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沒自由 蛋糕店結業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18年，一對波蘭籍男同性伴侶在柏林結婚，他們返回波蘭後，遭拒絕承認他們在德國締結的同性婚姻關係，理由是當地法律不允許同性婚姻，兩人為此提出申訴。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The EU Court of Justice, CJEU）作出裁決，要求歐盟成員國必須承認公民在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並指波蘭以國內法律限制為由，拒絕承認其婚姻效力的做法是錯誤的。法院表示，成員國在承認其他成員國的婚姻關係時，不得歧視同性伴侶，但無義務在本國立法允許同性婚姻。[1]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經過多年的討論，美國天主教會正式將與跨性別相關的醫療規範納入指導原則。據天主教健康協會統計，美國每天有超過七分之一的患者在天主教醫院接受治療。在部份社區，天主教醫院更是當地唯一的醫療服務機構。美國各大醫學團體及衛生組織均明確支持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此前，天主教醫療機構大多秉持保守立場，未開展性別肯定醫療服務（這類服務可能包含荷爾蒙治療、心理輔導及外科手術等項目）。本次修訂的指導原則將把這一立場正式化為強制性要求，各地主教則可自主決定在其教區範圍內將該原則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規定。[2]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中作出歷史性裁決，認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實現全美合法化。這一裁決成為美國LGBT權利的重要里程碑，但也引發部份保守派對「宗教自由受衝擊」的爭議。同年，當時為肯塔基州羅萬縣書記員的Kim Davis，以自己作為使徒派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同性伴侶David Ermold和David Moore簽發婚姻執照，聲稱此舉違背「上帝的權柄」。

Ermold和Moore以Davis侵犯其憲法婚姻權為由，提起訴訟。聯邦法官David Bunning駁回Davis的抗辯，並裁定她因藐視法庭被判入獄數天；Kim Davis敗訴後隨即上訴。2023年，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也作出了不利於Davis的判決：作為民選官員履行職責時，Davis不能以自身的宗教權利去侵犯他人的憲法權利。Davis的法律團隊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除了請求大法官們複審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外，還要求其推翻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決。

2025年11月10日，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決定不重新審議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駁回了Davis的上訴。Davis需付出合共超過36萬美元的損害賠償及律師費用。[3]

2025年11月20日，美國伊利諾州國民警衛隊的一名男跨女僱員LeAnne Withrow提起訴訟，要求阻止特朗普總統頒佈的禁止聯邦僱員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洗手間禁令。Withrow是一名家庭支持專家，在向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提起的擬集體訴訟中表示，自特朗普在1月發佈行政令實施該禁令以來，為了避免使用洗手間，不得不在工作期間限制飲食並少喝水。Withrow指出，根據1964年《民權法案》第七條的規定，該政策構成了非法的職場性別歧視；同時，該政策任意且反覆無常，也違反了《聯邦行政程式法》。白宮與美國司法部並未就此事回應。[4]

數月前，美國空軍曾證實，將拒絕所有服役年限在 15 至 18 年的跨性別軍人提前退休的申請，並會將他們除名且不給予退休福利。2025年11月10日，由17名跨性別美國空軍組成的團體，提起訴訟，控告美國政府非法撤銷他們已獲批准的提前退休養老金及相關福利。[5]

西維珍尼亞州的女跨男Ashton Orr於1月申請標註為男性性別的護照，但2月收到美國國務院通知，其護照只能標註為女性性別。Orr聯同其他六位跨性別人士提起訴訟。麻省聯邦法官作出不利於聯邦政府的裁決，認為民眾應有權自主選擇身份標記，或可選用「X」作為替代選項，並簽發初步禁制令，禁止對相關原告執行該政策。

然而，位於波士頓的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拒絕暫停執行，司法部副部長D. John Sauer在法律檔中表示，這項新的特朗普政策「完全合法」。他辯稱：「憲法並未禁止政府根據個人生理特徵來界定性別。」

2025年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政府執行一項旨在限制跨性別者權利的政策，該政策將護照上的性別標記僅定為「男性」和「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大法官們批准了特朗普政府提交的緊急申請，以試圖推翻拜登政府時期允許民眾在護照上選擇「X」（非二元性別）作為性別標記，或自行選定「男性」或「女性」的政策。[6]

阿拉巴馬州公共圖書館管理委員會在11月20日投票決定，將探討跨性別議題的書籍，從該州所有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及兒童閱覽區移除。[7]

2025年10月22日，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USA Powerlifting）禁止JayCee Cooper參加女子組賽事的政策，在《明尼蘇達州人權法案》框架下構成 「表面歧視」。該組織則表示，仍有機會推翻此裁決。最高法院將案件的部份爭議點發回下級法院，以裁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拒絕Cooper參賽是否具有「合法商業目的」，Cooper的代理律師表示，他們已贏得核心法律訴求，後續訴訟程序不會改變最終判決結果。[8]

2017 年頒佈的《性少數群體長期護理院居民權利法案》，旨在保護養老院中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權利，禁止養老院員工以錯誤的人稱代名詞稱呼院民或同事。早前上訴法院裁定，涉及患者人稱代名詞與姓名使用的條款可能侵犯員工的言論自由。2025年11月6日，加州最高法院駁回了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該法案的挑戰，裁定違反此法案的行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因為該法案規管的場景本質上兼具職場與居所的雙重屬性。法院指出：「人稱代名詞相關條款實則是對歧視性行為的規管，其對言論產生的影響屬於附帶效果。」五名大法官簽署了本案的主要判決意見，兩名大法官提出了協同意見，本案無反對意見。[9]

2025年12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名男跨女資料科學家Sarah O’Neill，起訴特朗普政府，質疑特朗普總統在就職當天簽署之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並試圖阻止該命令及其他政策的執行。該命令要求聯邦政府在所有行政運作和印刷文件中，只承認男性和女性這兩種「不可改變」的性別。該僱員稱，這些命令和其他政策違反了聯邦民權法。[10]

一位聯邦法官已永久下令喬治亞州監獄系統繼續為跨性別囚犯提供荷爾蒙治療，該州計劃上訴。

2025年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一項新的州法律全面禁止囚犯接受荷爾蒙治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中關於禁止殘酷和非常規懲罰的條款。她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Calvert在裁決書中寫道：「法院要求，對囚犯的醫療保健決定必須由醫生客觀公正地做出，基於對個人醫療需求的判斷，而非僅僅因為該人是囚犯。」[11]

2025年12月18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公佈了一系列擬議監管措施，旨在限制未成年人獲取性別肯定護理。通過兩大核心措施：一是切斷聯邦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資金，不再撥款給那些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護理服務的醫院；二是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用於資助相關治療方式，包括限制跨性別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及外科手術。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代理主任Jim O'Neill說「男人就是男人，男人永遠不可能變成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永遠不可能變成男人」。他還補充說：「性別界線的模糊化」代表著「對上帝所設計的自然法則的憎恨」。

代表全國 67,000 名兒科醫生的美國兒科學會強烈反駁了這些說法。美國兒科學會主席Susan J. Kressly博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些政策和提案曲解了當前的醫學共識，未能反映兒科護理的現實情況以及兒童和家庭的需求。這些規定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對解決醫療保健成本問題毫無作用，反而對年輕人群體造成了不公平的污名化。」[12]

2025年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衛生部長Simeon Brown表示，對於因性別焦慮或性別不一致尋求治療且尚未開始使用相關藥物的人，醫生將不再能為其提供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的處方。該禁令已於12月19日起生效。[13]

2025年10月27日，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為英國首個LGBTQ+軍人國家紀念碑揭幕。作為英國武裝部隊的禮儀性最高元首，查爾斯國王在斯塔福德郡國家紀念植物園（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的紀念碑前敬獻鮮花。眾多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包括LGBTQ+軍人，出席了揭幕儀式。[14]

英國公司工程師Maria Kelly因不滿與男跨女同事共用女性洗手間，將僱主軍工業巨頭Leonardo UK告上了法庭。勞動法庭法官Michelle Sutherland在書面判決中表示，由於Kelly仍可使用單人洗手間，因此不構成「權益受損」。Kelly在此性別歧視案敗訴後，已表示將提起上訴。[15]

2025年11月12日，哈薩克議會下院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在網絡或媒體上進行 「性少數群體宣傳」，並規定對違規者處以罰款，屢犯者最高可被判處 10 天監禁。該法案與俄羅斯、格魯吉亞和匈牙利等國通過的相關法律相似。目前該案已獲參議院通過，待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簽署後即可生效。托卡耶夫近幾個月來一再強調，必須捍衛「傳統價值觀」。[16]

2025年12 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草案明確規定，透過相關技術所生的子女，將視為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法律權益。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需經三讀後才能正式生效。[17]

本地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18]

關於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長及稅務局長一案（CACV 126/2017；2018年6月1日頒布判辭），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在2025年12月19日撰文批評終審法院判決(FACV8/2018)。烈顯倫指出，本案核心應是依據香港法律定義「配偶」，但法院卻轉向審查政策是否構成「歧視」，這預設了同性與異性婚姻具備可比性。他認為終院僅因海外婚姻手續相似就認定兩者「無區別」，是以形式代替實質，忽視了生物與社會傳統的根本差異。判決使「丈夫」、「妻子」等詞義變得模糊，在法律宣示與社會實際認知間造成了巨大鴻溝，並以破壞性的方式改寫了法律。[19]

（資料截至2025年12月31日）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5年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該組織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是一份獨立宣言。今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擁有了全新的全球組織。」LGB國際指出，LGBTQ+組織已背離初衷，不再關注64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罪行、同性伴侶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對男女同性戀者持續存在的歧視等問題，反而優先推進性別意識形態相關行動。

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加拿大LGB聯盟（LGB Alliance Canada）則批評「加拿大LGBT聯盟」（Egale Canada）等組織，指摘其將政治和財政資源過度集中於性別認同主題的激進主義，而非優先捍衛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其聯盟代表認為，重新定義「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不僅會削弱基於生理性別的法律保護，更會引發對堅持維持自身專屬空間的同性戀者的敵意。英國LGB聯盟聯合創始人Bev Jackson表示，現今同性戀青少年面臨被要求認同為「跨性別者」並接受不可逆轉的醫療或手術壓力，而LGB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1]

2025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9月12日，執法官員宣佈，槍殺Kirk的22歲疑犯Tyler Robinson已被逮捕。Kirk的遺孀Erika Kirk於同日公開發聲，鄭重承諾「轉折點」組織將繼續在校園舉辦活動。[2]

目前全美已有超過二十多個州頒佈禁令，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護理，而美國德克薩斯州則是首個對相關醫生提出起訴的州。2024年，德州總檢查長帕克斯頓辦公室對埃爾帕索的兒科內分泌學家Hector Granados醫生，以及另外兩名醫療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Granados更在訴訟書中被稱為「屢犯者」，指控其偽造醫療記錄並違反德州於2023年生效的跨性別醫療禁令。然而在2025年9月，帕克斯頓辦公室卻悄然撤銷了對Granados的起訴，並在聲明中表示，經「審查證據及Granados的完整病歷後，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至於另外兩名醫生的訴訟，目前仍在審理中。[3]

早前，美國紐約州拿騷縣頒佈禁令，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德比運動隊，滑輪障礙賽聯盟就此起訴當地政府，2025年10月6日，下級法院的R. Bruce Cozzens法官裁定該聯盟敗訴，指出拿騷縣的禁令旨在保護婦女和女童權益，並強調跨性別運動員仍可參與該縣設立的混合性別體育聯盟。Cozzens法官同時駁回了聯盟提出在訴訟審理期間暫緩執行該項禁令的請求。

代表該聯盟提出起訟的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申請上訴。10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裁定，在相關法律訴訟程完成之前，拿騷縣不得強制執行該項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運動隊的規定。[4]

2023年，美國佛蒙特州一間基督教中學拒絕與另一所學校的高中女子籃球隊進行比賽，理由是對手球隊的跨性別運動員「影響比賽公平性和危及球員安全」。其後，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校違反了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及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取消其參加所有州政府資助的體育賽事及其他活動（包括辯論賽和科學展覽）的資格。2025年9月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一的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允許佛蒙特州這間基督教中學參加該州的體育聯賽，推翻了先前維持禁令的裁決。[5]

美國聯邦教育部在2025年9月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政策，否則將取消目前和未來對19間「專業磁石學校」的資助。相關爭議政策涉及「自認女性的男學生或跨性別學生可不受限制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的規定。10月16日，紐約市向聯邦教育部官員提出訴訟，指聯邦教育部因為紐約市教育部支持跨性別學生的立場，便決定取消已承諾的4700萬美元撥款，是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6]

早前，數名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人士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護照政策提起訴訟，該政策規定護照性別必須依據出生證明上登記的性別進行標註。2025年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2025年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7]

201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具體涵蓋旨在「改變行為或性別表達、消除或減少對同性戀者性吸引或愛慕感受」的各項措施。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

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的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推進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8]

2025年10月1日，全球首富Elon Musk在其旗下社交平台X發文表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取消Netflix 訂閱吧」，原因是Netflix推行「跨性別覺醒議程」，播映了一部包含跨性別角色的動畫 ——《靈異遊樂園：無路可逃》（Dead End: Paranormal Park）。[9]

加拿大在10月初更新了針對美國的旅行建議，提醒護照上標有「X」性別標記的旅行者可能被拒絕入境。新警告聲明：「雖然包含『X』性別標識的護照由加拿大政府簽發，但無法保證您順利入境，或通過其他國家過境時順利通關。」[10]

本地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及真實生活體驗（RLE）的重要環節。

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政府於9月22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目前尚未排期聆訊。[11]

政府早前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以履行終審法院《岑子杰案》的判決，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與明光社於2025年7月31日合辦講座：「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從法律、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條例草案》，強調其潛在衝擊，並建議替代方案。

丘志強律師分析稱，因香港不承認岑子杰與男伴在美國的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一致裁定香港憲法並沒有賦予同性婚姻的法律權利，同時也沒有憲制性要求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但以3:2裁定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替代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做法，違反《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因此政府有積極義務以替代法律框架承認同性關係，保障他們的私隱權不被侵犯。

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制度，讓已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申請登記同性伴侶關係，並可享有登記及撤銷同性伴侶關係的權利、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以及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的權利。丘律師指出《條例草案》實質上等同於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享有類似合法夫妻的地位與權益，模糊《基本法》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核心條文，從而違背了《基本法》對婚姻制度的原始立場。他亦認為同志團體會再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的訴求。

最後丘律師提出了中港跨境法律承認的問題，因《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於2022年生效，他擔心條例通過會導致跨境法律承認與民事判決執行面臨明顯障礙，亦對司法互助機制與跨境家庭保障構成實質挑戰與制度壓力。

關啟文博士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立法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雖然與異性婚姻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大同小異。而《條例草案》是由有公權力的政府推動和由議會通過，某程度是代表著政府推動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接納，並且認為同性關係值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那麼教會能否拒絕舉辦「同性婚禮」？伊斯蘭組織能否拒絕為員工的同性伴侶提供配偶福利？

對於有評價指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而基本法也沒有明文排斥任何人進入婚姻的可能。關博士駁斥以上論點指，婚姻制度不單是指和誰結婚，更包括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模式。若婚姻的性別可以更改，那是否也可更改婚姻的人數、接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至於基本法沒有明文否定同性婚姻，他認為起草時大家相信兩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結婚的。

有評價指不支持《條例草案》等同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權，關博士指出香港同性戀者一直和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對於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問題可用個別措施或緊密關係授權來處理。

《條例草案》）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政府負責官員指出必須尊重法治，否則後患無窮，但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可各自行使權力，他認為立法會也有責任對嚴重錯誤的法院判決說不，這與是否尊重法治沒有關係。亦有人認為反對同性戀是抗拒進步，終將被歷史洪流淘汰，但關博士不認同支持同運等同進步，他只是守著自己的良心，盡量用理性去作判斷，就算與一些當代潮流背道而馳又有何妨？

蔡志森先生指出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爭取法律上對同性關係的承認，也爭取同性伴侶在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權益。他認為如果涉及如婚姻制度和社會福利的公共事務，就必須交由全體市民公開討論，但在多元社會應尊重不同市民在私人事務的自主權。

因此，明光社自2018年已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以保障有關人士的權益。蔡先生解釋緊密關係授權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而不是特別肯定某種性關係型態，市民可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可以是同性伴侶、異性同居人士、好友、同鄉、非近親關係的人士，授權處理一籃子包羅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及財務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身後事的事務，並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

「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照著神的形象，他創造了他們，男和女，他都創造了。神就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大地，主宰大地；也要統管海裡的魚、天空的飛鳥和一切在地上活動的野獸。』」(創世記1:27-28)

近日社會出現同性伴侶關係登記的爭議，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雖然多個主要政黨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政府仍然按既定程序在7月11日將《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刊憲，並在立法會大會進行首讀及二讀，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已完成逐項審議條文；期間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共收到約10,000份意見書。到底政府為何如此積極推動同性伴侶關係的登記機制呢？我們需要回到2018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件尋求答案。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2018年已於美國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岑子杰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未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的做法。2020年原訟法庭駁回申請，認為《婚姻條例》僅適用於異性婚姻，且政府無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民事結合或其他替代框架。

岑子杰不服原判提出上訴。2022年上訴法庭維持原判，認為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列明的婚姻自由是指異性伴侶透過婚姻制度締結婚姻，政府無法律責任提供替代框架。之後，岑子杰進一步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主要討論三個問題：

問題1：上訴人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享有同性婚姻的憲法權利。
問題2：沒有任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其他途徑是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及／或《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問題3：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一致駁回問題1和問題3，即香港沒有同性婚姻和不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並沒有違憲。在問題2上，終審法院以3:2裁定政府敗訴，指政府沒有履行其積極義務，另訂框架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也沒有訂明因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所衍生的適當權利和義務，侵犯了上訴人根據《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享有的權利——私生活權利不受侵擾的權利。

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制定就該等承認所伴隨的適當權利和責任，並需在終審法院2023年10月27日頒布裁決後起計，暫緩兩年內生效。

因為終審法院的裁決具約束力，政府不能違反法庭裁決，必須履行相關的積極義務，在兩年暫緩期內制訂相關政策。最終，政府在本年7月推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訂明申請人須年滿18歲，並已在海外註冊有效的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才可在香港登記，可享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和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保證和保障的婚姻憲法自由只限於異性婚姻，並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而現時政府建議設立的法律承認機制亦只限於同性伴侶關係，絕對不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

雖然曾局長再三強調「一夫一妻」為特區政府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但《條例草案》內容未能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有傳媒機構向立法會各政黨及多個無黨派議員了解投票意向，已表明反對或傾向反對的，加上傾向棄權的議員人數已超過議員總數的一半，即若現時舉行投票而全體議員均參與表決的話，法案將會被否決。

有持反對立場的議員認為現時擬定的登記機制，事實上與承認同性婚姻無異，也有議員擔心通過條例會對現行法律及社會以至價值觀帶來顛覆性的衝擊。支持《條例草案》的議員則認為政府提出的框架只是接受已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登記，不過行了半步，已很克制。另一方面，《條例草案》內容也令同志團體感到不滿。岑子杰曾質疑政府提出的方案並非終審法院所要求的婚姻替代框架，同時政府要求同性伴侶先在海外登記結婚，對基層的同性伴侶做成障礙。話雖如此，部分同志朋友以「袋住先」的態度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

現在政府面臨一個困局，因應終審法院的裁決，政府有積極義務確立同性伴侶替代框架；但終審法院裁決對立法會不具約束力，因此立法會沒有責任和義務滿足終審法院的要求而通過政府是次提出的《條例草案》，而現階段《條例草案》是否足夠票通過，也是未知之數。如果最終法案不獲立法會通過，但終審法院裁決原則上繼續有效，政府仍有持續責任履行法律義務。

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明光社過去一直關注香港同性戀運動的發展，致力維護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同時理解一些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困境，如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需要，並嘗試在兩者之間取其平衡。因此，我們自2018年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

「緊密關係授權」是指市民可以選擇自己最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在有需要的時候代表自己處理包括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和骨灰處理，以及身後事等，透過簡化申請程序，獲得政府機關的承認，保障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緊密關係並不特別限定某種性關係的型態，也不限於血緣，而是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人士，例如契爺契仔、金蘭姊妹、同性伴侶、異性同居關係，而獨居長者最信任的可能是多年好友，又或是牧師、神父，政府不用制定量度關係緊密的準則，而是由市民主導授權給自己選擇的人。在維護包括同性伴侶在內的緊密關係者基本權益的同時，亦符合維護現行男女婚姻獨特性的原則。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並未涵蓋同性伴侶繼承遺產的問題，其實有關人士只需及早訂立遺囑，就可以順利解決此問題。

關注事態發展表達意見

如果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可以預視同志團體的下一步行動是爭取同性領養和同性伴侶的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等，嚴重侵犯將會出生嬰兒的權利，人為及故意地剝奪兒童由親生父親及母親共同撫養下健康成長的基本人權。

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文的工作，《條例草案》估計將在9月交回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請大家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也可繼續向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泰國的同性婚姻平權法在2025年1月23日生效，令她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1]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他一上任就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當中有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在就職禮舉行的當日，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指美國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並結束聯邦政府內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並稱之為「激進和浪費」。不過，他簽署的行政命令中，並沒有削減支持和促進LGBT權益城市的聯邦資助。[2]

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除了宣佈美國只承認男或女兩種性別外，更要求把跨性別女性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及停止為跨性別囚犯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三名跨性別囚犯為此入稟法院，認為該政策違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區域法院法官Lamberth在2月4日頒佈了臨時禁止令，禁止政府將三名男跨女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法官又要求懲教部門職員，必須讓三名囚犯繼續接受跨性別治療。[3]

2025年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幾項有關軍隊的行政命令，廢除了前美國總統拜登推出的措施，新的行政命令禁止已入伍的跨性別軍人獲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福利，以此打擊軍中的DEI政策。行政命令中沒有明言禁止跨性別者從軍，但就質疑跨性別者無法符合軍隊對軍人的要求。[4]

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在2月7日發佈備忘錄，有關文件在2月10日公開，文件指軍隊將不再接納跨性別者的入伍申請，並將會關閉涉及轉變性別的醫療設施。他又指，患有性別焦躁症的現役軍中人士，將會受到尊嚴的對待，但就未有公佈具體內容。在特朗普公佈行政命令後，男跨女軍人Miriam Perelson曾對外稱，他已被告知要麼被歸類為男性，要麼離開軍隊，又稱被要求離開女兵睡覺的地方，他只可以在教室加設床鋪睡覺，並且他亦不可以再使用女廁。[5]

2025年1月28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19歲以下人士接受與變性相關的醫療服務。該行政命令指，聯邦政府將不會資助、贊助、推廣、協助及支持為兒童提供的性別肯定治療，他稱這會讓求診者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會為到治療感到後悔，因為當中的過程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育能力。隨著特朗普推出一連串與跨性別者權益相關的行政命令後，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DC）已開始刪除網站中有關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內容。[6]

2月4日，有跨性別兒童的家庭入稟聯邦法院，要求阻止限制兒童接受跨性別治療的行政命令實施。提訴人稱，該命令的推出，令全國各地的醫院已經開始取消性別轉變治療的服務，包括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荷爾蒙治療及手術，代表原訴人的律師稱，他們希望法院可以盡快頒佈臨時限制令，讓醫院可以盡早恢復提供相關的治療。[7]

2025年2月5日，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女性及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並且指示聯邦政府開始執法，對不遵守規定的學校切斷資助。另外，特朗普又表明會指示國土安全部長Kristi Noem，如遇到有男性試圖以女性運動員的身份申請來美國的簽證，一律拒絕其申請。[8]

有批評者認為，該禁令除參考一些州份已頒佈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項目的類似法例外，幾乎未有提供執行的具體指引，而且相關州份已表示這類法例在操作上有一定困難，可以預期要執行特朗普的禁令也會遇到相當的困難。當前執行禁令的可行方案有查核可被更改的出生證明，或對兒童進行身體檢查，不過後者則會被批評是難以接受的替代方案。跨性別運動員兼運動員資訊網站創辦人Chris Mosier就指出：「反跨性別學校運動禁令之所以難以實施，在於要執行與落實政策，必須依賴性別檢查和身體監察這類手段。」

普渡大學教授Cheryl Cooky認為，奧委會以前曾經使用的睪酮測試，這種方法有很大缺陷，因為每個人身體使用荷爾蒙的方式都不同。她認為在大學和高中進行類似的測試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們不一定能顯示運動員參賽時的表現。她更質疑：「難道要對九歲的孩子進行睪酮水平測試嗎？」另外，她認為高中和大學沒有奧委會擁有的資源，因此校方根本無力實行這類安排。她表示，為了執行特朗普的禁令，學校最終可能會令學校依賴家長或其他學生提供的資訊，例如他們憑運動員的外表或能力，推測某些學生並非生理女性，並向校方反映。[9]

早在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之前，已有20多個由共和黨領導的州份通過了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學校運動項目的法例。這些法例的支持者表示，需要將可能在生物學上具有優勢的跨性別運動員排除在外，才能確保女子運動項目的公平性。反對者則指責，有關法例具有歧視性，因為跨性別女孩不一定具備優勢，這亦引發了連場的法律訴訟。

聯邦法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禁止在聯邦資助的學校出現性別歧視，以為女孩提供平等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跨性別運動員及其家人早前以此作為提訴依據，要求阻止一些州份實施跨性別運動禁令，又稱禁令侵犯了他們在美國受到平等保護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憲法及《第九條》所保護。對於提訴者來說，有關法例被解釋為保護跨性別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的權利。他們亦引用了202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僱主對跨性別者作出的歧視是屬於基於性別作出的歧視，這是《民權法案》第七章所禁止的就業歧視。儘管《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和《民權法案》第七章都是獨立的法例，但法院經常對它們進行類似的詮釋。而特朗普對《第九條》的詮釋是，它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運動項目，這可能令相關的行政命令面臨類似的法例挑戰。[10]

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前的數週，Meta、麥當勞和沃爾瑪等大公司宣佈，將終止部份或全部DEI策略。不過，仍有許多企業如Costco、Apple等公司仍堅定地維持其DEI政策。[11]

2025年1月30日，美國有多個學區的聯盟組織和代表發表聲明，拒絕執行特朗普政府在1月29日發出的行政命令，他們認為有關行政命令將跨性別身份標記為「反美國的意識形態」，甚至威脅要刑事檢控那些支持學生嘗試更改性別標記的教師。有關組織認為該行政命令是歧視跨性別學生，也有學校職員明確表示，不會遵守當中的內容，又稱會繼續致力於保護跨性別學生的權利。[12]

2025年2月10日，經過激烈的辯論後，美國猶他州的參議院批准了一項法案，法案規定公立學院和大學的學生只能進入或居住在對應他們出生時性別的單一性別設施，例如宿舍、更衣室或浴室。跨性別學生則可以住在男女混合宿舍的單人房。[13]

英格蘭曲棍球協會（England Hockey）在2025年1月8日宣佈了一項新政策，從下個賽季開始，協會將禁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加女子組比賽。為了解決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參賽的問題，該會設立了兩個競賽組別：女性組和公開組，後者歡迎所有人，包括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參與。新政策將於9月1日生效。[14]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投票通過，禁止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組賽事，並宣佈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者參賽的議題。2025年2月10日，該會的工作小組公佈研究結果，指出僅以運動員「是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作為制定規範的依據是錯誤的。報告補充說：「有新的證據顯示，在青春期開始前，運動表現已存在顯著的差距。」報告又指，兒童時期或青春期前的表現差距，在跑步項目為3%至5%，而在投擲和跳躍項目中的差距則更大。[15]

該會亦在同日宣佈，將會更新女性運動項目的參賽規則，並為此進行諮詢，諮詢期已於3月5日結束。相關的性別議題在體壇早已引發不少爭議，外界除了關注跨性別運動員參賽可能引發問題，近年亦開始關注讓性發育障礙（DSD）運動員參賽會否對其他女性運動員引發不公平的情況。田徑運動未來採用的規則，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進發，規則或會要求，出生時為女性但睪酮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與出生時為男性其後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運動員，遵循相同的準則。[16]

本地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2025年2月12日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他促請政府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影響。議案最終以69票支持、0票反對及10票棄權獲得通過。

何君堯質疑終審法院在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一案中，要求政府為同性伴侶關係設替代框架會帶來憲制問題，應「取締有關判決」。投下支持票的議員周浩鼎則表示，他所屬的政黨尊重市民不同的性傾向，強調沒有任何歧視，亦認為同性伴侶的感情相處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外人不應該干涉，但若動搖一男一女婚姻制度或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則有機會影響家庭價值和倫理。

投下棄權票的議員葉劉淑儀發言時提到，中國傳統婚姻制度實為「一夫一妻多妾」，又質疑議案中提出「不良文化」的定義，但她強調自己支持「一夫一妻」。另一位議員江玉歡則表示，性小眾亦是社會一份子，不應被標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基本法》明確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他同時表明香港是自由、開放和多元的社會，尊重並包容不同性傾向人士，他亦尊重終院的裁決，正積極進行相關工作。[17]

明光社相信為了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並顧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可透過「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保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上的權益。此方法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的財務決定，即使當事人離世，亦可以替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的安排，則可以透過訂立遺囑去處理。涉及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來處理，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必須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更改。[18]

（資料截至2025年2月19日）

《怎可以一生一世》由資深婚姻輔導員霍玉蓮所撰寫，當中描寫了後現代愛情觀如何墮落，以及指出真實的愛情不是透過花言巧語，而是真實的為對方著想才能建構。愛情所需要的是一些高尚的特質，這些特質告訴我們，唯獨捨棄自我中心，才能進入真真正正的愛情關係。

作者嘗試批判曾經一度流行的「愛情語錄」，指出它們其實只是一堆虛無的愛情符號。例如「不求天長地久，但求曾經擁有」，它否定了愛情的恆久性，並且為這種不負責任的講法增添了浪漫感。有些戀人不敢奢望白頭到老的愛情，所以關係只停留於感官上的刺激，正因渴望著真實的愛情，又不敢祈求，此浪漫氣氛似乎緩解了某種失落感。不過，就此來說，後現代的愛情觀卻將這些「愛情語錄」轉化為情場浪子的免死金牌，就如一個男孩（渣男）有多個伴侶，跟她們有過親密關係，之後不想再與她們有瓜葛，便向她們說：「愛情不需要永恆的，擁有過就夠了。」

後現代的愛情觀，讓人追求感覺多於責任，經歷過這些感情，卻產生了一種名為「愛無能」的疾病。作者引用了《世紀末城市心》一書的一句話：「世紀末城市人最大的病態便是太多的性，太少的愛。」這也符合現在不少人對愛情的想像，只有約炮、一夜情、朋友間的性愛、性愛次數的比拼，卻沒有靈魂之間交談的機會，令愛漸漸變得不可能。

作者指出，性行為可以是生物性衝動，可以成為緊張矛盾及鬱悶的宣洩，但愛的情操卻依仗人內心心靈的富足。只要有留意新聞或網絡熱話，大家對於現代愛與性的混亂都不會感到陌生，有男性網紅懷疑拋棄妻女出軌，也有人結婚三個月便與其他女性發生性行為。後現代愛情的一切弊病，世人都看在眼裡，包括小朋友、青少年、以及對愛情失去希望的人。《怎可以一生一世》提醒了讀者後現代看似便利的愛情觀引發的連串問題，為愛情觀診脈，也為渴望愛情的人提供了一個方向；如果還在尋尋覓覓，不要緊，等待一下沒有問題，最重要是不要往錯誤的方向走。

每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與青少年性議題有關的新聞，例如未婚懷孕、墮胎、性騷擾、裸聊騙案和援交等等，社會人士和傳媒多數也會有同樣的回應，就是性教育不足，彷彿出現這些問題都是學校沒有做好性教育所惹的禍，批評學校太過保守和落後，在性教育議題上有太多禁忌。

作為過去20多年努力推動性教育的機構，我們當然大力支持在學校加強性教育，不過，要加強性教育，最重要不是加多幾場講座、多派幾份單張和小冊子，而是要問我們想教甚麼？以及用甚麼態度去教？否則可能只會適得其反。我們同意性教育不應有太多禁忌，當年青人發生性行為的年齡已愈來愈細、從網上接觸有關性的資訊愈來愈容易的時候，若果家庭和學校不願意面對現實，不對年青人作出相應的教導，傳媒和支持性解放的組織很願意代勞，大家放心嗎？

不過，性教育不是性交教育，重點主要不是只在於生理，其實也必須包括心理和倫理等，因此，我們應就著不同的年齡，教授不同的內容，並以現代社會常見的問題作為引子，讓學生透過性教育明白自己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發展，以及親密關係的界線、性行為的後果、影響和責任等等。性教育其實也是生命教育，讓年青人學會愛護自己和尊重別人，以負責任的態度看待兩性關係十分重要。

當大家常常說性教育不足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性教育應包含甚麼內容？以及可以怎樣教？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將一些多年以來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心得與大家分享，幫助所有關心年青人成長的老師、導師、社工、教牧和家長對症下藥，一起為年青人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在戀愛關係中，性行為常常在電影電視被視為情感的延伸，是熱戀中的情侶必然會做的事，但這樣的行為也伴隨著風險，有可能因而感染HIV或意外懷孕。即使現在有藥物能控制HIV的病情，這卻會令人失去原有的健康，並需終身依賴藥物過活。今時今日即使有多種方法應對意外懷孕的狀況，這些選擇也可能對身心靈造成傷害。因此，我們不禁要思考，性行為是否就等同真愛的表現？

性行為在情感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認定了彼此的關係，還使雙方在情感上互相依附。發生過性行為的情侶，會渴望成為對方的唯一，並期望能夠長久維繫這段關係。然而，如果會令其中一方的身體出現問題、情緒低落或潛在的生命消逝時，又如何成為對方的支持？因此，即使是基於愛，在發生性行為前，應先考慮珍惜生命和愛護身體兩項大原則。若非如此，這樣的關係只會淪為在性慾驅動下不斷追求肉體快感，最終失去真正的情感連結。

每個人都應該尊重愛情，並對自身及伴侶的健康負責。在拍拖過程中，遵守安全的身體界線是必要的，這不僅是對彼此的尊重，也是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待雙方的關係成熟後，再步入婚姻，這樣才能以專一忠誠的態度，與對方享受珍貴的愛情。

愛情的本質在於互相扶持與理解，而非單純滿足的肉體需求。真正的愛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基礎上。透過珍惜彼此的身體與心靈，才能讓愛情不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流逝，甚至變得更為穩固。

參考資料：

〈調查：年輕人性態度趨開放 安全意識低 逾半人性行為間歇採預防措施 增染HIV風險〉。《am730》。2024年11月22日。網站：https://www.am730.com.hk/%E6%9C%AC%E5%9C%B0/%E8%AA%BF%E6%9F%A5-%E5%B9%B4%E8%BC%95%E4%BA%BA%E6%80%A7%E6%85%8B%E5%BA%A6%E8%B6%A8%E9%96%8B%E6%94%BE-%E5%AE%89%E5%85%A8%E6%84%8F%E8%AD%98%E4%BD%8E-%E9%80%BE%E5%8D%8A%E4%BA%BA%E6%80%A7%E8%A1%8C%E7%82%BA%E9%96%93%E6%AD%87%E6%8E%A1%E9%A0%90%E9%98%B2%E6%8E%AA%E6%96%BD-%E5%A2%9E%E6%9F%93hiv%E9%A2%A8%E9%9A%AA/509167。

青少年的戀愛關係往往充滿激情，亦會著重身體方面的探索，有關經歷都會深深影響他們對情感的理解和對自我價值的看法。本文邀請了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探討親密的身體接觸和性行為對青少年情侶的意義，並揭示常見的迷思與誤解。

梁博士指出，根據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身體接觸是一種建立和維持情感聯繫的重要方式，讓人感到安全、被愛和關懷。青少年期是人際關係發展的重要階段，通過身體接觸，例如拖手，情侶能夠表達對彼此的情感，並加深親密感。身體接觸會促進大腦釋放催產素（oxytocin），這種「親密激素」可以減少人的心理壓力，並促進信任與情感連結。對於平日面對著學業、家庭或同儕壓力的青少年來說，身體接觸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減壓方式。此外，通過身體互動，青少年情侶可以確認自己的情感價值和自尊。

親密接觸具備象徵意義

他又提到，身體接觸亦具有象徵意義，例如，當情侶雙方同意拖手時，通常會被視為二人的關係從普通朋友轉變為情侶關係。若男方希望與女朋友有更多的身體接觸，而女方也願意配合，這可能會增強彼此的安全依附感。但若女方不願意有進一步發展，不想有更多身體接觸，則可能對二人的關係進展有所影響。因此，在決定進行某種身體接觸前，雙方必須先建立足夠的信任和有良好的溝通，如果只依憑其中一方的感覺，貿然行動，必然會影響雙方關係。

梁博士解釋，青少年的腦部正處於急速發展的階段，前額葉仍未成熟，而前額葉負責高層次的思維、判斷、決策及對衝動行為的控制。許多青少年情侶拍拖時發生性行為往往是出於即興，最初可能只是接吻，但隨著情感的升溫，行為可能會失控，最終意外地發生了性行為，這對戀情其實會帶來不良影響。

在正常的情況下，情侶之間的身體接觸往往被視為身份認可的標誌，當關係進展至有性行為時，則意味著雙方的親密程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梁博士指出，性行為的特殊意義在於它不僅是情感的表達，更是對彼此關係的進一步確認，這也會令情侶對對方產生更強的依賴感、深刻的情感與心理意涵。對青少年來說，性行為可能被視為鞏固關係的一種方式，但這種強烈的依賴感也可能會帶來過大的壓力和責任，引發情感的風險。

性行為改變男女心理狀況

梁博士指，在發生性行為後，女孩子可能會將所有需求都寄託在男朋友身上，期望對方可以滿足她，為她解決家庭、學業等問題，也會覺得男方必須對她負責。這種情感依賴可能導致女孩子減少與其他異性來往，並期望男朋友成為她唯一的依賴對象。

相對而言，男孩子通常需要與同性朋友有更多的互動，例如透過運動等活動來獲得同儕的認同，這方面的情感需求是女朋友無法提供的。遇上女方的情感需索，男孩子可能會選擇逃避來紓緩心理壓力，若女孩子的情感需求未得到滿足，則會感到失落和不安，進而令戀情產生張力。

衝動性行為與深刻內疚感

現在的社會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已較以前開放，不過，在某些文化或家庭中，婚前性行為仍會被視為不道德或不合規範的，這種想法並沒有錯，不過現實往往是，不少人包括青少年都有婚前性行為的經驗。梁博士指，青少年在發生性行為後或會感到內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違背了父母或社會的期望和道德標準。深刻的內疚感，可能會引發羞恥感和貶低自我價值，讓他們覺得自己已「不再純潔」或「做錯了事」。

這種對自我的苛責不僅影響青少年當前的心理狀態，還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的婚姻關係。即使長大後結婚生子，這些未被處理的情感也可能成為他們一生的遺憾，讓他們覺得自己始終有缺憾、不再完整。梁博士指出，有這類極端想法的人，他們的心理彈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比較小，透過專業的心理治療，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接納自己，並且避免將自我嫌棄和過度自責的情緒帶入下一段感情，甚至影響到未來他們對子女與異性相處的態度。

真愛建立在尊重和理解上

梁博士表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真愛應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的基礎上。健康的戀愛關係應具備以下特質：一、雙方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感受；二、不應通過設立條件來讓對方滿足自己的期望；三、雙方雖然有身體接觸，但懂得彼此尊重，包括尊重對方的決定，和不強迫對方做出有違其意願的行為。

因此，在戀愛中設立合宜的身體界線，避免雙方受到傷害，實在至關重要。梁博士鼓勵青少年坦誠地與男朋友或女朋友表達自己對身體界線的期望，及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例如，可以使用「我訊息」，即以「我」作為陳述的開首，表達自己的感受，如「我希望我們可以慢一點，因為這樣我會感到更舒服」，而不是指責對方的想法或行為。這種方式有助於促進健康的溝通，加深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破解戀愛迷思

只著重身體探索，會令青少年愛侶的關係存在暗湧，其實現代戀愛存在許多迷思和誤解，也可能會影響情侶的關係：

迷思一：「凡對方所要求的，我都要滿足，這才能證明我很愛對方。」

梁博士表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未能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在長大後，當有人表達對自己的喜愛，他們往往會忽視自己的感受，無論對方提出甚麼要求，他們都會配合，以滿足對方，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證明自己愛對方，盡了做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本份。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健康的想法。健康的戀愛態度是，不把自己的要求強加在對方身上，也不勉強自己滿足對方的所有要求，理解對方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同樣重要，從而達到互相理解和妥協。

迷思二：「如果你真的愛我，就應該和我上床。」

戀愛中的青少年常常因為害怕關係受損，而勉強自己答應對方的各種要求。如果有人要求情人和自己上床，或者要求情人送贈昂貴禮物，來表明她或他對自己的愛，這其實是情感操縱，可能反映出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有人試圖利用愛情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梁博士提醒青少年，這類人通常認為自己的需求凌駕一切、缺乏同理心，甚至將他人視為宣洩情慾的工具，一旦有另一個人同意與他發生性行為，他就可能迅速轉移對象，隨時結束原有的戀愛關係。

遇上情人提出這類要求，梁博士建議這樣回應：「如果你真的愛我，你就應該同樣尊重我的感受。」此話背後的理據是：大家的情感需求是對等的，而不是由某一方來主導戀情。即使「男神」來追求自己，也不意味著我要奉獻全部來迎合他的要求；同樣，即使「女神」願意接受我的追求和約會，也不代表我要花掉所有的金錢來討好她。用正確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價值，才能維持健康的戀愛關係。

迷思三：「就算懷孕也不要緊，因為我們可以結婚。」

梁博士指出，青少年未必真正理解當初許下廝守一生的承諾意味著甚麼，或者沒有預料到感情有天會生變，一旦面對意外懷孕或感染性病等現實問題，青少年便會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壓力，並可能因恐懼而選擇逃避。家長和老師可以把這類承諾背後的責任具體化，幫助青少年思考和抉擇。例如，師長可以對青少年說，如果女朋友懷孕，你將成為爸爸，這背後的責任意味著：一、放學後，你不能再和朋友打籃球或四處閒逛，而是要立即回家照顧初生兒；二、晚上需要餵奶，可能會影響你的睡眠質素；三、星期六和星期日因為要照顧孩子，而無法出外玩樂。

迷思四：「大家都有拍拖，自己至少也要抓著一個。」

受成長背景影響，有些青少年可能會認為自己毫無價值，因而渴望愛情。梁博士指出每個人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這個價值並不僅僅取決於能力或有沒有拍拖，因此人應以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自己。青少年可在感興趣的領域中嘗試，如音樂、運動項目，隨著經驗的累積，他們的表現會變得更好，他們可以藉此重建存在感、自尊和自我價值。即使外形吸引的少年，也可能有自己的弱項，例如控制慾強，這會影響他成為一個好的伴侶；相對而言，一個外表平平但具備強烈同理心的男孩，其特質可能會成為他的強項，令他成為一個好伴侶。

迷思五：「相處時不開心，只要拖手、接吻、發生性行為就會和好。」

有些青少年誤以為在身體上有親密接觸，就可以掩蓋相處中的矛盾，將性凌駕於溝通之上，以為這樣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用拖手、接吻或性行為來解決分歧往往無濟於事，甚至引發更多問題，例如有些女孩子在分手後要面對未婚懷孕的問題。梁博士分享到，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指出，完整的愛情應包括親密、激情和承諾，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身體上的激情和短暫的甜蜜雖然看似能解決矛盾，但缺乏親密和承諾的支持，就像一張桌子斷了其中一隻腳便無法站穩，這樣的戀情同樣無法持久地發展。

訂立雙方同意的身體界線

在戀愛關係中作充份的溝通和訂立雙方同意的身體界線，可避免在未經認真思考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梁博士指，在親密行動採取主動的一方必須明白，戀愛中不一定要透過性行為來表達愛情；如果雙方的接受程度不同，主動的一方便不能強迫另一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有些青少年受性格或成長背景影響，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立場和主見，這類青少年在親密關係裡往往是被動的一方，他需要明白，每個人，包括他自己的情感需求，都是同等重要的，他應該勇敢及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和界限。梁博士又特別提到，非常親密的身體接觸和性行為，不像其他的事情，所以青少年不能任由別人替自己做決定，他們要了解到性行為可能會導致懷孕或感染性病，這是非常重要兼會影響一生的決定，他們必須親自作主。

安全的戀愛路線

在與喜歡的人發展戀情之前，建立穩固的友誼是至關重要的。客觀地觀察心儀對象的性格和行為，特別是他與其他人互動的方式，有助更深入地了解對方的性格特徵和價值觀。例如，若男孩子因為自己出眾而養成驕傲的性格，這樣的人在戀愛中可能會看輕女朋友，如果要選擇男朋友，他便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此外，想了解一個人是否有同理心，或有沒有過度操控的傾向，可以觀察他如何與朋友相處，有沒有總是要求別人配合自己的時間；如果他缺乏同理心，便可能無法理解別人的感受，進而影響與人關係的穩定性。通過這些觀察，可以幫助人更理性地評估潛在的戀愛對象，從而避免一些問題。

結語

愛與被愛是人心底裡最深層的渴望，被愛會令人感到被重視，錯愛則會令人受傷害。合宜的身體界線讓人清晰地明白可以做的接觸與不可以做的接觸，能令雙方受到保護和尊重。一些青少年或因性行為而經歷過感染性病、意外懷孕、墮胎等情況，這些創傷確實叫人難以面對。梁博士表示，若因著過去發生過的不愉快事件而影響一個人對自我的看法，或貶低自我的價值，他就應該向專業人士求助。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終於看了電影《從今以後》，一部懂得說故事的電影，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進而同情主角的遭遇，不過，當中有些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其實一日就可以解決了，就是立遺囑。既然一同生活幾十年，遺囑的內容也草擬好了，就是欠一個簽名，劇中忽然去世的女角作為一個深懂投資之道的專業人士，豈會不知在現行法例下不立遺囑，其同性伴侶是無法自動獲得其遺產的，不願動筆除了忌諱死亡之外，如何分配遺產恐怕亦是一個令她猶疑的考慮，有些困難究竟是誰造成的？是否一定是其他人的偏見值得商榷。其實不論是否已婚、每個人在沒有遺囑之下財產會如何分配，在香港是十分清晰的，只要沒有血緣和婚姻關係，無法自動繼承全部或部份遺產是常識，不單是同性伴侶、同居男女、情如母女的契媽契女亦很可能一無所有。不過，若果法律的規定不符合當事人的意願，訂立遺囑是最有效的方法，要爭取同性婚姻，因為社會上仍有很大的爭議，恐怕只會曠日持久，但要立遺囑，即時就可以解決。其實，由於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不同，例如夫妻感情欠佳、不同的子女關係差別很大、有需要照顧的兄弟姊妹、或者有自己很支持的慈善機構等等，法律原定的安排亦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因此，物業和財產如何安排，訂立遺囑是最能反映當事人心意的做法。

因財容易失義，對於死者財產應如何分配，就算至親之間都會有不同的需要和考慮，既然死者沒有留下遺囑，亦沒有遺言，作為親人，大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份亦不是全無道理，也是合理的期望。至於身後事的安排，若能清楚寫在遺囑，讓自己信賴的遺產執行人去處理是最理想的，撇開同性婚姻，許多時不同的家庭成員，基於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死者意願的理解不同、或基於個人的看法，對應該土葬、火葬、海葬，一切從簡還是隆而重之，之後安放何處都容易引起爭拗，若不指定一個人去執行，家人之間有爭拗屢見不鮮。最難處理的當然是名份的問題，兩個同性伴侶的關係能否得到家人的接受，就算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爭議仍會不斷持續，正如有些長者喪偶後再婚，其子女未必認同和接納其新的配偶，在生時已爭吵不絕，萬一當事人離世的話，爭議如何辦身後事、甚至爭產大家亦毋須覺得奇怪。要處理同性伴侶之間的權益或意願問題，除了改變香港的婚姻制度之外，我們相信更合理的折衷方法是透過修訂現有的持久授權書，擴大其可以授權的範圍，並延續到一個人死後仍然有效，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可以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所需的財務決定，而當事人萬一離世，亦可以代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則仍然透過遺囑去處理。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任何改變都必須由整體社會討論及決定。至於名份更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就算最終合法亦不等如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更無法輕易改變他人的信念。要共創雙贏，還是要強人所難，要即時解決問題，還是要自製困境，有時只是一念之間。

最近網上串流平台有一套韓國團隊製作的體能競技真人騷上架，參加者進行了不同項目的體能競技，以爭奪三億韓圜的冠軍獎金。參加者全都擁有壯碩身材及超強體能，當中不乏韓國現役及退役的國家隊運動員、奧運金牌得主、格鬥比賽冠軍、紀律部隊成員等。因不限性別，參加者當中有男有女，但男女同場參加體能方面的比賽又豈會是公平的競技？雖然女參加者之中也有頂尖的運動員，但就算她們使出了「洪荒之力」也只落得遭到淘汰的下場，這不是因為她們體能差，而是節目以體能作競技的設定，讓男性擁有絕對的優勢，而女參加者拼盡全力的表現只能贏得所有參加者的尊敬。

在過去幾年出現的跨性別運動員爭議中，不少體育協會都相繼選擇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以保障女性運動員的權益。但在一些學界賽事中，仍有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同場比賽的情況出現。美國俄勒岡州學界的運動政策容許學生依據性別認同來進行比賽，這意味著有生理男性參加女子賽事的情況出現。在本月13日於俄勒岡州舉行的高中田徑比賽中，一位生理男性的跨性別運動員在200米女子賽事中大幅領先其他對手，並以25.49秒的成績衝線，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雖然最後有女跑手跑出更快的成績，令該跨性別運動員「屈居」第二，但如果這名跨性別運動員須依據生理性別去參賽的話，其成績只在男子組排61名。

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項目，只會令競賽變得不公平，最終受害的是一眾刻苦練習的女性運動員。

參考資料：
“‘Insane’: Transgender high school athlete blitzing race sparks US outrage,” Fox Sports, last modified April 17, 2024, https://www.foxsports.com.au/more-sports/insane-transgender-high-school-athlete-blitzing-race-sparks-us-outrage/news-story/7f1828cf0d957798541b59a211c404b6.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櫃父母因著他們的秘密和隱私默默地承受痛苦，他們很少尋求幫助，伴隨著子女出櫃的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內疚與羞恥，試問誰能在罪咎感很重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用憐憫的愛回應。

因著這本手冊，父母在這段漆黑的旅程上不再感到孤單。手冊內容全面、簡潔及一針見血，既符合心理學，建議又實際可行，為父母提供清晰的答案，解答他們面對子女是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所引起的種種複雜又沉重的問題。

我最欣賞的是這手冊能為父母提供一條出路，讓人真實地看見「隧道盡頭的光」。子女出櫃導致親子關係疏離實在令人惋惜，但關係重新連繫是有可能的。雖然生活再不能像以往一樣，但仍值得活著。

衷心為這本出色的手冊內的指引感恩！

「櫃父母」一詞是指同性戀者或跨性別人士的父母，他們或許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出孩子是同性戀者，又或是在孩子「出櫃」後才驚覺孩子是同性戀者。他們努力隱藏孩子同性戀一事，同時被困在其中，就如同性戀者將自己的性傾向隱藏一樣，將自己躲在衣櫃裡（Closeted），所以往往出現「孩子出櫃、父母入櫃」的情況。

「櫃父母」和一般父母一樣努力照料孩子成長，同時也順理成章地認為孩子和自己一樣也是異性戀者，預期孩子將來會和異性結婚生子，組織家庭。

社會對同性戀的接受度日漸提升，同志出櫃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同性戀者亦容易得到社會上的支援。但當「櫃父母」得悉孩子是同性戀者時，他們多年來教養的價值被徹底打破，同時將孩子有同性戀傾向一事隱藏，視之為家庭中最大的秘密。他們有苦自己知，難以開口向外尋求協助，同時社會上缺乏對「櫃父母」的支援。

當同志權益日漸被重視時，「櫃父母」的處境卻被社會忽略，期望這本小冊子能幫助同性戀父母面對當刻的困境，與子女共建超越立場，真實連繫的家人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