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真人秀玩出火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10/2021

電視台真人秀《賭命夫妻》近日成為城中熱話,當中五對夫妻接受「賭命」遊戲,15集的節目,到截稿為止播了五集,內容包括夫妻分別被兼職男友、女友引誘;以及教這幾對夫妻如何增加吸引力,甚至引起對方的性趣,當中就不乏教妻子前戲的技巧,又會邀請丈夫學習如何與女生進入更浪漫的約會之中。此外,在節目中又不乏疑似出軌的場面,甚至有妻子發現丈夫接受與其他女子身體接觸的尺度比自己想像中開放時,即時掌摑對方,之後痛哭離場。

社會不斷有聲音質疑節目是否「教人離婚」,又質疑節目將一班本來已有溝通或生活問題的夫妻放在試探之中,並不道德。不論是節目監製或者主持均透過傳媒解話,聲稱只有第一週的內容比較測試底線,之後的內容會比較「有教育意義」,主持人火火則表示,在節目開拍前參加者已經知道會玩得「好癲」,甚至會玩到有離婚危機,他更表示,現場有十幾個鏡頭,被矇眼的丈夫應該估計得到不可能是跟另一個女孩親嘴,而親他的應該是自己太太,或者換上男主持跟他親嘴,所以說真的想出軌是不太可能的。

真人秀的參加者非想像般的素人,為戲劇效果會設計許多情景,這是真人秀原本的做法,玩得激、玩得爆來吸引觀眾和社會評論,這也是真人秀想達到的效果,問題是我們希望社會就婚姻關係的討論是走哪一個走向?是不是兩個人結婚久了,關係「日久失修」就應該找些不同的「刺激」?甚至是玩到有離婚危機也可以接受?

節目被安排在家長指引的時段內播放,換句話說不少青少年人有機會收看到該節目,但家長的指引又應該是甚麼呢?要讓他們明白婚姻充滿各種試探?還是鼓勵大家如果婚姻出現了問題,應該要再去外面探索一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處理婚姻的過程中,首幾集著重的,都是挑起性愛的慾念,浪漫氣氛的營造,究竟一般關係應該怎樣才可以持久,似乎還未有提及。

未來,還有10集,真的會有教育意義嗎?還是真的會玩出火而引火自焚,或者已不是重點。我們更看重在家中的家長們,見到孩子在看時,是不是真懂得提供給予孩子空間成長的家長指引。免費電視畢竟是登堂入室的節目,需要更多考慮對心智未成熟青少年的影響,他們會否被這些錯誤的觀念或行為所誤導?開玩笑、戲弄人亦必須要有底線,作為創作人,若果大家的子女仍是青少年,你們會放心讓他們觀看這類節目嗎?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0-10-2021

關注範疇: 
傳媒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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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的社關情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20/01/2022

明光社的使命

明光社自1997年成立至今,推動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主要就關注的三大範疇: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等議題做一些教育、研究、政策倡議的工作,早期較多做的是街頭簽名及登報聯署行動,如反對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性婚姻立法,以及反對賭風蔓延。例如在1999年11月中發起了反對售賣馬票予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街頭簽名運動,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收集到七千多個簽名,並在同年的12月1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全版刊登,聯署團體共104個,個人共1,359人;2003年聯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發起遊行,超過3,600人參與;2005年聯同維護家庭聯盟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超過9,800個個人及374個團體登報聯署。有關工作引致一些人會不喜歡我們,例如,2007年曾有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反對社署批准明光社賣旗,亦在網上呼籲市民不要買旗。2009年,又有人針對我們發起反宗教右派遊行,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論盡明光社》來評論我們的工作。2011年有同志團體衝入本社的辦公室,阻撓我們舉辦一場關於如何關心同性戀的教師訓練。2014年,我們發起反對平機會所倡議的事實婚姻,短時間內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甚至有風水師,我們的工作會引起社會不同立場及信仰人士的迴響,可見有關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效及影響力。

實踐整全使命

明光社在香港社會應可算是一間非常富爭議性的基督教機構,有熱愛我們的,亦有恨惡我們的,我們所做的事亦有時會引起一些爭議,面對爭議的事情,斯托得牧師經常提到基督徒的兩個選擇:抽離還是參與?[1] 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應聖俗二分,但斯托得牧師卻認為我們要「雙重聆聽」:既要聽神的話,也要聽世界的聲音,實踐福音派信仰的整全使命,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我們相信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作為具備神的形象的存在,人類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的,他們不應被剝削,而是應被服侍,我們看見那些陷在賭博的捆綁、同性戀的掙扎、家庭破碎的人,如何能視而不見,不去服侍他們呢?因此,我們縱然知道我們所做的或許會令某部份人不開心,但仍希望在這墮落的世界,將救贖的福音帶入人群。

回應時代需要的使命

我們的工作隨著社會的需要亦有所調整,除了堅持我們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亦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及時適切的服務。

a. 關心同性戀

我們於20103月設立「同性戀諮詢熱線」至今,透過電話更實在地幫助一些受同性戀困擾的人士及其家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掙扎、需要及解答他們一些疑問。這兩年,透過舉辦「情牽兩代情」聚會,促進同性戀者及「櫃父母」的溝通及對話,了解彼此的掙扎,出版書籍《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及《盼望之路——櫃父母支援手冊》,提供一些資源給同性戀者的家庭及想認識這個課題的人士。

b. 支援離婚再婚家庭

2016年,我們看見香港的離婚情況非常嚴重,希望幫助一些離婚人士解答一些情緒、法律、管教及服務的問題,於是設立「離婚諮詢熱線」,同時為離婚家庭的兒童於學校開設「成長小組」,幫助他們學習情緒表達、社交技巧及提升自信心,亦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離婚前後的情緒及適應問題。去年,除了舉辦「贍養費的法理情」講座及製作短片,我們再進一步,為離婚後計劃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將來的離婚率及提婚姻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在計劃再婚前,不要忽略前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使孩子可以融入新的家庭中,我們亦製作一些短片講及孩子面對父母再婚的心聲及需要,推動更多人關注兒童福祉。我們亦將有關內容撰寫成一套《再婚的婚前輔導手冊》,當中包括了輔導員指導本及準新人習作。縱然再婚這課題在教會界仍有不少爭議,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及出版,共同為香港的離婚再婚家庭獻上一分力。

c. 兒童性教育

我們每年去中小學為學生主領講座及工作坊超過200場,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及兩性相處。去年,我們因應近年的#Me Too運動,發現很多隱藏的性侵犯個案,很多都是長大後才揭發的,為了提高兒童對性騷擾及性侵犯的認識,我們推出「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動聽的兒歌動畫及性教育短片;六場教師、社工及家長交流會;以及出版家長支援手冊(教材)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資源送給幼稚園、小學及寄養家庭,希望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共同為兒童免受性侵犯而努力。

d. 服侍基層家庭

2020年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很多基層家庭因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經濟陷入困境,我們將有心人捐贈的金錢及物資,包括口罩、米、酒精及防疫清潔用品送到一些基層家庭的手上,幫他們度過難關,亦透過關愛基金的「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他們申請資助,購買一些家居用品如風扇、雪櫃及傢俬等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至已服侍接近200個家庭,其中有31人在年聖誕節前信了主。未來,我們將會透過「劏房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幫助這些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活動及支援,以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及視野,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學傚主耶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6節)未來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但靠著主,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不負主所託付的。


[1] John R. W. Stott,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72), 182–188.

贍養費的法理情

韋佩文 | 明光社輔導員及項目統籌經理
20/01/2022

香港的離婚數字持續增加,很多單親家庭需要依靠贍養費去應付生活開支,但離婚夫婦經常因經濟困難、恩怨情仇或缺乏承擔等原因,為贍養費爭持不休,連子女也受到牽連。為了幫助離婚人士了解贍養費的目的、支付人的法律責任及受款人應有的權利,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蘇嘉儀姑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及過來人Cherry女士,於2021年11月6日在突破中心與70位參加者分享如何合法、合理、合情地妥善處理贍養費事宜。

處理贍養費的法律程序

劉傑姿律師從法律角度講解贍養費的類別、法庭的考慮因素及處理程序。贍養費分為給予配偶和子女兩大類別。法庭在考慮給予配偶贍養費的判令時,會考慮離婚夫婦的收入或賺錢能力、財產、支出、年齡、健康狀況、對家庭福利所作的直接或間接貢獻、離婚時的婚齡、因離婚而可能出現的潛在損失、將會承受的影響,及盡量保持雙方離婚後的生活水平等;在考慮給予子女的贍養費時,法庭會以子女的經濟需要、父母雙方的收入或賺錢能力,及保持子女原本的生活水平為贍養費的釐訂準則。在法庭頒出贍養費判令之後,若一方的經濟狀況出現重大變化,可以填寫「表格8」向法庭提出申請更改贍養費的命令;若然一方拒絕或未能支付贍養費,另一方可以向法庭申請判決傳票、扣押入息命令和禁止令(禁止對方離港),以法律途徑追討所欠的贍養費。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在處理財務安排時,可透過家事調解服務處理,因調解員能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提出最佳方案。

給予離婚人士的支援

蘇嘉儀姑娘分享離婚人士面對很多不同的困擾,包括身體健康、經濟問題、家庭變遷、情緒困擾及法律問題,他們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情緒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子女面對父母離婚的情緒困擾,及單親家庭生活的安排。除了專業服務,朋輩同行和信仰支援亦為離婚人士帶來極大的幫助和安慰。

過來人的經歷

Cherry女士分享到她向前夫爭取贍養費的經歷。因前夫拒絕給予贍養費,他們曾尋求調解服務,但仍未能達成協議,他寧願打官司也拒付贍養費,令她陷入極大的財政危機。律師提醒她要順著前夫的思路,多從他的角度去想,並要尊重他,才可引導他去多為孩子設想。最後前夫也同意要顧及孩子的利益,答應簽署調解協議。Cherry提醒同路人,在艱難的時候,不要讓自己陷入情緒深淵,卻要依靠上帝,及尋求教會群體、同路人及專業律師的幫助。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資助「贍養費的法理情」計劃,透過短片、講座及教育單張,幫助市民認識贍養費支付人的責任、受款人的權利及可使用的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由本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歡迎按此連結,免費索取或下載有關贍養費的單張。

《82年生的金智英》(KIM JI-YOUNG: BORN 1982)

——抬頭面對生活壓力並尋找出路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1/2022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明光社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明光社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1] 黃雅婷:〈【不想過勞死】疫情經濟令工作壓力大增 精神科醫生也通頂:不少病人因工作壓力求診〉,《明周》,2021年5月5日,網站: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過勞死-香港工時-精神科-17899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6日)。

[2] 陳家怡:〈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 抑鬱市民兩年增三成 因政治環境疫情感無力〉,《香港01》,2021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77396/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抑鬱市民兩年增三成-因政治環境疫情感無力(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6日)。

單親孩尋找品川猴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4/11/2021

認識一個13歲中一男生,他來自單親家庭,他說夢想有一天可以遇到村上春樹筆下的品川猴,好讓品川猴偷走他的名字和一些不開心的記憶,這樣,他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家庭裏。他現在夾在父母的爭拗中很痛苦,媽媽不斷說爸爸的壞話,又埋怨爸爸給的贍養費不夠用,而事實上,是媽媽把贍養費用於賭博上。他經常因媽媽輸錢而沒錢買飯吃,卻不敢告訴爸爸,擔心爸爸會控告媽媽虐兒,令媽媽坐牢,雖然他覺得媽媽不好,但也不想失去她。

離婚鬧不和 孩子遭精神虐待

很多個案顯示,父母在處理離婚的前後,都會持續為了財產分配、撫養權、探視安排及贍養費等問題爭吵,甚至將問題指向孩子或將憤怒發泄在子女身上。很多跟子女同住的父或母透過控制、恐嚇、抹黑等方式,令子女不能與另一方父親或母親聯絡。其實,用這些親子離間的方式,讓子女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產生敵對關係,是對子女精神虐待,子女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會影響他們的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首三季虐兒案件已有871宗,較去年同期增近66%,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宗是發生在離婚家庭中,但警方留意到虐兒案宗數上升,很多時是因為父母之間起衝突,繼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在處理離婚輔導的經驗中,我發現,兩夫婦由相愛到相爭,到最後相分收場,究其原因,很多時都因為彼此也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總覺得一切都是對方的錯,卻未能看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變質的過程中,亦要負部分的責任。

然而,當夫婦能承認自己的不足或做得不好的地方,憤怒的情緒便有所緩和,事情也較易有轉機,再加上輔導員會鼓勵大家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角度看問題,雙方便較能冷靜及客觀地看同一件事,也願意待對方寬容一點,不會事事跟對方計較,肯放下固執,並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

以孩子最佳利益做決定

我接觸過一個個案,太太原先為着前夫遲來一小時接兒子外出玩耍而憤怒,並打算扣減他的探視時間,但後來看見兩父子玩得很開心,亦不忍心令兒子傷心,最終讓二人有足4小時的會面,沒有扣減時間。男方見前妻寬鬆對待他的遲到,對她的觀感也改善不少。所以,後來前妻要求增加贍養費給兒子補習時,男方也爽快答應。由於二人都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作考慮,小朋友也變得開朗了。

為人父母的你,與其要孩子癡癡地等待品川猴的出現,倒不如由今天起,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停止傷害子女,讓孩子可重回生活的正軌。我相信,隨時間過去,小朋友會慢慢淡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不再受那些經歷所影響,能夠健康地成長。

曾經刊載於:

明報 – 教得樂,23-11-2021

聊聊脫單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2/11/2021

11月11日是美國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這個日子讓我們特別懷念於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召入伍的外祖父,他為了養妻活兒而離鄉別井,一輩子在太平洋的另一邊過著單身的生活。他留給我們一輯參戰前穿起帥氣美軍軍裝的照片,每年在這天我們都總特別的想起他。此外,我們也想起月初時聽過一位加拿大籍台灣網紅(YouTuber)在他的節目中提到1111光棍節,希望大家早日「脫單」。我們第一次聽見這組名詞,隨即引起興趣,上網搜尋一下,原來是關乎單身一族,希望在這節日裡的一連串活動中(包括消費、購物、送禮)認識真命天子,從此正式脫單(脫離光棍單身的日子)。

在10月尾我們參加一個九天的遊輪渡假團,參加人數非常多,把遊輪擠得滿滿。美食和節目一樣的豐富和多元。參加者都忘記了疫情、社交距離和口罩,全情投入地歡度假期。其中遊輪上有兩項節目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為單身人士而設的聚會(Singles Mixer),大會約定大家於每晚8時在特定酒吧飲酒聊天。於是每晚總有一批單身人士男的女的都來光顧和識朋友;其中觀察到有一位年紀不輕的男士,他與一位女士聊天時也不忘留意身邊出現的其他女士,看來他都非常珍惜這八個晚上的約定,希望早日脫單。

另一個聚會是為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人士而設(LGBTQ + Mixer),依大會約定,每晚7時都有LGBTQ+人士來特定酒吧飲酒聊天,而且光顧聚腳的人數比單身人士聚會的多,場地亦是較為開放和集中。酒吧設於樓頂通天有十多層樓高的大堂裡,而且幾乎每個遊客不論年少老幼人人都會經過的大堂位置。即使只是乘坐玻璃電梯亦可從高空下看見在酒吧裡光顧的人。看來,大會對這項活動場地的選址也下過一番功夫。參加的LGBTQ+人士有的穿得平凡、有的穿得奇異。有一對一對的參加,有單獨的參加;他們有的年長,有的年輕。

對於上述兩組活動的參加者來說,不知道他們會否介意讓人知道自己是單身或是LGBTQ+?不知道他們是否特別需要鼓起勇氣出席?不知道是否單單共融和接納就可以使他們鬆脫一切枷鎖?不知道這些特定聚會最終是否可以幫助他們脫單──找到伴侶或除去孤單?

對應另一對不介意自己身份的同性伴侶,在晚上看表演Evening Show時,她們自告奮勇站起來介紹自己是來自加州並剛剛結婚,看來她們是來度蜜月的。由於她們剛好編了在我們同一時段用晚膳和上岸活動,所以我們比較多機會留意她們。在其中一晚優雅夜(Elegant Night)用餐時,年長的那位穿上恤衫打了領帶,年輕的那位穿上一條紅色長裙,看來都很襯。在上岸活動那天,她們都像海水一樣的平靜沒有太多的互動,年長的那位常常滔滔不絕,年輕的那位多數在聆聽和跟隨。她們雖然已是一對,但總沒有讓人感覺到一般新婚夫婦的甜蜜和互動。名義上她們已成功脫單,但實際上是否已脫單?這可不容易說。

對應另一個公眾活動──露天溫泉(Whirlpool),我們也去了泡一下。在炎熱陽光燦爛的下午,有幾個不同的朋友在享受溫泉按摩時,突然來了兩名年老男子,他們坐下來就介紹自己是來自西雅圖,我們就跟他們打招呼握握手。不久,言談間其中一名男子說:「我非常多謝我旁邊這位朋友,願意撇下老婆來陪我參加遊輪團;因為我剛剛退休,難得找到這個伴」。他看似刻意地在澄清他們的關係,免得惹來誤會;也許他介意自己會被別人誤會為某一類人士。同時,這也反映了他對脫單的底線。

為甚麼無論是年青或年老的,人人都想找個伴侶脫單?因為單身等同了孤單?因為單身會被社會標籤?人人會為了脫單而脫單,就要降低要求失去底線?有了伴侶就不會孤單?除了找個伴侶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一步脫單(脫離孤單)?

幾年前與一位年老的女士聊天,她告訴我們她兒女和兒孫的家常事(卻沒有提及她丈夫,我心想他們可能離了婚或丈夫已離世,所以沒有追問);但她卻特別表明自己是單身(甚至在填表格時,她沒有選離婚/鰥寡欄,卻選了單身一欄)。正如買汽車保險時,經紀會問我們是未有受僱還是退休,其實兩者在保費上沒有多大分別;唯一分別是前者會有一天再找到工作。我們那個朋友這樣特別表明其單身身份,是否想減低離婚或喪偶的標籤,還是意味著她會有一天再找到伴侶而脫單?

其實她也提醒了我們,即使我們已婚有了伴侶,但總有一天伴侶會先走而我們會再度單身(絕少數夫婦是同時走或在一段很短時間內先後走的)。因此,我們要重新面對脫單的問題,而且屆時還可能比一直單身的人更難過單身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認識好幾位主動提出離婚的女士以為離婚後可以解脫在婚姻裡的困難,並能再次踏上紅地氈,但結果不像預期。已婚的人士無論是離婚或喪偶也好,最後也要獨自再過單身的生活;而且要再婚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既是這樣,我們已婚的有甚麼良方可以維繫婚姻?又有甚麼妙策可以守護對方直到白頭,讓再度單身的日子減少?這是值得已婚人士一輩子努力鑽研的學問。

不同地區處理假新聞之對策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1/2021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可最高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1] 陳洧農:〈林照真X劉昌德|假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9年10月23日,網站:https://www.feja.org.tw/4860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陳洧農:〈言論自由社會必有「假新聞管制」的挑戰,但誰也沒有完美解方〉,關鍵評論,2020年1月2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48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楊匡然:〈【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 假新聞傳播快6倍〉,《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8月21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32168/【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E3%80%80假新聞傳播快6倍(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南韓擬立假新聞法 爭取下月通過〉,《頭條日報》,2021年7月30日,網站: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wo/2148606/即時-國際-南韓擬立假新聞法-爭取下月通過(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新聞仲裁法》修正案 今國會表決 韓反假新聞法 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明報新聞網,2021年9月2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國際/article/20210927/s00014/1632679270024/《新聞仲裁法》修正案-今國會表決-韓反假新聞法-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Ko Jun Tae, “Final vote for ‘fake news’ bill pushed back again from fierce opposition,” The Korea Herald,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9, 2021,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929001035;“Retreat on S.Korean ‘fake news’ law,” Riverine Herald,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0, 2021, https://www.riverineherald.com.au/world/2021/09/30/5299630/retreat-on-skorean-fake-news-law;Shawn Lim, “South Korea puts proposed ‘fake news law’ on ice after backlash,” The Drum, last modified October 4, 2021,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1/10/04/south-korea-puts-proposed-fake-news-law-ice-after-backlash;〈韓國朝野商定年內談妥媒體仲裁法案〉,韓聯社,2021年9月29日,網站: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9290059008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7] “Singapore Fake News Laws: Guide to POFMA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Singapore Legal Advice.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3, 2020, https://singaporelegaladvice.com/law-articles/singapore-fake-news-protection-online-falsehoods-manipulation/.

[8]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9]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0] 〈馬來西亞:應撤回「假新聞」法〉,Human Rights Watch,2018年3月29日,網站: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3/29/31641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1] “Malaysia to discuss the revival of Anti-Fake News Act in Parliament,” THE STRAITS TIME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discuss-the-revival-of-anti-fake-news-act-at-parliament.

[12] 潘姿羽:〈廣電法補漏 違反事實查證最重罰200萬元〉,中央通訊社,2018年12月12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120312.aspx(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3] 李修慧:〈行政院為了「防堵假新聞」通過7個修法,最重可處無期徒刑〉,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980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4]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信傳媒,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95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5] 同上。

[16]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

[17] 〈【以假新聞之名 · 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真人show與人生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5/11/2021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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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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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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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市民需要留意的新法例——窺淫罪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5/11/2021

立法會在本年9月30日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將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相關的法例已於10月8日生效。[1] 要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先要理解條例中「私密部位」、「私密作為」和「私密影像」的定義。

「私密部位」是指某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不論是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或所穿的、遮蔽著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內衣。而在條例中,有關「私密部位」是沒有作性別區分的,因此上面提及的私密部位,可以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私密作為」是指某人正在如廁,或進行某種涉及性的作為,而該種作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私密影像」是指顯示了某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當中是包括了所謂「移花接木」、經修改的影像。

是次立法新增了四個罪行,以下是法例的簡單說明:

1. 窺淫(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暗中觀察、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拍攝事主在進行私密行為,即屬違法。

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洗澡、更衣或性交等行為都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亦列明安裝或操作偷拍鏡頭均屬違法。有些人會暗中拍攝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的影像,在新法例下,不論對方是性交易對象、男女朋友或配偶,只要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仍進行拍攝,都一律犯法。

2.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偷拍行為,如從衣服下方、外衣的開口或間隙,偷拍他人的私密部位,即屬違法。

偷拍裙底或衣領走光的行為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列明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上述行為才會構成犯罪行為。不誠實並非指取得相片的目的,而是指觀察或拍攝的情況或方法。所以,如果市民在拍照時不慎拍下他人走光的影像,將不會觸犯此法例。

3. 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即發佈偷拍得來的影像,影像中有人如廁、洗澡、更衣、性交、其裙底或衣領走光等,即屬違法。

網絡世界充斥著大量偷拍影像,不少人肆無忌憚地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分享」這些偷拍得來的影像,但過去並沒有任何法例保障被拍攝者的權益。在以上條例生效以後,分享偷拍得來的影像便會觸犯法例,而此條例列明不論那些偷拍的影像由誰人拍攝,只要有人罔顧那些影像是否從干犯窺淫罪及非法拍攝私密部位罪而來並加以發佈,都會觸犯此法例。

4.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或威脅會發佈事主的私密影像,其意圖是致使事主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即屬違法。

網絡上存在大量在事主同意下進行拍攝,但卻在未經事主同意下便發佈的私密影像,當中不少是在「色情報復」的情況下發佈,即情侶分手後故意令對方的裸照外洩,作為報復或要脅對方的手段。當那些影像流傳到網上時,往往會出現「網絡瘋傳」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地傳遍不同角落,令事主深深受到傷害。另外亦有人會透過改圖或深偽技術(Deepfake),即以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像真度極高的圖像,將事主的樣子加在其他人的裸照上,也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這同樣會讓事主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本港過去一直沒有法例可以懲處以上行為,在新法例下,無論外洩還是轉發,一律可被檢控。

兩個重要修訂

保安局在制訂窺淫罪、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及發佈從上述兩項罪行所得的影像罪時,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修訂以提高條例對市民的保障。第一,最初局方提交的草案內容中,「事主沒有給予同意」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但在真實的處境中,事主可能不願出庭作證,又或未能追查到事主的身份,那就不能將犯罪者入罪。所以局方在草案上作出修訂,在上述三項新增法例中,剔除「事主沒有給予同意」的罪行元素,只要有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偷窺、偷拍或發佈有關影像,就足以構成有關罪行。

另一個重要的修訂是賦予法庭權力,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發出處置令,要求有關人士將涉案的影像移除、刪除或銷毀。如有人沒有遵從處置令,除非有合理辯解,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一年。這可阻止有關影像繼續在網絡上流通,保障受害人免受進一步傷害。[2]

雖然「窺淫」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是新訂立的法例,但過去警方都可透過其他法例提出檢控,市民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但「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和「未經同意下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是全新的法例,以針對過去沒有法例監管,但卻有不少市民參與的行為。政府需要加強新法例的推廣,幫助市民認識有關條例,以免市民因「無知」而墮入法網。


[1] 〈《2021 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21年10月7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ord/2021ord035-c.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9日)。

[2] 〈立法會:保安局局長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發言全文(只有中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佈,2021年9月30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30/P2021093000428.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29日)。

重拾性別、身體、男女的尊貴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

傅丹梅、歐陽家和、熊嘉敏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歐陽家和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 熊嘉敏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5/11/2021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明光社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明光社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離婚後珍惜親子緣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02/11/2021

這兩年間,香港社會轉變得非常大。見過有夫妻因為政見不同,其中一方覺得為了子女前途着想,避免他們受另一方政見「荼毒」,竟悄悄帶子女遠走他方,直至到達彼邦後,才委託律師申請離婚,要求贍養費及分一半財產。此舉令到在港的一方非常震怒,覺得不公平,孩子無故被帶走了,還要分一半財產,心中的憤怒及怨氣必然很大,可以預期,這宗離婚官司將會漫長及艱巨;孩子更是無辜,失去了完整的家庭,更可能成為獲撫養權一方爭取權益的籌碼。

孩子是生命 不是工具

很多離婚個案,父母都會千方百計爭奪孩子的撫養權。有些是真的愛孩子,為他們的最佳利益着想,希望可以照顧孩子、陪伴他們成長;但亦有些帶着不純正的動機,將孩子當作籌碼,向配偶苛索金錢,以及有利於爭取在原居所居住。這是由於一般獲孩子撫養權的一方可以繼續住在本來的公屋,另一方則須遷出。法庭主要考慮孩子的最佳利益,對孩子來說,家庭的轉變已對他們造成很大衝擊,在可行的情况下,法庭會盡量讓他們繼續居住在熟悉的環境,繼續有朋友、學校及社區的支援,這些人際網絡、社區資源,都是孩子面對逆境時的重要保護資源。

孩子是愛的見證 不是怨的延續

父母因為種種原因,導致婚姻破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與其不斷彼此折磨,選擇放手,無疑是放過自己也放過對方的方法。但可以再見亦是朋友嗎?能相遇相愛,即使最後分開,也是一份緣,倒不如讓孩子成為這份緣的見證,而非怨恨的延續。

有些家長爭取孩子撫養權是基於利益考慮,但當看到同住孩子的樣貌、某些行為習慣或價值觀很像前夫或前妻,便會很生氣。其實,這些都不是孩子的錯,孩子遺傳父母的基因,樣貌與父母有幾分相似實在自然不過,至於行為舉止及價值觀相似,亦非孩子刻意模仿,而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結果,父母切忌將對前夫或前妻的不滿投射在孩子身上,這樣對孩子非常不公平。離婚後就不要讓怨恨延續,可以把消失的愛情轉為友情及親情,學習新的相處模式。

隨着時間過去,孩子慢慢成長,他會感受到父母是真正愛他抑或是將他當作工具,只有真心才能換來孩子的真愛,你想孩子將來怎樣對待你,你今天應懂得怎樣對待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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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教得樂,26-10-2021

從電腦應用看歷史的循環和進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10/2021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Slash「斜槓」一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與行動)
11/10/2021

編輯:謝芳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要把握時機,因為這時代邪惡。因此,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聖經新譯本》〈以弗所書‬5:15-17〉‬

大家可能有聽過Slash或「斜槓」族吧?或許,有些人會將他們和「炒散」劃上等號,但在生活態度上,斜槓確又比「炒散」有更深入的一重意義。在今期的版面上,我們嘗試進入Slasher「斜槓族」(意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自由工作者)或作Slashie族群,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和想法。

有不少人會認為,完成了學業就應該要找「一份」工作,好好的把它成為自己的專業,或發展成為「一個」事業,要專注才會發展得好。這也許是我們自小受到社會的「教導」或傳統經驗而得來的想法;又或是長輩們向年青人釋出「苦口婆心」的善意,希望他們能跟隨這「有前途」的傳統,專注發展某某事業,就能夠出人頭地,獲得成功之時是指日可待。

環境及心態的轉變
但現實上,當遇上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很多的企業公司需要縮減開支或改變工作流程,從而將工作以外判形式或改變成短期工,如出版設計、資訊科技支援等服務,有需要時才會付款購買和使用專業服務。

雖然「做幾份兼職」不是新鮮事,但「斜槓族」的出現不是「時不興請長工」而衍生的,原因可說是五花八門﹕有人不喜歡每天定時「朝九晚五」上下班,或是長期做同樣的單一工作形態;有人或許因年齡已不再合適某些職業(如運動員、藝人),需要轉從其他自己喜歡的工作;有人踏入人生的另一新階段,如生兒育女成為了爸媽,期望轉變過往的單身生活模式;又或者,因感人生苦短而想花更多時間去發展自己心底曾渴望的志趣;……事實上,近年社會興起的這種「Slash」(斜槓)生活態度及工作方式,確實也讓不少擁有多於一項專業強項的朋友們,可以「自主」地去掌握自己理想的生活節奏和多線同步的發展方式。

斜槓族之所以能夠身兼數職,是因為他們同時擁有多種才能、學識及經驗,單一的工作會令其覺得沉悶,或感覺未可完全用盡自己內在的才華。Slasher「斜槓族」的生活令他們更能自主的安排時間,或更多機會發揮他們的能力,得到更多的認同。而現在網絡的發展,也能令Slashers的作品或服務於網上以低成本作推廣,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存在的同時,更能直接聯絡洽談、購買他們的產品或服務。換句話說,「散工」與Slasher的分別,就是前者大多為了糊口,後者是為了在生活及工作上有更大的自主空間,並得到更多認同。

把興趣發展成事業

明光社

當Slasher非要一下子放低所有穩定收入,不少人會先由全職慢慢轉到兼職,再而轉變工作的範疇至成為真正的Slasher,現於英國居住的Sarah就是一個好例子。Sarah當年在香港有一份全職工作,從事機構的設計工作,及後移民英國初期,亦曾於印刷公司找得全職工作。留港期間曾接觸過書法,並漸生興趣。到了英國生活數年後,Sarah因健康問題,加上當地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她與印刷店的僱主商討,打算轉為半職工作,即每天上班4小時左右,以容讓自己有更多時間去練習和創作一些藝術品,以及將結合書法與聖經金句的金句卡及月曆,放在香港基督教書室出售。

 

與此同時,現時的Sarah更培養了調配咖啡的興趣,並已計劃在不久將來放下印刷店的工作,轉為兼職咖啡調配師,再進深學習如何營運一間咖啡店,為將來開店作準備。我們可以見到,Slash的生活讓Sarah可以自主地發展她所長,有更多時間學習與練習,發展更多可能性。

要成為Slasher的考慮
若要成功轉型為Slasher,需要作出多種考慮,即是需要好好作準備,包括提升個人能力、留意自律性與經濟能力的關係,以及注意個人保障。由於沒有企業或機構任全職工作時的穩定收入來源,故在金錢上需要更主動去爭取。這樣,從建立人脈,到客戶溝通及磋商方面的技巧,再到擴闊和提升自己更多技能,使自己變得更強更有實力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至於很多人都考慮的收入金錢,由於是多勞多得,亦需抱「好天斬埋落雨柴」之心態,勤奮和自律性都是必須的。的確,從尋找客源,到聯絡、見客、報價,再到管數,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收入支出等全都要自己來親力親為去處理,更要將生活會忙碌和充實預計在內。而且,在成為Slasher之前,要有一套好的計劃,以免在經濟上失預算或令家人擔心。

另外,Slasher要注意自身的保障,因為沒有全職工作的福利,作為自僱人士的Slasher就需自己購買保險和和供款強積金。不過,香港《僱傭條例》並沒有區分「臨時工」、「兼職」或全職僱員,所以僱員也可根據《條例》享有保障,詳情可參看勞工處網頁。

我們可能不只擁有一樣的強項,每人都可以多發掘從聖靈賜下給我們各樣的恩賜,不止是追求自我的滿足,而是讓我們可以成為枝子,互相造就,並榮耀父神。「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說預言的,就應當照著信心的程度去說;服事人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去服事;教導的,就應當照著恩賜教導;勸慰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勸慰;把財物分給人的要真誠;領導的要殷勤;行善的要樂意。」〈‭羅馬書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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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談天說道」,11-10-2021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再思同性撫養

呂慧明 | 明光社實習神學生、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生
20/09/2021
  1. 引言

今時今日,相對文明的國家都會關注兒童的福祉,為保護兒童人權或利益而訂立相關的政策。現實中卻存有一些直接影響兒童的政策,未有嚴謹地查考或驗明對兒童的影響,卻為了順從或取悅主流就輕率通過,讓兒童承受後果,你對此有何想法?

隨著同性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被承認,爭取同性伴侶領養權的呼聲可謂大勢所趨。在不少國家,同性伴侶是因其民事結合或婚姻的關係合法化,於是在法律上被默許取得兒童的領養權。不過,認同同性伴侶的婚姻,是否真的就順理成章認同他們擁有領養權?

  1. 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據,主要認為同性戀關係中的成年人士,應該享有與異性關係中的成人相同的權利,而不應在婚姻法例中被歧視,這亦是某些國家給予同性伴侶領養權利的理由(例如奧地利、克羅地亞)。但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忘記,在領養法例中被牽涉的不單是成人,還包括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1] 在第21條,更明言「凡承認和(或)許可收養制度的國家應確保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如果立法機關只考慮到成年的同志群體在法律上應該取得平等地位,就默許給予領養兒童的權利,是否有以兒童的利益為優先考慮呢?[2]

當然,在同性領養合法化的國家中,亦不乏以兒童的利益作為理由(例如英國、希臘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一些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國家,同樣是以兒童的福祉為理據(例如匈牙利、波蘭等)。那麼,到底是容許的好?還是禁止的好?專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有利於兒童福祉的決定嗎?

  1. 「沒有差異」已成定論?

過去有不少研究,指出在同性伴侶的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與一般家庭無顯著差異。但有學者重新審視過這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都分別有樣本數量不足、取樣方式有偏差、在研究或論證過程上有謬誤等等的狀況,以致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成疑。[3] 一位學者Douglas Allen重新評估其中一份支持同性撫養無差異的研究:“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4] Allen的團隊發現以原作者的分析方法,即使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之間有實際差異,都只會得出「無差異」的結果。當Allen重新計算其數據後,更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5]

在2018年,一位大學教授Walter Schumm出版了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一書,當中對現存的三百多個與同性撫養有關的研究——不論結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作出評估。一方面他指出了反對同性撫養的研究當中的限制和錯誤,另一方面亦在認為同性家庭與一般家庭無差異的文獻中發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甚至在它們的數據中找到可證明有差異的證據。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現有的證據其實並不足以支持同性撫養「沒有差異」的論說。[6] 事實上,同樣有不少的研究顯示,同性家長及異性家長的撫養出來的孩童,確實在成長、發展上有實際差異,同性家庭中的孩子甚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都受到負面影響。[7]

研究的工作不免會有限制或疏忽,但學者們若能以其專業互相提醒,嚴謹地改進有錯謬的研究方法,亦必定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有力的洞見。只不過,當現今的研究仍有如此多地方需要改進的同時,為何仍有主流的聲音紛紛將「沒有差異」視為鐵則呢?Schumm指出這些研究被引用,是因為它們「政治正確」,[8] 而他撰寫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一書的初衷,正是「不希望政治扭曲了科學證據」。[9]

  1. 「政治正確」還是謹慎驗證?

奈何在「政治正確」的驅使底下,有一些聲音卻似乎正受到主流排擠。Schumm在其著作中並沒有以其研究為理據對婚制作任何的評論,更明言他不希望他的研究成為同性領養被禁止的鐵證,他由此至終想強調的是科學的精神,但他仍因不接納「沒有差異」的結論,而被同行詆毀及排擠。[10]

除了Shumm,美國兒科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下稱ACP)亦因「政治不正確」而受到排擠。ACP是一間無宗教信仰、無政治背景的機構,有六百多位醫生或醫科專家為會員,主力以科學及醫學知識宣傳促進兒童健康及福祉的資訊,或倡議相關政策,[11] 他們亦基於科學的理據提出與同運分子不同的意見,因而受到抨擊及排擠。如果在維基百科上搜索,我們只會看到ACP一些被認為是反同的言論,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對它的抨擊,在維基百科上它的定位甚至被描述為︰「該組織的主要關注為倡議反對墮胎及同性戀者收養兒童。」[12] 這其實與ACP所聲明的並不相符。[13] ACP關注的議題,還有醫學實踐、疫苗、安樂死、毒品的影響等等,[14] 遠不止於同志相關的議題,為何他們會被視為只關注反同的組織呢?[15] 它的主張或許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間,但今天人們批評、排擠它的理據,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驗證,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

若我們是以兒童的最大權益為原則,我們就必須謹慎思考,絕不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輕率地採納迎合主流的結論;既要追求謹慎,就應多方求證,在各方的理據中權衡輕重、利弊,既知道統計研究上會有限制,就需要學習分辨,平衡地審視正、反不同的資訊和意見,並要容讓不同的聲音存在,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聽見及集思廣益。而這一點,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彼此共同努力的地方。

  1. 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帶來不同的影響

那麼,在同性領養權這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去考量兒童的利益?在這裡引述一份文章,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這篇文章於2002年,由Kristin Anderson Moore等的數位學者及研究員撰寫,[16] 它研究家庭結構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並倡議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改革政策。因為當年在美國全國調查的問卷上,尚未有同性家長的選項,所以它的議論並非針對同性撫養,也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相關議題而寫的。

在這篇文章中,Moore等人透過文獻回顧,總結出不同的家庭結構確實會影響兒童,兒童與親生父母同住,並且在低衝突的婚姻關係的環境底下生活,這對兒童的成長是最好的。Moore等人亦提到,即使是有雙親,但其中一方是繼父或繼母的情況下,兒童的「幸福指數」(levels of well-being)仍然是相對較低的。[17] Moore的文章並沒有否定任何人士照顧兒童的能力及愛心,它帶出的是一個家庭的結構或模式對兒童的成長的確會帶來不同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同性的伴侶是無法同時成為同一個兒童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最起碼必然有一方並非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或者雙方都不是親生的。那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同性婚姻這種不同的家庭模式真的會帶來差異呢?

當然,Moore等人的研究也不會毫無瑕疵,亦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但希望藉此大家能有多一個的思考方向。與其盲目相信「沒有差異」這信條式的偽裝,[18] 倒不如踏實地去檢視當中會產生的差異是甚麼?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是甚麼?這才能真正找到對兒童最好的方案。

  1. 結語

有些人或者會以兒童的福祉為由,認為通過同性領養能讓一些有需要的孩童找到新家庭。我們也必須正視,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家庭或婚姻是出現問題,以致某些兒童必須與他們的原生家庭分開,才能確保他們得到最大的保護。不過,容許同性伴侶獲得領養權卻不是唯一的辦法,許多國家早在通過同性領養前,已經有讓已婚的異性夫婦領養或寄養等的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再者,面對社會上的兒童或家庭的問題,我們要積極尋求的是治本而非治標之法。[19] 既然如此,當現存的研究仍然存在問題,而同性撫養對兒童的影響仍然存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是否真的要貿然同意呢?

要考慮兒童最大的利益,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必然完善的方案,但正因沒有必然的答案,我們就更需要匯集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再從中找出一個令兒童損害最少、受惠最多的方案。這些聲音不是為成人,而是為兒童而聽的,假若只順從成年人世界的主流喜好,而排擠另一方的論述,就會令我們錯過重要的信息,而承擔後果的卻是兒童。如果未經過嚴謹的考量,只為追求「政治正確」、跟隨主流,就將一眾兒童的福祉奉上作為賭注,你能接受嗎?


參考資料

〈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

〈應該如何解讀同性撫養的研究?〉。性文化資料庫,2016年11月25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6/11/25/%e6%87%89%e8%a9%b2%e5%a6%82%e4%bd%95%e8%a7%a3%e8%ae%80%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9a%84%e7%a0%94%e7%a9%b6%ef%bc%9f/

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5月31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9/05/31/%e9%87%8d%e5%af%a9%e6%95%b8%e7%99%be%e5%80%8b%e7%a0%94%e7%a9%b6%e3%80%80-%e8%88%92%e5%a7%86%e7%9a%84%e3%80%8a%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a0%94%e7%a9%b6%ef%bc%9a%e5%9a%b4%e8%ac%b9%e8%a9%95/

陳婉珊。〈現時同性撫養(gay-parenting)的科學結論是甚麼?〉。性文化資料庫。2018年10月17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8/10/17/%e7%8f%be%e6%99%82%e5%90%8c%e6%80%a7%e6%92%ab%e9%a4%8agay-parenting%e7%9a%84%e7%a7%91%e5%ad%b8%e7%b5%90%e8%ab%96%e6%98%af%e7%94%9a%e9%ba%bc/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about/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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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4 June,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llege_of_Pediatricians.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9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crc.doc(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3] Robert Lerner, and Althea K. Nagai, No Basis: What the Studies Don't Tell Us About Same Sex Parenting (Washington DC: Marriage Law Project, 2001); Walter R. Schumm,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Same-Sex Parenting and Ado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9, no.3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043861; Michelle Cretella and Den Trumbull, “Homosexual Parenting: A Scientific Analysi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last modified May 2019, https://acpeds.org/position-statements/homosexual-parenting-a-scientific-analysis.

[4] Michael J. Rosenfeld,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Demography 47, no.3 (2010): 755–775, https://doi.org/10.1353/dem.0.0112.

[5] Allen的團隊以原作者Rosenfeld的方法重新比較過其數據,發現以該方式來計算,不單是同性撫養的家庭與異性撫養的家庭比較起來無差異,甚至相比其他家庭模式,例如未婚媽媽的家庭亦無法測出差異,而過去眾多學術文獻都證實不同家庭模式的兒童發展是有差異的。Allen亦重新評估過Rosenfeld的統計方法,發現以其方法計算的話,即使比較結果的差異大到接近50%,依然只會得出「沒有差異」的結論,這表示「沒有差異」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此外,Rosenfeld為了提高孩子成長環境穩定性,只計算了戶主的親生孩子(即排除戶主領養或繼養的孩子)及五年內都居於同一處所的家庭,但這一來排除了家庭結構及住所不穩定性這些對孩童有實際影響的因素,二來亦減少了超過一半的樣本數量而削弱其代表性,當Allen將被排除的樣本重新加入評估,並對個人及家庭的社會經濟因素加以控制,發現異性家庭的孩子比同性家庭的孩子發展得較好的差異達到35%。參︰〈打破「沒有分別」的迷思──論同性家庭撫養孩子的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性文化評論》,第一期(2014年9月),頁5-6,網站:http://www.scs.org.hk/comment/2014/Vol1/comment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Allen團隊的研究︰Douglas W. Allen, Catherine Pakaluk and Joseph Pric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childhoo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A comment on Rosenfeld,” Demography 50, no.3 (2013): 955–96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69-x.

[6]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性文化資料庫,2019年5月31日,網站︰ https://blog.scs.org.hk/2019/05/31/%e9%87%8d%e5%af%a9%e6%95%b8%e7%99%be%e5%80%8b%e7%a0%94%e7%a9%b6%e3%80%80-%e8%88%92%e5%a7%86%e7%9a%84%e3%80%8a%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7%a0%94%e7%a9%b6%ef%bc%9a%e5%9a%b4%e8%ac%b9%e8%a9%9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7] Mark Regnerus,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no.4 (July 2012): 725–77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D. Paul Sullins,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 (2016), https://doi.org/10.1155/2016/2410392; Douglas W. Alle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household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3), http://mcadams.posc.mu.edu/blog/gay_parenting.pdf. 有關Sullins的文章,可參考︰招雋寧︰〈關於同性撫養──不能不知道的最新研究〉,「明光社網站」,2016年9月12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9%97%9C%E6%96%BC%E5%90%8C%E6%80%A7%E6%92%AB%E9%A4%8A%E2%94%80%E2%94%80%E4%B8%8D%E8%83%BD%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6%9C%80%E6%96%B0%E7%A0%94%E7%A9%B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日)。

[8] Chris Sugden, “Same-Sex Paren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Oxford Centre for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last modified March 15, 2019, https://www.ocrpl.org/same-sex-parenting-research-a-critical-assessment/.

[9]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0]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1]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about/faq.

[12] 原句為︰「The group's primary focus is advocating against abortion and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by gay or lesbian people」,參:“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4 June,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llege_of_Pediatricians.

[13] “Our Position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14 July, 2021, https://acpeds.org/positions.

[14] 詳細可前往ACP網站,參閱他們在不同大題目以下的文章︰“Topic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cessed July 14, 2021, https://acpeds.org/topics.

[15] 順帶一提,Walter Schumm的維基百科條目(Walter Schumm,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Schumm),雖然資料較少,但亦只看到他所做的、與同性戀相關之研究的相關評論,亦與堪薩斯州立大學對他的官方介紹相差甚遠,詳見︰” “Department of Applied Human Science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accessed August 2, 2021, https://www.hhs.k-state.edu/ahs/people/schumm/

[16]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June 200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432167.

[17] 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18] 殷琛︰〈重審數百個研究 舒姆的《同性撫養研究:嚴謹評核》〉。

[19] 雖然家庭政策並非本篇的主題,但在Moore的文章裡,也有一些透過社會政策改善家庭結構的提議,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參考,Kristin Anderson Moore et al.,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1-9-2021

男孩危機

08/09/2021

《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我們與星的距離——從遙不可及到觸手可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9/2021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應該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明光社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亦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併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從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併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明光社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鉤,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6]

明光社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罰款及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鉤,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鍊,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騷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也令他們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1] 〈泰勒絲〉,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21年8月1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泰勒·斯威夫特(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2] Erin Strecker, “Read Taylor Swift’s Sweet Message to Bullied Fan,” Billboard, last modified January 27, 2015, https://www.billboard.com/articles/news/6451041/taylor-swift-sweet-message-bullied-fan-tumblr.

[3] 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 T. Brooking〕:《讚爭:「按讚」已成為武器,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如何操縱社群媒體,甚至……不知不覺統治了你》(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林淑鈴譯(台北:任性出版,2019),頁258–259。

[4] 伍麒匡:《韓流是這樣煉成的!》(香港:天窗出版,2020)。

[5] 〈MIRROR+ERROR今現身屯市 粉絲提早霸位被趕 姜濤Ian出席活動 逾千鏡粉迫爆商場〉,《明報》,2021年7月23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娛樂/article/20210723/s00016/1626977980896/mirror-error今現身屯市-粉絲提早霸位被趕-姜濤ian出席活動-逾千鏡粉迫爆商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6] 孫聖然:〈青春有你3|粉絲為支持偶像大量牛奶倒溝渠 節目捱轟後責令暫停〉,《香港01》,2021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大國小事/622184/青春有你3-粉絲為支持偶像大量牛奶倒溝渠-節目捱轟後責令暫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7] CHI:〈《PD》系列受偽造數據遭淘汰的練習生名單公佈!〉,Kpopn,2020年11月19日,網站:https://www.kpopn.com/2020/11/19/produce-101-series-contestants-who-were-eliminated-due-to-voting-manipulation(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銀髮族的性與愛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03/09/2021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數字,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人口約200萬,佔整體人口約27%,[1] 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對長者的關注,主要圍繞醫療和社區照顧層面,而長者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卻一直都被忽略。

一談到「性」,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和身心成熟的成年人,不少人認為人們到了某個年紀,就應該清心寡慾,再沒有「性」方面的慾望,若仍然專注於「性」,就是「老而不」。但其實「性」是圍繞我們一生的課題,由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活都與「性」息息相關。

的而且確,男女身體的老化情況,都會影響長者的性生理狀態。男性在踏入30歲後,體內睪酮(男性荷爾蒙)水平開始每年下降約1%,所以年長男性體內睪酮水平比年輕時為低,需要較長時間和更多刺激才能讓陰莖勃起,維持勃起的時間亦較短,甚至出現不舉的情況。當女性踏入更年期,體內的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水平同樣也會降低,除了會出現停經的情況之外,陰道黏膜層也會變薄,陰道分泌減少,引致陰道乾澀的情況。[2]

男性可能自覺性能力減退,而不滿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現,因而減少與配偶發生性行為。同時也有人因著不滿意自己的能力,而過份依賴藥物及所謂「補品」來提升性能力。女性也可能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認為更年期停經後已不能生育,所以不應再有性生活,或認為若上了年紀仍有性慾是不正當的表現。此外,陰道乾澀的情況也會令女性在性行為時感受痛楚及不適,減低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意願。[3]

長者的身體機能出現衰退是正常不過的事,長者需要明白及接納自己身體的狀況,但無需將「性」從日常生活中剔除。長者可誠實地向配偶分享自己的身體狀況,尋求彼此都合適的親密行為方式。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使用藥物或選用合適的潤滑劑,讓夫妻間的性生活更和諧。另一方面,性交並不是性行為的唯一方式,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擁抱、接吻、愛撫等親密接觸也是性行為的一種,長者可藉著這些不同程度的親密接觸來向配偶表達愛意,增進夫妻間的感情,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感。

性並不是只有生理層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心靈上的溝通也同樣重要。夫妻間對彼此的了解、關懷和接納,也能讓大家得到心靈的滿足。長者夫妻經歷數十年的婚姻,昔日溫馨甜蜜的相處往往變成稀鬆平常的生活,忽略了夫妻相處的情趣。但老夫老妻也可以過浪漫的婚姻生活,閒時手拖手去拍拖,一份小禮物、一紮小花束、一件對方喜愛的糕點,也能為平凡的生活添上色彩。長者們不妨花點心思,與配偶慶祝結婚週年,甚至補拍結婚照,維持溫馨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因著不同的際遇,部份長者因喪偶、個人意願或未遇上合適的對象,而處於單身的狀況,但其實不論甚麼年紀,人都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但對長者來說,要發展一段新感情卻殊不容易。首先,不少長者的社交圈子狹窄,當中以男性尤甚,要結識新朋友已困難,結識伴侶更是難上加難。但就算遇上合適的對象,也可能礙於傳統心態,認為年紀大了不要再談甚麼愛情,又或者慣了一個人的生活,不想作出改變。

儘管有家人或子女的陪伴,單身長者對愛情仍有期盼是正常的事。一段忠誠的親密關係既可以滿足個人對愛情的渴望,亦可以彼此為伴,互相照顧,一同經歷甜蜜美滿的晚年生活,這對長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處。但要注意的是,長者要改變生活習慣並不是易事,當長者學習與另一個人相處,會容易在各種生活習慣上出現分歧,他們往往比年青人需要更多時間來與伴侶磨合。要保持良好溝通,長者就得學習尊重伴侶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方身上。

而對於喪偶的長者來說,或會覺得再發展新一段感情是有負於已故配偶,是不忠的表現。而且,他們亦會擔心子女對這段新關係的接受程度,讓晚年出現的良緣無疾而終。

不過,對已故配偶的思念,與發展新感情其實並沒有衝突,也不存在不忠的問題。如果長者在晚年找到一位相知相惜的伴侶,共度愉快的晚年生活,相信身邊的人也會樂於送上祝福。為人子女的,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看待年長父母對愛情和可以互相扶持的伴侶的追求,多從父母的角度思考,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明白他們的想法及感受。父母與子女雙方亦可多主動分享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了解彼此的疑慮,尋求共識。

拍攝婚照助長者重尋甜蜜時光

婚照可以說是現代男女結婚時的指定動作,一張平常的婚照捕捉美好的時刻,更成為彼此婚盟的見證。有些長者在年輕時因種種原因未有拍攝婚照,在台灣有團體就曾經為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一起拍攝婚照,以幫助他們穩定病情,並藉此鼓勵長者追求幸福,以及向配偶表達愛意。有參與活動的長者,拿著花束向太太表達謝意,彼此都紅了眼眶,場面感人。[4]


[1] 〈表1A: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人口〉,政府統計處,2021年8月12日,網站: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30日)。

[2] Mayo Clinic Staff, “Sexual health and aging: Keep the passion alive,” Mayo Clinic, last modified October 1, 2020, https://www.mayoclinic.org/healthy-lifestyle/sexual-health/in-depth/sexual-health/art-20046698.

[3]〈長者與性〉,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網站,2020年2月7日,網站: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digestive_urinary_and_sexual_problems/elderysex.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2日)。

[4] 郭良傑:〈失智長者重拍婚紗照 用美好回憶追求快樂〉,東網,2019年9月7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cnnews/20190907/bkn-20190907070024617-0907_0095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7日)。

從Mirror、Error看造星文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03/09/2021

今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 和 Error 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光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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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他們帶去「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他們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內等,對於才12、13歲的女孩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有約5,000人出席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和限聚,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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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這些廣告每個都數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出一條應援街出來,有傳媒形容之前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和家人,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今年更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直接拍成綜藝,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1] 洪曉璇:〈MIRROR&ERROR今殺入屯門 粉絲狂奔霸位震撼有如「動物大遷徙」〉,《香港01》,2021年7月2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娛樂/654170/mirror-error今殺入屯門-粉絲狂奔霸位震撼有如-動物大遷徙(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2] 曾曉玲:〈未來城市:社會學者看MIRROR、ERROR 兩台發展又係咩料?〉,明報OL,2021年6月2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620/1624127528905/未來城市-社會學者看mirror-error-兩台發展又係咩料(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3] 〈【姜B誕】姜糖豪花六位數賀偶像22歲生日 揚言要把銅鑼灣變成「姜濤灣」〉,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1年4月30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45735/【姜B誕】姜糖豪花六位數賀偶像22歲生日%E3%80%80揚言要把銅鑼灣變成「姜濤灣」(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4] 〈青春有你與姜濤帶出的偶像新文化〉,獨立媒體,2021年5月10 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媒體/青春有你與姜濤帶出的偶像新文化(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剝花生式閱讀有何後果?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7/2021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1] 閭丘露薇、李文、黃煜編:《新聞的堅守——香港浸會大學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香港:商務,2019),頁72。

[2] 同上。

[3]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5。

[4]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9。

[5] 〈肺炎疫情中製造傳播假消息的七種人〉,BBC News 中文,2020年5月6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54432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查冊、起底與資訊自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7/2021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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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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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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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1]  林勵:〈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 等十日仍未知結果〉,眾新聞,2021年5月3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0925/蔡玉玲-車牌查冊-40925/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等十日仍未知結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2] 林勵:〈運輸署封殺查車牌 拖延兩個月後改口 《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眾新聞,2021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2451/車牌查冊-運輸署-42456/運輸署封殺查車牌-拖延兩個月後改口-《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3] “Hong Ko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cessed June 29, 2021, https://rsf.org/en/hong-kong.

 

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