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勤有功 戲無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與行動)
15/06/2021

編輯:謝芳

「你們也是這樣,如果用舌頭發出人聽不懂的話來,人怎會知道你所講的是甚麼呢?這樣,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前書14:9)

學生剛回復半日課不久,考完試後,很快又到暑假!相信不少家長又開始苦惱孩子於暑假可做甚麼事?是否要繼續努力買補充練習,讓孩子補回疫情在家追不上的課程進度?明白家長的憂心,或許這些都可以做,不過,學生除了讀書以外,應該都有他們休息、娛樂的時間。在當中,他們仍然可以放鬆地去感受和思考。誰說一定「勤有功,戲無益」呢?

遊戲是……

說到遊戲(Game),一開始就是讓人放鬆的娛樂活動之一,也可以是競技、分輸贏,體育活動也是由遊戲演變出來。而遊戲當然也可以有教育意義,但請不要過於功利主義,不是所有遊戲都一定要有「教育」目的。也許,大家會立即將「遊戲」聯想到「打機」。但除了網絡遊戲,其實還有數不盡不用看螢光幕玩的遊戲……。讓我們先略講遊戲的基本性質吧。

遊戲概括來說,包括了遊戲規則、目標導向、娛樂性、交互性及二象性等性質:每個遊戲都有其「規則」,不同的規則對遊戲活動的限制不同,其學習難度、運行難度、再創空間(即自由度)也會不同;而「有明確的目標」是遊戲的核心元素之一,因為這樣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力,提高參與度。「娛樂」是遊戲最為重要的屬性,是低功利,甚至是無功利的人類活動。「交互性」就是指遊戲的樣態,會因我們的介入而產生著各樣的變化,如魔方(扭計骰)會因玩家扭動它而改變它的形態。而遊戲本身是一件「作品」,或有其虛擬的規則的創造物,是靜態的,但當人們在玩它時,它就變成動態的活動,當靜與動的特性在互相轉換交替時,就有著其「二象性」。

從實體面對面玩的遊戲,到網上虛擬遊戲,我們都會看到上述的性質,對於認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人(7-11歲或以上),遊戲的規則及目的已經是必需有的,否則就失去其意義,遊戲也會變得沒趣。

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設定及目標,有些可能比較寬鬆,有些可能較為嚴謹,但都是很「神聖」的!玩家都會產生一種暫時脫離「現實」世界的散亂及自由,投入到當中的設定、時空,並領會、相信、想像及專注於遊戲當中,正因為認真對待規則及設定,在對壘、比拼或越過難關時就會產生緊張和刺激之感,及後就會覺得充滿樂趣,回味時更會領略其價值及意義。

不同的遊戲種類

如上文所提到,遊戲有很多種分類,如把它們分為線上線下遊戲,線上有手機遊戲、網絡遊戲;線下有桌遊或沒有道具也可玩的遊戲。另外,可分個人或團隊遊戲;也可概括分類為動作、冒險、角色扮演、模擬、策略、運動、益智及空間等不同種類遊戲。

有些遊戲時限比較短,一局即完,但可以重複玩,如桌遊,簡單考玩家反應及組合能力的益智遊戲,如UNO、魔力橋、快手鬼鬼;到要多點幻想、觀察、推理的妙語說書人、阿瓦隆、狼人殺等,時間雖短,但卻能使玩家極為投入,產生無窮樂趣。

而線上的遊戲,個人遊戲如數獨、解謎、密室逃脫遊戲,至多人線上遊戲如英雄聯盟、王者榮耀等都有不同的難度關卡,一級一級的上升。不少網上遊戲會使用PBL遊戲化思維模型(即Points 點數、Badge徽章及Ladder排行榜)來設計,玩家除了有分數外,還有被賜下徽章及可爬升級數,讓玩家廢寢忘餐地去追逐,吸引力極高。其設計者是有心放入使人成癮及容易「貼著」的元素,以便賺取廣告或課金,所以玩家在自控力及時間管理上面要特別注意。

然而,線上遊戲是否絶不可取? 非也。根據《遊戲學》一書有關遊戲的教育功能有提及:「不少遊戲本身是對音樂、建築、繪畫、攝影、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與創造,能夠給人以美的熏陶,許多遊戲中還融合了大量歷史、文化、科技知識,可以激發玩家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激發玩家的參與動機,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書中還提到如《文明》系列及《大航海時代》系列等遊戲,更像是一本人類歷史百科,使人邊玩邊能吸收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

如學習能像玩遊戲一樣

說到這裡,筆者不禁細想,學校的教育是否同樣能激發學生的「參與動機」,並能「促進自主學習的開展」呢? 如未能的話,問題在哪裡?在於教導方式抑或是學習氣氛未能使學生投入,以致未能使學生寓學習於娛樂?如何能使學習增添樂趣?

教導子女有獨到方式的陳美齡女士曾於《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一書中提及,除了家長自己應作榜樣,喜歡學習、閱讀,並應了解子女擅長學習的方式(如多靠看、聽或觸感來學習?)外;也可讓子女有機會從體驗中學習,令他們感到學習是玩耍、玩耍是學習。又或是,起碼能讓孩子擁有他們自己的遊戲時間,享受遊戲世界,亦讓他們學習管理時間,遊戲時遊戲、學習時學習吧。

參考書籍:

  1. 《遊戲學》(第一版)。 (201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Huizinga, J.及傅存良。 (2014)。《遊戲的人 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Homo ludens :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第一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3. 何聖君。(2020)。《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第一版)。堡壘文化。
  4. 陳美齡。(2019)。《讓孩子面向未來--30堂家長必修課》。三聯。
曾經刊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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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疫情中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  編輯﹕謝芳
10/08/2020

「但是一切管教,在當時似乎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些經過這種操練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來,就是義。」

《聖經新譯本》希伯來書1211

 

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的日子裡,教育局宣布「就算按原先擬定日期展開新學年,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都會暫停,直至另行通告。」[1]這些消息,代表著孩子在短時間內不能重回學校上課,留家學習和生活的漫漫日子似乎已成了常態,活潑好動的小人兒困頓在小小的空間,對家長們來說,每分每秒都是「充滿挑戰」。然而,父母如果能夠正面對待這段必經的時間,每步與孩子一起渡過,必能建立他們的健康、時間管理及自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令家庭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一起建立健康體魄

面對城裡出現的第三波疫情,雖然小孩子留家抗疫是最理想的,可減低外出感染到病毒的機會,但卻有其他的情況出現。根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最近發表的研究指出,在疫情期間,兒童比平時日均多吃了一餐,而且增多了糖分飲料和垃圾食物的攝取量;而且還會每天多睡了半小時、多花5小時時間使用電子產品,但是運動量卻每周減少3小時,令專家擔心小朋友在疫情過後,肥胖率會提升。[2]

 

如想改善上述情況,家長們在孩子的飲食,生活作息及時間管理上都要多加留意。我們知道,許多油炸烘焙零食都含有反式脂肪,如:蛋糕、餅乾、炸薯條、西多士等,長期吃會影響血管健康,所以應減少吃零食,並以健康食物代替。

 

同時,恆常與孩子一起在家動起來,既可以放一放「電」,亦可以借運動保持身型,很不錯!衛生署有網上資源「幼營喜動校園」介紹親子體能遊戲,[3]讓家長學習與幼兒及小童一起在家玩,能訓練幼兒的肢體肌肉力量、手眼協調能力、平衡力及伸展能力,也可將家中物品活用成為遊戲物資,對孩子來說是不錯的體驗,遊戲不必買玩具,快樂是一家人一起玩就能擁有。

 

另外,每年八月初康文署都會舉行「全民運動日」,今年於網上舉行,有不同的示範短片和健體運動,亦合適一家大細一起跳跳玩玩。

 

共同訂立時間表

有關時間管理方面,原來有教育機構在今年6月,曾對四百多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進行過訪問,結果有八成家長表示「無時間管教」,亦有家長削減或完全取消孩子參與的興趣班。[4]雖然明白孩子要終日留在家中會感到沉悶、無聊、空虛,甚至易激怒,但家長又不知道可以如何安排他們的時間,真是兩難的局面。

 

有心理學家指出,家長可以與孩子一起訂立學習時間表,雖不用上學或外出上興趣班,但也讓他們過回有規律的生活。[5]雖不致每個家長與孩子的關係都是「困獸鬥」,但如能按孩子的喜好、能力,為他們訂下每天的時間表,大家有了一個「目標和共識」,一起按著做,也比較容易。

 

培養自理能力

除了功課,也建議讓孩子從生活中學習,例如跟父母一起做家務,如收衫、摺衫、準備食物、煮食等,逐步逐步教,耐心地讓他們嘗試,從而讓孩子感到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亦可在當中學到自理的能力,而不是在家中被服侍的一位。其實,在家協助日常的運作,如清潔、煮食等,亦是學過有規律生活的一種方法。

 

筆者有不少友人在這疫情間多了時間下廚,與孩子一起弄弄簡單的食物,如焗蛋糕、煎班戟。早點讓孩子試試下廚,當一下小助手,不但可以認識不同的食材,讓他們試更多食物、珍惜食物、不偏吃,亦可從為家人獻上愛心料理中,獲得滿足感,鼓勵他們繼續嘗試製作更多不同的菜式。不過,家長在當中切記不要常常挑「說三道四」,說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反而應該鼓勵他們做事要有始有終,從旁提醒要小心的地方,先由簡單的任務開始做起,這容易建立起孩子們的自信心。

 

除了打機以外的玩樂

明白沒事做就想打機的心理,為免孩子沉迷,讓電子產品成為「奶咀」,其實可以一起做做小手工,利用家有的物料發揮創意也好;買模型回來砌也好,一家人一起創造好一件作品出來,都可令孩子感到滿足。

 

日子總會地過去,無長時間或短期內,疫情總會有平伏或過去的一天。在此時此刻,一家人平安留家在一起,無論是做做運動、烹調美食或製作手工,如能拍下過程或製成品,一點一滴,也會成為日後回味無窮的美好回憶。

 


[1] 〈【開學安排】教育局公布全港學校按原定日期開學 暫不提供面授課堂轉用網上教學〉,《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83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13668/(最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2] 王淑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長時間留家兒童多吃多睡 5大建議遏止過胖〉,香港012020716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49885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6%9C%9F%E9%96%93%E9%95%B7%E6%99%82%E9%96%93%E7%95%99%E5%AE%B6%E5%85%92%E7%AB%A5%E5%A4%9A%E5%90%83%E5%A4%9A%E7%9D%A1-5%E5%A4%A7%E5%BB%BA%E8%AD%B0%E9%81%8F%E6%AD%A2%E9%81%8E%E8%83%96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3] 〈 親子體能遊戲〉,幼營喜動校園,網站: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10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4] 黃穎津:〈新冠肺炎|疫情下學童在家時間增 8成家長:無時間管教〉,香港0120207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0012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4%B8%8B%E5%AD%B8%E7%AB%A5%E5%9C%A8%E5%AE%B6%E6%99%82%E9%96%93%E5%A2%9E-8%E6%88%90%E5%AE%B6%E9%95%B7-%E7%84%A1%E6%99%82%E9%96%93%E7%AE%A1%E6%95%99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5] 〈【停課不停學】疫情下「困獸鬥」與子女增磨擦 心理學家教3招改善親子關係〉,《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511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9967/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0-8-2020

創意與禁忌 從《動物森友會》說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4/07/2020

任天堂Switch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又名動物之森,英文為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s)自今年3月開售,[1] 成為話題之作。遊戲除了成為全城抗疫神器,讓大部份人乖乖留在家中打機,令Switch一時炒賣到3,000甚至4,000多元一部之外,更重要的是遊戲中的自建物品功能,[2] 令不少人創作了很多示威道具和標語,部份更因為涉及批評內地政權,令遊戲即時被中國有關方面宣告下架。

之後任天堂的Switch推出內地版,但遊戲量就大量收窄,只有三款遊戲可供玩家玩,不少內地網民即時反彈,紛紛從世界各地購入黑市Switch,務求可以玩更多遊戲。而任天堂在紀念六四事件前後又舉辦活動,[3] 之後推出的《超級瑪利歐創作家2》遊戲同樣因為有玩家創作的部份,最後也被禁。[4] 有網民形容,現在有自由創作的遊戲,很容易被描述為含有反華或辱華元素,遭有關方面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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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基本上是一個沙盒遊戲(也稱作開放式遊戲),玩家自己在遊戲中建立一個島,之後在島上尋找有用的資源,之後換成遊戲中的貨幣,再製作一系列美化小島的東西。遊戲創意的部份就是讓玩家自己繪畫想創作的東西,之後放到島內,有人自己繪畫香港學校的校服,也有人畫自己喜歡的球衣等等。出現敏感的內容,就是有人畫了去年抗爭運動的標語,甚至有人將相關的圖片自己的社交網站,或者將遊戲所畫的圖片送給他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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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透過遊戲表達政治訴求的動作,在西方社會很常見,不少開放地區的遊戲,也會有玩家自行舉辦一些網絡聚會,既一起玩遊戲,亦同時聊天聚會。本來這種遊戲就有讓網民互動的機制,不過當有政治進入遊戲,就會引來政權擔憂,要求減少相關的溝通和收窄創作的空間,好使有關的遊戲活動在網絡中受監管和操控。

話分兩頭,這類網絡內容的監控,其實並不罕見。早前就有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玩家以第一身視角進行射擊類電子遊戲),被評為太暴力和鼓吹分裂國家,於是改為軍人拯救平民;[5] 又有遊戲商因為遊戲的內容批評政權,到了內地時被「河蟹」。[6] 遊戲商現時的主要做法分為兩派:一派就是在設計時已經加入「中國因素」,避免可能會遭內地政府批評和禁止的內容出現,另一派則將內地和其他地區的遊戲內容分開,即內地玩家會玩「內地版」,而其他玩家會玩遊戲的「普通版」。

所以,任天堂寧願選擇遊戲被抽起,實際上是遊戲商的抗爭手法,遊戲商不願意犧牲創作的自由,於是和內地政府進行博奕,博奕的方法是乾脆不賣賬,要玩那些「被禁」遊戲的人,必須要光顧黑市。遊戲商深信玩家必定會從其他渠道收到新遊戲的訊息,並且會光顧黑市,因此根本不用理會內地政府的法規,同時遊戲又可以賣出。

是故近日就有消息傳出,內地政府有意禁止任天堂內地版在內地銷售。這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情況,因為任天堂對創意的堅持和不妥協,最後只能在黑巿中求存。當然你同樣可以說任天堂求仁得仁,因為有麝自然香,即使黑巿被打壓,還是會有巿場的。我們會問,任天堂大可以在創作部份加上限制,令人不能創作一些不應創作的東西,似乎事情就好像可以圓滿解決,但有時這種創作空間,對於遊戲公司來說,是自由的一部份,它們堅持不放棄。

或者你會說,我沒有玩任天堂的遊戲,這事與我無關,但如果你看到這裡,我相信你也深明,這件事,很快就與你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多理解創意與禁忌之間的框框和界線;翻翻更多的歷史與案例,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智慧,裝備自己迎接轉變中的世界。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介紹:

這個生活模擬遊戲,讓玩家以遊戲角色身份,參與無人島移居計劃,成為島上的居民。玩家可設定角色名稱,又可收集島上的樹枝、石頭材料以製作家具,也可以捕捉魚類、昆蟲、採集化石、種花等,有些物品更可以在島上的店舖出售。多款造型可愛的動物更會成為玩家的左鄰右里,與玩家互動。


[1] 任天堂Switch(Nintendo Switch)是日本任天堂公司出品的電子遊戲機。〈任天堂Switch〉,維基百科,2020年5月22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任天堂Switc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2] 遊戲玩家可在遊戲中發揮創意,創作家具、擺設、食品等。

[3] 沙半山:〈六四31|任天堂《大亂鬥》辦「64命魂」活動 對戰經驗值6.4倍〉,《香港01》,2020年6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481789/六四31-任天堂-大亂鬥-辦-64命魂-活動-對戰經驗值6-4倍(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4] 中央社:〈疑觸敏感詞 超級瑪利歐創作家2在中國遭下架〉,聯合新聞網,2020年6月16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0222/4638585(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5] 葉琪:〈【食雞】PUBG兩款手遊即日起正式停服 騰訊推《和平精英》替代〉,《香港01》,2019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大國小事/326484/食雞-pubg兩款手遊即日起正式停服-騰訊推-和平精英-替代(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9日)。

[6] 張憶漩:〈【遊戲】《還願》太敏感?這些遊戲也被中國封殺〉,鏡MIRROR MEDIA,2019年3月2日,網站: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301gamechina/(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8日)。

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不要填鴨式教育,自己辦學校?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17/07/2019

明光社

試想像,森林學校舉辦考試,考生包括了猴子、小鳥、魚和大象,試卷的題目是:爬樹,結果可想而知,猴子的成績一定是最好,考生雖然都面對相同的題目,但這樣的考試公平嗎?「愛童行學園」負責人吳志堅先生(Kinal)透過以上的例子,告訴大家香港教育制度不公平的現況。5月28日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嘉賓Kinal,跟大家分享他所辦的學校,如何將人性化教育延伸開去。

迷失的一代

Kinal指香港教育制度實行的是精英制,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唸大學。換言之,很多學生只能在學習過程中「陪跑」,有的由小學開始已注定了他是不能走下去,他在學校的日子彷彿是在浪費青春。在一些排名低的Band 3學校裡,老師也只要求學生在班房裡不要嘈吵。他指媒體往往喜歡吹捧成績出眾的狀元,只要一有狀元出現,媒體就會說他所唸的是名校,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問其實那間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他指香港的教育如此畸形,就像一間工廠不斷生產大量失敗的產品,為何還要繼續?

Kinal指出,在香港這種氛圍之下,迷失的不只是學生,就連家長也迷失了。例如孩子考試得98分,家長們可能只會想,為何孩子會失掉那兩分,拿不到滿分。他認為在這種教育氣氛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問題,挑剔別人的錯處,社會也變得不懂欣賞別人。

學生面對過多的功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inal便認識一位家長,他的女兒唸中二,自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因為做功課和上不同的興趣班,每晚近一時才睡,一星期七天都要學習,令身心因為飽受壓力出現了問題。他慨嘆,每年都有學生自殺,因為他們感到絕望,不知道生存為了甚麼。他認為小朋友自幼便給功課包圍著,而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玩,可是他們卻要做好功課、有好的成績,以此來交易,才有機會去玩。而他們眼見成年人的生活同樣辛勞和沒有生命力,這樣的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

無牆學校

眼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種種問題,Kinal認為只是指責而沒有行動是沒有意思的,既然路是靠人行出來的,他便在三、四年前,毅然決定開辦「愛童行學園」。學校參考了德國、芬蘭的體驗學習模式,讓家長們有多一個選擇。辦學之初,他透過社交媒體,宣佈自己要開辦一間無牆學校,他解釋學校無牆是因為要讓學生直接在真實的環境裡學習,整個社會都是學校。消息公佈後,竟然有10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讓孩子報讀,連Kinal自己也覺得驚奇,由於當時學校連老師都沒有,他便著手聘請。學校和別的學校一樣,在9月開學,但當時到了8月僅得一人交了學費,他惟有再次招生,到了正式開學,學校只有10個學生,其中一個更是Kinal的女兒,老師則有五個,師生比例是1:2,他笑言沒有甚麼學校可以這麼厲害。其後,因著媒體,如電台、報紙、雜誌的介紹,到了10月時,學生也多了一點,「愛童行學園」就這樣開始了。

無牆學校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特定校舍,老師會帶學生進入社區,在不同地方上課,例如到公園、沙灘、博物館,郊外,或到不同團體中間學習。Kinal表示,學生在實際環境裡可以到處探索,例如幼兒班的學生會到公園上課,學生可以自由探索花、草、樹、木、昆蟲、周圍的設施,和接觸公園內不同的人。他指小朋友的特質本來就對事物充滿好奇,讓他們發掘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比強迫他們坐下來,被動地吸收知識,更為人性化。而學校亦採用了混齡學習,例如幼兒班是讓二至四歲的孩子一起上課,初小班讓五至八歲的孩子一起學習。他指,這樣的學習環境與我們的社會更加相似。

讓同學選擇課題

Kinal介紹,學校會透過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模式教導學生,例如早前有一幅清潔工人在公廁吃飯的照片流出,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學校就會讓小學同學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學首先要親身到公廁,訪問一下清潔工人,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期間他們了解到,其實工人不一定要在廁所裡吃飯,只是因為戶外地方很曬,所以工人才選擇在廁所吃。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往往體會到工人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並培養出對別人的愛和同理心。他補充,設計這類專題功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學生填寫工作紙、交功課,學校也沒有硬性規定同學要探索哪一個特定課題,相反,老師是讓同學主導,自行選擇自己想探討的題目。不過他們一旦決定了做哪個題目,就要負責到底,絕不能因為到了公廁覺得很臭便嚷著要離開。

Kinal又表示,學校裡也有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但比例不多。他提到有位SEN學生,初來時還在吃藥,由於情緒不穩定,以前他在宿舍時會被綁起來。他來到學校,第一天便對老師和同學動手動腳。對於這種情況,有新來的老師就曾經勸Kinal不要收這個學生,以免影響學校,但他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說,要讓其他的小朋友和家長知道,社會是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要學習怎樣和他相處,因為他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不能只接納自己願意接納的人,他更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漸漸,這個學生有所改變,他的情緒變得穩定,更不用吃藥,就連跟進的社工也嘖嘖稱奇,他在學校至今已近兩年了。最近又有另一位情緒不穩定的同學來了學校,這位已融入學校生活的同學竟然走出來對其他同學說:「他就像以前的我,大家給他多些時間。」Kinal覆述事件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看著孩子成長,讓他感到相當鼓舞。

雖然在當晚的分享中,提出了不少對現今教育制度的質疑,但Kinal仍強調,沒有一種教育是最好的,所謂的好與不好,其實是指適合與不適合學生,他直言他所辦的學校也不會適合所有學生,他只是希望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多一種選擇。

 

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05/2019

香港賽馬會是在麻雀館以外,唯一獲政府授權經營的賭博機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社會上有很多疑似賭博的玩意,玩法日新月異,政府又沒有特別的規管政策,很多家長甚至陪同小朋友一起參加這些有賭博成份的玩意,以為只是個遊戲,最後孩子們雖然沒有賭過一分錢,誰不知卻從小已大量接觸有賭博成份的玩意,長大後面對真正的賭博,自然不會覺得有問題。

所謂賭博,就是「對一件事情的不確定結果,下注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為贏取金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定義簡單。但在不同的地方和情景,很多賭博活動都被美化成為不同的遊戲,所以不論外界是否視有關活動為賭博,它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賺取最多的錢。以下簡單介紹一些常見含賭博成份的活動,以及鄰近地區如何處理有關活動的方法,供大家參考。

1. 夾公仔,扭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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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這些遊戲有頗為嚴格的規範。[1] 首先,如果是賭博性質的遊戲,就必須登記申請,加入相關的年齡限制。相反,如果遊戲不是「賭博」,換言之有關遊戲的獎品必須要設有一個玩的上限,將這個活動變成「商品」。以夾公仔機(以鋼爪夾機內的公仔)為例,遊戲商販要設置,如果有玩家玩的次數到達一定的數額,但仍然無功而回,就必須給他一份禮物,當作玩完之後得到的商品。於是,夾公仔機的操作就更加類似扭蛋機(投幣後扭動手掣,可以得到一件小玩具),因為到最後,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你也會得到一份禮物。根據現時本港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每項獎品的價值不得超過300港元。[2] 若嚴格跟隨這種操作,雖然有關活動不會被視為賭博,但賭博成份其實仍然存在。[3]

 

2. 捉/網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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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不時有報道提及遊戲機中心的捉魚或網魚遊戲,這其實也是一種賭博。網魚機初時在手機是一個十分流行的遊戲,玩家在遊戲中用網捉魚以獲取分數,但到了遊戲機中心,部份人將之改變,投幣後玩家就可以用網去捉魚,捉魚所得到的分數可以用來換銀幣。[4] 這玩法的原理和推銀仔機(投幣入機若能推倒機內的硬幣,就可以得到分數)等十分相似,都是以小博大,只要最後獲得的銀幣只可以用來換禮物,理論上就不犯法。但實際上有些遊戲機中心公然將代幣換成真錢,然後將這類遊戲機與老虎機、跑馬機等放在一起,變相開賭。由於類似的遊戲可以在手機玩,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又可以免費下載,這會令家長對此的戒心大降,以為這些都只是遊戲,不會帶來任何金錢上的損失,但若子女到了遊戲機中心,情況就不同了,商人會用解碼器改變中獎機率,先用大獎吸引人玩,之後卻令玩家不斷輸錢。

 

3. 手遊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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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中大部份角色都是用抽獎的方法給予玩家,理論上遊戲會每隔幾天就會給玩家一批代幣(有時會叫寶石)去抽角色,但因為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不同,部份角色本身會比較難抽中,但很多人願意花錢買代幣來抽這些稀有角色,整個行為很大程度就與賭博無異。[5]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本來就有建議要寫清楚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給玩家參考,[6] 但實際上這卻是無補於事,因為稀有的角色有一堆,但掉下的百分率卻只得一個,最後我們始終無法知道自己想要的角色的中獎百分率,但有很多人都不能自拔地投下大量金錢去抽。[7] 針對這個情況,日本設有景品法(景品在日語解作獎品),[8] 台灣亦有類似的規定,[9] 要求遊戲公開抽中這些角色的比率。

 

可見,不少遊戲雖然沒有開宗明義說是賭博,但其中在在有很多賭博成份,而各地政府也會用不同的政策加以規管。這些遊戲在原產地雖受規管,但一旦來到香港,則不再受原產地法例規管,而現時本港大部份的情況,都是依靠商人自律,法例未有跟貼社會步伐。家長亦要多加留意孩子日常生活接觸的遊戲、活動,是否涉及賭博或者有賭博成份,以免一不留神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賭博世界也不自知。


[1] 寇德曼:〈無所不在的娃娃機,全都是合法的嗎?〉,鳴人堂,2018年4月25日,網站: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78/3105935?from=udn-referralnews_ch1008artbotto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2] 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署:〈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署,2018年7月,網站:https://www.hadla.gov.hk/el/filemanager/common/docs/forms/Guidance_Notes_on_Application_for_the_grant_of_Amusements_With_Prizes_Licence_chi.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3] 李穎霖、鄧柏良:〈【夾公仔機・有伏】二十蚊夾iPhone、鑽戒 新式夾公仔店或犯賭博例〉,《香港01》,2019年3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305805/夾公仔機-有伏-廿蚊夾iphone-鑽戒-新式夾公仔店或犯賭博例(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4] 〈機舖可操控難度 蠱惑釣魚機 釣賭客身家〉,《蘋果日報》,2018年8月11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811/20473835(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5] 布魯:〈[達人專欄] 轉蛋抽卡賭身家!用理論解釋為何你無法停止抽卡〉,巴哈姆特,2018年7月8日,網站: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405010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6] 蔡幸秀:〈手機遊戲成錢坑?消基會:應公佈轉蛋開箱機率〉,新頭殼,2018年3月21日,網站: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3-21/118055(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王思慧:〈手機遊戲超過六成違規 易有消費糾紛〉,中時電子報,2019年3月8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08003209-260405?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7] 瞳研:〈抽卡壞文明《課金轉蛋是非法賭博》SQUARE ENIX決定將旗下三款手機遊戲於比利時下架〉,宅宅新聞,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news.gamme.com.tw/161196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8] Chris:〈【Chris 的電玩產業月誌】你花多少錢抽 SSR?談日本「景品法」怎麼修法保障玩家〉,INSIDE,2017年4月28日,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191-mobile-game-ssr-japan(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9] 行政院:〈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行政院,2018年10月8日,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964028ea-f1f6-4383-9c78-f7d0606086f3(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5月3日)。

教育.教獄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5/2019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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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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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明光社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1] 〈天水圍女教師墮樓亡 教育局派員到校支援〉,《頭條日報》,2019年3月6日,網站: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44885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2] 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曾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報告,當中提出13項建議。但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報告「新瓶舊酒」。參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提交行政長官的報告〉,「勞工及福利局」,2018年10月,網站:https://www.lwb.gov.hk/chi/other_info/TFPYS_Report_(Chinese).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 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解決問題〉,「巴士的報」,2018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3671411-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3] 所有自殺率的計算以每10萬人計,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為9.5,即代表香港每10萬名15至24歲青少年中有9.5人死於自殺。參〈「同心協力 防止自殺」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最新數據並提出預防建議〉,「香港大學」,2018年9月10日,網站: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836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4] 〈價值〉,「維基百科」,2017年11月19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價值(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5] 沙半山:〈籲教師勿「笠亂」自殺 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香港01》,2019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11770/籲教師勿-笠亂-自殺-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6] 〈考評局明年取消中史及歷史科校本評核〉,《東方日報》,2017年9月1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916/bkn-20170916101946889-0916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7] 〈「做甚麼事都得從做人開始」——敬悼司徒華先生〉,「華叔,多謝您!」,2011年2月15日,網站:https://thankyouunclewah.wordpress.com/category/文章/(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02/2019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1]周子恩:〈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通識網,2012年9月26日,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222&m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1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2-2019

《出貓特攻隊》(Bad Genius)

——充滿計算與選擇的人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9/2018

一部充滿刺激的泰國校園電影。女主角劉蓮是一個超級資優生,由她的教師父親獨力撫養。父親為了愛女未來的發展,將她轉到一所名校繼續高中學業,而她亦獲得了獎學金。蓮的聰明被同學發現,並開始以金錢利誘請她一次又一次在學校考試中,把答案以鋼琴手勢報給她的客戶。此事在一次考試中被另一高材生阿賓揭發,再沒機會考新加坡獎學金的她竟被同學以高價邀請在一國際性的考試中與阿賓作弊,將答案傳送給客戶。雖然她智過人,成功完成任務,但最終卻因為不想再被要脅而選擇向當局坦白代此事。

明光社

7月份適值文憑試(DSE)放榜時期,資深影評人肇峰特別與大家分享了一部拍得精彩,又充滿意思的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今年文憑試十分特別,出現了兩個「首次」,一個是首次出現了九科都獲得5**的「超級狀元」,同時亦有考生因嚴重作弊而被取消所有科目的資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與電影相同的命題,為了得到好成績,你作出了哪種選擇?為達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教育究竟是著重成績或是著重品格呢?

在分享中,肇峰首先介紹在不同的地方,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及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會令學生的人生變得如何不一樣。在泰國,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能夠得到向上流或出國讀書的機會是十分珍貴。

明光社

由於是次的分享是為影評班的第一課,所以肇峰特別提到這電影的「鏡像」拍攝手法。每當女主角蓮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鏡頭就會拍攝到有片鏡子映照她的另一面,彷彿顯示人可以有兩面,她究竟會選擇哪一面的自己,是善或是惡?而且電影中亦充滿了計算,因為蓮就是精於數學,每件事她都可以算出是否值得去做……但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良知,又是否值得呢?電影中的男主角阿賓,是她的一個反面,由本來十分誠實轉向繼續作弊沉淪,他最初的選擇可能是由「命運」迫使,但其後的選擇卻是出於他的貪婪與不甘。

本片的考試都是以選擇題進行,正如女主角未來的人生,繼續走與不走作弊這條路,也是她要作答的選擇題。而在成長的路上,複雜的人生,又豈只選擇題待大家作答?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要大家不斷的發掘、編寫,作答者不能單單複製別人的答案盲目跟隨就可以,還得由自己去理解、組織、編寫下去。

女主角最後可以作出勇敢的選擇,向當局坦白一切,是因為有爸爸的陪伴與支持。正代表著家長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接納都十分重要。

伴讀有價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7/05/2018

早前偶然去了一趟勞工處,發現有如此一份工作:有家長聘請「暑期圖書伴讀員」,職責是「伴隨小學生(7歲)讀故事書,互動,問問題,關心學習」。每週工作兩天,每次兩小時,日薪為120元正。

 

筆者將廣告放於網上轉傳,發現網友都不難看到兩個重點:1. 講故事時薪才60元;2. 家長們為求充塞孩子的暑期的光陰無所不用其極。伴讀,本來是個很美麗的親子時間,但已經變成了收費的活動。為孩子說故事,以不同的繪本,伴讀有著不同的學習元素,例如英語、戲劇、藝術、品格教育等,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部份家長習慣用消費取代親身的教導,將教化工作外判。這不但對孩子有影響,也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或者有人質疑,為何家長會將父母本身的責任假手於人。惟事實上家庭由雙職父母出現開始,孩子管教和養育的工作就不斷被外判,由交給祖父母、菲傭,到將之放在不同的興趣班,現代孩子能承接父母價值觀的機會不斷減少,最後交由不同的興趣班老師、學校老師、運動教練等將價值觀灌輸給他們。

 

如外判的是未經正統教育訓練的人,例如工人姐姐,孩子從中學習得到的未必是家長想他們學習到的,而父母的身教機會亦會再減少。家長要請「伴讀員」可見也是一種彌補的心態,或者希望透過伴讀,讓孩子可以重拾閱讀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對孩子和家長的支援是否足夠?當社會不斷質疑婚姻家庭是否一個病了的制度時,我們也應該要問,為何制度今日會有病?這種病可以醫治嗎?社會可以對父母、對孩子多一點支援嗎?還是到最後只能在自由社會,淪落到連「伴讀」如此簡單的責任,也要假手於人,一小時60元說多不多,但可知與孩子一起的親密時光無價。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5-2018
 

從預防虐兒到全城監察

陸君樂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1/01/2018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

 

[1] 〈疑去年發現被虐 「臉書」道出真相 臨臨慘死 老師心碎了 「錯誤決定不可挽回」〉,《星島日報》,2018年1月11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疑去年發現被虐-臉書-道出真相-臨臨慘死-老師心碎了-錯誤決定不可挽回-221324634.html

[2] 〈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東網》,2018年1月10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110148622.html

[3] 〈羅致光稱應討論改善政策及提升老師社工對虐兒警覺性〉,《香港電台網站》,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4116-20180109.htm

[4] 香港警察學院 (2009) ,《香港社區警政》,網址: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cphk09.pdf

[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7)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62425.pdf.

[6] 〈【恐怖虐兒】社區有責?羅致光:任何環節發現都可及早介入〉,《蘋果日報》,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0109/57684594

[7] 〈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呼籲市民關心鄰居〉,《852郵報》,2017年9月10日,網址:http://www.post852.com/228740/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

[8] 〈【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 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香港01》,親子,2018年1月8日,網址:https://www.hk01.com/親子/147581/-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

[9] 馬太福音五43。

[10] 路加福音十27。

[11] 羅馬書十五2。

[12] 出埃及記廿一14。

電競、褪網與有品上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7/11/2017

明光社在十一、二月搞了兩個看似自相矛盾活動。十一月初,我們宣佈了繼續與基甸少年軍訓學校和香港基督少年軍一起舉辦《全城褪網運動》,鼓勵社會各界於十二月三日晚上暫時離開電子世界,與家人一起吃晚飯,享受面對面的交流。與此同時,我們又於十二月與JesusOnline合辦、G-Power協辦《電競牧養研討會》,與牧者們一起商討青少年在電子世界,特別是大型電子競技類遊戲(Massive Online Battle Arena)的福音、牧養策略。

有牧者在網上問筆者:「究竟明光社想人進入網絡世界,還是褪網?」我欣賞牧者的慈心,這條問題也看到他對肢體的關愛。在此簡單描述兩個活動的理念,嘗試給予大家一個討論的框架。

明光社在處理網絡議題時,和其他社會、文化議題一樣,我們是進入世界的。網絡是個空間,我們明白新一代是數碼原住民,是自然在當中生活,並習慣了當中的規則、禮貌、習慣等等。我們沒有想過要求大家完全斷絕網絡生活,這是不切實際,亦亳不必要的。我們鼓勵的是一種以正面,健康,平衡,有度的使用互聯絡的生活。互聯網只是一個載體,正如傳統紙媒,電子媒體一樣,我們看重的是內容,以及使用者的態度。

舉辦《全城褪網運動》就是因為看到不少人過分投入使用網絡,以致影響個人健康、家庭關係、工作效率,甚至令自己身心靈產生不少毛病。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從今以後不再上網,相反是鼓勵一種「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的生活態度,能收放自如地使用網絡,令生活更有效率,人際關係更緊密,同時能有個人空間,這是我們所倡議的。

至於舉辦《電競牧養研討會》,其實是明光社關注傳媒活動。明光社從創會開始就有關注傳媒的工作,當中除了關注色情文化,例如風月版;同時也關注記者的報道是否符合操守;廣告是否過份誇張失實;面對新媒體的出現,我們研究社交媒體對社會及個人的影響;網媒和紙媒的分別;以及其新聞的報道方式如何改變和影響巿民接收訊息;我們同時關注自殺新聞的報道方式是否自控,有沒有因過度的報道影響社會情緒等等。

同時,我們亦會做傳媒素養的訓練,提出應該如何閱讀、使用新聞來幫助我們以批判角度審視不同的社會議題。當中有文本分析等等。電競作為年青人喜愛的活動,再加上電競直播頻道,儼然自成一格,成為一個獨特的類型,所以我們視之為文化現象去分析,研究,並提出建議。事實上,分析網絡遊戲也不是第一次,去年Pokemon Go熱潮出現時,也曾帶出相關討論。

既然上網有時,褪網有時,人人也會上網,當然也會有人參加網絡遊戲,電競比賽等。從社會角度,我們要提出使用網絡的健康生活態度,從信仰角度我們要處理流行文化與信仰的關係和如何將信仰生活化地接合在日常生活中。但願這些活動、研討會成為有品上網的一些起點,也願這些活動能給予社會各界對網絡使用一個新的想像。

打開南亞裔這「封閉」的社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11/2017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南亞裔人士」這名詞,都會有類似的想像:黝黑的膚色、在地盤工作、操帶有口音的廣東話或根本不識粵語,也許還認為他們都有點粗魯及有體味。「危險」,大概就是一些香港人對他們最簡潔的總體印象,有時只要在報紙上看到「南亞裔」三字,很容易便會聯想與罪案有關。說到這裏,本文幾乎可以進入大部份論述少數族裔的文章的節奏,說上述的都是「刻板印象」、「不是個個南亞裔人士都作奸犯科」、「犯罪是社會壓迫」、「社會需要更多的關心他們」云云,最終帶讀者完成一次道德能量補給的文字旅程。然而,這次與基督教勵行會(下稱「勵行會」)同工的對談令本文注定不落這俗套。

「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勵行會油尖旺少數族裔人士綜合服務中心Tommy如此說。「這中心的服務對象,是油尖旺區的南亞裔人士。我們還會聘請一些南亞裔的青年去做一些外展,如聯繫、推廣活動等工作。」Tommy提到聘請華裔與南亞裔人士作外展工作的分別,若只有前者前住的話,成效不及後者的一半。外展工作一般需要華裔和南亞裔人士一起。因為南亞裔人士與非南亞裔人士的交流意欲很低,所以聘用南亞裔青年的成效會高很多。這個情況,就是他所指的「封閉」的意思:在同一空間,同一街道上,我們看到彼此,卻從不交流。

在港的南亞裔人士,不少已是第四或第五代了。在香港,除了原居民外,大部份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也是第三或第四代了。然而,兩個社群依然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舉簡單一例,在香港理應無人不識的演員劉青雲,原來在南亞裔社群眼中,根本對他亳不認識。Tommy就簡單的解釋了這現象:「一個南亞裔婦人,朋友全是同族裔的人,購物光顧南亞裔人士開的商店,電視看老家的電視台,電台也只聽由少數族裔開設的網上電台。我們會覺得『特首選舉』在香港是件大事,但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知。」這種情況令南亞裔社群本應可得到的社會資源、福利幾乎一無所知,勵行會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他們引路,讓這群有份貢獻社會的人得到他理應分配得到的資源。

 

明光社

研究香港社會構成的學者常言第一、二代的香港人只是「過客」心理,但第三、四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則逐漸抬頭,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雖然程度不同,但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新生代的南亞裔社群。他們的「本土意識」就體現在對中文的重視。由於決定以港為家,他們知道中文對就業和真正融入香港都是必須。現在,大部份南亞裔父母都重視子女的中文教育;然而,本身中文不佳的父母卻難以幫助子女學習。有見及此,勵行會舉辦大量的功課輔導班,亦安排南亞裔學生與華裔導師和義工互學互助中、英文,同時促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明光社

勵行會的服務向度在於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他們的服務是全面的,除上述的服務外,他們更有職業培訓、就業支援和婦女互助組等;未來更會發展幼兒與家庭事工,第一個南亞裔幼兒playgroup會於十月中開展。「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他們發展社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本來隔絕的社群得以與外界連結和溝通。」Tommy說。的確,「發展社區」不單是起天橋、開花園、興建扶手電梯等硬件,亦正好是描述勵行會的工作,使人與人的關係得到發展。

明光社

可能很多社福團體會把自己的服務對象描述得極度需要別人協助。勵行會的同工卻鮮有採用這種說辭。他們沒有說南亞裔人士有多窮、生活有多拮据,而只說「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彷彿「封閉」就是一種匱乏。但假如他們能自給自足,三餐溫飽,「封閉」又成問題嗎?

「社會需要關心他們」,習慣了以這句話作為社關文章結尾的人,也許難以視「封閉」為問題;但勵行會關心的,正是他們的服務對象能否成為社會的一員,能否成為我們的鄰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受助者,只考慮他們能得到多少幫助。在「『社會』與『受助者』」的對立中,後者彷彿已在「社會」之外,甚至已被矮化。這種慈善的形式一邊幫助「邊緣人士」,一邊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邊緣性。勵行會卻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模式:不以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主導,而是要建構不同社群間的關係,讓兩者都更新轉化,學會互相欣賞及接納。

 

偷拍是遊蕩、不誠實取用電腦、擾亂秩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10/2017

有報道引述輔導機構的數字顯示,偷拍的情況普遍,佔該機構輔導個案接近四成。該機構將「偷拍」與非禮成人、非禮兒童的個案並列作比較,指出「過去兩年,求助者當中,偷拍佔整體罪行的比率更上升至53%,可見問題普遍程度有上升趨勢。」

既然需要輔導,犯案者可能有其心癮或性方面的需要而轉向以偷拍方式來滿足自己。這不單會影響自己,使自己繼續沉淪於色情的圖片及資訊中,亦會傷害、影響到公眾,若犯案者偷拍他人,他將有可能觸犯:

  1.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 作出任何下流、猥褻、冒犯、令人厭惡的行為,或進行有可能致使社會思想腐化、道德敗壞、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事,均屬犯罪;
  2.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 — 在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自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遊蕩是指任何人沒有實際目的或原因,在受管制的地方徘徊、逼留或流連。受管制的地方不一定是密閉地方;
  3.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 控方亦可考慮引用「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令自己或他人獲益),起訴偷拍者。「電腦」可包括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這些裝置均可用來拍照或拍攝短片。而涉案的偷拍行為在公眾抑或私人地方發生,並不重要;
  4.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 在公眾地方[1]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處,將可視作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2],以致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而被檢控。[3]

 

雖然電腦純粹藏有偷拍女性裙底的照片,照片沒有讓人辨別得到的特徵(例如被拍女性的身份、拍照的時間及地點、誰拍攝照片等,而當事人亦不知自己被偷拍),藏有這些照片,不算是違法。不過,警方可能會進一步調查,查明照片是否由相片擁有者所拍。如果找到足夠證據,他就可能會被控不誠實使用「電腦」;而犯案者如在公眾地方偷拍女性裙底時被捕,而事主並不同意他偷拍,他這樣的行為或會引起事主恐慌,或公眾憤慨,他或會被控在公眾地方內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罪名。

單從罪名來看,我們不會察覺這些犯罪行為與性有什麼關係,也看不出偷拍罪行的嚴重性,你又會否認為曾犯案者需要被列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的名冊當中?正因為法律條文的限制,偷拍不被歸納為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性罪行之一,亦不是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所涵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

香港曾發生公司高層使用智能手機偷拍女職員裙底被捕、大學職員在學生宿舍使用手機偷拍女生洗澡、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等案件,同樣只被控《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

但當求職者在應徵向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服務(例如教師、補習社導師、興趣班導師、照顧兒童的社工、兒科醫生和護理人員、特殊學校及宿舍的教職員等)或有關的職位時,為了保護兒童或未能保障自己的人士,我們又如何證明他們不曾犯上偷拍他人私處等令人感到被嚴重冒犯,甚至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推行至今己近六年,是時候全面檢討一下了。

 


[1] 「公眾地方」是指任何公眾人士於當其時可以付費或其他方式,有權進入或獲准進入的地方,例如公眾可使用的洗手間、街道、可進入的花園及港鐵車站等。

[2] 擾亂秩序的行為可包括偷拍另一名女子的裙底、企圖偷拍裙底或偷窺他人如廁等。

[3] 任何人的行為如對他人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或對某人的財產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而當事人在場,便屬破壞社會安寧。個別行為是否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將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然而,法庭基於公眾對偷拍裙底的反應,一般會判斷社會安寧已可能遭到破壞。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10/2017
 

毛記電視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26/01/2016

傳媒教育學者David Buckingham 十多年前曾經做過一項研究,探討現世代的年青人是否關心時事。因為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報章銷量下跌,看電視的觀眾亦減少了。有很多人認為年青人不理世事,只會沉溺在打機及聽音樂之中。
 
但研究結果帶來震撼,調查顯示雖然年青人喜愛在網上打機及找尋娛樂,但不等於他們不關心時事,只是傳統的紙媒及正襟危坐式的電視新聞滿足不到他們的要求,所以他們利用其他渠道來接觸時事,而當時的選擇是以「頭條新聞」式,嘻笑怒罵般報道新聞之節目,其中表表者叫Jon Stewart。
 
有見於此,某年的奧斯卡電影頒獎禮邀請了Jon做大會主持,希望以他的號召力吸引年青人收看這個收視率一年比一年低的節目。但當Jon由小眾口味變成大台節目主持人,他一向的主持方式並不奏效,因為在傳統的主流節目中所說的話及觀點,要照顧普羅大眾,難走偏鋒,他的表達方式就變得高不成,低不就。那屆的頒獎禮收視率沒有起色,Jon亦返回自己熟悉的崗位工作,表現出色,直至最近交棒。
 
香港情況又如何呢?
 
最近毛記電視主辦的「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成為城中話題,引來不少討論。經此一役,訊息好簡單,就是香港人關心時事,認同本土,喜歡娛樂。
 
然而下一步應該怎樣走下去呢?我沒有仔細調查,只有從旁觀察。發覺毛記電視的支持者,多是二十至四十歳的香港人。太年長的,覺得其陰陽怪氣,離經叛道;太後生的,又認為雖然局部好笑,但整體不算十分切合他們的口味。就以分獎典禮的歌曲來說,多是陳年之作,沒有時下流行的東西。我們看見小鳳姐,然後合唱喜氣洋洋,當然極度亢奮,但十多歲的會問:「呢個亞婆是誰?」當河國榮和MC仁唱「香港地」時,我們邊笑邊哭,唯中學生話:「都唔知兩個亞叔講啲乜。」況且,現在的中學生,精英的聽英文歌,主流迷K-pop、J-pop。「中文歌?Out啲啩?」
 
所以走下去,要努力思索如何盡攬不同年齡層面的支持者。走筆至此,我想起Ellen DeGeneres來。她是美國當紅節目主持人,年前亦被邀請主持奧斯卡電影頒獎禮,當中一段與眾星Selfie,成為一時佳話。最近,她在節目中有一環節,甚為抵死,話說她在與友人通話,對面傳來是美國當紅偶像Adele的Hello,幾句之後,接上人氣甚足Drake的Hotline Bling。最抵死是結尾時,用了70年代大熱Lionel Richie的Hello,示範了如何結合幾代潮流文化。
 
還有的是,毛記電視除了娛樂大家,諷刺時弊之外,亦可以提升層次,有少許教育作用,當然不是說教,而是以幽默型式,引領觀眾思考不同問題。
 
我有以下三位出色的笑匠以供參考,他們是Woody Allen、Sacha Baron Cohen(人稱波叔)及Howard Stern (American Got Talent評判)。
 
細節如何?下期待續。

 

孩子理想的一天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7/2015

談及兒童福祉,很多人便想到要為子女計劃將來,這是父母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個兩難。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在2014年底發佈「香港兒童遊戲權利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四成受訪的中小學生家長表示功課數量為子女造成很大或極大的壓力;亦有逾九成家長為子女報名參與課外活動,藉此增加子女競爭力、發展子女潛能及令子女有更多成就等。為了讓小孩入讀名校,有家長不惜大花金錢,舉家遷進該校網,同時亦讓兒子報讀十一個興趣班;一些家長亦甚有壓力,表示睡不著。[1]

對一般家長而言,這是「贏在起跑線」及擔當「怪獸家長」的掙扎;對基督徒家長而言,這是「教養孩童」及「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掙扎;對一些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家長而言,便知道其中四種基本權利中的發展權,既有「教育及發展身心能力權利」,亦有「休閒娛樂的權利」,這也是掙扎。然而,在計劃將來時,有否考慮現在的小孩有甚麼想法呢?在安排小孩擁有理想的未來時,不妨聽聽他們理想的一天是怎樣的。

  • Yuki (小二)

「平時可以玩更少,雖然喜歡玩耍,其實都要有溫習時間,可以用玩的時間用來溫習」

假日Yuki會有特定的玩樂時間,她也享受其中,更表示喜歡游泳及到戶外遊樂場。平日雖然已經有功課及溫習時間,但她仍然希望溫習更多,誰說小孩只會要求玩耍呢?

  • 曜鋒 (小四)

 「不喜歡做語文功課,希望能夠有更多時間返教會跟其他小朋友玩」

曜鋒在寫時間表時,不斷的把「上糖(堂)洛堂(落堂)」重複地寫,事後他也沒解釋太多,不過看來他並不太享受其中。相比手機或電腦遊戲,他更嚮往集體遊玩的時間。

  • 睿言 (K3)

「覺得溫習很辛苦,但想得到excellent,因為會得到扭蛋作獎品」

喜歡砌Lego及與小朋友玩耍的睿言,年紀小小便要溫習,幸好他也十分積極,為著從父母來的獎賞而努力。

  • Omega (K2)

「最喜歡午睡,覺得學鋼琴及游泳最辛苦,期待與表妹玩耍」

對Omega而言,每天最開心就是上課後的睡覺時間,可以休息一下。然而相比起來,周末的興趣班原來給她更大的壓力。

  • Sulman(小六)

「希望可以10時起床,然後去公園玩,可以用更多時間在清真寺讀經,及陪伴妹妹玩」

雖然膚色不同,但喜歡畫畫的Sulman跟華裔小朋友也十分相近,覺得上課沉悶,下課會去踢球。有點意外的是他喜歡花上數小時去讀經,希望明白更多。當問他理想的一天是如何時,除了希望晚一點起床,就是可以陪伴妹妹,真是一位好哥哥。

  • Iqra (小六)

「期望可以與爸爸有更多時間相處,如一起去公園,買東西」

南亞裔的Iqra已能融入本地文化,喜歡看武則天及多啦A夢的她,希望理想的一天是上三節課便最好,那就可以有更多時間睡覺。而她最希望改變的,卻不是自己的時間表,而是她那個有兩份工作的爸爸。這亦讓我們反思,小孩除了要有發展,也需要父母的陪伴,而這個社會又有否重視他們這個需要?

 

後記

坊間總說人生是一場比賽,所以才有起跑線,與其他人爭競,自然要好好鍛練。父母於是把子女的時間表塞得滿滿的,就是要讓孩子能夠有一技傍身。然而若這真的是比賽,當選手不喜歡時,他可在過程隨時中途退出,就算有再強勁的訓練,也徒勞無功。

而更重要的,我們很可能沒有與誰在比賽。早前日本有一個名為「人生不是馬拉松」的廣告,開初以馬拉松比喻人生,其後主角在比賽中提出質疑:比賽、終點及路程究竟由誰決定?還是大家也有屬於自己的路?而且終點也不只有一個,人生可否各自精采?

若說到兒童福祉,我們總會想到兒童權利,那麼兒童權利應該由誰去演繹呢?不同的理解與演繹,就會對兒童或社會有不同的期望。家長可以認為參加多些課程才有助孩子充分發展,兒童卻希望他們的要求被滿足。兒童雖然「未夠秤」,但他們卻有最真摯的聲音,成年人亦應去了解他們的需要。或許只有由成年人或兒童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探討時,才是對兒童最大的益處。

 


[1] 〈大陸婦陪女上學  擬千萬置業〉,《蘋果日報》,2015年6月11日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4 LGBT Agenda, Hong Kong 2014

03/02/2015

 

同運議程(LGBT Agenda),一場接近半個世紀的性、婚姻、家庭文化改革,在全球政治上都具策略地推動。其推動的核心信念是,任何性傾向/性別身份/與性相關的,都是正常、天生、不可改變和合乎道德。所以,同運是性解放運動的一員。同志一字不限同性戀者,亦包括了雙性戀者、變性人、酷兒、陰陽人、直同志(LGBTQQIA)等不同的身份。一般而言,同運議程推動五個階段:一)去病化、二)去罪化、三)歧視法、四)婚姻制度;及五)領養、教育、政治身份……常常從教育、法律、教會及文化等方面著手。

 

以下扼要回顧2014年的同運議程。

 

SODO立法進程加快 同運組織路線分歧

在立《性傾向歧視條例》(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ODO”)一事上,同運組織有兩條明顯的路線。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及大同組成「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此組織在2013年1月推出《性傾向歧視條例建議書》,全文共四頁。2014年3月9日「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推出全文共廿二頁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立法建議書,[1] 此建議書是前者的進階版。在《中大學生報》的訪問中,[2] 兩個聯盟認為建議書的最大差異,在於後者有性別認同部份和宗教豁免條款。同月,香港基督徒學會、女同學社、同志公民得到政內局基金,出版《同志及跨性別平權報告》,建議推動該兩條歧視法。

據了解,政內局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曾委託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的專家、港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何式凝,以焦點小組形式,研究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人士,在僱傭、教育、接受服務、租用房屋等範疇受到歧視的情況。平機會亦自行推動性傾向歧視法的可行性研究(可參下段)。

另外,天主教教區湯漢樞機在《公教報》的訪問中表示,在SODO方面,關注公開宣講教義及實踐信仰的權利會否被限制和壓抑,同時亦不同意「豁免」,認為這會把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分化。在同性婚姻方面,他表示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堅決而明確地反對同性婚姻立法。[3]

 

平機會出位 越權推同運

若要算最落力推動同運議程的團體,非平機會莫屬。平機會於9月4日發表《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報告,顯示年齡歧視立法的必要性最高,而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優次、嚴重和普遍程度都名落孫山。但於2013年接替林煥光出任平機會主席的周一嶽揚言三年內要立SODO,而且今年繼續為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致辭,[4] 又連續兩年為同志大遊行站台、獻唱。行徑惹公眾質疑,預設個人立場的周一嶽會否只偏聽贊成一刀切立法的意見?

與此同時,平機會於5月宣佈進行「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值得留意的是,研究範疇由過往的「性傾向」(女男同性戀LG、雙性戀B),進而擴展至「性別認同」(變性人Ts、跨性別Tg)和雙性人(Intersex,即雌雄同體、陰陽人)等範疇。

此外,進行研究的受委託機構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性別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主導者在同運上的支持立場一向鮮明;而實際舉辦的公眾研討會,在邀請嘉賓和研究方法上,都惹來甚多質疑。[5],[6],[7],[8]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更一度抗議此諮詢,拒絕出席作分享嘉賓。[9] 在「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論壇中,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更質疑,進行性傾向歧視研究,已經超越了法例所賦予平機會的職權範圍。

除了進行與SODO有關的工作,平機會在7月至10月就「歧視條例檢討」舉行諮詢。文件旁敲側擊地動搖了家庭和婚姻的定義。其中的觸目關注分別是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擴充家庭責任、騷擾及中傷方面的受保障範圍、擴大平機會權力,又創作「未婚夫婦」字眼,並將單身人士的身份等同已婚者,加入婚姻狀況歧視中。在諮詢中有超過十萬人聯署反對相關建議。[10] 

 

跨性別議程 《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最終被否決

另一宗可算是2014年熾熱的同運議程事件,必然是變性人婚姻。終審法院在2013年裁定變性人W可按變性手術後的新性別結婚,暫緩執行判決一年,讓政府和立法會處理法例事宜,在2014年5月已經屆滿。政府於4月23日提交《婚姻(修訂)條例草案》予立法會辯論,立法會最後於10月22日以40票反對(包括泛民、民建聯、自由黨、經民聯)的票數,否決《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議案。

雖法例未能通過,但婚姻登記官會按照法院命令執行《婚姻條例》,使W和跟她同一處境人士,可以手術後的新性別與異性結婚。其他問題遂交「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草案引起的主要爭論,在於是否應將完成整項變性手術的規定細節(去除及重建性器官)寫入婚姻條例的性別定義中。周一嶽、王維基、陳志全、新婦女協進會等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強迫進行變性手術有機會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或《禁止酷刑公約》;而唯一在香港公共醫院進行變性手術的袁維昌則認為變性手術對易性症人士來說是解脫,條例的要求是基本和有足夠的彈性,否認變性手術是酷刑。明光社認為過度放寬至不須進行變性手術亦可以更改性別,會在生活上引起混亂。[11]

跨性別議程所涉及的,包括將性別認同障礙去病化、是否不用完成變性手術也可獲得新性別、何謂完成手術的界定、如何處理婚姻狀況(以離婚或民事結合方式)、立《性別認同歧視法》等。

 

教師守則被指歧視 家校界齊響警號

《明報》在1月24日報道沙田的基督教國際學校(ICS)要求學校員工跟隨《聖經》的道德標準,列明「從事任何形式的同性戀、亂倫、通姦、易服癖、人獸交、另一種性別認同、沉迷色情或任何會違反《聖經》性純潔、或違反一男一女婚姻的行為」都是違反操守,並要求教職員簽署。

此舉被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指涉及性傾向歧視;《蘋果日報》描述學校的做法是「公然歧視同志教師」;同運組織大愛同盟以聲明譴責學校干預員工性傾向(事實應為同性戀行為),又認為聲明書參照《聖經》中把「同性戀與亂倫、通姦和人獸交」相提並論,屬誤導及歧視。

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促請學校遵守《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當中訂明僱主應在招聘、晉升、調職、培訓、解僱、裁員,以及釐訂僱傭條款等,採用劃一甄選準則,不應提及「性傾向」。

人權律師莊耀洸在訪問中,指學校不理教育局呼籲,有機會被「殺校」。很明顯,在大家必須無條件接納及支持同性戀的政治正確大原則下,宗教自由和家長為子女選擇適合教育的權利,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關注組)則於1月5日發表聲明,支持校方捍衞辦學自由,並指出校方按其辦學理念對教師有品德要求,以對學生有示範作用是可以接受的。關注組同時亦批評《明報》沒有交待是否有職員因違背「聲明書」而被處罰,便與《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劃上關係,是為同運和立法造勢。及後,關注組在2月20日在東方日報刊登半版廣告,促請教育局尊重辦學自由,勿違反人權公約及教育守則,無理干預校方的辦學自由。

本社亦出版了「《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率先探討在SODO立法後會帶來的影響。[12]

 

更多組織冒起 同運與學運

地球村效應下,香港難以獨善其身。縱然聯合國和歐洲人權法庭都曾明言,各地政府無須必然訂定同性婚姻,但當其他地方在法律上更改婚姻定義,對本港婚姻制度也帶來一定挑戰。

兩對在外地「已婚」的同性戀伴侶,於3月2日成立新的同運組織「虹雙囍」,其階段性目標是先爭取「承認外地已註冊的同性婚姻」,繼而爭取「爭取香港容許同性婚姻」。該組織的同志伴侶其中一人來港工作,另一人則未能以「伴侶」身份隨行留港,要隔三個月出入境一次,重新申請簽證。

此外,本年學運與同運兩者明顯結連起來。在2013年,「同志公民」facebook專頁主辦了「Action Q大專撐同志」行動,[13] 其後在2014年3月該行動正式命名為「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他們在專頁上自稱為「跨院校的同志平權團體」,[14] 第一屆幹事有十人。[15] 曾有超過三百名成員參與同志遊行,並會擺放街站,他們又到台灣進行同志議題的交流,本年台灣的同志大遊行,大專同志行動與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到台灣,舉起六色彩虹旗和黃色雨傘,代表著民主運動和同志運動的一種緊扣關係(台灣則有太陽花學運與性別平權運動)。在婚姻條例修訂的公聽會中他們亦曾派員發言。[16]

而在九月啟動的罷課運動《罷課不罷學》中,也顯示出學運、民運都被同志運動捆綁一起。在義教的講座中,我們可見有些以同運論述為主題的講學,[17] 包括了陳效能主講的「中港關係論述中的家庭及性別倫理的建構與解讀」、何式凝主講的「愛慾與民主:尋「真愛」難,還是爭「真普選」難?」、 學人。性。聯盟(梁偉怡、金曄路、賴婉琪及大專同志行動代表)主講的「我城。我性,關我Q事」等。

因此,我們在面對民主運動與同志運動時,更須小心分析兩者的異同,詳細討論可參考關啟文在2014年11月21日所寫的博客文章《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18]

 

大型公開的同志活動

本年11月香港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創下9,000人新高。時值學運期間,學聯和大專同志行動等組織皆有參與遊行,兩個學生組織代表亦有為大會站台演講。參加者除了LGBT,還有雙性人(Intersex)、直同志(支持同運的異性戀者)、內地的同妻組織(同性戀者基於社會壓力所娶而卻被冷落了的異性戀妻子)及變裝者(Drag Queen)等。

大同、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於5月以「三年衝刺 打倒歧視 爭取立法 必不可少」的主題舉辦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 活動主辦單位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設置了一條隧道,內裡播放一些被歧視者的經歷的錄音,讓途人理解同志的處境。

「Pink Dot 一點粉紅2014」活動源自新加坡,6月由大愛同盟和粉紅同盟於香港合辦,而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則協辦,活動並獲得美銀美林、巴克萊銀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盛、摩根大通、澳新銀行、Google等多所跨國企業贊助;同時亦獲得一些藝人和知名人士支持,而黃耀明、何韻詩、趙式芝、杜德偉、馬詩慧、王曼喜、C AllStar等擔任粉紅大使。明光社並無對「一點粉紅」作出任何評論和呼籲。[19],[20]

 

同運團體親赴聯合國提交影子報告

2月下旬香港67個團體聯合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影子報告,分析和評論香港履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責任的情況,當中包括了彩虹行動和粉紅同盟,內容是促請聯合國向政府施壓,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草擬和制訂時間表。

在6月香港數個同運團體,當中包括兩個匿名組織、跨性別權益會、彩虹行動、跨性別資源中心、香港女同盟會等參與了一份由超過500個非政府組織發起的聯合聲明,提交至第二十六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1] 其後於10月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審議會中,粉紅同盟及跨性別資源中心以「聯合國婦女權利民間代表團」成員的名義,親身於瑞士日內瓦出席委員會並發言,他們於出發前曾於金鐘佔領區「連儂牆」前舉行記者會。

 

男男肛交修例及愛滋病感染數字高企

高等法院於2005年裁定,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中針對16歲至21歲以下男性進行同性肛交違法的條文是違憲,因而宣告無效。事隔八年後,律政司於2013年12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會在《201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中修訂有關條文。

2014年第一至三季愛滋病病毒感染數字新增499宗,感染者中有424宗為男性(85.0%),75宗為女性(15.0%)。因同性性接觸而感染的有持續上升趨勢。在499宗新感染個案之中,由異性性接觸感染的有81宗(16.2%),由同性性接觸感染的有258宗(51.7%),而因雙性性接觸感染的有13宗(2.6%)。

 


[1] 成員包括九龍佑寧堂、女同學社、中大性別關注組、午夜藍、世界公民、 同自在、同志公民、姊妹同志、姐姐仔會、性神學社、性?無別!、香港中文大學酷兒團契、香港基督徒學會、眾樂教會、基恩之家、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跨性別資源中心、黑天使音樂劇團、G點電視與Queer Straight Alliance。

[2] 「性傾向歧視條例——我們到底在爭取什麼?」,《中大學生報》,獨立媒體,2014年11月28日, 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978

[3] 「湯漢樞機接受訪問  談牧養同性戀者與反歧視立法」,《公教報》,第3664期,2014年5月11日,網址:http://kkp.org.hk/general_search?field_vol1_value=&field_publishing_value%5Bvalue%5D%5Bdate%5D=2014-05-11

[4]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性別日」

[5]平機會差別對待兩個研究的玄機〉,明光社,2014年1月16日。

[6] 〈多向度進行調查 認清歧視真相〉,明光社,2014年7月16日。

[7] 〈平機會研究的不公平〉,明光社,2014年7月11日。

[8] 〈平機會本末倒置耗公帑傾側同運〉,明光社,2014年9月17日。

[9] 〈抗議性別研究中心假諮詢 拒絕為偏頗研究作佈景板〉,明光社,2014年9月27日。

[10]網上聯署:回應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明光社。

[11] 更多相關文章參考

[12] 〈《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

[13] 行動的主辦團體單位為同志公民,而協辦團體包括了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香港大學 Queer Straight Alliance (QSA), 中大性/別關注組及科大行動。

[14]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

[15] 專頁中有關第一屆幹事的圖片和文字簡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29702803796754.1073741848.423940851039617&type=3

[16]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photos/a.424769300956772.1073741828.423940851039617/489021267864908/

[17] Hkclassboycott 2014 頻道,網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UlldTIlYV4j9vDw66h6tg

[18] 《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關懷.啟示.文化」──關啟文個人網頁,2014年11月21日,網址: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4/11/blog-post_21.html

[19] 詳細可參考:〈回應「小童群益會和一點粉紅──蘇美智〉

[20] 香港小童群益會就本會「性向無限計劃」及協辦《Pink Dot 一點粉紅 2014》的回應,網址:http://www.bgca.org.hk/files/bgca/PDF/2014BgcaPinkdotPDF.pdf

[21] 於ARC-international網頁上由500個非政府組織聯合聲明的文件,網址: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4/06/NGO-Joint-statement-Eng-Final.pdf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3/2/2015

打機救地球?炫耀性消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3/01/2014

近年,在任何地方,不難發現很多人拿著手機玩遊戲。他們不一定是兒童,有更多是成年人,當中不乏家長、長者。有學者從正向心理學分析,稱遊戲可建立良好自我形象,有助學習建設社群。但同時亦有學者稱遊戲的社會模式只是有閒階級之間的炫耀消費,換言之就是「無事搵事做」,一種現代社會極度空虛的典範。打機,究竟代表著怎樣的思維?
 
回顧2013年,香港人玩的手機遊戲種類,可謂無「珠」不歡:不是在玩Candy Crush Saga,就是日本人氣「轉珠」遊戲Puzzle and Dragons,兩者賺得過億。[1] 兩個「大作」除了同樣是免費,而且都是用「珠」來開始。有心理學家分析,前者透過以下元素刺激玩家:要人等候、可以單手玩、定時更新、色彩繽紛的介面、可與人聯結和比較以加強爭競;[2] 後者更在以上元素加入角色扮演成分,並供玩家升級,組隊系統,配合寵物進化、特定時間出現的關卡,以及抽寵物系統,令玩家更投入其中。[3]
 
在遊戲世界填補現實中的不完美
有遊戲設計師分析稱,玩家享受遊戲的樂趣,不是因為逃避,反而是現實或真實社會不夠好,例如現實太單調、太令人失望、欠缺生產力、做的事太瑣碎、欠缺具體的回報等等。在遊戲世界中,所有事情都具有意思,例如是拯救世界,回復和平與自由;每個人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完成有意義、有方向和改變世界的任務,令人重拾原始的那種對付壞人的成就感。
 
自從有了無線上網之後,只要有手機便等於上網工具在手,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連線,與人同樂。遊戲除了為了玩樂,更是與身處異地朋友結連及互動的工具,例如早年的猜猜畫畫遊戲Draw Something,將朋友連繫起來,透過畫圖互相分享;現時facebook仍然盛行的種田造城遊戲,透過與朋友互動,共建「社會」,建立歸屬感和成就感。
 
從遊戲滿足成功渴望
同時,另一派的學者認為,現代社會雖然離開了原始社會的生活,但人對成功的慾望需求沒有改變。有學者分析網上遊戲稱,[4]人類在原始社會中,捕獵的數目除了表達他的生存能力,亦表現個人成就。在工業革命後的社會,人為要表達其高人一等的位置,唯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炫耀式消費,財力展示等。
 
同理,在手機遊戲中,雖然付費並不會令他們在遊戲中得到任何特別的好處,但這舉動卻可以讓人有更多機會去嘗試未能成功闖過的關卡,或者有機會抽到他們心儀的寵物,在朋友面前炫燿。為了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玩家就要投入時間、金錢,以得到炫耀的效果。這些行為,如扣除了炫耀,其實和工作,沒有兩樣。浪費和沉迷,彷彿成為這些遊戲的代名詞。
 
如果遊戲就是為了建立自我的話,那麼怎樣設計的遊戲才可以既快樂,又能建立正向心理,這或許會成為所謂新一代遊戲的設計方向,最值得大家炫耀的其實是自己的創意。

正向打機的五個指引和兩個守則:

明光社

明光社

 


[1] Nicholas Lovell, “Don’t fear free: Candy Crush Saga is the future of the profitable product,” City A.M., October 17,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3, http://www.cityam.com/article/1381969333/don-t-fear-free-candy-crush-saga-future-profitable-product
 
[2] Eliana Dockterman, “Candy Crush Saga: The Science Behind Our Addiction” ,TIME.com, November 15,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3, http://business.time.com/2013/11/15/candy-crush-saga-the-science-behind-our-addiction/
 
[3] Michail Katkoff, “How Puzzle & Dragons Does It”, Gamasutra, February 25,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3, http://gamasutra.com/blogs/MichailKatkoff/20130225/187247/How_Puzzle__Dragons_Does_It.php
 
[4] Neil B. Niman, “The Allure of Games - Toward an Updated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Games and Culture January vol. 8 no. 1 (2013) 26-42.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3.

經歷為本的學習危機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流行文化)
13/05/2013

自教育改革後,很多人都將學習經歷掛在口邊,提倡跳出課室,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隨即,學校舉辦很多遊學團,甚至組織學生參加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帶學生去遊行示威,體驗示威文化;有些學校又會帶同學體驗貧窮。
 
明光社也舉行過「釀愛攪動」青年社關營,與青少年同行,走入社關的大門,一同關懷貧窮人。記得舉行這個營時,我們常提醒參加者:請不要消費貧窮。意思是:當你看到社會令人動容的時刻,請不要只單單記住。反而,請你想辦法,用你的一點行動,本著尊重對方的態度,當對方是一個重要的人的方式,去表達你對他的關懷。在《聖經》的四卷福音書中有很多這類的教導,無需在此重複。
 
可今日的所謂「社關」,常常淪為「關心」,只從旁觀者的角度出發,出來回應往往只是表達「嘩!真係慘呀!」、「好可憐呀……」、「點解呢個世界會有啲咁嘅人架……」等說話便到此為止。但是,之後的行動呢?這種「關心」往往流於「吹水」,沒有將感動化為行動,生活態度依然故我,甚至停留在可謂「硬心」的層面,即「我知道,佢地好慘……不過我得一個人,都幫唔到佢地架啦」,又或者「我做左架啦,我知道啦……」。
 
當中最可怕的是,部份做社關的人,連心態也以經歷為本。今次見到不少所謂「參加工運」的人士,強調到場支持及親身聆聽工友的分享,不少人也將工友的分享寫出來,在facebook轉傳,但之後進一步的政策分析卻極其缺乏。甚至二話不說,又將之歸回到地產霸權的論述。如此,工人的真實需要就被擱在一旁。危險的工作環境、過長的工時、沒有家庭友善的政策、不對等的待遇等等,本來是整個社會,而不只是單一行業的問題。原本理應好好地被拿出來讓社會討論、消化、產生共識,然後成為社會政策,但在今日過份政治化的社會,感動,只化為自我的感覺,再沒有推動力。
 
我們要留意的是:如何在感動之後將之化為行動。想一想,究竟社會在哪裡出現問題?不要再被傳媒及不同的意見領袖牽著走,想想怎樣身體力行,用你微小但絕不卑微的行動,努力去回應。從經歷中學習,其實就是人人都有一杯涼水;那杯水,是用來送人,而不是用來凝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