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與偶像的虛擬與真實

元宇宙只是「虛擬遊戲」？

還記得年多之前，因為facebook（後來更索性改名為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提出了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1] 很多人對此追捧，但更多人以為這只是年青人玩玩進階版的「虛擬遊戲」：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更由此可以擁有新的身份，進入新世界！

但其實元宇宙本身既不是由朱克伯格獨創，更不是一個新發明——早於1992年Neal Stephenson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已有進入虛擬世界的相關概念描述。而這種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也成為了不少電影和遊戲的主題：如曾在香港上映的《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就是講述人們為了逃避現實世界，繼而投入好玩刺激、忘掉現實世界不安的虛擬網絡遊戲「綠洲」（OASIS）之中；電玩中的角色扮演遊戲（MMORPG），或是《模擬市民》（The Sims）之類的遊戲，都讓玩家創設一個新世界，在當中有新的身份生活。這些體驗讓人能夠在現實世界以外的平行時空中，創立起無限獨立的、不同的元宇宙，互聯網就變成了不同的「宇宙空間」（cyberspace）。人類在不同的元宇宙遊走，彷彿就能穿梭時空，甚至可以經歷不同的世界。

元宇宙興起，無人返教會？

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這對我們真實世界有甚麼影響？教會是否也要跟隨時代步伐，到元宇宙去傳福音，甚至開設教會呢？請不要以為在說笑，在香港的確已有元宇宙教會，也曾舉辦了聖誕佈道會呢！[2]

事實上，不只因為元宇宙的興起，在香港這幾年的疫情期間，不少教會會友已習慣了在網上參與崇拜聚會、繼而遊走不同教會的網上崇拜，而不願意再出席現場聚會，甚或建立另外志趣相投的信仰群體。若果教會繼續無視這些情況，不作更新變化，恐怕危機難以避免。然而，正如大家接受了透過網上參與崇拜，靈命同樣會有所成長，透過網上參與小組、主日學，聚會時間和地點變得更有彈性。信徒既然能以社交媒體彼此聯絡，其實同樣也能以此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危機其實也就是轉機，一切都回到基本：人與人真實的「關係」。[3]

就如前述的電影《挑戰者1號》，故事最後也指出：就算元宇宙是多麼美好，令人樂而忘返，真實世界其實仍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最終還是要接受自己真實世界的身份，這個結果，對於元宇宙發展，實在不無啟示。

ChatGPT後來居上？

然而，除了元宇宙，網絡世界的發展不只一日千里，更會時常不似預期。正當大家以為元宇宙會成為未來網絡發展的大方向時，異軍突起的新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Chat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你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夠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有大學已經「嚴陣以待」禁止學生使用，如發現有同學違規會以潛在抄襲個案來處理。[4]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GPT，看看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5] 答案果真是頭頭是道：「我（Chat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如此受矚目的新技術，當然要挑戰一下「它」：「其實你這樣聰明，未來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可能令人類無法立足。然後，在這一天來臨以先，其實我們更應關心的是，新型人工智能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我們。

首先，ChatGPT方便使用，的確能方便我們完成很多日常、重複性的工作，可是它對需要「思考」或作「判斷」的問題，其準確性其實還是有待改善。而事實上，已有報告指出，ChatGPT為求提供「完美」答案給用家，會提供不準確資料，甚或「老作」答案出來矇混過關。ChatGPT這樣提供「假資訊」，而用家往往又不作查證，如此便會引來很大的問題。[6] 另一方面，今天的主流版ChatGPT還是免費，但其實新推出的版本，已朝向收費方式營運——如果知識只是有錢人的專利？這豈不是退步，違背了互聯網創立時，人人互為平等的初衷嗎？

但願跨過「元宇宙」，踏進「人工智能」年代時，我們擁有的，是一個更公平，知識更開闊，人人平等，關係更為緊密，再沒有阻隔的新國度吧！祝你在Metaverse， ChatGPT愉快！

人生的困擾往往在於我們面前有太多選擇，但諷刺的是我們不少的選擇可能都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發自我們的內心，而是受社會環境、朋輩、傳統和別人的評語所影響。無論個人或群體，學會如何選擇和做決定，是十分重要的，否則恐怕只會隨波逐流、甚至被洪水所淹沒。

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無孔不入，令人眼花撩亂，由AI而產生的問題日新月異，過往大家一直擔心的問題，例如色情資訊已變本加厲、防不勝防，家長和學校惟有多從教育方面入手，不要奢望網絡的供應商會忽然良心發現而自律。此外，AI的版權問題亦不可忽略，因為版權問題可大可小，有時一個錯誤的決定，足以令自己陷於沒完沒了的糾紛，賠上令自己心痛的時間、金錢和聲譽。

另一方面，作為家長的，在與子女相處時要不斷學習的是，有甚麼該做和不該做，若作出錯誤的選擇，對親子關係有害無益。人生另一個重大的決定是如何選擇愛人、選擇配偶，而更基本的是我們必須建立正確的愛情觀，特別是在這個愛情與情慾容易混淆的世代，我們容易將人「物化」，將對方當作沒有靈魂而只是被消費的「他者」。

最後，教會在面對急速轉變的社會大環境，前車可鑑，為免誤觸紅線，亦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特別在財務和管理方面要選擇自力更生，惟有教會愈不需要依賴外力，教會的自由度才會愈大、愈能夠順從神而毋須順從人。

近來，人工智能（AI）在某些專門工作上的應用引起了不少討論，由於它可能比人類更準確和快速，它會否取代人類等問題，成為了其中一個討論焦點。自去年11月ChatGPT，即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面世以來，它有能力於短時間內綜合資料，有條理地寫出與人類相似的文章，它開始讓人擔心AI會否即將取代人類知識型的工作，包括需要創作力的工作，如：撰寫小說、平面設計或作曲填詞等藝術工作。

而事實上，暫時來說AI是可以幫助人們執行創作工作，但概念、數據、風格等是源自於網絡上的數據，如真人寫的文章、真人藝術家的創作等，若果AI程式要生成作品，便要輸入很多很多原創作品，過程中它會被調校、訓練，那麼它所生成的作品版權便會引起很多爭議。

機器創作也有強弱之分

在一般的情況下，人類會透過工具去完成作品，所以，當AI作為人類的工具去完成作品，過程中人類是高度參與的話，那麼有關的AI工具是「弱AI」（weak AI），由其生成的作品能被當作知識財產而受到保護，版權應為使用該AI工具的創作人。但相反，如果作品是由「強AI」（strong AI）獨立創作，「人」在過程中的參與極低，作品便會失去版權、不受保護，並且任由公眾使用。[1]

一位使用AI創作圖像的創作人Stephen Thaler博士，於2019年首次為他的AI創作機器生成的圖像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申請版權，但美國版權局（USCO）認為「只有人類的創作」才能獲得版權保護。後來，Thaler博士認為局方的判決違反了美國憲法並提出上訴，再次為其作品申請版權，局方就接納這圖像是由名為Creativity Machine的AI，受僱於Thaler博士創作而成，但這生成作品的版權仍是不受保護。[2]

而Thaler博士個案的判決書中，有提及美國現行的版權法只保護「腦力勞動者的成果」，那是由「人腦創作出來的」，這表示作品如要受到版權法保護，就必須由人類創作。

人類未能預視部份AI工具生成的作品

由於網海中已有許多AI程式，我們以Midjourney這AI程式作為討論例子，有關資料及案例都來自網上資料。Midjourney是一個由美國獨立研究實驗室開發的AI程式，用戶可以通過Discord這個免費網絡實時通話軟件，用文字來命令AI創作。由於它利用了在網絡爬取的50億張圖像來對機器進行訓練，[3] 故部份作品引起了一些版權爭議及個案重審。

美國版權局早前重新審批版權圖像小說Zarya of the Dawn，作品由作者卡什塔諾娃（Kristina Kashtanova）撰文，再由Midjourney按照文字提示生成插圖。美國版權局曾在去年批准了卡什塔諾娃的著作權申請，但由於她申請時沒有提到用Midjourney生成內文的圖像，所以局方隨後稱要再重新考慮其版權登記的申請。結果在今年2月，局方指該小說的文本和圖像編排可以獲得版權保護，但圖像就不能獲得保護，卡什塔諾娃也不會被認定為圖像的創作者。

另外，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就是現時Midjourney用戶不能準確預測它輸出的結果，可以說結果是隨機成份為主，而作品則是AI工具自動生成，但如果日後藝術家能對AI工具施加「創造性控制」，可以預見到產出的內容，美國版權局就明確表示了相關的作品是可以得到版權保護的。[4]

機器學習的訓練素材也受版權保護

Midjourney於網上取用了50億張圖片作為訓練圖庫，另一AI繪圖軟件Stable Diffusion（SD）就因涉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圖像而惹官非。SD被圖庫網站Getty Images指他們濫用了Getty Images圖庫中超過1,200萬張圖像。由於SD生成的圖像都有Getty Images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相信是因AI系統誤認為圖庫中的特殊水印為「重要元素」而產生出有水印的圖像。[5] Getty Images指出該AI所屬的公司「非法複製和處理數百萬受版權保護的圖像」，以此來訓練AI模型。[6]

而實在不同的藝術家，不論是攝影師或畫家，他們的「風格」都是他們的重要資產，而如果AI軟件可以任意將他們的作品倒入機器中，任意使用他們的畫風，而又不向藝術家作出補償，有人稱這種做法是極不尊重，亦可視為「偷竊」的舉動。

但另一邊廂，亦有人稱之為「合理使用」，因為AI的做法不是直接儲存圖片，而是從眾多的圖片中抽取空間及顏色分佈等數據，再作歸類學習，及後再用這些數據產生新的圖像。[7] 這種做法是風格的模仿，並非抄襲作品。同類的情況就如梵高的油畫《星夜》，其繪畫手法被其他人學習，並用於繪畫其他的夜景一樣。這是「抄襲」還是「創意地重組生成」，就見仁見智。

如何面對AI的蓬勃發展

眼見愈來愈多投資者及科創公司投入資金和資源發展AI，而AI也將會愈來愈成熟，無論是生成的圖像、文章、音樂……面對這種趨勢，人們如何自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我們當它是洪水猛獸還是學習如何使用、駕馭它？不同的心態，可能會使我們有不同的結局。

想到了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數位操控攝像」（digitally - manipulated photography）類別比賽的優勝者，這位美國人名叫Jason Allen，他使用了Midjourney，花了80小時去不斷改變輸入的詞彙來調整生成品的顏色和感覺，過程中AI產生了900多張迭代圖片，才做出了他認為理想的圖片。及後，他再把這圖片放入Adobe Photoshop調整，才做出冠軍作品《太空歌劇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Allen在參賽時直言不諱表示這作品是以Midjourney作為創作工具，但並沒有人追問細節。雖然旁邊仍有許多人質疑藝術是否已「死亡」？也要求Allen公開道歉。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違規。而他只是在創作過程中使用了AI，他也有再用其他工具去修正和改良作品。而其中一位評審也表示Allen「擁有一個概念與畫面，並把它化為真實，這真是一幅很美的作品」。[8]

或許我們應該去想如何可以有效地使用科技，包括AI，去使我們生活得更便利、安全，以及如何透過科技去表達我們心中所思所想，使它們成為我們的助力，而非敵人。當然，我們亦要顧及即將受影響及被取代的人，也要幫助他們（或我們自己）提升自己能力去應用AI，而不是被AI取代。

在不正常的世界呼喚正常

「正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是十分弔詭的事，過去三年多，由反修例運動到新冠疫情，也許香港、以至整個世界更加了解的應該是「無常」。當疫情漸趨穩定，通關有望，出外有期的時候，不少人不斷提出「復常」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思量，究竟我們想恢復的是何種的「常」？這種「常」對我們又有何意義？作為一個基督教團體，活在一個並非以基督教信仰價值為主的時空，我們可以期望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多正常呢？在末世的時候，我們能夠期望世道人心有多正常呢？

本著初心堅守原則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整個社會變得愈來愈壁壘分明，不同意見之間的包容愈來愈細，很多市民、甚至弟兄姊妹，對與自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抱有強烈的情緒。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許多市民、弟兄姊妹以及同工都因著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而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由於政府沒有適當和及時回應不少市民的訴求，間接加深了政府和反修例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而雙方愈來愈強硬的態度，亦令整個社會的衝突不斷升級，演變成愈來愈頻密和激烈的暴力衝突，令人痛心。在那個時間若仍堅持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爭取，在一些人眼中已變得天真和幼稚，但我們仍本著初心，努力持守要用愛與真理，而非仇恨和暴力去改變社會，雖然吃力不討好，但回望一下，我們沒有因著環境而放棄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這也成為了我們能夠在今天可以繼續理直氣壯地發聲的本錢。

作為一個社關團體，身處這種情緒強烈、隨時掩沒理性的年代，一方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不要令自己為了討好任何一方而作出不合宜的回應，當感受到有壓力要催逼我們表態的時候，更要仔細思考如何才能不偏不倚，真正以事論事，對任何一方都是其是、非其非，當然，亦要有心理準備兩面不討好，甚至四面受敵。而在這幾年，我們的確收到一些奉獻支持者回覆，認為我們太「黃」所以不再奉獻給我們，但亦有支持者說我們太「藍」而拒絕再接收我們的資訊！對於這些迴響，我們知道要解釋亦毫不容易，只能多謝對方過往一直以來的支持，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意我們所發佈的訊息，比較全面了解我們對社會上不同事件的看法。

最近遇到一位教內的傳媒人，他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正常」地說話的教內人士，當然，相信他所指的其實是我和明光社是教內少數（唯一絕對不敢當）繼續一如既往地敢於公開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政府的聲音，而且在立場上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對於這種觀感，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仍然能夠堅持對政府或不同的團體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只看「顏色」、不問是非，只盲目地批評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一方。今時今日莫說批評政府不容易，其實要批評自己的朋友更需要勇氣。而令人憂慮的是當愈來愈多人和團體選擇沉默，甚至改變立場的話，堅持繼續發聲只會愈來愈孤單，面對的挑戰也會愈來愈大。

回應時局的短片及評論

不過，面對這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去做的就是不忘初心，作為一個社關的機構，就一些我們關心範疇和對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表達意見是應有之義，亦是我們過往25年一直在做的事，一個機構若果連成立時的召命亦不願或無法踐行的話，其實亦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尸位素餐和結束了亦沒有太大分別，這並非我們一眾董事同工願意見到的。因此，我們只能更謹慎、更靈巧地繼續真誠地表達我們的看法，盡上一個守望者應有的責任，看到對大家有危險、有不良影響的情況就吹起號筒，「做得幾多得幾多，救得一個得一個」。在疫情期間，由於出外分享和開會的時間少了，而透過互聯網亦可以突破防疫限制，將我們想發佈的訊息繼續無間斷地傳送給我們的目標受眾。於是我開始了每週一次拍攝「港．我．森情」短片，每次用幾分鐘和大家討論一下當時值得關心的社會和教會內的事情，此外，又撰寫兩段就著時事問題而作出的評論，當中自然包括對時局的批評，以及從信仰角度的反思。我們雖然會稍為傾向弱勢的一方為他們發聲，但不會假設弱勢一方的所有訴求和意見都一定合理，我們寧願兩面不討好，亦不願為了掌聲而隱藏本身真正的想法，我們更不希望香港會成為一個想真誠表達自己的想法亦要擔驚受怕的城市，亦不想看到大家因為過份憂慮而噤若寒蟬。

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另一方面，在社關的路上，我們念念不忘的是不要單看著一些暫時做不到的事，而要放眼於目前仍然可以做的事，而那些很重要而又不是太多人有感動、願意去做的事，更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在過去幾年，我們參與了關心離婚及再婚家庭的服侍，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人生其中一個最難過的時刻。其後又為曾經離婚並打算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希望他們不會重蹈覆轍，更希望能協助他們與對方的子女好好相處。由於離婚再婚的問題在教會內仍然有不同的爭議和紀律安排，不少教會亦不想高調討論和處理，而明光社對於回應這情況實在義不容辭，因為，我們看到社會和教會在這方面有愈來愈大的需要，渴望有人同行和求助無門的人愈來愈多。基督教倫理不能只著眼於對和錯，更要著眼於人的真實掙扎和需要，而教會紀律最重要的不是懲處而是挽回及同行。

將感動化為行動

在疫情初期，我們感受到手停口停的基層的困難，於是加入了服侍基層，特別是劏房戶的行列，在與他們同行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神是一個有奇妙供應的神，我們愈肯付出，神的供應愈多，令我們更深體會到不應只著眼於困難，而應著眼於別人的需要，將感動化為行動，然後讓神開我們的眼界。前面的社關路不容易走，但我們盼望能靠著我們的主，在不正常的世界義無反顧地「正常」走下去，並且有您同行。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近月不少傳媒將有關大麻的議題炒熱，說學生可以在商場隨便購買大麻產品，沒有法例禁止，又說大麻產品成行成巿，有糖果、咖啡、酒、又有香薰油，可以用來吃、用作美容、醫療，甚麼都有。為甚麼大麻產品可以在香港出現？這些「大麻」產品是毒品嗎？外國如何處理這類商品？

在香港，大麻屬危險藥物，理論上不能在街上售買，不過現在巿面上見到的所謂大麻產品，含有大麻二酚（CBD）成份，嚴格來說CBD只是從大麻中提取的一種物質，商人聲稱沒有研究指出CBD會令人上癮，它只會緩解肌肉疼痛、焦慮、關節炎、癲癇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只要按指定份量來使用，便不會對健康產生任何負面影響。被列作危險藥物的則是另一種叫四氫大麻酚（THC）的大麻提取物，THC是會令人感到興奮的藥物，也會上癮，所以一向都受法例管制。

在外國，使用CBD的人士大致上分兩批，一批是年青人，希望放鬆心情，透過CBD來減壓，另一批是中老年人，特別是患上關節炎或慢性痛症的人，他們希望透過使用CBD來減輕痛楚。類似的產品如雨後春筍般在巿場出現，社會亦有大量聲音，要求將之規範化，減少黑巿出現，令巿民用得安心的同時，將可能出現的問題減少。

自烏拉圭在2013年成為第一個讓公眾合法吸食大麻作醫療以外用途的國家，其後，不少其他地方開始將大麻合法化（或規範化），當中加拿大於2018年就將休閒類大麻合法化，只要持聯邦政府簽發許可證的廠家，就可以合法出售和購買大麻。他們認為透過清楚的標籤以及指引，就可以令大麻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

可惜，含有大麻成份的各類產品，如以水貨方式出口後，原有的標籤在別的地區也未必有效，因為各地的法例和監管政策都有所不同，例如部份地區只禁THC，不禁CBD的，也有些政府會就不同的劑量作出不同的規管，有的則會列明使用者每天只可以使用某一個特定份量的大麻產品，而不同地區的年齡限制亦不盡相同。所以在香港，即使現時只禁THC產品，但實際上或許會有人混水摸魚，巿民只看到商品上的標籤其實難以分辨當中的成份。

同時，因著香港本來就沒有法例規管CBD，所以會出現「任人買」和「任人食」的情況，商家未必會細心分辨每種產品的成份。有傳媒曾到過不同地方購買含大麻成份產品，結果偶有發現含有THC成份的產品混雜在其中。最後孩子們如果在商場一時好奇購買這些東西，容易引發不同的意外。現時只能依賴商家自律，有良心地按著外國的指引賣相關的產品，盡可能防止有違法的商品流入市面，但之後有關產品會否被濫用，仍是一個未知數。

大麻在某些地區合法化，令相關的產品有可能流到世界各地，亦間接令各地的政府要更加留神，才能確保違法的商品不會在市面上銷售，有見及此，有人建議在法例上應作進一步的規管。有趣的是，另一邊廂，亦有一些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論調出現，支持者往往認為大麻本身有醫療用途，對人有幫助，甚至強調在CBD中加入一點點的THC，會令效果更好，所以只要是醫療用途，並在受控制的範圍內，應該為大麻正名，又強調大麻不是毒品，甚至稱這是對大麻的歧視，不少傳媒更拍攝不同類型的節目，宣傳安全使用大麻，是健康和減壓的時尚活動，配合冥想更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

這種透過立法、文化、教育、醫學改變人想法的策略，大家是不是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實做政策倡議，特別是做這種「去污名化」的倡議，來來去去的策略不外乎這幾招。所以回到問題的核心，大家應該想想，吸食大麻是一件好事嗎？如果不是，我們可以用甚麼政策，保護那些不應接觸大麻的人，減少他們使用這些產品的機會呢？

參考資料：

Monir Ghaedi。〈大麻合法化：那些 「挺麻」的國家是怎麼做的？〉。yahoo！新聞。2021年10月16日。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大麻合法化-其他-挺麻-的國家是怎麼做的-124500355.html。

〈義大利「大麻合法化」！將允許民眾小規模種植四款大麻〉。聯合新聞網。2021年9月10 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736688。

〈德國準新政府支持大麻合法化〉。DW。2021年11月19日。網站：https://www.dw.com/zh/德国准新政府支持大麻合法化/a-59882810。

〈盧森堡擬通過法案，將成歐洲第一合法個人種植、使用大麻的國家〉。關鍵評論。2021年10月24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8025。

〈社論：堅定立場抗拒毒品合法化 〉。聯合早報。2021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zaobao.com/forum/editorial/story20211209-1221339。

〈21歲以下吸食大麻人數升58%　禁毒會主席：不支持大麻合法化〉。東網。2021年8月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806/bkn-20210806004500946-0806_00822_001.html。

梅緣緣、陳祖傑。〈這些國家允許娛樂用大麻合法化，但又如何規範？〉。公視新聞網。2021年10月12日。網站：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8906。

邢懷安、王允翬。〈嗑藥與認知自由──大麻哲學中的倫理探問〉。意識物。2016年10月22日。網站：https://consciousness-popsci.blogspot.com/2016/10/cognitive-liberty-ethics-philosophy.html。

熊文浩。〈【有戲聽】《冥想練習》Netflix要你閉上眼感受的節目〉。《香港01》。2021年1月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扭耳仔/570538/有戲聽-冥想練習-netflix要你閉上眼感受的節目。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ViuTV在2021年推出的第四季《全民造星》節目，開宗明義以選拔女團成員為目標，吸引過千名女性報名參加，最後選出96位參賽者進行比賽，並於該年的聖誕日進行總決賽，獲得冠亞季軍的三位參賽者在「專業評審」及「全民投票」項目中都獲得佳績，可見她們的表演深得評判和觀眾的喜愛。

不少市民對這隊女團都滿有期望，所以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內都有大量對節目內容和各參賽者的討論，亦有不少網民在節目播出前已對節目存有一定的偏見，預期節目中會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甚至該節目監製花姐（黃慧君）亦認為全女班必定是非多，但出乎意料之外，在整個節目中都看不到這些場面，節目呈現出的反而是一群女生團結地追夢的情況。

花姐曾透露這次辦「選女團」活動，是因為被上一季比賽的女參賽者感動，發現原來女生也能熱血地為夢想拼盡全力，甚至比男生更賣力。女團經理人Wing（戴穎）亦多次表示參賽者需比過往幾季的參賽者更加熱血，才不至被外間「睇死」。其實這正正反映了一般認為男生在工作方面比女生更認真，他們追夢時亦會比女生更有毅力這種刻板的性別印象，亦因為這樣，所以女團選拔賽的參賽者才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讓觀眾知道她們不比男團成員遜色。

參賽者需在節目進行一連串唱歌、跳舞或戲劇表演，因此她們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才藝，但要成為大眾「偶像」的話，單靠才藝是不夠的，還要得到觀眾的支持，她們的形象和表現需符合觀眾對偶像想像的要求，為觀眾提供幻想的空間，才能繼續在演藝界生存。

年青是王道

論到女團的資格，首先，參賽者需符合一個很客觀的條件，就是年輕。花姐指出女團成員必須年青，希望選出來的女團成員年齡範圍是16至25歲，而男團MIRROR的成員參加第一季《全民造星》時，他們的年齡是介乎18至29歲，由此可見，經理人對男團與女團的設定有明顯差異，女團必須比男團更為年青。

但是節目中兩位導師卻反對為女團成員年齡設限的做法，認為參賽者的能力不應受年齡所限，因此揀選了一位39歲參賽者晉身60強的位置，按表演質素來說，她晉級是當之無愧的，但在網上卻惹來一面倒的負評。不少網民認為39歲的女團成員實屬超齡，所以無論她的表現如何，都不應讓她晉級，加上她的晉級亦間接令到幾位深受觀眾喜愛的年輕參賽者晉級無望，這令有些觀眾對她和導師更感不滿。她在第二輪比賽時被導師淘汰，導師表示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有網民卻因她被淘汰而高興。而另一位35歲的參賽者則成功進入總決賽，最後更獲得第四名的優異成績，但圍繞著她的討論，總離不開她的年齡。

我們看看偶像文化盛行的日本，女團成員除了要才藝出眾外，樣子可愛甜美亦是她們吸引觀眾的賣點，因此她們往往十多歲就出道，但隨著年齡漸長，觀眾開始轉為追捧新一批年輕偶像，而舊的成員在難以繼續再裝可愛時，往往就要「畢業」退團離去。但男團成員卻沒有太多年齡的限制，由活力充沛的陽光少年，到成熟穩重的中年型男，都能得到觀眾的支持，即使直到了四、五十歲仍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美貌不可少

另一個女團成員的資格必然是外型討好。一眾參賽者燕瘦環肥，各有特色，但要成為偶像，外表仍然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當進行總決賽時，身形比較肥胖健碩的參賽者通通都被淘汰，樣子比較平凡的參賽者就必須擁有十分出色的才藝才能晉級。不過，樣子漂亮、氣質出眾，擁有「仙氣」的參賽者，儘管唱歌跳舞都不太出色，都能順利晉級，而她們往往深得觀眾的喜愛。而幾位有潛質成為將來女團「顏值擔當」的參賽者在總決賽的表演不太理想，但在廣大「粉絲」的支持下，在觀眾投票項目中得到不錯的成績，雖然總名次不高，但仍有很大機會加入女團。

節目其中一位參賽者一直作中性的打扮，蓄短髮的她與其他參賽者一同搔首弄姿地跳舞，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在節目播出前已引起網上一面倒的批評，甚至惡意地指她是「男人」、女團不需有TB（TomBoy，即喜歡作中性打扮的女生）等等。她在第一輪比賽的表現不算突出，但卻擊退了一位外表漂亮而且表演出色的參賽者，評判也坦言是因著她的中性形象讓她晉級，希望香港的女團能更多樣化，賽果引起觀眾極大不滿，網上亦充斥著不少對該位參賽者不禮貌的言論。

這位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被評判淘汰，網民一面倒為此而歡呼喝采，但她所屬組別的導師的反應是：「如果因著她這個外型而認為她不適合作女團的話，我會感到憤怒。」他的話或許正好反映了，在性別意識高漲的時代，彷彿女團必須擁有能展現出不同氣質的女性，才是正確和進步的做法。

男子組合MIRROR也不乏性別氣質比較陰柔的成員，當中一位更被翻舊聞指他是同性戀者，但他的受歡迎程度沒有因而減退，仍能吸引大量「女粉絲」的支持。但從網上的反應來看，觀眾暫時未能接受到女團中有中性形象的成員，典型可愛的美少女仍舊是觀眾的至愛。

戀愛要禁止？

不少外國偶像組合都有「禁止談戀愛」的規定，一旦組合成員被揭發與他人發展戀愛關係，勢必被處罰，減少演出機會，甚至有女性偶像組合成員曾因此而剃髮謝罪。禁止偶像談戀愛的情況在香港是否盛行見仁見智，不過是次女團成員招募活動中，電視台就沒有明言會對參賽者的戀愛狀況設有任何限制，但一眾參賽者都不會多談自己的感情生活。

有參賽者一早表明已婚，甚至帶著子女到電視台來彩排，但她們都不是熱門的參賽者，觀眾並不太在意她們的婚姻狀況。而一位深得觀眾喜愛的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遭淘汰，觀眾大多為她感到不值。不過事情發展峰迴路轉，隨後有網民揭發這位參賽者原來早已結婚，有部份網民得知消息後表示有被欺騙感情的感覺，認為她不應該隱藏已婚一事，甚至有人認為已為人妻的她不應該參加女團選拔賽。幸好觀眾都慢慢接受了她已婚的事實，她亦是被淘汰的參賽者中人氣最高的其中一個。

其實參賽者的感情生活與才藝、演出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會直接影響到支持者的情感投射，這種情況在「男粉絲」與女偶像之間更加明顯，一想到自己喜歡，甚或迷戀的偶像已有男朋友和丈夫，一切幻想都會破滅。

偶像的一舉一動會影響「粉絲」的情緒，「粉絲」的期望也塑造出偶像的特質。節目中參賽者的演出經常帶出「活出真我」的訊息，希望打破外間加在她們身上的枷鎖。但偶像文化同時也是一項商業運作，為贏得觀眾支持必須迎合觀眾的喜好，所以只有其「真我個性」能符合「粉絲」期望的參賽者，她們才能成功晉級，並成為最終女團成員的大熱門。但就算在比賽中被淘汰，所有參賽者都向觀眾展現了她們獨特之處，她們付出的努力是沒有白費，她們亦向自己的夢想邁進了一步。

資料庫

粉絲的期望：希望偶像永遠都單身

情感投射會令粉絲對偶像的感情生活有「期望」，希望他們永遠都單身，這樣粉絲就可以一直對他／她抱有幻想，相信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令一些偶像、藝人選擇低調處理感情事，甚至有人隱婚，就算生了小孩都不願對外公開。[1] 曾經有日本當紅女藝人宣佈結婚，結婚對象也是一位藝人，婚訊一公佈迅即令男粉絲大受打擊，揚言要放假「療傷」，甚至有企業的社長宣佈，准許員工因此向公司申請「療傷假」，引起網上熱話。[2]

（本文原載於第142期〔2022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明光社的使命

明光社自1997年成立至今，推動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主要就關注的三大範疇：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等議題做一些教育、研究、政策倡議的工作，早期較多做的是街頭簽名及登報聯署行動，如反對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性婚姻立法，以及反對賭風蔓延。例如在1999年11月中發起了反對售賣馬票予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街頭簽名運動，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收集到七千多個簽名，並在同年的12月1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全版刊登，聯署團體共104個，個人共1,359人；2003年聯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發起遊行，超過3,600人參與；2005年聯同維護家庭聯盟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超過9,800個個人及374個團體登報聯署。有關工作引致一些人會不喜歡我們，例如，2007年曾有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反對社署批准明光社賣旗，亦在網上呼籲市民不要買旗。2009年，又有人針對我們發起反宗教右派遊行，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論盡明光社》來評論我們的工作。2011年有同志團體衝入本社的辦公室，阻撓我們舉辦一場關於如何關心同性戀的教師訓練。2014年，我們發起反對平機會所倡議的事實婚姻，短時間內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甚至有風水師，我們的工作會引起社會不同立場及信仰人士的迴響，可見有關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效及影響力。

實踐整全使命

明光社在香港社會應可算是一間非常富爭議性的基督教機構，有熱愛我們的，亦有恨惡我們的，我們所做的事亦有時會引起一些爭議，面對爭議的事情，斯托得牧師經常提到基督徒的兩個選擇：抽離還是參與？[1] 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應聖俗二分，但斯托得牧師卻認為我們要「雙重聆聽」：既要聽神的話，也要聽世界的聲音，實踐福音派信仰的整全使命，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我們相信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作為具備神的形象的存在，人類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的，他們不應被剝削，而是應被服侍，我們看見那些陷在賭博的捆綁、同性戀的掙扎、家庭破碎的人，如何能視而不見，不去服侍他們呢？因此，我們縱然知道我們所做的或許會令某部份人不開心，但仍希望在這墮落的世界，將救贖的福音帶入人群。

回應時代需要的使命

我們的工作隨著社會的需要亦有所調整，除了堅持我們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亦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及時適切的服務。

a. 關心同性戀

我們於2010年3月設立「同性戀諮詢熱線」至今，透過電話更實在地幫助一些受同性戀困擾的人士及其家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掙扎、需要及解答他們一些疑問。這兩年，透過舉辦「情牽兩代情」聚會，促進同性戀者及「櫃父母」的溝通及對話，了解彼此的掙扎，出版書籍《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及《盼望之路——櫃父母支援手冊》，提供一些資源給同性戀者的家庭及想認識這個課題的人士。

b. 支援離婚再婚家庭

2016年，我們看見香港的離婚情況非常嚴重，希望幫助一些離婚人士解答一些情緒、法律、管教及服務的問題，於是設立「離婚諮詢熱線」，同時為離婚家庭的兒童於學校開設「成長小組」，幫助他們學習情緒表達、社交技巧及提升自信心，亦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離婚前後的情緒及適應問題。去年，除了舉辦「贍養費的法理情」講座及製作短片，我們再進一步，為離婚後計劃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將來的離婚率及提升婚姻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在計劃再婚前，不要忽略前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使孩子可以融入新的家庭中，我們亦製作一些短片講及孩子面對父母再婚的心聲及需要，推動更多人關注兒童福祉。我們亦將有關內容撰寫成一套《再婚的婚前輔導手冊》，當中包括了輔導員指導本及準新人習作。縱然再婚這課題在教會界仍有不少爭議，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及出版，共同為香港的離婚再婚家庭獻上一分力。

c. 兒童性教育

我們每年去中小學為學生主領講座及工作坊超過200場，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及兩性相處。去年，我們因應近年的#Me Too運動，發現很多隱藏的性侵犯個案，很多都是長大後才揭發的，為了提高兒童對性騷擾及性侵犯的認識，我們推出「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動聽的兒歌動畫及性教育短片；六場教師、社工及家長交流會；以及出版家長支援手冊（教材）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資源送給幼稚園、小學及寄養家庭，希望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共同為兒童免受性侵犯而努力。

d. 服侍基層家庭

2020年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很多基層家庭因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經濟陷入困境，我們將有心人捐贈的金錢及物資，包括口罩、米、酒精及防疫清潔用品送到一些基層家庭的手上，幫他們度過難關，亦透過關愛基金的「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他們申請資助，購買一些家居用品如風扇、雪櫃及傢俬等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至今已服侍接近200個家庭，其中有31人在去年聖誕節前信了主。未來，我們將會透過「劏房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幫助這些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活動及支援，以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及視野，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學傚主耶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6節）未來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但靠著主，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不負主所託付的。

猶記得去年，在社署2021至2022年度賣旗籌款的抽籤日上，本社得蒙主恩獲得最後一個配額。最後的配額代表最後才可以選賣旗日子，以經驗推算，通常剩下的都是「雞肋」，怎知因疫情影響，部份抽中賣旗的機構棄權，最後我們可在今年5月15日星期六於新界區賣旗，當日恰巧是國際家庭日，與本社服侍家庭的理念一致，更為賣旗日添上多一重意義。

今年已是第二年在疫情下舉行賣旗籌款，某程度上要準備的工作相應減少，在宣傳上不同以往般可以及早預備，因為一切都要靜觀疫情的變化。雖然知道就算當天若未能在街上賣旗，亦可透過網上作呼籲及籌款，不過，在想好宣傳口號及完成其他籌備工作後，內心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後來回想，才發現究竟失落了甚麼。

以往籌備工作在賣旗日前六個月便開展，因疫情緣故，需要延後至賣旗前兩個月才聯絡教會、學校，一方面要待局部復課及恢復聚會，另一方面亦要觀察疫情狀況才可以招募義工。對筆者來說，藉著宣傳賣旗籌款活動可以與不同的群體接觸、介紹事工，讓人認識我們的理念及關注議題，比起籌款本身更為重要，感到失落是因為少了與人連繫，少了讓人認識明光社的機會。

賣旗前約一個月，陸續收到各方的回應，表示願意在教會、學校為賣旗活動作呼籲；有家長踴躍報名要成為親子義工，亦有學生主動報名協助賣旗。原來持續的疫情讓學生更珍惜服務社群的機會，家長亦想參與難得的親子活動，教導孩子身體力行為社會出一分力。雖然離賣旗日愈來愈近，只能在剩餘的時間下聯絡不同群體，但心裡那份火熱卻再次燃起，讓我感到疫情並不可怕，人與人之間難以連繫反而更可怕。在機構事奉，實在很需要與人結連。感謝神，讓一班支持者與我們同行，賣旗活動不只讓我們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也讓我們感受到同行者的激勵。

最後，在賣旗當日竟有約200位義工，實在很感謝他們的參與和支持，雖然今年籌得的款項比以往少，未經核數師審核，大約籌得63萬元，與我們的目標99萬元仍有一段距離，但深信主必繼續供應及看顧，在此向神獻上感謝，亦感謝每一位捐款支持的朋友。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物，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三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根據該會的網頁，教會由11人增長至4,000人。[1] 早在疫情出現前，新生命小組教會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

新生命小組教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成員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等，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與疫情相關的專題分享、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2]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讓更多網民可以接觸到。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於2018年5月在社交網絡誕生，[3] 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並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她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她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另外，教會也製作了一些有趣的惡搞短片，例如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亦製作了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在2011年組織使徒行傳教會，委身文化轉化與神國復興的異象。高皓正及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使徒行傳教會有一理念，就是帶出一個新平台，不先去批判人的行為過錯，而是讓人先接受神的救恩，相信人在經歷主愛及聖靈的感動後，便會樂意悔改。這樣做並不代表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火熱愛主的領袖。[5]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啟示錄為主題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5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並能令瀏覽者想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回想在去年底確認了今年7月4日（星期六）是明光社賣旗日的一刻，那天筆者忍不住歡呼，憑著過往的經驗，知道當天避過了大型節日假期，學校考試，更在暑假前夕，招募學生義工的工作怎樣計算都是「無得輸」，除了有少許風險可能會遇到天氣不穩，籌募經費應容易達標。

踏入2020年，社會看似較為平靜，但是病毒來襲，隨著疫情惡化，香港以至全球像停頓了一樣，停工、停課、停航、限聚，街道蕭條，人人自危，保持社交距離是社會主旋律，網上直播是崇拜新模式，這樣的形勢惟有暫停所有賣旗工作，單單仰望主的帶領。

5月疫情開始緩和，學校逐步復課，教會亦陸續回復「現場」崇拜，雖然可以展開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但很可惜因復課後學校試期順延加上追趕課程進度，大部份教會又未完全恢復運作，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舉步維艱。

賣旗前兩週，看著義工報名人數由不足50人到賣旗前一天竟攀升至大約180人；由最初只收到一間教會回應，讓我們設置售賣金旗櫃枱，到賣旗日前一週的主日崇拜，同時有五間教會答允讓我們設置金旗櫃枱。這段期間收到教會、弟兄姊妹、義工的主動問候，他們因擔心我們而想盡辦法協助，那份感恩之情難以言喻。

賣旗日那天有義工未夠7時已來電告知，他已準備好賣旗；有旗站的教會同工臨時參與仗義賣旗；亦有弟兄姊妹來電查詢賣旗地點，只為前往奉獻；最後更看見陸續有支持者回應我們當天發出的WhatsApp籌款訊息，表達對本社的支持。我們再一次看見，主一直與明光社同行，更讓我們知道，主已為明光社預備了一班同路人，無論在「逆境」或「疫境」中，明光社從不孤單。

最後，賣旗日義工大約有180人，在這艱難的日子，這已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目前為止（7月4日）仍未知籌得款項的數字，預計亦會比以往大幅減少，但我深信就算款項不足，主必會感動身邊的同路人供應我們所需，請繼續支持明光社，與我們同行。（大家在7月31日前仍然可以捐款支持今次賣旗活動，幫助我們籌募足夠經費，8月1日或以後收到的賣旗捐款，將撥作常費奉獻。）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要避免教會因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衝擊而陷入分裂危機，或者令更多弟兄姊妹憤而出走，讓關心社會問題成為教會日常生活一部份，比經常漠不關心來得好。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化，有人行前一些，有人行後一些，毋須強求一致，大家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例如：

1. 代禱

禱告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份，其實每星期教會的祈禱會、公禱時間都是回應社會議題的好機會，除了為教會的人和事，也可以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祈禱，至於選取甚麼事件，可以借助不同基督教機構每月或每星期的電子通訊，由基層、傷健、長者、新移民到家庭及倫理的需要和問題，應有盡有，由於只是轉述那些機構的分析及呼籲，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這可減少直接爭議。若真的遇上一些有較大爭議的事件，如《逃犯條例》修訂或佔領行動，代禱的重點可以是對事件發展和影響的關注及憂慮，不一定要選擇支持或反對，因為回應社會議題不等於一定要表態，很多事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2. 了解

政治和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時若對有關議題缺乏基本認識，卻急於選擇某個方案和立場，只會淪為情緒反應。教牧同工很多亦未必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興趣或有認識，要他們迅速表態是強人所難。因此，教會若能由有經驗和長期關心社會問題的同工和會友，組成社關小組去了解事件，便可向會友推介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文章及相關資料，並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先深入了解而不是急於確定立場、甚至表態。教會亦可以舉辦講座或研討會，邀請不同意見的嘉賓或弟兄姊妹分享，讓大家公開討論。其實，教導弟兄姊妹在現時容易爭拗和撕裂的社會氣氛裡，回應問題的態度甚至比表示立場更重要。

3. 表態

涉及社會議題的爭論，往往在於應怎樣表態及回應，其實教會對於所有關心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第一個基本教導是：信仰通常只能給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大方向，至於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社會政策，往往建基於我們的人生經驗、學識、智慧和判斷，這些都是相對的，不同背景和閱歷的教牧、信徒和神學家，對同一問題亦未必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要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耶穌在福音書面對不同人士要求祂就一些事表態時，祂往往是提出反問，或引導大家思想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將之當成是非題。要關心政治問題，第一個功課就是學會包容和尊重不同判斷，就算在政治上有不同取態，也不代表對方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輕易代表上帝審判與你持不同意見的教牧或信徒。而對於一些甚富爭議性的問題，由於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也是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教會領袖在考慮如何表態會更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及早訂立機制，讓大家知道經過甚麼程序才可以代表教會和聯會發表聲明或參與聯署，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教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容讓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安心表達自己看法的家，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

4. 行動

近年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歡催促教牧同工和教會機構，就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態，而表態的方式就是出聲明、參與聯署以及上街。其實回應社會議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而要草擬聲明對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有較豐富的認識才不至搔不著癢處，甚或貽笑大方。另一方面，其實不同團體和界別近年對組織聯署已十分有經驗，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要處理聯署亦十分容易，因此，教會和團體若真的想表達意見，參與其中一個較接近教會立場的聯署亦可，實在沒有必要事事發表聲明或自行發起聯署。至於近年興起，以個別學校、宗派或教會和機構內一群弟兄姊姊的名義發起聯署，對這些行動，只要內文註明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教會或機構的立場便可，教會應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群體，亦毋須制止弟兄姊妹的自發行為。社會關懷的目的是凝聚更多人一起努力關心社會，而不是製造分化、製造敵人，應盡量求同存異，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至3節的提醒，願各位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不忘「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問教會應否回應社會議題，要問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為甚麼你們不就一地兩檢事件出聲明？」「為甚麼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沉默？」「為甚麼教會只關心倫理和性的議題，對很多社會問題如取消TSA、DQ議員、國歌法、國內拆十字架……卻視若無睹？」

近年教會圈子內一些年輕人或比較關心社會，甚至活躍於社運的弟兄姊妹，都喜歡以類似的問題挑戰堂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並催促他們就這些事件表態。更可惜的是，有一些人因為得不到積極的回應而失望地離開教會。關心社會是好事，但大家若果以為發個聲明、表個態才是真正的社關，這想法是十分表面，甚至有些危險的。

教會和信徒關心社會、愛鄰舍，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層次的。簡單來說，個人方面可以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就社會問題透過社交媒體和大眾傳媒表達意見；向官員及議員提出訴求；參與聯署和遊行示威；以至投身公務或參選等等。每個人皆可按本身的時間、能力和感動去參與，最重要的是不應該對身邊的人和事漠不關心，對社會上種種不公平和不公義的問題視若無睹。不過，另一方面，一些關心社運的弟兄姊妹，亦不能過份催逼其他人一定要以相同的方式去關心社會，更毋須事事強迫弟兄姊妹和教牧表態。

很多弟兄姊妹不想就某些社會議題表態，主要因為他們根本不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無法判斷誰是誰非。而不少教牧的情況亦類似，畢竟，很多社會民生的問題，甚麼TSA、最低工資、一地兩檢所涉及的數據、研究和法律問題其實十分複雜，很多時都不是簡單的支持或反對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深入研究的。對於教牧來說，神學能處理的多只是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他們所受的訓練無法應對日新月異的社會問題，要他們表態有時是強人所難，而在沒有充分理據下支持或反對，都會惹來持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的反彈，正所謂「順得哥情失嫂意」，不想令教會分裂對他們來說比表態更重要。其實，所謂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是比較少的，大部份的政治取態都只是倡議者對當時形勢的剖析和策略問題，而不是真理層次的對與錯問題，不同背景或理念的信徒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而在基督教機構方面，既然被稱為翼鋒教會，其存在本來就是堂會的延伸，分擔很多堂會本身不懂得或沒有餘力去承擔的服侍。雖然社會關懷的範疇五花八門，但在香港大部份有需要關心的群體，無論是新來港、基層、傷健、聾啞、少數族裔、性小眾、妓女和釋囚等，其實都有機構關心。因此，若指責教會不關心弱勢群體並不公允，因為個別堂會由於人力物力所限，往往只能選擇幾個至十幾個機構去支持，就算是大堂會亦無法事事關心。大家不能只著眼於個別堂會沒有做的事，而忽略不少堂會和機構有做的事。

至於不少教會較多就一些倫理議題而非政治議題表態（如參與聯署或發出呼籲），原因很簡單，因為那些議題較為原則性，比較容易有聖經和神學的根據，較易在堂會內凝聚共識。政治和社會民生問題既涉及判斷而不單純是信仰原則的問題，若牧者和堂會領袖不熟悉有關議題時，不想表態可以理解。值得留意的是，當社會氣氛愈來愈不寬容，而弟兄姊妹亦受這種風氣影響，選擇用一些嚴厲的、侮辱性的語氣批評教會領導層和牧者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更謹慎，避免因為說錯一兩句話而動輒得咎，被無情地批判。

關心社會有不同的方法和層次，能夠看得到的只是表面，要判斷堂會和機構有沒有真正關心社會，不是單看她們有沒有就一些熱門話題發個聲明、表個態，而是要看在日常的聚會中，有沒有將鄰舍的需要、社會的公義放入她們的議程。例如團契和小組的討論；主日學和專題講座；講道和查經的內容；奉獻支持的對象；探訪和關心的人士；以及刊物和網頁內的代禱事項等等。社關態度是培養和教育出來的，鬧，有時只會適得其反。

教會應如何關心社會？信仰原則應否用於社會政策和公共事務？這些都是在教會機構推動社關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個人認為在討論之前，若能先分開私人領域和公共事務，可避免因為一刀切而引起的不必要爭拗。

私人領域

私人領域的自由相對是大的，從信仰角度上帝給人自由意志，就算我們明明選擇做一些上帝不喜悅的事，上帝仍然會給予我們選擇的權利，不過，我們要為自己所作的選擇付上代價。例如同居、觀看色情物品和粗言穢語。而在香港這自由社會，很多事雖然無益，甚至會對自己構成一定的傷害，只要不是傷害了其他人，社會仍然是容許的，例如吸煙、賭博和隨便的性關係。

在面對一些私人領域的行為，社會固然不會輕易立法禁止，有需要時亦只會適當地限制，如吸煙的地點和購買煙酒、發生性行為的年齡等。隨著個人權利的意識日漸高漲，市民普遍不願意看到政府對私人生活有太多的干預，因為一個人的日子如何過、與甚麼人一起過，其他人實在不必、亦無法干預。雖然基督徒對倫理道德有一套看法和標準，不過，只能遊說、鼓勵和吸引其他人跟從，除非違反社會上一般人的道德底線，否則不應亦無法強逼。

因此，明光社從來沒有打算強逼他人跟隨我們的標準，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推銷員，將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向大眾推介，是否跟隨完全是大家的自由，但在自由社會，我們必須捍衛我們表達宗教和倫理價值的自由，因為這不僅關乎我們本身的福祉，更涉及整個社會的福祉。諷刺的是，近年社會不斷強調多元自由，但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卻以尊重小眾為名，以反歧視為藉口，不准有信仰的人公開表達基於信仰而持守的價值觀，例如反對同性戀行為、反對自我聲稱便可變性的跨性別運動等。言論和宗教自由是普世價值，不應厚此薄彼。

公共事務

其實多年來，一些同運團體以及部份教會中人批評我們，主要是有關教會團體應否介入公共事務的問題。雖然我們尊重在私人領域中的個人自由，但當一些人想將個人生活模式常規化、以法律和公權力去肯定、推動、甚至懲罰反對的人士，這已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了。教會作為民間團體的一份子，基督徒作為公民，絕對有權利和責任去表達意見，爭取其他市民的支持。

例如有關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問題，兩名成年的同性戀人是否有性關係、同居、甚至搞婚禮，稱呼對方為妻子或丈夫是個人自由。香港亦已將成年人的肛交行為非刑事化了，同性戀者在私人領域已經受到一定的保障，但要訂立歧視條例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歧視條例會有懲罰性，機構或團體若不遵從，便會被平機會批評、甚至引起訴訟。

此外，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有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也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社會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婚姻制度包括的是一種被社會肯定的關係，涉及稅務、生育科技、領養和下一代福祉的問題，這絕不是兩個人的事，既然不是兩個人的私事而是社會制度，便需整個社會一起討論，而在討論過程，教會和基督徒當然有權利去表達意見，爭取政府、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持，正如其他同運團體和社運組織所擁有的權利一樣。若只有同運團體可以發聲，教會群體表態就是霸權，那麼不能不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霸權？若信徒遊說他人是將自己的信念強加於他人身上，那麼同志團體又為何有權將自己的信念強加給信徒和其他人呢？

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當然，有人認為教會和同運團體的權力不對等，教會相對同運團體來說財雄勢大，人多勢眾，因此，應偏幫小眾的團體。也許過去真的曾出現這種情況，但今時今日，同運團體背後的財力和政治力量絕對不容小覷，而近年外國的經驗讓我們清楚看到，以政治正確為手段推動的同運是一個明顯地雙重標準的運動。從公平的角度，市民大眾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是否支持以自我聲明模式就可以變性，這是關乎眾人福祉的社會政策問題，就讓社會公開討論，然後作出選擇。這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事務，在私人領域可以較為寬鬆，但在社會事務的決策必須嚴謹，因為關乎的是眾人的福祉。

    2017是令人身心疲累的一年，個人方面，除外父之外，幾位相識多年的弟兄相繼離世；母親輕微中風；又有親友健康出現問題。工作方面，多位得力的同事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退下火線，而我們面對的挑戰卻沒有減少，眼見同事的日常工作，如出版及往學校和教會主領聚會並無減少（近500場）；再加上20週年紀念的各項活動；新開展的「永遠的父母：離婚以後，為孩子多走一步」計劃；以及年底的賣旗，大家就像參與一場沒有中場休息的馬拉松，十分吃力，感恩的是上帝對我們的看顧亦從未減少。

　　去年最令我們放不下的仍是我們一些長期關注的議題，政府推出260多頁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令我們的董事同工花了不少心力去研究及回應，一方面我們雖不贊成變性手術，卻同情已選擇做手術人士的需要，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完全理解，需要花時間和心力去解釋。另一方面又見到平機會竟然高調表示香港宜採用自我聲明，毋須醫學診斷便可以改變性別的模式，比不少同運團體更激進，當平機會成為同運的重要推手，前面的挑戰只會更大。

　　如何鼓勵弟兄姊妹在公共空間發聲時以合情、合理、合信仰的理據，著重愛心與公義並行，是我們未來需要更努力的方向。當香港已成為爭議之都的時候，我們不想因為表面的和諧而減少發聲，但亦不希望捲入沒有意義的意氣之爭。明光社的信仰立場並無絲毫動搖，而處理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亦無重大改變，希望日後在面對有爭議的議題，弟兄姊妹能互相尊重，和而不同。我們最不願意看見的就是教會因為怕爭議而避開不少影響深遠的社會議題，或是弟兄姊妹因為強烈的無力感而不再關心自己身邊以外的事。

　　2018年我們會繼續關心一些離婚和再婚家庭子女面對的需要；協助教牧了解新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探索如何牧養在完全不同處境下成長的新一代。我們需要熱心、理性而又充滿憐憫之心的同工加入我們的團隊，是你/妳嗎？請切切為我們隊工的需要祈禱。最後，在迎接農曆新年來臨的時候，希望大家繼續以紅封包支持我們事工的需要，與過去兩年一樣，我們會在紅封包中撥出10,000元，支持一些有特別需要的弱勢群體，今年我們將透過施達基金會，用以關心數十萬逃往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的需要，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為流離失所的人禱告及伸出援手。

　　在疲累的時候，希伯來書12章1節常是我們很好的提醒：「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靠著上帝的適時的供應、清晰的目標、並肩同行的隊友、再加上大家的支持，是我們一起繼續這場社關馬拉松的動力。

你的弟兄
志森
10-1-2018

每個人都有些難以突破的圍牆，教會亦然。而難以突破主要不是由於我們沒有恩賜，而是沒有心志。雖然一個人總會有限制，但一群信徒加起來，總可以互補長短，一個人做不來的事，一群人是難以推諉的。對於一些在社會上被忽略、被邊緣化、人數少、身份敏感的群體，猶如那一隻走失的羊一般，按照聖經教導，弟兄姊妹理應撇下那九十九隻很容易便能融入教會文化，被弟兄姊妹接納的小羊，尋找那徬徨無助的迷羊。不過，現實卻是不少教會和弟兄姊妹已習慣了安逸的文化，將教會視為逃避世界的安樂窩，或是躺下休息的療傷站，不願起來回應上帝的呼召。

對於不少弟兄姊妹，一聽到賭徒、妓女、同性戀、露宿者、南亞裔、精神病康復者、貧困兒童、內地學生等等，便會敬而遠之，原因不一定是出於厭惡或歧視，而是覺得彼此之間有一些無形的隔膜，人與人之間最遠的距離就是對方明明就在面前，卻連半句話也不願或不懂如何說出來。其實關心和溝通是否如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呢？我們可以如何突破與這些有特殊需要或非一般群體之間的隔膜呢？

在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一些走在前線的教會和機構，讓大家明白接觸這些群體應有的態度；彼此之間互動的經驗；以及一些受助者的心聲。鼓勵大家走出本身的安舒區，思考如何落實愛我們的鄰舍，我們深信沒有難成的服侍，卻有難忘的服侍。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明光社20週年講座──誰的火棒誰去接之社關三種情，已於6月29日晚上假旺角浸信會舉行。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為講員，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座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及青年信徒鍾泰來先生為回應嘉賓，分享了他們在社關路的經驗及看法。當晚氣氛愉快，與會者亦於互動環節踴躍發問，討論熱烈。

志森在明光社服侍18年，坦言信仰本身是窄路，有很多挑戰，社關的路並不易走。對明光社而言，面對小眾的網上媒體、激進的同志運動、逆向歧視加劇、信徒面對朋輩與世俗的壓力、支持與反對的人士強烈對比等多種挑戰，要將炙熱的社關火棒傳承下去，志森認為應交棒給對社會需要有負擔、不怕孤單、願意突破自己及接受挑戰的弟兄姊妹。一代不同一代，志森亦盼望社關之路有不同氣質的人一起參與及同行，寄望接棒人「能堅毅、敢言、宏觀、憐憫及真誠，並且不固執、不衝動、不自大、不濫情及不自義。」

范牧師認為教會非俱樂部，而是上帝恩典的發射站。教會開放給信徒聚會，不單要向有需要的人士給予幫助，同時亦應讓教友有機會實踐及學習，將耶穌留下的大使命，一代接一代傳下去關心這世界。傳承如田徑接力，對范牧師而言，各有特質：負責第一棒的爆發力要如子彈，當仁不讓，應做就做；第二棒則是調節失誤，應是強於溝通及復和；第三棒應強於堅持，可於漫長之路上繼續前行；而最後第四棒，亦應強於信念，往前超越所有難關及障礙。

對文化及社會學有研究的泰來，同樣以田徑接力來比喻傳承，但他認為除了接下一棒的人有責任伸出手來接棒外，交棒者亦應放手，以令交棒過程順利，應細思表達及溝通的方式，以令新一代易於吸收及接納。眼見不少年青信徒在價值觀上「示弱」，泰來稱會為他們痛心，因為他們雖然會參與社關，但卻不關注敏感的政治議題（如性別），將社關「割裂」了。由於牧師、導師、執事都不懂回答，不能回應社會發生的事，唇亡齒寒……這不止是明光社，而是教會接棒的問題。

正如志森末後分享所說：「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有很多，大家可參與不同的機構去了解……接棒，同路人很重要，可在身邊互相鼓勵，可令過程輕鬆很多。」盼望討論能喚起更多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同時坐言起行參與社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