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何求

甚麼是burnout（耗盡）？根據英文詞典，burnout這名詞用在物件上時，可以指到引擎等因過熱而出現故障；用在人身上時，意思則是指人們由於工作過勞、長期受壓、感到沮喪而導致體力、情緒或動力耗盡。[1] 一個關注精神健康的網頁指：「耗盡是一種因過度和長期壓力而導致情緒、身體和精神疲憊的狀態。當人感到不知所措、情緒耗竭、無法滿足持續的需求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隨著壓力的持續，人開始失去最初讓人承擔某種角色的興趣和動力。」[2] 當人的精力耗盡，自不然會降低其生產力，並且感到愈來愈無助、絕望、憤世嫉俗和怨恨，以及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貢獻。耗盡不但會損耗人的精神意志，也會損害人的身體健康，使人容易患上感冒和流感等疾病。[3] 簡單來說，若然一個人長期承受過多的壓力，便會出現耗盡的情況，這不但影響工作能力，身心靈健康也會出現問題。

生活上的每一個層面都有機會讓人身心靈耗盡，不要以為在家照顧家人、在工作埸所日以繼夜工作，才會讓人耗盡，即使是社交，也可以消耗人的體力、精力及動力。[4] 雖然burnout可譯作「倦怠」或「過勞」，但譯作「耗盡」或「耗竭」似乎更傳神，因它們能描述人長期在各方壓力之下累垮，以致失去「能量」而必須停下來，就如「噴射發動機或火箭發動機停止運作」一樣。[5]

人有機會在工作中耗盡，信徒也有機會在教會事奉中耗盡，即使教牧同工回應神的呼召，以實踐使命來事奉，但他們也有機會出現耗盡，而耗盡的教牧同工，近幾年比以往都來得多。根據美國福音派研究調查機構Barna Group在2021年11月發佈的調查結果，2021年1月，有29%的教牧曾經認真考慮辭去全職事奉，到了同年10月，百分比更增至38%。在想要辭職的牧者中，45歲以下的牧者佔了46%，45歲或以上的牧師佔34%。[6] 到了2022年9月，Barna Group的同類型調查顯示，41%的教牧曾認真考慮過想離開全職事奉崗位。[7] 牧者想要離場，或者因過往幾年面對新冠疫情而弄得身心靈耗盡。[8] 2022年，當教牧被問及身心靈等健康狀況時，結果與五年前相比，各方面都每況愈下：靈性方面，2015年有37%受訪教牧認為自己的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4%；體能方面，2015年有24%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9%；精神和情緒方面，2015年有39%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1%；生活質數方面，2015年有42%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8%。[9]

即使沒有疫情，事奉壓力本來便無分國界及銜頭，上至牧師下至信徒，或多或少都會因在事奉中面對數不清的挑戰而弄得身心疲累，甚至身心靈耗盡。有些人或會選擇離開自己平時參與的教會，轉移參與其他教會聚會，將自己隱藏於人群之中，待休養生息，回復精力之後再整裝待發；有的卻選擇不再參與事奉，只想做一個返教會參加崇拜的信徒，對事奉心生畏懼，從此不敢踏上事奉之路；有的甚至把整個事奉中所承受的壓力或不愉快的經歷都視作神的「錯」，入了神的數，當初儘管火熱事奉領人歸主，到頭來自己卻不想再踏入教會。

選擇從此不事奉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事奉，這裡說的並非只是帶領性的事奉，而是泛指不同形式的事奉。事奉本身是身為神兒女享有的一份殊榮，雖然神愛全世界的人，基督為所有人釘在十字架上，但卻只有那些相信祂及接受祂的人才能得救（約三16-18），之後才有權柄成為神的兒女（約一12）、遷入神愛子的國裡（西一13），在神國的兒女，聖靈會親自賜給眾兒女不同的恩賜，讓彼此得著益處（林前十二4-11），建立自己以及建立他人。

既然神賜人事奉的能力，事奉可以彼此建立，為何有些人最後還是決定不再事奉？不事奉的原因有很多，撇除可能因著自身的軟弱或被教會管教需要暫時停止事奉，主要或許是因為需要兼顧的人或事太多，人是有「肉體」的，時間、體力及精力有限，即使想要認真回應神的呼召，現實的種種狀況卻教人卻步，尤其是那些站在帶領崗位上的牧者或信徒領袖，他們要求自己或被要求成為教會中的強人或英雄，強人做事既有效能及效率，又可以超時工作、應付超額的工作量、可以有能力獨自管理教會的工作，以及帶領教會成長及走向成功，但其實這些都是不健康的期望，某些教會流行著的所謂的「強人理論」，迫使牧者或信徒領袖出現精疲力盡、孤立無援，以及心力交瘁的狀況。[10]

要避免牧者或信徒領袖為了滿足成為強人的期望，最終令他們耗盡辭職或隱退，當事人及教會都必須意識到，人們毋須把教牧或信徒領袖訓練成無所不能的強者，亦不能無止境地增加「強者」工作，事奉者是教會寶貴的資源，而教會的使命永遠無法透過一位或少數牧者來實現，教會是屬於大家的。強者需要其他人協助處理，即使是帶領性或講道的事工，只要教會的制度許可，可以考慮有良好的品行及相關恩賜（提前三8-13），以及有心志有生命有同一異象的弟兄姊妹分擔有關的事奉。[11]

當有其他人相助，分擔工作，這固然是好事，不過事奉者或會出現另一種心理或精神壓力——比較。例如「他／她比我做得更好更有果效，神使用他／她代替我了嗎？眾人喜愛他／她多於喜愛我嗎？」若然事奉者的腦海時不時上演這類的小劇場，很容易便會陷入內耗。[12]

另一種讓事奉者耗盡的情況，與「生命」不似預期有關，這裡指的是被牧養者的生命。教牧、信徒領袖或組長勞心勞力照顧及指導一群羊，他們有的會漸漸成長，但肯定也有一些會反反覆覆在自己的問題上兜圈，有的抱怨事奉者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有的甚或公然挑戰事奉者的權威及地位，事奉者若傾向代入會友的處境，把問題歸咎於自己，又或是對他人的責備或反叛無法釋懷，難免感到沮喪、惱怒、苦毒，時間一久，若得不到支援，情緒無法紓緩，耗盡在所難免。[13]

上述事奉者耗盡的情況，摩西在帶領以色列人的過程中，幾乎都一一經歷過。繁重的工作量壓得他透不過氣來，面對他們頻繁的抱怨（出十五22-24，十六2-3，十七1-4；民十一4-10上），親人出於嫉妒而來的言語攻擊（民十二1-2），以及被群眾中的首領公然反抗（民十六1-3）。摩西也曾出現過耗盡，想要放棄事奉的時候，但因著神的介入，他才能繼續走下去。

摩西甚至曾向神求死，以表達他實在擔當不了管理以色列人的重擔（民十一14-15）。管理以色列人的確不容易，以色列人在曠野中不是投訴這個便是抱怨那個，他們想要吃肉的哀哭聲最終除了惹怒了神，也使摩西不高興（民十一4-13）。或許有些事奉者以為神呼召自己去完成某事，自己便要獨力去完成，其實不用如此想，當神揀選領袖做又大又難的事時，祂不但會賜下能力，也會差派人幫助這個被揀選的領袖，就如神後來吩咐摩西聚集70位長老，以助他減輕工作壓力（民十一16-17）。就算人無法承擔，有需要時，只要呼求神，神總會出手相助祂所揀選的人。摩西是難能可貴的領袖，他不喜歡與人競爭，也樂於看見神把賜給他的靈分給其他人，好教更多人被神興起，為神所用（民十一16-17、24-29）。

摩西有如此氣量，也許是他天生如此，也有可能是出於他與神有親密無比的關係，人只要把安全感建立在神身上，認定事奉對象是神而不是事工，才可以問心無愧，放下爭競之心，毋須用事工的成果衡量自己的價值。還有，只要人能信靠神的大能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時，才能謙卑帶領他人前行，以色列人跪拜金牛犢把神惹怒，神一怒之下稱這班以色列人為摩西的人民，並且打算全數滅絕這班背叛者，之後再興起摩西成為大國（出三十二7-10），摩西卻清楚知道這班人民並不是屬於他，而是屬於神的，即使神藉著他行過多少神蹟，真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神自己，他要的不是自己的家族興旺，而是他始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增多，領受神的應許及祝福（出三十二11-13）。

摩西不爭不搶，沒有緊握手中的權或「事工」，他只是忠於神，聽命於祂，做好神所交付給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求神的同在，希望神與他同工，否則他寧願放棄（出三十三12-15）。即使神與摩西一起，事奉過程仍有諸多艱難，但神卻會為他主持公道（民十二1-9）。

坊間流傳著這些說法：「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氣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如果在談事奉的路上要避免耗盡，又或者在耗盡之後如何重新振作，或許最貼切的說法是「心態，決定你的事奉。」除了不必成為強者、毋須與他人比較，要學習與神同行外，還要正確地認識神，認識祂如何愛你，你的身心靈比事工來得重要，你殷勤事奉祂，祂更想你抽空與祂傾談，祂想你親自告訴祂好不好，累不累，祂想你知道，你是祂的兒女而不是僱工。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2023年12月2日，筆者應邀在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的一次活動中發表一場關於數據科學的演講，我向組織建議，除我之外，大會還應該邀請另一位講者討論另一個題目，這樣內容就可以更為多樣化。起初主辦單位邀請了加州大學一位女教授，但她拒絕了邀約，跟著該組織轉而邀請另一位在同一題目上也是專家的男教授，幸好他欣然接受。可是，在活動舉行前幾天，突然有另一位女教授聯繫大會，質疑為甚麼演講者全都是男性，而沒有女性，她表示關注該組織是否奉行多元化政策。

於是乎委員會商討如何回應這項挑戰，委員會告訴她，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有許多女性委員，而且，一開始我們確實邀請了一位女教授做講員，但她婉拒了。我還回覆說，雖然我是男性，但我是亞裔美國人，不是白人，由此可見，該組織確實尊重多元化。

坦白説，我對這種政治正確性已經很不耐煩，往往這種多元化變成了對人吹毛求疵，對自己則諸多藉口。最近不少美國大學因著以巴戰爭而爆發了一連串反猶太言論和行動，包括叫囂「殺光猶太人」，但大學當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2023年12月5日，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在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作證，議員要求她們解釋為何無所作為，她們只是支吾以對。隨後賓州大學校長馬吉爾（ Liz Magill ） 在強大壓力下辭職。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關於以巴衝突，我只是想帶出一點：這三所名校的校長都是女性，但為甚麼沒有人質疑當中的性別是清一色呢？

聖誕假期期間，我和妻子去遊輪度假，我們不經意地討論起聖誕老人會否有一天被指控缺乏多元化。郵輪公司安排了工作人員扮演聖誕老人，去陪伴乘客拍照。正如你所料，那位聖誕老人的外表非常典型：一個老胖子。

我跟太太開玩笑地說：「這真是一份優差！他只需要坐下來跟人拍照，我可以應徴做聖誕老人。」太太冷冷地回應：「你的身形不夠健碩。」我賭氣地回答：「他們不尊重多樣性，為甚麼聖誕老人一定是個胖子？ 這是體形歧視！他們應該聘請至少三種尺碼的聖誕老人：大、中、小。」

説實話，聖誕老人的形象沒有必要是身形龐大的，聖誕老人源於古羅馬、英國、美國的傳統以及其他民間傳說。主後第四世紀，聖尼古拉斯出任羅馬帝國利西亞地區（今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主教，聖尼古拉斯以對窮人慷慨解囊而聞名，據說曾經有一個父親要強逼自己三個女兒去賣淫，連續三個晚上聖尼古拉斯從這家人的窗戶扔入一袋金幣，從而解救了三名女孩，人們相信種雪中送炭的聖尼古拉斯就是聖誕老人的原型。然而，根據歷代描繪聖尼古拉斯的畫像，他是一個瘦子，他的模樣和現代的聖誕老人大相逕庭。

聖誕老人的另一個來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聖誕爸爸」（Father Christmas），本來聖誕爸爸的外表並沒有定形，1843年約翰．里奇（John Leech）為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繪製了一幅聖誕爸爸的插圖，在插圖中，聖誕爸爸也是一個瘦弱的人，他穿著的毛皮外套是綠色的，而不是今天聖誕老人的紅色大衣。

隨著歲月的流逝，聖誕老人逐漸變成了一個穿紅袍的胖子，最早奠定聖誕老人現代形象的藝術家是德裔美國漫畫家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1863 年在《哈潑周刊》（Harper Weekly）中，納斯特將聖誕老人描繪成一個穿著美國國旗的胖子。

綜合以上的歷史，聖誕老人本來不是肥人，聖誕老人的現代形象是文化壟斷的結果。基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原則，我絕對有資格扮演聖誕老人！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孩子們，我們愛弟兄，不要在言語和舌頭上，而要在行動和真理上。（約翰壹書3:18《環球聖經譯本》）

「劇場」不單有其藝術的可觀性，也可讓人參與其中，讓個人或特定群體聚在一起，實務地成為可供人介入，提供溝通、發展、賦權與表達等方式的平台；帶有教育及讓參與者「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功能；可以稱這類劇場為「應用劇場」。筆者剛修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於學習戲劇教育的過程中，認識及參與製作過一些應用劇場。希望藉此文章分享及介紹部分應用劇場的特點，並提供實例，讓更多人將「應用戲劇」變成交流、體驗及生命教育的工具。

相信不少人把「戲劇」理解為「演戲」，即是在電視、電影及舞台才發生的虛構故事，似乎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有某程度上的距離。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命中有不少故事充滿戲劇性；而聖經也有很多故事、場景，教導人應用於現代生活中，也絶不過時。

打破「第四面牆」

在傳統劇場中，演員於台上鏡框式三面舞台中演釋故事，他們要假裝沒看見前面的觀眾，而觀眾亦只能觀看台上發生的事，不能介入或改變。若觀眾能打破隔著觀眾與舞台演員中間的「牆」，走入故事面對困境，有機會作反思、行動及回應；甚至可嘗試改變劇中一些狀況或給予援手，相信其體驗和感受也不同。如能互相分享及聆聽，「戲劇」不再只是娛樂、要觀眾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一種手法，可被應用，成為群眾參與及互動學習的場景，是用作交流經驗及結合群眾智慧的地方。觀眾不再只是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被賦權發聲，有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過，「應用劇場」這名稱只是一把大傘子，在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形式，如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過程劇、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形式。以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在香港已經於社區、教會及學校被應用的劇種，大家日後可以多加留意及參與。

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不少應用劇場佈景相當輕便，在社區中隨便搭起簡單設置，就可成為劇場；街坊到來坐下，就可參與其中，「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有幾張椅子、一些顏色布匹及簡單的樂器，加入一群善於聆聽及即興的演員，就能組成團隊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大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會邀請觀眾分享自己對該「主題」的感受，以至一些相關的故事，演員們及樂師會即興演出分享者的感受或故事，當禮物送給他們。當觀眾分享及聆聽，慢慢便形成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氛圍，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的故事能立即被演員演繹出來，感到相當奇妙，有被人理解及被安慰之感；所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深受喜愛。有基督教團體提供了一人一故事劇場訓練，培訓演員服事社區。他們最近於觀塘海濱公園演出，筆者有幸成為當中一員，聆聽觀眾分享的故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劇場可以用作討論的平台，論壇劇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被壓迫者劇場」的其中一種形式。由演員在研究被壓迫者的處境後演出或由被壓迫者親自演繹，呈現他們面對的困境。

這劇場特別之處是觀看的參與者不單是觀眾，而是「觀演員」(Spect-actors)：既是事件的「觀察者」，透過丑客(Joker)的帶領，一起討論幫助劇中主角改善現況的策略，並有機會走入舞台成為「演員」。當劇情重演時，觀演員於舞台中可替代劇中人介入，嘗試改善困境，並繼續討論各種策略的效用；結合群眾智慧，團結地為主角改變困境。有參與者表示論壇劇場是新穎的討論方式，在參與介入過後，更能增添同理心。就算未能完全改變事情，以行動去幫助，總比沒有行動好。論壇劇場亦可以稱為改變困難的「預演」。

過程劇(Process Drama)──這是基於一個前文本(Pretext)，以一篇新聞、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作起點，再細心設計一個讓參與者一起經歷故事過程的框架，讓他們個人或與小組一起即興創作，並發掘事件未知的部分，從中體會故事裡不同角色的感受，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由於它能使參與者不斷轉換角色經歷事件，可增強參與者的同理心。曾有戲劇教育團體於香港推行「酷凌行動」(Cooling Conflict)，過程劇就被用作改善校園欺凌的教學手法之一，將它與論壇劇場互相配合，提高學生對同學間的衝突的覺察，在欺凌事件發生前，先主動作出緩和行動，改善校園氣氛。

劇場可以在任何地方

應用劇場中的劇場，不一定在劇院的舞台，可以在任何讓人體驗到更多的地方，也可以在讓人發聲、能被人看見、讓生命交流的地方。而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等形式則是收集參與者對生命的疑問或關注群體(如長者、少數族裔等)的經歷或生活點滴，經過一段追尋、探索及資料搜集的時間，再經過分類、篩選及藝術處理來呈現給觀眾欣賞。重點是演出者不一定有很高造詣，長者、弱勢社群都可以被賦權去演繹自己的故事。

以下為部份實用參考書，讓有興趣的朋友繼續鑽研，了解更多：

1. 李俊亮與黃婉萍（2017）。《劇場的用家》。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2. 舒志義（2012）。 《應該用戲劇 : 戲劇的理論與教育實踐 》。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林玫君與歐怡雯（譯）（2007）。《酷凌行動 :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原作者：John O’Toole，Bruce Burton & Anna Plunkett）。台灣：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原作出版年：2005）

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東京大轟炸
在美國感恩節期間，筆者和太太前往日本東京一遊。在這短短幾天我們收穫頗豐，不過，這並不是一篇正式的遊記，我只是想跟讀者分享兩件觸發起我感慨的小事。

東京鐵塔是這國際大都會的地標之一，它於1958年落成，這座塔是發射電波的訊號塔，除了實用價值之外，它亦象徵了日本人在戰後重建國家的決心和活力，東京鐵塔的設計參考了巴黎艾菲爾鐵塔，當時高達324米的艾菲爾鐵塔是全世界最高的獨立式建築物，但東京鐵塔的高度是333米，這是日本人爭強好勝的表現。

東京鐵塔展覽廳的一齣短片，也強調了日本人打不死的精神，這短片講述了東京先後經歷了三次毀滅性的大災難，但之後東京不單只能夠奇蹟地復原，而且比先前更上一層樓。這三場大災難是：1657年的明曆大火、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45年的東京大空襲。

在描述東京大轟炸的時候，影片中展示了一名小女孩無助地望著天空，伴隨著圖像的音響是隆隆的爆炸聲，旁白和字幕是：「1945年3月無差別的狂轟濫炸，令東京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 的而且確，1945年3月美國陸軍航空組對東京的大轟炸，導致了超過十萬人死亡，以及一百萬人流離失所。然而，美國並不是無緣無故地轟炸東京，這段影片完全沒有提及之前發生的事：1931年瀋陽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 南京大屠殺、1941年珍珠港事變……

這令我聯想起1999年美國廣播公司 （ABC ）時事節目「夜線」（Nightline ）的一次採訪，當時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利亞人進行民族大清洗，克林頓總統下令空軍轟炸塞爾維亞。「夜線」的主持人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和幾名塞爾維亞人對話，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 如你所料，他們憤怒地指控美國的侵略行為，科佩爾提醒他們之前塞爾維亞做過甚麼，但他們卻好像患了失憶症一般，仍然重複批評美國的轟炸行動，仍然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其實，當你對人發動攻擊之際，你怎可能沒有想過自己會受到反擊呢？ 套用香港的俗語：「出得嚟行，遲早要還。」

日本的嚴謹移民政策與治安良好
除了東京鐵塔，富士山也是不可錯過的名勝，上一次我們遊富士山是在冬天，這一次我們聘請了一位導遊，讓他帶領我們作了一次紅葉之旅。這位導遊並不是地道的日本人，而是旅居日本的巴基斯坦人。

這位導遊十分稱職，在十三個小時的行程中，他帶我們參觀了六個景點，而且他十分健談，跟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移民故事，他說巴基斯坦政府十分腐敗，政治又不穩定，所以決定離開祖國，並且決定不會回去。

他批評日本的移民政策很不公平，一方面，日本政府口頭上歡迎難民，但五年之後難民必須要離開，他的一些巴基斯坦朋友便無法留在日本。在日本想要申請永久居留權，或者想要入籍，真的是難於登天，他說有兩個 比較可行的途徑，其中一個方法是跟日本人結婚，另一個是投資。他在日本的生活極之艱難，每天工作十八、九個小時，每天只能睡三個小時。 他一面開車，一面喝紅牛，太太和我都十分擔心，我幾乎想對他說：「由我來開車吧！你只需要做導航。」

太太和我都感受到他對日本政府的怨憤，不過，他說自己仍然想留在日本，因為日本的 罪案率極之低，他說即使自己的女兒半夜三更在街上流連，他也不會擔心。他所說的是事實，日本是兇殺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20 年每 10 萬人中只有 0.2 宗兇殺案，而美國則有 5.3 宗。日本的搶劫案比率是每 10 萬人 1.2 宗，與法國（43.8 宗）、德國（43.2 宗）、美國（81.4 宗）相比，這個數字真是微乎其微。我曾經聽過這個笑話：日本警察最大的挑戰並不是訓練不足、裝備不足， 而是罪案不足！

一方面，我很同情那位巴基斯坦導遊的遭遇，但另一方面，我卻不認同他對日本移民政策的批評。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決定怎樣去接受外來人士。不錯，日本人有強烈的排外心態，甚至有民族優越感，故此他們致力於保存大和民族的純粹性，但近來日本政府計劃放寬工作簽證，以吸引更多外國人才。目前，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數量達到創紀錄的299萬人，比前一年增加10.7%。

以下所說非常政治不正確，但我仍然會說出來。那位巴基斯坦朋友喜歡罪案率極低的日本社會，而日本治安良好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具有極強的自律性和公民意識，可是，如果日本好像歐洲國家一般收容大量移民，那麼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便可能受到顛覆。2018 年，德國的性犯罪案件比 2014 年上升了 36%，近五分之二的疑犯是移民。2017 年，在奧地利發生的強姦和性騷擾案件中，有 11% 的疑犯是尋求庇護的難民，儘管難民僅佔總人口不到 1%。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反移民，我本身就是美籍華人。我的意思是：若果日本政府沒有在移民政策上小心謹慎，便可能會陷入今天歐美國家的困局。

說到底，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是否需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上絕對的道德義務呢？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想移居到發達國家，但發達國家沒有可能吸收那麼多人。那位導遊說自己不願意返回政治腐敗的巴基斯坦，那麼，那些移民出口國有沒有反省過，是誰令自己的國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呢？

這兩件小事好像沒有關連，但其實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人都是傾向責人以嚴，律己以寬。

生命如季節交替如常，縱使有萬般回憶，也隨著時光或人去而流逝。轉眼間已到立冬，一年將盡，感覺是輕鬆，還是虛空？

自己的感覺，是騙不了自我。這一年穿梭於法國、荷蘭和香港，面對自己及弟兄姊妹經歷生死病康，生活如五味架。而世界也經歷從未有過的紛亂。人類對正邪分辨的困擾和分化，也似乎未有過那麼大的分歧。最悲哀的莫過於分化帶來的創傷及因政治鬥爭仇殺帶來的哀鴻遍野，叫這世界驟變為地獄。

在法國宣教，我學到了與身邊的人互相微笑問安，下車多謝及道別司機，為下一位進門的人推門，隨時給別人幫一下手……在這裡也許少了親情友情，但仍然可以有溫情，上帝在初冬為悲傷的人粉飾了壯麗的世界，也為我和師母帶來她的姐姐妹妹，千里迢迢來到這裡送來暖暖親情，慰藉因弟兄姊妹離世或罹患重病而掛慮的我們，不能親自陪伴他們面對難關，實在令人深深遺憾。主的愛顧使我的重擔未有卸下，心情卻可輕省。

時光匆匆流逝，生命也在靜靜的消耗，冬天提醒了我2023年已到年終，明年初又要確定宣教的路向，完成年多兩年圖盧茲任務後，也是居留簽證期滿時，這裡建立教會的基礎也初步奠定，下一站在哪裡？期待主引領，還請代禱。

一些評論家認為以巴衝突是屬於政治鬥爭，但亦有論者認為宗教問題在雙方角力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筆者傾向後一種說法。

公元2000年7月11至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到大衞營進行和平談判，本來當時的氣氛是充滿希望的，但最後談判破裂，三方都不歡而散。到底哪一方要為談判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典型的「羅生門」。根據克林頓的回憶，他三番四次游說阿拉法特讓步，他對阿拉法特說：「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國家，然後向前走！」但阿拉法特拒絕了所有方案，堅持要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要求。阿拉法特曾經稱讚克林頓是偉人，克林頓冷然回答說：「 你令我變成了不是偉人！」克林頓的意思是：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令以巴和解而名垂千古，但結果功虧一簣。

左派與穆斯林一直認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克林頓的觀點當然會受到質疑。不過，文獻所顯示的客觀紀錄是可以翻查的，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爭持的地方，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聖城」耶路撒冷。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告耶路撒冷是將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在公元2000年的談判過程中，阿拉法特曾經告誡他的代表團：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對他來說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故此寸步不能退讓。在談判期間，巴勒斯坦代表團要求對東耶路撒冷及聖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擁有全部主權。以色列提議巴勒斯坦人對聖殿山可以擁有監護權，但不是主權。2023年6月，新解密的檔案顯示，後來以色列原則上同意放棄對耶路撒冷舊城部份地區的主權，包括聖殿山的部份地區，但阿拉法特並不接受方案。

以色列國曾經建都於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聖殿亦曾經屹立於此；天主教亦曾經視耶路撒冷為聖地，原因十分簡單，這裡就是耶穌活動和創立基督信仰的地方。那麼，伊斯蘭將耶路撒冷歸為自己聖地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蘭經》並未明確提及「耶路撒冷」，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在最早的伊斯蘭傳統中，穆罕默德被吉布里勒（Jibrīl）送到天堂；而另一個傳統則說，有一夜穆罕默德從麥加神遊到「最遠的禱告和敬拜之處」，伊斯蘭學者認為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後來這兩個傳統逐漸合併：穆罕默德神遊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這裡升天。

公元7世紀耶路撒冷被伊斯蘭佔領，中世紀時，天主教國家三番四次發起十字軍東征， 目的之一是希望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12世紀，十字軍終於攻佔耶路撒冷，宣佈建立拉丁耶路撒冷王國，並以此城為首都。然而，不到100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將領薩拉丁重新奪回。1517年，耶路撒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1917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托管。有趣的是，自1517至1917年這長達400年的時間裡面，儘管耶路撒冷由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管治，歐洲國家卻對「聖地」失去興趣，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沒有意思抓住機會，長駐所謂「聖地」， 即使英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深為人所詬病，但她自中東撤退是做對的。

其實，全能而無處不在的神，會否局限在某個特別的「聖地」呢？我不禁想起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婦人對他 （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對她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這段對話的含意，應該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耶路撒冷」 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這個名字是兩個詞的組合：「居住的地方」（*Yireh）與「平安」（Shalem）。 然而，只要耶路撒冷仍然被視為聖城，這將會繼續是戰爭之城，而不是和平之城。

*編者按：Yireh一詞，一般是指：提供、看見或發現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當愈來愈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蒙召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過去20、30年，我們的神學教育所培育的傳道人究竟能否應付香港教會的實際需要？

不少人批評神學教育的課程未能回應時代的需要，令傳道人無法掌握時代脈膊和信徒（特別是年青人）的需要，因此未能有效帶領會眾回應社會的問題，而在社會運動期間牧者亦沒有與前線的弟兄姊妹同行，令不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對教會失望而離開堂會。另一方面，當社運走向愈來愈激烈的抗爭，前線的教牧雖然未必認同這種走勢，卻亦無法制止，最後，不少人（包括信徒）被拘捕、檢控、甚至要入獄，實在令人惋惜。而當政治環境變得嚴峻，一些曾經走得較前、想盡快以激烈的手段改變香港而不成功，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信徒、甚至教牧都紛紛離港，神學教育沒有給予他們的恐怕不是時代觸覺，而是對自己身處的城市和本身召命的那份熱愛、委身和承擔。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教牧最重要的是帶領群羊跟隨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還是保護群羊免受豺狼攻擊，以及與面對困難和迷惘的羊群在風雨中同行呢？

個人認為，教牧之所以無法回應信徒的需要，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環境變了，但神學院能夠裝備一個牧者的環境卻未能配合這種轉變，而且由於受裝備的時間亦太短，令神學教育的一些重要元素漸漸消失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讀神學的，不少是受蓬勃的校園福音運動影響，年青人帶著很強的召命，以及得到教會的支持和祝福，讀完中學不久便進入神學院，作傳道、牧養信徒是他們明確的目標，而四年的神學教育可以較全面地讓他們受到聖經、神學、歷史、講道、牧養、聖樂等訓練，並有不少佈道、宣教和實習的機會，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單是吸收聖經和神學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中更深體會信仰的真義。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神學生的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少是大學畢業後才入讀三年的道學碩士、或者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但他們在大學時的本科卻多數不是神學。在進神學院以後，由於基本的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知識已佔去不少學分，能夠應用於佈道、護教、牧養和教會管理的學分還可以有多少？我們總不能訓練一些連基本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亦缺乏、全無基本堂會管理技巧的牧者去帶領堂會罷？若說再要花時間了解、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更談何容易！只要基礎神學教育仍維持在兩至三年的時間，神學生在學習上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如果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又沒有堂會和弟兄姊妹大力支持和鼓勵的話，又有多少神學生願意花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神學院唸一個碩士學位呢？

此外，由於入讀神學時不少同學已結婚，配偶要工作、子女要上學，較難入住宿舍，而不少神學院缺乏地方，連未婚的同學亦只能走讀，但神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訓練，生活也就是神學和靈性培育的重要部份，當評估神學教育是否達標的重點只在課堂知識，缺少了許多生活細節上的磨練，也影響了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的反思。因此，無論神學課程如何改革，沒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去浸淫，以及讓師生之間在生命上有更多的互相砥礪，便較難轉化神學生的氣質。讀神學最重要的不是修畢所有必修科目的學分，而是要讓生命改變，教牧最能影響羊群的不是單憑本身的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恩賜，而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怎樣關心會友、關心社會、怎樣至死忠心地委身於上帝對他們的呼召，並且在困難中不離不棄，這比起高言大智有力得多。神學訓練應該是一個讓神學生學會何謂道成肉身的過程，以至他們畢業後能夠成為一個願意與會友同行的牧者。神學生缺少與老師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經歷，他們畢業後亦可能只成為一個聖經教師、講員、教會行政人員而不是牧者。

要補救神學課程時間不足，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持續實習和進修列入課程要求之中，將修畢學分後的一年當作全時間實習，同學仍須進修一些應用性的科目，以及由導師督導其實習，而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聘請這些神學生的時候，必須同時承諾讓他們在第一年繼續進修和參與神學院的指定活動，情況就像實習醫生和實習律師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年的全時間實習才可以正式畢業。神學生畢業後若果能有一些有經驗的牧者作教練、陪他們起碼多走一兩年則更理想。為了造就一個牧者，神學院、堂會或機構，以及神學生本身都要付上更大的代價。要求太多的確會令一些人卻步，但卻可以找出真正心志堅定的人，香港未來需要的是願意為天國事工而作出犧牲，與堂會和弟兄姊妹共渡難關的牧者。

另一方面，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和年青人本身亦責無旁貸，大家有沒有真心誠意學習耶穌基督向世界宣告不受歡迎的訊息，以及用愛和犧牲，而不是仇恨和權力去改變他人的方式？神學教育的內涵不是由受眾來決定，而是訓練神學生明白受眾的處境，然後用受眾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去牧養，因此，要改革神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基本的生命影響生命，有願意委身的老師，也要有願意委身的學生，委身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放下自我，不跟隨權力、也不跟隨群眾，唯獨追隨基督。教牧既要關心社會，又不能被社會的議題牽著鼻子走，若教牧本身亦無法走出社會撕裂的漩渦，又如何可以幫助自己的羊走出漩渦呢？

最後，為甚麼愈來愈少人願意成為教牧，願意委身於教會的全職事奉？作為教會的長執亦應好好反思，究竟教會有沒有讓年青人覺得成為牧者或在基督教機構事奉是值得渴慕的美好工作，鼓勵他們接受裝備呢？若果牧者在堂會根本不受重視，沒有帶領的權柄，成為機構同工亦沒有得到教會的關心和支持，那麼大家可能羨慕做長執多於做牧者和同工呢！要培養一個願意委身的牧者，往往需要堂會和神學院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