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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背後的「微小代價」

筆者是科幻小說迷，《星空奇遇記：奇異新世界》（又譯為《星際爭霸戰：奇異新世界》或《星艦迷航記：奇異新世界》，Star Trek: Strange New Worlds）是我最喜愛的作品之一。在這部劇集的第一季中，有一個非常震撼人心的單元故事，講述聯邦星艦「企業號」造訪了一個名為馬加利斯（Majalis）的星球，這個世界宛如天堂，科技高度發達，城市漂浮在空中，完美避開了地表的惡劣環境，居民過著富足、優雅且毫無痛苦的生活，到訪者對這「人間天堂」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然而，這個完美世界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祕密：這個城市的動力來源是小孩子，當地人必須將一名孩子接入維持城市運作的系統，讓他承受無法逃脫的犧牲。城市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祕密，但絕大多數人選擇無視這地下室的殘忍薄涼，繼續享受地上的繁榮昌盛。揭開真相之後，星艦艦長派克對此感到憤怒與不解，但當地的領袖卻冷酷地回應，說這是為了讓大多數人享受集體繁榮所必須付出的「微小代價」。

看過這集的朋友，或許會感受到一種似曾相識的哲學震撼。事實上，這個故事的藍本正是參考了美國傳奇科幻女作家烏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經典哲學短篇小說《離開奧美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而故事的主幹大致相同：為了維持奧梅拉斯的繁華，當地人必須把一個無辜的孩子關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裡，讓他承受無盡的虐待、飢餓與痛苦，而且需要不時更換這受罪者。科幻小說的偉大之處，往往不在於預測未來發達的科技或是史詩級的星際戰爭，而是在於它能像一面極致的思想放大鏡，將現實生活中被我們忽略的哲學與心理學問題，抽離到一個極端的虛構場景中，然後逼使我們去反思人性與認知盲點。

傳聞證據和便利性啟發

從邏輯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馬加利斯星球的漂浮城市，還是奧梅拉斯的極樂歌舞，都揭示了人類大腦常見的一種思維陷阱：以偏概全，亦即是草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經歷到類似的「傳聞證據」（Anecdotal Evidence）或者「便利性啟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例如，一些人到一個國家旅遊回來後，便繪聲繪色地描述當地的摩天大樓、機場、酒店如何美輪美奐、高科技如何隨處可見，對這先進發達的社會讚不絕口。而聽者往往會在腦海中自動拼湊出一幅整體社會都欣欣向榮的宏大圖像，對這論述深信不疑。

對聽眾來說，這偏頗的認知是來自於我們對「傳聞證據」的過度依賴，人類社會是透過聽取故事來傳遞生存經驗的，這導致我們的大腦天生對生動、具體且富有情感溫度的東西趨之若鶩。當聽到身邊的親友分享旅遊的見聞，聽者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將這些經驗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鮮活的「故事」在說服力上輕易擊敗了冷冰冰的總體統計數據，使大腦偷懶地將局部現象等同於全面事實。

對那些遊客來說，這種認知偏差正是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便利性啟發」。大腦在評估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時，為了節省認知能量，會本能地依賴記憶庫中最容易被檢索、最新鮮且最具有視覺衝擊力的畫面，又或者是身邊最容易獲取的資料。高聳入雲的大廈和具有未來感的高科技，就是最容易被看見、被記住的櫥窗展示； Facebook 和 YouTube 這些社交媒體的短訊或者短片是最容易接觸和消化的。然而，大腦在被這些閃耀的局部畫面塞滿時，會自動過濾掉那些看不見的另一面，例如天文數字級的壞帳、高企的失業率、企業盈利暴跌……等等。

僱員擴大自身經驗

同樣的思維陷阱，也普遍存在於各種同溫層的經驗投射中。舉例來說，在美國矽谷或西岸頂尖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精英，因為看見自己和身邊的同事為了研發頂尖科技而日夜加班、精益求精，便很容易將這種局部經驗無限擴大，以為普遍的美國人全都是這般極度勤奮與刻苦。

這時，我們就必須依賴冷靜的客觀科學與大樣本的統計數據，來刺破這種由「便利性啟發」編織出的幻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及近年各國勞動市場的統計數據顯示，自己的經驗往往與現實有著巨大的鴻溝。事實上，亞洲許多主要經濟體的平均每週工時普遍大幅超過 40 小時。以 2025 至 2026 年的最新勞動市場數據為例，新加坡僱員的平均每週實際工時約在 43 小時，而中國勞工的平均每週工時甚至高達 48 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宏觀數據則顯示，全美國所有私營企業員工的平均每週工時長期維持在 34.3 小時左右（這包含了龐大的兼職與彈性就業人口）。即使只看全職員工，其平均一週工時也大多落在 38 至 40 小時之間。這項統計數據揭示了一個事實：那些高科技公司的超時加班文化，在三億多人口的美國社會中，只是極端少數的特異樣本。如果僅憑自己辦公室裡的燈火通明，便斷言整個國家的勞動生態皆是如此，這在統計學上就是犯了將小樣本規律強行套用至大總體的典型錯誤。

結論：邏輯謬誤與心理陷阱

這正是科幻寓言帶給我們的啟示。無論是《星空奇遇記》中那座靠著隱藏代價漂浮的空中城市，還是現實中那些被局部繁榮包裝的宏觀敘事，都在提醒我們：一個社會的真實面貌，絕對不能只看它最光鮮亮麗的頭等車廂。其實，以偏概全只是病徵，真正的病根是過度倚賴傳聞證據、便利性偏誤等心理機制，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僅僅指出邏輯謬誤往往流於治標不治本，難以真正扭轉根深蒂固的偏見。要避免這種思維上的陷阱，我們不能只留意邏輯錯誤，而是必須主動與大腦與生俱來的認知慣性對抗。唯有透過培養抗拒「眼見為實」的直覺、主動尋找反例的習慣，並建立重視數據科學的思維，我們才能在紛繁複雜的資訊迷霧中，看清世界全面而真實的輪廓。

引言：極化社會中的邏輯謬誤

近年來，美國的政治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自由派與保守派、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然而，當我們抽離激昂的政治修辭，冷靜地審視雙方在不同議題上的核心論述時，便會發現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矛盾與雙重標準。雙方在抨擊對手、指責對方踐踏原則的同時，往往在另一個切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犯下完全相同的錯誤，隨後再利用一套精緻的論述自圓其說。一些讀者曾經問我為什麼經常批評保守派和右派，但這一次，我將會深入剖析自由派和左派在「程序公義」以及「高度概括化與刻板印象」這兩個關鍵維度上所展現的邏輯不一致性，進而揭示這種雙重標準如何侵蝕了現代民主法治的基石。

程序公義的自相矛盾：選擇性運用程序公義與大愛包容

程序公義是現代憲政民主運作的核心支柱，其基本內涵在於：為了保障實質結果的公正，所有政治公權力的行使都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與權限劃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自由派與民主黨人高舉程序公義的大旗，對行政當局的諸多決策展開了嚴厲的法律與道德批判。例如，當特朗普政府繞過國會的預算審查或立法授權，直接通過行政命令向多個國家大幅徵收關稅，引發貿易爭端時，自由派強烈譴責這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踐踏；當大批非法移民被執法人員迅速逮捕，並在未經充分司法答辯下被遞解出境時，自由派抨擊這公然違反了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而當特朗普在未經國會正式宣戰或授權的情況下，對伊朗等國採取軍事行動時，左翼更直指這是對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權的公然挑釁。在這些論述中，自由派的邏輯是清晰且堅定的：無論其政治或戰略目標聽起來多麼有道理，只要在程序上違法，其結果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然而，當議題轉移到非法移民的居留與安置問題時，自由派對程序公義的堅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在面對大量採取非法手段入境並長期滯留美國的群體時，自由派積極鼓吹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大愛包容態度，不僅反對驅逐，甚至主張為他們提供合法的身份與工作路徑。此時，保守派與合法移民群體提出了完全合理的質疑：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申請者，正遵循著繁複、冗長且成本高昂的正式法律程序，在漫長的排隊中等待著合法入境與定居的機會。自由派對非法移民的網開一面與特赦主張，無疑是對那些死守法律程序者的極大不公。在此處，非法移民不經法定程序獲取居留權的事實，同樣構成了對程序公義的嚴重違反。自由派在面對政府公權力時強調「程序不對，結果就是非法」，但在面對非法移民時卻主張「理想崇高，程序可以讓步」，這種在同一個「程序公義」概念上的雙重標準，暴露出其邏輯的內在分裂。

為了自圓其說，自由派建構了一套關於「權力不對等」與「法律本身不公義」的修正主義邏輯。在他們的政治哲學敘事中，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立場被另一種更高級的道德維度串聯了起來。自由派認為，行政首長或國家機器擁有無可比擬的公權力，因此必須受到最嚴格的程序公義限制，否則社會將迅速滑向威權與獨裁。相反地，非法移民在他們的視角中被定義為弱勢群體，現行的嚴苛移民法律與入境程序被斥為排外主義、冷酷且不人道的。在這種邏輯下，死守不公義的程序只會延伸不公義，因此人道主義的實質公義必須凌駕於條文的程序公義之上。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的危險性在於，它將程序公義的適用性降格為可以因人而異、因立場而異的政治工具。如果自由派可以因為人道大愛的崇高理由而忽視入境的法律程序，那麼保守派同樣可以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他們認為無比崇高的理想，去忽視或架空限制政府權力的行政程序。一旦法治的程序公義可以被各自陣營宣稱的「實質公義」隨意取代，那麼現代社會最根本的法治基石與遊戲規則將蕩然無存。

高度概括化的自相矛盾：選擇性的以偏概全與對抗系統

除了在程序公義上的雙重標準外，自由派在面對社會群體與公共事件時，對於認知謬誤的應用也存在著顯著的邏輯不一致。長期以來，自由派與左翼知識分子站在反對歧視的最前線，他們經常使用「高度概括化」、「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 ）與「刻板形象」（stereotype ）等邏輯謬誤，去嚴厲批評種族主義、白人國族主義以及排外的反非法移民政策。他們正確地指出，不能因為部分害群之馬，就將整個族群貼上負面的標籤，就對整個群體採取具有偏見性的限制措施。這種強調保護個體差異、拒絕將個體過錯上升為集體罪責的邏輯，是現代自由主義與人權觀念的重要體現。自由派卻以此為武器，佔據了反對偏見與維護多元平等的道德高地。

然而，當社會焦點轉移到執法體制與警察群體時，這種反對「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卻在左翼陣營中全面失靈。幾年前，在發生了一系列白人警察採用過度武力傷害少數族裔、特別是引發全球震動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後，自由派與進步派的輿論迅速走向了極端。大批左翼激進分子與社會活動家走上街頭，齊聲喊出了「撤資警隊」甚至「廢除警察」的激進口號，更有甚者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將所有警察污名化的言論。

此時，如果採用自由派平時用來反對歧視的同一套邏輯，人們必然會問：為什麼因為一小撮白人警察的錯誤行為，就要去懲罰、削減甚至全盤否定整個由無數兢兢業業、冒著生命危險去維持治安的藍衣戰士所組成的警隊呢？這難道不正是最典型、最標準的高度概括化謬誤嗎？

面對這一顯而易見的邏輯打臉，自由派與左派學者發展出了「系統性壓迫」的社會學論述來為自己辯護。他們辯稱，自己並非在攻擊每一個具體的警察個體，而是將警隊界定為一種「國家機器」與「體制」，這與自然形成的少數族裔群體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左派的分析框架中，少數族裔內部成員沒有統一的組織架構、共同的信條或體制性的權力，因此對他們的概括化是純粹的偏見。然而，警隊是一個擁有公權力、合法武裝、受過統一訓練且受到強大工會體制保護的架構。自由派認為，種族主義與過度武力並非個別警察的偶然失誤，而是深植於整個警察系統的訓練文化、考核機制與保護傘制度之中。因此，「撤資警隊」針對的是這個源源不絕產生不公義的系統，而非懲罰個體。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顯得極其蒼白與虛偽，當「撤資警隊」的口號演變成對所有執法人員的妖魔化與敵視時，它在客觀效果上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度概括化。這種做法全面忽視了在犯罪率高企的弱勢社區中，正是無數優秀的基層警察保護著少數族裔免受暴力犯罪的侵害。

結論：立場先行的政治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綜上所述，透過對程序公義的選擇性失明以及對以偏概全謬誤的雙重標準進行客觀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前美國政治對立的背後，並非單純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思辨，而更多是一種「立場先行、雙重標準」的認知失調與政治部落主義。自由派在批評保守派與特朗普政府時，能夠精準地揮舞程序公義與反對偏見的理智之劍；但在面對符合自身意識形態神話的保護非法移民或反警浪潮時，卻能迅速將這些原則拋諸腦後，並用一套「系統性受害者」或「系統性壓迫」的精緻理論來為自己的邏輯矛盾進行巧妙的自圓其說。

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不再相信有一套跨越黨派、跨越階級、跨越族裔、一視同仁的程序與邏輯標準，而是任由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隨意綁架和曲解法律與理性，那麼民主制度終將在無休止的內耗中走向崩潰。要走出這種極化的泥淖，關鍵在於公眾與政治人物能否重拾真正的客觀與省思能力，不僅要用高標準去檢視政敵的邏輯缺陷，更要敢於直面並修正自身陣營的自相矛盾。唯有當原則不再因立場而轉移，理性的政治對話才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重新復甦。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北愛爾蘭，一個我年少時常關注的地方，因為當時常有炸彈襲擊的新聞，原因是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衝突。這是政治問題多於宗教，但也有我年輕時喜愛的曼聯球星佐治貝斯（George Best)，又有後來敬重的神學家魯益思（C.S. Lewis），以及與鐵達尼號的傳奇有密切關係。

然後，最近一個偶然，巧遇一位專業專題導遊弟兄，來我在St.Neots家探訪，並鼓勵我往參觀鄰近城市（Olney)，說這是聖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作詞人約翰牛頓（John Newton)服侍主的教堂和他的墓地的小市鎮，導遊弟兄帶我參觀，朗朗上口又富感情地介紹牛頓的生平，我是受到感動。

對我來說其中一個亮點，是詩人在我目前常去短宣的北愛爾蘭對開的大海遇上極兇險的風浪，在預計九死一生的處境下，就跪下禱告，蒙主施恩憐憫保存了生命，並經歷重生得救，而他當時是正在參與販賣黑奴的生意。一個十一歲就跟父親過航海生活，習染一切海員的壞習慣行為，又做販賣奴隸的工作，完全忘記了母親對他的宗教教育，在北愛的海上記得母親的榜樣，蒙主憐憫得拯救，然後慢慢成長，成為牧師、300多首聖詩的作者、宣教士及倡議廢除奴隸制度的勇士，終年82歲，感受恩典人生而離世。

我年少時的英雄佐治貝斯，生於北愛雨爾蘭貝爾法斯特，他是曼聯球會的傳奇，曾在一場職業足球聯賽射入六球，為球隊帶來許多貢獻，至今仍未有人打破這個紀錄。但是他的浪子性格，使他沉溺在酒色財氣中，不能自拔，也因嚴重酗酒，於2005年因酒精引發疾病逝世，終年59歲。他在足球界的貢獻只是十多年，叫人覺得遺憾和傷感！

同是浪子，佐治貝斯曾經是擁有財富名譽地位的人，牛頓卻是一個教會的牧師和社會運動人物，雖然都已離世，卻給人有極不同的懷念。牛頓繼續給人積極的鼓勵，對生命充滿感恩和珍惜，叫人對他敬愛有加。四月北愛短宣，遇到的人和事，叫我想起他們的人生對照。緊接著是巴黎和圖盧茲的法國短宣，今日完成巴黎一站，轉往圖城，在乘七個小時的火車內寫下近日的分享。我在教會曆復活期的證道，都是這樣的人生反省和勉勵。求主施恩憐憫使用。

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

最近，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漫步其間，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然而，在眾多古蹟之中，最令我們駐足良久、陷入深思的，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且極其脆弱，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

自由鐘的傷痕：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

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頒布《權利憲章》五十週年，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是《聖經‧利未記》二十五:10中的一句經文。

然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1752年，這座鐘運抵費城，但在第一次試敲時，鐘緣就出現了破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John Pass）和斯托（John Stow）試圖修復它，他們將原鐘熔化，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試圖降低其脆弱性。然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聲音嘶啞難聽；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雖然聲音有所改善，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直到1835年，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舉行葬禮時，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到了1846年，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結果裂縫急劇擴大。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鑽孔」（drilling）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道寬闊而深邃的「拉鏈狀」痕跡。遺憾的是，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

權力的擠壓：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

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這塊基石正被不斷侵蝕。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噤聲。例如，他曾針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但這種「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SLAPP）的行為，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

此外，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槍殺。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馬赫（Marie-Thérèse Ross-Mahé）的故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並且正在申請綠卡，但在丈夫去世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並遭受嚴苛對待。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ICE無非依法辦事，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他者」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

社會的撕裂：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

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上方」的壓力，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下方」的動盪。在今天的美國民間，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左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道德制高點自居，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一言堂」，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最令人警惕的是，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然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近年來，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在自己家中遭到歹徒持錘襲擊；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棒球場遭到槍擊；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在那個時段，約翰甘迺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牧師、Malcolm X、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當子彈代替了選票，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

結語：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

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1861 年 2 月 22 日，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他說：「《獨立宣言》的精神……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而且，我希望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直到永遠。」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公義鐘」。

1963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曾深情呼喚「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而自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因此，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每一片土地上「迴響」。

1993年7月4日，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 F. W. de Klerk ）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在儀式中，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

然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試圖掩蓋那道裂痕，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也再也無法承受敲擊。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不完美的，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繫的。

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我意識到，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而是自由的真相。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

英國進入夏令時間，日照時間之長似乎是在彌補冬季時所缺乏的陽光。童年時在文章裡所讀到的「春回大地」、「乍暖還寒」、「百花盛開」等字詞，此刻卻能親身體會到。一天經歷不同的天氣也是常有的。早上只有攝氏四、五度，但下午可以回升到二十多度。剛才還天朗氣清，但突然卻可以下冰雹，不到半小時，又可以再見陽光。在南部晴朗時，在北部或西部可能是處於狂風暴雨。情況跟在台灣差不多，當台南、台北在放颱風假時，台中卻仍要依舊上班、上課。故此，居住在台灣或英國，天氣不僅是用來「談論」的日常話題，更確實是我們需要留意的生活「資訊」。

至於有效接收「資訊」這一回事，其實並不太在乎「資訊」本身的真確性，而更多的是關乎「資訊」的發放人或發放的方式。異端邪教吸引大量信眾，往往並不是內容，而是靠一名極具魅力的領袖。相反的例子就是，一個「光頭佬」推銷生髮水，生髮水縱然有神奇特效也沒有用，因發放資訊者本身就顯得沒有絲毫的說服力。當一個打壓言論自由的政府，怎樣宣傳自己是聽從民意或鼓勵人民自由表達，也不會有人相信，極其量只會獲得一些「唱好」、「附和」的訊息。

話說回來，任何的氣象數據是客觀的，難以造假。但如何讓這些「硬性」資訊有效地傳遞？一個讓大眾受落的天氣報導員是不可或缺的。

近日，BBC Breakfast天氣報導員Carol Kirkwood的離任，竟成為不少人心生感觸的事情。她在這直播的崗位上已超過二十五年。在四份一世紀內，差不多每天出現在英國民眾眼前。筆者來英數年，每天習慣收看BBC Breakfast。不僅是藉此提昇一下英語的聽力，也可以從中多聽一些趣聞逸事或多了解一下英國人所關心的事情。當中，Carol的天氣報導確實叫人印象深刻。她的笑容、聲線、眼神，在外景直播時與他人的互動，也能給人一份滿有活力的感覺。尤其在陰沉鬱悶的冬天，在她報導天氣時，能予人一點點晴天的感覺。

一月份，在Breakfast的直播中，主持人以訪問對話的形式跟Carol一起宣佈離任的消息。主持人眼泛淚光顯出不捨之情，亦能引發觀眾們的共情。而這公開的道別機會，在筆者眼中，已是電視台給予員工最大的榮譽。怎料到，這只是前菜一碟。

Carol公開宣佈離任後仍繼續主持天氣直播，到四月初才正式告別。三個月的通知期，原來並不是單單給予公司，同樣是給予公眾。四月初，在她離任前的數天，電視台安排她回到一些曾到訪過的地標作直播。而相關的單位、機構在直播末段，送她一些具紀念價值的禮物，交流一下過去相遇的回憶，表達彼此不捨的情懷。其中極具歷史性的花園RHS Garden Wisley[1] 更把其中的氣象站重新命名為：The Carol Kirkwood Weather Site。就是把一個現代的人物，存留在歷史之中。在最後直播的一天，更是一連串的催淚場面。播放一些她的歷年出鏡片段之餘，更附加不少名人、摯友錄像表達對她的謝意。在眾人的真情流露下，竟把首相給她數句祝賀也比了下去。最後，一眾同事出現在直播室，並不是拍拍手，就草草了事，而是有十多分鐘彼此的交流、分享。[2] 一名天氣報導員能得到如此榮譽及認同，除了她把重要的「資訊」帶給眾人，更是她同時把一些暖意透過她的工作傳遞出去。同事們給她的回饋，可見到她在台前幕後，也是予人鼓勵及支持。

無疑工作是佔據我們生活極大的部份。與同事見面的時間，肯定多於我們與家人的相處。若我們未能與同事建立到良好關係，或從工作中有所發揮或獲得滿足。當我們離任時，就只剩下一份失落，沒有甚麼可以帶走。

在講求盈利、收視的電視台，顯示出對員工的重視。或許，有人仍尖酸地說：「這不過是電視台推高收視的伎倆」。但不管怎樣，在整段離職的過程中，但真實地傳遞著「人情味」，叫人感到溫暖，這正正是冷漠世界中，極需要的養份。

「天晴」的日子不一定每時出現，但「人情」帶來的溫暖，卻可以透過你／妳和我，每刻的發放。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Good Friday的Good肯定是對「人」而言，並不是指向將要受苦的主耶穌。今年，參與了雷汀華人基督教會的受苦節默想聚會：「與主同行苦路」。
安靜、默想，遠勝喋喋的大道理。

當天的扎記如下：

第一站：耶穌被判死刑
無罪的竟被判
為何
        為我
有罪的竟被赦
為何
        為愛

第二站：耶穌背十字架
　背起　是重　是累　是苦
走上
        因主
                曾走上

第三站：耶穌第一次跌倒
無力　再多的鼓勵　無助

第四站：耶穌遇見母親
關係　與人　不易
　神看重
　　人輕視
關係

第五站：西門助耶穌背十架
接受？　拒絕？
        示弱的勇氣

第六站：韋蘿妮嘉[1]拭抹耶穌的臉
走近受苦者
        害怕受牽連
        連於受難主

第七站：耶穌第二次跌倒
跌倒　再起
        再起　跌到
站穩　靠主
        靠主　站穩

第八站：耶穌對婦女說安慰的話
哭　為所看到的
        為未尚見到的
        為他者
        為自己
哭　因仍有愛　仍有情

第九站：耶穌第三次跌倒
再三
        堅持                        放棄
                代價                        代價
                        沉重                        更重
                        　　生　        與    　　死

第十站：耶穌被剝去衣服
失去一切
        得到所有
　            死    與    生

第十一站：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十架上　能看見　甚麼？
                看見無能的自己
                看見無望的他者
                看見當下
                看見將來

第十二站：耶穌死在十字架
死　在人　終局

第十三站：把耶穌從十字架上取下
……….

最後一站：把耶穌遺體安放在墳墓
黑暗　冷　絕望
　迷茫的當下
　沉默的躺著
　失焦的目光
　面對未知的將來

受難節翌日，坐在電腦前記錄這一段文字，仿如昔日於斗室內，門徒傷痛地思念恩主的種種。不同的是我們已知祂已復活！亦因著已知，反倒叫人不懂珍惜。我們享受著假期的種種，多於記念上主為我們所付的重價。更有不少的人，縱然已知，卻選擇不信。

祂是愛我（們），為我（們）捨己！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此圖片由AI生成

引言

在最近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加者問我，在當今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美國是否可能逐步滑向內戰。我回答說，雖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確實是可能的，但美國歷史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制度韌性、協商解決，以及長線和解。當我提到美國歷史時，讀者或許會預期我將討論圍繞奴隸制度而爆發的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另一場較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衝突：19世紀中後期，美國聯邦政府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徒）之間的對峙。

摩門教徒的迫害和西遷

在19世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簡稱摩門教）的成員在美國中西部各州遭受到強烈的迫害。1844年， 教會創辦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在伊利諾州卡西奇（Carthage）監獄中被暴民殺害。他的死亡加劇了信徒的恐懼，他們認為在既有州份中，和平共存已不再可行。

在楊百翰（Brigham Young）的領導下，摩門教社群於1846年開始大規模西遷，穿越大平原前往鹽湖谷。當他們於1847年抵達鹽湖谷時，該地仍屬墨西哥領土；直到美墨戰爭（1848年）後才成為美國的一部份。1850年，楊百翰被總統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正式任命為領地總督，然而，他同時兼任宗教領袖與領地總督的雙重身份，使宗教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身。

為了重申聯邦政府在猶他的主權，1857年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聯邦軍隊前往猶他，以安插新任總督。這事件被稱為猶他戰爭（1857–1858），雖然它並未升級為大規模戰鬥，但這反映了華盛頓與摩門教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摩門教徒擔心再次遭受迫害；而聯邦官員則擔憂神權政治帶來了地方分離主義。

猶他戰爭與山地草原大屠殺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國發生了西部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山地草原大屠殺（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1857年9月，由約翰‧李（John Lee）領導的摩門民兵，聯同部分南派尤特族（Southern Paiute）盟友，襲擊了一支途經猶他南部、前往加州的貝克–芬徹（Baker-Fancher）移民車隊。在五天圍困後，民兵領袖提出虛假的停戰協議。當對方交出武器後，摩門教民兵殺害了約120名男子、婦女與較年長的兒童，僅有17名幼童倖存。

無論依據十九世紀或現代標準，這場屠殺在道德上都無可辯護。這些移民並未對猶他構成有組織的軍事威脅。以欺騙手段誘使對方投降後再加以殺害，不僅違反當時的戰爭準則，也違反基本的人類倫理。

1859年，聯邦政府派人前往現場調查，證實了元兇是摩門教。然而，由於多重因素，故此起訴極為困難，這些因素包括了地方居民的抵制、聯邦在領地內能力有限、證人受恐嚇，以及當時整體政治局勢的不穩定。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重心轉移，摩門教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數十年後，約翰‧李於1877年受審並被處決，這是遲來的公義，但公義不會缺席。

南北戰爭期間疏離的「忠誠」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猶他領地並未脫離聯邦，且在形式上保持對聯邦的忠誠。楊百翰宣稱猶他「堅定支持憲法與法律」。然而，這種忠誠是謹慎而複雜的。許多摩門教徒私下將南北戰爭視為上帝對美國的審判。

猶他並未派兵參與蓋茨堡（Gettysburg）或安提坦（Antietam）等東部重大戰役。林肯總統授權楊百翰組建了史密斯騎兵隊（Lot Smith Cavalry），負責保護電報線與陸上郵件路線，以避免這些重要設施受原住民攻擊，這使聯邦軍能將人力集中於其他戰場。

儘管猶他在形式上忠於聯邦政府，但政府仍然不信任摩門教。1862年，派翠克‧康納上校（Patrick Edward Connor）率領加州志願軍進駐鹽湖城，並在城外高地建立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確保猶他州處於監視之下。

漫長的和解過程

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愈發專注於1856年共和黨政綱中所稱的「野蠻雙重遺物」（Twin Relics of Barbarism）：奴隸制與多妻制。隨著奴隸制度被廢除，聯邦政府的焦點全面轉向猶他領地的多妻婚姻。聯邦政府通過了反重婚法律，並且加強執行，國會將多妻制定為刑事犯罪，剝奪許多摩門教徒的投票權，又解散了教會的法人地位，並沒收教會財產，數百名男子因違反法例而入獄。

到了1880年代末期，摩門教在強大壓力下面臨存續危機。1890年，教會會長威爾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正式勸告信徒停止締結違反聯邦法律的婚姻。儘管多妻婚姻並未立即消失，但這宣言標誌著一項決定性的制度轉向，移除了取得州資格的主要法律障礙。1896年1月4日，猶他正式成為美國第45州。雖然這並未抹去過往的敵對歷史，但象徵猶他正式整合進入聯邦體制。若從1857年猶他戰爭算起，到取得州資格為止，和解過程約歷時三至四十年。這既非立即完成，也非簡單順利，但最終避免了領地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大規模內戰流血。

和解的另一個里程碑發生在21世紀，2007年，亦即是山地草原大屠殺150週年之際，摩門教領袖公開對事件表達深切悔意，表示真相「令我們深感悲痛」，並重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容許這樣的殺戮，這項承認代表著面對歷史錯誤的真誠努力。

對今日的啟示

儘管人類的歷史染滿鮮血，但最黑暗的雲層後往往仍有一線光明。在許多全球衝突中，勝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敗者則遭到摧毀。然而，美國在南北戰爭（1861–1865）後的經驗，卻提供了一條不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南北戰爭之後北方聯邦政府並未對南方邦聯領袖進行大規模處決，而是積極地重建南方。儘管南方出現沒收財產、政治剝奪、公民權爭議與暴力動盪，卻沒有發生過針對前邦聯菁英的系統性大規模報復。像羅伯特‧李（Robert Lee）這樣的南方將領，最終得以回歸平民生活。儘管重建時期充滿爭議且並不完美，但它仍然反映出國家選擇和平共存，而非追求徹底毀滅對方。

同樣地，在聯邦與猶他的衝突中，政府傾向於依賴法律與政治壓力，而非持續軍事鎮壓。摩門教社群亦做出重大讓步：放棄曾被視為神聖啟示的多妻婚姻制度。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這場十九世紀的衝突提醒我們：憲政爭議可以升級，但也可以降溫。制度性的自我修復極少一蹴可幾。它需要克制、漸進調整與痛苦妥協。和解並不抹除不義，也不意味道德等同；它反映的是一種面對歷史真相和錯誤的勇氣，一種高瞻遠矚的選擇：共建與共享未來，而非無止境的報復。

這個農曆新年去了北愛爾蘭，協助華人教會的新春聚會、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分享，探訪和約談。這裡的天氣是英國的典型，大部分時間綿綿春雨，暗暗天色，冷冷寒風，泥濘地面，但在基督裏的團聚是「高溫」的。教會有三十年歷史，崇拜分普通話堂、粵語堂和英語堂，雖然已有數年沒有牧者，以往就算有，也只是短年期的服侍，教會的各崗位都是弟兄姊妹及長老執事長期負責。而他們大部分的職業都是餐飲行業，工作時間長，體力勞動大，但卻分擔教會許多工作。除了一般事工，較特別的是接待講員的住宿與交通安排、中文學校等。崇拜人數約二百人，而網上祈禱會竟約四十人，各小組團契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近十位部分時間或全時間接受不同方式的神學訓練。其中一位姊妹就是在教會作準傳道人。我實在為這教會在神國度中的努力很受感動，為他們自覺性參與服侍很感恩。

我在北愛這十一天的工作很具挑戰，但也很享受事奉的喜樂。在第二個主日講道前一天，忽然有些胃部不適，還好像有感冒症狀，如感到很疲累、發冷發熱等。默默禱告並吃成藥，翌日睡醒後症狀竟好轉了，像沒有病似的，由早上普通話講道到下午粵語講道，然後和弟兄姊妹一起吃晚餐後，才收拾行李和休息，第二天中午前往機場，真的經歷奇妙的恩典。北愛爾蘭的基督教信仰氣氛，較其他英國城市似乎濃厚些，在巴士車身也有聖經經文。求主復興這地。

這段北愛工作的期間，心裏也掛念在法國南部圖盧茲的華人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安排及探訪事工，因為巴黎及盧森堡的兩位華人女傳道，都先後分別來到圖城作關懷及服侍。因此我也遠距協助籌備和聯繫。感謝主使一切都配合得很好。心裏感謝得激動，因為主沒有撇下圖城華人的需要。仰望主的引領，讓我們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繼續帶領著當地弟兄姊妹的成長，以及小組的腳步。

劉千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少年時偷渡來港，學歷雖然不高，但幹勁十足，頭腦轉得快，加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可說如魚得水，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造就了劉千石，也是劉千石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街知巷聞，將教會帶入了社會。由於他在工運上的策略和熱誠，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不同的界別建立了關係，令他順理成章成為了立法局/會的勞工界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取態和決定雖然有不少爭議，不過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他的從政之路，而是他在工運上的經歷，以及他與工運路上不同的戰友的情誼，讓大家可以看到許多在工運上有心人的身影，例如陸漢思牧師、李卓人、陳錦康和葉錫恩等。

本書的後半部份第七章講述了1976年，他仍年青時患上腸癌住院七個月、做了十二次手術，由110磅跌至96磅的經歷，以及在大病之中信仰對他的幫助和他對生命的強烈渴望，深信「神按名呼召我」。第八章筆鋒一轉，講述了劉千石較少為人知的一面，就是他對粵劇的熱愛，以及他與一些粵劇名伶如白雪仙的相遇，並在2003年開始參與成立兒童粵劇團體，落力推廣粵劇的經歷，他說：「真的是神揀你叫你去的，你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盡心盡性盡意，如果你肯就擺條命去，如果我唔擺條命去就浪費了。」

本書可以讓教會和信徒擴闊有關宣教的思考，除了直接傳福音之外，我們在其他領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做到最好，也可以是美好的見證，讓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或者起碼對基督教產生好感，本書一如其名，是透過劉千石的故事細說教會與香港的工運，以及了解神如何呼召一個人為祂開展殊不容易的工作。

生活在香港所需要的防災措施確實不多，極其量只是在颱風季節裡在窗戶上貼貼「膠紙」或在暴雨時遠離沿海、低窪地區。

生活在台灣時，不少家庭在家中要配備「防震包」，當中包括：備用電話、電筒、水、急救用品、乾糧、哨子等，還需要確認社區內，那裡是防震避難處。當然，這是經歷９２１地震後，促成國民在日常中作出準備。

早陣子，英國不少地方遭逢大雪，令過往只是嚮往白色浪漫雪景的港人，有一點措手不及。原來下雪，除了是美景外，亦可以是一種災難。不少地區面對缺水停電，這意味著就是無法啟動家中的任何發熱設備。居住在零度以下而缺乏暖氣的住所，肯定不會是浪漫，除非，你視一家人被逼瑟縮在斗室中，互相倚偎取暖，也是溫馨浪漫的表現。友人家門外的積雪令她沒法開動車子外出，全家人滯留家中，既無法上班上學，亦不可能外出購物。從她口中得知，在大雪來襲前，家中亦是需要預備防災物資，足夠數天用的飲用水，一些不用煮的即食食物，禦寒的毛毯、睡袋……當然，還有剷雪的工具及防滑的行車（行人）配件。要安全地享受雪中浪漫的同時，也要作出一定的防災措施。

生活在不同的處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適。只是，天災能料，人禍難防！活在缺乏監管、問責，但卻充滿監視、管控的都市，市民為求平安，其「防災措施」除了審慎言行外，就只能蒙面變聲地出現在＜東張西望＞，期盼能尋覓到一條既可出氣，又（可）能改善的出路。善意的表達，卻遭到開除的處分；行義的舉動，卻被視為動亂的苗頭。天災威脅著人的生命財產，人禍卻癱瘓著人的心靈良知。但願人在預防「天災」的同時，也能避免「人禍」給我們的影響。

農曆新年，盼望我們仍能持定公義，心存盼望，有智慧分辨馬鹿，認清黑白，既能磊落又能平安地度過每一天。

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

若你感到面對世界局勢轉變不定，加上本地社會發生的大埔火災事件、巴士安全帶事件，還有不久之前的垃圾徵收費用事件、醫療費用倍增、再有個人的失意，好友離世或患重病等，可能會感到只有失望不曾叫你失望！你或會問人生該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可能只簡單地慨嘆一句「這是末日的景象」。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多問一句：我生於這個末日般的時代是偶然的嗎？我的倖存只是神給我享用的恩典，我就講個感恩見證，然後繼續享受倖存嗎？而當遇到困境時就怨天尤人，懷疑人生？我是否應該向上帝問問「為何我可以倖存？」災難或困境的發生最少應該激發我們反思：如何關懷身邊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如何可以增加人間的溫暖？

近日，我突然感染甲型流感，經受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很快就得到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支援，冒險送藥到我家來，並有許多代禱問候…… 而我在五天後就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另外，也感謝主給我在英國的醫院經過一年多的處理，弟兄姊妹幫忙查詢，終於申請到可以在英國拿到所需要的慢性肝炎藥物，且還是免費的。感恩是這邊的醫生鍥而不捨地為我申請多次才能成功的。享受恩惠後的回應是要更積極的服侍他人。我感謝主的憐憫之餘，求主加我力量更多關心神的教會的需要。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在劍橋和鄰近城市，並於北愛爾蘭都有密集的講道或分享，請禱告記念。

若感到今天的世界是冷如冰天雪地，但是上主仍賜太陽照耀，使這世界不太冷。上主也呼召我們在冰天雪地中和上主一起成為送暖的太陽。最近重遇而再次喜歡的一首歌是「冰天的太陽」，在這裏與大家分享。歌詞中的一段：「從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覺驚慌；縱使風急雨狂，途中總見希望，全賴你看顧著我，輕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嚴寒、或遇著艱辛景況，或許波浪澎湃升降；冷風吹、冷雨飛，全沒法叫我搖盪，因你用真愛將心熱燙！」

受害者被指為「國內恐怖分子」

我曾經對一些教會說：「如果你邀請我講道或者開講座的話，活動完畢之後，我恐怕有一半甚至以上的會友從此失蹤。」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兩宗槍擊事件，無疑是美國執法爭議與宗教道德辯論的轉折點。若果我有機會就此題目發表演講，我絕不會含糊其辭。我情願有一半人離開，也不願意教會墮入「平庸之惡」。

這次爭論的核心始於連續兩次由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槍殺美國公民的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車內遭探員擊斃；儘管國土安全部（DHS）聲稱她企圖衝撞探員，但隨後多間媒體公開的錄影卻顯示，探員開槍時並無即時生命危險。1月24日，退伍軍人醫院ICU護士普雷蒂（Alex Pretti）在抗議現場遭擊斃，多段視頻揭露他當時並沒有做出取槍或威脅性動作。面對這些指控，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ICE局長均為探員強力辯護，甚至稱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並強調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

在案發時普雷蒂持有合法槍械，但特朗普多次表達示威者不應該帶槍進入示威現場，這說法引起了全國步槍協會（NRA）和持槍權活動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攜槍權不應因為參與示威而被取消。最諷刺的是，在1月6號的國會暴動中，有些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攜帶槍械進入示威現場。

普雷蒂是否暴力和抵死？

有一段視頻顯示：1月13日普雷蒂向一輛緩慢行駛的執法人員車輛大聲喊叫並吐痰，隨後用力踢碎了該車的後尾燈。支持執法部門的人士認為這證明普雷蒂具有攻擊性；而他的家屬和代表律師（包括曾參與喬治‧弗洛伊德案的律師）則強調，11天前踢車的行為絕不能成為1月24日他在未構成威脅的情況下被射殺的正當理由。

支持ICE做法的人暗示普雷蒂是一個暴力且「抵死」的人。這種手法讓我們想起了幾年前的喬治‧弗洛伊德案。幾年前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跪頸至死，挑起了波瀾壯闊的「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運動中弗洛伊德被塑造成天使的形象，而反對運動者不斷強調弗洛伊德並非「天使」，而是一個案底纍纍的積犯，試圖以此削弱大眾對警察暴行的憤怒。然而，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文明社會最根本的法理原則：正義並非只為「天使」服務。 無論弗洛伊德過去犯過多少次法，無論普雷蒂在11天前是否踢過執勤車輛，這都不構成執法人員可以「就地正法」的理由。保護一個「不完美」的公民免受非法殺戮，這才是法治對公義最嚴肅的承諾。

如果我們接受「因為受害者有污點，所以過度武力可以被原諒」的邏輯，我們實際上是在允許執法部門擁有無視憲法的「處決權」。這種邏輯的終點，便是法治的徹底崩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教訓，他上台前揚言以鐵腕掃毒，賦予警察近乎無限的武力使用權，暗示只要目標是「壞人」，程序正義便可拋諸腦後。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嫌疑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處決，其中不乏被烏龍指控的平民與弱勢群體。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陷入了無盡的恐慌中。杜特爾特離任後隨即面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危害人類罪」的追究，這證明了任何試圖超越法律的執法，最終都將被正義審判。

其他踐踏人權的案件

除了致命槍擊案，ICE的其他執法行為同樣令人心碎。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公民羅曼（Aliya Rahman ）在前往醫院就診腦傷途中，被多名蒙面探員強行拖出車外。儘管她不斷尖叫提醒探員自己是殘疾人士，探員仍擊碎車窗並將其拖行至地，且完全忽視她對輔助器材的需求。《紐約郵報》以大字標題去指出羅曼參加過LGBT和「黑命貴運動」，在報道中將她「起底」。到底她的思想是否激進和探員對她粗暴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聖保羅市，56歲的苗族裔美籍公民 ChongLy Scott Thao 在家中遭到ICE闖入。探員在持槍恐嚇後，將僅穿著內褲、披著一條孫子的小毯子的他強行帶往戶外，當時室外氣溫僅有 華氏14度（約攝氏零下10度）。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場認錯人的「烏龍抓捕」。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竟然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有何道德高地去指責違反人權的國家？

基督教的撕裂

在美國基督教界，最近的槍擊事件再一次引起了撕裂。自由派與主流宗派，如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聯合基督教會（UCC），對此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明尼蘇達州主教盧拿（Craig Loya）公開形容ICE的行動是「冷酷的虐待」，並將其比喻為聖經中希律王的暴政。天主教聖保羅及明尼阿波利斯總教區總主教哈達（Bernard Hebda ）亦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呼籲信徒捍衛生命尊嚴。

與此相對，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則採取支持或辯護的立場。副總統萬斯更引用「基督教價值觀」，主張保護國土安全是最高的人道主義，並指責抗議的教會領袖過於意識形態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的態度。美南浸信會領袖在1月7日古德被殺後的數日內，並未發表任何顯著的公開聲明予以譴責。

1月18日，有示威者闖入聖保羅市的城市教會打斷禮拜（因為該教會的一位牧師同時是 ICE的地方官員），保守派領袖對此極為憤怒，稱其為「對宗教自由的侵犯」。截至1月27日，SBC主席普雷斯利（Clint Pressley）及SBC官方媒體均未對普雷蒂遭擊斃一事發表實質性的評論。普雷斯利的社交媒體聚焦於譴責1月18日抗議者闖入城市教會，但對於兩起致命槍擊案或ICE執法權擴張的系統性問題，卻始終隻字未提。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莫勒（Albert Mohl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認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真相是「令人混淆」，他說：「這並非執法部門故意製造的混亂，而是組織嚴密的左派活動人士故意製造的混亂。」他並強調要尊重法治，要支持聯邦執法人員，他同時批評了抗議活動，這是典型的一切問題歸咎「左膠」。

歷史的教訓

若果翻查歷史，你便會發覺美南浸信會在這些事件中的保守態度是不足為奇的。美南浸信會成立於1845年，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教會內部就奴隸主是否可以擔任傳教士的問題產生了分歧。1844年，阿拉巴馬州浸信會向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訴求（即「阿拉巴馬決議」），他們認為奴隸主有資格被任命為宣教師。該提議遭到拒絕，於是乎，南方各州的代表於1845年5月在喬治亞州舉行會議，他們正式退出海外宣教委員會，並成立了美南浸信會。雖然在1995年美南浸信會為從前對黑奴制度的立場道歉，但這足足遲了150年，稱之為「後知後覺」已算是客氣了！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源自鄂蘭（Hannah Arendt）對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觀察，強調的是那種「不思考、不批判、僅執行職責」的平庸性。不過，美南浸信會在1845年的反應，其性質可能已經超越了「平庸」，而更接近於一種「主動的意識形態合謀」。1845年，他們拒絕接受北方浸信會對奴隸制的譴責，主動從原有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以保護奴隸主宣教的權利。當時的領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發展出一套極其精密的「親奴隸制神學」（Pro-slavery Theology）。他們利用聖經（如保羅書信中關於僕人服從主人的部分）來將不公義的制度「神聖化」。在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亦已經超越了「平庸」，例如主持《公民廣場》的林修榮，不斷主動地為特朗普提供宗教與道德背書，維持與當權者的聯盟，已經優先於對公義與受難生命的關懷。

「任由他們離開吧！」

當前，面對ICE在明尼蘇達州連續殺害美國公民的暴行和特朗普的其他倒行逆施（例如侮辱和恐嚇盟友），許多教會領袖選擇了沈默。這種沈默背後的潛台詞是：「若果發聲的話，恐怕會眾會大量流失，甚至教會分裂。」 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溫床：當我們為了維持現狀而放棄道德判斷，沈默就成了暴政的燃料。

對於那些可能要離去的人，我的回應是：「任由他們離開吧！」 一個為了維持人數而閹割真理的教會，早已不再是基督的身體，而僅僅是一個社交俱樂部。難道「豐盛的生命」就是拿了天堂門券之後，擁抱謊言和對受害者麻木不仁的生命嗎？

我們所追隨的耶穌基督，從來不是一個尋求共識的調停者。他在聖殿中憤怒地推翻兌換銀錢者的桌子，直言不諱地斥責當權的法利賽人是「粉飾的墳墓」。他從不害怕得罪建制，因為他的使命不是維持跟隨者的人數，而是彰顯上帝的公義。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膨脹的血腥年代，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蒙特西諾斯 （Antonio de Montesinos）等神父、修士在講壇上批判殖民者的罪惡，儘管這些言論令他們孤立；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講道同樣讓無數「溫和派」白人教會感到極度不適，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經歷過民權運動時代的教授說：在馬丁路德金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他在美國極不受歡迎，因為無論他去到哪裏都會出現示威活動。

最終的問題是：到底教會是敬拜神，還是敬拜特朗普？

曾聽說有一種極為便宜且有效的逼供方法。就是強制一個人坐著，強光從四方八面直射那人。在不分晝夜，不能睡覺及休息的情況下，逼使那人就範及招供。在疲憊，閉著眼仍能見到光，又不能休息，無法睡眠的情況下，不到三天兩夜，任你是怎樣強悍，也不得不屈服。如此這般的酷刑，叫人聞風喪膽。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人把這些情況（懲罰）放在自己或施加於別人身上。

「為何牧者沒有回覆我的留言？現在才是晚上十二點，我已等了她／他十分鐘！」
「公眾假期我才空閒，她／他總是拒絕我的邀約」
「他／她昨天晚上在我家小組，十一點離開，但為何今天早上九點仍未見他／她在辦工室上班？」
「牧者對羊群不是要全天候、全方位的關顧嗎？我清晨六點致電給他／她或深夜三點找他／她，有何不妥？」

而更令人費解的是，被如此要求的人，內裡竟也有這樣的自責：

「我沒有即是回覆，是我的失誤」
「他／她是需要別人的關心、安慰，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我是需要作出陪伴。」
「若我放假時，就把會友忘記，這豈不是像僱工一般？」
「牧者甚可以放工或放假？關愛、照顧群羊，並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聖職！」
「計算太多，就稱不上是神的僕人。」

這「光」也太強烈、太耀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周遭的人，更是來自自己的內心，叫人停不下來。在疲憊又不能休息下，任憑你如何聖潔，也難免觸礁、跌倒。休息竟成為罪過，一個不會善待自己，不能停下來的人，大概也難以安靜聆聽別人的需要，更遑論去明白、體諒、關懷他人的艱難、困境。

金句是我們能背誦的：「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

主耶穌忙碌後的安靜是我們知道的：「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馬太福音 十四23）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 一35）

誡命是我們熟讀的：「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申命記五13-14）

縱然熟讀、可背誦、有榜樣，但我們活在被「強光」包圍及要求的氛圍下，眼睛卻被模糊了，腦袋更被昏亂了，令人看不清亦記不起。＜忙與盲＞[1] 是四十年前的老歌，竟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寫照。

新一年新開始，願我們學習好好睡覺、好好吃飯，在休息、慢活，甚或是發呆、放空之中，就是在平靜的處境及心境下，才有機會歸回上主預定給我們的安息。

還記得兒時經過「辦館」、「士多」[1]，不同的零食總會放在入口的正中位置。一些散裝或平易的小糖果放於前排易取的位置，兩旁所懸掛的，一邊是「金」字嘜頭的「魷魚絲」，另一邊是「眼鏡」型的巧克力。中間的，一就是附有「印水紙」的口香糖，不就是能當作「哨子」的薄荷糖。而放在最高的「王者」位置，絕大多數是這款小竹支串著的「魚塊」（不曉得這零食的正名是甚麼？），叫小孩子們站在這零食「聖壇」前，遠觀著這令人嚮往、教人垂涎的「高級」零食。一些較「富有」的同學，手執兩支，一支自己吃，另一支給他的同伴們分享，盡顯其慷慨、大方。

日前，在倫敦附近的一間亞洲超市走走，竟然重遇上這「高級零食」。它同樣是放在顯眼的位置，豎立如聖誕樹般高，放置在零食區之中，叫人難以迴避其吸引。大女兒恩言在旁分享，她小時候亦曾見過這零食，但就是未曾購買。未知她是否跟爸爸兒時一樣，被這「高級」零食所震懾，只限遠觀，而少有親嚐。

與恩言停留在這零食前，本想買下回味一番。但亞超不像辦館，不能獨立只買一支，而是要買一整包（二十支）。由甚少擁有到一下子能手握二十支，這衝擊也太大了，故只好把手中的「高級零食」放回原處，有待心情平伏後，才決定買還是不買？只是走著走著，就忘記了這記憶中的「高級」，之後，就只能把這「零食」放回記憶。

聖誕節前兩天，收到了友人的禮物…..竟然，就真的是竟然……。兒時未曾遇到慷慨的同學，但在英國卻認識了大方的朋友。手中拿著兩包共四十支，想著應否放在家中的顯眼處，作為對「高級」的敬意。

人在外，總是對舊有的事物，額外動情。但舊物不如新友！舊物難尋，新友難覓，若能遇上或交上，就要額外珍惜。遠親不如近鄰，在異鄉更顯真實。人到中年，要建立新的情誼，既要費力，也要主動，更是一場冒險。計算、測度、猜疑…..往往妨礙著彼此關係的建立。

遇到新知，一個簡單的行動，一句真誠的問候，一杯熱咖啡，一頓家常飯，足以教人觸動，足以叫人動情，足以讓人走近。由相識到朋友，由朋友到深交，由深交到知己，既是冒險之路，亦是豐盛之旅。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在強弱懸殊下，主戰是否仍然佔據道德高地？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套多達二十八點的俄烏和平構想，其核心精神並不複雜：烏克蘭應接受現實，放棄部分領土、限制軍隊規模、永不加入北約，以換取停火與安全承諾。在12月，和平方案已經修訂，不過，在新方案下烏克蘭仍然要從頓巴斯等地區撤退。特朗普支持者的論證邏輯十分直接：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烏克蘭將付出更高昂的人命與經濟代價，甚至可能面臨國力透支與國家存亡的風險。在這種敘事中，割地不再被描述為屈辱，而被包裝成一種務實、理性的止血方案。

丙子胡亂與平民的視角：誰在承擔「大義」的代價？

這樣的主張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十七世紀朝鮮的丙子胡亂就是一個好例子。丙子胡亂發生於滿清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節點。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忠誠的藩屬國。當清太宗皇太極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清朝為宗主國時，朝鮮朝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主戰派認為，若向清屈服，等同背信棄義；主和派則認為，國力懸殊，繼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大災難。

1636 年冬，清軍南下，朝鮮國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時間拉長後，守軍糧草斷絕，史料清楚記載，朝廷徵用民糧、拆除民居屋頂的茅草作為馬匹飼料，最後甚至宰殺軍馬供士兵充飢。

2017 年，南韓上映了一部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電影，名叫《南漢山城》。片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一名出身農民的士兵對朝廷將軍說，朝廷事明抑或事清，對他並不重要，他只希望春天能播種，秋天有收成，冬天不會挨餓。這段對白是否有直接的歷史原型，已難以考證，但它所呈現的心態，卻極為貼近當時多數平民百姓的現實處境。對普通人而言，宗主國的更替、文明正統的歸屬，遠不如一家人的溫飽來得迫切。當朝廷的「大義」必須以拆屋、饑荒、百姓死亡為代價時，道德的張力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溫泉關之戰：自願犧牲與象徵性抵抗

與丙子胡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歷史中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 480 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斯率領三百名斯巴達戰士，聯合少數希臘盟軍，在溫泉關阻擊數量遠勝於己的波斯大軍。這場戰役在軍事上注定失敗，最終全軍覆沒，但卻成為西方文明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象徵。

溫泉關的道德評價之所以長期偏向正面，並非因為犧牲本身，而在於犧牲的性質。首先，赴死的是自願參戰、受過嚴格訓練的戰士，而非被迫承擔後果的平民。其次，這場戰鬥確實為希臘城邦爭取了時間，促成後續聯盟的形成，並最終在薩拉米斯海戰等關鍵戰役中扭轉戰局。這是一種「有限而自覺的犧牲」，而非無止境地消耗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這提醒我們，判斷主戰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不能只看是否「必敗」，還必須看犧牲是否自願、是否具有實際或象徵上的戰略價值。

史可法與揚州：堅持是否必然等於徒然？

類似的道德張力，在史可法死守揚州的悲劇中表露無遺。「龍鍾閣部啼梅嶺」，這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餘韻）中描述史可法在梅嶺誓師的悲壯場景。史可法的個人操守幾乎無可指摘，他以身殉國，英烈千秋。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反事實問題始終存在：如果史可法選擇投降，揚州是否仍然會發生十日大屠殺？不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的「揚州十日」是多鐸為了震懾江南其他城市（如南京、蘇州）而採取的恐怖策略，抵抗確實是導火線，但屠殺的規模更多源於清軍的恐怖策略。

而「嘉定三屠」發生在已經歸順清軍的城市，清軍只是遇到民眾自發的小規模反抗，但清軍再次進行大規模殺戮，這顯示了侵略者的目標不是要解除武裝，而是要徹底摧毁當地人的抵抗意志，以達到殺雞儆猴之目的。

無論如何，若果將史可法死守揚州視為愚蠢的自殺行為是不公允的，歷史上並非所有「堅持到底」的案例都以悲劇收場。例如前面提過的溫泉關之戰，三百壯士的犧牲為希臘聯軍換來了時間，最後扭轉戰局；此外，1836 年，德州民兵死守阿拉莫要塞，雖然最終全軍覆沒，卻成功拖延了時間，使山姆．侯斯頓得以集結兵力，最終在聖哈辛托戰役中擊敗墨西哥軍隊，促成德州獨立。

這類案例說明，抵抗的價值並不僅取決於眼前的成敗，而取決於是否能為整體戰局創造轉機。史可法的選擇是否具備這樣的戰略可能性，仍可討論，但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堅持是否錯誤」，而是「堅持是否建立在對整體局勢的清醒判斷之上」。孔尚任寫道：「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意思是當時整個防線已經失守，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這些猛將也無法改變戰局。不過，這是後人回顧歷史的斷言，在明末戰局還未預定。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的時候，其口號並不是要消滅明朝，而是提出要幫助明朝對付流寇，起初史可法亦主張「聯虜平寇」，向清軍求和似乎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然而，後來清廷終於暴露了狼子野心，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的書信格式有如諭旨，清以正統自居，否認明朝的法統地位，並且在信中要求南明君臣歸降。

中日戰爭的教訓：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1935 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本身並不激進，反而高度克制，體現了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然而，隨著局勢演變，蔣介石逐漸意識到，日本的戰略目標並非佔據中國局部領土或勢力範圍調整，而是系統性的殖民、去主權與長期控制。正是在這一判斷確立之後，「不輕言犧牲」才轉化為「不能不犧牲」。中國八年抗戰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被普遍視為道德高地，關鍵並不在於「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修辭力量，而在於對侵略者意圖和對後果的衡量。這一歷史轉折，正是理解「實力懸殊是否仍應主戰」的關鍵切入點。

結論：烏克蘭、俄羅斯與「六國論」的歷史回聲

回到烏克蘭問題，若僅從短期止血的角度看，割地求和似乎具有某種現實吸引力。然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澤連斯基的堅持並非情緒化的冒進，而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戰略行為模式的深刻認識之上。俄羅斯的安全觀與勢力邏輯，長期以來呈現出不斷外推、步步進逼的特徵。今日的讓步，並不能為明日提供可靠保障。

北宋文學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之所以破滅，弊在賂秦。割地求和不僅削弱自身實力，也破壞盟友體系，使得不賄者最終孤立無援。即使不賄的齊國，最終亦因整個同盟體制崩潰而走向滅亡。這一洞見放在今日歐洲局勢中，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若美國和歐盟選擇「犧牲」烏克蘭以換取表面和平，俄羅斯極可能得寸進尺，使整個歐洲長期生活在威嚇與不安全之中。其實，現在烏克蘭還未到潰敗的地步，雙方嵌入膠著狀態，或者可以說俄羅斯佔了上風。若果歐盟和美國繼續支持，這並不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因此，在烏克蘭的情境下，繼續抵抗並非單純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具有長期理性的安全選擇。當侵略者的目標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否定他國主權時，妥協往往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輪進逼的起點。歷史反覆證明，彈盡糧絕之後是否仍應主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在某些結構性條件下，妥協反而更危險。道德高地不在於犧牲是否慘烈，而在於是否看清了退讓所帶來的長遠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