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資格成為聖誕老人！由性別歧視到體形歧視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早前颱風丹娜絲掃過南台灣，帶來毀滅性的強風與暴雨，造成大規模停電、民宅損毀、農作物泡湯，南部人民哀鴻遍野。政府雖然派出高層視察災區，但回應卻令許多災民失望。

民眾要求高層請軍隊幫助，回應卻是：
「不要甚麼事都找軍隊，軍隊要演習。」

民眾要求政府高層：
「別來作秀，要實質幫助。」
但這些訴求，彷彿在風中被吹散，只換來無聲的離場。

在人間制度失靈、政策力有未逮的時刻，我們能相信甚麼？我們該仰望誰？

我們信的上帝，不是會替我們免除一切風暴的神。祂沒有應許「無風無浪」的人生，但祂應許的是：「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

信仰不是用來解釋苦難的，而是用來承載苦難的。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會問：「主啊，你在哪裡？」
但真正的問題是：「主啊，我願不願意在瓦礫之中仍然信靠你，走你走過的道路？」

耶穌自己也曾走過曠野地，也曾流淚站在墳前，也曾獨自承受十架的重量。他從未用神蹟讓門徒逃避苦難，而是用生命教會我們：在苦難中仍有恩典，在絕望中仍有盼望。

人間的政府是有限的，會失誤，甚至會令人失望。
但我們的主，那位道成肉身、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祂永不丟棄我們。

祂不是冷眼旁觀者，而是與我們一同經歷風暴的同行者。當眾人失望、系統崩潰、道路坍方，祂仍然站立得住，且邀請我們與祂同行。

所以，讓我們彼此記念，也彼此扶持：
哪怕山搖地動、雨勢未歇，我們仍不喪膽，因為我們所信的主，祂曾勝過世界，也要帶我們走過風暴，重建一切。

2025年7月26日，台灣即將舉行由民進黨籍總統所提出的「大罷免投票」，目標直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黨派的立法委員。這場政治事件本身已經充滿火藥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政壇在風災剛過、民生尚未安頓之際，便迅速進入了高度對立、互罵不休的攻防戰。

各黨派在社交平台上不斷釋出政治文宣，指責對方政績無能、貪污腐敗，甚至連自然災害都淪為口水戰的借題發揮。開電視、滑手機，只見各政客在鏡頭前聲嘶力竭，互相指控，彷彿不大叫幾句、罵幾聲，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正義與立場。

作為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筆者，起初對這種「政治互罵秀」感到困惑。畢竟，這些政治人物並非草莽之輩，絕大多數出身於名校、具備法律、政治、國際事務等高等教育背景，為何總愛在大庭廣眾之下，用粗暴的言語與戲劇化的情緒來攻擊對手？那種口水橫飛、摔桌拍案的場景，實在有失學養與斯文。然而，深入了解台灣的政治文化與民主歷程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並非無跡可尋。

台灣的民主發展雖然快速，但相較於歐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度體系，台灣仍處於政治情緒高度動員的階段。選舉往往不是理念與政策的理性辯論，而是透過牽動情緒、製造對立，來強化本土與外來、藍與綠、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於是「罵得越凶，立場越鮮明」反而成了政治舞台的得分項。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政治表現方式竟然廣受民眾接受，許多選民不僅不排斥，甚至習慣及十分期待這類火藥味十足的交鋒。「不罵不痛快、不吵不像選舉」幾乎成了台式民主的標誌。媒體也樂於渲染衝突現場，將「怒罵時刻」作為新聞焦點，收視率也因此水漲船高。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是膚淺的？未必，個人認為正如任何年輕民主體制都需經歷的「青春期」，台灣也正處於從激情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政治人物的表演、媒體的渲染、民眾的參與，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公共劇場，一邊讓人搖頭，一邊也見證著一個社會如何學習自我治理，外來旁觀者若不了解，只會覺得是一場做秀的政治鬧劇。

或許有一天，當選民不再只看誰罵得最狠，而是開始問：「你準備怎麼解決問題？你的政見在哪裡？」，台灣的政治語言也會慢慢的轉變，從喧鬧走向內斂，從對抗走向建設。

但在此之前，台灣的政治舞台恐怕仍要繼續上演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罵戰與對立，既荒謬，卻又真實。

我在香港不夠一個月，期間使我覺得最具意義的服侍，就是為一位弟兄做了一個臨終禱告。但這也能說我是在宣教嗎？以下是我為那位弟兄作的禱告。

「安息的弟兄，你看，我沒有錯過親自在香港為你做最後的禱告，你也沒有錯過讓我為你禱告的機會。我雖然求神給你肉身經歷創造的能力，讓回到你的家人身邊，但神卻給你永恆生命，回到天家，讓你在已逝去的親人和天父身邊。我因此心情失落了一些時間，但是我還是尊重你和上帝的默契。你的生命是屬於你自己和上帝的。而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也當然掌管你的生命。你牽著上帝的手回天家了，而你所愛的親人、養育的子女、教導的學生、共事的同工、同行的友人都在紀念你，回憶你曾說過的話，回想你的教誨和幫助。他們不會錯過你銘刻於他們心中的金石良言和行動楷模。所以，你的不在就可以變得常在。我們因此也沒有錯過你。你匆匆離世，許多人的心深切懷念你，謝謝你讓上帝將你如石子般擲進我們的心海中，泛起漣漪，延展至在天家見面或是主再來的時候。深深懷念你！」

這次回港（也包括短時間去馬來西亞）是一個間接的服侍，令我感受到被接待。在被接待時享受弟兄姊妹的愛心關懷，讓我有機會告訴別人我有許多困難，許多需要，而弟兄姊妹都樂意以愛回應，為我提供接機送機的服侍、住宿的服侍，有的為我預備日用品、為我提供成藥、口罩、搬運行李、陪我和請我吃飯、送我用具、陪我購買帶回英國的物品、送我各種手信、陪我到醫院診所接受檢查和覆診、給我講道、探訪和事奉的機會、老遠特地來探我、捐獻金錢支持我的事奉等等，給我享受恩情溫情友情親情。這原本是我返港期間的缺乏和需要，弟兄姊妹都一一回應，他們對我的愛是看在主的份上，也願意關心我的宣教事工，這都是因上帝在回應我的需要。期望弟兄姊妹能因愛上帝而有所成長，期望能看到接待我的得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祝福，這是我看為間接的服侍。而我因著這些接待，得以平安回英國，十分感恩。

我6月初回到英國，既在跟進落腳劍橋的計劃，也繼續尋求事奉的方向及機會，但我仍在學習生活和服侍在宣教中，不論我在香港、馬來西亞、英國和法國，不論身處在甚麼境況，不論在做甚麼，期望我們一起按著上帝給我們機遇，彼此配搭，不要錯過任何宣教、服侍的機會。5月回港不足一個月，又住在不同的地方和去了五天馬來西亞，未能多與大家見面，十分抱歉。願主帶領，給予會面機會。

對移居英國的港人來說，衣與食，甚至「住」也是相對容易處理。

在這裡，應酬少，不用太多配襯的衣服。入冬，一件禦寒及防水（因秋、冬是下雨、雪的季節）的外衣／大褸，實用比款式新潮的衣服更為重要。食就更簡單，為要尋回「家鄉味」，港人通常也會在家自行烹調食物。由一杯港式奶茶開始，再自製「菠蘿油」，打貢丸、牛丸，炮製燒肉、叉燒、燒鴨……在沒有工人姐姐，又難找餐廳食肆的情況下，不少人的廚藝也能「解鎖」，成為美女（或俊男）廚神。

但說到「行」，就真的不易。久居於繁華、便利的小島，市民只需要一張已充值的「八達通」，就可以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遊走港、九、新界及離島。最貴的巴士車資，一程才50多港元，卻可以全程安坐一個多小時。在這裡，一程巴士，定價成人單程票價是3英鎊（約30港元），由我家到市中心，不到15分鐘，就要付3鎊車資。而由我家到倫敦，坐火車需時半個小時，單程車票大概要24鎊（約257港元或960新台幣），還未計來回火車站的巴士車資。這票價足以由台北到高雄。再加上巴士不時誤點，鐵路工人經常罷工，因此，在這裡「行」真的是不容易，所費不菲。

以私家車代步並不像居於小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擁有或活動，而是成為生活日常的必需。沒有駕照的人，在英國是不易考車牌，「一剔PASS」的是絕無僅有，考兩、三次是常態。能以別國駕照換取英國駕照的人，也要重新適應這裡的交通規則。稍有不慎誤入私家路、巴士線、停在「黃格區」、超速……罰單就會寄到府上。80或100鎊的罰金是基本的，若立即繳交，不作上訴，就享有折扣優惠。縱然在這裡開車是日常，既可省時又可減輕車費開支，但每年的保險費卻是貴得驚人，尤其是對年青人或「新牌仔」，保險費足以購入一輛不錯的車子。

因著「行」的不易，這亦可能造成家人關係的繃緊。若要外出購物，就需要家中有能力開車的人作司機。每天接送孩子上課及家人上班，進進出出就好像當「專線小巴」司機。不管出門前與家人有甚麼爭執、衝突、冷戰，彼此仍要在不情不願下，困在狹小的車廂內。聰明的人會暫停之前激烈的對話，以確保行車安全。但那股焦躁不安、怒氣未平，猶如將炸彈置於車廂內，一觸即發。

少年人更是不得已地「宅」在家中。要到市中心逛逛、相約朋友聚聚、到咖啡廳坐坐、看電影、往圖書館、運動場……也要求助於父母，而父母不一定每次都「樂意」或有空接送，每次外出，均需要申請、排期。過程需要協調，不一定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但總有一股不是味兒的感覺，就是一種「自由」受限的感覺。

如何「行」在不易中，比如何行在「不義」中更為困難，畢竟行義就像選擇進窄門！行「不義」只需簡單地把良心拋棄，用今天的「我」推倒昨日的「我」，把過去披在外的羊皮脫掉就可以。但「行」不易，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解決難題。一些技術因素，如考取駕照、突破開車的恐懼、熟習這裡的行車習慣……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但要甘心樂意成為家人的「司機」，要解開求助家人或彼此協調（或依賴）的尷尬，要緩和怒氣並在「同車」的氛圍中忍耐著，就真的不太容易。

人在異鄉，家人肯定是最緊密的羈絆。但如何把覊絆化作相伴，由緊密轉為親密，就需要多花時間、心思，要刻意的堅持、經營才有機會出現。在「行．不易」的路上，需要學習以鼓勵代替意見，以欣賞取代批評，以柔和化解怒氣，以愛行先。「行」也許是不易，但不是不能，因為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存在，讓人在「不易」行的路上，仍有向前進的可能。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近幾年不時遇上這四個字「違規．守法」。「不可以違規，人們要守法」不僅成了權貴的治理口號，更成了市民生活的規則，當然，亦扼殺了創意、變通、進步的可能。

因擔心違規，我們自我審查言行、字詞、表達，亦減少對外國志願團體作出支持。支持「無國界ＸＸ」或甚麼「國際ＸＸ組織」或瀏覽帶有政治言論的YouTube、facebook，擔心會否構成聯繫或支持外國勢力之嫌。守法者不自覺成了唯命是從的傀儡，或當了不敢犯險的隨從。

不少的進步是出自「違規」及「犯險」。昔日提倡「日心說」的天文學家被視為異端而處死；解剖學的突破是挑戰著當代人道德的觀念；我們得以自由閱讀聖經，是有賴先賢違規犯法，把聖經翻譯為一般人看得懂的文字；過去所聽到的「美好見證」，不少是述說如何成功地「偷運」了聖經及屬靈書籍回到祖國；或今天怎樣透過隱藏、偽裝身份進到「創啟」地區作宣教的工作。

基督群體是「守法」，但並不表示不會「違規」。使徒彼得的一句：「 順從神 ，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所指的當然並不是鼓勵信徒刻意跟權貴對著幹，而是當面對有礙於為主作見證的時候，就如禁止傳揚福音、限制與人分享信仰、封閉宣教之路、規範支助宣教士…….。持守天國的法則，在這些處境下，就顯得比「守法」更為優先。

假若放眼於基督信仰歷史，先賢先聖一直是遊走在「違規」與「守法」之間，亦周旋在「世界」與「天國」之中。殉道者就是挑戰著他們當代的規矩、法則，把天國使命放於首位，而不惜以血來換取天國的擴展。而安舒已久的教會、機構，大概早已把前人以命所建立的忘記乾淨。就只以「不違規」及「守法」來換取暫時的「安穩」。在這前提下，我們又會否不自覺地進到昔日所謂「守法」的大祭司的思路：「你們甚麼都不懂！  也不想想：讓一個人（主耶穌）替民眾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利的。」因著「有利」及避免「滅亡」卻把主耶穌治死。在保持「大局」的前題下，犧牲「小我」就顯得微不足道。當時的領䄂們絕對相信自己所作的是「正確無誤」的決定，或許更會自辯無奈地說：「為勢所逼，大局為重。」

今天的形勢與大局是怎麼樣？惟盼那已在「守法」下被犧牲，卻已復活的主耶穌，給我們脫俗的眼光、革新的氣魄，對應愈發崩壞的世情。

2025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出訪沙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聯酋這三個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這次訪問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突顯了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戰略。這些國家經常被歸類為「穆斯林」、「中東」或「阿拉伯」國家，很容易被誤解為一整體，其實，她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戰略利益有顯著差異，甚至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與衝突。因此，美國必須謹慎平衡這些關係，因為有利於一個國家的政策可能會疏遠其他國家。特朗普政府意識到這種微妙的動態，採取了做生意的交易方式，專注於經濟發展和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好像小布殊政府般推動民主改革或倡議人權。

2017年海灣危機

要了解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必須重新檢視2017年的波斯灣危機。 2017年6月，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和埃及與卡塔爾斷絕外交關係，指責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並與伊朗發展密切關係。上述前四個國家對卡塔爾展開了海陸空封鎖，嚴重影響了卡塔爾的經濟。這場危機源自於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差異，特別是卡塔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封鎖一直持續到2021年1月，最後這幾個國家簽署了《阿爾烏拉宣言》（ Al-Ula Declaration ），恢復了外交關係。

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的關係

自2023年10月17日襲擊事件以來，哈馬斯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新聞中，但穆斯林兄弟會又是甚麼組織呢？穆斯林兄弟會由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於1928年在埃及創立，是一個草根伊斯蘭運動，旨在將伊斯蘭教融入生活的各個方面。幾十年來，該組織擴展到整個阿拉伯世界，透過教育、社會服務和政治活動倡導伊斯蘭教義。哈馬斯源自穆斯林兄弟會，於1987年第一次抗爭以色列運動期間成立，哈馬斯1988年最初的憲章明確闡述了這種聯繫，指出「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哈馬斯最大的金主是信奉什葉派的伊朗，而伊朗一直以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的死對頭；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都採取恐怖主義手段表達訴求，令很多阿拉伯國家感到受威脅。

沙地阿拉伯對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美國立場的演變

沙地阿拉伯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十分複雜，20世紀中葉，穆斯林兄弟會受到埃及政府打壓，沙地王國為流亡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提供了庇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沙地阿拉伯領導層開始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野心產生警惕。2014年，沙地阿拉伯正式將穆斯林兄弟會定性為恐怖組織。同樣，儘管沙地王國曾因哈馬斯反對以色列而對其予以容忍，但後來卻與該組織保持距離，尤其是考慮到哈馬斯與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在反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上，美國與沙地的利益一致，但這蜜月期終歸會過去。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內，他廢棄了奧巴馬總統與伊朗達成的限制核子發展協議，對伊朗採取強硬態度。站在伊朗對立面的阿拉伯國家表示支持。2019年，伊朗通過也門胡塞武對沙地阿拉伯阿的石油設施展開無人機和飛彈襲擊，導致全球近5%的石油產量暫時中斷，但特朗普政府卻選擇不進行軍事報復。這消極反應令沙地阿拉伯對美國安全保障的可靠性產生懷疑，於是乎沙地阿拉伯開始探索其他戰略路徑。2021年至2023年間，沙地阿拉伯與伊朗加強了對話，最後於2023年在北京斡旋下達成了沙伊關係正常化協議。同時，沙地阿拉伯改善了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並加快了從非美國來源採購武器，以實現國防多元化。這標誌著沙地向戰略自主性邁出了重要一步，因為沙地意識到，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親密盟友，在危急關頭也可能會猶豫不決。

阿聯酋對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採取零容忍政策

阿聯酋一直對穆斯林兄弟會及其附屬組織持強硬立場，認為它們是區域穩定的嚴重威脅。阿聯酋已將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恐怖組織，積極鎮壓其在阿布扎比境內的活動，並在區域衝突中支持反穆斯林兄弟會的派系。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UAE94案，UAE94 案是指2013年審判94名阿聯酋公民的案件，被告包括學者、律師和政治活動家，他們被指控勾結穆斯林兄弟會，密謀推翻政府，最終有69人被定罪，刑期從七至十五年不等。

卡塔爾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

與鄰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卡塔爾與穆斯林兄弟會保持密切聯繫，並以人道主義援助為理由向哈馬斯提供援助。例如在穆斯林兄弟會執政埃及期間（2012-2013年），卡塔爾向穆爾西總統的政府提供了約75億美元的貸款。卡塔爾也支持國際穆斯林學者聯盟（IUMS），這是一個與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一致的全球網絡。

頗具爭議性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位於卡塔爾，它反映了卡塔爾的外交政策議程，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經常批評波斯灣國家的君主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並且播出民粹主義和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言論，包括同情哈馬斯的報道和對以色列的嚴厲批評，該網絡特別批評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譴責美國軍事干預、支持獨裁政權。但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則傾向於採用更加圓滑和平衡的語氣，宣揚新聞自由和人權等自由價值觀。

儘管這些波斯灣國家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差異和利益衝突，卡塔爾的外交政策更加與美國分道揚鑣，但美國在這三個國家都保留著重要的軍事設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是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設施，是美國在該地區軍事行動的中央指揮中心。有趣的是，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卡塔爾是反美溫床，但這一次特朗普到訪，卡塔爾對特朗普贈送的飛機是史無前例的大禮！

結論

在20世紀中後期，支持巴勒斯坦是團結阿拉伯的核心思想，這與泛阿拉伯主義和反殖民運動息息相關。如今，波斯灣國家的領導人的核心議程是實現經濟多元化、吸引外資、建立全球科技和旅遊中心、維護政權安全。他們愈來愈認為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到地中海」（From River to the Sea ）的領土要求與他們願景不符。以哈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半，直到現在還沒有停火的跡象，阿拉伯國家幾乎是袖手旁觀，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上面提過，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對沙地、阿聯酋來說，這些激進組織是對自己政權的威脅，因此，儘管他們發表了對加沙走廊人道危機的關切聲明，但他們避免採取任何可能被視為支持哈馬斯的具體行動。近年來，兩國或悄悄或公開地加深了與以色列的關係，特別是透過安全合作和《亞伯拉罕協議》。卡塔爾已經和沙地、阿聯酋修復關係，故此亦不敢明目張膽支持哈馬斯，頂多是提供人道援助。

特朗普總統今次對波斯灣三國的出訪亦展現出務實態度，他強調實際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和次要爭議。透過關注經濟夥伴關係、軍事合作，美國加強了在這些地區的影響。這些中東國家也是這夥伴關係的受益者，它們正在追求雄心勃勃的國家願景，例如沙地阿拉伯的「2030願景」和阿聯酋的「2071百年願景」，這些計劃強調擺脫過度依賴出口石油、發展經濟多元化和高科技。阿聯酋已經與美國達成協議，每年進口多達50萬塊英偉達頂級人工智慧晶片，在阿布扎比打造人工智慧園區，這將會是美國境外最大的人工智慧園區。同樣，沙地阿拉伯的政府支持的人工智慧公司Humain也與英偉達和AMD等美國科技公司合作，建立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一位居住在沙地阿拉伯的美國人告訴CNBC：「波斯灣國家一直跟以商業為先的總統相處得更好，而特朗普總統完全符合這種模式。」

身為研究人員，筆者是以事論事，絕不會「逢侵必反」，雖然在這一次外訪中特朗普接受卡塔爾贈送的飛機舉動惹來了非議，但特朗普政府和這些波斯灣國家都以務實的眼光看待世界，並採取相應行動達到雙贏，這是值得稱許的。

今天去圖書館還書，順便想裝點水喝。台灣很多圖書館都很貼心，設有飲水機，提供熱水、溫水和冷水三種溫度，讓大家可以稍微補充水分。但機器上也清楚標明：「供現場少量飲用，請勿大量取水。」不是給人打包水回家的。

結果我就親眼看到一位神操作的阿姨，手裡拿着三個超大的空瓶（每個差不多1公升），慢條斯理地裝水——而且是三種溫度都不放過，熱水、溫水、冷水輪流來，一瓶接一瓶，還裝得超滿。說真的，她那專注的態度，好像不是在裝水，是在進行什麼精密的實驗。

我站在旁邊，手裡只拿着一個小水壺，等了將近10分鐘——那台飲水機的出水速度偏慢，感覺都快吐氣如絲了，像是被用到情緒崩潰一樣。

說實話，台灣的街頭巷尾幾乎都有投幣供水站，幾塊錢就能取乾淨水，沒必要在圖書館佔這種小便宜。而圖書館的水，本來就是給現場讀書或休息的人應急喝幾口的，不是用來當補水大本營的。

當然啦，什麼人都有。但這種明知規則還公然無視的行為，真的有點令人無語。這種情況會讓人不禁想像：下一步是不是要見到有人帶鍋來煮麵？

其實剛來台灣時，我曾經以為這裡的人普遍素質挺高，但日子久了，漸漸也看到了另一面。像我家人曾提過，大賣場會提供免費冰塊，讓客人可以為自己買的冷凍食品保持冰凍，好方便帶回家。但偏偏就有人直接打包冰塊回家當飲料冰用——這行為真的也是神之一手。

有時候，越長時間生活在一個城市，就越能細細看到它的縫隙。不是要批評誰，而是感慨：素質這東西，不是制度保障得來的，是選擇與教養累積出來的。

中文的字詞是頗有智慧。曾在專欄內撰寫〈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二）〉，若這四個字放在生活當中，四字的次序確實是合情合理。衣不蔽體，缺乏最基本的保護，如何能去找食物？連肚腹也未能滿足，哪有空閒去管住、行？在移居英國港人的圈子中，話題不少是環繞著住與行：「哪一區的環境好？」、「你現住的是租？是買？」、「選甚麼型號的車？」、「為甚麼汽車保險那麼貴？」似乎，一般人已是衣、食無憂，能直接關心之後兩個的問題。 

「安居樂業｣的次序又如何？是否要先「安居」才能「樂業」？當然，「樂業」也不一定是職業、事業，亦可以理解為建立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或投身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能「安居」的，是否真的能「安定」或「安心」？曾聽到友人的一句話：「我們移居在外的人，要買下房子才能夠真正的安定下來。」我隨即戲言道：「若這樣，大概我們這一家，永遠也不能真正安定了！」 

「你現住的是租？還是買？」我們也曾被不少友人這樣問。隨後，友人們就開始說：「這裡的租金不斷上漲，還是快一點買房子……」接著就開始講某一區的好與懷……最後，他們會叮囑一句：「買一定比租好！人總要安居樂業。」我對友人們的關心、忠告、提議是心存感激的。只是，置業最基本的要素，偏偏是我們所欠缺的，大部份移居在外的港人家庭，其經濟能力相對是較穩定。雖不是每一個也能過著「退休生活」，但至少也能付得起置業的「首期」或能一次過繳付樓價。對於我們這一家，多年來享受上帝「嗎哪」[1] 供應的人來說，又怎會有「安居」的可能？ 

縱然未能「安居」，但我們卻一直「樂業」！ 

「樂」於多年來我們所作的，與散居、流散者同行，不論在台灣、在英國，或當年在德國，就是走近那些離鄉背井的人，我們都樂在其中。或準確一點來說，我們於上帝的吩咐我們要作的「事業」中感到快樂：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協助教會宣講服侍；個別與未信者接觸；與信徒同行；支援教牧同道……為的是讓「天國」的真理得以廣傳及鞏固。於上帝使命計劃之中，我們體會到何謂「樂業」。 

樂業安居？還是安居樂業？不一定有先後次序。當然，我們也會向上帝祈求「給我們一間屋（一棟房），好讓我們可以多一點安穩的感覺……」只是，再細想一下，我們的「安穩」是建基於一處居所、一份職業、一筆存款、一個名銜……還是，在於能否安穩、安躺在創造萬物、賜予生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的上主蔭下？

盼望已「安居」的您能「樂業」於當下，平安地度過每一天在世「寄居」的日子。

去年感恩節前夕，和家人開開心心地乘早機飛往夏威夷(由洛杉磯轉機到貓兒島)，可是飛行不足一小時，有乘客突然不適，情況有點緊張。幸好經過一輪急救，該乘客已清醒，而機長隨即把飛機折返原地。抵達機場後，該乘客和家人馬上登上已經停在機場等候的救傷車。眾乘客就在飛機上小休和等待工作人員補充急救用的氧氣，一切就緒再原地出發飛往洛杉磯。

我們因為救人事故而延誤了轉機的航班，感恩在非常繁忙的日子裡找到一班可供六人飛往檀香山的夜機，又感恩可以臨時訂到在檀香山機場附近的酒店小休幾小時，最感恩是可以來一個熱水浴洗去一天的疲勞。感恩能在感恩節的凌晨平安地從檀香山飛往目的地貓兒島。

由於當天是感恩節，我們只能買到有限的食物。感恩有其他來自不同班機的朋友趕及在感恩節前夕替我們買下一些「救急扶危」的即食麵、麵包和雞蛋，這也成為了我們最特別的感恩節大餐。

雖然折騰了一整天，消耗了一天的假期，酒店和交通等開支都超出了預算，但救人始終是首要。有甚麼比救回一條生命更重要？當時機上有乘客悠然自得繼續打遊戲機、看電影，亦有乘客表現得不耐煩在機艙內走來走去；而我們就心裡不斷地為那位不適的乘客禱告。感恩上帝聽禱告，但相信最感恩的應該是那位身體不適的乘客及其家人。突如其來的生命危險，赫然驚覺原來死亡可以是這麼接近！儘管那乘客頗年輕，但死亡仍會隨時來叩門。

我們一生中經歷過幾次突然失去至親，他們都不是有病在身，每天都是如常的生活作息。故此，在他們無故地被發現沒有氣息之先，沒有甚麼跡象讓我們能預早察覺。由於以往的傷痛經驗，在機艙上那一刻，我們很容易就代入，瞬間再次感受到有人在與死亡搏鬥，希望能把該乘客從死亡邊緣拉回來。感恩該乘客是在其他人同在時出事，機上也有資源幫他急救。

去年除夕有機會往紐約走一趟，順道探探親友。其中一位至親打了兩天電話也聯絡不上，惟有登門碰碰運氣(同行的人曾建議我們改天才去，但我們仍然堅持一落機就去探)。感恩大門沒有上鎖，我們順利地自行入屋探望和寒暄一番，來個開心自拍照，還說好「遲些」再來探望。誰知兩星期後收到突如其來的極壞消息──那位至親無故地走了。那次登門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那張自拍照也成了我們一起拍攝的最後照片。感恩，我們在碰運氣的情況下仍有最後見面的機會。

在喪禮或慰問中，最常聽到節哀順變一詞。可是，實際上即使花了30年的時間也不會完全抹去傷痛和遺憾。我們喜歡用以下一句說話安慰失去至親的人(包括安慰自己)：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哀傷轉化成懷念。哀傷是比較負面和消極的，但懷念卻可是正面和積極的，能成為失去至親者繼續前行的動力。

死亡如鬧鐘不斷在計時，又如玩音樂椅遊戲一樣，音樂隨時會停。時間一到，失去至親的人未必有機會向死者說出最後想說的話，或做最後想做的事。死去者也如是。將要死的人有沒有預感自己大限將至？是否「有跡可尋」可讓身邊的人發現「不尋常」？如果沒有預警訊號，那麼我們能否乾脆把握時機，每天都當作是自己或眼前人的最後一天，向對方說未完的話、做未完的事？

常言道：珍惜眼前人。當我們還擁有時，誰會珍惜？我們很容易會認同珍惜眼前人這個道理，但每天面對忙碌的生活時很快便會忽略了眼前人，忘記了珍惜。

死亡，我們跟它似熟非熟。我們總愛躲避，甚少跟它聊，心存僥倖以為只要跟它保持距離，每天就可以如常地過日子。

引言：一部發人深省的奇幻小說

2025年，由美國人、德國人、波蘭人跨境合作拍攝的奇幻電影《魔域女巫》（In the Lost Lands）在全球公映，參加製作者大有來頭，領銜主演的兩位藝人都是天王巨星，女主角米娜．祖華域芝（Milla Jovovich）憑《生化危機》（Resident Evil ）系列而名噪一時，男主角戴夫．巴帝斯塔（Dave Bautista）則因著在漫威電影《銀河守護隊》中扮演毁滅者德克斯而走紅，而導演保羅．安德森曾經執導過很多部著名科幻電影。《魔域女巫》的故事改編自著名作家佐治馬田（George Martin）198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馬田的經典名著《冰與火之歌》曾經被HBO改拍成膾炙人口的《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電視劇。然而，儘管其陣容龐大，但人們對這套戲的評價只是一般，票房亦不理想。

坦白說，我並不欣賞這齣電影的表達手法，它的場景和其他科幻電影大同小異、缺乏新意，例如跟《末日戰士》（Mad Max）、《沙漠瀚戰》（Dune）十分相像。不過，這電影故事的原著小說卻很有深度，它探討了人性中的陰暗面與命運的無奈。

期望絕對自由的代價

馬田這篇短篇小說的主角是格雷．艾麗絲（Gray Alys），一個神秘而令人恐懼的女巫，她能夠幫助任何人實現願望，但代價卻是沉重的。一位女王向艾麗絲發出請求，希望獲得變成人狼的能力，也許她厭倦了君主制嚴格的禮儀約束，因而希望得到野獸般的能力，可以擁有完全自由，可以無拘無束地展現「獸性」。艾麗絲接受了請求，並在一位名叫博伊斯 （Boyce）的僱傭兵的陪同下前往「失落之地」，去找尋人狼的異能。這趟旅程充滿冒險故事，艾麗絲最終滿足了女王的願望，但故事的轉折就在這裡：原來女王只有透過死亡才能轉變成人狼，故此艾麗絲必須間接策劃毀滅女王。

這個故事隱含的訊息是：「小心你的願望，不是因為你得不到它，而是因為你可能會得到它。」相傳「小心你的願望」（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這句話是英國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提出來的，他在作品中使用了這個短語或其變體，但其核心思想應該在幾個世紀前已經出現。這句話表達了民間傳說、神話文學中永恆的警示主題：滿足慾望帶有隱性的代價，這代價可能超過回報，人類的悲劇就是，強烈的慾望令人不計代價。艾麗絲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諾，但女王的死亡對她完全沒有好處，在這個結局裡面並沒有贏家。

政治相似之處：美國人渴望顛覆

這因奢望而導致災難的故事與現實世界驚人地相似，從美國現代的政治軌跡可見。近年來，尤其是2016年後，許多美國選民對政治建制、左翼文化、社會菁英、知識份子懷有深深的不滿。 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集體願望：顛覆現狀，「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左翼思潮的泛道德取向，會令人動輒得咎，即使沒有惡意的片言隻字，都可能被指控為歧視、不尊重，於是乎，人們渴望可以得到「言論自由」、「思想解放」，民眾期待一位堅定、獨立、具有顛覆精神的領導人。

這一願望隨著特朗普的崛起而得以體現，對他的支持者來說，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家，他是美國政壇的「格雷．艾麗絲」：一個無論付出甚麼代價都會完全滿足他們要求的人。在特朗普第二任的短短100天內，美國經歷了傳統規範的瓦解、激烈的反全球化政策、激烈的貿易戰、大刀闊斧的裁員和精簡機構、以及與盟友的關係惡化。他推翻了桌子，他做了許多人希望做但不敢做的事，說了許多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說穿了，就是希望變成「人狼」。一直以來，特朗普的說話風格是充滿侮辱性、攻擊性，但為甚麼其支持者卻毫不介意呢？因為對一些支持者來說，這就是他們心底的渴望，在社會規範下，尤其是在左翼文化主導下，侮辱性、歧視性的言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這位強人領袖徹底地顛覆了正襟危坐的規範，人們可以變成自由奔放的「戰狼」。

但這代價是巨大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破壞、政治兩極化、聯邦政府因工作人員被清洗而削弱、軟實力因著關閉援外機構而大幅下降、科研能力和教育因為削減經費和大學被打壓而元氣大傷、美國與盟國關係疏遠、在國際舞台上因為親俄而失去道德形象、高關稅政策影響了經濟運作，用「百年基業，毁於一旦」這句話來形容時局是絕不過份的。強人領導的「願望」已經實現，但就像馬田故事中的女王一樣，祈願者發現自己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一切呼應了馬田在他的故事中嵌入的黑色諷刺：「小心你的願望」。

痴迷心理學：人們為何不願回頭？

在幻想小說和現實政治這兩條平行線中，最令人慨嘆的元素之一不單是願望的代價，還有是隨之而來的僵化思想。為甚麼即使面臨毀滅性的後果，人們仍不會懸崖勒馬呢？

社會心理學中的「身份認同融合」（Identity Fusion）是其中一個合理的解釋。身份認同融合描述了個人與群體之間水乳交融般的一體感，這種感覺不僅僅是認同一個群體，這群體已經化成了個人生命的一部份，甚至是全部；對群體的威脅或者批評會被視為對自己的攻擊，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做出不可思議的極端行為，甚至自我犧牲，保衛群體就是保衛自己。例如在二戰時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產生了神風特攻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會以自殺式炸彈去消滅真主的敵人。當一種信念與人的自我概念深深連結在一起時，改變方向就不再只是承認外在錯誤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內在的認同危機。對許多人來說，支持特朗普不僅僅是認同其政策，而是建立自我概念；承認錯誤就是對自己的全盤否定和對群體的背叛。

第二個解釋是「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人們通常根據已經花費的資源（包括金錢、時間或精力）對當前情況做出決定。若果投放了大量資源而沒有回報，形勢每況愈下，比較理性的抉擇可能是改弦易轍，然而，如果放棄的話，那麼就會前功盡廢，而且會令自己被人嘲笑，有些人會提出種種千奇百怪的理由去說服自己，情願繼續錯下去，最後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推出的 CED（電容式電子影碟，Capacitance Electronic Disc）系統是一個經典的沉沒成本謬誤案例，這項技術最早在1964年開發，目的是讓使用者透過類似黑膠唱片的影碟觀看影片，播放機使用針頭來讀取資料，就像播放音樂的黑膠唱機一樣。雖然這個構想在當時頗具創新性，但整個研發過程困難重重，不斷延期，直到1981年才正式上市。不幸的是，那時VHS錄影帶格式早已佔據市場主流，CED 的優勢被嚴重削弱。RCA對這個計劃投入了大量資源，歷時近20年。即使市場反應冷淡、技術落後等問題愈來愈明顯，公司高層仍然堅持繼續投入。結果，RCA在1984年停止生產播放機，並於1986年終止生產影碟，整個計劃估計令RCA損失了約6.5億美元。

現在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明顯地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但為甚麼他仍然有那麼多支持者呢？有些YouTuber經年累月地推動特朗普運動，其粉絲數量成千上萬，試想像，若果現在改變口風，那麼過往一切努力便會付諸東流。因此，他們繼續前進，寧願承擔更加高昂成本，也不願止血止蝕。

第三個解釋方法是是「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以自己現有信念來解釋新資訊。若果獲取的資訊與他們的信念違背，那些資訊就會被視為虛假的、有偏見的或被操縱的，這種心理過濾使人們能夠繼續相信難以相信的東西。許多特朗普支持者會將與特朗普立場相左的資訊或觀點貼上「左派」、「深層政府」等標籤。然而，對特朗普經濟政策（尤其是關稅與貿易戰）的批評，實際上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經濟學家，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或民主黨人士。例如共和黨經濟學家、前總統小布殊的顧問葛瑞格．曼昆（Greg Mankiw）、保守派貿易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甚至連特朗普自己上一任的經濟顧問蓋瑞．柯恩（Gary Cohn）都因反對鋼鋁關稅政策而辭職。

結論：一失足成千古恨

2025 年上映的《魔域女巫》既不叫好，亦不叫座，但它的原著小說仍然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佐治馬田探索了實現奢望的後果是何等可怕，從當今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主題變得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

我認為電影的敗筆在於編導改寫了原著中沒有贏家的結局，電影採取了流於俗套的大團圓。在小說中，博伊斯是一名配角，在電影中他變成主角，其實他就是艾麗絲要尋找的人狼，在失落之地，艾麗絲和博伊斯展開連場火拼，最後艾麗絲殺死了博伊斯，在死前博伊斯向艾麗絲發出心底的訴求，就是希望得到艾麗絲。艾麗絲對博伊斯痛下殺手，剝下了他的皮，並且遵守承諾，將這帶有人狼力量的皮獻給女王。可是，博伊斯無端端復活，最後他與艾麗絲化敵為友，一起在大漠中馳騁，這令我聯想起典型童話故事中的「王子與公主永遠地快樂在一起」。

我認為：小說比電影更有深度，在現實中，鑄成大錯之後往往難以再有第二次機會，俗語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那麼，為甚麼不在還未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檢討自己的願望呢？

人間當然有不少白頭，除了因為年紀漸長的關係，有詩人更指出有人因為離愁別恨而一夜白髮。我的白髮甚至出現掉髮狀況，也許是與這些原因有關。半年前離港，下飛機時腳一踏上了英國的土地我就哭了，然後半年裡有數位弟兄姊妹離世，也教我垂淚多遍。雖然住在碧仙桃（Bristol）五個月，新知舊雨親友不多，但要離去，仍是有不捨之情。縱然是功課完成了，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仍沖不淡心中的苦澀。

很感恩3月底我們最終在劍橋購買了房子，除了可以靠近摰友外，也因為此處還有宣教歷史人物——劍橋七傑。這些人物的故事在我少年時，更在四十多年前讀宣教導論時已經涉獵。現在身在劍橋，可多些默想宣教歷史，多些時間沉浸在宣教思維中。宣教的其中一個挑戰是面對生離死別、骨肉分離之痛！在19世紀自劍橋來華的宣教士，也經歷這種痛徹心扉之苦！

香港人除了經歷一般死別，幾代人都要經歷許多生離。流散異鄉之苦，不足為外人道。所以同是天涯淪落人，又能遇上相逢恨晚的情誼，也是難得的幸福。我們在英國這半年，在弟兄姊妹、教牧同道、親朋戚友中得到主賜的這份恩典，足慰思鄉之情。

在移民的經歷中，深刻體會聖經對接待客旅的教導。而宣教士要學習被接待和接待人，這些學習背後是看我們對主有多順服和對人有多謙卑。對我這個人來說是要學做宣教的人，當中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說到底，宣教其實是靈性操練，要勤操也要練習。

我5月6日返香港，6月2日回英國。師母或遲些再按需要返港。在港不夠一個月，但要辦的事包括多次覆診、處理家事及與差會計劃未來方向等，一切都求主幫助。渡過嚴冬，春暖花開，大地春回，也是記念主受苦受死後復活的時刻。但願我們抱存希望，並且平安地生活，在當中體會主的大愛，與主一同承擔生命的苦難。我主的母親馬利亞，與主因著苦難，在人間見了白頭，我們也與主同行吧！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生活在90年代的香港人，不少也會看過《古惑仔》系列電影。若在街上偶然遇上鄭伊健，大概也會上前說句：「浩南哥，你好！」其實，甚麼是「古惑仔」？就是一群當不上黑幫老大，而終日拼命替所屬的社團「賣命」，爭取一天能被賞識（或有「功勞」）而獲得「上位」機會的黑幫「基層僱員」。電影系列之所以吸引，實質是反映了人內心的期望，而這期望往往亦是在現實中未曾出現或早已消失了。電影除了動作場面，予人刺激的感覺，其中強調「兄弟」之間的情誼、義氣，甘願為對方犧牲，更是為觀眾所嚮往的。《古惑仔》系列吸引之處，大概就是在現實的圏子中，甚少出現那些「義氣」、「犧牲」和「兄弟情」。試問在一個「偷呃拐騙」、「爾虞我詐｣、「你爭我奪」、「靠出賣人上位」的「工作」環境，如何能孕育出甚麼「義薄雲天」的情誼？在真實的處境中，無法實現的渴望，就只能在電影世界中沉醉一下。

過百億人民幣票房的動畫，以中國名著的神話人物哪吒作為主角，難得它在英倫大島上映，它已躋身全球最賣座動畫之列，更晉身全球最高票房電影前10名。其動畫場面的精彩、細緻確實叫人拍案叫絕、目不暇給，但更吸引、觸動人的，肯定是當中的故事內容。為求名門正宗一教獨大、千秋萬世，竟然有人幹著陰險冷血、勾結邪道、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的事情，更合理化為這只是達至「成功」的手段而已。而一直被正派（仙界）所排擠、打壓的龍族、妖魔，卻是情義兼備，為求突破困局，縱然手法偏激，但仍算磊落光明。面對大是大非時，更是毫不含糊、敵愾同仇。

電影就是反映現實，亦是填補現實中的空洞。

面對世情的虛假，指鹿為馬、披著慈祥面孔、假裝正義名門的邪魔外道，不斷扼殺、消磨任何求變、革新、創意的空間及可能。少年主角的豪情壯語、叛逆，只為尋求突破，這豈不就成為了受壓者的「傳聲筒」，代替了無權者呼喊出不能言說，又難以實現的渴想？

電影不僅為數十億人帶來迴響，同時亦成為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宣泄，成為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吶喊。

2024年，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勝出，實現了歷史性的強勢回朝，在一場意識形態兩極化的選舉中重返總統寶座。他勝選的一大原因，是很多美國人厭倦了自由派政策和左翼意識形態，特別是多元、公平、包容（DEI）的矯枉過正、性別政治與所謂「覺醒主義」（wokeism）令人動輒得咎，大愛包容令邊境變成了「無掩雞籠」。對許多保守派選民，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與文化傳統主義者來說，特朗普的勝利象徵右翼勢力的回歸，以及他們得到了一位捍衛他們價值觀的總統。

然而，認為特朗普的崛起代表共和主義、保守意識形態或傳統美國價值的勝利，這是「錯把馮京當馬涼」。事實上，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並非根植於古典保守主義或共和黨的歷史精神，而是一種具有強烈破壞性的混合體：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帝國主義、威權主義、沙文主義、民粹主義。許多特朗普支持者原本的價值觀與總統未必一致，但無論如何，特朗普被他們視為對抗自由派敵人的最強武器。這種思維往往正中那句老話的下懷：「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個現象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中尤為明顯。他們曾是道德與家庭價值的堅定擁護者，現在卻為一位在個人行為與政治風格上都與他們原本標準相違的政治怪客辯護。

貿易政策

當仔細審視特朗普的政策時，便會發現他與歷史中共和黨的核心理念存在顯著矛盾。先談自由貿易，自二戰以來，共和黨長期支持自由貿易，並常以古典經濟理論作為政策基礎。列根總統深受自由經濟理論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影響，他堅信自由貿易能帶來繁榮、擴大消費選擇、促進國際合作。總統老布殊與小布殊延續此理念，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世界貿易組織（WTO）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由1990年代至2000年代，共和黨政策制定者一致認為自由市場與自由社會相輔相成。

然而，特朗普卻徹底背離這一傳統，他推行保護主義，對中國及多個美國盟友加徵高額關稅，並在第一任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他聲稱美國被其他國家「坑害」，要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但他完全沒有考慮到美國勞動力是否還有競爭力。

商業倫理

歷來共和黨支持在國際上推動道德資本主義，以對抗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即使對商業友善的小布殊政府，也加強了企業合規與國際反貪腐工作，例如他參與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的反貪腐公約。

然而，2025年2月，特朗普卻發佈行政命令，暫停執行《海外反腐敗法》（FCPA）六個月。這項1977年通過的法律禁止美國公司與個人賄賂外國官員以獲取商機。特朗普政府稱執行這條法例讓美國企業處於劣勢，他顯然對於商業倫理毫不在乎，這與共和黨長期倡導的法治與誠信市場原則背道而馳。

科研與高等教育

歷屆共和黨政府都支持科研投資，例如艾森豪總統在太空競賽期間促成《國防教育法》的實施，從而擴充 STEM 教育；尼克遜總統大幅擴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的預算，以促進醫學研究；列根總統延續並擴展國防與科技研究，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研究；小布殊推動「美國競爭力計劃」，強化數理教育，而且增加對聯邦研究基金的撥款；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 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也主張支持大學基礎研究，以維持美國在科學上的全球領先地位。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特別是第二任期）大幅削減了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的研究經費，以及眾多大學科技計劃的資金。他一再批評大學搞「覺醒」、菁英主義、不負責任，認為聯邦政府支持它們是浪費公帑。這種做法是將意識形態凌駕於科學研究，他打破了共和黨通過研究投資去鞏固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傳統。筆者在大學工作，前天校長在校務會議中宣佈，校方因經費不穩而凍結若干支出，其他美國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軟實力

最明顯的改轅易轍或許是特朗普摧毀了美國的軟實力機構和對外援助。歷屆共和黨政府將美國國際媒體署（屬下機構美國之音〔VOA〕）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視為輸出民主價值與抗衡專政的心理戰工具。列根總統將美國之音的廣播範圍擴大到蘇聯控制的東歐地區，並將其打造為冷戰時期的道德武器。九一一事件後，小布殊總統增加了對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助，企圖藉此而贏得中東地區的民心。2003年，小布殊啟動了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承諾投入150億美元對抗愛滋病，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小布殊將這項計劃視為一項道德和信仰的使命，他的信念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上帝賦予的尊嚴。這項救援計劃挽救了2500多萬人的生命。

2004 年南亞海嘯造成14個國家裡面20多萬人死亡，小布殊總統迅速提供財政援助，並且派遣了15,000名軍事人員參與人道主義援助。此外，麥凱恩和羅姆尼等共和黨外交政策鷹派亦經常為美國軟實力機構辯護，稱美國毋須派遣軍隊到海外，就可以在全球傳播美國價值觀。

如今，特朗普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削減美國之音的營運資金，因為他認為這兩個機構浪費資源，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左傾。這樣一來，他就放棄了幾十年來兩黨透過思想、文化和援助影響全球的佈局，為競爭對手創造了真空。

外事政策

傳統上，共和黨一直是鷹派，對敵人採取強硬態度，並堅定地與北約、日本和韓國等民主盟友站在一起。從艾森豪到小布殊，共和黨領導人都強調全球領導力、威懾力以及團結起來對抗獨裁威脅的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都是站在被侵略、被壓迫的一方。

然而，在特朗普的領導下，這種態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特朗普的支持者頌讚他的戰略具有不可預測性，其實這是都市神話，他的模式是完全可以預測的：對長期盟友和受害者苛刻，對獨裁政權奉承，尤其是俄羅斯。他質疑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威脅從亞洲和歐洲撤軍。處理俄烏戰爭時，特朗普撇下歐盟和烏克蘭，單獨與普京談判，在談判之前他已經完全露出底牌：烏克蘭不會修復失地、不會加入北約，這是甚麼戰略不可預測性？他對普京的禮待和對西方伙伴的敵意反映出他背離了共和黨的國際主義傳統，取而代之的是唯利是圖的交易性外交。

體制與法治

共和黨過去極重視憲政與法律秩序，尼克遜總統是一個例外，在水門事件中他將不聽話的官員解僱，很多尊重法治的共和黨人都反對他的行為，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最後尼克遜黯然辭職。

2025年1 月 24 日，特朗普宣佈立即解僱各聯邦機構負責獨立監督和問責的10多名監察長。他沒有依照聯邦法律，提前30天通知國會。3月，特朗普下令將大約250名據稱是委內瑞拉幫派成員的人驅逐至薩爾瓦多，美國地區法官發佈臨時限制令，指出被遞解者沒有答辯機會，違反了程序公義。特朗普漠視法院臨時禁制令，甚至恐嚇要彈劾該法官。現在，特朗普一再攻擊司法部，說反對者是「人渣」（scum），他的行徑直接違反共和黨傳統所堅守的權力制衡與法律尊嚴。

特朗普究竟代表甚麼？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不屬於傳統保守派，而是結合了多種極端思潮，接近強人式民粹主義，以下是對他理念與行為的概括。

• 孤立主義：退出國際組織，背棄傳統盟友，推行「美國優先」。
• 保護主義：透過高關稅和貿易戰干預市場。
• 帝國主義：以恐嚇甚至不義的手段企圖擴張領土、掠奪他國資源。
• 威權主義：濫用行政權，打壓異己，挑戰憲政規範。
• 沙文主義：助長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
• 民粹主義：不尊重事實和鼓勵反智，以情緒動員支持者，搞個人崇拜。

特朗普並未重燃列根精神，而是以個人為核心，打造一種充滿憤怒、破壞性的極端政治文化。若將特朗普的回歸視為保守主義的勝利，將他視為基督教的同路人，這真是誤判了當下的政治現實。福音派與保守派雖在反墮胎和反同性戀等文化戰爭中獲得短暫勝利，但長遠而言，他們正腐蝕那些本應珍視的價值。這應是沉思時刻，而非歡慶節期。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有時，這無異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早前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賽，中華台北隊以4比0擊退日本隊，不僅是首度稱霸12強賽，也是球隊史上第一次奪得國際一級賽事（奧運、世界棒球經典賽〔WBC〕、12強賽）的冠軍，創下台灣棒球史的最佳成績，此次結果同時也中斷了日本隊在國際一級賽事連勝27場的紀錄。總決賽的當天，台灣各處都有現場大型戶外的直播，務求讓民眾能夠一同即時支持自己地區的球隊，為自己的隊伍打氣，結果，當然是不負眾望的贏了比賽。球隊回台後，也一一的走訪各地區，感謝民眾的支持，場面盛大且熱鬧，不同地區都有封路措施，商店亦為此推出優惠。

筆者不熟悉台灣的棒球運動，原來在台灣的國中高中大學基本上都有棒球隊的課外活動，球隊一方面到學校挑選人材，一方面也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工作的機會，如在學校做教練提升學生對棒球的興趣。追本溯源，台灣的棒球運動當然是源於日治時代，日本人將這項運動帶到台灣，後來也有不少台灣人投入這項運動。然後又有不少現役的球隊送球員到棒球發展達世界級水平的日本深造，以致讓台灣的棒球技術水平提高，球隊可以參與國際比賽。

當筆者再深入了解台灣的棒球歷史時，發現台灣不是第一次在國際舞台贏取獎項。在1928年出現了一支在台灣棒球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這支球隊是由「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成立（簡稱「嘉農」，為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1931年嘉農在日本甲子園名將近藤兵太郎的調教下，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打破當時台灣棒壇「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電影Kano就是將嘉農球隊的故事改編成電影，讓觀眾認識這件事。

當年的嘉農和現在贏到冠軍的中華隊一樣，原本都是一支從不被看好的隊伍，民眾對他們本來也沒有甚麼期待。有的旁觀者甚至會取笑與嘲弄他們，就如台灣隊長陳傑憲在奪冠後所說：「我們一路不被看好，被當笑話，但我們做到了！」而當時嘉農的近藤教練也不是沒有失敗過。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烏合之眾的球隊，然而，在教練眼中卻是求之不得的球隊，原住民跑得快、漢人打撃強、日本人防守穩固，其他人看來基本上是一支「雜牌軍」隊伍，但近藤教練卻看到每個隊員的優點，並努力讓他們的優點得以發揮。這也很像現在的中華隊一樣，也是有原住民和台灣人的一支「雜牌軍」。

不過球隊的能力，不是在球場外被證明，而是要在球場上展現出來，從而獲得肯定。Kano電影中，隊員一次又一次地挺過去，最後嘉義農林的學生進軍夢想的「甲子園」。雖然他們沒有創造贏得冠軍的奇蹟，但他們卻贏得對手和所有觀眾的敬重。中華隊的教練和隊員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不放棄，一次一次的調整心理，一步一步的登上冠軍的舞台。賽後中華隊的彭政閔教練受訪，眼眶泛紅地說：「其實我們每次都差一步。這一次我們終於達到了，非常開心，謝謝這些小朋友幫我們達成夢想。」

筆者覺得其實無論是昔日的嘉農或是今天的中華隊，要不要贏已經不是問題，重點是：整個團隊能夠成為一體、一起面對困難、一起圓夢！一開始是教練要帶球隊去甲子園，最後是教練謝謝這群學生帶他來到甲子園。一開始的中華隊都沒有想過會贏到世界冠軍，他們只有一直的不放棄，才能真正的奪得比賽的勝利，這勝利不在乎獎牌，而是一同經歷困難和堅持圓夢。

聖經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一2-4）願主幫助我們，我們在走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會遇到不少的冷嘲熱諷，以及不信者的攻擊和指責，甚或是政權的壓迫。然而，筆者覺得在這些景況中，我們有時是教練，有時是隊員，無論如何，都能夠熱愛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這就已經是贏了比賽，勝了世界。

應該超過20年前的一個片段，相關記憶本應早已淡忘，但竟被世界最有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喚醒了這樁「小事」。

那天，少年人（大概在10歲）開開心心地返教會聚會。剛步入門口，就被資深會友喊停，並責備（或美其名為「關心」）他說：「為何穿拖鞋回教會？你要尊重教會、尊重場合、尊重上帝……」少年人一臉無奈，不知要馬上離開，還是繼續參加他期待了一個星期的聚會，縱使他回家，也是沒有鞋可替換，他總不能改穿上學時穿的黑皮鞋，因為他當時穿的是T恤、短褲，而上體育課時穿的「白飯魚」（白布鞋），已變成了灰黑色的舊布鞋，它多月沒洗，少年只能趁週末這兩天來清洗。若要留下聚會，他看著自己穿在腳上的，只是一雙平常不過的拖鞋，他探頭看看其他人腳上所穿的鞋子，發現自己只能退到末後不顯眼的位置，這樣起碼能維護他少許的自尊，亦可避免有其他人再來「關心」他的裝束。

過去的片段，曾引發我的一些反思。若我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孩子，或遇上一個衣著寒酸，還帶有點點體臭的人進到教會，我應該有怎麼樣的反應？道理大概是每一個人也能「正確地」說出來，但當真實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就不一定能「正確地」回應，即時的本能反應，是需要長時間練習才能改變。我們看到一些外表奇怪，或與我們習慣不一樣的人或事時，我們本能是「迴避」和「拒絕」，就如有物件高速的擲向你，你的本能便是避開，但物件若是擲向一個棒球手，他的訓練會令他想「看見」和「看準」物件，他還可以選擇「接著」它、「反擊」它或「不做任何動作」。面對一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或與我們習慣不同的人或事，我們除了「批評」、「指責」的本能外，或許經過訓練後，我們還可以「諒解」、「接納」或「支持」他。其實，送一雙運動鞋給那少年人，也是不錯的選擇。

「你這樣的服飾是合宜嗎？」「你為甚麼不穿西裝？」這樣的提問是要求他人表達「尊重」，但卻顯露了自己對他人的「不尊重」。我難以想像聖雄甘地或達賴喇嘛會穿上西裝出席一些有代表性的會議。衣著不僅是尊重，也是信念的傳遞。

莫非元首閣下若有幸出席傳說中女兒國的活動，他就應該改穿裙子或自我閹割來表示尊重？或按其邏輯，女兒國的人民應改穿西裝來迎接他。

還是，當對方沒有西裝可穿時，作為有能力的人，可給予對方多一點體面，送一套給他，也是不錯的選擇，甚或送他全國人民一套洋服也不為過。只是，他們真實所需的不僅是外在的體面，而是和平的臨到，以及內裡的平安。

消失了的道德勇氣

今天的美國已經是面目全非！我發夢也沒有想過，美國會有一天淪落到如此光景！

曾幾何時，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舉例說，1948年史太林封鎖西柏林，要將整個柏林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義不容辭，以空投物資的方式拯救這座城市免於飢餓與絕望。柏林危機結束之後，西柏林人仍然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害怕有一天世界會遺忘他們，讓他們被極權主義的鐵幕吞噬。1961年，柏林圍牆拔地而起，將西柏林變成了一座孤島，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拆散，無數人夢碎於這面冰冷的水泥障壁之前，孤立無助的陰影籠罩著這座城市。

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站在西柏林的講台上，面對著成千上萬渴望自由的德國人民，他用堅定而響亮的聲音說出了歷史性的名句：「我是柏林人！」這短短的一句話卻是字字嘹亮，擲地有聲！這句話表達他自己認同柏林人。筆者曾經到柏林旅遊，當地人對我說，當時美國總統的勉勵，令西柏林人不再感到孤獨，他們知道，美國不會放棄他們，而是與他們並肩而立，共同抵禦暴政。甘迺迪的聲音穿越了冷戰的寒風，也穿越了歷史的迷霧，成為了自由民主永恆的見證。

在20世紀最黑暗的冷戰歲月裡，美國總統列根以說話和行動點燃了希望。1981年12月，波蘭的共黨政府在蘇聯的壓力下實施軍法統治，鎮壓由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列根總統挺身而出，在12月23日的聖誕演說中，他毫不含糊地譴責蘇聯的暴政，並向所有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傳遞堅定的支持。他宣佈對波蘭和蘇聯實施經濟制裁，並呼籲全世界不要對這場不公義的鎮壓袖手旁觀。他說：「波蘭政府踐踏了對《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協議》的莊嚴承諾……今晚，全世界都洋溢著團結精神，任何武力都無法摧毀，它跨越國界，進入世界各地男女的心中……他們（波蘭人）的追求就是我們的追求，我們在這個聖誕節向他們致以祈禱和希望。」這段演說的錄影可以在YouTube找到，以下是一名波蘭人的留言：「祝波蘭一切順利，如今波蘭已經自由了，這不僅要感謝我們偉大的精神，也要感謝美國總統列根。」

六年後，1987年6月12日，在柏林圍牆下列根再次發出了歷史性的呼聲，他站在布蘭登堡門前拋出了震撼人心的挑戰：「戈爾巴喬夫先生，打開這扇門！戈爾巴喬夫先生，拆毀這堵牆！」他的聲音響徹柏林，這是對所有受鐵幕囚禁者的承諾：壓迫終將瓦解，即使是混凝固土建造的高牆，也無法阻擋對自由的渴望。

甘迺迪與列根的演說遙相呼應，於歷史的長廊中鏗鏘地迴盪。它們提醒世人，世界領袖的責任，不只是維護權力與短線利益，而是要對抗強權，對受壓迫者伸出援手。

然而，往事如煙，如今這一切都只能存留在遙遠而模糊的記憶中，現在的美國總統竟然厚顏無恥地和獨裁者、侵略者攜手合作，受到侵略的烏克蘭被誣蔑為發動戰爭者，民選總統澤連斯基被侮辱為獨裁者，而真正的獨裁者竟然受到禮遇！若果在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國民政府說：「瀋陽事變、盧溝橋事變是中方挑起的，中國要從日本手上收復失去的領土是沒有可能的，我將會與日本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美國將會取消對日本所有制裁和封鎖。」我無法想像今天的世界局勢將會是甚麼模樣。

特朗普是在下一盤大棋嗎？

現在有不少人嘗試為特朗普辯護，說他是在下一盤大棋，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主席、前國務院官員費根葆（Evan Feigenbaum）認為，特朗普親俄的措施猶如反向進行的尼克遜政策，1971年，尼克遜總統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目的是聯中抗蘇。同樣道理，現在特朗普試圖拉攏俄國站在美國一邊，從而孤立中國。

這個類比有幾個問題：第一，尼克遜與中國建立關係並非一步到位，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試探與戰略評估。基辛格秘密訪華一年之後，尼克遜才到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會面，遲至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特朗普的外交風格則具有即興性與破壞性，缺乏長遠規劃，因此直接拿「尼克遜模式」來類比並不貼切。第二，尼克遜即使在推動與中國改善關係時，仍然維持對南越政府的支持，並未公開拋棄越南，亦沒有公開羞辱其他盟友。相反，特朗普對於北約、歐盟、烏克蘭、加拿大等傳統盟友經常公開批評和恐嚇。例如他暗示美國可能退出北約，說若果歐洲盟國不提高防務支出，俄羅斯便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

撇開這個類比，放眼今天，沒有跡象顯示若果特朗普迎合普京的意願，中俄便會疏遠。普京的目標並非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而是要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因此，無論特朗普的外交取向如何，俄羅斯都會繼續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而且，特朗普的言行只會加速美歐及其他朋友關係的裂痕，這反而使得中國和俄羅斯有更大的空間發展雙邊關係。

完全不顧禮儀的流氓

另一個常見的辯護是：雖然特朗普口沒遮攔，但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他們不明白特朗普是一名為了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擴張主義者，以揚言要兼併加拿大為例，他已經三番四次地提過，而且口吻十分認真。2月13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佈對加拿大實施高關稅時，重提加拿大應該「嚴肅地」成為美國第51州，並表示加拿大需要美國的保護。2月20日波士頓舉行「四國冰球總決賽」，賽前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稱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為「杜魯多州長」，並表示期待美國隊擊敗「即將成為我們第51州的加拿大」，白宮發言人李威特也重複同樣的說話。

身為大國總統，應該懂得最基本的外交禮儀，無論想法是甚麼，公然侮辱盟國元首的話是絕對不應該說出來的，這種流氓般的表現真是丟人現眼！去年10月特朗普曾經投訴台灣沒有交保護費，說黑社會也會向人收錢，這句說話可能反映出他的深層性格，他就是黑社會！

其實，莫說是大國總統，即使一般稍為有正常腦袋的人都不會說這種話，若果你對鄰居說：「我喜歡你的住所，我要將你的屋子拿下來，如果你不依從的話，我會用盡所有方法對付你，令你永無寧日！傻子！」那麼鄰居會尊重你嗎？

前所未有的擔憂

我在美國經歷過很多次危機，但從來沒有太擔心。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與科技如日中天，美國節節敗退，但當時我對前景並不感到悲觀，我有信心充滿創意的美國人終歸會趕上日本。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到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雖然在短期內心理上受到衝擊，但我相信，即使阿爾蓋達組織和全世界其他恐怖主義組織聯合起來，亦不可能戰勝美國。2003年小布殊決定入侵伊拉克，激發起全球的反美浪潮，但我知道，當中東局勢穩定之後，美國仍然有機會與其他國家修補關係。2008年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雖然那段日子筆者要勒緊褲頭，但我預計充滿韌力的美國經濟體系會恢復過來。然而，今日我的擔心卻遠超過從前任何一段危機的憂慮。過往的危機並沒有徹底地動搖到美國的核心價值，但現在卻不一樣，美國250年來辛苦建立的精神基業，可能在未來四年來被連根拔起！

可悲的是，美國極右派和福音派教會仍然沉醉在「令美國再次偉大」的強國夢裡面，不知道有一天自己要受到歷史的審判。鑑湖女俠秋瑾曾經用以下幾句詩去描述國民對時局的蒙昧無知：「漢家宮闕斜陽裡，五千餘年古國死。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我參考了秋瑾的名句，為現在的美利堅寫下這首打油詩：「自由神像餘輝長，二百餘年大國殤。一夢貪歡在羅帳，不識反思學囂張！」

和親戚在2025年之初往紐約走了一趟，雖然那兒的港式奶茶和沙嗲牛肉公仔麵都有點令人失望，但在自由行的日程中卻喜歡上了可以乘地鐵、不用自己開車四圍去的樂趣和方便。

帶著第一次來紐約遊玩的親戚，「例牌」去了時代廣場、自由神像、帝國大廈、新世貿中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華爾街和唐人街等等名勝。在熱鬧的人群中體會繁榮，認識歷史和新聞熱點。來自倫敦的親戚覺得紐約很安全，四處都見到警察。相比他們的城市因為「窮」，街燈不但減少了開，還減少了值勤警察，因此他們都不敢夜歸。

在排隊上船觀賞自由神像，在登自由島時，碼頭的人龍非常長，在漫長等候過安檢期間，人群突然起鬨，有人高呼當時還是候任總統Trump的名字。當然不是他本人現身碼頭，而是「扮」他的人在那裡攪氣氛。

除了上述名勝之外，我們也特別參觀了一處很少人到而又「對外開放」的名勝──Trump Tower，在它的正門前也有人「扮」Trump，引來不少群眾聚集和拍照。我們湊湊熱鬧之餘也入內參觀一番。在其中見到偌大的美國國旗被金色宏偉的大樓互相映襯，令人聯想到美國的偉大。至於Trump Store精品店內的貨品與2018年相比有些不同，現在看見的精品主要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主題的紀念品，如：帽子、杯子、哥爾夫球用具、布袋子等等日用品。如果想要找Trump的卡通人像或假面具就要在別處找了。

邊遊覽邊看手信，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在唐人街、商區或旅遊景點區都看見很多林林總總與Trump有關的商品，其中最令我們深刻的是Trump的金髮連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帽。

喜歡Trump的人會瘋狂購買、雀躍忘形；不喜歡Trump的人會掉轉頭走、嗤之以鼻。為甚麼同一個人會給大眾這樣兩極的印象？大眾由媒體那裡獲得甚麼樣的資訊從而對一個人產生好惡的反應？媒體在定型一個人（stereotype）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

小時候，我們都愛「追星」，追捧自己喜愛的藝人，總愛買下自己喜愛的偶像的雜誌、海報、黑膠唱片和卡式錄音帶等等。另一方面，偶爾看到傳媒雜誌或報章刻意以誇張的大字標題報道某些大眾本來已沒有好感的藝人「是非」；看見大大張近鏡醜陋的、招積的、陰濕樣的照片……更加深人們對這些人物的厭惡感。奇怪的是，有些藝人總是被醜化，而有些總是被美化。甚麼條件和因素影響媒體對一個藝人的報道？媒體有否特定意識去建構一個藝人的形象？媒體想向大眾灌輸甚麼訊息，或想作出甚麼樣的影響力？

有時我們還會有一種觀感，慶幸自己所追捧的全是「好」的偶像，而厭惡的都是「差」的偶像。這種想法難道代表我們當時都中了媒體的毒（被塑造了個人喜好）？

雖然被醜化的藝人總是大聲疾呼地澄清，說中傷自己的都是謠言，說要告某某媒體；但過去人們總是傾向相信傳媒的報道──過去這個幾乎是唯一一個可以獲得偶像資訊的渠道。

時至今天，星鏈使互聯網科技升級、智能手機功能層出不窮、社交平台蓬勃發展、油管用途廣泛，這些都令全球資訊快速地傳遞，把原本已經發達的資訊推到高峰。我們可以獲得資訊的渠道比從前多，是否就可以更全面、更立體地認識一個人，不會因為受所接收的資訊限制，而一面倒的喜歡或憎惡一個人？

人人在表達自己意見或傳達訊息時總會或多或少受自己的立場、價值觀和主觀好惡所影響。再者，在資訊科技發達及其產品普及化下，可謂人人都是「媒體人」。雖然有所謂傳媒操守、社交平台或油管使用守則，但在不犯法和不犯規之中仍有很大的「試底線」空間。況且，我們又不可以天真地假設所有資訊傳遞者都是良心傳媒、良心發佈人。看來監管媒體的工作不但不會過時，而是更有需要，亦更有難度。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資訊接收者可以怎樣客觀冷靜理性地過濾資訊？又可以怎樣不被偏頗和極端的資訊塑造自己的看法，甚至被操縱？

回程時，很多航班受風雪的影響而延誤，其中一名在候機室的黑人男子大發雷霆，大聲投訴，以表達對班機延誤的不滿，在場的警員們則間中回應他幾句，彼此沒有肢體接觸；而男子則繼續自說自話表達不滿。如果在場有人把此段約20分鐘的事件拍攝下來並剪輯上載，帶著不同目的剪輯出來的影片會否帶來不同的效果？為博流量和點讚的發佈人，會否把事情說成是多名警員對黑人男子言語暴力及造成歧視？又或會否把事情說成：警察親民忙於上前安撫滯留機場的旅客？哪一個剪輯短片版本或標題會更易成為網上熱搜？

剛移民時，有朋友告訴我們，若要看新聞，最好是看霍士新聞頻道（Fox News），因為它比其他「英文字母」的新聞媒體中肯。不知現在這個建議是否仍然正確？我們如何從海量的資訊中分辨真與假？分辨中肯與誇張？分辨是真有其事與無中生有？分辨是斷章取義還是較全面的事實？除了規管和靠媒體「自愛自律」外，那麼資訊接收者又有否預備一把「準繩的」尺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