賺十萬元人民幣以上),[1] 而看上去又似乎不是很難做到,不少人就會想成為當中的一份子,他和她就會想盡方法於網絡上吸引人追隨。當一些人自製短片放上YouTube,成功吸引很多人收看及傳送,成為成功的YouTuber。YouTube便會因應收看率,將廣告加進短片的開首及中間,亦會將部份的廣告費發放給YouTuber。約每100萬點擊次數可為YouTuber帶來港幣7,000元至10,000元的收入。[2]

 

2)與廣告商合作

明光社

網紅亦可藉著自己的名聲,以分享形式或創意手法為產品或服務作宣傳推廣。這些片子很多都不是一人可以獨力完成,背後會有MCN (Multi-Channel Network,多頻道聯播網)去做後期製作及將影片放在不同渠道發放,以吸納更多流量、粉絲。一些網紅每月的廣告收入,可高達百萬元人民幣。[3]

 

3)直播視頻的打賞贊助

明光社

而網上直播視頻則是近年內地極快興起的一片肥沃地土,網紅主播成為內地90後的新興職業,最近有報道指,54%在1995年後出生的年輕人的職業意向是成為主播、網紅。據稱不少女生兼職網紅主播,月入可達十幾萬人民幣![4] 當中的產業鏈十分複雜,競爭亦因著愈來愈多人加入而變得激烈。主播的工作大多就是在經紀公司的直播時間內對著鏡頭與追隨者、粉絲開咪傾談,也許透過才藝表演,如唱歌跳舞、饒舌,為時可能是每天數小時,而他們(大多是少女,香港的直播網紅男女比例為1:9)面對鏡頭的說話、行為,是要博取粉絲打賞虛擬禮物,也有的系統還可以送上現金。所得的打賞將會按不同比例拆分,月結後由經紀公司向主播兌現。

 

4)接受訂閱

也有一種玩法是會員付月費,每月自動按會員的不同階級在其信用卡扣錢。而主播還會給予不同的福利,如直接對話溝通、特別視頻、甚至網外約會等。

 

5)網外活動或周邊產品

當網紅的知名度提高,人們知道了他們在不同範疇中的專業及強項,他們會有機會被邀請出席不同的記者會或演出活動,其收入來源就不再只限於網內的片段或直播了。不少商家認為這是十分值得投資,因為邀請網紅比明星便宜,而他們的專業、號召力及粉絲數目亦相當有份量,可謂「性價比」甚高。而他們具信心有「鐵粉」支持,也會出一些書、自創產品和品牌,將產品融入社群,衍生更多支持者,也是產業鏈的一環。[5]

 

自由工作時間及高收入

明光社

由於不少媒體吹捧網紅收入高,更會令人覺得當主播是件輕鬆的事,隨時喜歡就上網,坐著就可以賺錢。但其實面對愈來愈多的主播、內容創作者的加入,主播要留著粉絲繼續觀看、打賞,實在傷透腦筋,既要使盡渾身解數,加添創意精彩內容,亦要加長與粉絲接觸的時間,增加其黏著力,他們亦因而承受巨大壓力。而且樹大有枯枝,不少主播或直播平台就因為想吸引更多人收看,而加上低俗、曖昧、色情、危險的內容。[6] 內地近來出現不少「美少女直播」,不法的經營者招攬少女當主播,她們以祼露淫穢的表演來吸引用戶打賞。[7] 雖然執法部門不斷地關閉、懲治,但因著金錢的誘惑,這種風氣還是禁之不絕。(文章圖片翻攝自網路。)

 


[1] 胡卧龍:〈網紅直播做菜 月入十萬〉,《大公報》,2016年11月25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mainland/text/2016/1125/4139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2日)。

[2] 〈YouTuber 靠拍片可達百萬年薪?屎萊姆公開網絡紅人吸金術〉,《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2月23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014823/YouTuber %20靠拍片可達百萬年薪?屎萊姆公開網絡紅人吸金術(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1日)。

[3] 羅亦丹:〈短視頻網紅如何煉成 頭部播主月接300萬廣告〉,《新華網》,2018年5月30日,網站: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5/30...(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1日)。

[4] 秦寬:〈【KOL經濟學】月賺十萬不是夢?內地網紅公司沒告訴你的殘酷真相〉,《香港01》,2017年7月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中國/101634/kol經濟學-月賺十萬不是夢-內地網紅公司沒告訴你的殘酷真相(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1日)。

[5] 彭慧明、林彥呈:〈一人魅力賺贏一家企業 網紅是門好生意?〉,《經濟日報》,2018年1月9日,網站:https://money.udn.com/SSI/digital-news/2018/internet-celebrity/(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1日)。

[6] 向樂高:〈【三亞6136】網紅「千金怡怡」公開房號稱免費約炮 被捕扣留15天〉,《香港01》,2018年3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64838/三亞6136-網紅-千金怡怡-公開房號稱免費約炮-被捕扣留15天(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2日)。

[7] 〈浙江搗破3色情直播平台 女大生宿舍內拍片〉,《東方日報》,2018年5月30日,網站:http://hk.on.cc/cn/bkn/cnt/news/20180530/bkncn-20180530201545744-0530_05...(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6月12日)。

 

徘徊於自由與規管的色情資訊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3/2018

早前一收費電視台的成人頻道播放了一套涉及強姦內容的色情電影,被公眾人士投訴內容過分暴力及色情,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該收費電視台違反《電視節目守則》,並向它發出嚴重警告。成人台是領有牌照合法播放色情內容的頻道,不少市民認為通訊局的裁決可笑及無理。

由於收費電視台需用戶主動訂購及設有密碼裝置,政府對收費電視的規管較為寬鬆,容許持牌人在提供有效防止兒童收看的措施下設立成人頻道,但其內容仍受著《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的規管。按通訊局的資料,該成人電影講述一名穿著校服的少女被擄走,在露天工地被威脅脫衣及被迫性交,過程中女角不停哭泣及被施暴者恐嚇。通訊局認為該節目劇情全涉及強姦,明顯是暴力行為,暴力的真實程度超出劇情所需,對暴力行為的描繪亦屬過長及過分詳細,因此裁定節目違返《守則》要求。由此看來,該成人頻道違規的原因不止是色情內容,而是對嚴重性暴力行為的細緻描述。

香港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色情資訊可在一定規管下自由傳遞,規管有兩方面,其一是接收對象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內容的限制,並因應不同的媒體而受到不同的法例監管,除上文所述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外,還有《電影檢查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等。

《電影檢查條例》監管所有電影院上映的電影和發行的電影光碟。凡擬公映的影片都必須先經過「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批准,按其內容分級:第I級影片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第IIA級兒童不宜、第 IIB級青少年及兒童不宜,及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的第III級影片。第I、IIA及IIB級只屬勸諭性質,唯第III級影片的年齡限制才需強制執行。與《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樣,第III級影片的內容也有限制,如若其內容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必須先刪剪該等內容才可獲得上映。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的範圍廣闊,包括可供閱讀或觀看的任何物件、錄音、以及錄有圖像的任何影片或其他紀錄,即常見的報章、雜誌、書籍,以及互聯網。條例把物品分為三類:第I類是「非淫褻非不雅」的物品,可自由發布;第II類是「不雅」物品,不得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第III類是「淫褻」物品,一律禁止發布。條例並不要求出版商將物品事先送檢,但出版商可主動提交物品與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類別。在互聯網發布不雅物品必須附上警告字眼及年齡宣稱,而在互聯網發布淫褻物品即屬違法。

在眾多色情資訊中,法律對兒童色情的監管是最嚴厲的,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印刷、製作、生產、複製、複印、進口、出口、發布、管有和宣傳兒童色情物品均列為刑事罪行。[1]

綜觀以上各條條例,所有超出規範的色情資訊都被禁止發布,而一般市民最容易觸犯的就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網絡充斥著各種淫褻及不雅的資訊,就如上文提及「強姦」主題就是成人電影中一個常見系列,網絡還有更多更暴力、腐敗及可厭的內容,「識途老馬」自然懂得繞過法例接觸各種被禁止的資訊。當越界成為習慣,便忘記界線的存在,將違規的行為合理化,甚至「開心SHARE」各種淫褻不雅的色情資訊,有意或無意觸犯了法例而不自知。

規管色情資訊並不是打壓言論自由的「網絡廿三條」,而是出於對人性的尊重,及保護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及兒童。政府曾於2009年及2012年進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但有關修訂的工作至今仍未見任何進展。網絡世界不時出現一些被瘋傳的裸露相片及短片,引發嚴重的網絡欺凌情況。不少學校都曾出現類似情況,有學生的裸照被傳遍整個校園,對當事人做成極大的困擾,其實分享及管有相關相片的學生亦觸犯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今天的青少年及兒童出生於網絡年代,色情資訊唾手可得,修訂法例有其迫切性,但法例必定跟不上科技的變遷,所以公眾教育也同樣重要,除教育公眾認識法例免墮法網之外,更要緊的是了解色情對人的傷害,學習拒絕接收和轉發色情資訊的能力,以及用同理心和人性的角度去建立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

 

[1] 兒童色情物品是指對兒童或被描劃為兒童的人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及影片,即明顯涉及性的行為、生殖器官、肛門範圍或女性的胸部的視像描劃。

網絡廣告和內容可以怎樣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1/2018

上網看短片、漫畫、微電影,已成為了大家的生活日常。或許大家會留意到,不少內容是廣告商贊助網紅或所謂KOL而生產出來的,他們會按著自己網站或者內容的主題,度身訂造廣告。部份廣告會在最後「有品地」貼出商品,讓你知道哪個是特別計設出來的廣告帖,哪些是產品測試,或者旅行勝地等等的宣傳,也有可能是賣了廣告你還以為是分享資訊。

 

我們明白,網上賣廣告是難以監管的,因為網上作為輿論平台,本身就沒有任何機構負責做把關的角色,任何網上留言也不能、亦不宜預先有任何的審查。一直以來就依賴內容提供者自律自制。部份有社會良心的公司,在活用社交網絡等不同平台時,也會清楚標明自己在賣廣告,並不是真內容。

 

另外,有些網絡廣告以故事、評論的方式來寫,看起來很真實,亦未必寫明是廣告。這些看起來很真實的廣告,叫人難分真假,有網絡巿場公司會專請「打手」寫這些稿。要分辨往往很費神。

 

更有一些廣告,美其名是介紹景點,實用生活資訊等等,例如皮膚乾裂的原因,或者夏日炎炎消暑方法,之後提供幾個解決方法,表面上所有資訊是免費,但其實那些免費資訊背後,是指向某一個牌子的產品,這種比較迂迴的進路,最後其實也是指向消費。

 

近日,社交網絡平台Instagram就規定所有網紅發放的廣告必須列明是廣告。這種方法就是嘗試杜絕這種缺乏廣告標示的宣傳,甚至網紅有收費的廣告。作為網絡使用者,或網紅的閱讀者,我們應了解網絡要生存,是依靠很多商業支持的,而這些商業支持,又直接影響他們的內容的取向。網紅的內容沒有向網民收費,我們就應有心理準備,他們所說的話、所講的笑話、所展示的產品,是有可能由廣告商贊助的。最後即使我們不懂分辨哪個是廣告,至少我們也可觀察他們的收入來源,以了解這些內容的可信度和廣告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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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3/1/2018

影響力強大的#MeToo運動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2/2017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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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15-12-2017

小心於網絡所發表的言論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9/2017

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的環境中,我們彷彿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說甚麼似乎都沒有限制,亦看不到對方的即時反應,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一時的衝「手」而出,寫了出來的說話,可能對接收者造成很大的衝擊,又或者收看者真的會去相信、去行動。不少網絡中出現的暴力或欺凌,很多時就是因為你一言我一語的評論、回應,未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自己以為開玩笑,結果卻可能鑄成大錯。

美國就曾發生一宗案件,一名少女曾多次發短訊慫恿男友自殺,其男友同年被發現在車內中一氧化碳毒死亡。少女結果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面臨最高監禁20年。她發的短訊慫恿當時18歲的男友自殺,「鼓勵」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少年法庭法官直斥該少女行為「魯莽」,形容其文字充滿惡意,認為她原本可以挽救男友的生命。

事件令人深思,當我們習慣即時以網絡溝通,隨時以溝通工具互傳資訊,我們會否連一些同理心,嘗試體會對方情感的能力都會失去?是時候多點放下手機、電腦,多點親身接觸親友,面對面分享大家的悲與喜吧。

 

 

桃心胸的熱潮與色情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1/08/2017

今時今日,要在網上呃like談何容易,除非所展示的讓人目瞪口呆,引起連連迴響。近日內地女網民興起新潮流,繼早前令女士躍躍欲試要證明自己能穩站潮流之內的「A4腰」及「iPhone腿」後,再有「桃心胸」的出現。所謂的桃心胸,是指女性赤裸上身,以手指掩蓋乳頭位置然後在胸部擠出心形。帖子一出,隨即引起廣傳及熱論,更有人在相關照片標註朋友接受挑戰。

據說內地一位「網紅」為了要增加直播的觀看數字,在鏡頭前做出這樣的「挑戰」,最後雖然被檢舉,但還是火速地在網絡世界傳開。雖然不知道她存在著甚麼心態,然而不難看到的是今天一些女性已不介意在網絡世界中裸露身體,甚至做出標奇立異的行為,為了吸引朋友或陌生人「路過給讚」,可能最後獲青睞而賺錢。大概以個人能力、美善性格等得到的自我肯定似乎已不受即食世代所重視,轉而以搶眼球、獲讚或點擊數字以判斷自我的價值。

事實上曾有內地新媒體女性網絡創辦人表示那些網紅的一舉一動會令女性受一種標準化、而且非常苛刻的身體跟容貌的標準所影響;並且誤以為是成功的捷徑而積極模仿。然而大家都明白網絡世界的生態就是要新鮮、要努力不斷提供吸引人注意的新點子,因而昨天有A4腰,今天有桃心胸,明天又不知道會有甚麼。但可以想像的是,網絡只會不斷有人推陳出新,層出不窮地出現更多令人瞠目結舌的行為和表演。

常說,一個人的價值不應建基在身體上,更不應建基在別人的評價上;而是應該學懂欣賞自己的優點。可是活在今天充斥著塑身整形的消費意識裡,追求所謂的「完美」身段、展示成果已成常態,甚至成為用以比併、自傲的途徑,坦露已再沒有甚麼顧忌,再加上網絡的資訊傳遞沒有監管,因而想看甚麼都有,只要有人願意。甚麼女神,甚麼網紅,彷彿成為了帶領色情潮流的另一股趨勢,重點是以挑戰或潮流的假象作包裝,使一眾要緊貼潮流、證明自己前衛與大膽的女性紛紛模仿。

桃心胸照片不斷在網海中出現,男網民表示享受「福利」,老實說,年輕女性的胴體的確令人難以抗拒,更何況是裸露的胴體?到底女性應如何拒絕出賣身體以換取所謂的「欣賞」與「價值」,如何讓自己不被色情幌子拖著走;男性可否拒絕那些「福利」,使自己成為尊重女性的人?誠然要實踐兩性彼此尊重,是兩性都有的責任,男性要學會勿以猥褻的心態看待女性,同時女性亦要懂得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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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8月24日

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8/04/2017

網絡直播自從去年在facebook開始出現,各大小平台也加入直播功能,此功能才出現一年,便有人直播自己殺人、強姦、侵犯別人的過程,[1]又有人將之用作工具,用色情引誘人,之後進入一對一的私人即時祼聊頻道中。[2]以前,我們根本不能想像除了電視台還有誰可以將現場影像即時透過大氣電波或網絡發放;今日,我隨時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溜狗,彈結他,做功課,吃飯的即時視頻。直播令人與人的時空距離拉近,但問題是,我們應怎樣使用這工具?

 

網絡資訊本來就應該自由流通,記得facebook 開始時,也有人分享自己犯罪的事,及後被警方檢控,當時還一笑置之,畢竟別人分享的事,是已經發生了的事。但在直播下,所有事情有種「還可以逆轉」的感覺,於是我們不再是「旁觀」他人,因為我也在看直播,成為其中。

 

當然,除了直播殺人等犯法行為,也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直播,例如直播自己正欣賞的演唱會,或者直播電視正直播的足球賽場,有些人會直播自己偷拍和別人交談的內容,[3] 這些其實都是侵權行為。這些偷拍雖然不是所謂的殺人放火,但實際上也是有不同的道德問題,包括拍攝是否得當事人同意,內容是否別人的創作等,這裡牽涉的私隱、版權、欺凌等問題,往往不是幾個網絡監察員就可以處理,即使是檢舉,那些已經發放的訊息,基本上也禁不了,非常容易就在網上留痕,而且沒有任何的被遺忘權。

 

傳統傳媒的操作,有多個鏡頭、多角度、也有幾秒的延遲可作為把關,網上直播失去一切關卡,大家以為求真,但同時卻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記得今年特首選舉,不少傳媒做直播,選舉主任為求公正將選票投影到大投影幕上,當中有選民在選票上寫了粗言穢語,全港巿民透過直播也看這張問題選票。這種隨時可能出現粗口或兒童不宜內容的直播,是否符合公眾的期望?在監管不監管之間,社會可否自律設立基本底線,以免最後要用法律去解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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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在爭議聲下堅守社工信念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社會工作碩士生
02/06/2014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指出「人權及社會公義兩項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石」。不過,要在這紛亂的世代裏像北斗星一樣在黑暗中向弱勢社群帶出一絲光明卻談何容易。在一筆過撥款之下,非政府組織儼然成為撥款制度的奴僕,想讓服務能繼續維持,請乖乖聽話,否則下一次政府便關上水喉,要你的服務無以為繼,職員失去飯碗。

縱然近年社福機構面對「維穩」的指控,然而不少機構在面對撥款的威脅下仍然堅守信念,勇於為公義發聲,為弱勢充權。社會工作者並不認為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會從宏觀的角度,對有關人士身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政策等作檢視,從而以最適當的方法介入。假如問題是因為社會政策促成的,社工的角色可能是作為一個鼓動者和使能者,為弱勢社群充權,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改變他們自視為無能為力的心態;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

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二部分第50條指出「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的公義及福祉。」因此,社工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社會政策涉及不同的面向,一個政策的改變可能對某個族群有利,但對另一個族群卻不利。例如爭取重新制定租務管制條例,這對一群無殼蝸牛固然有利,不過相信對一眾業主來說卻不是。面對這些爭議,社工可能要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然後作出選擇。

有些朋友對社工某些具爭議性的工作提出批評,然而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在批評甚麼。是對整個服務理念都不同意?是對服務的內容不同意?還是不認同其所提出的政策倡議?政策倡議理應是社工義不容辭的天職,只要當服務機構清清楚楚地表達其立場,然後讓服務使用者清楚知悉,繼而作出選擇,其實無可厚非。而面對一些有爭議的政策,大家應對事不對人,理性地討論。在這紛亂的世代裏,不少人往往站在自己的位置看事物而忽視整個社會的其他族群。願每一個人,每一個機構都能帶一份同理心,去認識在一個議題上,光譜的另一端,多一分諒解,多一分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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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6/2014

有高達,無窮人?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9/08/2013

       怎樣才是窮?香港社會到現時仍沒有定下劃一的指標。近日有電視台報道有關貧窮的故事,找了一個接近貧窮線的家庭做家訪。那位太太說牛肉很貴,來港三四年也未買過給家人吃。但有細心的網民卻在其中一個鏡頭看到該戶孩子的玩具,竟然是貴價的高達模型。
 

明光社

  一盒還未上色的玩具也要上千元,而且他們還見到三至四盒,因此「裁定」這個家庭一點也不貧窮,更稱那位太太說謊。之後順勢再加幾句甚麼新移民來到香港,與香港人爭資源等說話。結果,一套完整的中港矛盾論述又一次打造成功。
 
  不過,與貧窮人做過訪問的人都知道,他們缺乏的往往是支援;而支援並不是一兩盒高達可以彌補的。首先,玩具盒內的不一定是玩具,若真的是玩具,來源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可以是別人送的;也可以是孩子用功得來的獎品;或是努力做兼職、補習賺回來的。
 
  再者,以現今香港青少年的生活情況,擁有數部遊戲機已不特別,再加上家中的電玩、吃喝穿戴等,整個家庭如果只有如此四盒玩具,這個家庭是窮是富,大家自可思量。
 
  而且,如果以「有貴玩具就不是窮人」的論述推演下去,以後貧窮問題的解決方法就簡單,給予他們一些貴的東西,例如平板電腦、貴價衣服等等,讓他們「富起來」便可。難道他們的貧窮問題就即時解決了嗎?明明在數字上、在調查中,甚至在世界排名上,香港都是貧富懸殊數一數二的地區,如果單單用一兩個例子就推翻整個報道,又或是動輒就否定議題,甚至提出太多的引申,其實都是非常不理性的,只會偏離原來議題的核心。
 
  當我們希望社會理性討論時,我們除了要學懂尊重各人的表達自由之外,同時亦要細心留意不同言論的合理性,並在分析的過程中保持同理心,站在弱勢的一方,為他們設想。我們不能期望歪理即時在社會中消失,只能寄望更多人有智慧,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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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9/8/2013

網絡欺凌嚴重 政府勿怕事抽離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1/2013

近幾年,傳媒不時報道網絡欺凌的新聞,受害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網民以為網上世界留言不用留下真實姓名,難以追查,便為所欲為,以為事不關己。聖誕前,政府回覆立法會議員就網絡欺凌的書面提問,筆者閱畢後只能語塞。一個面向七百萬人的政府,面對嚴重的網絡欺凌,居然完全漠視,實在令人震驚。

在香港一項調查顯示,約一成多學生曾被人網絡欺凌,當中以文字形式最普遍,而且情況嚴重。在外國,欺凌事件更引致不少悲劇。今年十月在加拿大,十五歲少女Amanda Todd因遭受網絡欺凌自殺身亡,更留下遺言短片控訴,事件成為全年最轟動的新聞。後來,該國成立工作小組,研究修改有關的刑事法例,企圖將網絡欺凌入罪。

很多人很快就跳到結論,要求立法禁止網絡欺凌。但是當任何東西涉及立法,就失去彈性,可知道立法是清晰的條文界定,現時看美國及澳洲等地方,網絡欺凌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美國從校園着手,先制定反網絡欺凌的指引,放權給學校處罰網絡欺凌者;澳洲則計劃成立兒童安全專員,給予他們權力負責監控在線內容,刪除有害內容,並要求網站提交明確投訴流程,方便有關專員處理。

在香港,用任何方式管制網絡,都會被扣上侵犯言論自由的帽子。可我們會否在保護兒童的前提下,讓他們遲一點接觸網絡;或者由政府帶頭,讓學校、青少年與社會也共同建立一個互相關愛的文化,減少網絡上的欺凌事件,同時引入有效的措施,將被欺凌者的傷害減到最少。

今日,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不同國家用以消弭網絡欺凌的方法也不盡相同,但願香港政府在未來的施政報告中,也開始以保護兒童為起點,好好的在網絡的言論自由和濫用,甚至欺凌間取個平衡,讓兒童及青少年可以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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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3/1/2013

誇張標題 掩蓋問題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06/01/2011

一直以來,不少在報章中打扮成為醫學報道的成藥廣告都引人詬病,認為當中有誤導讀者之嫌,有些時候讀者沒有留意在文章一角,以超細字體註明的「廣告」或「資料由客戶提供」等字眼,隨時會以為是新聞。此外,這些廣告往往加插調查研究來點題,如:「XX證實強肝解酒」,這個「證實」的報告來源是無從稽考的;又例如:「XX筆記簿型電腦連續4年全港總銷量No.1」即使大標題有註腳標示來源,實際上是個已過時的調查。 
 
有經驗的讀者應該能夠自然地過濾廣告的吹噓,但當媒體中調查氾濫,讀的人膩了,一些真正的新聞報道,尤其涉及較為平淡的調查結果時,就更要加鹽加醋了。
 
一月三日有報章報道懲教署最新數字,標題所反映的相當嚴重,分別是「性罪行女犯人增一倍」1和「亂倫坐監升 女性犯性罪行增」2。如果只看鹽份重的標題,還真以為世風日下、連女人都變得十分猖狂、要小心身邊的女性云云。細看內文:「女性觸犯性罪行被判入獄人數增加,由09年的3人,增至去年首10個月的6人……」讀畢就發現被「增加一倍」這些數學名詞誤導。更甚者,假如再仔細讀下去,你更會發現,亂倫增加了兩倍是指由1人升至3人。而事實上,青少年犯性罪行佔整體性罪行的兩成,並沒有嚴重增加的趨勢。
 
我當然沒有低估性罪行對當事人帶來的嚴重影響,我寧願一宗性罪行也沒有。但在標題中玩弄數學名詞,上升了一倍、幾倍,甚至是幾十倍,在人數上縱使是由1變為10,營造出社會現象:「女性性罪行倍增!」、「亂倫倍增!」
 
你的眼球是否受誇張標題誤導,而對一些社會現況存有誤解、甚至把問題的癥結掩埋?事實上,我們更應讀出這則報道隱藏的欺凌問題:「通常係一班人干犯性罪行期間,女仔從旁協助,佢哋嘅心態係利用性去侮辱或者欺凌同輩,未必親身去做!」當男性朋友性侵犯另一名女性,身為女性的竟然從旁協助,並以此為欺凌手段,最能反映出的問題其實不是數字上升了多少倍,而是社會要大力關心在價值失範下,埋沒良知和泯滅同理心的青少年。與其誇大用詞,慨嘆道德淪亡,何不將焦點放準,宣揚關愛價值,以化解真正的問題──欺凌。

 
1蘋果日報,2011年1月3日,A6
2太陽日報,2011年1月3日,A10

死無對證 傳媒欺凌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5/11/2010

一名25歲女會計浮屍大海,警方幾日後拘捕疑兇,有報章翌日的報道指真相大白,詳細描述疑兇殺人的動機和過程,有關報道是傳媒不負責任的又一例證。其實大部份報章當日對案情都有類似的報道,消息來源很明顯都是來自警方而並非憑空杜撰,本來無可厚非,但若果根據有關消息而指真相大白,是非常危險和對死者不公平的。

雖然疑兇的確可能向警方透露了有關的內容,但在未經控辯雙方律師對質,法庭有判決之前,誰能夠肯定疑兇是百份之一百講真話的呢?誰敢肯定疑兇不會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或是記憶錯誤、過份主觀、精神混亂、甚至被查案的警員引導等種種不同的可能性而作出有關的證供?由於疑兇的證供,明顯會令讀者對死者有一些負面的印象,正所謂死無對證,若果亳無質疑,照單全收,指真相大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一般來說,負責任的報章只會用「懷疑」這些字眼來報道疑兇的證供,真相往往不是短時間可以知道的,警方查案、法庭判案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下定論,報章又憑甚麼在短時間內認為自己已經發現真相呢?

網絡欺凌中的攻擊者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23/09/2010

近月,有多個團體公布有關中、小學學生網絡欺凌事件的調查報告,根據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及香港青年協會有關網絡欺凌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高小學生曾在網上欺凌別人,亦有兩成二中學生承認曾在網上欺凌別人。另外,亦有資深社工指出受到網絡欺凌的學生多傾向啞忍或向身邊朋友傾訴,較少主動向社工求助,所以駐校社工能夠發現,並能幫助的個案並不多。

其實,網絡欺凌的方式有許多種,較為普遍的手法包括「電郵轟炸」──重複傳送出有惡意的信息(於網誌上不斷留言則稱為「洗版」);「散布流言」──四處張揚當事人的是非或流言;「嫁禍」──冒充當事人作不當行為,令當事人尷尬或名譽受損;「大起底」──作人肉搜尋並公開當事人私隱;「公審」──在未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開設群組向當事人作出強烈批評;「哄騙」──假意接近當事人套取秘密並將之公開;及「排擠」──於網絡群組排擠當事人。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Teen會的資料指出,作出網絡欺凌的攻擊者可以分為「反應型」及「操控型」兩類。而前者在接收信息後,過敏地感受到外界威脅,把一些中性的行為亦轉化為有敵意的行為,情緒很快被激起,因而憤怒,並衝動地作出欺凌行為。而「操控型」的攻擊者,卻是頭腦冷靜、周密、自我中心,他們會認為「攻擊」能使他們獲得好處,如利益或權力。而他們在網絡上的欺凌行為,更可以是開設網站或主題,主動作出攻擊。由於「反應型」的欺凌者行動多出於衝動,容易被鼓動,行動亦易出現漏洞,身份易被發現,成為代罪羔羊。

作為導師及家長,面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的問題絕不能輕視,平日可以細心觀察他們上網的表現而得知他們有否成為網絡欺凌者,例如每當有人經過時他們會速度關閉電腦熒幕或程式、使用電腦時不停大笑、避談他們用電腦作甚麼、使用多個帳號或他人的帳號、及如不能使用電腦時會特別沮喪等。

如果知道子女或學生成為了網絡欺凌者,可以透過一些新聞報道去幫助他們從多角度思考欺凌行為,包括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以了解事件對受害者可能造成的傷害;並且了解他們透過網絡欺凌他人的原因,糾正一些錯誤的價值觀,讓他們知道勿以身試法,用攻擊行為來抒發負面情緒,或以藉着欺凌手段來操縱他人。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3/09/2010

網絡有私隱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03/06/2010

於全球擁有四億用戶的facebook,爆出與合作夥伴分享用戶私隱,私隱設定功能更朝令夕改,安全性、可信度跌至低谷,網民發起「戒臉書日」。更早前,facebook發生了不少保安漏洞:俄黑客盜取150 萬帳號、用戶的即時聊天及私人對話內容洩漏等,錯失之嚴重令人詫異。

虛擬的網絡世界是真實的公共空間。上網往往給人一種匿名的錯覺,以為在私人空間(你的房間)進入公共的網絡世界,跳離肉身,在網絡公路上高速而自由地奔馳。剎那間發現自己的個人資料、甚至是一舉一動在網上裸露,不認識的路人甲乙丙看得一清二楚時⋯⋯倒抽一口涼氣,不寒而慄。

因私隱漏洞而受責難,facebook難辭其咎,恐不能全身而退。不過facebook私隱設定的漏洞正正敲響了網絡私隱的警鐘。社會服務機構、關注青少年上網問題團體、甚至是政府、警察均不斷提醒網絡用戶要小心處理網絡私隱資料,因為大家都知道網絡社區逐漸發展,在匿名情況下,更須對良莠不齊的網絡使用者的行為額外留神。facebook流行後,不少不法之徒也借機行惡,在網上誘騙小童或少男少女,意圖發生性關係,甚至是性侵犯的新聞也絕非鮮聞;在網上公開別人的私隱,以威脅或欺凌別人也十分常見。

事實上,大家亦不能將責任全推在facebook管理者身上,因為網民企圖在網絡新社區建立身份,很自然地將個人資料一併放上,才能與真實世界有連繫。「夠真」,是facebook games與模擬市民的最大分別,也是其賣點。在公共空間要管理上億計的私人資訊,談何容易!與其要靠愈來愈多合作夥伴的facebook管理者,不如先「自行了斷」。

選擇不上facebook固然是一個法子,可是身處光速資訊的年代,假若要追求多、快、好、省的網絡溝通,不使用社交網絡只不過是「斬腳趾、避沙蟲」。  

食得鹹魚要抵得渴,假使你硬要將大大小小的事情、相片都放在facebook上,洩露個人資料的機會也自然大增。若然能在上載任何個人資料時作出謹慎決定,多一份小心,多一份保障,資料不上載,自然不會出現。網絡是公共空間,要講公德因此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有責任保護身邊朋友的私隱。我們都喜歡share(分享功能)和tag (標籤功能)。為了你的朋友,在私隱設定和使用涉及他人的相片或個人資料上,更要小心是否透露了他們的私隱。始終,每個人在網絡上也應該有私隱的自主權,尊重朋友的私人資料是網絡公德,否則你的like(讚好功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下,令你朋友dislike (取消讚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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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03/06/2010

同理與倫理

社工如何在具爭議的問題上定位?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4/05/2010

 社工是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擁有獨特的專業理論、知識、價值觀、工作方法及應用技巧。社工常常站在弱勢群體中間,以同理心去傾聽、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幫助有需要的個人或群體。可是,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當倫理觀與同理心互相拉扯,社工又應如何「企位」?

社工:看護世界的醫師

是次對談,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林昭寰博士和與會者分享現時社工發展的方向,和社工如何定位的問題。林博士指出,社工發展有其神性的使命。現代的社工服務其實就是源自基督教會的慈惠服務,而在1928年於巴黎舉行的首屆世界社工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也對社工在靈性和理念上有要求:社工是「看護世界的醫師」;以利他主義(Altruism)為宗旨,而且要有犧牲精神,能放棄小我完成大我。[1]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社工具有改良社會和造福人群的使命,亦慢慢的將社工帶來專業的範疇與規管,如1968年英國《西博姆報告書(Seebohm Report)》就確立了現時社工的職權,專業和服務標準。
 
社工的「工作」,其實就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工作和技巧(互信、互惠、理解、道德,英文可合成為TRUE: Trust, Reciprocity, Understanding, Ethics),促進個人,家庭,小組和社區的功能和福祉,以達至社會變革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可是,正因社工工作帶有使命性,而每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與理解,以至社工有時會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與觀點,使這個行業既有可塑性和多元化,但又可以出現矛盾和不協調,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莫衷一是的看法。

如何理解「同理心」?

同理心被認為是社工的特色,除了是以案主角度設想外,其實也是帶著「一個人應該如何被人對待」的理念,是在於協助案主找出甚麼是值得選擇的目標,並將理想化成為現實的進程,所以是一個負載著價值,也有道德實踐而非只有技術上的工作。美國社會工作學者Biestek曾對於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提出了七個原則:[2]
 
1.個體化原則(Individualization)
2.有目標地表達情感(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
3.節制的情感投入(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
4.接納原則(Acceptance)
5.非判斷化的態度(Non-judgemental Attitude)
6.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7.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案主都有其獨特性,將「人」的價值奉為最高標準,不應一概而論,與案主的溝通和表達應是有目的和帶有效果的,而不是隨便加上個人的感受;而在感同身受時,也不應感情用事。社工相信人人都有可塑性,並且是可改變的。所以,不應先入為主地判斷他人,也對案主要有必要的保護。

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

可是,林博士也指出,隨著社工的繼續發展,香港社工也要面對種種的難題。首先,近年社工界在「一筆過」撥款的政策下,面臨追求量化和實效主義問題。社工往往因向上頭「交數」,容易量化、有實效的服務工作(如學校、社區中心興趣班等)就成為優先選擇,相反地,真正需要幫助的案主,或是難以接觸或需要長時間幫忙才有成果的個案就難於「交差」,處理的優先度會被降低了。另一方面,隨著工作量的增加,又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指標,社工對自身和社會價值觀的討論往往就因此減少,這對社會工作其實是不利的,亦往往使服務欠缺深度。
 
而且,香港社工的發展源自英美,西方社會著重個人的(Individual)發展,但中國人也著重群體和社會的因素。抗爭的社工模式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如演變成類似當年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因抗爭而導致最後解散的情況則是可悲的。[3]另一方面,社工也要注意「案主自決」的重要性,不要混亂了「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而左右了案主的意思或主導了事情發展。

從近期的社會行動中,林博士也指出,年青的社工在行動上的確更有創意,行動手法和技巧掌握上方式也見創新,但也較受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權力論和社會論影響。林博士建議,社工界應多花時間在本土社會整體價值觀上作研究,多在業界中間討論和思考,才能令實際社會行動配合背後價值觀的訴求。
[1]參Lynne M. Healy and Nigel Hall (200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Work”。http://www.ifsw.org/cm_data/Art_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SocialWork.pdf
 
[2]參Felix P. Biestek, (1961) 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Banks, Sarah. (2006)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參龔涉:試談「合一事件」《先驅》第42期,1997年2月。http://www.xinmiao.com.hk/0000/4213T.htm

只許百姓放火,不許州官點燈?

人肉搜尋:IT監管無可能?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26/01/2010

面對無日無之的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的事件,滋事者無法無天,執法者無法監管,受害者無辜被害。究竟在資訊科技、法律,以至教育的範疇裡,我們可以做甚麼?《燭光網絡》特別訪問了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教授,了解在資訊科技爆炸,Web2.0盛行時代,從規管及教育角度可以落實的工作。

除了中大創新科技中心主任外,黃教授亦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及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著有《e社會的資訊頭腦》等書。

IT監管無可能?

 黃教授坦言,現時流行的「網絡欺凌」,「人肉搜尋」,或是facebook不良內容群組等資訊,與一般載有淫褻及不雅內容的成人網站並不相同。從網頁資料和內容看,很多時「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牽涉的只是私人糾紛,當中並無淫褻及不雅的成份,所以不構成淫審規管的條件。另外,「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的事件,多數「來得快、去得快」,流傳速度高之餘,維持時間很短。網民若起哄,一同回應的時候,相關的網絡資訊流量會極高,想禁止也有困難。
 
在技術層面上,我們的確能有一些方法監管這些資訊,例如最基本的,在電腦加裝過濾軟件,甚或在互聯網上加上防火牆(Firewall)或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一見問題網站或活動就「封殺」,就像現時國內管理網絡的做法一般。但黃教授強調,這樣的做法,大家根本不會接受,成本極高,完全不值得推行。

教育才是良方

黃教授認為現時問題的癥結,是在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已遠遠跑前過我們應對高新科技所要有的文化、教育,甚至是法律規範等。當這「數碼鴻溝」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們本能地就會想到「禁止」和「不用」等消極的做法來面對。但這些「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在這個大潮流和文化下是不可行的。歸根究底,規管只能治標,教育才是治本的良方。
 
黃教授表示,除了現時著重知識的學校教育,我們的e世代,他們更需要接觸的是人格教育,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上有更好的發展。整全的知識,人格教育,使e世代在熟悉網絡文化之餘,也了解社會的道德規範;有足夠的知識明辨是非,懂得自重、自律,尊重他人,就不會做出「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等行為了。

第三者私隱:法律上可以考慮的層面

至於現時情況下能否落實規管工作,黃教授提出,在法律層面,我們可以考慮保護「第三者私隱」的問題。其實,現時除了在版權法討論知識產權外,我們甚少在「第三者私隱」等問題下功夫研究。
 
黃教授指出,現時「網絡欺凌」,「人肉搜尋」最大的問題,除了因為本身並不涉及淫褻及不雅內容,而不受淫審規管外,這些「欺凌與搜尋」的爭執,除了當事人外,往往也會牽涉當事人的家庭成員、朋友,甚至是相熟網友等等的「第三者」。可是這些「被迫加入戰團」,往往本來並無意、與事件無關、甚至並不知道有關爭執的人士,卻被無辜牽連入內受到騷擾和影響。
 
我們應該如何保護他們?黃教授認為,在法律層面,「第三者私隱」的問題的確值得我們關注,因這並不只限於「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等網絡問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碰到的(比如:「狗仔隊」追訪問題),在法律上有何方法保護有關人士的私隱不被侵犯,將會對防止「網絡欺凌」、「人肉搜尋」,以至現時一些侵犯個人私隱的問題帶來正面的影響。

黃教授慨嘆,當我們時常指責政府不夠透明,濫用職權,又或在保護個人私隱、規管截取通訊的事情上做得不足夠的時候,一些參與「網絡欺凌」、「人肉搜尋」的網民,又是怎樣的光景?這是否「只許百姓放火,不許州官點燈」?

後記:

當然,除了在教育層面要更努力外,在處理法律的問題,我們的確要相當小心,在資訊自由與私隱之間,要取得好的平衡(例如若通過「第三者私隱」的相關法例,就可能影響正常的新聞採訪工作),才能既保護言論自由,也可保護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