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地產如何霸你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08/09/2014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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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銅片」「債據」?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0/04/2022

在台灣購物結賬時,大部份商戶的服務員也會問:「你要不要『銅片』、『債據』?」

初來台灣時,真的聽得一頭霧水。明明是在食肆結賬,是在百貨公司購物,為何要問我要不要「銅片」?又不是在貸款公司或銀行,為甚麼要問我要不要「債據」?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聽了兩個多星期的「怪問題」,有一次,在電器店結賬時,便硬著頭皮地用當時連自己也聽不明白的國語問店員:「請問一下,甚麼是『銅片』呢?」不知是否那店員是聽不懂我的「國語」提問,還是他認為我問了一個「怪問題」。他完全沒有作出回答,在「一頭霧水」的表情,加上一縷「不明所以」的目光下,他急忙地把錢收下,好讓我這「怪顧客」能早點離開。

「銅片」大概只有是我這不通國語的香港人才聽得出來。人家所說的是「統 tǒng編 biān」不是「銅 tóng片piàn」。但事實上,縱使我聽出是「統編」,這又如何?也是不明白這是甚麼來的。這也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生活日常的差異吧!

「統編」是「統一編號」[1] 的簡稱,所指的是台灣機構或公司的身份證編號,是用來扣抵營業稅之用。而相關的就是「統一發票」[2],早在1950年已開始通用。「統一」的作用是防止商家逃稅,確保及穩定政府的收入。人民所持的發票,是可作抽奬之用,而中奬率亦相當之高。筆者家庭大概每兩個月就會中奬一次,最少的金額是200元台幣,亦曾試過中1,000元台幣,當然,亦如普羅大眾一般,希冀著能中1,000萬元台幣的大奬。

「統一」的意思就是把零散、分離的事物合為一體或是把事情一致化,變成毫無差別。「統一」最大的好處就是易於管理(或管控),亦能整合資源減省成本開支。故此,追求「統一」是無可厚非。只是當「統一」變成「唯一」、「獨尊」,容不下別的意見、觀點,對另類的聲音作出扼殺,否定任何的創新,甚或是以強硬的手段,逼使對方歸入「統一」之內,這大概與市場學的「壟斷」或大國對鄰邦的「侵略」無異。所帶來的不僅是不公、不義貿易,導致貧富不均,更可能是在戰爭下毀滅性的破壞,導致生靈塗炭。

在台灣,「統一」可算是一個敏感的字詞,但也不一定是叫人完全抗拒。所討論的是誰「統一」誰?或是,以怎樣的方式來達到「統一」的目的。真的,嚴肅的國際關係,或過去歷史的包袱,對一般市民來說,也不一定是他們最為擔心。若「統一」能予人幸福的感覺,給人對未來有積極的希冀,讓人民生活能趨向平靜安穩……那怕只是少少200元的小確幸(微小而確實的幸福),也總會叫人樂見其成。

後話:
「你還沒說甚麼是『債據』?」讀者可能這樣問。當然,這也是受筆者的「聽力」所限,人家是在說「載zài具jù」不是「債zhài據jù」。載具是甚麼來的,還請各位自行問問「谷歌」好了。


[1] 〈統一編號〉,維基百科,2022年3月2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B7%A8%E8%99%9F(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2] 〈統一發票〉,維基百科,2021年7月8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99%BC%E7%A5%A8_(%E8%87%BA%E7%81%A3) (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疫情下崇拜和牧養的挑戰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31/03/2022

羅馬書八章35節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在今時今日的處境,更貼切的應說難道是新冠病毒嗎?是防疫措施嗎?是恐懼嗎?是執事同工嗎?

經過了兩年的疫情,教會的「正常」運作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教會領袖在面對種種新的形勢和挑戰的時候,實在必須不斷反思如何繼續履行教會應有的使命,而不是只著眼於如何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避免觸犯法例以及避免同工受感染。除了繼續視像崇拜、提醒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奉獻之外,在疫情之下,我們必須認清甚麼是教會必須做、甚麼是權宜之計、甚麼是與時並進、未雨綢繆。

教會的使命最主要就是敬拜上帝、牧養和裝備弟兄姊妹、傳福音、服侍鄰舍和關心社會,理論上不應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如何平衡和取捨。在過去兩年,一些教會由起初十分抗拒停止現場聚會,到後來不敢在教會內有任何聚會;由不情願地暫停某些教會活動以減低風險,變成不情願舉辦任何具有風險的活動;由教會自決變成事事以政府的指示為依歸,當中的轉變令人憂慮。

當然,教會作為負責任的公民社會一份子,盡量做好防疫的措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活動是應有之義,教會亦不是特權機構,不用理會市民大眾都要共同遵守的規定,問題是教會有其獨特的使命和信仰生活方式,當政府推出一些不符合信仰原則、以及不明白教會日常運作的政策的時候,教會領袖必須據理力爭而不是盲從附和。

以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場所未來要安裝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必須接種疫苗才能進入為例,教會的門應該是向所有人敞開的,耶穌願意尋找被世人忽略、被罪綑綁的迷羊,因此,要教會因為非宗教的理由,拒絕任何真誠地想參與聚會的人入內是不合理的,政府若規定不接種疫苗就不能進入教會是嚴重干犯了宗教自由,是越俎代庖為教會定立了有違信仰原則的規定。

事實上香港大部份教會跟黃大仙及車公廟等接待大量公眾人士的宗教場所截然不同,大部份教會主要只是中小型堂會,出席者經常都是同一批人,聚會人數都不過幾十至二、三百人,弟兄姊妹之間都十分熟識,任何陌生人一進內便會被發現,萬一有人染疫要追蹤同場出席的人並不太難。加上教會的辦公室和聚會的地方很多都是混合使用,若連個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求助者在平日亦禁止進入教會辦公室,尋求信仰和心靈上的幫助是不合情理的。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宗教場所和不同的信仰生活模式,若果只用同一條例一刀切地處理,根本就是不切實際,削足就履。退一步說, 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和接種疫苗,在疫情十分嚴峻時為加快追蹤而短期強制實施尚可以理解,絕不應長期執行,但 問題是很多時政府的防疫政策都是易緊難鬆,由臨時變成長期執行,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就像四人限聚令一樣,就算疫情曾經幾度放緩,政府亦絕不放寬,教會不應對這些不合理的措施照單全收,噤若寒蟬。

此外,過去兩年,最受教會和弟兄姊妹關注的,當然是甚麼情況下須停止現場的崇拜聚會,只能提供網上直播。但在第四波疫情的後期,連幼稚園也可以回校上課,許多公眾場所都可以恢復活動,就是教會遲遲未可以現場聚會,從抗疫角度來說是毫不科學的。其後,就算可以現場聚會,但在人數限制方面比戲院和其他表演場地仍然更嚴格,亦是毫不合理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宗教集會和一般同鄉會、聯誼會和朋友之間的社交活動可能差不多,都是非必要和可以隨時暫停的。但對信徒來說,集體敬拜有其難以取代的重要性,網上直播只是權宜的方法,並非可以長期取代弟兄姊妹之間一起向神獻上讚美的祭的,在家中對崇拜的專注和投入程度是沒法和在教會內相比的。

教會生活除了聽道之外,還有肢體之間的彼此守望、關心和支持,並且一起去服侍有需要的鄰舍和傳福音。有些教牧同工和長執很擔心萬一教會出現感染群組會影響教會的名聲,若果在所有學校都只上網課、食肆只有外賣、大部份市民在家工作的嚴峻情況當然可以理解。若果我們可以繼續返工返學,為甚麼不可以返教會?只要做好防疫措施,聚會中不安排飲食、不會除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實在看不到一起崇拜為何比起返工返學、看電影、上餐廳和逼巴士更危險?我們又不是為了吃喝玩樂,為了持守信仰而受感染亦無愧於心。網上崇拜好像解決了不可停止聚會的內疚感覺,卻會令人誤以為這就等如滿足了最重要的教會生活。

其實,疫情下教會的同工和領袖應該比平時更忙。例如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可能要多開幾場崇拜,或者將崇拜分散在平日晚上,或者星期六、日多開幾場;以前的團契可能變成小組,小組有需要的時候更可能要化為兩三個人的小小組;同工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弟兄姊妹工作地方附近和他們吃午餐;透過視像電話彼此問候和祝福;上長者家裡為他們祈禱、甚至施聖餐;約大家去行山、逛公園、行海濱長廊,順便分享和祈禱;為失業的會友提供緊急的援助;安排弟兄姊妹為獨居、行動不便的肢體或街坊大掃除;派送防疫物資和食物給附近有困難的基層家庭等等。現場聚會可以暫停,教會的使命卻絕對不能暫停。

為何總是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4/03/2022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1]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69824(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23日)。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2HS3MYO2AQ(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3月23日)。

這兩年,新聞自由是怎樣被收窄的……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01/12/2021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日期

事件

2019年6月

反修例集會中出現大量警察對記者不合理的對待,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蒐集有關個案,單是6月10日及12日兩天就錄得17宗他們認為警員濫權的個案。

 

2019年7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幾位高官在一次於凌晨時份舉行的記者會中,遭記者提問「會否落地獄」,行政長官沒有回應問題,同日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亦沒有顯示相關問題。

 

2019年8月

傳媒傳出政府擬用1922年訂立的殖民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反修例運動出現激烈警民衝突,當中可以管制刊物及通訊。

 

2019年9月

警方在旺角清場行動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有攝影師被防暴警員推撞,又有受聘於傳媒機構的司機,在協助採訪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部,身體受傷。

 

2019年10月

政府緊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要求遊行人士禁止蒙面,有官員曾表示記者將獲豁免,但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命令除去面罩。警方稱在遊行中難以分辨誰是記者。當日有傳政府想統一發放記者證,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度澄清政府無這個意圖,但此舉已引起社會擔心政府欲打壓傳媒。

 

警方在鎮壓示威期間因為多次誤襲記者,又用電筒強光照射鏡頭,有記者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突然宣讀聲明,警方同時即時撤離、中止記者會。

 

2019年11月

不少記者批評警方當時的例行記者會未有回應傳媒行家的提問,反而只是提出單方面的訊息,當中部份訊息與現場採訪的內容差距甚大。警方與傳媒關係因反修例運動的連串事件而惡化,11月初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以「查警暴 止警謊」的標語戴在頭盔上作無聲抗議,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兩個記者組織及三個傳媒機構在6月至11月曾發出多篇聲明,指前線記者被警方阻礙採訪,過程中更曾被粗暴對待;有電視台新聞部負責人在11月下旬向警方遞交投訴信,指記者遭強行扯下面罩,被投擲催淚彈等。

 

2019年12月

政府留意到不少示威者透過網絡眾籌到世界各地賣廣告,宣傳其政治立場,甚至有組織邀請外地政要聲援他們,政府遂針對這些廣告,以及外地傳媒報道,作出澄清。另外,政府又批評黑衣暴徒罔顧巿民外出用膳的權利,闖入商場食肆破壞,行為令人憤慨,並指出干犯刑事毀壞罪行。

警方針對反修例風波中的傳媒報道,時事評論等發出多次澄清及表達意見,又指有傳媒使用的詞語,加深大眾對警隊誤解。此外,政府開始自己製作2019年大事回顧。

 

2020年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有嘲諷警方的內容,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收到二百多宗相關投訴,警方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發言人表示,港台編輯方針必須準確持平。

 

壹傳媒主席兼大股東黎智英於2月底被捕。

 

2020年3月

無綫電視成功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申請,免去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無綫電視隨即停播港台節目《議事論事》。

 

2020年4月

港台英語節目《脈搏》(The Pulse)在3月底播放的一集,在討論疫情時訪問了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談及有關台灣可否入世衛,4月初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質疑節目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香港電台約章》。

 

港台另一節目《左右紅藍綠》2019年11月的其中一集,突然被算賬,通訊局收到三百多名巿民投訴,稱主持言論偏頗,煽動對政府或警方的仇恨。

 

2020年5月

通訊局在5月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一段「驚方訊息」污衊和侮辱警方,向港台發警告。港台隨即檢討有關節目,在播放該季餘下五集的《頭條新聞》後,就暫停製作。

 

2020年6月

人大通過為香港制訂《國安法》,有關法例在630日晚上11時實施。

2020年7月

警方在7月中宣佈,《警訊》改由警隊自行製作,結束過往47年與港台合作拍攝該節目。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兼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會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

 

2020年8月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於8月上旬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港台投訴機制及程序。

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表明不續約,商經局就廣播處長一職刊登職位招聘廣告。

 

2020年9月

9月下旬,警方宣佈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2020年11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11月被重案組高調上門拘捕,指她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用查冊資料做新聞報道,被控兩項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三間主要電台在11月接到通知,因《國歌法》自6月生效後,被要求每天播放一次國歌。

 

油麻地發生大火後造成八人死亡,有線記者於屋宇署資訊中心查閱涉事大廈圖則,調查是否涉及僭建,有關申請最初遭署方拒絕。其後,署方指基於公眾利益願意提供有關資料,又指處理查閱樓宇圖則申請時,須根據《版權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保密責任的規定考慮。

 

2021年1月

運輸署推出新措施,如任何人想對車輛進行查冊,車主會收到電郵通知,載列申請車牌查冊者的名稱,申請目的等資料,如有車主懷疑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的話,可以聯絡私隱專員公署或報警。記協批評新政策等於通風報信,打壓調查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很多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導致有人受傷害,認為傳媒不應在查冊一事上獲得豁免,並與其他部門正檢視不同的查冊安排,減少不當情況出現。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中「驚方訊息」環節再有三集被評為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通訊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港台就政府圍封佐敦四街時,報道政府派發的物資只有罐頭但未有罐頭刀和煮食工具等,被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為蓄意誤導,因為部份罐頭本身有自帶拉環。不過港台同時發聲明,當日亦有訪問部份受限區內居民,的確有居民因為沒有罐頭刀,開不到罐頭,打算退還有關物資。

 

2021年2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初在立法會答問會中表示,「覺得香港電台極有需要改善」,並認為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和政府部門,兩年內被通訊局裁定七宗投訴成立是難以接受。政府在2月下旬即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稱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角色被動,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政府同時宣佈跟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委派資深政務官李百全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一職。

 

2021年3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包括董事及公司秘書的身份證號碼和通常住址。

 

李百全於3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他稱要盡快投入作為總編輯的角色,叫停播放《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他認為不持平和不客觀的節目。部份節目則更換主持人,又要求訪問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直言,管理層批評節目有問題,但未有拿出具體內容,前線同事需要有實例才可作跟進。

 

2021年4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控兩項「明知而在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判罪成,遭罰款6,000元,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罪成的個案。
 

拍攝、後期剪接由政府新聞處領導,並由特首辦邀約各界人士接受行政長官訪問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自4月底開始,在港台電視31台,晚上6時30分播放,節目共40集。

 

2021年5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動提出社會有「假新聞」,並稱如有媒體違反《港區國安法》,警方有證據會拘捕或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研究怎樣立法規管假新聞,未有具體時間表。有傳媒收到政府中人放風稱,政府內涉及新聞或資訊傳播政策的部門有四個: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新聞自由中涉及《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部份;

2. 創新及科技局規管互聯網供應商及媒體發佈平台;

3. 民政事務局和屬下的政府新聞處是新聞業界的對口部門;

4. 保安局則負責涉及刑事的工作。

 

2021年6月

6月17日,5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保安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資產。

 

6月18日國安處起訴《蘋果日報》兩名高層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蘋果日報》於623日結束營運,624日出最後一份印刷版報紙,網站於同日零時關閉。

 

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下《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在審查及評級時,要留意影片有沒有「描繪、刻劃或表現」危害國家安全,或「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大公報》一名男記者涉車牌查冊而被控虛假陳述罪,獲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了事。

 

2021年7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電台節目中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充斥大量假訊息,例如8.31事件中太子站有人死亡,誤導社會。他認為要就虛假訊息規管作進一步研究,並應該就假新聞立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後在一個節目中,主持人重提傳媒報道她在一閉門會議的講話內容,林鄭月娥稱傳媒不應報道有關內容,又指事件反映傳媒誠信及道德問題,主持人追問內容涉及公眾利益為何不可報道,又指公開錄音內容並不違法,林鄭月娥回應指:「或許有需要就相關情況立法」。

 

政府提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加強打擊違法「起底」行為。亞洲互聯網聯盟對此表示關注,早前有傳媒指幾間全球大型互聯網企業,包括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稱如政府繼續修例或考慮撤出香港,亞洲互聯網聯盟澄清無科企成員準備撤離香港。

 

首名《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因為駕駛背後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被判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成,入獄九年。

 

2021年8月

8月中親建制社交群組瘋傳一幅截圖,稱特區政府不再承認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政府澄清時表示,現時沒有設立記者註冊制度,惟記者出席活動時須出示合資格記者證。

 

政府進一步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建議包括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若認為上映某些影片會不利國家安全,可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就該影片已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2021年9月

立法會在9月底通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絡上披露個人資料,將被起訴。此舉除了打擊「起底」活動外,同時亦可能會對新聞採訪自由造成打擊。

 

2021年10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時指,特區政府「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以「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安全等。

 

2021年11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11月中表示,政府正就處理假新聞問題進行法律研究,主要可透過「管理」或立法「刑事化」處理。他個人認為可優先考慮採用規管手段,由業界主導,自行設立專業化守則。

 

2021年12月

警方國安處於12月29日手持法庭手令,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為由,搜查網媒「立場新聞」的辦公室等地點,拘捕七名與立場新聞有關的人士,並引據《港區國安法》,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元資產。立場新聞在同日宣佈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及於日內移除,並遣散所有員工。記協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警方以國家安全為名,在一年內多次拘捕傳媒高層及搜查儲有大量新聞材料的新聞機構。事件引發連串骨牌效應,至少六間網媒停止運作或終止新聞相關工作。

2022年1月

網媒「眾新聞」在社交媒體宣佈於1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該聲明又提到「過去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該機構的團隊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其理念。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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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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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區處理假新聞之對策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1/2021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陳洧農:〈林照真X劉昌德|假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9年10月23日,網站:https://www.feja.org.tw/4860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陳洧農:〈言論自由社會必有「假新聞管制」的挑戰,但誰也沒有完美解方〉,關鍵評論,2020年1月2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48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楊匡然:〈【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 假新聞傳播快6倍〉,《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8月21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32168/【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E3%80%80假新聞傳播快6倍(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南韓擬立假新聞法 爭取下月通過〉,星島網,2021年7月30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648606/即時-國際-南韓擬立假新聞法-爭取下月通過(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6日)。

[5]〈《新聞仲裁法》修正案 今國會表決 韓反假新聞法 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明報新聞網,2021年9月2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國際/article/20210927/s00014/1632679270024/《新聞仲裁法》修正案-今國會表決-韓反假新聞法-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Ko Jun Tae, “Final vote for ‘fake news’ bill pushed back again from fierce opposition,” The Korea Herald, September 29, 2021,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929001035;Hyonhee Shin, “Retreat on S.Korean ‘fake news’ law,” perth now,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0, 2021, https://www.perthnow.com.au/business/media/retreat-on-skorean-fake-news-law-c-4109060;Shawn Lim, “South Korea puts proposed ‘fake news law’ on ice after backlash,” The Drum, last modified October 4, 2021,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1/10/04/south-korea-puts-proposed-fake-news-law-ice-after-backlash;〈韓國朝野商定年內談妥媒體仲裁法案〉,韓聯社,2021年9月29日,網站: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9290059008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7] “Singapore Fake News Laws: Guide to POFMA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Singapore Legal Advice.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3, 2020, https://singaporelegaladvice.com/law-articles/singapore-fake-news-protection-online-falsehoods-manipulation/.

[8]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9]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立場新聞於2021年12月29日宣佈停止運作,並於日內移除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

[10] 〈馬來西亞:應撤回「假新聞」法〉,Human Rights Watch,2018年3月29日,網站: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3/29/31641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1] “Malaysia to discuss the revival of Anti-Fake News Act in Parliament,” THE STRAITS TIME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discuss-the-revival-of-anti-fake-news-act-at-parliament.

[12] 潘姿羽:〈廣電法補漏 違反事實查證最重罰200萬元〉,中央通訊社,2018年12月12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120312.aspx(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3] 李修慧:〈行政院為了「防堵假新聞」通過7個修法,最重可處無期徒刑〉,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980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4]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信傳媒,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95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5] 同上。

[16]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

[17] 〈【以假新聞之名 · 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打卡以外,如何保育?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10/2021

論到近來行街好去處,中環街市應是熱點了。

明光社

作為香港其中一座歷史最悠久的街市,現今的中環街市其實已是第四代建築,早於二戰前的1939年5月落成,街市樓高四層,共有鷄鴨枱、肉枱、鮮魚枱、果菜枱等255個不同檔位營業,集當時所有商販在其中。街市於日治時期曾改稱中央市場,大樓最主要特色是以簡單實用與設計兼備,於窗口之上以流線形懸臂,橫向線條造成長條形的「窗牆」遮陽簷篷,配以對稱的「摩登流線型建築」(Streamline Moderne)室內格局,設計也帶有包浩斯(Bauhaus)的特色,即具備簡潔、理性與功能性的風格。建築內部建有大而帶圓角的寬闊樓梯(多得當年攝影大師何藩的傑作,今日它成為大家爭相「打卡」的位置),以及作通風之用的大天井,其傑出的建築設計於1990年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三級歷史建築。[1]

然而,今日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中環街市的保育計劃,可謂經歷了「一波N折」。因著營運情況的改變,中環街市自2003年街市停止運作後便一直丟空,除了行人天橋通道部份外,建築物逐漸破落失修;而政府亦沒有刻意保育,反而因中環缺乏可發展土地而將街市所在的地皮放進「勾地表」,意圖推出拍賣後重建。面對歷史建築即將被清拆,引起一些民間團體的反對,結果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計劃,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並委託市區重建局進行活化、保育。[2]

可是保育方案上馬,不等於過程一帆風順。市建局最初希望將中環街市變成「漂浮綠洲」,除加固原有結構之外,更想在原建築物上加建一層漂浮空間建築,以提供更多綠化空間。這個方案雖受最多市民歡迎,卻會對原有建築帶來破壞,因此備受爭議。[3] 最終在2015年9月22日,這個活化方案被推倒重來,市建局另外通過了今日所見的簡約方案,放棄了「漂浮綠洲」及空中花園。經過多輪研究和諮詢後,在2017年3月,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以私人協約方式將中環街市用地批予市建局,到了10月,政府正式將中環街市大樓交予市建局進行活化工程,而街市中部份攤檔也獲得保留。[4]

以保育包裝重新營運的中環街市,原來的街市濕貨檔位,變成了一百多間不同類型的商戶承租,商舖類型由街頭小吃至特色食肆、本地品牌至文青小店、以及生活品味雜貨等,大都為高檔零售和食肆營運;大樓內設有面積達1,000平方米的綠化休憩空間、社區表演和活動空間,以舉辦藝術展覽、表演和其他文化活動,中庭加設座位,期望成為區內的社區活動熱點。[5]

如此,中環街市由被結業到重建,華麗轉身成了「打卡」熱點。或許,我們不禁要問,保育一個街市,是不是只為保留著大樓梯,舊水泥批盪,舊舖窗牆,中庭等出名的「打卡」位,盡力維持高人流,高人氣,就算成功?中環街市,甚或再簡單一點,街市,對於市民又有甚麼意義?

說來諷刺,隨便問問身邊朋友,對於街市大家的印象總是「非常一般」:傳統的香港街市,地面濕滑,衛生程度一般,買菜買肉的經驗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受落,有些人寧願到超市購物。但另一方面,街市特有的「街坊街里人情味」又是珍貴的,而不同攤檔商販落力叫賣,熱鬧的風景線也叫人回味。而香港人又真的很愛行街市/市集,尤其是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喜歡行當地的「市場」,買一些小東西當作手信,或是到街市小商號買現成弄好的小食來吃,這都是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叫人可惜的是,香港以往對街市歷史建築的保育個案,皆是失敗收場。位於上環的舊上環街市北座大樓(另外的南座早已被拆卸),於1990年獲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法定古蹟,為全港最古老的街市建築物。前土地發展公司(即後來的市區重建局)於1991年展開修葺工程,將之改建為傳統行業及手工藝中心,用以安置之前因市區重建被迫遷的永安街(又名花布街)布商,並易名為西港城。土發公司一心以為只要保留街市的「外框」,街市就會「自動運行」,結果卻是全盤失敗,西港城長期無人問津,頓成「死城」。雖然市建局於2003年再進行翻新工程,運用活化再利用的概念,增添主題餐廳及多家特色商店,[6] 也是無濟於事。

另一個失敗例子,則是灣仔街市。灣仔街市同樣是戰前落成,也是本港包浩斯建築的代表作,於1990年被評級為三級歷史建築,但古物諮詢委員會卻認為它沒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只需保留部份街市大樓的物料或組件。公眾對此反應強烈,十分關注灣仔街市大樓的保育,但最終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應重建街市,只保留街市外牆。中標的發展商就以這個「主體保育」方法重建,在街市大樓上加蓋一幢住宅大樓。只剩下外牆、主要出入口、簷篷,裝飾線條以及大樓前方結構的街市大樓等,[7] 結果它淪為住宅業戶俱樂部,除了角落的一間小店對公眾開放外,整個街市是「閒人免進」,完全破壞了街市的歷史。

打卡以外,如何保育?今日中環街市保育成效如何,看來還需要觀察,但在可見將來,相關的街市保育只會「陸續有來」——單在香港島有一定歷史,將來或需面對重建或保育的街市,已有鵝頸街市、燈籠洲街市、北角街市,甚至是筲箕灣街市等。如果這些街市,到時都只能被拆或者保留外牆,然後又是千篇一律的重建成為了無新意,全無個性,無人問津的「市政大廈」,則是社區的一大悲劇。


[2] 〈施政報告,第55段〉,「2009-10施政報告 群策創新天」,2009年10月14日,網站: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55a.html

[3] Vincent:〈「綠洲」夢碎 中環街市再出發〉,「城市。建築」,網站:https://avincentng.blogspot.com/2017/04/blog-post.html

[5] 〈「活」現眼前 感受活化後中環街市〉,「中環街市」,網站:https://www.centralmarket.hk/tc/

[7] 發展局/市區重建局:〈附件B: H9 - 灣仔街市「主體保育」的建議方案〉,「古物諮詢委員會」,2008年4月,網站:https://www.aab.gov.hk/form/AAB_Paper133_wan_chai_market_annexb_c.pdf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懷念商務艙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8/08/2021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1] 呂伊萱:〈蘇貞昌致歉!國手坐經濟艙、行政人員商務艙「顯有不周」〉,《自由時報》, 2021年7月19日,網站: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0887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2] 王婕秋:〈東奧選手為何坐經濟艙? 教育部鞠躬致歉:防疫考量〉,華視,2021年7月19日,https://news.cts.com.tw/cts/sports/202107/20210719205003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3] 曾思儒等:〈體育署長張少熙已遞辭呈 搭經濟艙赴東京〉,《聯合報》,2021年7月22日 ,網站:https://udn.com/tokyo2020/story/122317/5618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4] 賴意文:〈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 Yahoo!運動〉,2021年7月19日,網站: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115636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紫荊不是洋紫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8/04/2021

疫情之下,原本熱愛出外旅行的香港人,通通被迫留港度日。市民需要「抖抖氣」,外出舒展一下,就轉到郊外、公園等地方閒逛,一時之間,這些地點都變得人山人海,甚為壯觀。當香港人慢慢放下緊張步伐,學習欣賞大自然時,賞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活動:香港處於亞熱帶,四季都有不同花卉可供欣賞,而其中在市區最常見、花期也長的,可算是我們的市花——洋紫荊了,而洋紫荊由被發現、培育、到能夠成為香港市花的故事,堪稱傳奇。

邂逅洋紫荊,絕對是「偶然遇上的驚喜」:大概在1880年,在港島區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住在那裡的法國外方傳道會神父,在附近的鋼線灣行山時,發現了一個新植物品種,花開燦爛,但卻不會結果。神父們後來以插技方式將植物移植至伯大尼修院。[1] 1906年,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監督S. T. Dunn將洋紫荊判定為新物種,於年度報告中發表,[2] 其後又正式將洋紫荊的拉丁文學名的種加詞命名為:「Blakeana」,以紀念熱愛研究植物的第12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伉儷。[3] 及至1965年,香港政府決定以洋紫荊作為香港的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有如1880年那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貴;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採用洋紫荊作為區徽、區旗及硬幣的設計圖案。而洋紫荊除了代表香港外,在1967年更被引入台灣,後於1984年成為了嘉義市的市花及市樹。[4]

然而,看似人人熟悉的洋紫荊,其實我們對「她」有兩大誤會。第一大誤會是,多年來我們都以為洋紫荊是一個新發現的品種。經過多年的研究後,今日我們知道,洋紫荊並非獨立品種,而只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兩個品種雜交而成的混種。[5] 混種植物意味著「她」不能自行繁殖,而這背後代表著一個驚人的事實:現時香港所有的洋紫荊,其實都是由那棵於1880年首次於野外發現(亦是唯一一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的人工繁殖品。如果細心觀看,每一棵路邊種植的洋紫荊樹,都可以看到樹幹上透過「嫁接」或「插枝」等人工方法繁殖的痕跡:樹幹底部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嫁接在其上的才是洋紫荊本身。若不是當日因為有心人發現,珍惜栽培,再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接種(想想在戰時的「她」,究竟是怎樣活下來?),洋紫荊只是大自然的偶然混種,其實「她」很可能一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同樣,香港由一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走到今天,其際遇會不會跟洋紫荊有幾分相似?洋紫荊能夠一直繁殖下去,彷彿在提醒我們,香港的現況雖然艱難,只要不絕望,總是有生機的。

對洋紫荊的第二大誤會,是將它稱為紫荊花。洋紫荊是香港市花,然而在《基本法》第十條中,[6] 洋紫荊的「洋」字被略去,而被錯誤稱為「紫荊花」(這樣的誤述,或許是不喜歡這個「洋」字?那麼海洋公園也需要正名嗎?)。紫荊其實是另一種南中國蘇木科紫荊屬植物,學名為Cercis chinensis,而洋紫荊則是香港原生植物,是蘇木科羊蹄甲屬植物,學名為Bauhinia x blakeana;紫荊不是洋紫荊,兩者不能混淆。誤會花的名稱事小,但如果將代表著香港的人和事都混淆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明光社

由洋紫荊說起的故事,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個小小的香港,植物物種卻非常豐富,已知的植物品種便達3,100多種,當中香港原生植物約有2,000多種;其中更有14種以香港命名,包括香港蛇菰、香港細辛、香港茶和香港巴豆。除了本文介紹的洋紫荊,另一重要本地植物土沉香,它有芳香樹脂,故被用來製成香品,遠銷各地,當時運貨的埠頭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後來該港口被稱為「香港」,之後也輾轉成為今日香港的總稱。[7]

下次到公園或行山時,不妨多欣賞身邊大自然的一事一物,你或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呢。

 

[1] 伯大尼修院於1875年由法國外方傳道會興建,專為罹患熱帶疾病的傳教士提供休養地方,百年間共接待了約6,000名傳教士,是法國天主教會在東亞地區從事傳道工作的重要地點。伯大尼修院在1974年關閉,後來被政府接收,政府曾讓香港大學出版社使用該處,修院現為香港演藝學院的第二校舍。

[2] S. T. Dunn,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5,”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1906): 439–452.

[3] 植物名稱是人們賴以傳達交流植物資料的基礎。在早年,一些植物品種或會有多個不同名稱。為確保所有植物品種的名稱正確無誤和不會引起混淆,植物學界為植物的學名採用了全球通用的標準,詳見《國際植物命名法規》。植物學家和《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均採用「雙命名法」和以拉丁文拼寫的植物學術語為植物訂立學名。植物學名是由它的屬名(generic name)和種加詞(specific epithet)組成,在科學刊物中更會標明命名者。參:漁農自然護理署 自然護理分署:《自然護理作業備考第3號 使用植物名稱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2008年2月,網站: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tech/files/NCPC_No.03_The_use_of_plant_names_Chi_ver.2008_2_revised.pdf

[4]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2006)。

[5] 該研究以洋紫荊的外部、花朵及種子的形態、繁殖能力及基因序列等元素,與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作對比及分析,證實洋紫荊是兩者雜交而成的混種,更提出更正洋紫荊的學名為Bauhinia purpurea x variegata 'Blakeana', cv. nov.,當中cv.(cultivarietas)指栽種變種,nov.(nova)表示這個是新的名稱。參:Carol P. Y. Lau, Lawrence Ramsden and Richard M. K. Saunders, “Hybrid origin of ‘Bauhinia blakeana’ (Leguminosae: Caesalpinioideae), inferred using morphological, reproductive, and molecular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2, no.3 (2005): 525–533, https://doi.org/10.3732/ajb.92.3.525.

[6] 《基本法》第十條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除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紅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文『香港』。」

[7] 〈香港之名源於本地特色植物〉,「政府新聞網」,2004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environment/041119/features/html/041119tc04005.htm;〈土沉香樹易危珍貴 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明報OL」,2020年12月8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01208/1607367291504/土沉香樹易危珍貴-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

生活不離優惠券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1/04/2021

有一次,我們偶爾看見鄰居手上拿著車匙,鎖匙扣上掛了密密麻麻各式各樣的公司折扣優惠卡,有超市、百貨公司、藥房等等的優惠卡。此外,她還特意地告訴我們:必須訂星期日的報紙,因為除了招聘欄外,還有很多超市或百貨公司減價的廣告和優惠券。

我們的另一位朋友,她也是每星期把所有超市減價的廣告和優惠券剪下來,並且格價,比較相同產品在不同公司的售價,有超市/公司會做price match的,若顧客能出示廣告等資料,證明其他公司對相同產品的售價比該公司平,這間公司願意用顧客提供的那個價格,將產品賣給顧客。我們亦有朋友,會一星期走幾間超市,每一間只買減價貨品。如果你有公司折扣優惠卡(儲積分卡),再加上優惠券,一減再減下,便可以很平的價錢賣滿一車的東西回家。

在電子世代和App世代下,女兒最喜歡下載她們喜愛的餐廳或商舖的App或電子優惠券。每次在店舖內挑選心儀貨品時,都必先查看該店網上貨品的價格,及其競爭對手的價格。若該店的網上價錢較平,她們就可以即時做價格配對。這樣,既可享受現場實體購物的樂趣,又可以以優惠價錢買到心頭好。

講到吃方面,她們非常機靈,在訂餐時不但會用App儲分,還會下載是日優惠券和用積分、並選擇是日特價食物和飲料。最經典的一次,竟然只花了十多元,一家四口都吃飽了。連一向不懂這個慳錢遊戲規則的爸爸,一看賬單也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們常幽默地說:「我們的老師更厲害,曾經用優惠券加優惠券的方式,最後不但不用付款購物,甚至可以有現金回贈!」

無論用甚麼方式的優惠券或積分卡組合也好,為的是省錢。這也是無可厚非,因為真的可以慳很多;而且還有一份成功感,覺得自己懂計算、有策略,腦力超人,是精明的消費者。可是以這種方式來購物省錢,有沒有帶來甚麼損失是我們不自知的呢?

通常大型超市和商店,才能大量入貨,並以比較平的價格將貨品賣給顧客,在他們定的零售價中已把折扣計算在內。相對細規模的公司,議價能力低,也不容易做宣傳賣廣告,亦無法向顧客提供較吸引的售價。長遠來說,在缺乏競爭力下,細公司無法生存;顧客的選擇亦隨之減少了。而大規模的公司亦慢慢地壟斷了市場,顧客也「幫襯」慣了不願轉到別的商店,無形中失去了選擇權和自主性。

另一方面,間中也聽到某某公司的產品,是靠剝削貧農或以非常低工資聘用的勞工來生產的,某些關注人權和勞工權益的團體往往會呼籲市民抵制這些公司。此外,亦有團體或公司實踐公平貿易,以確保第一生產者不會受中間剝削,以及幫助落後國家滅貧。可是,這類商品的價錢往往不能與壟斷市場的產品競爭;又有多少顧客願意多付一點錢來支持公義和公平交易?

那些不慣用、不懂用或沒有拿到優惠券的人又有否損失?他們每次購物時總比使用優惠券的人付更多的錢。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卻有更多的選擇,可以喜歡點哪樣菜和買甚麼商品都可以,不用改變個人喜好以符合優惠券的規定。多付一點錢而獲得選擇權和自主權,值得嗎?

大公司的優惠券和積分卡都是為小市民服務的;但與此同時,小市民卻在不知不覺中為了大公司「服務」。難道只有良心企業和良心顧客彼此互動,方可制衡傾側了的壟斷,和享受真正的消費權?

除了日常購物和用餐外,學校裡也可體現優惠券文化。小女兒的老師會發優惠券給願意答問題或答中問題的同學,而有交功課或堂上表現好的,也可以拿到優惠券。獲得某個數量的優惠券後,同學可以少做一些功課,或在校內庭園吃午飯,而一般的學生平日只可在飯堂內吃。
優惠券成為了學校生活的一部份,給人一點攪笑的感覺;但對於那些比較內向、害羞、學習能力稍遜的同學,他們可能從來也拿不到優惠券,這會否令他們感到難受,總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至於那些常常拿到優惠券的學生,又會否感到驕傲和被那份優越感絆倒?

間中我也收到小女兒給我的優惠券(coupon book),裡面有:可以免費幫我做一次家務、焗曲奇,或做15分鐘按摩等等。奇怪的是,小女兒和她的同學都很少在學校裡兌換她們的優惠券;而我也從沒有兌換過小女兒給我的優惠券。雖然如此,優惠券仍然發揮著它本來的作用,收優惠券的仍然繼續努力學習和參與課堂;我仍然因著得到小女兒給我的優惠券而甜在心頭。

我也曾經在大女兒生日的時候,送她一張「預先批核、有限時」的優惠券——容許她飼養小狗。相信這也是她收過的生日禮物中最稱心的一份。結果,上主巧妙安排,讓一隻可愛的自來狗在優惠券的限期前走進我們的家。

優惠券雖然只是一張紙,但也可反映出印發人的創意、心意和誠意;也是一門學問。我們間中也會收過一些毫無折扣誠意的商業優惠券;並以不能回收的物料印製有關的宣傳品。其實,錢已花了,這些優惠券既不能發揮其作用,也不能被回收,真的有點可惜,更會帶來不必要的浪費。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疫情會過去 移民買樓要「快脆」?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1/01/2021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香港

14.9

17

19

18.1

19.4

20.9

20.8

溫哥華

10.3

10.6

10.8

11.8

12.6

12.6

11.9

悉尼

9

9.8

12.2

12.2

12.9

11.7

11

墨爾本

8.4

8.7

9.7

9.5

9.9

9.7

9.5

洛杉磯

7.7

8

8.1

9.3

9.4

9.2

9

多倫多

6.2

6.5

6.7

7.7

7.9

8.3

8.6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深圳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北京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上海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香港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廣州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台北

0.219[17]

0.367[18]

0.376[19]

0.402[20]

0.389[21]

東京

0.140[22]

0.149[23]

0.178[24]

0.250[25]

0.330[26]

新加坡[27]

0.908[28]

0.635

0.459

0.376[29]

0.293[30]

紐約市曼哈頓

0.174[31]

0.142[32]

0.154[33]

0.291[34]

0.273[35]

多倫多[36]

0.079[37]

0.118[38]

0.163[39]

0.211[40]

0.268[41]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香港

深圳

廣州

北京

上海

台北

紐約市

東京[53]

新加坡

多倫多[54]

2018

2.90[55]

2.31[56]

1.90[57]

3.8[58]/4.5[59]

3.53[60]

3.7[61]

3.9[62]

2.58

2.1[63]

6.06

2019

3.63

2.22[64]

2.15[65]

4.1[66]

3.6[67]

3.7[68]

4.1[69]

2.33

3.2[70]

5.92

2020

(至最近)

6.4[71]

2.33[72]

2.53[73]

4.5[74]

4.4[75]

3.8[76]

13.2[77]

3.2

4.5[78]

10.7*

*2020年1至10月平均數為10.8%,10.7%為10月數據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升幅

北京(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888[86]

1,303[87]

2,228[88]

3,659[89]

5,646[90]

536%

樓房呎價

589.66[91]

541.25[92]

1,275.14[93]

3,563.11[94]

5,506.57[95]

834%

呎價/月入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47%

上海(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911[96]

1,390[97]

2,403[98]

3,976[99]

5,787[100]

535%

樓房呎價[101]

295.06

593.19

1,467.87

2,837.73

4,654.22

1478%

呎價/月入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148%

廣州(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002[102]

1,407[103]

2,301[104]

3,580[105]

5,421[106]

441%

樓房呎價

442[107]

429[108]

755[109]

1,694[110]

2,944[111]

566%

呎價/月入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23%

深圳(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687[112]

2,300[113]

2,437[114]

3,412[115]

5,210[116]

209%

Price / sq ft

464.9[117]

556.78[118]

1,216[119]

2,612[120]

5,090[121]

995%

呎價/月入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254%

香港(港元)

可支配月入

9,200[122]

9,500

10,500

13,400[123]

18,000[124]

95.7%

樓房呎價[125] [126]

3,000

2,000

3,200

9,459

13,610

354%

呎價/月入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132%

 

[1] 當年每呎2,000港元,為目前的12%。〈【地產智識庫】同樣指數都是100點,究竟反映現今樓價貴或平?〉,搵屋易,2015年1月21日,網站: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二手樓價指數〉,香港置業,網站:www.hkp.com.hk/zh-hk/market-insight(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 Sean O’Shea, “Toronto condo, apartment rental prices drop again amid ongo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28,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7428631/coronavirus-toronto-condo-apartment-rental-prices/; Lauren O’Neal, “Toronto condo rent prices reach lowest point in nearly three year,” blogTO, October, 2020, https://www.blogto.com/real-estate-toronto/2020/10/toronto-condo-rent-prices-reach-lowest-point-nearly-three-years/.

[3] 綜合各類住宅建築類別的平均價格,包括獨立屋,「孖屋」、鎮屋、多層柏文等等。

[4] Ainsley Smith“High Demand for Housing in GTA Will Continue Beyond COVID-19: TRREB,” TORONTO STOREY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5, 2020, https://torontostoreys.com/high-demand-gta-housing-continue-covid-19-trreb/.

[5] “Can you afford a condo in Canada's largest cities? Royal LePage reports 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CISION, last modified August 28, 2019, https://www.newswire.ca/news-releases/can-you-afford-a-condo-in-canada-s-largest-cities-royal-lepage-reports-on-price-per-square-foot-868219496.html.

[6] Pierre Carapetian, “WHY $1000psf IS TORONTO’S NEW REAL ESTATE NORM,” PIERRE CARAPETIAN GROUP,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0, 2019,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7] “The average price of a new condo in Toronto could surpass $1,600 psf in five years,” newinhome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ewinhomes.com/blog/the-average-price-of-a-new-condo-in-toronto-could-surpass-1600-psf-in-five-years.

[8]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All Editions,” DEMOGRAPHI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www.demographia.com/db-dhi-index.htm.

[9] 〈平均25,500元 第二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跌8.9%〉,《東方日報》,2020年9月2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02/00176_0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0] 〈按揭計算機〉,美聯物業,網站:https://www.midland.com.hk/calculator/mortgage-calculator.jsp?price=9900000&loanrate=60&loanyear=30&rate=2.1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1] 張偉倫:〈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香港01》,2020年1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財經快訊/423969/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2] 〈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 貴絕全球〉,《明報》,2020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00609/s00004/1591641031331/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貴絕全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3] Sean Boynton, “Home prices in Metro Vancouver continue to fall, but average still sits over $1M: report,”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January 9,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6388187/house-prices-metro-vancouver-end-2019/.

[14] 「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and Discretionary Income)指扣除入息稅,強積金,社保,或其他出糧時便要上繳的費用後,真正可用的收入。

[15] 為免令讀者感到沉悶,筆者把這節的數據,如北上廣深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平均呎價等資料放在文末附錄。

[16] 此圖表中,東京,紐約市曼哈頓和多倫多等三欄只取其住宅大廈(condo / apartment)呎價,撇除了當地獨立屋(detached house)或鎮屋等屋宇類別的數據,因這些低密度建築呎價多數較柏文低,其概念和香港高層數細面積的住宅相去較遠,如計算在內定必拖低該市的數值,故不被考慮在此「呎/薪」表之列。

[17] 蔡惠芳:〈晚15年買房 竟要多付51年薪水〉,好房網,2014年11月28日,網站: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734385440.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Index of/duckhouse〉,鴨子的窩,網站:http://www.realestate.com.tw/duckhous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台北市房價泡沫知多少?〉。

[19] 方暮晨:〈房市10年漲1倍,薪資沒跟進,所以房價「貴」!〉,MyGoNews,2012年1月13日,網站:http://news.sina.com.cn/o/2009-12-18/103416794880s.s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2009-2018 各縣市近十年平均每戶每人可支配所得〉,風林火山,2020年5月3日,網站:http://fongthinger.blogspot.com/2020/05/2009-201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0] 〈台北買樓港策略〉,《東方日報》,2014年3月30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40330/mobile/odn-20140330-0330_00202_00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驚!北京平均薪資超越北市了 被洗腦的深綠:大陸很窮的〉,怒吼,2017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nooho.net/2017/12/DPPfraud496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1] 〈【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  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7月7日,網站: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88139/【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20%C2%A0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葉卉軒:〈新竹第一 「全台薪資第二高城市」竟是這裡?打趴六都〉,《聯合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736193(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2]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NIKKEI ASIA,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9, 2019,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Property/Tokyo-property-prices-near-bubble-era-levels; 〈家計〉,東京都の統計,網站: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1999/TOBB510U.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3]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4/tn04qyte0520a.htm.

[24]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9/tn09q3e014.htm.

[25] “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statist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68329/japan-apartment-tsubo-prices-tokyo/;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14/tn14q3e014.htm.

[26] 這個數值只指condo / apartment,並未包括獨立屋的呎價在內,原來數值是每坪,“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如果新樓則躍升至每呎10,785港元,“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JAPAN PROPERTY CENTRAL, last modified Sept 9, 2019, https://japanpropertycentral.com/2019/09/new-apartment-prices-in-japan-since-1956/(2019年9月東京樓價)。

[26] 月入數目已經是賬面收入扣減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80%,資料取自:hinaken:〈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年收入排行公布〉,2019年4月19日,網站:https://www.517japan.com/viewnews-10568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7] Income source: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Singapore,” THE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SG.

[28] Rick Fok,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Singapore’s property market and will it affect the property price?,” the new savvy,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20, https://thenewsavvy.com/countries/vietnam/how-will-covid-19-impact-singapores-property-market-and-will-it-affect-the-property-price/.

[29] “All Non-Landed Residential, All Districts,” squarefoot research, accessed 20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quarefoot.com.sg/trends-and-analysis/market-trends.

[30] “Singapore remains the 2nd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in the world after Hong Kong,” CBRE, last modified April 11, 2019, https://www.cbre.com.sg/about/media-centre/singapore-remains-the-2nd-most-expensive-housing-market-in-the-world-after-hong-kong.

[31] James McGrath, “How Will Coronavirus Impact NYC Real Estate?,” Yoreevo, last modified January 16, 2021, https://yoreevo.com/blog/coronavirus-nyc-real-estate; “NYC2000 Results from the 2000 Censu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planning-level/nyc-population/census2000/sociopp.pdf.

[32] “2005 Annual Report on SOCIAL INDICATOR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publications/socind05.pdf?r=1216; Eileen Hsu and Morgan Evans, “Manhattan Condo Living: New York Condo Average Price Per Square Foot Price 2000-2009,” Manhattan Condo Living,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manhattan-condo-living.com/post/1859031/new-york-condo-average-price-per-square-foot-price-2000-2009.

[36] Income source: www150.statcan.gc.ca

[41]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https://www.payscale.com/research/CA/Location=Toronto-Ontario/Salary月入數目已經是帳面收入扣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70% (加拿大稅率比日本更高)

[52] 需特別留意的是,廣州和深圳及上海2018 & 2019均為「登記失業率」,上海2020為「調查失業率」,北京2018為「登記/調查失業率」,2019及2020為「調查失業率」。國內「登記失業率」(全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短處是只將在政府部門登記、符合失業條件的人員統計為失業,將「外來務工人員」排除,加上失業者不一定主動進行失業登記,故難以全面反映問題。雖然內地的「調查失業率」亦未很有效地處理農民工的失業統計問題,但已算是和國際做法接軌。理論上「登記失業率」數字多數低於「調查失業率」,亦較不能反映實況,只能反映該城鎮有多少人在拿社保綜援。https://news.stcn.com/sd/202004/t20200426_1721493.html

[101] 1999 – 200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a1ea40102dvmw.html,2014 & 201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s://www.anjuke.com/fangjia/shanghai2014/

[114] Same as above

[125] 1999,2004 & 2009 figures from 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沒有鄰里,只有鄰居的香港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3/10/202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明光社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1] 〈【新冠肺炎】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 英:六成失嗅覺或味覺〉,「明報健康網」,2020年4月2日,網站:https://health.mingpao.com/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英六成失嗅覺或味/

[2]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頁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3] 運輸及房屋局:〈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租務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4年6月,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papers/hg0707cb1-1709-1-c.pdf

[4] 所謂「租霸」,是泛指一些不合作的租戶,長期遲交租金或欠租、拖欠經紀佣金、惡意破壞物業等。他們的出現使一些依靠租金作為收入的業主相當頭痛。社會上更有專門討論租霸行為的社交媒體群組,如facebook中便有「香港租霸黑名單 HK Tenant Blacklist」群組。

[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聲明〉,「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2002年11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1/13/1113240.htm

[6] 賴建國:〈【投稿】百年租管 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香港01》,2020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6706/投稿-百年租管-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

[7] 「見學」是日語詞,有參觀、學習之意。

[8] 梁啟智:〈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Medium」,2020年6月29日,網站:https://medium.com/@leungkaichihk/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39e90edf54e4

[9] 〈回味香港舊時光 公屋導覽延續記憶中人情味〉,《台灣蘋果日報》,2019年9月15日,網站:https://tw.appledaily.com/supplement/20190915/SROXKU3SFEQSDPB5NZPVQFPWLQ/

[10] 黃研萍:〈【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 冀打開溝通之門〉,《香港01》,2017年9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122303/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冀打開溝通之門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7/09/2020
若以Google搜尋器尋找「M記」一字,竟也能得出世界知名連鎖餐廳的名字。在維基百科中有提及「M記」、「麥記」、「老麥」均是香港及澳門對這餐廳的簡稱。
 
我並不是M記的常客。除了因為食物的質素或營養價值欠佳外,更是因為其廁所(洗手間)的衛生程度。不記得從甚麼時候開始,餐廳廁所的整潔衛生,會成為我和家人是否會再次光顧該店的準則之一。不管餐廳的食物味道再好、環境部置是如何優雅、服務態度是怎樣親切、誠懇……但當你在進餐過程或之後,需要到洗手間方便或整理一下,卻發現當中竟是凌亂骯髒,臭氣撲鼻……一下子你所有的食慾也頓然消失,甚至乎有一種反胃欲吐的感覺。香港的M記,不論是店的面積較細的或是一些裝潢華麗的,其用餐地方基本上是整潔,但其廁所,不知何解,就是經常存有一種獨特的異味、地面總是濕滑和佈滿鞋印、廁格總是淤塞、骯髒。
 
「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是發自在我身處台灣麥當勞,剛離開洗手間回到坐位時的問題及感慨。同一的國際集團,台灣麥當勞的廁所是如此的整潔、乾淨,但成為M記之後,竟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嘗試以「麥當勞衛生」為題在網絡上作搜尋,香港與台灣竟是有著明顯的分別。
香港M記的衛生標準,在其網頁中有以下的記述:
「……餐廳貫徹執行一向的嚴格衞生與清潔標準,要求所有餐廳員工:
   每四小時清潔及消毒廚房器皿
   用消毒毛巾拭抺餐廳桌面及工作枱
   每小時洗手
    廚房員工配戴口罩
   遵守顏色手套守則以嚴格防止交叉污染……
   定期清潔及消毒奶昔及新地機器
  ……。」
 
台灣麥當勞季報(2020第八期)中有另一種演繹:
「根據統計,每位顧客在餐廳內用的時間,平均約40分鐘。故台灣麥當勞持續落實每30分鐘清潔一次『桌椅、桶、廁、地』……;防疫期間,每小時並再用消毒水……加強消毒,讓顧客都能安心品嚐美味餐點。」
有關廁所,他們有另段的描述:
「全台麥當勞所有座式廁所均安裝完酒精分配器,定期清掃,確保廁所……乾淨整齊無異味,並隨時檢查設備完整功能正常,讓顧客安心使用。」
 
兩地的明顯分別在於,香港所關心的是員工守則及偏向食物的衛生,而台灣則是看重顧客的需要及他們的感受。以自己(員工)作出發點,就是一種減少犯錯、避免違規的思維,做得再好也不過是一種「自保」的行徑。以他者(顧客)作優先考量,是一種重視別人的態度,是嘗試突破純粹按「工作表現/要求」的範疇,而是增添一份貼心,多了一些尊重。嘗試代入他人的立場來理解事情,在一個只求「賺到盡」的社會中,是較難做到。為他人多做一點,豈不就是增加營運成本,導致利潤下降?引用電影《食神》內的對白,大概也能反映出漠視顧客的營商心態:「史提芬周(向手下交帶啲嘢):『張枱有咁窄得咁窄,張櫈有咁逼得咁逼,咪等啲友仔坐得咁舒服,食完嗱嗱聲好走。飲管有咁粗得咁粗,冰有咁大嚿放咁大嚿,杯汽水咪雀一聲飲完買過第二杯囉。你係咪新嚟架?呢啲嘢要我教……』」若把廁所弄得太整潔、乾淨,豈不讓更多客人「樂在其中」「流連忘返」?
 
但另一方面,M記廁所總是髒這現象,顧客(我們)亦要負上部份責任。當然,並不是指責顧客刻意把廁所弄髒。原因是廁所比較容易骯髒是客觀的現實,即使使用者如何小心,也難免廁所被弄髒。我們要負的責任是「妥協」於現況,縱然這現況已極為惡劣。我們已不再問「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而是認定了「M記廁所總是髒!」我們所採取的是「妥協」的態度,放棄提出改善的要求,接受營商者不作改善的態度,寧願「蒙著眼」「捂著鼻」匆匆地進出廁所,立刻完事離開便算。
 
「啞忍、妥協」若成為我們面對不合理事情的基本態度,這不僅是關乎廁所的衛生問題或食肆的營運問題,更是牽涉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否得以改善,亦是影響著社會可否持續的進步或是倒退的關鍵。
 
因著「廁所」的整潔,我是會再次光顧台灣的麥當勞。深願香港的M記能有一天亦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過猶不及 人仰馬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1/2020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