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明光社17週年研討會 性「別」混亂

張勇傑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7/07/2014

自變性人W婚姻權一案起,本港始熱烈討論性別議題。過往社會對性別的理解是簡單易明的,以生理性別(Sex)為界定的準則來區分男與女。但隨著「性別研究」的發展,學者們將性別的概念推廣至社會性別(Gender),即社會對男性與女性特質的要求;心理性別(Gender Identity,或稱作性別認同、性別身份)就是自我性別的認知,即自覺是男性或女性,而性別身份和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是沒有必然關係的。一個男變女的變性人,並不必然喜歡男性,亦有繼續喜歡女性的情況;女變男的變性人亦一樣有喜歡男性的情況出現。

從正面看,這是性別多元的一面,豐富了人們對性別的理解,但相信不少人對此卻感到混亂。為了幫助大眾認識現今社會上的性別議題,明光社17週年研討會以『性「別」混亂』為題,從醫學、政治、神學及牧養四方面來探討這議題。

 

極具爭議性的性別課題

在現今香港,性別已成為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課題。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醫學隨時也能被凌駕。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康醫)為其中一位講員,他仍然堅持表示現時未有充分證據顯示心理性別是天生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5)第451頁亦指出,「心理性別是因各種生理、心理和人際關係的因素互動形成。」若有人說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1] 是與生俱來,或將其分類為先天和後天兩大類別,都只是出於個人主觀的判斷,當中缺乏客觀醫學研究的印證。

 

父母須把握時機 肯定子女心性發展

康醫指出性別認同在2至5歲建立,在2至10歲期間兒童性別認同的發展仍有浮動和改變的空間。大部份的兒童性別焦躁症患者在成長中會自動調正,在沒有治療或介入的情況下,性別焦躁症的癥狀也會自動減退或消失。醫學文獻亦提及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長大成人後,只有5-10%仍維持有性別焦躁的情況;但約45-75%則出現同性戀或雙性戀的情況。所以,若社會或父母過早讓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以心理性別生活,當兒童的性別焦躁癥狀自動減退,希望以本來的生理性別生活時,卻會引致持續痛苦不安。所以康醫鼓勵父母要注意子女不同階段的心性發展,以及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生理性別和角色。父母要讓孩子知道他們不鼓勵跨性別行為,但要切忌加以批評責備。

 

港台兩地性別政治 深受同一學者影響

接著,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分析香港和台灣性別政治的情況,指出兩地的性別政治論述深受台灣學者何春蕤影響。何春蕤以解放的向度思考兩性平等,反對「保守性觀念、貞操等禁慾觀點」,認為性教育更應「支援青少年的性愛」,要「尋求一個不否定青少年情慾的文化環境」。她提倡「性別光譜論」,指出個人在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和性傾向各範疇上並非截然二分,而是依程度差異而呈現出不同光譜,更指出這多元性別光譜中的情慾實踐是基本人權和自由,並沒有正常與不正常的分別,社會大眾必須尊重。多元性別打破性別的界限,引伸到性別中立,多元家庭的論述。

關教授引述何春蕤的言論,指出她認為「新的性別教育必須由性別角色和關係的多元化以及自主化開始,由呵護性異議分子開始。新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必須是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關教授直指何春蕤提倡的「兩性平等」只是糖衣,裡面包著的卻是「毒藥」──激進的性解放思想,並已成功進入台灣的正規學校推動性革命。關教授亦指出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出版的《認識性傾向家長老師錦囊》中,亦可見「性別光譜論」的介紹,這是我們須要留意的。

 

男女性別相輔相成 有如三一神的關係

在信仰層面方面,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雷競業博士先回到創世記一章2628節思考,指出神是照著衪的形像造男造女。他認為人有男女分別是神形象的一部份,男女相輔相成的整合就如三一關係,父子靈三個位格雖然有分別,但三者是平等的;就正如擁有神形象的男性和女性雖然有分別,但卻沒有高低之分。而性別是人性的一部份,舊約中雅歌清楚表述愛與性的結合;在新約中保羅亦以男女關係來比擬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家庭與教會擕手面對性別議題

雷博士表示世俗社會視性為一種消費和自我滿足,是個人的選擇。但在信仰上看,性關係卻不止是身體的行為,也是心靈的契合,貞潔不是限制性的自由,而是保全性的純全;至於性消費則會製造更多女性的悲劇。

家庭方面,須先由父母開始,多讚賞配偶,以肯定子女性別的價值。在教會方面,需教導會友成為屬靈人,懂得為自己的性別身份感恩,並誠實面對兩性在社會上的混亂情況,助他們明白這只是罪進入世界後的一部份。

至於教會對變性人的立場,雷博士坦言需要回到各宗派堂會層面討論;個人方面,儘管不認同對方的行為,但仍然要與他們同行,鼓勵他們祈禱尋求神的幫助。

 


[1] 性別焦躁症是一個人出生被賦予的性別(即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的狀況。患者會無法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覺得自己現時的性別錯配了,堅持自己是另一個性別,或者強烈渴望自己成為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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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有時,放下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跨越了公平的跨性別運動員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7/2021

男女兩性在體格和體能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為維持比賽公平,世界上絕大多數運動都將男女分開進行競賽。隨著跨性別運動的發展,跨性別人士不再隱藏於社會當中,允許他們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亦成為了一個富爭議性的問題。

國際奧委會屬下的醫療委員會於2003年開始討論有關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1] 要求跨性別運動員必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須接受足夠時間的荷爾蒙治療,以及在接受性腺切除術後不少於兩年,才可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有關指引及建議亦應用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中。

之後的十多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更改其性別承認法例,不再視性別重置手術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2015年,國際奧委會更改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刪除必須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只考慮跨性別運動員體內的睪酮(testosterone)水平;[2] 跨性別女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男,性別認同是女)的睪酮水平在比賽前最少12個月及比賽期間須低於10 nmol/L;而跨性別男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女,性別認同是男)則沒有任何限制。

睪酮是男性主要的性荷爾蒙,大部份由睪丸製造,能促使身體肌肉的生長,睪酮水平愈高,肌肉的力量愈強,在運動比賽中會佔有較大的優勢。但其實女性的卵巢和腎上腺也會分泌睪酮,但水平比男性明顯低得多。一般成年男性的睪酮水平為240-950 ng/dL,[3] 如果將這數字對照成國際奧委會使用的單位,即是約8.3-32.9 nmol/L;[4] 而一般成年女性的睪酮水平則為8-60 ng/dL,即是約0.3-2.1 nmol/L。

如果跨性別女運動員並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其睪丸會繼續分泌睪酮,那麼他體內的睪酮水平很大機會會高於國際奧委會的要求,所以跨性別女運動員會服用抑制睪酮的藥物,讓睪酮水平低於國際奧委會10 nmol/L的要求,但此水平其實已經比一般女性運動員高出最少四倍以上。

其實除了睪酮水平之外,青春期發育後才服用抑制睪酮藥物的跨性別女性,對比其他女性在體格和肌肉密度方面,也會持顯著優勢,不公平的競爭必然存在。

在2020年《英國運動醫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由Timothy A Roberts醫生和另外兩位專家一同撰寫的論文,[5] 他們嘗試了解服用荷爾蒙藥物的時間長短對美國空軍中的跨性別男女體能的影響,並與其他士兵的體能作比較。他們發現跨性別女兵在開始接受抑制睪酮藥物療程前,運動能力比生理女性優勝得多,能在一分鐘內多作31%的掌上壓及15%的仰臥起坐,而跑1.5英里(約2,400米)的時間,跨性別女兵也比一般女兵快21%。在服用抑制睪酮藥物一至兩年期間,跨性別女兵在以上三個項目仍存有明顯優勢。在服用抑制睪酮藥物兩年後,跨性別女兵在掌上壓和仰臥起坐的優勢已不存在,但在跑步項目上仍然比一般女兵跑快12%。研究人員建議,跨性別女運動員需接受抑制睪酮藥物12個月以上,以避免跨性別女運動員在運動競技比賽中佔優,以致造成不公平。

不公平的競賽會奪去女性運動員透過刻苦練習才爭取到的榮譽、獎牌和獎金,也威脅到女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如果今年的東京奧運會能在7月至8月順利舉行,新西蘭跨性別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將成為奧運史上第一位參賽的跨性別選手。Hubbard以男性身份參加舉重比賽多年,直到在2012年,他轉變了性別成為跨性別女性,其後他參加了一些女子舉重項目,並獲得多個舉重獎項,更取得東京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有女性運動員對此感到不公並抱怨,但她們卻被告知要「安靜」。[6]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學界的體育賽事中。美國康涅狄格州自2017年開始有兩位跨性別女生參加學界的跑步比賽,共奪得了15場賽事的金牌及贏得85場參加更高級別賽事的機會。Chelsea Mitchell原本是州內跑得最快的高中女生,但在2019年的賽事中卻屈居第三。她認為這些獎牌和機會本應是屬於女生的,但康州校際運動會(Connecticut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Conference)卻迫她們與生理上為男性的跨性別女生同場比賽,這影響到年青運動員爭取獎學金及進入一流大學的機會,扼殺了她們成為精英運動員的夢想。Chelsea Mitchell聯同三名女生入禀法院,就當局允許跨性別運動員根據其性別認同來參加體育比賽,提出訴訟,但訴訟卻被聯邦地區法院駁回。[7] Chelsea Mitchell想要的只是一場公平的競賽,但在今天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她的願望成泡影,她甚至有可能被指為「歧視」和「仇恨」跨性別運動員。

我們相信在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甚至全球的跨性別運動發展將更為熾熱,這場運動背後,受害的可是一批默默耕耘但有口難言的女生。恐怕這些跨性別運動員除跨越了性別之外,也跨越了公平!


[1] “IOC approves consensus with regard to athletes who have changed sex,”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ast modified May 18, 2004,  https://olympics.com/ioc/news/ioc-approves-consensus-with-regard-to-athletes-who-have-changed-sex-1.

[2] 黃家欣:〈【性別風波】變性人大勝 奧運放寬測試指引 毋須手術也可參賽〉,《香港01》,2021年5月2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401/性別風波-變性人大勝-奧運放寬測試指引-毋須手術也可參賽(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6日)。

[3] Daniel Murrell, “Typical testosterone levels in males and females,” Medical News Today,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23085#typical-testosterone-levels.

[4] “Testosterone conversion,” Nebido, last modified April 1, 2021,  https://hcp.nebido.com/hcp/tools/testosterone-unit-conversion.

[5] Timothy A Roberts, Joshua Smalley and Dale Ahrendt, “Effect of gender affirming hormones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in transwomen and transmen: implications for sporting organisations and legislator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5, (2021): 577–583, https://doi.org/10.1136/bjsports-2020-102329.

[6] 〈不准抱怨?跨性別選手奧運參賽惹議 女運動員被噤聲〉,中央廣播電臺,

2021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897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6日)

[7] Chelsea Mitchell, “I Was the Fastest Girl in Connecticut. But Transgender Athletes Made it an Unfair Fight,”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last modified May 26, 2021, https://adflegal.org/blog/i-was-fastest-girl-connecticut-transgender-athletes-made-it-unfair-fight.

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當網絡成為信仰的一扇窗 牧養的範式轉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疫情、抗爭運動、移民、國際關係,排山倒海的事件從四方八面湧現,信徒群體在這個大時代要經歷抗爭疲勞、政治打壓、疫情禁令……教會要麼停止聚會,要麼辦網上活動,一堆本來持之以恆的活動全年取消,新活動隨時可能受到更多政策限制。不少人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來形容今日我們這個改變。這真是範式轉移嗎?究竟甚麼東西改變了?

今年剛離世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一書中,正正就用範式轉移來形容基督宗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階段,由初期教會開始到現代的普世教會。當中他引述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的說法,指出範式轉移的範式應該是「一整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分享整體的信念、價值、技術。」若稱得上範式轉移,就是指整個範式有所改變。

孔漢思的書成於上世紀90年代,他認為當時就正是一個多元、多中心的世界,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社會,普世宣教運動亦在蓬勃發展,除了討論不同宗教是否有對話和共融的空間,甚至討論不同信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能否共同相信一套倫理的想像。

或者他也沒有想到,過了不足30年的今日,網絡的出現令多元而共融的美好想像未有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在網絡空間下進一步的分眾,不同資訊分發予特定群體和對象。同時因著互聯網發展的各種特點,造就網絡獨特的生態、價值觀和倫理想像。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今日教會的一些整體理念、價值,甚至使用的方法和技術也與以前非常不同——即是有所謂範式轉移的出現。

網絡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令信徒群體相處改變:

1. 時空壓縮:疫情、移民令我們失去現場跟弟兄姊妹一起聚會的機會,但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網上平台跟弟兄姊妹團契相交,雖然比起面對面相處,暫時仍然有不同的障礙需要克服(例如未能一同唱詩),但隨著技術問題解決,不在地上、沒有固定聚會地點或固定形式的宗教活動,可能成為更多人參加聚會的主流,除了不受地域限制,時間上也可以不受限制,信徒在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能參與聚會,這樣的聚會和牧養模式更加彈性,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難度。

2. 界面延伸:現實空間,你可以用不同的裝飾、佈置去讓人進入一個神聖空間,但在網上舉行崇拜,鏡頭的運用、佈局,甚至音響器材的配合,對於整個網上崇拜的進行都變得十分重要,有關的器材也成為網絡空間的生產工具。同時網絡速度,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例如是用YouTube、facebook還是Zoom做直播,可以給別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這亦變得十分重要。

以往,教會因著有現場的崇拜和團契,可以一直沿用舊有模式而不做任何改變,但因著近年的轉變,不少信徒群體出現很多有趣的面貌,迫使教會重新思考網絡和在地上的教會,如何做連結,例如:

1. 斬件式信徒生活:有信徒因著各種原因,參加A教會的網上崇拜、網上祈禱會則到訪B教會、小組相交更自己組合、又另外組合一些朋友一起在網上查經,就連查經資料也是自己預備的。在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查經、祈禱會、團契,嚴格來說這個信徒沒有離開信仰,他的信徒生命由不同的群體來承托,而有關聚會、活動的事奉工作,亦斬件式地由不同信徒來承擔。

2. 純網絡信徒生活:有人決定不再返現場教會聚會,有相熟的基督徒走在一起食餐飯,就當「返了小組」,聽道就到社交平台隨便找找,祈禱就尋找不同教會提供的默想資料。

3. 信徒寄居在不同教會中:表面上信徒是A教會的會友,實際上會在不同地方參與事奉,加入外面的敬拜隊或查經小組,雖然有所屬教會和會籍,可是整個信仰生活均不在教會中。

4. 有事求問FB大神:信徒雖然是某教會的會友,但遇到生活不同大小問題,只願意到facebook不同的基督教群組分享,但就從來不願意返教會處理,因為擔心教會群體太細,自己的秘密容易被公開,寧願在網上低調以網名開組。

隨著近月疫情緩和,部份教會已恢復現場聚會,不少團體舉辦不同的研討會,討論當回歸現場聚會後,教會參加崇拜人數會否減少?是否需要保留網絡崇拜?但在提問的同時亦會發現,網絡已經成為不少信徒吸取信仰資源的地方。另外,即使很多人口口聲聲講教會有千百樣問題,但仍然有許多人在這個社會氣氛低迷的狀況下,在網上尋求有關教會的資源。教會在網絡的出現,其中的活動,也成為很多慕道者認識主的一扇窗,究竟教會能否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並在網上提供牧養,漸漸成為新的課題。

 

範式轉移概念

範式轉移的概念由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在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這本書在1962年出版,而有關的概念更被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例如社會行為、商業世界的變化,以至宣教學的概念等。孔漢思(Hans Küng)將範式轉移的概念應用到基督教歷史中,他將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paradigms):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現代啟蒙運動典範;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他又主張,這六大時期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1]


[1]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白陳毓華譯(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頁237–238。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明光社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明光社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明光社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網絡牧養的想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5/2021

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明光社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1] 翻譯機器人:〈Bloom's Digital Taxonomy (布魯姆分類法)〉,YouTube,2017年8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3xat7Fw9g(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2日); “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 Domains,” Big Dog & Little Dog’s Performance Juxtaposition, last modified January 12, 2015, http://knowledgejump.com/hrd/bloom.html

[2] Bri Stauffer, “What Are the 4 C's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pplied educational systems, last modified May 7, 2020, https://www.aeseducation.com/blog/four-cs-21st-century-skills.

[3] 見註1。

不可不察的美國《平等法案》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7/05/2021

近百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主要由兩個政黨輪流把持,分別是擁護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和擁護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因此兩黨在不少政策上都持完全相反的立場。當民主黨的拜登在本年1月當上美國總統後,隨即簽署有關反歧視行政命令,容許跨性別學生可按個人主觀的性別認同使用廁所與更衣室、以及參與學校體育賽事,[1] 又大力推動《平等法案》的立法程序,法案現時尚在參議院審議,但已對美國社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美國現有的《民權法》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平等法案》如獲通過,則將修訂《民權法》,明確地將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納入受《民權法》保障的範圍,禁止在公共住宿及設施、教育、聯邦資助、就業、住房、信貸及陪審團制度等領域上,作出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歧視行為。[2]

拜登視通過《平等法案》的立法為他上任100日內首要達成的目標之一,在他上任後一個多月,法案已送交由民主黨佔了較多議席的眾議院,在今年2月25日,在全體民主黨眾議員支持及三名共和黨眾議員倒戈的情況下,法案在224票贊成、206票反對的情況下獲通過,並已送交參議院審議。[3]

美國參議院100個議席中,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佔50席,由於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可以參議院議長身份投下關鍵一票,她也是民主黨成員,按理《平等法案》應該可以輕鬆的獲通過,但共和黨參議員可以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方法,即所謂「拉布」策略來拖垮法案,如果民主黨要「剪布」,即通過終止辯論動議,則需要60票,好讓法案直接進入投票階段,[4] 所以拜登政府現階段需要爭取部份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才能確保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由於今年只是拜登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就算法案未能在今年獲參議院通過,只要民主黨繼續執政的話,法案在日後也有很大機會獲通過。

《平等法案》當中最大爭議的是將「性別認同」納入免遭歧視、受保障範圍。性別認同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個人感覺,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如果按今天性別政治的說法,一個人的性別是以他/她的主觀性別認同作為依據,而非客觀生理性別,所以會出現有子宮的「男人」(即一個生理性別是女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男性)和有陰莖的「女人」(一個生理性別是男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女性)。

《平等法案》會帶來的後果是,賦權予生理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可以進入女性的專屬空間,如洗手間、更衣室、收容所、監獄等。這將對女性的私隱權及人身安全構成極大威脅,除了是因為有關法例極容易被性罪犯利用之外,這亦意味著女性在專屬她們空間裡,有可能會見到男性性器官,這其實已令不少女士感到受威嚇。

明光社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每一個州有自己獨立的法律,但《平等法案》是全國性的法案,假若法案獲得通過,有關法例將在全美所有州份實施。移居美國多年的阿Ming姊妹,在本社主辦的「《平等法案》來襲,基督徒,你Ready未?」網上講座中分享到,她在當地所觀察到的現象及對法案的看法。她表示法案涉及的範圍甚廣,各行各業的人只要使用不符合法案理念的用詞,例如以女士稱呼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就有可能失去工作或遭罰款。違反法案的學校可能失去免稅地位或認證資格,這意味著父母不能因子女就讀有關大學而向政府申請退稅,或者該大學的學生不能申請學生貸款,而該大學畢業生的學歷亦可能不獲其他研究院承認。教會也同樣可能因違反法案而失去免稅資格,無法簽發免稅收據予捐款者。她亦表示女性運動員也有機會與生理為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同場競賽,這不只扼殺女性運動員的努力,同時也奪去她們當得的獎牌、榮譽或獎學金等。

雖然《平等法案》尚未通過,但她觀察到美國當地不少商舖已率先設立性別中立廁所,以供不同性別人士共用衛生設施,又容許顧客按自己的性別認同去選擇進入男性或女性洗手間。她亦表示跨性別文化已進入校園,美國不少大中小學以至幼稚園都已設立性別中立廁所,她女兒就讀的大學在今年3月已將男女廁合併為性別中立廁所。在教學上,學校亦提倡多元性別的意識形態,告訴學生可以自行選擇當男孩或女孩,或者同時擁有兩個性別也可。

阿Ming估計法案一旦通過,保守團體將進一步遭受打壓,教堂不能拒絕讓性小眾人士在教堂舉行婚禮;領養服務機構必須配對孤兒給性小眾人士;教會機構被迫聘用違反機構理念的員工;小商戶不能按著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婉拒違背他們價值觀的生意……而事實上已有不少公司寧願選擇結業離場,以免日後觸犯法例。雖然此事發生在美國,她提醒我們跨性別運動其實已席捲全球,身處香港的我們也要有危機意識,為將來可能出現的立法爭議作好準備。

《平等法案》來襲,基督徒,你Ready未?

明光社於今年4月8日,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除了上文提及的阿Ming姊妹在講座中擔任分享嘉賓外,還有另一位分享嘉賓——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介紹《平等法案》的內容及它對美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這次講座。


[1] 胡玉立:〈簽反歧視行政命令 拜登遭批「抹煞女性」〉,聯合新聞網,2021年1月26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21687/520466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4日)

[2] “H.R.5 - Equality Act, 117th Congress (2021-2022)” CONGRESS.GOV, accessed April 26, 202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5.

[3] 〈LGBTQ+里程碑!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平等法案》 禁止因性取向或性別認同歧視〉,風傳媒,2021年2月26日,網站:https://www.storm.mg/article/3503058/(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4日)

[4] 〈【華府停擺】51票?60票? 結束停擺 參議院要幾多票?〉,《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1月25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26009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4日)。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因跨性別言論惹爭議 J.K. Rowling面對的挑戰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4/11/2020

衞生署推行子宮頸普查計劃,呼籲25至64歲而曾有性經驗的婦女,不論婚姻狀況,都應該定期接受子宮頸癌篩查。這是正常不過的健康保健訊息,但在今天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下卻有可能成為歧視言論的指控。因為跨性別運動認為性別是按個人主觀心理性別所定,子宮不再限於女性所擁有,在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下,或許會要求將上述的呼籲中的「婦女」改為「有子宮的人」,才符合他們的論述,因為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下,女跨男的跨性別人士不是婦女,但她們也有子宮,所以需要接受定期檢查。外國媒體已充斥著這些政治正確的言論,而如果有人敢背其道而行,將面對來自各方的指責與攻擊,最近的一位受害人就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

明光社

2020年6月羅琳在社交媒體轉載一篇名為“Creating a more equal post-COVID-19 world for people who menstruate”(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後,為有月經的人建立一個更平等的世界)文章,羅琳似乎不認同此說法,表示肯定有詞語可以取代「有月經的人」,她更創造了三個類似women(女人)的字——「Wumben?Wimpund?Woomud?」似乎在暗示女人一詞已變得模糊。[1]

羅琳的言論隨即引發爭議,認為她的意思是「有月經的人才是女人」。不少網民指出停經後以及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即使沒有月經也是女性,而女跨男的跨性別人士也會有月經,而男跨女的跨性別人士則不會有月經;所以質疑月經並非女性獨有,亦不應以此方法來界定性別。網絡上的言論一面倒地指責她歧視跨性別人士,並對跨性別人士造成傷害,當中公開與她「割席」的還包括一眾《哈利波特》電影的演員,飾演哈利波特的男星丹尼爾烈格夫(Daniel Radcliffe)就公開表示:「跨性別女人都是女人。」此外,有學校原本打算以羅琳的名字作為學社的名字,但後來都取消了原初的計劃,[2] 也有遊戲公司製作以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為背景的遊戲,也特意註明羅琳沒有參與遊戲的創作。

羅琳一直都是同性戀運動的支持者,在她筆下的《哈利波特》小說中,那位備受尊崇的魔法學校校長鄧不利多(Albus Dumbledore)就是一位同性戀者,[3] 但她卻不認同現今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反對以心理性別(gender)取代生理性別(sex)。她多次發表反對跨性別運動意識形態的言論,並因而多次受到非議和抨擊。

羅琳為自己辯護,指出如果生理性別不是真實,那就沒有同性性吸引這回事,那麼在世界上真實生活的女性也會因而被抹去(erase)。她指自己愛護跨性別人士,只是認為抹去性別(sex)概念同時會令許多人無力有意義地討論他們的生命,並強調自己道出真相而不是仇恨。[4]

羅琳亦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長文章,解釋她一直關注跨性別運動的原因,並提出對現今新跨性別激進主義(new trans activism)的五大憂慮。[5]

  1. 她創立的慈善基金會一直關注婦女和兒童福祉,同時也支援女性在囚人士,和家暴與性侵犯事件的倖存者。她認為新跨性別激進主義提倡以主觀心理性別(gender)取代客觀生理性別(sex),對她一直所堅守的原則帶來極大的影響。
  1. 作為前老師及兒童慈善組織創辦人,她關注跨性別運動對教育及保護兒童方面的影響。
  1. 作為一個曾經被多方留難的作家,她關心並致力捍衛言論自由。
  1. 她留意到希望變性的年輕女性人數正在激增,而另一方面,愈來愈多選擇了變性的年輕女性後悔採取了某些步驟,想要返回原來的性別,然而這些步驟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奪走了她們的生育能力,讓她們的身體無法回復如初。她同時指有研究指約有60%至90%的患有性別焦躁症的青少年,長大後其性別焦躁感覺會自然消退,不再需要變性。
  1. 她公開曾被家暴及性侵犯的往事,並希望為女性爭取一個安全的空間,這也是她十分關注的一點。

羅琳希望跨性別女性得到安全,而同時亦希望少女及女性的安全空間不會因而遭到削弱。現時英國的「性別承認法令」容許申請人在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及服用荷爾蒙的情況下,更改法定性別。羅琳指出這是讓女性浴室和更衣室的大門開啟,讓任何相信或覺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可以進去,即是對所有想進去的男啟了大門。她認為這只是簡單的道理。

她得悉蘇格蘭政府有意推行具爭議性的性別承認法例,她昔日被性侵的痛苦回憶再次湧現,並對政府輕率地處理女性的安全,感到憤怒及失望。雖然她面對無數令人不愉快的抨擊,但她仍然拒絕屈服,繼續捍衛言論自由及保障人們能安全地使用單一性別空間的權利。

性別應以客觀生理性別來判是簡單不過的基本常識,但今天公開表達這種想法會被說是散播仇恨言論。如要將跨性別意識形態強加於社會,只不過是強迫社會上的人一同指鹿為馬。同性戀運動與跨性別運動一直高舉包容的旗幟,但卻包容不到反對的聲音,當有人提出異議,即使提出的人是他們昔日的同路人,也一樣會遭到嚴厲抨擊,讓反對的聲音在主流媒體上消失,這種意識形態的批鬥,不正是性小眾人士在過去一直被打壓的方式嗎?

 


[1] 〈【「有月經才是女人論」哈仔妙麗都唔撐?羅琳自揭曾遭性侵經歷反擊〉,《香港01》,2020年6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娛樂/484771/有月經才是女人論-哈仔妙麗都唔撐-羅琳自揭曾遭性侵經歷反擊(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3日)。

[2] “JK Rowling trans row: School renames house over trans tweets,” BBC News, last modified June 11, 2020,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sussex-53008122.

[3] 周雪君:〈看不出鄧不利多是Gay?J.K.羅琳:也許因同性戀者就是跟所有人一樣吧〉,關鍵評論,2015年3月26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16(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13日)。

[4] J.K. Rowling’s Twitter, last modified June 7, 2020, https://twitter.com/jk_rowling/status/1269389298664701952.

[5] J.K. Rowling, “J.K. Rowling Writes about Her Reasons for Speaking out on Sex and Gender Issues,” jkrowling.com, last modified June 10, 2020, https://www.jkrowling.com/opinions/j-k-rowling-writes-about-her-reasons-for-speaking-out-on-sex-and-gender-issues/.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當安全不再安全時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0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在家不要談政治

04/05/2020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劉議方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因著政治立場不同,不少情侶關係告吹,上一代與下一代、兄弟姊妹、好友等為了擁護自己的政見爭辯不休,結果不歡而散。這對身處美國、《在家不要談政治》的作者賽佛來說並不陌生。

美國昔日也有政見分歧的群體,讓作者擔憂的是今日因政見不同而起的衝突愈演愈烈,她提到「立場不合就『一刀兩斷』是很荒唐的做法,現在卻成了不需經過思考的標準程序動作」、「在網路上若說不過對方,就表現出敵意,這讓人產生一種比對方厲害的錯覺。」有父母更把政治傾向凌駕跨種族或跨宗派之上,擔心子女會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作者將這些因政見所引起的關係危機,歸咎於有黨派色彩的媒體、電視或電台談話節目劣質的言論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節目,它們影響了人們的交談方式,大家「變得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人理性對話」,甚至「只會盲目地謾罵。」

作者更直言年輕族群是這場文明災難的高風險群體,一方面因為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既有禮又胸襟廣闊的政治人物或政論名人成為其典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選擇被同溫層厚厚包圍,只接收特定黨派色彩的媒體資訊。

這場文明災難令很多人感到無力,甚至想放棄曾建立的關係。作者想告訴大家,政治分歧不是問題癥結,她說:「不再讓政治對立分化彼此,我們該尋求的關鍵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

作為擁有45年執業經驗的心理治療與親密關係專家,作者指需深度分析政治爭執背後的心理動機。在她訪問過的人中,她發現他們爭論是源於有些人想改變對方;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理想的婚姻或人際關係理應如此,對方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因為以往的情感得不到滿足,想對方成為他們自身想法的投射;有些則受父母偏心影響……

作者希望大家了解當發生衝突時,自己有何情緒表現及其來源,發現自己及他人的個性與限制,認清和面對現實,從而改變自己,體諒他人。她在書中提到不少故事及分析當事人的心理層面,也為大家提供一些討論政治時應有的準則、禮儀,及提醒大家避免踏入「地雷區」。作者的建議有助化解政治分歧引發的衝突,以及面對其他意見不合的話題。

日光之下無新事,作者的「藥方」雖然是針對美國人的情況,但其實也適用於香港人。愛及認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作者指出「在分裂對立的世界,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我們的親密關係。」與她持相反政見的丈夫也說:「當你躺在病床上,做了靜脈注射化療,若有人一路陪在你身旁、面對這一切,你不會在乎他有甚麼政治傾向。」

祝福大家也能重建及修補自己重視的關係。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2019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前,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傳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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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現場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現場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真實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那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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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他們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回到教會裡?一間真實存在的教會,她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納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本文原載於第131期〔2020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基因可以決定人類的性態度及性傾向嗎?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7/11/2019

1993年Dean Hamer及其研究團隊表示已經在X染色體上找到一段DNA(脫氧核醣核酸),相信這與男性的同性戀有關。[1] 該研究受到不少人質疑,主要是因為其他研究團隊進行了相同研究,卻未能得出Hamer等人的研究結果。[2] 另外,Hamer研究的人數只有38對兄弟,樣本實在太少了。[3] 無論如何,有關同性戀基因的爭論,日後便相繼而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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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遺傳學家Andrea Ganna與他的團隊在美國人類遺傳學會年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 Annual Meeting)上發表了一個極具規模的研究報告。[5] 通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6] 研究團隊表示沒有證據顯示,X染色體與人類如何選擇伴侶有關聯。[7] 一年後,研究成果在Science期刊(網上版)上刊登,更清晰地指出在X染色體上找不到任何變異(variants),是與性傾向有實質性的關聯。[8]

 

Ganna的研究團隊所完成的是歷年來最大型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人數高達477,522人,當中有26,827人報稱自己曾有同性性經驗。這些參加者的基因數據來自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408,995人)及美國的基因技術公司23andMe(68,527人),研究人員分析參加者所填寫的問卷。[9]

研究人員一開始從UK Biobank及23andMe的基因數據中,發現有樣本其體染色體(有別於性染色體)上有五處的基因變異是與同性性行為有顯著的關聯,只是當再進行其他測試時,有兩處研究結果未能複製;而基因變異結果,也不能成為有力的依據。結論是:同性性行為不是由單一或少數,而是受到多基因變異影響。只是,這些可量度出來的變異,因著不同原因,[10] 只能解釋少許的遺傳度(genetic heritability),[11] 而無法對個人的性傾向作出有意義的預測。很多不確定仍有待探究,包括社會文化如何影響性傾向,這都有可能與基因互相影響。[12]

研究人員承認是次大型研究其實有很多限制。[13] 在一次記者會上,Ganna表示因為隨著社會及時間的改變,他們預期結果亦有所變化,因此基本上沒有可能單單從遺傳學去預測一個人的性活動或性傾向。[14] 另一位研究人員Benjamin Neale發言:「這項研究突出了遺傳學的重要性以及遺傳學的複雜性……遺傳學不是全部,研究還強調了環境在塑造人類性行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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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地,基因不能「預設」誰是同性戀者,社會文化,朋輩等同樣影響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當然父母也是其中一項因素。不少人相信孩子的性傾向與父母的性傾向無關。[16] 但根據美國精神科醫生Nanette Gartrell等學者於2019年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女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未必對她們的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研究發現來自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明顯較同齡人士,更可能表示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小眾身份,及發生過同性性行為。[17]

 

參與該研究的152人全是25歲的年青人,當中76人是美國國家縱向女同性戀家庭研究(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NLLFS)自1986年開始追蹤的對象,[18] 另外76人為對照組,來自全美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SFG)。研究的主要結果見表一。

表一: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與對照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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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無論是性吸引、性別身份及性行為方面,女同性戀者的下一代都較為多元,他們更可能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同性戀或雙性戀,有更多人有同性的性經驗。[19]

研究人員指出研究有多重限制,包括NLLFS中的女同性戀者後代並不具代表性,他們亦大多是白人及教育水平高,故不同種族、教育背景人士的結果,則可能會與該研究有別。而研究人數,來自女同性戀家庭的,只有76人,故稱不上是一個大型調查,至於NSFG對照組所填寫的問卷,沒有讓他們揀選是否雙性人或非性別二元的人,這些都會影響研究結果。雖有上述限制,Gartrell等人仍相信有關研究,對於專家和公眾在討論性小眾後代的性吸引、性別身份及同性性行為方面有重要貢獻。[20] 他們認為研究結果或許可以支持有關性的根源的遺傳學理論,因為有更高比率的女同性戀者後代受同性性吸引等情況,但他們同時指出調查結果也可以支持社會環境理論,因為同性戀父母比較不會批判其下一代探索非異性戀關係,下一代自然對社會性別和性有更廣的視野。[21]

Ganna和Gartrell的研究有助大家思考,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態度,其實不像外界所說的,與基因有那麼強的關聯性,因為我們不能單從基因測試,便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傾向。反而是社會的文化、環境、父母如何教養子女等其他因素,更容易影響下一代的性行為及性態度。子女長大後,難免受他們身處的社會文化及朋輩影響,但這並不表示父母對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力。父母至少可以嘗試在子女年幼時,便開始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係,對他們的生理性別予以肯定,幫助他們建立性別自信,這都有助他們發展健康的性態度。[22]


 

[1] Dean H. Hamer et. al,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 no. 5119 (July 1993): 321–327.

[2] Kate O'Riordan, “The life of the gay gene: from hypothetical genetic marker to social reality,”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9, no. 4 (June 2012): 362–368; 羅大德:〈從醫學基因看同性戀〉,2017年6月18日,網站:http://south.tjc.org.tw/08/生活類講義/106年/從醫學基因看同性戀.pdf

[3] Kelly Servick, “Study of gay brothers may confirm X chromosome link to homosexuality,” Science,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4/11/study-gay-brothers-may-confirm-x....

[4] Jamie Ducharm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ay Gene,' a New Study Argues,” TIME, August 29, 2019, https://time.com/5662444/gay-gene-study/.

[5] Ganna的研究團隊由2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及來自一間基因技術公司(23andMe)研究員組成。當日的主講題目為“Large genome-wide analy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fies for the first time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non-heterosexual behavior and reveals overlap with heterosexual reproductive traits”。

[6]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被用於在全基因組範圍內尋找基因型與表型之間的關聯(基因型和表型的關係算得上是遺傳學的核心問題,性別、糖尿病等複雜性狀都算得上是表型),從中篩選出與人類複雜性狀相關的SNPs(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中文為單核苷酸多態性)。引自帥世民:〈科學算命:測測你甚麼時候生孩子?〉,「知乎日報」,2016年12月5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24171970

[7] Tina Hesman Saey, “DNA differences are linked to having same-sex sexual partners,” ScienceNews,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genetics-dna-homosexuality-gay-orien... Michael Price, “Giant study links DNA variants to same-sex behavior,” Science,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8/10/giant-study-links-dna-variants-s....

[8] Andrea Ganna et al.,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Science 365, no. 6456 (August 30, 2019): eaat7693.

[9] UK Biobank參加者的問題比較直接,包括「你有多少個同性性伴侶」及「你有多少個性伴侶」;23andMe多以原始反應問題,題目包括「你曾與誰發生過性關係」,在回答同性性行為時,他們可以選擇以下答案:大多與其他性別、略有與其他性別、一半一半、略有與同性別、只有與同性別;參考註8。

[10] 例如:有一處SNP(rs28371400)與男性型脫髮有關;另一處SNP(rs34730029)又與嗅覺有關,即使假設變異真的和同性性行為有關,也需要更多研究證明;參考註8。

[11] 遺傳度又稱遺傳力,是遺傳學使用的一種統計量,用來估計某一性狀在群體中有多大比例的變異是遺傳因素決定的。

[12] 見註8。

[13] 見註8;另有流行病學家甚至批評該研究找出的基因變異的數目太少,而這些基因變異與行為的關聯性也太弱,結果並不值得發表,詳見:Richard Harris, “Search for ‘Gay Gene’ comes up short in Large New Study,” npr, August 29, 2019,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9/08/29/755484917/do-genes-...

[14] Pam Belluck: “Many Genes Influence Same-Sex Sexuality, Not a Single ‘Gay Ge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9/science/gay-gene-sex.html.

[15] “GWAS Suggests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Is Polygenic, Complex,” genomeweb, August 29, 2019, https://www.genomeweb.com/genetic-research/gwas-suggests-same-sex-sexual-behavior-polygenic-complex#.XZVMS0YzYdU.

[16] Susan Golombok et al., “Do Parents Influence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ir Children?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esbian Famil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 no.1 (1996): 3–11.

[17] Nanette Gartrell et. al., “Sexual Attraction, Sexual Identity, and Same‑Sex Sexual Experiences of Adult Offspring in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8, no.5 (July 2019): 1495–1503;黃嬿:〈性別認同新時代,研究指女同性戀父母的孩子性取向較開放〉,「科技新聞」,2019 年4月3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19/04/03/adult-children-in-lesbian-parents-family/

[18] 1986年開始,美國國家蹤向女同性戀家庭研究便就社會、心理及情感發展幾方面,追蹤研究女同性戀母親及通過人工受孕而來的子女。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https://www.nllfs.org/.

[19] 見註17。

[20] Nanette Gartrell et al., “Sexual Attraction, Sexual Identity, and Same‑Sex Sexual Experiences of Adult Offspring in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21] 同上。

[22] 黃偉康:〈愛與性的構成與發展〉,載於吳慧華等編:《真男真女: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4),頁6;康貴華:〈如何建立孩子的性別自信〉,載於吳慧華等編:《真男真女: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4),頁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