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賣豬仔的故事

李芷娜、郭卓靈、歐陽家和、羅遠婷   |   編輯及設計小組
26/08/2015
在平的地球上販賣人口

當我們讀《地球是平的》時,當中有個例子說,美國很多電話推銷和查詢的工作,都交了給印度做,因為印度人工便宜,而又能完成相同的工作,這是一種他形容為雙贏的狀態。

如將這理論套在人口販賣,你不難冰冷地分析為何兒童和女性的輸出國總是印度、印尼等貧困國家,而輸入國則是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當我們用全球貿易的視點看人口販賣,整個所謂的貿易系統其實都是在剝削最低下階層的基本人權。人口販賣之所以可惡,除了是因為被販賣的人的下場可憐,他們要擔當可怕的工作(如:性奴)外,更是將人淪為奴隸,甚至淪為貨物,他們在全球流動,淪為人口販賣的物流鏈。

這是在資本主義理論包裝下的不道德行為,而這種剝削,根本不只在人口販賣中出現。血汗工廠、數碼垃圾,甚至代孕母,都是在類似機制下,將自己不願意做的交由落後國家的人做,這種無形的侵害和剝削,比起有形及能看見的更可怕。

 

通識小秘笈

討論人口販賣時,我們很容易只集中在人蛇的可憐經歷,於是就只能下「他們好慘」這結論,但這件事背後的邪惡的核心其實是資本主義的操作。試想我們過分的用跨國「分工合作」的方式,最後就將所有危險及不安全的事交給整個地球上最低下的人去做。這種「經濟合作」,實際上就是剝削。我們只要想通這點,很多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課題,只要你細看下去,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毒在骨子裡,亦更容易感受到「工人得工價」的工價,其實不只是錢,還有人權、尊嚴,以及其他很多東西。

 

小資訊──關於人口販賣的三個流言: 

誤會 真相
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只是當妓女 全球販賣當妓女的人約450萬,但做黑工的有1640萬
被人口販賣的人不是奴隸 買賣人口根本就是現代奴隸,今日人口販賣的數字超過2000萬,涉及的金額超過320億美元。那是全球第三大的非常工業。
人口販子只買賣兒童 全球大約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販賣受害者是兒童,其餘都是賣成年人。

 
資料來源:http://lir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umanTraffickingMythbuster.jpg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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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與謊言

生命倫理錦囊 第40期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1/04/2020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人的身體就像一座有重兵駐守的堡壘:皮膚、肥大細胞、吞噬細胞,[1] 白血球等都可以幫助我們抵抗病毒入侵。病毒是靠寄生而生存的有機物種,若要入侵人體,便要感染宿主的細胞以進行自我複製,它至少要經過三重防線:第一度防線由皮膚和各種黏膜構成;第二度防線包括體液中的殺菌物質等;第三度防線是為人熟悉的免疫系統,主要由免疫器官(脾臟和扁桃體等)、免疫細胞(淋巴細胞和肥大細胞等)、以及免疫分子(白細胞介素等)組成。[2]

按理說,一個人只要本身的「士兵」沒有問題,能發揮正常功效,以及加上充足的防疫意識,保持個人衛生,應該不容易被病毒入侵,但為何人類在病毒面前,有時還是會不堪一擊?一個有趣的說法,便是由於病毒善於偽裝,欺騙了細胞,因此它可以攻陷宿主的城牆。[3]

病毒需要找到宿主才能生存,只有進到宿主的細胞或細胞核中,病毒的遺傳物質才能有所作為,進行自我複製。人的細胞表面覆蓋著細胞膜,細胞膜可以讓氧氣這類比較小的分子通過,而一些比較大的分子,便需要進行解鎖才能進入細胞。細胞膜表面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質受體,就好像一把又一把的鎖,蛋白質或其他營養都是細胞所需要的,它們持有與細胞膜表面的鎖可匹配的特殊鎖匙,於是能順利進入細胞。[4]

不同種類病毒的入侵方式都不一樣,有些病毒如冠狀病毒,它本來不是細胞所需要的,但它表面帶有刺突蛋白,這些刺突蛋白同樣如鎖匙般,能夠與細胞膜表面的某些蛋白質受體結合,讓細胞誤以為這些病毒是自己所需要的物質,因而打開細胞膜,允許病毒進入。有些病毒進入細胞後會脫去外殼便釋放基因,這足以指揮大局,製造更多病毒蛋白質,有些則需要進到細胞核中,才能進行複製。[5]

病毒成功欺騙了細胞膜的蛋白質受體,讓蛋白質誤以為病毒對自身是有益的物質,願意接收病毒,以致病毒有機會破壞人體的健康;有時,誤信謊言帶來的禍害,是足以致命的,謊言就像病毒,會對人的生命作出致命的攻擊。

當初,亞當及夏娃愉快地生活在伊甸園。亞當雖然要工作,負責耕種及看守園子(創二15《新譯本》),但相信工作不會為他帶來太大壓力,因為園中所有的果子想吃多少便有多少(創二16),他也不用擔心收成問題(創三17)。可惜好景不常,當土地受到咒詛以後,它不再像以前那樣為亞當效力,讓亞當種甚麼便收甚麼,土地長出荊棘和蒺藜,亞當必須汗流浹背,勞碌終生,才能「有飯吃」(創三17-19)。至於夏娃,生產的痛苦大大增加,本來是丈夫離開父母,依附或依戀妻子的(見創二24 《思高譯本》及《聖經.創世記——新漢語譯本(試讀本)》),[6] 以後卻是妻子依戀丈夫,甚至被丈夫管轄,如同在上位者管理下屬一樣(創三16《思高譯本》),[7] 兩性之間的權力開始失去平衡。

亞當及夏娃無法再過無憂無慮的生活,甚至必須過著忙碌及艱辛的日子,這種轉變並非無緣無故出現的,一切都始於夏娃接受謊言並且採取行動。夏娃明明知道,除了一棵樹——善惡知識樹,[8] 神容許她和亞當吃園中任何一棵樹上的果子(創三2)。對於善惡知識樹的果子,《聖經》兩次記述神對他們作出的吩咐:神對亞當說不可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因為你吃的時候,你必要死。」(創二17下《新譯本》);另一次是夏娃對蛇複述神給他們的吩咐,她說神曾經說過:「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創三3《新譯本》)。對於夏娃的話,蛇這樣回應:「你們決不會死」(創三4《新譯本》)。她寧願聽從蛇的說話,也不聽從神的說話。另外,夏娃寧願信任蛇,也不信任神。神吩咐他們不可以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原因其實很簡單,便是神不想亞當及夏娃死亡。[9] 在蛇的口中,這一道命令反成為神欺騙了亞當及夏娃的言詞,蛇對夏娃說:吃下善惡知識樹的果子絕不會讓人死,神如此吩咐,是因為祂知道,他們吃了果子之後,會如神一樣知道善惡。蛇的話似乎暗示著,神會留下了一些好東西——智慧(創三6),不想給亞當及夏娃;又或是,神為自己保留了一些重要東西,讓亞當及夏娃未能與祂相似,知道善惡——可以判斷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一旦吃了善惡知識樹的果子,他們就可以依靠自己,不必再依賴神。[10]

蛇的說話打動了夏娃,夏娃不再視善惡知識樹的果子是危險的,它和其他樹上可以進食的果子一樣,悅人眼目(創二9),甚至討人喜愛(創三6,《新譯本》),更有著其他果子所沒有的「營養」——智慧(創三6),一種「看得通,看得透」的能力。[11] 夏娃想像,當她和亞當吃完之後,他們的眼睛就會被打開(創三5),[12] 如神一樣得著智慧,知道善惡,因此她吃下了那棵樹的果子,又給了她的丈夫一起吃(創三5-6)。

果然,當亞當及夏娃吃下善惡知識樹的果子之後,眼睛確實被打開了(創三7), [13] 但卻與夏娃想像的有很大的落差,他們只是受造物,他們可以與神相似,知道善惡(創三22),卻永遠無法如神一樣有著完全的智慧或分別善惡的能力,眼睛被打開之後,他們不是變得像神一樣全知全能,而是知道自己赤身露體(創三7),羞恥感頓生(創二25),他們不可以再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變得害怕神、逃避神(創三8-10)。

夏娃的「死」始於蛇的欺哄之口,而亞當的「死」則始於夏娃之手。亞當及夏娃本來便已與神相似,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創一26)。神本來便賜予他們智慧,有充足的能力「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創一26下《新譯本》)。人類得著知識最好的途徑是「敬畏耶和華」(箴一7),敬畏神不是懼怕神,逃避神,而是態度上敬重神,行動上服從神。[14] 夏娃想得著知識,可悲的是,她沒有選擇正確的途徑去獲得知識。

今天,我們身邊也有很多聲音嘗試說服我們,說話要非常小心,要政治正確,不可以歧視任何人,要讓每一個人活得有尊嚴。例如,我們不可以稱賣淫者為妓女或男妓,應該稱他們為「性工作者」,因為他們用自己的身體來賺錢,就像其他體力勞動者付出勞力,或坐在辦公室工作的職員付出腦力一樣,所以賣淫也是一份正當工作。2002年,馬丁路德的家鄉——德國,實施娼妓合法化,社會對娼妓的看法亦隨之改變,賣淫被視為「正當」工作,色情場所的老闆可以透過職業介紹所,尋找及招聘合適女性。[15]

我們要學習,做到真心不歧視每一個人。耶穌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成為罪人的朋友(太十一19),向我們展示了不要歧視任何人,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有尊嚴。耶穌善待罪人、赦免他們(路七36-50),但祂絕不會對罪人這樣說:「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安心地繼續犯罪吧。」相反,祂提醒人省察自己的罪(參約八7),並且吩咐罪人不要再犯罪(參約八11)。

舊約時期,無論男女,神的子民都不可以當廟妓(申二十三17《新譯本》),或許有人認為,耶和華阻止的只是敬拜外邦神本身,而不是賣淫。然而,緊接著這誡命的是「妓女所得的酬金,或男妓所得的代價,你不可帶入耶和華你的神的殿裡還任何的願,因為這兩樣都是耶和華你的神厭惡的」(申二十三18《新譯本》)。原文中,17節出現的「廟妓」與18節出現的「妓女」為兩個不同的字,後者指的是一般的妓女。[16] 即使有人認為按照上下文,18節仍然是指到廟妓,但在箴言中卻提到要提防妓女(箴六24、二十三27),可見這並不是一份職業那麼簡單。更何況,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不會樂於看到,帶著祂形象的人類被迫又或自願選擇娼妓這一份「職業」。當然,神同樣等待他們回轉,熱切歡迎他們進入神的國度(太二十一31-32;路十五7、10、11-32)。

迦南人希望大地豐收,以為通過廟妓活動就可以振興當地的經濟,對於絕大部份現代人來說,這是荒謬或匪夷所思的行為。可是,今天的印度南部和尼泊爾仍然存在著不少廟妓,因為貧窮,不少父母把僅五歲的女兒「『嫁』給神祇或是寺廟;希望取悅神明,帶給家裡一些好處」。這些可憐的女童長大之後,成為寺廟神職人員的洩慾工具,之後或流落街頭、或被賣到妓院,[17] 雖然古代的廟妓與現代的廟妓,存在的意義有些不同,但兩者卻都是希望取悅神明,促進國家或自己的經濟。

今天,到底還有多少行為,在神眼中是極不道德的,是祂所憎惡的,玷污大地的行為,卻被巧妙的言辭修飾,冠上人權、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光環?以致不僅外邦人,甚至連基督徒,都以為這些行為是神所接納的呢?

神吩咐人不可以吃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否則必要死(創二16-17,三2-3)。神的吩咐已經發出,當人選擇不跟從神,吃下禁果的時候,他們便要為到自己的行為付上沉重的代價,事後,無論蛇再說一萬遍一億遍「你們決不會死」(創三4,《新譯本》),謊言始終是謊言,它永遠不能取代神的命令。

今天,當大家全程投入抗疫工作,歇力阻止病毒入侵自己生命及透過自己擴散的時候,或許,我們也要努力抵抗「謊言」入侵我們的心思意念,免得自己輕看了神的教導,危害自己以及別人的生命。

 

[1] 吞噬細胞是一種保護身體的細胞,它可以吞噬有害身體的細箘、壞死了的細胞等。參"Phagocyte," WIKIPEDIA, March 21,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agocyte.

[2] 參〈免疫系統〉,「A+醫學百科」,網站:http://cht.a-hospital.com/w/%E5%85%8D%E7%96%AB%E7%B3%BB%E7%BB%9F;程樹德:〈三分鐘了解免疫系統怎麼對抗外來敵軍〉,「泛科學」,2016年8月2日,網站:https://pansci.asia/archives/102915;黃勇、張景麗、崔今淑編:《解讀自身的人體科學》,新編科技大博覽(A卷)(北京:延邊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2–114。

[3] 李永樂:〈「冠狀病毒」是甚麼?武漢新型肺炎病毒是如何使人生病的?〉,YouTube,2020年1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46_veB0DPU;萬萬萬花筒:〈病毒如何防治?詳細揭露:病毒入侵人體的全過程!〉,YouTube,2020年2月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hy_evxJLs

[4] 李永樂:〈「冠狀病毒」是甚麼?武漢新型肺炎病毒是如何使人生病的?〉;比雅瑞爾(Luis P. Villarreal),涂可欣譯:〈病毒不是活的嗎?〉,《科學人雜誌》,2005年1月,網站:https://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607;McGraw-Hill Animation , "Entry of Virus into Host Cell HD Animation," YouTube, June 6,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ize15nhPo.

[5] 同上。

[6] 《和合本》為「與妻子連合」;《和修本》為「與妻子結合」;《新譯本》為「和妻子連合」;《呂振中》為「同他的妻子膠結」;《新漢語譯本》為「與他的妻子緊緊相連」。譯作「依附」較貼近希伯來原文的意思,此字的原文亦帶有「抓緊」、「忠於某人」、「緊貼」的意思。

[7] 管轄的原文,也用於描述主人與僕人的關係(出二十一8)、戰勝國與失敗國的關係(賽十九4)。

[8] 「善惡知識樹」為《新漢語譯本》的譯法,另一個較為人熟悉的譯法是「分別善惡樹」,「善惡知識樹」是最貼近原文的表達。

[9] 不單是靈性的死亡,也包括肉身的死亡。在伊甸園中,亞當及夏娃本來是被允許吃任何一棵樹的果子,包括吃下讓他們永遠活著的生命樹的果子,可惜他們失去了機會(創三22)。

[10] 參鄺炳釗:《創世記》(卷一),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6年),頁284–288。

[11] 參鄺炳釗:《創世記》(卷一),頁289。

[12] 原文為被動句。

[13] 同上。

[14] Richard J. Clifford, Proverbs: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35–36; 參鄺炳釗:《創世記》(卷一),頁290。

[15] 有關賣淫去罪化後,是真的讓妓女或男妓活得更有尊嚴?這是事實還是謊言?可參考陸君樂:〈再思娼妓合法化〉,《燭光網絡》第60期(2008年5月),頁22,網站: 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5%86%8D%E6%80%9D%E5%A8%BC%E5%A6%93%E5%90%88%E6%B3%95%E5%8C%96;香港性文化學會:〈娼妓合法化的謊言與事實〉,「性文化資料庫」,2015年 8 月 5日,網站:https://blog.scs.org.hk/2015/08/05/%E5%A8%BC%E5%A6%93%E5%90%88%E6%B3%95%E5%8C%96%E7%9A%84%E8%AC%8A%E8%A8%80%E8%88%87%E4%BA%8B%E5%AF%A6/

[16] 劉少平:《申命記》(卷下),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13),頁266–267

[17] Amy:〈印度、尼泊爾 25萬女孩淪為廟妓〉,《國度復興報》,2016年8月23日。https://krtnews.tw/world-outlook/asia/article/14281.html

幼童對身體的好奇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1/11/2019

幼童對身體的好奇

幼童有些舉動和提問會令不少父母不知如何回應,特別是關於身體方面的行為,會令父母感到既為難又尷尬。舉例說,媽媽在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在浴室外瘋狂拍門,哭著說要進去陪伴媽媽,到底媽媽該不該開門呢?如果媽媽選擇開門,小朋友看見媽媽的身體,發現這跟自己平常所熟悉的身體有所不同,並指著媽媽的胸部問:「這是甚麼?」繼而想伸手觸摸,媽媽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些生活情節都是很好的幼兒性教育場景,父母可以把握機會與子女上一堂親子性教育課。

以上例子涉及數個要考慮的因素:第一,媽媽對私人空間的需要;第二,媽媽開門時會否讓家中其他人看見她赤裸的身體;第三,幼童對成人身體性徵的理解;第四,幼童應以甚麼眼光和態度去看待自己和別人的身體。

明確的等候時間

假若在浴室裡的父母當刻未有心理準備赤裸著身體去開門,則不必勉強,他們可以隔著門以說話回應幼童,例如說:「媽媽在洗澡啊,你要稍等三分鐘,我才可以開門。」回應中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而這個時間是幼童有能力等候,這比起完全不作回應,或只是模糊地說:「不行啊,媽媽在洗澡啊。」來得好。這樣既能訓練幼童的耐性,也讓幼童可以聽到媽媽的聲音,緩和一下心中的焦慮和不安。

建立同理心

另一個做法是,媽媽用大毛巾包裹著身體,然後把門微微打開至足夠讓幼兒進到浴室,隨後馬上關門。這樣,一方面既可避免讓家中其他人看見媽媽裸露的身體,另一方面亦可以為之後的性教育課作準備。幼兒進到浴室後,媽媽可以對他說:「媽媽洗澡洗頭時,全身都是泡泡,地面又濕滑,所以未能立即開門。」媽媽更可以直接地說:「媽媽不想讓其他人看到自己赤裸的身體,特別是私人部位。」這讓說能讓幼兒從媽媽的角度來看剛才的事情,讓他體會一下媽媽當時尷尬的情況。父母如能讓幼兒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別人的感受,可以培養他們的同理心。

教導正確的名字

明光社

幼兒對成人身體的性徵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當幼兒對此作出提問,父母應用正確的名稱來教導他們,女孩子的身體的私人部位是胸部、陰部和臀部,男孩子的身體的私人部位是陰莖和臀部。幼兒或許會指著媽媽的胸部問:「這個為甚麼會大的?」我們可用淺易的句子來解釋,例如說:「因為媽咪大個女了,所以胸部會變大,生完BB之後製造奶奶(母乳)給BB飲,你也曾飲過媽咪的奶奶啊,所以我們要好好愛護身體。」

拒絕與說明

另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幼兒因為好奇而想觸摸父母的私人部位,例如媽媽的胸部,媽媽遇上這樣的情況,可以將雙手放在胸前作交叉狀,配以肯定的語氣,簡單地說:「NO!(不可以!)」,作出言行一致的表達。當幼兒停止有關動作,媽媽需要解釋不准他觸摸的原因,例如說:「媽咪不喜歡被摸到私人部位,因為這會令媽咪覺得不舒服。」拒絕讓小朋友觸摸母親的私人部位,並說明當中的理由,能讓他們明白這樣做會令對方感到不舒服。我們不單希望教小朋友做正確的事情,也希望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的方式,包括尊重別人的身體和感受,這有助他們學習社交禮儀,和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增進親子關係

如果幼兒的提問一個緊接一個,例如「為甚麼我沒有胸部啊?」、「為甚麼我沒有奶奶啊?」、「現在我也想飲媽咪的奶奶啊。」我們應當為此感到欣喜!這表示幼兒聽得懂家長的話,教導的內容深淺適中。有些父母或者會擔心自己回應得不夠好,筆者認為父母只需按著自己所知道的作回應,毋須為此感到太大壓力。子女在成長的路上總會面對各種來自性方面的困惑,而性知識確實有很多層面可作進深了解。筆者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能夠坦誠分享,彼此關懷,父母以愛心來陪伴子女,並和他們一同找出答案,這已經是很美好的成長片段了。

鏗鏘說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28/03/2019

閒來無事看電視,看的是港台節目。

先來利申,筆者在過往曾替香港電台及電視作客席主持,少不免對其製作有點感情,但現實亦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對港台節目有歸屬感,是因為其節目內容與市民大眾的生活,無論在文化藝術,抑或時事評論,都息息相關。

最近經常看的節目,是《鏗鏘說》。每集主持都找來不同嘉賓,透過兩人觀看《鏗鏘集》歷年的節目片段,分享大家對香港從前的印象,從而見證當中的轉變,於成長中探索細味人生的種種。受訪嘉賓包括不同界別的人才,計有夏佳理、袁國勇、尹光、莊文強、羅范椒芬、莊梅岩、侯志強和我現在推介的林本利。

林是我中學的師弟,在大學主修經濟,之前於理工大學任教,提早退休,開設教育中心,向大眾教授理財之道。

他在節目中娓娓道來成長的經過、對事物的看法,和價值的判斷等。有趣的是在節目中,看到一段於90年播出的《鏗鏘集》,講述保險從業員如何努力向上,賺取金錢的經過。我仔細一看,其中一位受訪者是我所認識的,試把他從前的言論和現在的情況,和林本利的言行比較一下,看到二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

話說這位保險從業員,是我朋友的朋友,出身寒微,但憑一股努力,活出「獅子山下」的精神,有一番作為,片段中所見,他應該採用了在80、90年代世界有名的正向思想大師Tony Robbins一書《激發心靈潛力》(Unlimited Power) 中一些技巧來刺激同事對金錢物質的追求,達至在世人眼中成功的境界。

反觀林本利,以經濟理論上學到的知識默默耕耘,儲錢買樓,不需外表風光,但求內心平安,生活簡樸,把錢財適當分配,向有需要的作出捐助,甚至逹到收入百份之四十,如此行為,榮神益人。

我在10多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在節目中亮相的保險從業員。那時的他,亦會間中在港台做節目客串,有時找我談談,交換心得。我向他介紹Stephen Covey 的4Ls 即Live, Love, Learn, Leave a Legacy,也成了他的座右銘。

然而,有了地位,有點財富,有些名氣之後,便更能看到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及其風骨。

林本利除了積極幫助有需要的人外,遇到不公義的事,會主動發聲,因而得失了一些權貴,但他是錚錚漢子,在節目中說句「這是他的尊嚴」一話,令人敬佩。

至於那位保險朋友,我最後見他時,已是多年前,與他討論王維基「香港電視」申請牌照的是非。作為香港市民,他說應該支持的,但他當時已擔任政府一些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只好做個浮士德,保皇黨,出聲反對。之後這幾年,據朋友說在他師父領導下,其所作所為,令一班認識多年的昔日好友,搖頭嘆息。

走筆至此,想起孟子說的幾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香港現在多的是指鹿為馬的偽君子,少了腰板挺直說真話的大丈夫。

噢,猛然醒起,自己在20多年前也在《鏗鏘集》出現過,談及宗教事宜,若果能夠重溫片段,談談至今變化,亦一樂也!

為何人權法院稱同婚非人權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04/10/2018

兩個男人登記結婚,政府拒絕,有否侵犯人權?歐洲人權法院八年以來,答覆直接清晰:沒有。

 

歐洲四案:法國、奧地利、芬蘭及意大利

歐洲人權法院隸屬於《歐洲人權公約》之下,對於甚麼情況屬於干犯了人權,有著權威性的解釋。他們在2016年結束了一宗「法國沒有同婚是否違反人權」的案件: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no. 40183/07),訴訟歷時九年。

2004年5月,賽平先生(Chapin)及夏邦傑先生(Charpentier)要求登記結婚被拒,當時法國仍未通過同婚。國內一輪官司,二人輾轉在2007年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控告法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如何違反?他們控訴法國政府違反了「禁止歧視(第8條)和結婚權(第12條)」以及「禁止歧視(第8條)和私人及家庭生活權(第14條)」。

縱然法國於2013年通過同婚,某程度上消解了申訴的力度,但是歐洲人權法院仍然維持了多年來的決定,一致裁定法國「沒有同婚也不違反人權」。

關於結婚權的判決,法院提到2010年的奧地利案(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2014年的芬蘭案(Hämäläinen v. Finland)及2015年的意大利案(Oliari and Others v. Italy),不論那些地方有沒有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歐洲人權法院都給予同一結論:

“…there was no European consensus on granting same-sex couples the right to marry…it concluded that Article 12 did not impose an obligation on the respondent Government to grant same-sex couples access to marriage…the Court did not see any reason not to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in the present case.” [1]──歐洲人權法院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一案英文新聞稿 [2]

若同婚是人權,政府就有義務立法。人權法院認為,政府沒有訂立同婚的義務,則意味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否定一切與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在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一案裡,歐洲人權法院就認為意大利政府應該要給予在國外的同性伴侶居留許可,避免在法律上過份刁難,令二人無法共同生活。此案於2016年審結。

筆者亦倡議香港政府考慮「緊密關係政策」,在避免修改男女婚制的前提下,促進包括同性伴侶等緊密關係者的生活便利。同性伴侶遇到的一些生活困難,往往不用透過婚制解決。詳情請參〈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關於婚姻人權的條文

香港不受《歐洲人權公約》所約束,乃屬於《世界人權宣言》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成員,其監管組織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同婚非人權」的看法與歐洲人權法院一致。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出版的《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小冊子,說明何謂干犯了同性戀者的平權。小冊子第51頁明言,讓同性伴侶結婚並非政府的義務:

「國際人權法不要求各國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即便如此,保護個人免遭基於性取向的歧視卻延伸到確保未婚同性伴侶得到與未婚異性伴侶同等的待遇,並有權享有同樣的福利。」──《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3]

哪一種婚姻是基本人權?參照《世界人權宣言》,男女雙方、成年、自願共識,以及此等組成的天然家庭為基本人權所保障: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 [4]

 

結婚的人權實質賦予的內容是「性別組合、年齡、自主」;「種族、國籍、宗教」卻不應受限。換言之,《世界人權宣言》應支持黑人和白人的「跨種族」結婚人權,而不會支持「跨性別組合」的同婚人權。相比「種族」因素,人權條文初步顯示「性別組合」是更貼近婚制的核心內容。

此外我們還得留意翻譯。中文版《宣言》屬於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其餘為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羅斯文、西班牙文,1948年時《世界人權宣言》版本只沒有阿拉伯文的官方翻譯),因此毋須訴諸其他語言版本來支撐中文版的解釋。筆者曾聽聞支持同性戀人士嘗試將中文版《宣言》翻譯為英文來解釋「男女雙方(men and women)」是包括「男和男」「女和女」的同性雙方,此說法是強詞奪理,亦漠視了文本於上世紀50年代未有同婚概念的處境,強加同婚意識於《宣言》之上。

 

裁量餘地原則

對於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來說,婚制是否限於「男女組合」,屬於每個地方自己的事。政府可以按著自身人民的風俗、社會氛圍和實際情況,彈性地決定當地婚制的涵蓋範圍,到底要延伸至多少種人際關係。

舉例說:對愛沙尼亞的風土人情而言,15歲可結婚;但在法國年滿18歲才可以結婚。哥倫比亞容許三人共同締結一段婚姻;鄰國委內瑞拉卻只准二人締婚。

各地婚制迥異。國際組織多數傾向留有餘地,不會劃一婚制規定,讓各國不會陷於「剷平主義」的霸權下。這做法尊重別國的傳統、民族間的多元性和獨特性。這種彈性稱為「裁量餘地原則(margin of appreciation, or room for manoeuvre)」,婚制的「性別組合」經常獲接納於此原則之下,因此,國際組織暫時也沒有要求國家必須訂立同性婚制。

 

婚姻規限了「性別組合」

香港人註冊結婚時填表,不用申報性傾向。婚姻法沒有提及限制性傾向,真正規定的是性別組合。同性婚制的真身是「不分性別組合」的婚制,偏偏人權法卻訂明了男女雙方的組合。

香港婚制除了限制性別組合,還有申請人數、年齡、血緣等等限制。應用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的標準,婚姻權是指「根據政府所制定的婚制」而結婚的自由。

人有基本人權按當地婚制申請結婚,這就是平等的結婚權。在香港婚姻法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分膚色、國籍、宗教、性傾向,都有基本權利,與一個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的人結婚。

有同性吸引的人可以有結婚的平等機會嗎?可以,其對象必須是「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同性吸引是個人的事,法例不理會,而性別組合才是制度所管。

政府是有修改婚姻制度的權力,包括性別組合、人數、年齡等限制。縱然如此,但修改的理由卻不是所謂平等(現已有充足的平等機會),而是參照現今社會對婚姻意義的理解、婚姻制度的政策目標、社會各成員的想法等。關於修改婚制的自由,讀者可參閱〈婚姻自由不是戀愛自由〉一文。

 

為何聽聞「同性婚姻是人權」

許多支持同運者正用諸般方法,要將同性婚制詮釋於人權法之內。「同婚是人權」充其量是一個政治口號,卻不是描述事實的句子。倘若有人要求政府就同婚立法的理由是同婚「已經」是人權,那明顯是謊言。

支同者的政治宣傳機器(propaganda)向來強勢,在遊行和新聞報道中不停對外宣稱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使不少人誤以為同性婚姻「已經」是基本人權。明光社就此辯論多時,陳明對結婚人權的適切理解,歡迎參閱本社過往曾撰寫的文章:

〈尊重國家自主權及立法原意〉

〈同性婚姻非人權(一)〉

〈同性婚姻非人權(二)〉

〈莫忘初衷──男女結婚才是人權〉

〈歐洲人權法庭關於同性伴侶關係的裁決〉

〈同性婚姻是人權?〉

〈支持婚姻平權就無法反對的兩個結論〉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就人權法的條文而言,同婚非人權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何男女婚制卻能寫入人權法之中?那就要須要討論設立男女婚制的實質意義,請讀〈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若政府非必要制訂同婚,通過民事結合又是否可取?筆者認為民事結合與同婚無異,因此並不贊成,請參閱另一文章〈分析民事結合〉

 


[1] 有關內容為:「在歐洲沒有一致的共識給予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它斷定第12條款並沒有將給予同性伴侶可結婚的義務強加於答辯政府身上……法院就現時的案件,看不到任何理由不作出相同的結論。」

[2] “Prohibition in France of marriage between same-sex couples prior to the law of 17 May 2013 was not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 Press release issued by the Registrar of the Court, ECHR 199(2016),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ast modified June 9, 2016, http://www.humanrightscommission.ky/upimages/publicationdoc/12321127_146....

[3]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國際人權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2013年,網站: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BornFreeAndEqualLowRes_CH.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4]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全文,1948年,網站: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4/10/2018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03/2018

此文為《反對強加者,卻喜強加人》的附錄。為防引起閱讀該文時的誤解,以下事先解答一些常見反駁:

 

婚姻是基本人權,同性戀者不能結婚,違反平等原則

 

支同者常將「同婚是人權」掛在口邊,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明,也無說明為何同性間的親密關係等同婚姻關係,也無視眾多對這觀點的反駁;但我們姑且將這命題當為真來處理。

首先,我們要區分婚姻制度和婚姻關係。前者是價值中立的公共制度,後者是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正如「交友是人權」,不必然推出「交友制度」;「同婚是人權」也不必然推出「同婚制度」。假設「同婚關係」的內涵等於「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同婚制度」既不是「同婚關係」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沒有「同婚制度」同性伴侶同樣可以過「排他性的親密生活」,甚至舉行各式私人婚禮、著婚紗和影結婚相。假如支同者主張的是「同婚制度」可以促進「同婚關係」,例如令他們更親密、更長久,那麼論者就必須在不訴諸整全教條下證明促進「同婚關係」具公共利益,更要說明為何政府不促進其他人際關係,而要促進「同婚關係」。

事實上,不少自由平等主義者都支持同婚,他們的理據簡單來說就是「同性戀者要和異性戀者平等」,「政府要開放盡量多的生活形式」,例如台灣的朱家安。他們的基本錯誤就在於,「婚姻制度」遠不是一項權利,而是一項「有補償的限制」,它限制自由卻沒有增加自由;同時「同婚制度」也不構成一種「新的生活形式」。同性戀者的「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在同性戀者有戀愛自由時,已能達到了。他們以為設立同婚制度是由A選項外加一個B選項;但其實多了同婚制度並不構成一個生活形式的新選擇。反而是政府多了一項介入自由的工具。

錯誤的源頭在於他們忘記了在自由平等主義的框架下,要證成的是整個婚姻制度,而不單單是同婚。當他們極言生育的可能性不構成同性關係和異性關係的關鍵差別時,他們只嘗試證明了「要廢除婚姻制度」,卻沒有證明「要設同性婚制」。

 

「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

承上所言,有些論者可能會提出「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例如可以減少性病傳播,因為一個對多個的同性關係會大大提高性病、以及愛滋病的感染率。雖然有些研究指出「同婚制度」無助同性戀者(特別是男同性戀者)發展一對一的性關係,但讓我們先接受「同婚制度減少性病傳播」為真。

誠然,這理由是合理的,因為公共衛生改善有助大眾健康,健康又是任何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益品。然而,這理由不足以支持「同婚制度」,更確切地說是不足以支持將同性親密關係與異性親密關係放在一起處理。理性的人大可以接受在衛生署轄下開設一個叫「婚姻」的制度,然後將入境事務處轄下的「婚姻登記處」改名為「男女關係登記處」;只要不引起混亂就好了。但兩者不能當成同一項政策,因為不當的政策劃分會帶來大量的行政不便和無謂的司法訴訟。

但退一步來說,為了衛生原因加設一項限制分合自由的制度,難道不會造成標籤效應嗎?

 

不育夫婦

不育夫婦是討論同婚時必問的問題。然而,若讀者掌握本文的進路不難明白,不育夫婦與能否證立同婚完全沒有相干性。不育夫婦真正挑戰的是婚姻制度的對象設定為「一男一女」會否過闊而不是會否過窄,因為它似乎將不符制度目的的人收納在婚姻制度內了。筆者的回應是現行「一男一女」的設定是最佳的。政府要求婚前驗身或要求提供醫生證明絕對弊大於利,不要忘記婚姻制度應盡量吸納有生育可能的人,才能達到上述預防的效果,過多的限制並不實際。試想,證明生育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實際成孕了,或實際生了孩子,但若每個人都生育了才進入婚姻制度,那麼上述婚制預防單親和孤兒的功能將徹底失效。

再次提醒一下支持同婚制度的朋友。如要回應這篇文章,你們要證明「不育」足以否定「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而不是證明「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是肯定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對象正是那些未生育,但又有潛在生育可能的組合。

 

生殖科技

支持同婚制度唯一足以挑戰「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從而挑戰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限制的理由是同性間使用生殖科技。然而,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必然令小孩和生父或生母失去結連,與刻意製造單親和孤兒相去不遠,徹底違背了上述婚姻制度的預防功能。

讓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以同性使用生殖科技來支持同性婚姻是怎樣一回事。婚制的對象劃為「一男一女」,是因為嬰兒只會從一男一女的性關係中產生出來,而萬一嬰兒出生了,有被棄養或成為單親的風險,而婚制就以限制一男一女的分合自由來預防和減少這情況。現在,生殖科技不過是略去「性關係」,直接使要一精一卵和一個孕母產生嬰兒,然後將這嬰兒交到同性伴侶用家手上。在這情況下,嬰兒首先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單親或孤兒,即養育者不是生育者(包括生父、生母以及懷孕者)。

現在,筆者將證明以生殖科技支持同婚制度為邏輯上不可能。在上述前題下,論證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的正當性至少要證明:

 

  1. 小孩的生育者和養育者不同並非社會要減少的情況
  2. 小孩由同性伴侶撫養或由異性伴侶撫養均對小孩的基本益品以及將來成長為理性公民無任何影響。簡言之,要證明異性撫養之於同性撫養無任何優越性

 

現在,假如I和II皆為真,則當初設立男女婚姻制度的前題已不成立。婚姻制度的正當性預設了「單親」和「孤兒」要避免,而「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就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假如「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只是「沒有養育者」,則按自由主義邏輯,社會毋須設立限制分合自由的婚姻制度,只需要各項稅務優惠鼓勵足夠多的企業、伴侶以及慈善機構成為「養育者」就夠了。

同婚支持者可能反駁:社會要避免的不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而是「養育者不是親密的二人」。這說法試圖指出小孩只要由任何一對親密的二人養育就滿足社會對小孩應有的保障了。即使上述說法為真,這論斷依然會抽空婚姻制度的正當性,社會只要將「養育者」限制為「親密的二人」就行了,毋須設立婚姻設度。另一方面,大量有關領養的研究已證明「親密的二人」作為養育者比不上「親密的父母」;而父親和母親的角色亦難以被對方取代,父和母在子女的成長中各有獨特的角色。

故此,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要麼不具正當性,要麼同時證明婚姻制度不具正當性應被廢除,同為邏輯上不可能。

性別承認的幾個主要爭議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1/2018

性別承認諮詢經歷一次延期後在12月30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在第一階段諮詢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

 

(明光社此前工作提要:因應《諮詢文件》本身的不足,我們著力探討了兩性制度在社會的功能,可參閱《燭光網路》116期,2017年9月出版。)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明光社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主張,如有人因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而精神極度困擾;合理的做法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問題,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性別不安症的人亦然,切除他們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由此,他們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舒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亦有人抱以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有時他們會同時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絕育。(見問題三)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什麼、參考甚麼地方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方式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保險公司應當女跨男為男性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視乎最終立法內容,條例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手段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定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手段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的大部份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具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會開了極壞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立法有凌駕性,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變性手術者更改身份證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至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分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判定依據。

 

與上述相反,有部分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部分人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了變性手術,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身體性徵和外觀。故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部分地承認這些接受了手術者的新性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是可理解的;要全面承認則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則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生理事實不能改變。故反對任何形式的承認。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明光社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權;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方式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唯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分承認已完成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早前,我們已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在這段期間,明光社則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第三性」建議以及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我們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其與政策和公共制度的關係,可參閱文章: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因應同運團體主張以承認為變性手術為前設違反「人權」,我們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系譜根源,並指出這是訴諸了不當權威,可參閱文章: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就變性本身的倫理和信仰問題,教會仍待更具深度的反思。我們認為討論的正途是從反思身體開始,可參閱文章:

 

對於變性的倫理思考

 

另外,我們留意到部份女權主義者批評變性主義,已成為一不小的氣候;故開始閱讀及研究她們的思想和論述,稍後亦會放上網頁。

 

 

平等原則的「創意」應用——討論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案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9/12/2017

歐洲人權法庭(ECtHR)在2016年6月30日 有一宗關於同事伴侶的判案,由於法庭在本案中對平等原則有極為創新的應用,值得與大眾分享,好讓大家反思何為平等。[1]

 

案件背景

 

訴訟案件申請人Taddeucci和McCall為男同性伴侶。前者是意大利人,後者則為新西蘭國民。據稱,他們在1999年開始以伴侶身份一起生活,但並未結婚。2003年,他們決定移居意大利。McCall遂以家庭成員身份,申請居留許可證,但遭意大利當局拒絕。因為意大利其時只承認異性婚姻,相關的許可證中的「家庭成員」並不適用於McCall。Taddeucci和McCall遂開始與意大利政府長達數年的訴訟。最終,意大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在2009年裁定意大利政府的決定合法。

 

其後二人在荷蘭生活,在2010年正式結婚。經過多年的訴訟,二人仍然不服,故在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二人敗訴後,提訴歐洲人權法庭,指意大利當局的決定歧視他們的性傾向。

 

平等原則與法庭一貫的取態

 

所謂平等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狀況相似的人,要相似地對待;對狀況不同的人則要不同地對待。因此,邏輯上違反平等原則可以有兩種形式:「等者不等之」和「不等者等之」。舉例說,男和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工作得到的薪金不應和性別有關,而應只與職位和工作範圍有關,故給予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等者不等之」。相反,男和女在體格和體力上明顯不同,若強迫女子運動員與男子選手一同作賽,則是「不等者等之」。

 

歐洲人權法庭過往面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差別對待時,在不同範疇均會肯定婚姻為已婚者帶來的特殊地位,從而肯定已婚者和未婚者(包括同性伴侶)不能等量齊觀,不等者不等之,正是合情合理。例如,Courten v the United Kingdom 涉及稅務優惠 X and Others v. Austria 則涉及領養。進一步說,一些如民事結合般的關係,法院同樣認為和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能等同,如Manenc v FranceGas and Dubois v. France

 

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歧視訴訟時,會採用一套思考工具用來判定原告人是否被歧視:

 

  1. 判斷原告是否與其他人獲較優待遇的人處於相似的地位 (如已婚和未婚)
  2. 如地位相似,則作出差別待遇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理由和目的
  3. 法庭再判斷目的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

 

在本案中,法庭採用了類似的取路,但卻「創意」十足。

 

法庭的判決

 

法庭最終以6比1大比數裁定Taddeucci和McCall勝訴。與之前法庭的取態類似,法官們肯定已婚姻人士和未婚姻人士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也肯定意大利政府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然而,法庭沒有如之前的法官般在這麼止步,反而主張Taddeucci和McCall實際上和其他未婚人士不同,因為其他未婚的異性戀伴侶可選擇結婚,而他們則不可。繼而,他們質疑意大利政府為何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認為意大利政府是「不等者等之」,必須要證明相關政策有合理和正當的目的,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才能接納當局沒有歧視原告的性傾向。

 

其後,法庭不接納意大利當局提出的理據。當局的提出的理據,包括要保護和維持傳統家庭;但法庭認為有關性傾向的差別對待需要特別地具份量和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而多數法官認為維持傳統家庭並不具有如此份量。因此,意大利當局被判敗訴。

 

Sicilianos的異議判詞

 

在七位法官中,只有Sicilianos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多數法官的論點違反邏輯和常識,完全是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告人的提出的論點本來就是要和意大利的已婚人士作比較。而且,「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與未婚人士可相比」根本是是同一個命題的正面和反面陳述,因為在意大利根本只有一種結合形式(civil status)。所以,多數法官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同時贊成「Taddeucci和McCall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Taddeucci和McCall與未婚人士不可相比」兩個命題。

 

Sicilianos更引用多數法官所寫的判詞支持自己的論點。多數法官說:「法庭需決定……原告沒有獲得與未規範的異性伴侶不同的對待,是否有合法的目的。」Sicilianos指出,所謂「未規範」(not regularized)的相反在意大利的語境下就是已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說Taddeucci和McCall和這些人不能相比,就是說他們與已婚人士可相比。然而,正如上文指出,這種觀點並不符過往判例。

 

判決的影響

 

是次判例,除了令Taddeucci和McCall二人終於得償所願外,對將來有關人權的判案都會有極大影響。由於各地都法院都會引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作為參考,本案所採用的進路很有可能直接被應用到各地有關LGBT權益的訴訟。但正如異議法官指出,這種進路不無問題,甚至在邏輯上有極大問題。

 

取態傾向支同運的Dr. Nelleke Koffeman在評論本案時亦欣喜地指出本案例「容許法庭繞過有關婚姻的規範性要求;案件可以不用再理會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是否可比較。」[2]言下之意,就是法庭可以更有「彈性」、更「容易地」處理類似的訴訟。說穿了,就是法官從條文和案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

 

本案在香港的QT案中,由於所爭議的內容非常相似都是有關入境居留安排,亦有被QT一方引用。QT一方代表律師要求上訴庭法官採納本案判決,而代表入境處的律師則主張本案的多數法官錯判,Sicilianos才是正確。上訴庭法官們面對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亦不敢妄下判斷。他們選擇懸置對本案的看法,主張其他案例已足夠他們才出判決。雖然上訴庭法官最終裁定QT勝訴,但他們沒有因為本案是「歐洲」的就立即採納,能夠小心謹慎,值得一讚。

 

短評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衡量平等的指導性原則,筆者認為依然適用。然而,一切比較都先找出一個比較項或比較點。我們可以比較兩名員工十指的長短,然後說十指更長的人沒有獲「不等者不等之」,得到更高的人工,是被歧視。由此可見,我們以比較作為方法,去衡量兩者是否獲平等對待時,我們先要證明當中的比較項是具意義(significant)和與事件相關的。以本案為例,多數法官提出同性伴侶不能選擇結婚而異性伴侶可以選擇作為兩者的「不等」之處。這故然是一種「不等」,但這種不等與法官們要決定的事有多相關和有多大意義呢?其相關性和意義是否大於「未婚同性伴侶」與「已婚人士」的不同。這是每個支持平等權利的人,都要思考的。

 


[1] CASE OF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30 June 2016. Website: https://hudoc.echr.coe.int/eng#{"languageisocode":["ENG"],"appno":["51362/09"],"documentcollectionid2":["CHAMBER"],"itemid":["001-164715"]}

[2] Dr. Nelleke Koffeman,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welcome novelty in the ECtHR’s case-law on equal treatment of same-sex couples, Strasbourg Observers, 27 July, 2016. Website: https://strasbourgobservers.com/2016/07/27/taddeucci-and-mccall-v-italy-...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12/2017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2/12/2017

變性手術酷刑論


 


在討論性別承認政策時,不少人高呼政府必須讓無完成變性手術的人獲得異性身份和權利,甚至大聲疾呼讓人憑自我聲明就可以獲得異性身份。他們號稱這大膽和明顯地與兒童和女性權利相沖的主張,乃為獲聯合國背書的「人權」。而羅列了正反雙方論點的《諮詢文件》如此寫道:


 


有人認為,規定以性別重置手術為法律性別承認的先決條件,構成了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對待。[1]


 


本文會針對這說法作系譜學分析,追蹤這論述的源頭和生產方式,以及其成為經典說法的過程。從而讓大眾掌握這說法究竟有多大權威性,以及當中涉及何種意識形態。


 


《日惹原則》


 


變性手術酷刑論主張,政府若只容許完成變性手術者更改性別資料是違反人權,因為這等同強迫一些不想做手術或不能做手術的人絕育和切割身體。這說法明顯似是而非,情況就如警隊因職務需要而要求投考者身高達163cm,卻有人說警隊「強迫人做增高手術」才獲得認可,因而是「施行酷刑」。究竟這古怪的說法如何成為「人權」的呢?這說法在有關「人權」的文件中出現,可追蹤至2007年出版的《日惹原則》(下稱《日》)。


 


這文件日後成為LGBT團體常常奉為權威的人權標準,,當中的第三條原則(principle 3),寫道:


 


…No one shall be forced to undergo medical procedures, including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sation or hormonal therapy, as a requirement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2]


 


可見《日》中的說法與上述的酷刑論如出一轍。這《日》究竟是甚麼文件呢?又有何權威性呢?


 


在2006年數十個人在印尼加查馬尼大學舉行了一個會議。在會議中,這數十個人對LBGT群體的權利事宜達成共識,並在事後起草了《日》。其後,在2007年3月提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成為每年提交給該會的數百份文件之一。同年,《日》的起草人之一 ,Michael O’Flaherty在目前規模最龐大的同志組織「國際LGBTI聯合會(ILGA)」介紹《日》。此後《日》逐漸被支持LGBTI權益的人引用。筆者翻查維基百科,「日惹原則」一條上如此寫:


 


2007年3月26日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最終確定的「日惹原則」作為全球同性戀權利憲章而發起。[3]


 


乍見之下,人們會以為《日》在起草後幾個月內就得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決」,成為普世都應遵守的「公約」。事實上,《日》不過是被「提交」到理事會,理事會對此沒有任何決議。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文件到聯合國理事會,正如我們可以交文件到立法會一樣。然而,《日》其後不斷被LGBT團體引用,引用時總不忙加一句「聯合國……」,例如《日》在本次政府《諮詢文件》中出現不下十次,有一處如此寫到:


 


《日惹原則》……由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所組成的小組通過……被聯合國組織、國際和區域人權組織、不同國家的法庭和很多政府引用為指引性工具(P.121)


 


《諮詢文件》有列明《日》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不知就裏的人確實會很容易以為這文件具約束力。現在讓我們看看所謂「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究竟是甚麼人。


 


《日》的起草人總共29人,當中有10名大學教授,大部份為法律和社會學範疇,數名LBGT壓力團體成員,以及一些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和報告員。在文件中,他們沒有為自己的提倡信念提供論證和理由,只是如頒佈的形式般,斷言他們所認同的東西就是具普世性的人權觀。權威要給予好的理由和論據才是權威,否則就與常人無疑。故此,實在難以看出這29個人的個人信念如何能成為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則。退一萬步而言,若我們承認凡大學教授和所有壓力團體的成員提出的觀點都自然具權威性,憑數十人的話就可以釐定何謂普世人權便未免太兒戲。


人權的邏輯是,因為某原則和價值獲普遍認同,故落實為有約束力的人權憲章,如《人權宣言》;卻不是因為某原則是人權,故要落實為有約束力的東西,去令某些原則獲普遍認同。這些「專家」也許一開始就混淆了這點。


 


綜合上述所言,《日》本身並無權威性;但卻在同運史中具特殊地位。其特殊性不在於《日》作出了甚麼突破性的發現或論證,而在於同運團體以此為他們的政治議程。下文將檢閱另一些與變性手術酷刑論有關的重要文件。


 


門德與他的報告


 


2016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所聘請的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門德斯(Juan E. Méndez)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報告(A/HRC/31/57),提到「更改性別前要求強迫或不自願的變性手術、絕育等是酷刑」(下稱「酷刑文件」)。[4][5]酷刑文件的結論是如何作出的呢?門德斯引用了不少文件支持他的建議。


 


第一份是門德斯的僱主OHCHR向UNHRC提交的另一報告(A/HRC/31/57),裏面沒有直接談及變性手術與性別承認的關係,只一般性地提到要「譴責強迫和非自願的絕育」。在這文件中,它實際所舉的例子為HIV患者以及吉普賽女人,說聯合國有收到這些人被逼絕育的報告。然而,這份文件在作出上述的一般性結論時,有引用另一份報告,2013年的OHCHR的A/HRC/22/53(下稱「案例文件」)


 


「案例文件」之所以稱為「案例文件」,原因是它引用了三個國家法院的判案 歸納出手術前設是酷刑的結論。三宗案例如下:


 


A瑞典2012年的Mål nr 1968-12, kammarrätten i stockholm, Avdelning 03提到強


  迫絕育不能算作自主


 


B 德國2011年的案例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1 BvR 3295/07提到手術前設


  違反身體完整和自主


 


C奧地利2009年的Administrative High Court, No. 2008/12/0054案例提到改變法


 律性別的手術前設違法


 


然而,相對於上述三宗案例,「案例文件」同時提到以下資訊:


 


A 2011年的「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Europe」,歐洲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報告提到29個歐洲國家保留變性手術要求。

 


B歐洲人權法院至今仍未有一宗關於手術前設違法的判案。


 


C 2008年的學者文獻「Documenting gender」提到「美國20個州份保留變性手


 術的要求」


 


在上述資訊和背景下,「案例文件」的撰寫人在沒有給予任何理由和釐清不同群體和概念的情況下,選擇跟隨前者而忽略後者,在報告中肯定了變性手術酷刑論;而這報告的撰寫人正是我們熟悉的門德斯!


 


「案例文件」及上述三宗案例同時被聯合國以外的世界性組織所引用,例如2014年,由OHCHR、世衛和其他國際組織發出的《消除強迫、脅迫和其他非自願絕育:機構間聲明》[6]。有趣的是,之前提及的15年OHCHR的A/HRC/31/57,又引用了《消》。


 


回到16年的酷刑文件。門德斯在引用A/HRC/31/57外,又引用了2015年「強迫文件」——A/HRC/29/23, 2015——作為變性手術強迫人絕育的實際案例。「強迫文件」又是OHCHR交給UNHRC的報告,入面有提到「性別再造治療在某些情況下是強迫的」。[7]然而,「強迫文件」所提到的案件實際源自另一份文件——14年的「A/HRC/25/61, Annex II」,其中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伊朗情況,提到庫爾德族人和伊朗同志分別匯報,變性手術在當地被用作治療同性戀者。可見被引用的強迫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與跨性別人士無關。


 


在上述的系譜追蹤後,我們可見OHCHR(和門德斯)的文件不停自我互相引用。撇除門德斯自己的主觀選擇後,「變性手術酷刑論」的權威就剩下來自門德斯對於三個歐洲國家法院的裁決的詮釋,而其裁決則訴諸了《歐洲人權公約》中的「身體完整權」和一種由從事性別研究和後現代主義者提倡的新穎的性別(Gender)觀念。


例如,在德國的判案中的第一段就表明「科學已證實了性別不只關乎生理」。顯然,該案的主審法官並無掌握Sex和Gender的區分。更無深思這兩種觀念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我們大可在更堅實和更理性的基礎上討論性別承認一事,而不必理會這種連基礎概念都未掌握的「權威」。


 


OHCHR與香港


 


上述多次提及的OHCHR遠在西方,卻與本地同運的倡議密切相關。例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曾多次引用上述提到的文件來支持變性手術酷刑論。[8]


 


另外,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委員會(CAT)為OHCHR轄下的一個委員會。[9]CAT每年要求香港政府提交報告,以檢視本地禁止酷刑的情況。在政府15和16年提交的報告中,CAT均要求本地政府廢除性別承認的手術前設。[10]CAT在報告中並無提供這要求的理性又或法律基礎,但從上面的研究可知,變性手術酷刑論在OHCHR內部不斷自我引用後,已成為其內部的共識和經典說法。


 


令人遺憾的是,這缺乏理性基礎的要求又例必被同運人士大書特書,吹噓為由聯合國下令,仿如具約束力的要求。事實上,這要求不單不具約束力,更是盲目地訴諸不當權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上述CAT的要求又被引用多次。筆者希望本文能讓大家清楚了解這種變性手術酷刑論是如何泡製出來的,讓它脫離訴訟權威和自我引用的惡性循環,重回理性正軌。


 


相關文章:明光社對「性別承認」諮詢的回應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P.172,http://www.iwggr.gov.hk/chi/pdf/consultation01.pdf





[5] Report Symbol: A/HRC/31/5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In States that permit the modification of gender markers on identity documents abusive requirements can be imposed, such as forced or otherwise involuntary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zation or other coercive medical procedures...These practices are rooted in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violate the rights to physical integr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amount to ill-treatment of torture”, P.14.


[6] OHCHR, UN Women, UNAIDS, UNDP, UNFPA, UNICEF, WHO. (2014). Eliminating forced, coercive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 endnote no.15,16, 140-146,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2848/1/9789241507325_eng.pdf?ua=1.


[7] Report Symbol: A/HRC/29/23, Update of report A/HRC/19/41 (on 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ractices and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medical practices condemned by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s in this context include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y, forced genital and anal examinations, forced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d medically unnecessary surgery and treatment performed on intersex children.”, para 14.




向兒童性侵犯說「不」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 註冊社工 | 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督教研究碩士(主修婚姻及家庭輔導) (編輯﹕謝芳)
20/12/2017

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聖經新譯本》〈箴22:6〉

近日,由外國影星至本港運動員呂麗瑤所帶起的網絡標籤「#MeToo」,在社交媒體瘋傳,令人再次關注性侵犯事件,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本港於2011-2015這五年間,每年約有三百宗新呈報兒童被性侵犯案件,佔整體虐兒案逾三成,是繼身體虐待後排第二,情況非常嚴重,值得社會各界一起探討如何更有效保護兒童。

兒童性侵犯是指一切透過武力或非武力方式欺哄、討好、誘惑等等,侵犯者透過與兒童性接觸,達致性方面的滿足,這些性接觸包括:有身體接觸的行為,例如:性交、手淫、口交、肛交、愛撫、親吻等;亦包括沒有身體接觸的行為,例如:向兒童裸露下體、吩咐兒童露下體、拍攝兒童裸照、強迫兒童看色情影片或刊物、強迫兒童觀看成人性交行為等等。

 

兒童可能受到性侵犯的徵兆

  1. 身體反應﹕如下體經常痕癢、紅腫或發炎,經常發惡夢以致難於熟睡等。
  2. 心理及情緒反應無緣無故哭及害怕,個性由樂觀開朗變得憂心忡忡或神經質,自我形像低落,常覺得自己沒有價值,經常無故緊張及焦慮。
  3. 社交行為的轉變﹕呈現社交退縮行為,對一切接觸人的活動都抗拒。

這些轉變都可能是受到性侵犯的後遺症,值得家長特別留心。兒童受到性侵犯,對他們的成長帶來極大的影響,家長應盡量提早為子女提供家庭性教育,提昇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

 

家庭性教育 刻不容緩

兒童受到性侵犯,對他們的生理、心理及人際關係都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但是,兒童性侵犯是防不勝防的,很多研究均證實75-90%的受害者是被認識及信任的人所侵犯,侵犯者可能是他們身邊的人物,作為父母未必可以時時刻刻在子女身邊保護他們,因此,盡早為子女提供性教育顯得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提升子女的自我保護意識,另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遇到性侵犯時懂得如何尋找幫助,更可以為他們奠定良好的戀愛拍拖態度,為將來的婚姻作準備。

性教育應從何說起,應由誰教和教甚麼,不同年齡的子女又有何分別;以至父母如何分工,都有很多探索空間。要在家庭推行性教育,父母的態度非常重要。中國人基於傳統觀念,很少提及性,其實,性教育是家長與子女一起成長的過程,隨著子女成長的不同階段,按需要逐步引導子女建立正確的自我形象、兩性關係、愛情觀及人生觀,引導他們思想,如何在各種人際關係中做合情、合法、合理和適合自己年齡的決定,訂立適當的身體界線,做個既自愛又愛人的人。建議家長可以由認識自己的身體、提升自我保護意識、分辨合宜及不合宜的身體接觸、訂立親密界線及預防網上色情騙案等等,這樣子女不但懂得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亦能幫助子女有健康的個人及社交生活。

 

認識自己的身體

父母可以和子女一起閱讀有關生命起源的圖書,幫助他們了解生命來源及人體基本構造,並且讓孩子知道,人主要分為男性和女性,從他們的性器官便知道自己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父母要教導孩子使用和自己生理性別一致的廁所,這亦有助子女確立自己的性別身分。夏天來臨時,父母帶子女去買泳衣時,可加強教導他們男女兩性的不同。一般來說,女孩子外顯的性器官包括乳房和陰部,因此要穿泳衣和泳褲;男孩子的性器官是陰莖/陽具,則要穿泳褲,目的在保護這些私人部位。

 

提昇自我保護意識

首先必須強調,任何情況下性侵犯兒童都是侵犯者的錯,但為了保護自己,我們亦須盡量減低被侵犯的機會,包括衣著及環境,盡量減少穿著超短裙/褲,避免單獨一人,有些高小學生會自行返放學及參加活動,家長應盡量減少子女單獨出入的可能性,盡量安排有人同行,入夜後或地方太偏僻,家長最好能親自接送。而在子女成長過程之中,會有不少與導師、教練或補習老師接觸的機會,家長亦必須留意,包括避免子女單獨與對方在自己或對方家中相處,盡量要有家長或家傭陪同;教導子女向不適當的身體接觸說不;以及有懷疑時立即通知家長。

另外,在學校生活中,子女有很多機會與同學接觸及合作,家長要教導子女如何與同性及異性相處,懂得尊重兩性,學習建立同性及異性友誼,亦要訂立兩性接觸時的身體界線,避免不清不楚的曖昧關係,以及當有人越界時,要告訴老師或父母。

 

分辨合宜及不合宜的身體接觸

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必定會與人接觸,因此家長要教導子女分辨健康及不健康的接觸,以致他們不會過度敏感,將一些本來是健康的接觸誤以為是性騷擾或性侵犯,這樣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社交生活及人際關係。家長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子女,家長要鼓勵孩子如果懷疑遇到性侵犯,可以告訴父母,最重要是成為子女可信任的人,因此,良好的親子關係非常重要,當子女向您提及受到性侵犯時,父母的陪伴、用心聆聽、關心及明白便顯得非常重要,應給予信任的回應,鼓勵子女將事件的經過詳細告知,有需要時,家長可報警求助,切勿因家醜不想外傳而冷對待,這樣不但令侵犯者逍遙法外,更是對子女的傷害,令他們再發生不幸事件時,覺得父母不相信或幫不了他們,而不告訴父母。

 

避免接觸色情網站

現時大部分學生都會有智能手機,在網絡上搜尋資訊既快又多,對學習有一定裨益,只是網絡世界多彩多姿甚有吸引力,要求只有幾歲或十多歲的青少年有節制地上網,似乎有點不切實際,處於青春期的子女,對性非常好奇,會嘗試於網絡上獲取性資訊,但網上有很多孌童癖的人士會用不同方法,引誘兒童為他們提供裸照,因此,家長不但要提醒子女不要將自己或其他的裸照/影片上載於互聯網,絕對不要應陌生人的邀請見面,避免受到傷害。

沉迷上網已成為新的青少年問題,令家長非常頭痛,筆者有三個建議給各位家長﹕(一) 盡量延遲給予智能手機;(二) 起初只提供最基本的電話通訊計劃,待升中後才逐步提供有限度的數據用量;(三) 訂立上網時間及要求。

 

家、校、法互相配合,加強保護兒童

要有效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必須家長、學校、公私營機構、執法人員及社會人士共同合作,以及在法律上加強保護,現時已有性罪行查核機制,任何向機構或企業(例如學校、殘疾人士院舍、私營補習中心及私營興趣活動機構如泳會、球會、音樂中心等)應徵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準僱員,可向警務處登記,供準僱主查核,由於機制屬自願性質及以及只針對新僱員,長遠應考慮將機制改為強制性及涵蓋現有僱員,以杜絕曾干犯性罪行人士透過工作接觸兒童,另外,有關機制並不涵蓋私人補習導師及志願工作者,家長在聘請補習老師時需要加強保護子女的意識,如補習時,安排在大廳較房間內好。

 

家長可以和子女一起分辨下列情況是否性騷擾/非禮/性侵犯

  1. 趁人不備時,襲胸或摸臀
  2. 故意碰觸、撫摸你身體
  3. 偷窺、偷拍、暴露性器官
  4. 玩籃球時,不小心碰到胸部
  5. 跑步時跌倒,撞到同學的臀部
  6. 邀請你一起看電影《星球大戰》
  7. 邀請你一起看有男女性行為的電影
  8. 女同學手拖手一起去洗手間
  9. 觸摸你的性器官
  10. 要求看你的裸體
  11. 要求你看他的性器官
  12. 強吻你
  13. 上課時,老師講解及播放男女的生理結構圖
  14. 小息時,同學取笑您的身材
  15. 迫你看令你覺得不舒服的色情刊物或影片

 

答案: 4,5,6,8,13”否”, 其他都”是”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20/12/2017

沒有難成的服侍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11/2017

每個人都有些難以突破的圍牆,教會亦然。而難以突破主要不是由於我們沒有恩賜,而是沒有心志。雖然一個人總會有限制,但一群信徒加起來,總可以互補長短,一個人做不來的事,一群人是難以推諉的。對於一些在社會上被忽略、被邊緣化、人數少、身份敏感的群體,猶如那一隻走失的羊一般,按照聖經教導,弟兄姊妹理應撇下那九十九隻很容易便能融入教會文化,被弟兄姊妹接納的小羊,尋找那徬徨無助的迷羊。不過,現實卻是不少教會和弟兄姊妹已習慣了安逸的文化,將教會視為逃避世界的安樂窩,或是躺下休息的療傷站,不願起來回應上帝的呼召。

對於不少弟兄姊妹,一聽到賭徒、妓女、同性戀、露宿者、南亞裔、精神病康復者、貧困兒童、內地學生等等,便會敬而遠之,原因不一定是出於厭惡或歧視,而是覺得彼此之間有一些無形的隔膜,人與人之間最遠的距離就是對方明明就在面前,卻連半句話也不願或不懂如何說出來。其實關心和溝通是否如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呢?我們可以如何突破與這些有特殊需要或非一般群體之間的隔膜呢?

在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一些走在前線的教會和機構,讓大家明白接觸這些群體應有的態度;彼此之間互動的經驗;以及一些受助者的心聲。鼓勵大家走出本身的安舒區,思考如何落實愛我們的鄰舍,我們深信沒有難成的服侍,卻有難忘的服侍。

性別制度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8/08/2017

「性別承認制度」牽涉的問題十分之廣。在一切討論之先,我們先要理解性別制度與性別政治中常提到的Sex與Gender的問題。

社會科學家常將性別區分為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理性別,表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異;後者則指社會性別,泛指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性別表達、心理性別和性別倫理等。性別政治中不同議題的衝突,其實都可歸結為各方對Sex和Gender看法的基本差異。總體來說,擁護家庭和人倫價值的一方認為Sex先於Gender,而且兩者有很強的連續性;反對一方則要麼主張Sex和Gender不具連續性,要麼相信Gender先於Sex(例如認為社會對性別的看法主宰了科學發現)。

然而,在社會出現上述有關Sex和Gender爭議前,政府和各類機構早已發展出一套以收集大眾的性別資料(Sex)為前題的技術和法律。在本文,我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可謂無處不在,總體上它有以下功能:

1. 規劃和策劃

宏觀來說,性別資料在制定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例如掌握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分佈,再比照男女常見疾病,政府和各醫療機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的社會需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市區和商場規劃亦必然會參考該區的年齡和性別分佈來引入相關的社區設施和商店。不少行業,例如保險業,都會特別針對男性顧客和女性顧客設計商品。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必須掌握性別資料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各類建築物的男廁和女廁數目,對應地點內的男女人數。[1]

2. 隱私與安全

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私密部位。人們對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會有更大的不安和不適應,反之亦然。男性向女性裸露身體更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故其裸露本身可能干犯性騷擾或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等罪行。[2]故此,男女區隔設施,例如廁所和更衣室等是必需的。進一步說,香港現行的性罪行,例如強姦罪和猥褻侵犯罪等,均對男女有不同規範,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不同。這同樣是為了照顧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而有的。以上種種,均需要相關機構掌握清晰的性別資料方能實行。

3. 身份識別

大部份人的性別都能由外觀一眼看出,而且性別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在身份識別上。假如執法人員要尋人,知道對方是男性時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因此,性別資料常是辨識身份的主要參考之一。

4. 人權

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大部份體育競賽區分男子組和女子組,就是為了男性和女性有平等的獲獎機會。一些紀律部隊的遴選準則也區分男女,為的就是顧及男女的先天差異。性別資料更告訴我們社會中兩性平等的實況。例如,我們能從DSE成績的統計和大學生的男女比例等數據中,反思現有學制有沒有對任何一性別不公平,其他職業亦然。不少婦女團體就常以男女薪酬的差異,控訴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問題。《性別歧視條例》亦要求機構制訂入職條件時,要令符合條件的男女人數相若。以上種種,在沒有性別資料情況下將難以討論及執行。

5. 教化功能

任何法律或社會制度都具有教化功能,它告訴市民某些事情和某些價值,這種教化功能對小孩子影響至鉅。就性別制度而言,它教育人要尊重異性,要和異性保持適度的身體界線。它更教育人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男生或女生,有甚麼潛能和限制。

上述的五項功能要成立和具有合理性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所記錄的性別資料準確,與被記錄者的Sex一致。第二是本文初所說的,有關Sex先於Gender的看法為真。假如生理性別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毫無影響,一切都是後天由社會建構;那麼試圖以生理性別的數據制訂社會發展,從而作出的各種規劃就是白費氣力。又假如,人際間的隱私界線不由生理性別而定,而應由性別表達和心理上的性別認同而定,那麼一個有陽具但自覺為女性的人進入女廁就毫無問題;反而是那些感到恐懼的生理女應該被「再教育」。

性別承認制度與Sex/Gender問題

1. 在性別制的脈中討性別承認法

本期《燭光網絡》要處理的「性別承認制度」,事實上就是容許部份人更改自己的性別資料,從而讓他/她們享有異性的法律地位。故此,除非社會要和行之有效的性別制度徹底決裂(這也是一些激進份子提倡的),否則新法例必定要放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處理,從新法對性別制度的影響衡量各種立法形式的得失利弊。若新法能夠完善現行的性別制度則是好的,若削弱了則是壞的。遺憾的是,政府新推出的諮詢文件完全缺乏對現行性別制度的探討,更混淆了有關性別的各種概念。文件中寫道:[3]

某人被世人期望以之生活的性別,通常稱作該人的「 先天性別」(natal gender)或「出生時被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顯然,性別(Sex)會影響世人對某人的期望,但這期望並不構成性別本身。性別是影響個體能力、興趣和發展的發生性(constitutive)要素;不論他者如何期望,性別都對個體有很大影響。[4]故此,除非工作小組認為本地完全沒有因應兩性先天發展和需要的不同而定立的性別制度,否則文件缺乏這方面的探討,實在令人失望。

2. Transsexual Transgender

雖然變性手術無法改變大腦結構,但能令人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異性身體。由此,變性手術確實令性別制度出現缺口。例如,一名男變女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道,被另一男子強姦,若受害者維持男性身份,則無法控告施暴者強姦,因為強姦罪只適用於男對女。其他性罪行的情況亦然。又例如,一名女變男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莖,若她/他以女士身份進入女更衣室,則其他女士同樣會感到不安。換言之,變性手術改變了一個人的外觀和私密領域,從而影響了性別制度的第二和第三項功能。在現今社會中,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而成為變性人的亦逐漸增多,社會其實要作出某些改變,以應對這種變化。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相似但實質極為不同的人,即Transsexual(TS)和Transgender(TG)。前者渴望Sex的轉變,後者只渴望Gender的轉變。一般而言,人們統稱他們為「跨性別」,但這過於籠統。TS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不安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TG則是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鉤,但本身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換言之,TS渴望且尋求身體的轉變,TG則只希望不受身體束縛。

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的,關於多元性別或性別流動的言論通常來自TG,TS則一般只希望最大限度地融入異性身份,對自己是變性人士的事實盡量低調。

3. 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

不難看出,TG要求性別與身體脫鉤,尋求的是性別制度翻天覆地的改革。如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則性別承認法不是合適方法,立法禁止收集性別資料會更直接。TS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他們面對的才是社會現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有因接受變性手術才會產生私密領域轉移的問題,而TS則是變性手術最主要的對象。

性別承認是尋求TS與性別制度雙贏的挑戰,需要我們的耐心和智慧,但必須先清晰界定真正的持分者和需要。

 


[1] 見香港法律第123I章 《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

[2] 香港法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3]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11。

[4] 〈男女腦不同〉(《燭光網絡》114期,頁8-11)一文就探討了兩性大腦結構的不同及其影響。

 

 

同性婚姻是人權?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4/11/2016

(網上截圖:基督教論壇報)

上週台灣立法院審查民法修正案,即同性婚姻法案,建議將「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的「男女」改為「雙方」。反對一方要求就同性婚姻一事進行公投,推動此法案的立委尤美女回應指:「人權是不能用公投去決定的」。這個回應簡單得來鏗鏘有力,人權是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叫人難以招架。但同性婚姻是人權嗎?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二十三條指出:「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這裡所指的是異性戀婚姻。過去曾有人因當地政府不承認同性婚姻而向歐洲人權法院及當時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訴訟,最後都敗訴而回。(參:Joslin v. New Zealand, Schalk and Kopf vs. AustriaHämäläinen v. Finland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聯合國於2012年出版的《Born Free and Equal》小冊子中清楚指明:「國際人權法不要求各國允許同性伴侶婚姻」,各國政府可以因應她們的處境而承認同性婚姻,但同性婚姻並非人權。

同性戀者的人權過去在一些國家的確被嚴重剝削,甚至現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同性戀者仍要面對生命威脅,同性戀運動致力為同性戀者爭取應有權利,但並不是所有同性戀運動的訴求都關乎人權。以人權來肯定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只是一個以冠冕堂皇的口號來掩飾的謊言,世界上以公投來決定國家及州分婚姻法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該名立委長期關注同性戀議題,對此她應該並不陌生。

人權是人生而為人所應有的尊嚴及權利,侵犯人權是文明社會所不容。人權同時不是一張可任意加添的清單,亦不是政客胡亂玩弄的工具。你可以反對就同性婚姻作出公投,但請用其他原因,不要誤導市民同性婚姻就是人權。因為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如接受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集會結社、選舉被選,出版及言論自由等等,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和香港已經受到保障。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6年11月24日

關注人口販賣 回復人性豐榮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7/2016

柬埔寨是目前人口販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被販賣的婦女及女童最終淪為娼妓。基督豐榮團契於2010年開展「柬埔寨豐榮事工」,服侍當地受到性侵及性剝削的女童。明光社19週年研討會邀請了豐榮團契的會長李吳淑儀女士,及曾義務服侍當地事工的吳梨玲傳道,為大家分享當地人口販賣的情況及事工的發展;並由本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的明光社主席雷競業博士,以聖經角度反思人口販賣的問題。

正視性別不公 恢復豐榮身份

柬埔寨的社會存在著強烈性別不平等的思想,不少女孩子被親人賣掉來幫補家計,最終往往被逼成為性奴隸。李吳淑儀女士慨嘆這些女孩因著別人的罪惡而受害,同時又被指責為污穢人,成為「雙重受害者」,為女孩帶來身心靈無法彌補的創傷。為抗衡人口販賣的情況,豐榮事工建立了「豐榮女兒之家」,為受到性侵與性剝削的女孩提供一個安全的家,讓她們得到全人治療與身心靈的重建。豐榮事工更發展「豐榮女子學校」,為當地女孩提供基督教全人教育,看重自身的寶貴價值,培養女孩長大後在家庭及社會不同崗位上成為抗衡人口販賣的力量。

體會同在恩典 學會被愛與愛

吳梨玲傳道於2013年曾到柬埔寨「豐榮女兒之家」服侍兩個月,當時還是神學生的她領受了上帝的召命,要引領女孩以舞蹈敬拜上帝,讓她們感受天父的愛。她表示那些小女孩很期望得到別人的關愛,但她認為白白得到的關愛只會讓愛變得廉價,所以她帶領一眾女孩一同為學校大掃除,藉此教導她們學習付出。吳傳道坦言一至兩星期的短宣其實並不足夠,她呼籲有感動的弟兄姊妹最少停留一至兩個月時間,一同體會「同在」的愛與恩典,幫助一眾女孩回復被創造的榮美。

善待貧窮弱小 建立人道社會

上帝按著衪的形象造人,因此人有上帝的形象,雷競業博士表示人口販賣剝奪了生命的權利,將人物質化,摧毀了上帝的形象。然而聖經卻容許奴隸制度的存在,雷博士指聖經針對的是當代奴隸制度的處境性回應,不是絕對原則。奴隸制度在舊約時代有其處境性,但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奴僕,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作過奴僕。保羅更教導腓利門要視他逃跑的奴僕阿尼西母為「親愛的兄弟」,帶來關係的復和。雷博士認為教會及父母要盡其職,藉著講道到家庭教育,建立人道的社會文化。

 

宗教自由與西方的去基督教化──論美國宗教自由恢復法的爭議

關啟文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
27/01/2016

2015年年3月,美國印第安納州(Indiana)通過了宗教自由恢復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RFRA),但生效後幾日就受到猛烈抨擊,指控條例會包庇歧視同性戀者的行為。名人、政客紛紛撰文表示不滿;超過七十個科技公司總裁聯署要求在條文中加入保護性小眾(LGBT)條款;一些大公司揚言會減少投資或撤離;華盛頓州州長宣布不會批准員工用公帑到當地公幹,還有多個不同州分市長提出反對。

遭到猛烈炮轟下,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也要作出修改,原本想訂立類似法例的其他州分也受到影響:阿肯色州 (Arkansas) 州長一度拒絕簽署新例,要在議會修訂為SB 975及SB 229後,才簽署宗教自由恢復法成為正式法例。喬治亞州 (Georgia)、蒙大拿州 (Montana) 和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議會擱置宗教自由恢復法立法。宗教自由不單是普世承認的基本人權,更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護的權利,為何今天會受到如此敵視呢?

 
宗教自由恢復法背景

宗教自由恢復法首先在1993年由美國聯邦的層面制訂,事緣在1990年史密夫案中(Employment Division of State of Oregon v. Smith., 494 U.S. 872 (1990)),最高法院認為州政府可以廣泛禁止人民擁有迷幻藥物,而毋須給豁免予美州印第安人(因美州土著在聖禮中使用的仙人掌科植物peyote含有迷幻藥成份)。法庭表示政府毋須「迫切性需要」(compelling interest) 就可侵犯自由權利,只要那侵害並非針對宗教踐行,而是普遍應用的法則所附帶的效果。這案件改變了對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很多人感到高院的判決對宗教自由不利,所以希望透過更清楚的法例去為宗教自由提供更大的保護。

然而在1997年,最高法院在City of Boerne v. Flores, 521 U.S. 507 (1997)案中,宣佈宗教自由恢復法不適用於州政府,於是,各州紛紛自行訂立宗教自由恢復法。在印第安納州之前,已有十九個州分訂立宗教自由恢復法。[1] 另外有十一個州份有法庭案例提供類似的宗教保護。條款的內容大概如下:

1) 縱使基於一些可普遍應用的規則,政府仍不應把實質的負擔加於人民的宗教實踐之上。

2) 存在例外情況:當政府有一種迫切性需要(但不能只是為了提高效率),是可以限制宗教自由,然而這種限制也應是最低度的。

那為何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卻受到如斯攻擊呢?有些人會認為她的條文特別有問題,如把「人格」(person)的定義擴充到包括公司等,但其實主因是美國的同運走進主流,有龐大的經濟、政治和媒體的勢力支持,甚至有力量鎮壓不認同同運的人,例如不肯為同性婚禮製作蛋糕、提供花和攝影服務的小商人──他/她們被控違反不同形式的反歧視法而遭受懲罰!現在他/她們的主要抗辯理由就是宗教自由,同運當然不希望宗教自由恢復法能為這些被指「歧視」LGBT的人提供保護,所以便大力反對。

 
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及普世價值

我們要重申,宗教自由是國際公認的人權,所有國際人權公約均承認宗教自由的人權。(相關文章請參閱本期《與宗教自由相關的國際公約條文》一文。)

但為何宗教自由受到國際人權文獻重視呢? 一)宗教自由有重大的內在意義,最能反映人不單需要衣食住行,也能追尋真理、意義及價值,這也是人的尊嚴所在;二)宗教自由也有重要的公共意義,它清楚確立政府及人民的區別,表明有一些基本權利(如宗教自由和良知)是神聖不可侵犯,是政府也不能干涉及踐踏的。這當然是民主發展的基礎;三)從理論及歷史經驗看,宗教自由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的:民主保障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也是民主的基本保障。不幸的是,如此重要的人權在當代西方社會,不單受到忽略和邊緣化,更被部分人士猛烈攻擊!

 
宗教自由日漸被蠶食

印第安納州的法例是以1993年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為藍本,聯邦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在過去廿多年一直發揮保護美國人的宗教自由的角色。例如在2014年,最高法院引用聯邦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判Hobby Lobby公司有權拒絕津貼員工墮胎和避孕藥物 (如果這要求會侵犯僱主真誠的宗教信仰)。另外,2015年最高法院以9比0的判決:用類似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的法例保障了一個穆斯林囚犯保留短鬍子的權利。

當時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的制訂獲得兩黨一致支持──意味著左右陣營均確認宗教自由的重要。參議院以97比3絕大多數支持通過,眾議院更全體一致通過。時任副總統戈爾算過,不同立場的組織共68個同樣支持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包括了相當左傾的ACLU。戈爾表示那些組織「通常立場很不同,但是[這些]組織走在一起支持宗教自由。」戈爾還指出:「事實是《宗教自由恢復法案》是所有美國人都能支持的東西。」

今日,對宗教自由重要的肯定已一直受到侵蝕。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遭受眾多攻擊,尤其是同運分子極力將訴諸宗教自由標籤為偏執狂(bigotry)和歧視,顯示宗教自由得不到適當的尊重。在歐美如加拿大及挪威都有這種趨勢 (相關文章請參閱本期《歐美各國去基督教化現況淺述》一文)。

 
支持宗教自由恢復法的主要論據

人民的基本自由需要受到保障,免受政府非必要和不合理的壓迫,讓每一個人,不論任何宗教信仰,在所有地方均能有自由尋求真理、建立信念,以及依據她的良心指引生活。限制政府干預人民私人決定──尤其是他們的宗教決定──的權力,正是美國憲法的精神,更與自由民主社會的精神吻合。若否認或減低宗教自由,將沒有東西可限制國家壓迫的終極界限。

保障這項基本自由已使美國人在過去廿多年受惠,當中更包括那些非主流宗教信仰。正如錫克教的Sikh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行政總裁Jasjit Singh解釋:「宗教自由恢復法意味著我自己、我兄弟、我姊妹、我母親、我父親,我們全都可以以我們夢寐以求的方式,和憲法上白紙黑字承諾的方式參與美國生活。我們有機會得到工作和完全融入美國社會,而毋須犧牲或對我們的宗教身份的任何部分作出妥協。」

有些人會說:「但宗教自由並非是絕對啊!」這也是對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已承認這點,並列出例外情況,正是要實現宗教自由和其他權利的平衡。所以條文只是要求:政府不能將重大負擔放在宗教實踐之上,除非政府能證明如此行有迫切性需要(compelling interest),以及以最少限制的方式實行。因此,聯邦法例只是將證明的責任放在政府之上,但當宗教自由與某些迫切性需要,如為了公眾安全,出現衝突時,法例並沒有說明誰勝誰負,最終只有法院有權決定。這正確地承認了宗教自由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

宗教自由恢復法給予宗教自由應有的重視,政府要限制宗教自由時,也要滿足相當高的標準(而不能訴諸方便)。再者,為了盡量尋求雙贏方案,盡可能以少限制的方式來達致「國家利益」。

譬如當另一項價值與宗教自由互相衝突,但可以透過訂立一條不那麼嚴苛的法律,或以教育方式解決。在這情況下,我們應盡量選擇代價較輕的方法──這樣,既可滿足那項價值的需求之餘,又可最大程度地保障宗教自由。

最後,在一個多元社會裡,透過如宗教自由恢復法的平衡測試(balancing test) 去保障宗教自由,能達致公民和諧。現在宗教和傳統的倫理已日漸成為社會邊緣化的異見,並受到壓制。肯定宗教自由,保障爭議的雙方,而不是單方面懲罰表達異見的人,才能使多元社會裡各人和平共處。

 
宗教自由與「同性戀權利」的衝突

現在有很多例子──攝影師、花藝師、蛋糕師傅和農莊主人,被迫以不同形式參與慶祝同性婚禮,這是侵犯了他們堅持關於婚姻是一男一女結合的信念的自由。他們都願意服務男和女同性戀者,但反對慶祝同性婚禮。

我們認為不應標籤這等人士為歧視,因為他們真誠地抱持宗教信念,認為婚姻必須是一男一女。促進或協助別人進入其他種類的「婚姻」關係,等如要求他們違背自己的宗教信念和良心。因此,以法律強逼他們參與和支持這些慶典,是嚴重地危害和侵犯他們踐行信仰的自由。縱使我們認為「反歧視」是一種迫切性需要,但以法律強逼攝影師、蛋糕師傅和花藝師參與同性婚禮,這是否一個最低度的方式去促進「反歧視」呢?這是有疑問的。即使美國人有自由過他們選擇的生活,但應該沒有人可以要求政府強逼其他人參與慶祝他們的關係。

再者,針對小商戶的高額罰款(如Aaron Klein不製作同性婚禮的蛋糕就被罰一百萬港元),這類逆向歧視經常逼使他們結束生意,斷他們的維生之計。政府實在不應該強逼他們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之間作出選擇

結社自由和契約自由是雙程路,它們涵蘊了選擇與誰結社,以及選擇何時、以甚麼條件、跟誰訂立契約和為了哪些貨物的自由。僅當在迫切性理由下,政府才應侵犯這些自由,強逼或阻止結社。我們看不到,少數人不為同性伴侶提供攝影或蛋糕服務,會為他們帶來甚麼實質的傷害。有些人說,打開門做生意就不能挑選客人。真的嗎?最近有一些人嘗試要求一些親同運的蛋糕店主,為他們製作一些寫著「反對同性婚姻」等字眼的蛋糕。這些要求被斷然拒絕,但卻沒有人譴責他們在歧視或「揀客」,當然也沒有法例懲罰他們!這是否雙重標準呢?

 
宗教自由恢復法保護宗教自由和良知權利

宗教自由恢復法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法案,公平地保護宗教自由和良知權利,最後每個人和社會都受益。在亞洲社會,我們也應當更多肯定和提倡宗教自由,而不應嚴重偏向某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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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個州分包括:Alabama, Arizona, Connecticut, Florida, Idaho, Illinois, Kansas, Kentucky, Louisiana, Mississippi, Missouri, New Mexico, Oklahoma, Pennsylvania, Rhode Island, South Carolina, Tennessee, Texas and Virginia。
 

 

與宗教自由相關的國際公約條文

關啟文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
27/01/2016

宗教或信仰自由是國際間均承認的人權,需要受到保障,讓我們一起看看有哪些國際公約已清楚闡明。

 

 《世界人權宣言》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1] 第十五條也以此為藍本編寫)

「一、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二、 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逼。

三、  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僅只受法律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衞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 本盟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 ( 如適用時) 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 (三)

「本盟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的下列自由:… … 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

「一、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以及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其宗教信仰以及單獨地或者同他人在一起的時候,公開地或者私自地,在禮拜、傳教、實踐儀式中表示其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

二、表示個人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僅僅受到法律規定的限制,以及基於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考慮,為了保護公共秩序、健康或者道德,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與自由而施以的必需的限制。」
 
 
《美洲人權公約》第十二條 良心和宗教自由

「一、人人都有權享有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持或改變個人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每個人單獨地或和其他人在一起,公開地或私下裡宣稱信奉或傳播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都不得受到可能損害保持或改變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限制。

三、表示個人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只能受到法律所規定的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道德或他人的權利或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根據情況,父母或監護人有權按照他們自己的信念,對其子女或受監護人進行宗教和道德教育。」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第一百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限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

宗教組織依法享有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繼承以及接受資助的權利。財產方面的原有權益仍予保持和保護。

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可與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和發展關係。」

 

香港如就性別認同立法的考慮與影響

傅丹梅 、羅遠婷 | 明光社副總幹事、 明光社項目主任
17/11/2015

W案所激起的千層浪,將原本由生理決定的性別,加入心理及社會等元素,使決定一個人到底是男性或女性變得複雜,而我們的社會現行的一些政策、法律、設施、服務及制度確實與性別息息相關。

W案只確立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人士就婚姻的性別作新定義,因此,性別的甄選原則應以此為起點,不應延伸判決的保障範圍至一些「性別表達」的跨性別人士。此外,在未清楚掌握有關議題立法對社會及其他法例的影響時,草率立法只會帶來未可預料的人權衝突,導致更多爭議及訴訟。

未來,特區政府應如何界定一個人的性別將對現行的措施帶來一定程度上的衝擊。現在讓我們檢視一些與性別有關的制度及政策,使大家更能掌握問題的複雜性及影響。

(一)婚姻制度

香港婚姻法例訂明結婚雙方必需為一男一女,同性婚姻不被接受。

(二)教育制度

1)      香港中小學:有男校、女校及男女校之分,對於不同性別學生的校服也有不同規格:男生穿著褲子,女生穿著裙子;而男女的服飾都不能互換穿著。此外,亦涉及收生及學校的設施,如廁所及更衣室。亦有部份學校設有寄宿,男女生的住宿安排將變得複雜及容易引起爭議。

2)      香港專上教育:宿舍分男生宿舍及女生宿舍,規定某一時間後,男生不得進入女生宿舍。

(三)刑事法中的性罪行

根據香港法例,香港的合法性交年齡為十六歲,任何人與年齡在十六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屬刑事罪行,最高監禁五年。任何人「與年齡在十三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屬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即使男女雙方都未滿十六歲,只有男性會被檢控,而女性卻不會。

另外,刑事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200第118(3)列明,如任何男子: 「(a)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b)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便干犯強姦罪,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強姦必須包括陰莖插入陰道這個過程,因此,在香港只有男性才會干犯強姦罪,而受害人必定是女性。假如有一天,發生一宗性罪行,一名生理結構是男性,但心理上卻認為自己是女性的人士強姦另一名女性,那麼,警方應以強姦罪抑或猥褻侵犯罪控告侵犯者,相信必然會引起爭議。

(四) 領養

在現行第290章《領養條例》條文的規限下,法院不得批准單一的男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性幼年人作出領養令,除非法院信納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的論據。在領養過程中,保護兒童與「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的原則至為重要。現時法律原則上不容許單身男士領養女孩子,旨為保障兒童,因此,清晰的性別是非常重要的。

(五)執法人員搜身

香港亦有不少法例註明,紀律部隊(如警察、海關人員、廉署人員等)只有同性別的情況下才可搜身:男警不可搜女市民身;女警亦不可搜男市民身。

(六)監獄

香港監獄條例第234章第8條規定,在用作囚禁男女囚犯的監獄,男女囚犯須分別囚禁在分隔的建築物或建築物部分內,以防彼此可以互相看見或通訊。

(七) 廁所、更衣室及浴室

現時所有上述設施都是以男、女兩性分類,不得進入異性洗手間或更衣室等。

(八)庇護宿舍

有明確指引訂明男女宿舍分開,如明愛向晴軒。(可參考《明愛向晴軒住宿守則》)

(九)運動比賽

為了公平起見,一般運動比賽亦有分開男子組和女子組,男性不能參與女性的項目,女性亦不得參與男性的項目。

(十)丁權

政府准許年滿18歲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一生可以一次毋須繳付地價,建造一座最高三層,每層面積不超過700平方呎的丁屋。

 

《性別認同法》對香港的影響(教育)

若《性別認同條例》在香港實施會帶來甚麼影響?我們訪問了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的許文偉老師及溫碧雯老師,一起探討若法例在香港實施會對學校造成甚麼影響。

立法後會引起一連串影響

當談到條例在教學層面對學校的影響,許老師表示體育課會較為直接受影響。多數學校也會男女分開上課,只因男女的體格天生有別,老師會「因材施教」,按男女體質教導相應的項目及安排練習。溫老師十分同意,並舉出一個例子:「在攀爬架項目中,體育老師為男女同學設計的難度是不同的。男同學會接受較為複雜的動作,女同學則相對簡單。」然而,老師們關注的是學生能否發揮潛能。男生與女生的體質各有獨特,在男跨女或女跨男的情況下,學生本身的生理潛能在運動中皆不能全面發揮。

另一方面,兩位老師亦擔心會引申出公平問題。男女體質始終不同,若有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男同學表示自己心理性別是女孩,並以女性身份參與體育比賽,或會對其他參加者不公。「現在的國際賽事大多也分男女作賽,是因為男女體質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比較。心理性別是女孩而又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男同學參與女性運動比賽,其體格在生理上其實也是男孩,會對其他女性參賽者不公。」許老師表示。

在實際層面,老師們更關心同學間的相處。老師固然關心跨性別同學的感受,可是也需考慮到其他同學的需要,以及隨之引起的矛盾。溫老師提出,若條例過於寬鬆,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的同學進入洗手間,或許會引起同學不安。「我曾問過一些女同學,若一個男跨女的學生使用女廁,她們會有甚麼反應?她們答:『我寧願不上廁所。』」跨性別學生與其他同學之間因而出現了隔閡。

學校曾試過分開男女來教導一些青春期的生理課題,如:墮胎、夢遺等。對於未進行變性手術的同學,又或是其他同學而言,或許會出現尷尬,如男跨女的同學,生理性別實際上仍是男孩,若將之分至女生組,會令在場同學感到壓力,而且內容也未必貼合該位同學的需要;若將之分至男生組,又可能令該同學感到尷尬,甚至會造成「欺凌」情況——同學表達一些關於其身體情況的說話,令跨性別同學感到被冒犯。

立法改變社會風氣

法例會在某程度上改變社會風氣,兩位老師指出條例某程度上在鼓勵一種特權,讓某些人可以享受權利。這與老師向來對學生教導公平的訊息相違,「條例會引起一連串影響,心理性別難以用準則界定,也難以從外在觀察,有時可能因怕得罪跨性別人士而不敢作聲,長遠甚至出現滅聲情況,只會令社會不和諧。」

許老師表示在考慮立法與否之時,大多只從跨性別人士的角度出發,而忽略從社會整體的向度出發,所以也需要考慮立法後對社會人士的影響。然而,立法卻非最終解決之道,從生命教育著手或許更適切。
 

民事結合在香港的考慮

梁永豪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23/10/2015

歐洲人權法庭於2015年7月21日判決,義大利侵犯了歐洲人權公約(公約)第8條的私人或家庭生活須被受尊重的權利,理由是義大利未有訂立法例,以確認及保障同性伴侶的關係。法庭亦指出,在沒有同性婚姻制度下,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登記伙伴(registered partnership)是確認及保障同性伴侶關係的最合適方法。

香港某些團體認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第14條(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與公約第8條相若,故以上述案件作為爭取香港設立民事結合的理據。首先,香港與歐盟屬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不受公約及本案件的判決所約束。

第二,公約與人權法對「家庭」及「婚姻」的定義不同。在歐洲,公約第12條指出,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有權結婚及成立家庭,但沒有規定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故家庭亦不一定要由夫婦組成。故此,同性伴侶便可運用公約第8條(家庭生活須受尊重)去爭取民事結合。

在香港,人權法第19(4)條指出,「夫妻在婚姻方面……雙方權利責任平等。」,這肯定了「婚姻」是夫妻(即一男一女)的關係。第19(2)條指出,「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既然結婚是夫妻的事,故「家庭」亦只能由夫妻組成。故此,人權法第14條 (任何人之家庭不被侵擾) 實際上只適用於夫妻關係。換句話說,上述案件不適用於香港。

另外,就香港應否設立民事結合一事,還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

1.    設立一個制度必須考慮其目的與功能。社會在法律上確認一對伴侶的身份,是基於他們可通過建立家庭而對社會共同的善(common good)作出貢獻,還是純粹基於他們之間的愛的感覺?

2.    很多時候,民事結合與婚姻的權利與義務基本一致,兩者本質上沒有分別。無怪乎實施了民事結合的國家很快就准許同性婚姻。若香港接受民事結合,無可避免地要準備一併考慮是否接受同性婚姻。

3.    民事結合所涉及的權利與義務,究竟只應只局限於伴侶二人的關係上(例如:遺產繼承),還是可將其伸展至第三者 (例如:領養孩子) ?市民大眾是否接受同性領養?而有關兒童的福祉會否受到損害?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3/10/2015

教會如何在公共空間作見證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7/09/2015

美國法庭裁定同性婚姻沒有違憲,不少國家亦相繼仿效,希望透過法庭改變婚姻的定義及制度,甚至連一些西方國家的教會已表明接納同性婚姻。當不少西方國家已將婚姻制度演變成不再限於男女之間,作為信徒又該如何理解婚姻?筆者就此專訪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蔡少琪牧師及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社關事工科科主任陳劍雲牧師,一起探討教會及信徒在這洪流中如何持守真道,並踐行信仰作見證。

 

接納歸接納 真理歸真理

蔡牧師表示聖經是反映上帝在世界的創造,與各種文化相連。婚姻歷來都是一男一女的制度,縱然歷史裡也有一夫多妻妾的制度,但也是以一夫一妻為核心。並且,華人社會大多不贊成同性婚姻。

近年來,社會受世俗人文主義影響,高舉人權、自由選擇等概念。而部分西方教會立場開放,再加上基督教群體對教會在公共社會的參與及角色愈來愈多討論,有部分信徒認為不應把教會的立場加於公共社會,亦有部分人思考教會是否凡事要採取抗爭態度,因此提出我們對同性婚姻不應該太強硬,也需要對同性戀者採取較為接納的態度。蔡牧師提出:接納歸接納,真理歸真理;教會體諒及盡量不影響不同意見的人的公共空間的生活權利,並不是代表教會就不應該有立場與必須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聖經清楚表明上帝看為婚姻應該是由一男一女所結合的,世界歷史的文化主流和華人歷史的文化主流也是如此。教會支持傳統婚姻制度,是毋須退縮的。教會應該是開明的,但不是離開真理。對基督徒,我們要溝通,要教導;對公共世界,我們要有智慧,按照公共空間的處境去表達和爭取,底線是不違背神的真理。

同性婚姻是教會及信徒在公共社會中需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挑戰,在面對與信仰立場不一致的處境,信徒該抱持怎樣的信念或態度回應,兩位牧者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意見。

 

回應的三大方向──持守、溝通、建設

蔡牧師提出幾個應對原則:

一、立場和原則性持守真理的教導,堅持一男一女的婚姻才是上帝喜悅的創造心意;

二、堅持了解和交流、要持守公道和有同情心真誠認識同性戀者的需要、看法和辛酸,以溫和開明的態度與他們溝通,若同性戀者有活出良善或勤奮的行為,我們對其應有公正及公道的評價;

三、更多造就、訓練和建設性:於教內進行鞏固性的教導,加強對性觀念、兩性關係和正確婚姻觀的教導。教會面對的不單是同性婚姻的挑戰,也面對性生活敗壞的問題。此外,教會也要正視信徒的婚外或婚前性行為等問題。

 

認清信徒角色 存開放的心勸說

另一位受訪者陳牧師表示「同性婚姻」作為一個社會議題,基督徒不一定比其他公民了解得更多。基督徒要從人權、倫理和公眾的利益出發,小心審視爭取同性婚姻人士的理據,作出理性的批判。教會當然要持守聖經中有關婚姻、家庭和性倫理的教導,但是在社會關懷的層面,如果我們定位自己和宣稱自己是「捍衛真理」,則會被誤解為將基督教倫理和價值觀念強加在世俗社會之上。無論是同性婚姻或者其他社會議題,基督徒的參與是為了社會共善(common good),勸說鄰舍、鼓吹美善和發出警號。為此,我們應多涉獵法律與倫理等不同層面的知識,並表達適切的意見,參與公眾的討論和互動過程,嘗試明白並接納不同意見的人士,不與他們為敵,竭力締造和平。

 

踐行信仰,活出真理

誠然,假若有一天同性婚姻制度真的在香港發生,教會要讓真理保守我們,仍然保持忠信與仁愛,與社會一起面對後果,實踐關懷與醫治、以愛心行動見證福音。

陳牧師提醒無論社會怎樣變化,聖經對於婚姻和家庭的教導十分清晰,信徒要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基督徒要活出真道,正視在戀愛、婚姻和性慾等層面的軟弱,不但支持在婚姻、家庭關係上彼此守望,更關懷鄰舍的家庭生活,服侍有困難的家庭,包括單親家庭。基督徒是屬於神家裡的人,而神的家並不只是給那些有完整家庭的或已經信主的,有些家庭仍是「圈外的羊」,神的心意是要讓他們因為神的家而得到祝福。

此外,教會可幫助信徒了解同性戀和同性戀人士的生活方式,澄清誤解和校正相處之道,從實際行動除去社會人士以為教會歧視、不接納同性戀者的誤解。這是信徒為真理所作的最有力見證。

 

信仰,在公共

神學家沃弗曾表示:「信仰雖然很容易被誤用,但基督徒應該去呈現出,信仰是一種能造福人類的生活方式,並且也不斷去教育信眾,在人生所有層面好好活出信仰的願景。[1] 今天,要作信仰教導的實在不容易,特別是當所教導的真理與世界洪流背道而馳,在過度批判的氛圍中很易腹背受敵。但願信徒都記著自己所領受的恩典是從上帝而來,帶著勇氣持守真理,即使如同羊進入狼群一般,都不懼怕;以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態度面對創造秩序被扭曲的挑戰。
 
 

 


[1] 沃弗著,黃從真譯。2014年。《公共的信仰──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校園書房出版社。

 

同性婚姻 司法、立法與人民的博弈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7/09/2015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6月26日以5比4裁定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全美五十個州都要容許同性戀者結婚,並享受與異性婚姻同等的千多項聯邦福利和權利,同性戀運動可謂達到空前成功。

今期《燭光網絡》將帶您認識全球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如何為全球同性戀運動揭開序幕,分析不同國家通過同性婚姻的歷史背景、原因及其宗教背景。然後,我們再看看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婚姻裁決的理據,詳細了解判辭中支持及反對方的論點,五位法官按他們對自由詮釋,認為當初制定憲法的人未必能全面理解自由的真義,故他們授權下一代對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有新的學習。因此,隨著新一代人對自由的意義有新的啟迪,以往未被發現的自由亦應得到憲法的保障,判同性戀者的結婚權受憲法保障;而四位持反對意見的法官則認為同性婚姻既沒有在憲法內明言,又不是植根於歷史與傳統,故它不是一種可繞過民主程序而獲得保障的基本權利。美國及香港都是三權分立的地方,美國法庭對同性婚姻判決所激起的千層浪對香港不能說毫無影響。此外,我們輯錄近年香港不同人物對同性婚姻的言論,使大家可以更立體認識同性婚姻在香港的最新討論、發展及挑戰。

今個暑假,最受大人和小朋友歡迎的電影,非《玩轉腦朋友》莫屬,但這套電影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版本,因不同地方的社會、文化、歷史、傳統及價值不同,作出十多項微調。面對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傳統的一男一女婚姻制度正受嚴厲的挑戰,香港是否一定要跟隨歐美國家近年的做法,將西方那套意識形態直接植入,抑或可以有一套新思維,創造一條適合香港人走的路?

《被奪走的十二年》——突如其來的苦難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7/09/2015

 (講員:許惠敏小姐 |  業餘影評人及報章專欄作家)

 

假如,你活在奴隸制度的時代;假如,你是一個有學識、有見地的小提琴手,更重要的是,你是一個自由人。有一天,你被人欺騙了,被迫成為奴隸,而身旁沒有任何人及文件可以證明你是自由人的身份,你唯一可做的就只有被人善價而沽,淪落為奴隸的命運。這樣的苦難將為你的信仰及生命帶來甚麼衝擊?7月14日的晚上, Grace與17位參與者藉著《被奪走的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一同來思考苦難人生。

 

荒謬的劇情——真實的人生

主角所羅門是一位擔當小提琴手的自由人,輾轉間認識了兩個壞人,這兩人藉詞有一份為期兩週的工作介紹給他而相約見面,並灌醉他。所羅門醒來時已失去所有東西——包括名字及身份。從此他不再是自由的小提琴手,而是一名需要服從主人命令的黑奴,名字也被改為普拉特,為奴的生活更長達十二年之久。劇情看似荒謬,但事實上卻是真人真事,電影是根據所羅門的回憶錄改編而成。

普拉特經歷了兩段為奴生活,第一個男主人福特曾任牧師,他善待亦賞識普拉特,樂意聽取他的意見,以小河來搬運木頭減省工時。只是無奈地,普拉特的學識為自己招來禍患。福特聽取普拉特的意見,結果惹來監工的妒忌,對他處處挑釁,終於普拉特按捺不住把監工狂打一頓。監工連同其他人差點把他吊死。福特雖然救了普拉特一命,但也不敢再留下他,把他轉賣給艾普。

艾普則是一個殘暴的主人,他視奴隸如草芥。奴隸是他的財產,也必須為他賺錢,因此,黑奴每天必須採摘一定數量的棉花,否則免不了一場鞭打。主人有權鞭打黑奴,甚至吊死他們,即使黑奴沒有特別過錯,只要主人心情不好,也可以隨意發洩打罵。

後來普拉特把握機會,求助於一個來自加拿大的自由僱工,求他幫忙寄信給家人,好讓家人來救他脫離為奴的痛苦生活。最後,所羅門的身份得到確認,被送回了紐約州與家人團聚。

 

扭曲的人性、扭曲的信仰

通過所羅門或普拉特,觀眾見證了奴隸制度的殘忍、可恥,以及人性的貪婪及醜陋。當人的心靈被金錢、權力及慾念充滿時,信仰並不能讓他們成為行公義及好憐憫的人。當所羅門得罪艾普時,艾普雖口頭上說今天是安息日,他願意讓步以免有違教旨,但他馬上又後悔了,又再追打主角。對他來說,信仰可能只是一連串教條,只要遵守一些律法,其他時間就算凌虐奴隸至死都不是問題。

電影中的女奴帕西因無法承受自己成為主人發洩性慾的對象,而乞求普拉特的憐憫,把她殺死。當普拉特問帕西為何要求他做這種會下地獄的事時,帕西回答道,她認為殺死自己的人不會下地獄,因為這是慈悲的行為,而神是慈悲的。

 

信仰如何回應苦難

有信仰的人遇上苦難,高呼「神呀!祢在哪裡?」是很正常的事,連受苦中的耶穌,也不禁問神在哪裡。苦痛是真實的,聖經沒有解釋慈愛的神為何容許人受苦;並且,苦難對當事人有何意義?只有當事人才能明白,其他人無法解釋。然而,神卻藉著人去幫助其他人度過苦難。所羅門有幸得到加拿大工匠冒險為他寄信回家,他才免於為奴至死的命運。今天,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苦難時,會因怕惹上麻煩而選擇袖手旁觀?還是甘願冒險伸出援手?

有時候,我們面對別人的苦難,真的無能為力。或許我們未能改變他的困境,但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伸出手,拍拍對方肩膀,為當事人帶來一點安慰,也可以成為他人走下去的動力。

至於在苦難當中的人,有時難免會絕望。支持所羅門生存下去的是回家的盼望,即使他首次尋求幫助便被出賣,他仍沒有放棄,仍向合適的人求助。有參與者提到,但以理及約瑟都是因為堅持到底才脫離苦況。

苦難不知何時才會結束,堅持下去所以帶來希望?還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這是Grace留給大家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