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

1997年7月1日凌晨，我在灣仔會展的大禮堂負責電台的新聞直播，見證香港回歸的歷史一刻，看著港英旗幟徐徐落下 ，中國和香港特區的旗幟緩緩升起，再想起之前在雨中垂下頭捧著英國旗離開港督府的彭定康，深深體會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轉眼四分之一個世紀便過去了，當初大家對前途的忐忑不安，今天彷彿漸漸成真，大家都見證著一國兩制由本來傾向兩制，逐漸加速、甚至超速邁向著重一國。當年不少人是因為擔心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移民，今時今日卻是因為親眼看到出了甚麼問題所以移民，怎不令人唏噓！

過去幾年不少人感到抑鬱、沮喪是因為他們在社會運動期間想很努力、甚至不惜一切「瞓身」想爭取香港在民主制度上有更大和更急的改變，結果卻適得其反，連本來已有的都失去。在疫情期間，不少本來以為有大好前景的行業，卻忽然變成重災區，本來興旺的生意也可以一夜之間直墮谷底，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更不幸的是不少店舖千辛萬苦捱過了三年疫情，卻在復常之後因為捱不住加租而最終倒閉，人生為甚麼總是充滿這麼多令人困惑的、不似我們預期的轉變呢？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近期在串流影片平台備受關注的紀錄片《以神之名》令人看後十分唏噓，一方面為被性侵、被騙財、甚至失去寶貴性命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感到憤怒和悲痛，另一方面，當看著那些自稱為神、是再來基督的教主，以及他們的狂熱追隨者，有時真的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竟然會對教主一些非常無理的要求，例如與他性交；奉獻愈多金錢便可以在教會坐得愈前、並且可以單獨與教主見面；吩咐家長和信徒用木棍「監生打死」一個被教主指為魔鬼的小孩子；大批信徒一起坐旅遊巴士到電視台打斷播出揭露該教會黑幕的記錄片並搶走有關影片；甚至在教主的惡行被揭露、被拘捕、坐牢、出獄之後，仍然會死心塌地相信教主是被人冤枉，以及再次接受上述的不合理要求，協助製造另一批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