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

樓價飆升是一個熨手的山芋，政府恐怕落藥太重，會重蹈八萬五的覆轍，被指責為樓價下跌的元兇，成為百多萬業主的公敵。若果不推出一些較明顯的措施，又恐怕那些一直望樓輕嘆，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中等收入人士（特別是年輕一輩）對政府的不滿程度不斷上升，引發更多社會矛盾。

世界盃上周開鑼，我們見識了特別飄的足球，特別吵耳的「嗚嗚吱拉」，於是爆冷很多，入球很少。除了馬會成為慣常的大贏家外，相信就只有獨家播放的電視台才有機會賺錢。馬會賺的，是傳統所謂的「偏財」，但有線賺的錢，被人痛罵得更厲害。

當大家還是爭論「起錨」或是「超錯」時，社關行動（特別是直接的服侍）是教會回應社會議題上，少有爭議的一環。面對今日的香港，到底教會和基督徒群體可以為社會作甚麼？如何去作？在坐言「起錨」，關心社會的事工上，筆者走訪了個別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看看在各種社會問題和回應行動上，教會可從甚麼做起，有甚麼可行出路？

經過勞工界多年爭取，立法會終於通過最低工資的法例。但香港社會貧富懸殊、以及政策上嚴重向大財團傾側的情況並未改變，要爭取更合理的「最低工資」和健康的工時，仍然有漫漫長路。

一群活躍示威抗爭、以行動表達聲音的青年，滿腔熱血。但凡青年都姓「激進」的嗎？如何理解愛「搞社關」的年青一代？牧者要關心他們所關心，討論他們所討論嗎？是鼓勵還是禁止？如何是好？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梁恩榮博士有一番見解……
 
 

先父喜歡閱報，自小我便有很多機會接觸《工商日報》和《快報》等右派報章，對時事一直很有興趣。此外，我亦十分喜歡看書，高中時看了《天讎》，一個文革時紅衛兵頭領的自述，深深受那大時代的悲劇所觸動，之後，透過《文革雜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以及許多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令我對中國的情懷越來越深。其後又看了大量與中國教會史有關的書籍，認真思索國家與教會的未來。
 

近年有人喜歡形容明光社和一些基督教團體為宗教右派，[1]以類比美國的基督教右派，初步產生了標籤效應，彷彿香港也存在一些意圖積極影響政府各方面政策；左右選舉；將基督教價值觀強加於他人的教會團體。
 

近十年來，本港大多教會失掉「講出真話」(Telling the Truth) 的勇氣，以致我們的「不一致性」成為了外界對教會的批判。筆者84年於神學院畢業，那時就九七問題，教會界有熱切的討論；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教會湧現要追求民主與人權的訴求。97年之後，教會不再熱衷民主與有關的討論，03年因基本法23條立法而湧現關注，接著有關的思考與討論不斷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