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過節方式

數月前無意中發現斐濟航空大減價，由奧克蘭來回東京機票只需900新西蘭元（折合約4,400港元），於是二話不說便馬上訂了一家人的機票，又難得航空公司容許乘客在斐濟停留，遂決定先在Nadi留一個晚上，之後再乘機前往東京。

臨出發前，我跟同事分享假期計劃，知道斐濟其實是新西蘭人熱門的渡假勝地。當知道我會逗留斐濟時，他們比我更興奮，指我們一定要到當地的渡假區出海浮潛和享受陽光海灘。可惜，家人希望預留最多時間在日本「食買玩」，因此她們只容許在Nadi留一晚。亦因為如此，我沒有安排任何行程前往遠離機場的旅遊區，而住宿安排亦貪方便訂了機場附近的民宿。

話明快閃遊，當然要把握時間。反正三個女兒寧願多睡一會亦不願外出走走，我惟有天一光便一個人由民宿步行30分鐘至Nadi市中心，了解當地市集售賣的東西，又逛逛超市了解新西蘭跟斐濟的物價差距，再從市中心各式各樣的餐廳中了解地道的飲食文化，希望藉此用短短數小時第一身感受在當地的生活，而不是透過其他觀光客的眼目看斐濟。

坦白講，斐濟物價比我想像中兩極，本地出產的肉食和菜蔬比新西蘭平（當然跟新西蘭一樣，肉價普遍比菜價平），但入口貨簡直是天價，在超市買細支裝可樂折合近30港元，而一盒在新西蘭賣30港元的Tip Top家庭裝雪糕，在斐濟竟然賣近80港元。

餐廳收費也如是，到埗第一晚簡簡單單在民宿附近酒店內的餐廳食晚餐，可以看出內裡顧客全是旅客，估計餐廳的收費較新西蘭同級餐廳貴20至30%。次日早上在Nadi市中心覓食，如在當地無冷氣的餐廳食一份普通的早餐，折合15至20港元就有交易。礙於天氣炎熱，我最終揀了一間有冷氣和有少少裝修的Cafe，一份普通西式早餐加上咖啡，盛惠50港元，性價比完勝只做遊客生意的餐廳。

短短數小時的「步兵」體驗，感受最深的莫過於當地人友善的待人態度。即使我們看來屬於另一個世界，但幾乎每一個路過見到我們的當地人，都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即使只是在商店或市集攤檔隨便望望，沒有實質意欲消費，但當地人一點也不介意，更會非常友善地跟我們交談。

更甚的是到埗後由機場行路到附近民宿時，剛巧與兩名年輕女生同路，她們看來害怕我們迷路，在短短路程中不斷問有否需要給我們帶路，更想主動幫忙推行李。那種由心而發的善意在她們骨子裡散發出來。

是次快閃斐濟之旅，讓我有機會跟太平洋島國居民簡單地接觸，當地人簡單且友善的舉動又再一次提醒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實可以很純粹。

或許受香港功利的文化薰陶太耐，習慣人與人之間有太多計算，即使偶遇好人好事，但身邊大多數的人傾向叫我用功利的角度推斷別人的動機。久而久之，每當跟陌生人，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觸時，總會有種無形的隔閡。

即使在新西蘭，跟從香港來的老移民交談，他們總會善意地提醒初到此處的香港移民避免到奧克蘭南區，因為那裡是太平洋島國移民的聚居地，品流複雜。久而久之，大家在未有跟島國人接觸過的情況下，總會跟初來的香港移民講同一番說話。

恐懼接觸或許源於我們的不同，但當我們深信世上不同膚色和不同階層的人都是上帝創造和所愛時，在多元文化的國家生活，總不能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不跟我們不同的人接觸。從來，人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其實熱浪是年年都會來訪美國一次，分別在於有多熱和多長，但2022年的熱浪卻來得特別早、特別熱、特別長，是移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熱得這麼厲害。究竟有多熱？從我們一家的生活日常可見一斑。

酷熱天氣下的「意外」

每次到超級市場買菜必定要特別早出門，希望盡量在上午9時前回家，情願與趕返工的人爭，也不願被太陽熱溶。每次早上做完農務或家居清潔維修等工作，都要沖凍水涼，雖然只是早上9時許，也嫌水不夠凍；這是我們來美這麼多年來罕有地大清早就要為自己降溫呢。因為天氣太熱，蟻兒們都徵用我們的家作避暑中心，正要在車房找瓶滅蟻藥水時，發現藥水的膠樽已熱溶了；這是一回罕見的「意外」。罕見事件不但在車房出現，還發生在屋內呢！我們本想把存放在近窗邊櫃內的花肥粉拿來用，怎料打開膠袋包裝，發現花肥粉因太熱溶化了變成糊狀。最罕見的還是發生在閣樓（attic）的意外——熱水爐是在閣樓裡的，其水箱的開關掣和連接柱都是膠製的，因為太熱溶化了連接柱，開關掣便脫落了更令水長流。水由天花流到牆身再到地氈，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我們從沒想過意外可以這樣發生的，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滑稽。

除了太熱，還有太乾旱。每年6月都總有一場大雨滋潤大自然，讓它好作準備迎接7、8月的旱季。雖然說是旱季，但間中總會有場大雨讓大家可以喘息一下。可是2022年由5月至8月，這裡足足有三個月都沒有下過一場正式的雨。每次天氣預告會落雨、打大雷、閃電、烏雲密佈，我們會馬上把家中所有大水桶都拿出來準備「裝水」，以為可以為一星期內多天超過華氏100度的酷熱降降溫，為大自然補補水，可是願望仍然落空，後來我們都不看天氣預告了。由於我們住於較偏北的地區，每次聽到別人的區域有場小雨，都會心生「嫉妒」。

前後園的草坪和園中的花和瓜果因為太熱，部份都焦死了；中午時需要為栽種的植物額外補水。在美國國慶節（Independence Day）那天，未天光就趁天氣不太熱時去了一次遠足，發現樹林裡原本翠綠的植物有些都枯乾了，甚至求生力強的野草也不能倖免。

熱浪下的供電壓力

近來有一種強烈的人類與大自然爭資源的感覺，大自然的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人類豈可任意調配和揮霍？本來可以開著大冷氣、沖多幾次凍水涼或淋多幾次房子的外牆，就可以降低「難頂」的高溫，可惜供電公司怕人人搶電用而增加原本已緊張的電力負荷，引致電力中斷和交通癱瘓等，故此，供電公司都要求大家於最熱時段（下午2時至9時）幫忙節約用電。另一方面，由於大旱，縣（county）政府都發出節約用水通告；也有政府部門呼籲和教育大眾如何節約用水。^[1] 可是，如果我們響應這些呼籲，就得捱熱；還要面對管理公司投訴令草皮焦死和日後需花錢花時間重鋪草皮，甚至被罰款。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就呼籲有需要人士到避暑中心、商場、公共圖書館避暑及教大家了解因炎熱天氣而引起的致命疾病。^[2] 畢竟炎熱高溫在全美國是與天氣相關而導致死亡的第一殺手。^[3]

多宗山火恰巧發生在熱浪期間，帶來了2022年最熱的溫度，^[4] 多處地方發生山火，如名勝Yosemite National Park，德州的Chalk Mountain等，均造成許多的生命和財物損失。炎熱高溫乾旱天氣的持續又增加了引發山火的風險，如是者不斷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是全球暖化？誰又是造成全球氣候轉變的始作俑者？

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指出減低與農業相關的甲烷排放量有助對抗氣候變化，由於農作業是甲烷排放主要來源，如能改善稻米耕作和飼養生畜的方法、致力減低人類對肉類的需求並選擇從植物中吸收蛋白質等等，都會有助達到《巴黎協定》的目標。^[5]

另外有團體指出科學界不少人士認為，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的14.5至16.5%，導致重大環境退化（如失去生物多樣性和森林砍伐等）。有關團體建議人們多些嘗試植物性食譜，減少人類對肉類、乳製品和蛋的需求。他們認為透過選用植物性膳食（plant-based eating），是最有效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之一，並能對個人健康和環境帶來多種好處，同時亦可顯著地減少動物在工廠化農場（factory farms）裡受苦的情況。^[6]

也有團體提出，在全美國的農業用地中，80%用於飼養動物和種植飼料，也有近一半的水在美國是用於飼養動物。而在工廠化農場中，擠滿了數以十億計的雞，火雞，豬和牛，無論在動物消化過程中，還是在數英畝的化糞池裡，都產生了大量甲烷。況且動物每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便需要投放一定的化石燃料（如石油和汽油，它們是造成氣候危機的主要氣體），而有關化石燃料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植物生產一卡路里蛋白質的11倍。^[7] 由此可見要付上很龐大的環境代價，才可以使市場的肉類供應充足，但換來的卻是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應如何取捨與平衡？

其實現在市場也有很多植物性（plant-based）食品和日用品，如洗頭水、護髮素、沖涼液、洗潔精、洗衣粉、衣物柔順劑、清潔用的百潔布和擦子、運動健將愛吃的蛋白質粉、牛奶和蛋、嬰兒紙尿片和濕紙巾、嬰兒配方奶粉等等。前陣子一家大型餐廳於全美國旗下的多間分店中，將植物肉香腸加進餐單裡，讓客人有多一些非肉類的選擇。新款香腸被命名為Impossible Sausage，每份含6克蛋白質，比一般香腸少45%卡路里和60%脂肪。^[8] 雖然新的營商手法一推出，在網絡招來不少負評，但亦有資料顯示，於2021年植物性食品的銷售額達74億美元，自2018年以來增長了54%，^[9] 這是否證明了植物性產品將會愈來愈在市場上佔優？也許仍有待更多數據證明。

植物性食品的確受一些人士歡迎，有團體就建議每週吃一餐植物性食物運動（Go Plant-Based Once A Week），^[10] 行動包括在一年內每週少吃一個漢堡包，並改為吃植物性食品（相等於汽車減少行駛320英里路程），整個家庭在一週內選一天不吃肉和芝士（相等於不開車五星期）。假如家家戶戶都樂意響應，把以食肉為主的膳食模式稍為調節一下的話，相信可以減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有助改善氣候變化的狀況。

當然除了膳食方面，還有用電量、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因素會導致氣候變化，^[11] 故此，我們都可從節省和善用能源方面著手，如考慮用車安排（以car pool方式外出、[12] 預先策劃行車路線減少開車次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選用綠色能源計劃（Green Energy Plan）及使用可再生能源、在許可情況下在屋頂裝太陽能電池板（solar panels）、在窗外加裝遮陽簾（solar screens）以降低室內的溫度等等。

其實只要多動腦筋，總不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去減緩氣候變化的情況，但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不嫌麻煩、願意為氣候變化出一點綿力？又有多少人重視（care）氣候變化的影響，願意成為持份者之一？

參考資料

“Take Action.” Earthday.org. https://www.earthday.org/actions/page/2/.

“Earth Day 2024.” Earthday.org. https://www.earthday.org/earth-day-2024/.

（原文於2022年8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提起壓力、焦慮、不安，你會聯想起甚麼事情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福爾摩斯和拉赫壓力量表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顧名思義，這心理測驗是用於衡量一個人受到壓力的程度，此測量表是由精神科醫師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雷赫（Richard Rahe ）於1967年研究而成的，他們檢查了五千多名病人，最後歸納出四十三種可能引起生活壓力的事件，例如離婚、家庭成員死亡、財務狀況出現變化……但你可能意想不到，其中一項會導致壓力、焦慮的事件是休假！

對於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來說，「休假構成壓力」好像是風涼說話，但事實確是如此。首先，現在通訊科技發達，即使休假期間，人在千里外，你可能仍然參加Zoom會議、回答電郵、處理工作、傳送文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鴨仔團」， 而是喜歡自由行，但自己安排行程、交通、節目，真的是大費周章，若果出現狀況，便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筆者正是屬於上述的兩種人，但我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我喜歡攝影，故此每次出門前都好像要行軍佈陣，我要配備超長鏡頭去拍攝野生動物，要攜帶廣角鏡去拍攝風景，又要用魚眼鏡去拍攝建築物，亦需要微距鏡去捕捉花卉和微小物件的風貌，還要預備林林總總的配套，包括了大小三腳架、濾色鏡、照明系統……

有時候機場安檢人員要求我將所有攝影器材由行李裡面拿出來逐一檢查，你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不方便。不消說，無論我到甚麼地方，滿身都是掛滿大包小包，有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好像是特種部隊的成員。」自己搞了那麼多「大龍鳳」，只是因為害怕錯過了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見到的良辰美景。

「害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將本來是令人神經鬆弛的休假變成了壓力的源頭，這概念是由行銷策略師赫爾曼（Dan Herman）於 2000 年提出來的，原本的意思是泛指錯失任何機會，隨後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稱這概念為「害怕錯過」，這類似中文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描述的狀況。社群媒體興起之後，這個詞通常用來描述在社群媒體中人們害怕錯失與人互動的機會。後來這概念延伸到旅行，這是形容旅客經常會因為在行程中遺漏了景點而感到焦慮，有時候旅行焦慮比工作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可能一生中只會到某地一遊，但在工作崗位中你會有第二次機會補救遺漏或者錯誤。

面對數量龐大的景點而難以取捨，再加上繁複準備的重擔，我當然會感到疲累不堪。有時候，我反而會因為別人為我做了決定而感到高興，也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逃避自由」，他認為，雖然一般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成為焦慮的根源， 於是乎，人們有時會試圖逃避選擇所帶來的責任。我經歷過很多次這種心理狀況，以下是幾個例子：

許多年前，我和太太參觀了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這是一座位於加州中央海岸的歷史建築，這座超級豪宅是出版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宅邸。在出發前我構思要採用甚麼器材和角度去取景，隨後知道赫斯特城堡是不准拍照的，我心想：「真好！他為我做了決定！」

兩年前，我和太太到阿拉斯加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原本是去卡特邁（Katmai）國家公園觀賞棕熊捕獵三文魚，但遊客只能夠乘坐小型飛機，才可以到達這偏遠地區。太太與我發生了爭論，她對乘坐小型飛機有點懼怕。幸好後來飛機師通知我們，因為天氣狀況欠佳，飛機不能起飛，我們當然無需要爭論下去，天氣為我們做了決定！

去年我們到夏威夷茂宜島旅行，其中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觀賞鯨魚之旅，出發時間是早上六點，在同一天我們原本又參加了一個觀星之旅，出發時間是下午，回程時間是半夜。在觀鯨之旅結束之後，我們互相嘆氣，說這將會是艱苦的一天，明早又要清晨起床，去追趕下一個節目。突然之間，觀星之旅的導賞員向我們發出短訊，說因為山頂大霧，所以必須取消節目。我們不但完全沒有掃興、失望的心情，而且感到如釋重負。再一次，造物主為我們下了決定！

慢條斯理和走馬看花是兩個極端，老生常談的說法當然是要取得平衡為佳，但這談何容易，每個人都會受到自己性格傾向的催逼，若果我不能自制的時候，那麼別人為我做決定也許是好事。有時候，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可能會重獲自由！失去了觀賞良辰美景的機會，也許是上帝給予我休息的機會！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去年7月，我們一家首次選擇了一個電力供應商的綠色能源計劃（Green Energy Plan），^[1] 計劃中的電費計算，每度電會比平日貴少許，但該供應商提供了50美元的回贈優惠，只要該月的用電量達到500 kWh或以上就可以從電費單中扣減50美元，且用戶每星期都會收到電郵通知，了解每週的用電量，這樣就能預計該月能否「達標」獲得回贈。

今年1 月因某些原因所以用電量特別的多，在月結前最後一次電郵通知中知道我們還差少少就可以獲得回贈，當時心裡想要不要「最後衝刺」、「多用一點電」，比如多洗兩機衫、多吸兩次塵……但最終都決定了以平常生活方式來用電，不想浪費能源。當時的想法是，以平常心應對，如果得到回贈便省了錢，得不到回贈其實也省了能源。結果1月份的用電量是499 kWh，差1度電就可以享有50美元的回贈，最後需要繳付約110美元的電費，是六個月來最高費用。

上星期收到「恭喜我們」的電郵通知，6月份可以獲得回贈。收到該電郵通知的第一個感覺不特別驚喜，因為每年5月下旬到9月底都會「熱到爆炸」，即使沒有特別調低冷氣的溫度設定也肯定能達標（我們夏天的冷氣設定溫度高於25.5°C，加上風扇的效果已很舒服，而且只是晚上幾個小時才開冷氣）。反之，當時心裡卻是有些「矛盾」，用戶消耗能源多了竟然值得恭喜、值得現金回贈！豈不是跟環保和綠色能源計劃之精神背道而馳？

最近我們也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環保消費模式，除了購買含植物成份（Plant-Based）的和可自然分解（biodegradable）的個人和家居清潔用品外，還盡量選擇「一加侖補充裝」。雖然補充裝沒有附上泵（pump），但可以重用過往儲起的膠樽和泵，將清潔劑注入到小的膠樽裡，都是一樣的方便好用，大瓶用完後還可以鎅開當作花盆或儲物之用呢！

在購買日用品時，我們會盡量選擇玻璃瓶或紙盒包裝。現時坊間已有很多「環保選項」，例如洗衣紙、洗碗紙等都是紙盒包裝，用時只需按衣物或碗碟的多少去取出一兩片來用，甚或撕開只用半片來洗幾件衣服或碗筷。個人衛生用品方面有牙線、牙膏、肥皂、洗頭膏、漱口餅等等，都備有環境友善設計或包裝（省卻大量的膠樽）供消費者選擇。

護膚護髮用品更有不同類型冷壓（cold pressed）的植物油，如：荷荷巴油（Jojoba Oil）護膚、蓖麻油（Castor Oil）護髮、茶樹油（Tea Tree Oil）防蚊蟲等等，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化學成份。這也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常用水開稀甘油和橄欖油來防止皮膚「爆拆」。

原來只要在網上搜尋鍵入可分解的（biodegradable）、可堆肥（compostable）的、環境友善的（eco-friendly），可持續的（sustainable）等等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購物新選擇。雖然這類環保產品價錢可能會貴一點，但若果多些人一起「發揮抉擇力量」，讓「地球之友」產品能在市場有一定的佔有率，便能引發更多環保產品推出市場，加上環保意識普及化，期望將來價格會更大眾化，讓更多經濟條件有限的人也可以響應環保。從另一角度看，「名牌」產品往往因為廣告費用及要增加豐厚利潤而把價錢大大地提高，相對來說「沒有品牌」的環保產品的價錢很多時還比「傳統名牌」便宜呢！

一向有提供會員特享翌日送貨服務的網店亞馬遜（Amazon），在送貸安排上也增加了環保選項，會員可以選擇若干天後才送貨（fewer boxes fewer trips），讓公司可以儲多一些該區的訂單才送貨，或讓顧客選擇自行到附近的店舖提貨。此外，亞馬遜同時也轉用了物料「較薄的」紙盒、紙信封袋、膠袋和氣泡膠袋，而店舖內亦有氣泡膠袋回收安排。

近年去歐洲旅遊探親，發現航空公司或餐飲店已改用了木、竹或紙製的餐具，它們亦頗為耐用，我們還保留了一些回家繼續用。此外，在超級市場買樽裝飲料可以「回樽」，憑空樽取回歐元一毫；這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在「士多」買鮮奶可按樽的日子。導遊說那邊的流浪漢喜歡拾飲品膠樽，因為它比紙皮值錢，且在超市換錢後還可以即時購買食物。我們入住的青年旅舍大堂更放置一個大籃用來收集住客用後的飲品膠樽，若作為該天值班員工的「打賞」也相當可觀呢！

農曆新年時收到朋友送的一個元寶狀的人工肥皂，是她的朋友自製的，環保美觀，可以送禮自用和在朋友圈內發售賺點外快。有朋友每次到唐人街午飯總會自備飯盒「打包」，他們說除了可以減少使用發泡膠外，老闆娘通常會因此而「加碼」，加大食物的份量。若再瘋狂（crazy）或創新（creative）一點，相信還可以激發更多環保生活日常的「好點子」。

我們每次在唐人街吃午飯總會點一杯港式凍奶茶（轉為煉奶，其實是「茶走」）來懷舊一番，但由於味道太濃，不能一次喝完，所以會自備保溫瓶作打包之用，希望環保一點省一隻發泡膠杯。怎料一位90後侍應生一看見我們已自備保溫瓶，便說：「不如我直接把凍奶茶倒在你的保溫瓶內，但你的保溫瓶太大，我們不會盛滿給你！」其實她的提議很不錯，可以省了洗盛奶茶的玻璃杯；但她的環保「情操」卻不及那「加碼」給自備飯盒客人的老闆娘。其實醉翁之意豈在乎那「少少著數」，我們這上一代人為環保多出一點力只是想減慢氣候變化的速度，為下一代人留下「比較無咁差嘅」生存環境。

筆者近來辭退了台灣教會的工作，有時間和空間回香港一趟。回到香港，一落飛機，已經感到很親切。因為熟悉的粵語、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事物。回香港前，在台灣很多的人都會問筆者：會否回香港工作？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International City，香港的工資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香港有筆者熟悉的語言、朋友、教會和家人等等。台灣食物消費按比例是比香港高，台灣買菜都比香港貴，而台灣的工資比香港少3至4倍，筆者台語又不好，台灣教會中又很少青年人（多數都是長者），教會也開始萎縮，事業發展有點難，與其在台灣面對文化差異，那回香港不是更好嗎？就算連筆者的丈夫，也是有這樣跟筆者討論過。

當然從經濟及前景來說，堅持以外國人的身份留在台灣的確是不合常理doesn’t make sense。沒有人會選擇這種既不合常理又反常的事，根本都「冇著數」（粵語指沒有利益的意思）。在此，筆者都覺得有時自己真是有點傻勁，十分阿Q精神。然而，筆者卻很清楚一件事情，上帝對筆者一家的帶領是肯定的，因著信神的存在，每一個的行動都會有改變，在人的眼光看為不合常理、反常的事，在神的角度卻是有祝福的。我們每個決定都應該假設神的存在，就算只是選擇去或留，選擇中有沒有假設神的存在，也是牽涉到真正敬拜神的生活。不是祈禱祈五小時，而是每個決定都有神的同在，以神為神的生活Let God be God，相信神的同在。而這個相信神同在的選擇可以是說「完全沒有著數」，沒有好處的。

在這裡筆者想起路得記一章16至17節，這也是有關「選擇」的課題，而路得的選擇又是不合常理的。這卷書一開始說到以利米勒選擇離開伯利恆，到最後拿俄米選擇返回伯利恆；而拿俄米的其中一個兒婦俄珥巴選擇留在摩押，路得卻選擇跟隨拿俄米歸回伯利恆。故事中有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也有人的選擇看似不理性、不合乎常理的，這些人的選擇都帶來不同的結果。信徒的人生中都會經歷很多的「選擇」，也會用「理性」來作出選擇。其實，我們知道路得的決定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她是放棄將來再次結婚的可能性，放棄對親族、家人、朋友及出生地摩押的歸屬感或熟悉感，甚至是放棄所有有形的及無形的希望及安全感。俄珥巴選擇了可見的將來。而路得則把這一切拋在腦後，看作不重要，並相信那位與她同在的神、選擇那位賜她應許的神。

伯利恆是應許之地，是救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地，而摩押則恰恰相反，是遠離神之地。因此，要決定的其實是選擇回歸基督或是遠離基督。路得的選擇可說是完全「冇著數」，她跟隨拿俄米到伯利恆其實是要面對做乞丐（拾麥穗）的處境，她是要面對以色列人對她這個外邦人的議論或不接納，她甚至可能有語言的障礙。但她相信選擇基督才是盼望的同在，就是這樣她才改變了歷史。應該說：不是她改變歷史，是神透過她的選擇改變歷史，有她才有大衛王、有她才有耶穌，她是出現在耶穌基督家譜內的四位女性之一。只因她相信神的同在，她願意順服，神使用她的選擇改變了歷史。有時，信徒只有付出高昂代價回歸基督，才能在空虛的世界中找到希望，看見基督、被基督使用改變歷史。

筆者思想到選擇留在台灣的決定，很大原因是因為神的同在和丈夫的所在。在人的理性來說，筆者要選擇放棄工作和預測不到的將來、有語言的障礙、甚至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做乞丐，甚至乎存在更多的傷害或不能預測的關係時，是應當如何抉擇？台灣人都建議筆者回香港去，因為有大好前途，可以有無限可能，不值得為一棵樹放棄整片森林。在人的理性衡量上的確是如此。不過，今天神讓筆者看到路得記一章的經文時，筆者覺得自己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而是筆者相信應當堅持自己的崗位及家庭的見證，因為筆者深信神帶領自己與丈夫兩個不同地區的人，在時間的洪流中相遇，帶領筆者到台灣，必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可能筆者的人生只是像路得一樣煮飯、洗衫、拾麥穗，做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但筆者仍相信每一件的事情都有神的同在，神能夠進入歷史、創造歷史和改變歷史，只要我們願意順服神和相信那位願意與人同在的神。求主幫助我們，無論我們必須拋下甚麼，我們都要歸向祢，並相信祢豐盛的應許。

我和師母5月8日返回香港述職，至今已四個多星期，但仍在克服時差的問題。不知道是否因掛念圖盧茲而有時差，或是倒轉。李白以三千丈白髮來說自己的離愁；我也有，但處境和心境有很大區別，因為我們多有功成身退之感，對圖城、巴黎或奧爾良（Orlean），都覺得回應了須做的。

我這次體會到宣教學其中一課，當中講述如何處理別離。這不是純粹指離愁別緒，而更多是講如何作恰當的放下責任、交代工作。從去年9月由港返圖盧茲前，已經和我的差會有默契，會在今年1月份就結束在圖城的事工，因要為未來宣教工場籌備及鋪排，所以返圖城後，就開始先交下部分行政工作，然後步向劃個完美句號的目標，但在實踐中我衡量處境後，改為3月初才結束工作，3至4月去了三次巴黎以支援有需要的教會，也去了一趟泰澤（Tazie）靜修，5月初才返港。

圖城小組雖暫未能註冊成為教會，但是會章初稿、核心成員及行政財政系統算是初步建立了，對成立教會的異象及對教會的期望也有作溝通，又得到法語教會提供聚會場地，但能否切實執行成立教會，就有待各成員一起努力達成。

我這金齡多病的宣教人，自忖餘生短促，拿一兩年出來不是易事，既要有差會肯接受，又要籌得足夠生活費始合乎差會的條件，勞師動眾，兼且要用讀書方式才取得逐年居留簽證去一趟宣教。而在陌生的國度，不懂當地語言文化，舉步維艱，就如在香港只需半小時就能辧妥的網絡服務申請，在當地可以用上三個月仍弄得很糟。夫婦兩人又在此期間染過新冠疫症，頭半年既要做許多申請手續，又要上課和交功課，又要安頓生活，又要事奉，又要設法延續在香港要做的例行醫療檢查，過程並不容易。常感到千頭萬緒，那種缺乏支援的徬徨和焦慮不易面對，及後又經歷寄失必需藥物的驚嚇、被搶刧的驚悚等，只能積極學習隨遇而安。

圖城弟兄姊妹人少，資源不足，但用半年慢慢建立關係後，卻能得到他們窩心的鼓勵和愛護，使我們對這趟宣教，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和寶貴的情誼。由於我們已經不能繼續用學生簽證申請居留，若要繼續歐陸的宣教，最大可能是用居英權給我們的權利，更按主給我們的機會，也需要巴黎或其他城市華人教會或團契小組發出的邀請，才能繼續宣教。

現在估計要9月才能再出發。目前在港這幾個月要完成差會及堂會的述職分享，各項醫療跟進，處理家人事務和賣掉房子，並希望完成功課可向教授作較好的交代。求主幫助我們用平靜的心靈和力量去解決各種問題，並能憑信靠主恩夠用的信心，去妥善安排在英國落腳的事情。

我的白髮正在交替的加長和脫落，小信的我要信靠主會帶領一切。過去多次的宣教挫折、曾使我想放棄宣教的方向，覺得自己不適合宣教，還是告老還鄉罷了。金齡宣教口號易講，實踐起來不易，擔憂會令情況變得更糟。但這樣的灰心並未熄滅我的心志，沒想到先有差會的鼓勵，崇拜中唱了《主的妙愛》，又有弟兄出其不意向我提起《無名的傳道者》這首歌，令我像不認主的彼得那樣（約二十一15-19），重拾使命的動力，讓我們在端午節中反省愛天國委身事主的情懷。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在知識上，美國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一方面，美國人囊括諾貝爾獎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亦一直遙遙領先；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科學、數學、地理、時事測驗中的得分卻低於其他國家的公民。2018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1%美國成年人沒有聽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2%的千禧世代對此歷史慘劇一無所知。超過 50%受訪者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出自華盛頓或者奧巴馬，其實這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知道美國革命發生在哪個世紀，一半受訪者以為南北戰爭、《解放奴隸宣言》、1812年戰爭發生在美國獨立之前。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一年之後又廢除了聯防條約。但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21%美國人知道現在美國與台灣沒有國防協議。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儘管英國脫歐的新聞在當時是鋪天蓋地，但2022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48%）知道英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成員。

你可能會說：「這只是一般人，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應該不會這樣無知吧！」大約10年前，美國受託人和校友理事會 （ACTA）委託一間研究公​​司調查大學畢業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結果令人非常失望，例如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無法將美國內戰的年份放在正確時間的20年之內。你或者會說：「美國大學的質素參差不齊，名牌大學畢業生的程度應該比較高吧！」該組織委託另一家研究公司對美國最頂尖五十所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樣是令人驚訝，例如只有22%的學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源自林肯總統的一次演講。

可能你會這樣說：「民眾無知並不打緊，若果國家領導人能夠掌握資訊，並且高瞻遠矚，那麼國家仍然可以運作和向前發展。」遺憾的是，有些美國總統的無知已經鬧出了笑話。1976 年總統大選期間，福特總統與對手卡特辯論，福特宣稱：「蘇聯不會控制東歐，在福特政府的領導下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番說話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已經控制了東歐。福特後來澄清說，他的意思是東歐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並沒有被蘇聯壓垮，他並不是說蘇聯沒有真正控制該地區，我覺得這似乎是馬後炮。

2017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家報》記者齊托（Salena Zito）採訪時表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有能力阻止美國內戰。但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爆發前的16年已經去世。此外，根據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所說，特朗普曾問他的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份，這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地理知識。

健康的民主依賴公民及政治人物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兩者皆是知識貧乏時，他們可能會根據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信息而做出具有危害性的決定。筆者已經觀察了這個現象與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年，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無知，坦白說，我對很多東西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糊里糊塗，當遇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和無法勝任的事情時，我會閉口不言和找人幫忙。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或者這是對無知的無知。

舉例說，當筆者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和我爭辯中國歷史，他是統計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家，但他辯論起來卻振振有詞。他當然錯漏百出，我心想：「為甚麼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會比我多呢？」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所以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很多年前我在某大學擔任研究部門主任，上司要求我要跟幾個資訊科技單位的主管合作，推行一個研究計劃。在開會之前，我以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為研究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但在開會的時候，所有人對研究設計指手畫腳，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半篇研究論文，我忍不住說：「我不會指導你怎樣去安裝伺服器、如何去編寫程式，在這裡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為甚麼我們不專注於自己的拿手好戲呢？」最後這研究計劃無疾而終。

並不是人人都需要萬事通，其實，我們只需要找尋和信任有知識的人，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有這種洞見，他在《屈原列傳》中寫道：「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但司馬遷慨嘆這並不經常發生，相反，亡國破家卻屢見不鮮。

最近，在崇拜中，講員插播了一小段《只有情永在》[1]，這首歌既能配合當天的主題，亦能引起會眾一定的共鳴，妙絕！當然，有誰共鳴？應該也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有著相近成長背景的人。這首1986年的流行曲，在38年後的今天，身在異國聽到，更給人平添點點的鄉愁。

隨後，思想著一個人如何保持「只有情永在」？拒絕忘記，或許是一個要素，但這個方法略嫌有點被動。「每天愛你多一些」[2] 似乎是較為積極，能維持「情永在」的方法。

「無求甚麼 無尋甚麼……平凡亦可 平淡亦可……名是甚麼 財是甚麼……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那懼明天風高路斜。」如此浪漫的歌詞，感動著萬千愛侶，牽動著人心深處的渴望：如果有一個能如此愛我的人就好了！但卻未曾想過，自己如何成為一個如此去「愛」的一個人？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若認真地細想，不一定是浪漫，反而是有點吃力、費勁，需要堅持、警醒才可以稍稍做到。

2018年年底，筆者一家旅居台灣，打算逗留數月半載，就預備出發到宣教工場，豈料「滯留」在台三年零十個月。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劇變，隨後，又受世紀疫症所打擊。感受置身其中的朋友和家人的艱難、困苦，尤其是教會、牧者、信徒，他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及壓力：開門給人一杯涼水？走近與受壓者同行？遵循上帝的公義？以上帝的憐憫，安撫受傷的心靈？還是，繼續追求內裡的「平靜安穩」，以「超凡脫俗」的眼光，旁觀「民間疾苦」？在神聖的圍牆內，單單享受與上帝的親密，卻充耳不聞困乏者在外的呼喊及呻吟？疫情中，封城、隔離成了生活的常態，基督的跟隨者又如何突破冷漠的世情，藉著基督的愛走近他者，叫人得見上帝的恩手，感受溫暖和接納？想不透，若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如何抉擇、取捨委實不容易。

人身在外，未能與親人、朋友並肩同行，故其時，向上帝立志每天提名為所認識的牧者、朋友、家人禱告。由與自己較親近的教會作開始，[3] 為教牧及他們的家人、執事們與事奉人員祈禱；為建道的同學、宣教士禱告；把認識分散在不同國度的牧者、老師、宣教機構，放到上帝面前；祈求伴我成長的教牧同道們，能事奉得力；[4] 希望關心小組的同學一切安好；一直與我們一家同行的朋友們，他們的壓力、困難，深信上主能看見；還有，我和太太的父母、姐弟、子侄……算著算著，也超過一百多人。當然，人多並不會構成禱告上的困難，反之是每天，在有限的資訊、沒有具體的代禱內容下，只能提及各人的名字，不確知他們實質的需要，只願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但要堅持並不容易。

快五年，經歷過火熱祈求，後漸趨冷淡；徘徊於想起與遺忘之間；想過放棄對上主的承諾，回到個人的日常……到今天，竟成為了習慣。「當愛變成習慣」[5]  是好？是壞？「情永在」就是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上，能「愛你」「多一些」大概也離不開「堅持」，把「愛」成為「習慣」：「但長夜  我總想到日後  願長夜  愛終不再溜走。」算是歌曲中給人一絲絲的盼望。

在離開逗留逾年半圖盧茲Toulouse返港前，會合了五位香港來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去了泰澤（Taizé）一趟。在唱詩禱告中與這首歌偶遇，也被它安慰了。在泰澤詩集155首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英文翻譯的歌詞如下：

“Take everything from me that keeps me from you. Give everything to me that brings me near to you. Living God, take me away from myself and give me completely to you.” [1]

默想這歌時，我的禱告如歌詞：我的生命並我所擁有的恩賜經驗，雖並不怎麼寶貴，但是仍然給我一些安全感，也會使我疏遠了上主，求主給我一些使我能親近主的事物，求主使我成為完全屬於主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為自己所期待而活，是應該的，但我覺得這不足夠。我是誰？我擁有的都是別人給我的，恩人很多，更有恩主，我知我不配得這麼多，但是既然給了我，我要用得其所，沒有人有權勉強我必須要給他，我卻有權給應給的對象。我有這計算的責任。誰值得我付出整個的我？只有救我佑我的神。生命雖到了風燭殘年，但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我看來，歲月愈來愈少，也愈來愈寶貴，要好好計算使用，不要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60歲後我看自己是心肝病人蒙恩倖存者，這個心態鞭策我今天的事奉。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都希望你為他完成他想要你完成的，使他得功名，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別人死活他不放在心上，他們只是他得成就的工具。而我認為只有上主才是我該投效的。祂不是利用我，卻是成就我。而我願給主使用去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人和事。

在泰澤敬拜禱告期間，看到最前排一個修士坐下，我在他後面看不到他的頭，後來他們退席時我才見到他的頭幾乎枕在他所推的助行輪椅上，他這樣步行，每日三次在殿內這樣服侍主。求主給我知所進退以決定未來事奉方向。

求主賜福將要離開的圖盧茲城的弟兄姊妹。感謝主有他們同行同工，給我們刻骨銘心的印象和回憶，謝謝差會及差遣教會及支持教會並無數支持者的關愛。這些都不是我們配得的。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