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孩子們

相信家長對於教導讀小學的子女做功課一定感受良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長辛勞地督促子女完成各項學習目標，有時難免動了肝火，沒經過思量就說了一些過火的話，令子女做不好功課，又傷害了彼此的感情。本文嘗試分享「三句教子女做功課時不可說的話」，讓大家「口下留情」。

別以偏概全地說：

「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

有些孩子領悟力未必很強，但就活潑好動，家長看見他們不會答作業簿的題目，就會冷冷地說：「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家長這種按印象而產生、帶有主觀性的說法通常都與事實不符，所以「次次都話唔識」這個說法，會令孩子心裡覺得很委屈的。更何況適當的玩樂是放鬆心情的方法，為甚麼要把它和做功課設成對立面呢？家長其實可以這樣說：「這條題目你未能掌握，我們再學一次吧。」

別拿孩子與他人比較：

「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

看見別家的孩子比較聰明優秀，家長有時或許會按捺不住對孩子這樣說：「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相信家長們都聽過有人對自己說過類似的話，將我們與別人比較，當時我們的內心一定不好受，就讓這些帶傷害性的比較，停止於我們的口。若要為孩子找一個勤奮的目標，我們可以幫助孩子以超越自己為目標，這能讓孩子看見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哪怕是一點點的進步也沒關係，當孩子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來時，將來一定愈做愈好。我們可以這樣對孩子說：「你以前寫的字好像打風般凌亂，你看看，現在整齊了很多！進步了許多呢！」

別埋怨學校：

「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

面對孩子堆積如山的功課、默書、測試或評估，家長難免會感到挫敗，一不小心便當著孩子的面批評學校道：「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其實，父母對學校的評價將會直接影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請家長切勿在孩子面前埋怨學校，假若孩子認定學校不是好地方，受苦的只是孩子。我們可以這樣說：「下星期二要默書和評估，我們一起想想時間的安排。」另一方面，若家長對學校的安排有任何意見，宜直接向校方表達，方為上策。

家長需要調校心態和期望

教導孩子做功課，幫助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長進，當然是重要的事，當我們宏觀地看孩子的成長，若因學習問題令孩子抗拒上學，甚至討厭自己，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家長不妨思考三個問題，以調校心態和期望：

1. 孩子具備哪些性格上的特點和能力？

​我們都需要明白每個人的能力有差別，家長平日留意到孩子有哪些性格上的特點？他好動還是好靜？他的強項又是甚麼？有甚麼能力？家長請告訴孩子這些觀察，重點是幫助孩子加深對自我的了解、欣賞和喜歡自己，也努力提升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請家長多肯定、多稱讚孩子，也盡量把負面的批評轉為建議。例如「你成日慢吞吞」這句話，家長可以改為說「你唔鍾意趕時間，所以我哋用45分鐘預備出門口返學，你覺得夠嗎？」；「講極你都唔明」就可以改為說「我們試試其他學習方法」；「你成日坐唔定點做功課啊？」就可以改為說「我們嘗試由專心五分鐘開始……」

2. 家長在子女求學的路上，怎樣設定自己的角色？

​​面對子女漫長的求學道路，家長會用甚麼身份角色來看著孩子成長？有時家長會把自己設定為24小時的補習老師，最關心的是孩子在學業上的競爭力，親子間的日常對答可能總是「你做晒功課未？」、「默書幾多分？」、「評估成績排第幾名？」、「今日你要做多啲練習」。有時我們會把自己設定為學生，覺得讀小學的是本人而非子女，恨不得自己拿筆代答孩子的功課、用擦膠把不合心意的字擦掉、把正確答案明示給孩子、把忘了帶的課本和功課送到學校，這些也是常見的事。

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以上角色可能在不同時間呈現，不過家長最重要而又不可被取代的角色，是陪伴孩子成長。家長需要教導孩子享受生命的美好，也要承擔相對的責任，將來能夠成為獨立且有責任感的人。我們不能時刻監控或代替孩子去生活，因此請不要剝削孩子親自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

3. 你期望和孩子有怎樣的親子關係？

當家長們多番努力嘗試和調節後，真的發現孩子的學習能力似乎不似預期，甚至低於水平，我們能否坦然接納孩子不適合這種學習模式、甚或學習壓力大於孩子所能承受？當家長發現學業問題已持續地為親子間帶來壓力，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地商量，審視一下不同的方案，例如約見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尋求專家的輔導、為孩子另覓更合適的學校等等。

當家長因孩子的學業問題而勞氣，莫因一時動怒而口不擇言，傷害了親子感情。家長請切記其實再難做的功課，也會有做完的時候，再重要的考試，轉眼就會過去；惟有親子關係是長存的，即使任何一方的生命完結，那份親情也會延續在人的心裡，永遠值得珍惜。

資料庫

將學習時間分成小段有助孩子學習

在2022年9月，香港一間大學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指2021／2022學年香港學童的快樂指數是6.77分（10分為滿分），數字較上一個年度的6.85分為低。研究團隊相信快樂指數微跌可能與疫情下的學業壓力有關，認為有些學生在網課期間未能跟上進度，在恢復面授課後學業壓力大增，呼籲學校切勿催谷學生追趕學業進度。[1] 課業壓力大，有沒有甚麼好的方法可以令孩子學習時沒那麼辛苦？有註冊職業治療師指，小孩子的專注力時間計算方式為年齡乘三，即六歲學童只能持續約18分鐘的專注，10歲學童只能持續專注約30分鐘，其後便開始心散。[2] 家長可以嘗試將子女的學習時間分成小段，在適當的時候給孩子五分鐘小休，既可令孩子稍為放鬆，又有助提升學習效率，實為妙策。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

實踐社關服侍　關懷基層家庭

疫情急湧而至，自疫症爆發後，明光社體會到基層家庭的辛酸，為遵行《聖經》愛鄰舍的教導及實踐社會關懷，明光社願意多走一步，在2020年5月開始走進社區，服侍基層家庭。本著「fill in the gap」的理念，我們填補現時社會一些服務的夾縫，在不同基金及有心人士的贊助下，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幫助劏房戶支付租金、提供非現金津貼以改善家居等。

教育幫助脫貧

我們認同教育對基層學童的重要性，知識可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我們為基層學童及家長提供了一些免費課程、訓練，以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及社交技巧。此外，我們又帶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如暢遊大澳、參觀浩海立方．探游館等，以豐富他們的閱歷與體驗。

聘請失業婦女

支援失業或開工不足人士，讓他們能自力更新，擺脫依賴與扶助，增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也是本社關注的項目。本社在一個計劃資助下，聘請了數位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婦女，讓她們投身短期服侍社區的工作，尋回成功感及愉快感。

提供物資援助

在疫情最嚴峻時，一些基層家庭根本無法承擔額外的抗疫物資；在居家隔離期間，有些劏房戶家中只剩餘一包即食麵，需要緊急求助。本社遂與地區福音伙伴合作，以幫助他們解困。其實自2020年4月至今，本社一直都收到來自四方八面的捐獻，由不同公司、機構、弟兄姊妹捐出防疫物品、藥物、食物、金錢等，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工努力與地區伙伴緊密合作，將物資送到基層家庭。

關懷靈性需要

面對基層人士，派發物資能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然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福音。若要更全面關心他們的需要，身心靈的支援攸關重要，故此本社緊密與伙伴教會合作，多次探訪及關心他們。一些來自職場的弟兄姊妹成為本社的義工，參與服侍，並多次探訪劏房家庭。在疫情較嚴峻的日子，數位來自深水埗、旺角區的牧者和機構同工以無接觸交收方式，送遞物資予街坊。他們亦透過電話與劏房戶聯繫，以關心他們。由2020年5月至今，本社透過不同的服侍和活動，有超過八十人決志信主。及後本社更為他們與伙伴教會配對，令們能投入教會生活，落地生根，使他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個案一

林太（化名）與兒子住在大約二百呎的劏房單位，由於林先生曾中風，故需要在院舍生活，兩母子只能相依為命。林太來自國內，丈夫一向有家暴，加上在香港沒有親人、朋友，最終因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而患上抑鬱，要長期服藥，才可穩定情緒。

由於她不想麻煩別人，有事總希望自行解決。有一次兒子因發燒要送院診治，她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傻婆一樣，但沒有人明白她的憂慮，她一方面生怕孩子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她不理解醫生的診斷模式。一個來自國內的婦女在香港獨力帶著小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明光社已轉介她聯繫教會，但她亦很少求助，因為她抱著不想麻煩別人的心態。在香港，有多少像林太一樣的個案，他們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呢？明光社一直希望找到社會上被遺棄的人，施予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劏房的生活，誰會想像得到？有沙的水、壞的門鎖、滿佈木蝨的床、與鼠共存的房間。面對著惡劣的生活環境，林太只感到無奈。由於大廈周圍積水過多，導致有蚊患的情況，林太每天都不能開窗，惟有長期開啟冷氣。明光社雖然能夠透過基金撥款，給她重新購置家具，然而，這只能解決基本的問題，劏房戶最需要的是有人照顧他們情緒及心靈的需要。疫情期間，我們不怕受到感染，在許可的情況下仍繼續探訪劏房戶，送上防疫用品，噓寒問暖。我們期望做到的，不只是基本的物質供應，更想他們能得到心靈上的盼望，甚至接受福音，我們希望能像耶穌基督一樣，與人同行。

自從本社轉介林太到教會後，林太的兒子也開始參加教會的補習班，成績有所進步。根據在2021年公佈，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全港共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中，劏房數字則約有十萬間，《聖經》教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劏房戶正正就是我們的鄰舍。

個案二

「我們從未去過大澳、浩海立方．探游館……但明光社都為我們達成心願。」單親媽媽周太（化名）很滿足的說。周太來香港已經14年，但從未踏足過太空館、大澳等香港名勝。她說：「我一直對人說，我很想去尖沙咀那圓形的地方。」以前，周太連太空館的名字也不知道，儘管經過也不敢內進，因為她怕入場費很貴，超過她能承擔的，可見她的生活十分困難。

周太談起在劏房如何與老鼠決戰，如何與木蝨共存也猶有餘悸，可以想像其居住地方的衛生情況十分惡劣。由於香港物價高昂，要更換屋內殘破的家具、設施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讓她得知明光社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於是她四處尋找本社的地址，終於讓她尋找到。「叮噹」門鈴響起，同工出來迎接她時，她面上的喜悅，同工至今未忘。周太對於本社給她的物資十分滿足，而我們也感恩能把資源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及後，本社與一班職場弟兄姊妹到周太家探訪，並派發物資，在聖靈的感動下，她最終決志信主。我們亦為她轉介了一間在住所附近的教會，她現在在教會聚會，生命從此不再一樣。周太的主動，令我們非常深刻，她尋找，就給她尋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好似是人生必經階段，很多人以為男女結婚後就會自己生性變好，但萬一沒有變好怎麼辦？阿美（化名）和前夫到了適婚年齡，相睇認識，拍拖半年結婚，豈料婚後太太才知道丈夫爛賭，又有一個極之傳統要求生仔的奶奶，近十年的婚姻，幾經努力生了兩個女兒。丈夫在孩子滿月時不擺酒，女兒生病入院時也不照顧，太太一度萌生買老鼠藥殺全家的念頭，最後經教會、社工和律師幫助，辦理離婚。她坦言過程令她成長，有很多改變。今天更會好好打扮，做個更好的人。

阿美和前夫相睇認識，大約識左半年就結婚，當年她很天真：「知道他做紀律部隊，每次出來見面都穿西裝，每星期也說自己去馬場是為了與高層食飯、打好關係，以為他為人不錯。那料結婚第三天就發現原來他去馬場是為了賭馬！」而且，阿美還發現前夫事事都靠著母親，不歸家去賭後，又會去母親家，實在並不疼愛自己。結婚半年就覺得大家感情並不親密。而阿美又自己身為老師，覺得自己沒看清丈夫是賭徒，感到很不理想，自己原身家庭關係又複雜，自信心不高，很怕離婚，坦然覺得自己這次是「洗濕左個頭」（事情剛開始，已不能回頭、沒退路）。

遇上爛賭丈夫的經歷已經很不容易，豈料嫉妒心重的奶奶就更令她難受。奶奶很傳統，好想抱孫，阿美本來一心想一家人有了小朋友，大家會照顧孩子，一家人的關係會好起來，豈料事與願違。奶奶認為女人生孩子不用丈夫照顧得太多，妒忌心使奶奶常常叫兒子回自己家，冷落了新抱，完全沒幫忙照顧孩子。前丈也很聽母親話，就算有侍產假，都只回來一天，其餘幾天都在母親家。最後阿美唯有找自己家人來幫忙，坐月發燒也是親人著前夫回來帶她進院的。

家庭的開支、孩子生活、請工人的費用等，都是阿美支撐著整個家庭，丈夫說會拿回來做家用的，都已因不同的藉口來「七除八扣」掉了。大家都為這問題吵過不少架。

問到生第一個孩子，丈夫的不成熟性格已經惡夢如此，為何又再生？阿美現在回想起來，只能說這些決定是因為自己對丈夫的依付關係，並懷著一個希冀家庭會變得好的想法。所以，當丈夫成功申請到公務員宿舍，現居的樓房可以放租，不用供樓，家庭開支輕鬆了不少。所以她決定辭職，並把六十多萬公積金全數取出，再生個孩子，當全職主婦好好照顧孩子也應該可以應付得到。

夢想是好，豈料又生女。丈夫和奶奶氣得得連滿月酒也不擺，奶奶又認為兒子給一半人工予阿美做家用是太多，亦要求兒子放假就要回去陪母親，太太獨自照顧女兒就可以，把二人的關係傷害得更深。阿美更試過在大年初一，前夫叫她去附近快餐店食飯，自己帶著兩個女回母親家吃團年飯…… 阿美覺得多年來整個家庭就是積累了很多沒法化解的怨氣及被冷落的感覺。

一直忍氣吞聲，但分開的導火線始於細女患上肺炎要住院七日。她自己照顧女兒，捱到第六日，到星期天實在支持不了，請前夫幫忙照顧一下女兒，自己快快返家休息，吃過飯後返回醫院，卻發現女兒全身都是糞便沒換尿片，但丈夫卻在打機！問到為何沒換，還推說是想等太太回來才換！阿美忍不住質問他：「你自己『癩屎』會不會等兩小時才換褲？」事情及後卻令前夫大發雷震，在家關起門來一個月不與她們接觸，要吃的飯只叫太太放房門口。

阿美覺得那個月她過得好痛苦，全身出了濕疹、浮腫。當時感到很絕望，返到教會會大哭，亦會去想怎樣才可以用毒藥殺死全家！教會姊妹就建議她去找社署的社工幫忙。社工建議她要即刻搬走，認為她繼續留在這個處境，早晚會釀成家庭慘劇！

即使社工如此說，習慣依附的阿美，仍不想離開丈夫。初時向丈夫說謊要回鄉，搬到酒店打算只租十天就回去。社工卻勸她不要天真，竟以為十天就可以令丈夫變好？起碼要租一年，請前丈見輔導，令他回轉才可挽救婚姻。於是她與教會姊妹一起，趁前夫上班的時候，把家中的東西搬到新居。

但當前夫發現母女都搬走了，一會就遊說阿美將之前的物業轉歸他名下，他就會接受輔導；一會又變臉說要見女兒，想要脅阿美；一會又要求工人取他們兩人名下的內地物業地契出來…… 軟硬兼施，實質就是想要分錢。阿美就著前夫答應分居兩年，請他去見輔導，兩年後她會把資產分配好歸他。其實她當時根本就不想離婚，還期望他能改好。

分居半年後，前夫突然 以「無畀飯佢食」為理由，要求離婚。阿美在前夫說要離婚之後，她哭了十分鐘，之後就覺得自己「好放鬆好開心」，覺得要不是前夫說要離婚，自己可能還在個「氹」當中（受困於當中不能自拔）。她亦發現原來前夫為了離婚，問人借了很多錢請律師，為的就是要將香港的物業「釘契」，要分身家。阿美唯有在教會牧師的幫助下，才找到律師協助。

打官司要花很多錢，但前夫一直不肯庭外和解。直到官司前三天，細女因為腸導問題入院，大女又同時發燒，阿美唯有請前夫來醫院幫忙。阿美的律師著她嘗試把握這面對面的機會進行和解。她說：「當時細女成身血都很辛苦，我對他說照顧兩個女也不容易，所以日後離婚後，大陸的屋會全權給他，宿舍亦讓他住，贍養費只需一萬，但請他留下香港的屋讓她們一家三口居住。」

由於當時阿美照顧孩子放下了工作三年，並未找到工作，而且香港的房子全部都是她之前供的，為了孩子日後著想，逐要求將香港的房子分四份，夫妻二人和兩個女兒各一份，以確保孩子有可居之處。丈夫最終也答應了，他亦不爭取撫養權，只保留探視權。

阿美坦言整個安排過程並不容易，丈夫也有反覆談條件的時候。即使丈夫有探視權，有時也不理兩個孩子，當時她很無奈，覺得沒有人幫忙，不過隨著孩子長大，健康也變得穩定，照顧女兒們的壓力減少了，自己的生活也慢慢回復正軌，漸漸釋懷。整個離婚過程對阿美來說最大的得著是更認識自己。

至於香港處理離婚及贍養費的制度，她認為已經很不錯。而且，由於前夫是公務員，如對方真的不願負責任，她仍可以向政府投訴對方不探視孩子、不付贍養費，請政府代為追究。但她知道仍有不少離婚個案，在追討配偶贍養費及子女生活費上，即使訴諸法律亦很難處理。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疫情下，學童的身、心、靈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家長、學童面對「疫」境時，往往充滿憂慮，擔心學業成績下降、社交能力減弱等等。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就近年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需要解決人生轉變的問題及挑戰時，若以正面的心態來面對，將是最有效的對策。

她引用Kübler-Ross的Change Curve稱，當一個人遇到逆境時，最初的表現是會向下跌，但後來卻會回復至原來水平，最終會因為能應付新環境下的挑戰及對事情進行整合，表現將會比原先更好。從這個經驗可以見到，人生遇到挫折，未必是一件壞事，反而會令人因更多的體驗而變得更正面。

她總結疫下學童的心理情況如下：

1. 界線模糊

在疫情期間，由於學童在家網課，他們無論上學、小息、放學、回家都是在同一地方進行，結果沒有了界線，把玩樂與學習變成一體，故此他們需要自行重建架構。界線模糊的情況還出現在家庭的角色上，家長成為老師，補習老師成為督導，而老師由於只在網上見面，角色變得模糊。

2. 關係緊張、疏離

疫情期間，家長需要在家工作，學童則在家網課，受環境限制，一家人集中在同一地方，時間一旦過長，便會容易激動、憤怒，關係緊張。此外，由於不能上學，學童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便會建基在電話或社交平台之上，他們會害怕失去朋友，彼此關係亦會愈來愈疏離。

在心理學上，林博士提出以正向的角度去面對及解決困難，並建議以下的方法：

1. 家長要先行調節心態

林博士憶述個案稱，有一個孩子不願意外出，對外出產生恐懼，原因是怕會在外面感染疫症。後來經了解後，原來恐懼是由家長而來，因為家長不斷地向孩子灌輸疫情如何嚴重的消息。從這個例子可見，家長的心態直接影響子女的思想行為，他們應向子女以正面的角度解釋疫情已不太嚴重，令他們儘快重拾社交活動。

此外，林博士又引述一些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學生作為例子，這些學生由於需要更大的空間，要他們整天留在家中，確實不易，就像困獸鬥一樣。然而，她也鼓勵家長能從正面的角度去看，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學生社交能力較弱，他們可以避免回校與其他同學爭拗，學生便可以少一點孤獨感，少一份壓力。林博士引述個案稱，有一個學生原本在學校沒有朋友，更與同學鬧翻了，在復課後，由於大家都有成長，人際壓力緩和，最終他與同學相處比以往更融洽。

2. 教導子女正面解決困難

作為家長，應讓子女學懂正面解決困難。有些人會說，窮家庭，地方少，林博士提出這些家庭也可在疫情期間自製空間。她引述一個真實例子稱，有一個媽媽在政府圍封公園、遊樂場期間，她具創意地在大廈的後巷、門前等地方，拿起粉筆在地上畫圈、畫曲線，然後與女兒沿線行、沿線跑、沿線跳，製造一個富空間感的親子遊戲。她認為疫情期間也不必擠在家裡，只要懂得善用空間及資源，便能解決問題。

3. 換個角度去想問題

疫情下孩子要在家網課，林博士認為不一定是壞事，她稱，有些學生以往學業壓力太大，但在這次難得的機會，他們卻可以睡晚一點才起床上學，少一點被學校控制的時間。再者，一些住在偏遠地區的學童，他們可能每天需要花1.5小時返學，來回便是3小時的車程，在家網課，卻可以省回一些時間來休息或溫書，免卻舟車勞頓。若從這個角度去想，網課其實可以有很多好處，可以令學生生活輕鬆一點，家庭更健康、愉快，更珍惜一家可以相聚的時間。故此，換個角度去想問題十分重要，家長要懂得運用這段時間，與孩子相處。

4. 多讓子女參與制訂活動

在家也可以很精彩，可以讓孩子自主學習。在網課期間，她建議家長可與子女一起設定時間表，如每天上床、休息、外出的時間表，子女便要按時間表有規律地做。與子女一起編排時間表時，若雙方持不同意見，例如孩子想晚一點才睡，家長可以跟他們一起上網尋找合宜的睡眠時間及習慣，他們便可從討論、尋找資料中學習。這樣可以讓孩子自行尋找晚一點睡眠的壞處及後果。要讓子女參與其中，講道理，而取代處罰的方式。

她鼓勵家長要多主動與學校聯絡，而學校亦應舉辦講座，令家長能有充份的知識應付突如其來的轉變。

5. 家長的私人空間

最後，林博士也鼓勵家長要懂得照顧自己，才有能力照顧孩子，故此他們要常常製造更多私人、快樂的空間，給自己更多力量。家長要時刻記著，學業並非最重要，重要是身心靈的健康。人生還有很多時間，總有一天能學到應該要知道的事情，凡事抱著總有一天會完成的心態，不需要急著現在便要完成，那人生會更加快樂。

現在已經復課，很多家長可能會擔心網課的日子何時會再次出現，她說：「已經歷過的事情，何需再憂慮？」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近一年，許多學校因學生打疫苖的數字未達政府要求，仍未能回復全日面授課堂。這種情況，對學童成長及學習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曾任小學校長、有16年管理學校經驗的鍾頴欣校長，憑著她的觀察、與老師、家長教師會一起制定的方向及設計的活動，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同學未能與同齡書友相處

鍾校長認為學生在疫情下，失去了很多學習機會。對於幼稚園、小學生來說，用Zoom這類軟件在網上進行學習，如沒有家長的協助，可以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多。她坦言，部份學生隔了兩年，從幼稚園升到小學上課，好像完全沒有學習過，很多東西都未學懂。她指出有些學校可能會為學生學習知識而著急，在面授時單單著重教學。但她認為除了學校課程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成長中與同學一起才能獲得的經驗。「學生不能一起在操場聚集、不能一起排隊、不能一起坐旅遊巴外出參觀，就會失去一些一起經歷整體氣氛的體驗，這實在十分可惜。」她認為學生與同齡的同學相處，一起成長十分重要。疫情中，學生在家最多還是和兄弟姊妹相處，現在學生回校，不少學生的社交能力都差了，因為在家被關注及被照顧得太多，可能被寵壞了，回到學校，他們缺少了一些有商有量、接納、分享及互相合作等能力。

除了社交，鍾校長還指出學生的脾氣、耐性也差了不少，她認為可能是家長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或要在家工作，他們居住的空間不多，但要與孩子們在家日對夜對。家長由於面對不少壓力，其情緒有機會影響到孩子。當孩子回到學校，也同樣地會帶著一些情緒及缺乏耐性等習慣回來，這狀況明顯也是受家長影響的。

雖然疫情使學生的學業、成長、情緒等，都出了一些狀況，但鍾校長說有方法可以改善。每間學校的取捨可能有所不同，她就認為學校除了教學外，亦需要每日騰出時間舉辦活動，訂立目標、主題，讓學生可以一起參與，讓他們可以學習與同學相處。

鍾校長又指在疫情下，老師有多點空間做網上教材，學生可以看短片，看一些需要跟著步驟逐步逐步做的課程內容，這令學生在家仍可以學習，效果可能比面授更好，因為未能看一次就學會的學生，可以重複觀看片段，慢慢學習。

關心家長同樣重要

另外，鍾校長也覺得關心家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老師會抽時間每星期致電給家長，除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其實也可以透過傾談，了解家長的情緒和現況。收集好家長普遍的狀況後，學校社工會為家長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講座，如教導如何疏導情緒的講座等。」

而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舉辦親子KOL短片拍攝比賽，讓家長與孩子一起拍短片記錄一起做的一件事，如一起烹調食物或唱一首歌等，讓家長與孩子在家可以有機會共同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建立美好的回憶。

問及家長們會否對講座不感興趣，鍾校長認為可以先試試以學童需要作為講座的主題，讓家長親臨參與，然後再加入一些針對家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教養子女、相處技巧或與上網有關的資訊，這樣便能吸引家長參與講座。

最後，鍾校長鼓勵家長們，在疫情中就算有很多時間在家，家庭成員也不要各自對著電視、平板電腦，反而可以在家進行親子活動，如一家人一起玩board game（桌上遊戲）或烹調食物等。但她更建議大家多點一起外出抖抖氣，爭取多點活動空間。

對於不少人來說，疫情就好像一個竊賊，偷走了我們不少珍貴的事物：包括一些摯愛親朋的寶貴生命；本來以為可以終老的穩健事業；可以四出享受人生、放眼世界的樂趣；以及與大群新知舊雨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光。但對於這幾年唸幼稚園、升初小的學生來說，他們失去的可能更大更多！由於經常停課、上網課，許多課外活動、旅行、參觀、比賽、運動會、慶祝會、甚至遊學都被取消，就算可以上學，也沒有機會與同學一起午膳、開開心心地玩耍，對他們的社交技巧帶來很大的影響。

當疫情開始穩定，是時候為這些學童的社交技巧補補課，本書的出版，正是為了回應這方面的需要，雖然歲月偷走了他們的一些寶貴經驗和美好回憶，但作為父母、師長仍然可以力挽狂瀾，讓他們重新學習與異性、陌生人、和身邊經常接觸的人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並且為自己的身體訂立適當的界線，我們亦邀請了不同的專家，協助大家為子女和學生，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為我們所愛的人多走一步。

在疫情持續近三年的時間，學校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網課成為學習的新模式，而這不只發生在中小學，連幼稚園也需以網上教學來取代面授課，這對幼童的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不少人都認為幼稚園教授的東西十分簡單，小朋友回校只是學習簡單的語文、數字，其餘時間都是玩耍、唱歌和食茶點，但其實小朋友在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多。

袁老師是一位有十多年經驗的幼稚園老師，她指出疫情下小朋友「聽說讀寫」的能力固然減弱了，但她認為疫情更大的影響是打亂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作息時間。以往學生在每個上學天，都需要在固定時間起床、出門搭校巴回校、上課、放學回家，每天重複這些流程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有關時間和環境轉換概念的練習。

建立社交技巧的重要訓練

在幼稚園上課時，小朋友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每天都會有排隊、玩遊戲、玩玩具的時間，過程中或會出現一些情況，老師可以適時介入，幫助小朋友建構學習經驗，以建立他們解決困難、互相分享和「輪流替換」等能力。

「輪流替換」是指輪流進行活動，如排隊、音樂傳球遊戲、輪流玩玩具等。這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活動，但原來對小朋友卻十分重要。袁老師解釋小朋友透過「輪流替換」可以學習正面的社交技巧，利用友善的語言提出自己的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同時也學習分享、學習等待。如小朋友未能發展出「輪流替換」概念，將會容易出現肢體衝撞，也影響人際溝通能力，未能與他人連結。

但在疫情嚴重期間，學校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以一問一答形式來教導小朋友，小朋友未能真實地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缺少了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會阻礙小朋友建立不同的能力。由於小朋友尚在發展階段，成長過程中每一環都會影響日後其他技能的發展，如果父母沒有幼兒教育理論的知識作為基礎，往往會忽略一些簡單活動背後的意義。袁老師再以疫情前幼稚園的茶點時間作例子，小朋友在聽到老師的指令後，自行打開書包的拉鏈，取出茶點袋，打開茶點袋，取了水杯碟子放在桌面，之後安坐在座位上等候老師指令，聽到指令後才進食茶點及飲水。對成年人來說，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對小朋友來說，卻是一個手眼協調和小肌肉活動的訓練，以及學習聆聽、理解、秩序和紀律的課堂。但如果小朋友一直留在家中，父母往往會準備好一切，小朋友甚至連餐具也不需使用，只需張開口就可以，但卻錯失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別讓孩子養成飯來張口的習慣

袁老師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小朋友在父母和工人姐姐的悉心照料下，真的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如果他們是家中的獨生子女的話，就更不懂得分享。當幼稚園只能以網課進行教學時，小朋友就連在學校學習一些基本能力的時間也沒有了，她坦言在這一兩年，學生的自理和語言能力都偏弱，甚至學生「未戒尿片」的情況也增加了。

袁老師建議各位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學習自理，自行食飯、自行換衫，工餘時可以多與子女到戶外玩耍，訓練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而當小朋友在遊戲時，不要為小朋友定下各種玩法，讓小朋友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的樂趣。

最後，袁老師認為小朋友在幼稚園最重要是學習與人相處，因此在不違反政府防疫措施的情況下，父母不妨安排小朋友間的聚會，增加小朋友「輪流替換」的經驗，提供真實場景讓子女學習分享、解難、與人相處，以增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離婚令人心傷，如因離婚而對簿公堂令人更心酸。離婚夫婦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聘用律師進行法律訴訟，以為「打官司」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及討回公道，但「打官司」是否唯一渠道去處理離婚糾紛？又是否用錢（律師費）可以解決錢（贍養費）的問題？

劉傑姿律師為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爭取贍養費的利與弊。

為了解開「打官司」的迷思，明光社聯同風雨同路人及旺角浸信會於2022年8月28日合辦了一場名為「『打官司』難解家庭事？！」公開講座，邀請了葉美施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向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去爭取或追討贍養費的利與弊。兩位律師分別提到在進行法律訴訟時，代表律師只會考慮當事人的需要，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會顧及前配偶的處境，甚至不會衡量子女的實際需要。再者，律師費昂貴，而在進行訴訟過程中也未能預計「上法庭」的次數，以致當事人最後可能需要付上龐大的律師費。葉律師分享了一些個案，指曾有離婚人士經律師處理而得到所要求的贍養費，但他／她卻要用這筆金錢去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她最後只贏到「一啖氣」，而非實際的金錢。

葉美施律師提到曾有離婚人士透過律師爭取到要求的贍養費，但卻要支付巨額律師費。

對簿公堂既費時、費錢，又費心力，葉律師及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利用家事調解服務，因調解員能以中立及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去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作出最佳利益的方案。在講座中，有參加者表示過往對家事調解服務的認識不多，但在兩位律師介紹下，讓他們可以多一個選擇，利用一個持平及收費相宜的平台去處理離婚的安排。講座完結後，參加者繼續以小組形式交流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方法。

除了上述講座外，明光社與風雨同路人還合辦了另外兩場公開講座：由建道神學院輔導系主任劉佩婷博士擔任講員的「不能說的悲傷」公開講座已於6月28日舉行，讓正在考慮「再婚」的父母先理解孩子的處境、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心聲，才作出最後決定；此外，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系教授區祥江博士主講的「認識再婚家庭的挑戰與過渡」公開講座已於7月10日舉行，讓準備再婚的離婚人士能了解將會遇到的挑戰，以至在再婚前作出更好的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資料庫

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持續的疫情，孩子長時間在家，家長在家工作忙碌，加上香港普遍住所狹小、孩子難教、欠缺支援，家長在管教上容易有衝突及負面情緒，曾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輔導及社會工作的資深社工梁林天慧博士，在本社於2022年4月28日舉辦的「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打仔心理學の打定唔打？」網上講座中建議，家長要好好設計生活日程表，為學齡兒童作息作好安排，善用社區資源如課餘託管服務、社區溫習室／圖書館等，減少磨擦，如可以的話，為孩子／家人設安靜角，讓家人可以有空間安靜反思。

要有效管教，父母先認識自己情緒

梁博士建議，家長要多認識自己，包括情緒對孩子、對自己的影響，與孩子一起成長。夫婦日常要願意平靜放鬆自己，願聆聽、接受情緒有時波動、冷靜後行動卻能堅定一致，特别在管教孩子，賞罰方面，探討如何實際地達成共識、從孩子年少已開始支援、肯定配偶，齊心養育孩子，避免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鬧，要做到凡事都要心平氣和地解決。梁博士指，很多時父母打罵孩子並非因子女所犯的錯很嚴重，而是父母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子女若長期遭受父母的打罵，會影響他們的自尊心及自信心，不利他們的身心成長。至於社會是否要進一步立法禁止體罰宜進一步研究，因立法有好處也有弊處，建議先在家庭生活教育上大力推廣親子管教的方法。

父母同心，培養家庭氣氛

梁博士建議父母建立家庭開放氣氛、注重分享及感恩，常有慶祝活動，建立「有商有量」的家庭生活氣氛，家人間不論遇到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一起商議如何解決，父母自己也要實踐夫妻二人有商有量，在管教上要同心，切忌為了避免處理彼此的衝突，放棄管教之責，或將一切管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推給配偶。父母需加強對孩子的了解，聆聽他們的心聲，留意自己有沒有誤解他的情況，強化親子感情：多鼓勵、勸勉、身教，而在管教孩子後，盡快與他恢復對話，也解釋一下為何自己「咁緊張」。

父親管教前學好三件事

對家庭及父職議題有豐富經驗、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分享到，親子教育最重要是與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有時要刻意製造與子或女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他又提醒作為爸爸的男士，在未學習管教方法前，先學好三件事：第一要開口表達愛和期望，讓子女知道他們是被愛的；第二要管理自己的情緒，因為只有在穩定及健康的情緒下管教才會有效；第三是要讓孩子喜歡親近你，正如《聖經》所說，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引導兒女的心轉向父親，一對心靈零距離的父子或父女，管教自然得心應手。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當晚講座。

收看講座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美國荷李活巨星尊尼狄普（Johnny Depp）控告前妻安柏赫特（Amber Heard）的誹謗官司仍在審訊，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誰是誰非並非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為什麼一個身高約1.8米、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尊尼狄普卻供稱自己面對30多歲女性的暴力行為時，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當妻子安柏向他擲酒瓶，碎片割傷他的手時，尊尼狄普只是用腳踢向櫃門泄憤，怎會如此？但當他在法庭上講及自己童年時，我才對他的原生家庭有更多了解。

媽媽虐打家人 爸爸啞忍

根據尊尼狄普在法庭上的供辭，他生長於一個暴力家庭，童年並不愉快，媽媽是一個非常暴力及殘酷的人，經常暴力對待爸爸和幾兄弟姊妹。面對媽媽的暴力，他們及爸爸都只會啞忍，不會還擊。他憶述童年時，媽媽會向他們幾個孩子拋擲垃圾桶、高跟鞋、電話等物品，亦會打他們的頭。面對媽媽的虐打，他和姊姊會躲藏起來，盡量避開及逃離火線；相反，爸爸面對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會選擇啞忍，站在原地不會離開。他記憶中，爸爸從未對媽媽動手，甚或連說一句媽媽的壞話也沒有。

若尊尼狄普的供辭屬實的話，在這樣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面對妻子的言語、心理及身體虐待時，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和爸爸一樣，絕不還手；唯一不同的是，他選擇離婚作為逃離火線的方法，就好像他童年時會選擇避開和媽媽衝突。他表示言語虐待、心理虐待，比起打他造成的傷害更大，因為身體的痛楚他會學懂接受及如何處理，他能忍受妻子的身體傷害，但無法接受她的言語暴力及羞辱，將他描繪成家暴狂，踐踏的他人格，因此要以訴訟討回公道。

成長過程 模仿父母言行

我們每個人的性格、做事方式及價值觀，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透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像把一個一個程式寫入電腦。因此，人的行為既受「電腦」界面上看得見的程式所影響，也被內裏一些看不見的程式驅使，我們稱之為潛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都是仿照童年在原生家庭裏不知不覺吸收到的；但亦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舉例，部分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痛恨暴力，不論任何情况下都不會使用暴力。然而，這些個案只佔少數，更多情况是仿效暴力，結果是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令家暴悲劇不斷重演。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資料，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離婚再婚的人士日漸增加，當中亦有一部份是基督徒，面對愈來愈多的信徒離婚甚至再婚，教會可以怎樣回應？

筆者第一個遇到的再婚個案是大約在八年前，這兩位準新人都曾經離婚，其中一人是離婚後信主的，帶他信主的正是他當時的未婚妻，他們希望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的借堂前提是必須要完成婚前輔導，因此，他們很努力尋找婚前輔導服務，他們都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得不好，導致離婚，因此，他們希望這一次的婚姻不會重蹈上一次失敗的覆轍，可以擁有一生一世的婚姻，他們對婚姻的認真令我非常動容，以致當他們所屬的教會牧師因教會章則寫明，牧師不可以出席離婚再婚人士的婚禮或擔任任何崗位，他們邀請我幫忙時，我也義不容辭答允為他們訓勉。

這件事促使我思想，當教牧因信仰原則及教會體制反對離婚人士再婚，未能在他們有需要時伸出援手，令離婚再婚人士好像永遠被教會拒諸門外，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按《聖經》的教導，除了配偶死亡外，似乎沒有可以再婚的理由，因為即使是離婚，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只是因為人的心硬才容許的，因此，如要在教義中尋找支持離婚或再婚的理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否因為這樣，教會便可以忽略這些人的需要，馬太福音九章35至38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耶穌尚且會因為看見人困苦流離而憐憫他們，差派工人去牧養他們，更何況今天教會看見眾多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又怎能視而不見呢？

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

既然無法忽視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教會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幫助他們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從受傷的生命慢慢復元，得醫治後重新學習愛及成長，一般離婚人士都需要經過一段復元的歷程，時間大概是一至兩年 :

1. 清楚認識受傷的地方；
2. 了解這些傷害對自己的影響，有甚麼感受和意義；
3. 接受自己受傷的情緒，如傷心、內疚、憤怒；
4. 檢討婚姻失敗的原因及過程，想一想各人的過錯和責任；
5. 承認及承擔自己要負上的責任，認識自己的幽暗面及限制；
6. 嘗試代入對方的角色和處境，想一想對方的想法及感受；
7. 想一想對方是否值得饒恕（縱然不值得，但你仍可以選擇饒恕）；
8. 想一想饒恕或不饒恕對自己及對方有甚麼影響；
9. 決定是否饒恕及和解；
10. 決定後，重新思考自己和前配偶日後的關係及相處模式。

從兒童福祉的角度出發

在過去多年幫助離婚再婚人士的經驗中，發現很多家長在再婚時都會忽略孩子的想法及需要，只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孩子會為他們找到幸福而高興，事實並不然，孩子很多時已習慣與單親的爸爸或媽媽生活，他們並不想生活有甚麼轉變，因此，當父母計劃再婚時，應盡早告訴孩子，給予足夠時間讓孩子適應，亦要聆聽孩子對於你的決定有何想法。教牧幫助再婚人士，除了幫助成年人，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孩子面對父母離婚或再婚的決定，都是沒有角色的，他們沒有參與決定，身邊的人也未必能幫助他們，因擔心標籤效應，社會上或學校都不會有服務是專為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而設的，最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是幫助他們的父母，父母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管教孩子，孩子出問題的機會較低。為了孩子的緣故，教會也應該正視再婚人士／家庭的需要。

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牧養需要

教會為基督的緣故醫治及挽回這些曾失腳的弟兄姊妹，給予他們重生的機會，在輔導牧養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第一種是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而第二種則是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但肢體仍堅決結婚。

1. 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先說第一種情況，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就是前配偶已然離世或已再婚，這個情況較容易被教會接受，因已無法與前一段婚姻的配偶復婚，剩下的就是是否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所犯的罪，尋求教會的原諒，並承諾在新的婚姻中會遵行《聖經》教導。

2. 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第二種情況則包括當事人犯姦淫導致離婚，這情況則較難被原諒，筆者曾經輔導的一個個案便是當事人因為自己發生婚外情導致離婚，雖然後來他很後悔，嘗試挽救婚姻，但太太無法原諒他，他被視為「渣男」，背棄承諾及婚姻，經歷眾叛親離，教會停了他的所有事奉及聖餐，弟兄姊妹也不理會他，任由他自生自滅，以他的說法是教會對他執行「無期徒刑」，因此，離婚後他也沒有返教會，直至遇到現時的未婚妻，她鼓勵他返教會，重新與神和好。他已承認自己曾經犯的錯，但事過境遷，物換星移，他與前妻已沒有破鏡重圓的機會，加上他亦有新的愛情，希望與新的戀人共度餘生，難道教會就不可以網開一面嗎？約翰一書一章9節提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當一個曾經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弟兄或姊妹，他願意為自己曾經犯的罪，向神、人及教會認罪悔改，教會實應該給予他改過的機會，否則，他只能選擇悄悄離開教會，這樣對當事人、對教會及整個基督教信仰都不是最好的選擇。面對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教會可以考慮在準新人滿足一些教會的要求下，讓他們可以在教會舉行婚禮，這些要求包括：

即使不讓他們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亦可以考慮給予推薦信，這是某些教會的借堂條件之一（下表），使他們可以租借其他教會舉行婚禮。如果未能滿足教會的要求，準新人也可以選擇在可供非教徒行禮的教堂舉行婚禮。[1] 更重要的是：在何處行禮只是一時之事，但如何繼續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是一生之久的事。

總結

按基督教信仰原則，婚姻是神聖的，離婚或再婚都不是神設立婚姻的心意，可是，面對愈來愈多的離婚及再婚的情況，教會是時候思考如何牧養這些弟兄姊妹，透過幫助準新人整理上一段婚姻中一些未了之事，包括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錯的地方，祈求前配偶、教會及神的原諒，只是，能否得到饒恕並不是當事人可以決定的，但他最少要有悔罪的心，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將他們再次帶回神的身邊。教會為離婚者提供幫助並不等於教會贊同離婚，而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以及藉幫助再婚父母，從而幫助他們的孩子。多年的輔導經驗讓我深深體會人性的軟弱，很多時，人都會因為性格的問題、幼稚及自私的想法，放不下面子、尋求片刻的刺激及一時衝動，造成一段婚姻終結，隨著時間過去，人亦慢慢成長成熟，對自己的了解增加了，也更清楚甚麼人才適合做伴侶，假如能遇到適合的對象，教會是否可以藉機幫助他們重建對婚姻的責任感？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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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講座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過百萬港人確診，九千多人離世，不少市民都活在徬徨無助的處境之中，除了害怕自己和家人感染外，也擔心家中的物資是否充足，內心記掛著親人，卻不敢前往探望。假如出現病徵，又不知應否到急診室求診；若不幸確診，又害怕要送往竹篙灣等隔離設施，居家隔離又擔心傳染給家人。全港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彼此都活在困局中，每日的生活猶如跌入一次又一次的大型壓力測試裡。明光社在2022年3月2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誰能救我脫離這煩死的疫境呢？」網上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與大家分享，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挑戰。

當市民面對生活上各種轉變和衝擊，往往會出現焦慮、徬徨、憤怒、煩躁等情緒，廖醫生稱這是我們未能適應壓力的反應，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適當的運動和家人朋友的支援，在困境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不良情緒會對我們的健康帶來不同的損害，廖醫生指出除了失眠、抑鬱等心理疾病外，長期壓力亦會影響身體不同系統機能的運作，降低我們的抵抗力，令我們較易受到感染，也會提高罹患哮喘和癌症的風險。廖醫生更指出信徒會出現靈性的健康問題，難以親近神和難以感受自己被愛。

他建議大家要避免過度重複收看某些資訊及新聞，尤其是來自社交平台、一些未經證實卻會帶來恐慌或負面情緒的訊息，如果我們遇到疑問可尋求家庭醫生或身邊醫護朋友的意見，避免讓氾濫的資訊削弱我們理性判斷的能力。

市民受疫情影響減少外出，終日留在家中，也增加了與家人衝突的機會。廖醫生建議我們在困境時更要心平氣和地與家人溝通，如果無法改變對方，也應該以包容的角度來處理，可減少使用命令式的說話，如「不要做……」，可改為用「我建議你……」、「不如你試下……」，這會令對方感到被尊重。

最後，廖醫生提醒我們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簡單如做掌上壓、仰臥起坐（sit-up）等運動，對穩定我們的情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他亦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不妨培養新的興趣，學習新的技能，也要保持社交生活，維持節制及有規律的飲食和睡眠習慣，並且要遠離不良習慣。

現在疫情看來漸漸緩和下來，但市民生活上仍要面對各種壓力，廖醫生的建議實在很值得參考，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足本講座。

收看講座

疫情之下，政府對宗教場所的限制愈來愈嚴苛，甚至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只有受薪同工才能進入，教會在這段期間可以有甚麼機遇，即使四面受疫，仍不被困住？明光社於2022年2月22日，舉辦了一次網上講座，當晚的分享嘉賓包括了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及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他們分享到教會在疫情下的機遇，以及面對的困難。

參加人數，不跌反升

教會的活動包括崇拜、團契、主日學等在疫情下都已經轉為在網上舉行。陳淑娟牧師表示教會的活動不減反增，而這對教會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就她教會來說，以前參加祈禱會的人數不多，但在網上舉行時，反而由一堂祈禱會增加至三堂祈禱會。至於團契，以前男士組的組員為了生計難以開組，網上開組可以把時間挪移到較晚的時間，男士組反而有所復興。甘晨智牧師也表示在網上團契有其好處，例如職青沒有趕回家的心理包袱，能盡情投入，更不必說基教部課程，實行現場及網上雙軌制之後，參加人數也見增多。

當然，為了配合網上的活動，事前功夫不可少。陳牧師提到他們早前為了確保長者及基層人士不會被忽略，已派了網卡及平板電腦給他們。長者到時到候只要按一個鍵，亦可以「上到」教會。甘牧師相信基本上教會的長者已學會上網，也不會錯過每條WhatsApp上的訊息。不過，總有長者或信徒不喜歡或不習慣網上崇拜或團契，陳牧師回應指，只有鼓勵組長多花功夫，透過電話關顧有需要的肢體，而甘牧師則表示在許可的情況之下，鼓勵信徒領袖與弟兄姊妹面對面溝通。

心態與形式

雖然信徒普遍喜歡參加現場崇拜，但當一切都必須在網上進行時，迫使信徒多些反思自己的崇拜心態，對信徒自己及教會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歐偉民博士指出崇拜非常重要，在於那一刻信徒心態上需要投入及專注於同神一起。信徒在這一方面需要更多思考及更新，不應單單想著甚麼時候才能與弟兄姊妹一起，矮化了崇拜的意義。若基於堂會的限制，信徒若發現堂會崇拜的直播或錄播形式不適合自己，信徒可否自己在家中做崇拜？歐博士認為是可以的，他又指沒有一個崇拜的形式是最好的，如何將心獻給神，把榮耀及頌讚歸給神，懷有這種心態更加重要。陳牧師相信不可停止聚會並不局限於教會的現場崇拜，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她教導信徒，自己安坐家中時，要專心崇拜，不要一邊崇拜，一邊刷牙或吃早餐。除了崇拜心態上的反思，甘牧師也提到疫情下弟兄姊妹建立了新的崇拜習慣，其實有助堂會的發展，相對於信徒以前有較高的要求，現在他們可以較為接納崇拜中有彈性的安排，接受教會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把之前的敬拜錄影，在新一堂的崇拜中播放，而信徒亦能接受用視像的形式講道，這樣，當教會要開設一堂新的崇拜時，資源計算就相對來得簡單。

信徒不單可以在疫情中更新崇拜的心態，也有機會被復興。歐偉民博士指以前信徒大多只參加教會的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更新改變生活模式，把信仰和生活結合。歐博士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不多信徒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教會不一定要參與政治，卻可以貼地關心民生的需要，年青人在這兩年也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正面的影響是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彼此合作，互補不足

疫情之下，面對諸多限制，教會若想繼續服侍信徒或街坊，打破門戶之見，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歐博士建議好人好事的故事可以互相分享多一些，愛鄰舍便是愛身邊的人，遇到鄰舍有需要，作出回應，即使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一點點感動也能成為動力，鼓勵他人保持一團火去繼續服侍神。他指出機構與教會合作是一個見證，例如可以合作提供暫託服務，由於街坊在區內很難找到有關服務，而堂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是閒置的，便可以騰出空間給小朋友。陳牧師希望大家能有one church的概念，不論是機構與教會的合作，還是堂會與堂會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很重要的。她認為教會網絡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網絡中的教會有不同的資源及強項，彼此結連，會有更大的動員力，一起服侍更多街坊。另外，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非常好。她又表示超級大型的教會相對來說有人、有錢、有物資及有地方，小型教會面對的困難是，有一兩個同工染疫，已經無法舉行崇拜，而甘牧師則提出，大型堂會可否幫助小型堂會舉行崇拜，甚至可以幫忙錄影等工作等。

疫情下教會確實面對不少挑戰，但套用歐博士的說法：「堂會仍然需要關閉，但不代表可以關上人的生命見證。現在不做，等疫情過後再做便沒有意思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教會要在場。其實在場的又豈只有教會，不是還有愛教會的神嗎？只要教會「疫風」而上，我們可以看到「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的教會，她們服侍的身影，以及復興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