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
千祈唔好慣晒
演技令人擊節讚賞的資深演員廖啟智弟兄因為胃癌安息主懷,短時間內香港電影圈失去了兩位實力派的演員:吳孟達和廖啟智,的確令人傷感。近期在網上許多人都轉載廖啟智在電影 《十年.本地蛋》的經典對白:「千祈唔好慣晒啊,就係我哋幾代人慣晒,你先至會咁樣。」面對今日的社會環境,對於基督徒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首先,不要習慣晒盲目順服。面對時局和疫情變幻莫測,法律上增加了不少紅線和灰色地帶,人心焦躁不安、欠缺平安的社會氛圍,許多市民感到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正在收窄,在社交平台和公開場合出現了寒蟬效應,敢怒而不敢言。教會作為時代的守望者,更有責任在這樣的時勢挺身而出,為了維護公平和公義而發聲,而信徒亦不應加入指鹿為馬、趨炎附勢的行列。當然,發聲和據理力爭並不代表事事要與政府和權貴對著幹,而是不要盲目順服,當看到政府一些政策有問題,例如在限制宗教聚會上欠缺清晰的理據;劏房政策上出現嚴重的不公;援助失業的措施未能對症下藥;選舉的民主程度大倒退等等,發聲並不代表要製造社會的矛盾,相反,是避免因為政策傾斜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衝突和不公義。
疫情下的心靈需要
疫情下的婚姻大事
政府公佈2020年首11個月的註冊結婚數字,較2019年同期下降了超過四成。[1] 疫情不只威脅市民的健康,更影響市民的生活,限聚令下不少活動都要取消,或需在限制人數的情況下進行,當中最受影響的要算是結婚這人生大事。
擋不住的「封城」
2021年1月28日,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表研究報告,[1] 分析98個國家(中國因缺乏可檢測的公開數據,故不被納入)的防疫掌控能力,台灣高踞第三名。
教會不能現場聚會有何理據?
同心抗疫十分重要,但要市民認同及合作,政府的措施必須有清晰的理據和解說,以及良好的溝通和配套,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憂慮、混亂和反感。正如政府要求食肆和地盤的員工要做了檢測才能開工,卻沒有仔細考慮實際的需要和運作,亦沒有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雖然政府建議可在某段期間作檢測,但僱主為了令顧客放心、以及避免因有人染疫需要停業而招致的損失,必然要求員工盡快、甚至一定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能上班,導致所有檢測地點大排長龍,增加染疫風險,浪費市民時間。就算出現人龍之後,政府的應變仍然遠遠落後於需要,怎能不令市民勞氣?
此外,政府許多防疫措施皆是一刀切,而且不能迅速回應及考慮實際的需要,難以令人信服。就以食肆堂食早前只能開到晚上6點為例,雖然政府想大家多點留在家中,但事實上不少市民晚上仍要工作,對他們來說無處解決晚餐會十分不便,食肆生意亦大受打擊,更無法解釋晚市的風險為何特別高,難道病毒晚上就會比早上活躍?若要減低風險為何不在人數及社交距離而在時間上作出限制?
好牧人應該為羊捨甚麼?
約翰福音十章11至15節引述主耶穌的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
香港的教會和社會正處於困難的時刻,無論是政治和疫情,都對經濟、民生、人權和自由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堂會及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牧師和傳道,大家在不同崗位上其實也是在牧養不同的弟兄姊妹和群體,在這個人心不安、羊群焦慮的時候,一個好牧人更應反思自己對羊群負有甚麼責任,有甚麼是我們要捨的。
首先,是捨得花時間。好牧人要餵養他的羊,而餵養是埋身的工作,要近距離認識他的羊,明白他們的生活習慣、體質和需要,按羊的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要牧養不同年齡和政見的弟兄姊妹,便要埋身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處境,無論你的羊是藍絲、黃絲、中產、基層、打算移民還是新來港人士,任何顏色的羊都是你要照顧的羊,好牧人總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或者選擇性地牧養,不認識自己的羊的根本無法做個好牧人。
疫情下的婚禮
四面受敵才是教會的「宿命」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為基督徒因為滿有神的恩典,所以生活應該是一帆風順,不斷成功的,已經忘記了信仰是要付代價的!還是認為每星期返教會、每個月有奉獻、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一些事奉的崗位,便是一個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了,也許準確一點說我們只是戴上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架根本不是甚麼重擔,也不是羞辱的記號。哥林多後書四章8至9節所描述的景象對我們來說是否很陌生?「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有經歷過,甚至祈求過困難和考驗呢?
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和疫情,對長期過著太平安樂日子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我們所傳揚的我們相信嗎?我們所期盼的究竟是主快來還是黎明請你不要來呢?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來為祂死。」究竟大家是真的想死、詐死還是作死呢?
年年難過年年過
過去兩年,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十分困難,不單只因為社會撕裂、疫情反覆,更令人困擾的是不知道困難幾時會過去,未來有沒有更嚴峻的困難會出現,面對難以測透的前景,也許才是令人心最不安的原因。疫情之前,有誰會想過整整一年都要戴著口罩?放假沒辦法離開香港,想去外國探親要過五關斬六將,隔離的時間可能長過可以見面的時間。當然,還有一些朋友連餞行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走難式移民離開香港了。
不過,最迫在眉睫的是結業裁員此起彼落,許多人沒有工開、手停口停,沒錢開飯交租、甚至要露宿街頭,再遇上天寒地凍,不少社區中心和教會在疫情下又不方便、或者不敢再開放作避寒中心。政治和疫情對於這些人來說都是次要的,可以生存和有瓦遮頭才是最重要和最即時的需要。在社會整體面對重大困難,人心惶惶的時候,其實是教會和弟兄姊妹更需要努力去服侍和關心的時候,若果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同工,在別人最有需要的時候,不為別人多行一里路,反而比未信的人更害怕受感染,一切都停、停、停,想等疫情過去,然後才回復正常的探訪和關懷行動,那信仰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和幫助呢?當大家做了應該做的防疫措施,其實可以安心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裡,前線的醫護人員可以盡忠職守,教牧和教會領袖為何不可以謹守關心弟兄姊妹和鄰舍的崗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