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及機構當自強

近來不少基督教機構都面對很大的經濟壓力，出現財政赤字的問題，以明光社為例，去年的赤字超過140萬元。主要的原因除了香港整體的經濟表現未如理想、未來的經濟前景亦不樂觀之外，再加上這幾年受退休潮和移民潮的夾擊，不少機構的支持者都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過去有心有力的支持者在退休和移民之後，減少甚至停止奉獻已無可避免，而不少年青的信徒對奉獻可說無心無力，加上他們對一些在上世紀已經成立的機構亦欠缺認識，更談不上有甚麼強烈的認同感，再加上不少堂會的年青信徒大幅減少，亦逐步影響堂會對機構的支持。

此外，過往一些一直十分支持機構事工的教會牧者，特別是堂主任亦有不少退休，而堂會的對外奉獻名單往往亦與堂主任對個別機構的認識和支持程度有關，堂主任一旦離職或者退休，彼此的關係便會疏離，因此，機構必須與時並進，不斷重新建立支持者的網絡，食老本是無法持續發展的。而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環境都有不同的需要，過往曾經有迫切需要，大有果效，甚至在教會和社會圈子都有不少影響和服務的機構，當時移勢易，若果服務的內容和形式仍然一成不變，亦難以吸納新的支持者。若機構本身不先好好反省和檢討，只慨嘆信徒的生命出現了問題可能是本末倒置，筆者在機構事奉了二十多年，我仍深信當機構的服事能夠回應時代的需要，大家看到機構同工有令人欣賞的事奉態度，弟兄姊妹自然就會按感動奉獻支持相關的事工。

另一個對機構影響深遠的是政府對宗教及慈善團體政策的轉變，除了過去幾年大家關注的主辦的教會在使用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時亦可能要繳付租金之外，政府對一些受資助機構的監管和要求亦多了，總之要接受資源就要合作和聽話，令慈善團體在一些政策倡議時，難以像以前那樣放膽批評政府、甚至公開反對某些政策。此外，近年亦愈來愈多要聆聽和學習中央及領導人講話的聚會，受資助的機構需要動員員工出席，至於是否會要求宣誓效忠基本法、特區甚至中央政府，恐怕亦是早晚的事。想避免這些情況，保持教會機構的獨立性，以及有更大的自主性，減少對和政府有關的資源的依賴（特別是固定的資助和場地）是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否則的話，當政府的資源成為機構最主要、甚至不能或缺的資源的話，被政府牽著鼻子走便會成為機構的宿命，但一個機構又怎能事奉兩個主呢！

教會及機構作為領受從神而來的異象和使命的群體，本來就應該憑信心仰賴主的供應，這些供應可能透過政府或未信主但認同機構理念的社會人士，但更重要的應是來自信徒對主的回應，其實香港中產、甚至比較富裕的信徒並不少，若果大家都願意認真實踐聖經有關奉獻的教導，又認真地尋找一些自己較有負擔去幫助的群體或認同的傳福音和社關方式，值得支持的事工一定會有很多，因為香港的基督教機構所涉及的範圍十分之廣，可說包羅萬有，而奉獻給機構，其實也是參與機構事工的另一種模式。

雖然面對不少令資源和奉獻減少的因素，不過，信徒本身能令教會及機構自給自足的潛在能力其實仍然是十分強大的，例如不少已退休的弟兄姊妹已供完了自住的物業，而本身若是單身或是沒有子女，當有一日他們安息主懷，又沒有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屬，以現時動輒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元的樓價，只要預先為自己的遺產作好安排，便能對教會、機構和本身關心的弱勢群體帶來祝福，因為對不少中小型的機構來說，若一次過能收到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元的捐款的話，對減低機構的財政壓力及持續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亦是弟兄姊妹將上帝對自己一生的祝福的最後回饋，也是讓不少有意義的事工能夠穩定地傳承下去的。

在現今這個著重誰出錢誰有更大話事權的社會氛圍，教會群體更應自強，愈少依賴政府及外界沒有教會背景的財團和基金，自由度就愈大，愈能夠放膽說應該說的話，就算我們真的有一天遇上彌迦書所說的「君王徇情面，審判官要賄賂；位分大的吐出惡意，都彼此結聯行惡」的社會，教會和機構仍然可以不需要向權貴和金主徇情面，義無反顧，繼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