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相信家長對於教導讀小學的子女做功課一定感受良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長辛勞地督促子女完成各項學習目標，有時難免動了肝火，沒經過思量就說了一些過火的話，令子女做不好功課，又傷害了彼此的感情。本文嘗試分享「三句教子女做功課時不可說的話」，讓大家「口下留情」。

別以偏概全地說：

「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

有些孩子領悟力未必很強，但就活潑好動，家長看見他們不會答作業簿的題目，就會冷冷地說：「玩你就識，做功課次次都話唔識。」家長這種按印象而產生、帶有主觀性的說法通常都與事實不符，所以「次次都話唔識」這個說法，會令孩子心裡覺得很委屈的。更何況適當的玩樂是放鬆心情的方法，為甚麼要把它和做功課設成對立面呢？家長其實可以這樣說：「這條題目你未能掌握，我們再學一次吧。」

別拿孩子與他人比較：

「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

看見別家的孩子比較聰明優秀，家長有時或許會按捺不住對孩子這樣說：「你睇吓陳大文寫字幾靚！你學吓人哋啦！」相信家長們都聽過有人對自己說過類似的話，將我們與別人比較，當時我們的內心一定不好受，就讓這些帶傷害性的比較，停止於我們的口。若要為孩子找一個勤奮的目標，我們可以幫助孩子以超越自己為目標，這能讓孩子看見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哪怕是一點點的進步也沒關係，當孩子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來時，將來一定愈做愈好。我們可以這樣對孩子說：「你以前寫的字好像打風般凌亂，你看看，現在整齊了很多！進步了許多呢！」

別埋怨學校：

「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

面對孩子堆積如山的功課、默書、測試或評估，家長難免會感到挫敗，一不小心便當著孩子的面批評學校道：「你間學校又評估又默書又功課，係咪想做死人？」其實，父母對學校的評價將會直接影響孩子對學校的看法，請家長切勿在孩子面前埋怨學校，假若孩子認定學校不是好地方，受苦的只是孩子。我們可以這樣說：「下星期二要默書和評估，我們一起想想時間的安排。」另一方面，若家長對學校的安排有任何意見，宜直接向校方表達，方為上策。

家長需要調校心態和期望

教導孩子做功課，幫助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長進，當然是重要的事，當我們宏觀地看孩子的成長，若因學習問題令孩子抗拒上學，甚至討厭自己，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家長不妨思考三個問題，以調校心態和期望：

1. 孩子具備哪些性格上的特點和能力？

​我們都需要明白每個人的能力有差別，家長平日留意到孩子有哪些性格上的特點？他好動還是好靜？他的強項又是甚麼？有甚麼能力？家長請告訴孩子這些觀察，重點是幫助孩子加深對自我的了解、欣賞和喜歡自己，也努力提升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請家長多肯定、多稱讚孩子，也盡量把負面的批評轉為建議。例如「你成日慢吞吞」這句話，家長可以改為說「你唔鍾意趕時間，所以我哋用45分鐘預備出門口返學，你覺得夠嗎？」；「講極你都唔明」就可以改為說「我們試試其他學習方法」；「你成日坐唔定點做功課啊？」就可以改為說「我們嘗試由專心五分鐘開始……」

2. 家長在子女求學的路上，怎樣設定自己的角色？

​​面對子女漫長的求學道路，家長會用甚麼身份角色來看著孩子成長？有時家長會把自己設定為24小時的補習老師，最關心的是孩子在學業上的競爭力，親子間的日常對答可能總是「你做晒功課未？」、「默書幾多分？」、「評估成績排第幾名？」、「今日你要做多啲練習」。有時我們會把自己設定為學生，覺得讀小學的是本人而非子女，恨不得自己拿筆代答孩子的功課、用擦膠把不合心意的字擦掉、把正確答案明示給孩子、把忘了帶的課本和功課送到學校，這些也是常見的事。

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以上角色可能在不同時間呈現，不過家長最重要而又不可被取代的角色，是陪伴孩子成長。家長需要教導孩子享受生命的美好，也要承擔相對的責任，將來能夠成為獨立且有責任感的人。我們不能時刻監控或代替孩子去生活，因此請不要剝削孩子親自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

3. 你期望和孩子有怎樣的親子關係？

當家長們多番努力嘗試和調節後，真的發現孩子的學習能力似乎不似預期，甚至低於水平，我們能否坦然接納孩子不適合這種學習模式、甚或學習壓力大於孩子所能承受？當家長發現學業問題已持續地為親子間帶來壓力，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地商量，審視一下不同的方案，例如約見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尋求專家的輔導、為孩子另覓更合適的學校等等。

當家長因孩子的學業問題而勞氣，莫因一時動怒而口不擇言，傷害了親子感情。家長請切記其實再難做的功課，也會有做完的時候，再重要的考試，轉眼就會過去；惟有親子關係是長存的，即使任何一方的生命完結，那份親情也會延續在人的心裡，永遠值得珍惜。

資料庫

將學習時間分成小段有助孩子學習

在2022年9月，香港一間大學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指2021／2022學年香港學童的快樂指數是6.77分（10分為滿分），數字較上一個年度的6.85分為低。研究團隊相信快樂指數微跌可能與疫情下的學業壓力有關，認為有些學生在網課期間未能跟上進度，在恢復面授課後學業壓力大增，呼籲學校切勿催谷學生追趕學業進度。[1] 課業壓力大，有沒有甚麼好的方法可以令孩子學習時沒那麼辛苦？有註冊職業治療師指，小孩子的專注力時間計算方式為年齡乘三，即六歲學童只能持續約18分鐘的專注，10歲學童只能持續專注約30分鐘，其後便開始心散。[2] 家長可以嘗試將子女的學習時間分成小段，在適當的時候給孩子五分鐘小休，既可令孩子稍為放鬆，又有助提升學習效率，實為妙策。

打斷不了的週年研討會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為研究中心）每年都會舉辦週年研討會，探討社會上不同的議題，以下是近幾年的研討會主題及相關的資料。

2018年6月15日，研究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惜生知死」週年研討會。研討會集中討論了人對於死亡寬闊交纏的看法，當中邀請了多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包括雷競業教授、陳一華牧師、吳思源先生、李少秋教授、陳曉蕾女士、伍桂麟先生及樓曾瑞先生，與大家一起思考死亡，探索存活的意義，鼓勵參加者把握在世的時光，避免遺憾。

2019年6月21日，研究中心舉辦了「性不教，誰之過？ ——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週年研討會，本社在當中邀請了康貴華醫生、莫林天欣博士、梁林天慧博士、關啟文教授、鄭安然先生、陳靈騫女士、竺永洪先生、李顯雋先生、灌秀雲老師、聯同本社的張勇傑先生及熊嘉敏女士，一起與大家探討如何幫助年青人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並討論何謂健康整全的情性教育等課題。

2020年我們一如既往的籌備該年的研討會，並期待它在6月19日與大家見面，無奈有時候，「在世上，沒有多少東西會盡如人意」，隨著新冠病毒疫症爆發，研討會在觀望中延至11月6日舉行。感恩的是，疫情沒有打斷週年研討會，我們仍能繼續每年一次與不同持份者相聚在一起，探討大家所關心的課題，即使對某些人來說，有關課題可能是敏感的，並誤解明光社「走偏了」而「脫粉」。

「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最後順利在2020年11月6日舉行，我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邀請了余達心牧師、何志滌牧師、李耀基醫生、郭志英博士和雷競業教授與大家分享，研討會的主軸不是談政治，而是談「逆境」和「分裂」之後，人的身心靈可有實質的方法得以「重建」與「復原」。

2021年8月27日，研究中心舉辦了「去留．安身．立命」週年研討會，就香港迎來了移民潮，不少教牧及信徒移居海外，研究中心為此邀請了陳明泉牧師、游淑儀牧師、陳傳華牧師、紀治興博士、譚日新博士及高銘謙教授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移民潮之下，去或留的信徒有何掙扎，牧者可以如何牧養他們，並鼓勵留港的牧者及信徒，無論前景如何，能因著神的掌管及看顧，安身及立命。

2022年8月12日，研究中心舉辦了「無牆無盡——善用恩賜的斜槓事奉」週年研討會，在疫情持續的大環境中和移民潮之下，蕭烜醫生、鍾俊傑先生、呂慧明女士、關浩然牧師、溫南聲先生和李志剛牧師，與參加者分享新一代的基督徒如何看事奉，教會或機構如何締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弟兄姊妹或斜槓一族投入事奉。

研究停不了

每年的週年研討會，研究中心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及牧者就主題與大家分享訊息，會上其中一場「重頭戲」便是發佈研究報告。「重頭戲」當然由重量級人士主講及回應，我們邀請了不同學者參與其中，許多時都由超級有「份量」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主力回應。

2018年，研究中心前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了「16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的訪談結果。是次項目研究員進行了16個單獨訪談，嘗試以「嬰兒潮一代」的視角作為切入點，疏理受訪者講述死亡時複雜交錯的想法。該年研討會，由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

2019年則在招雋寧先生協助下，陳永浩博士分析了明光社由2002年至2018年，在17年間，與三百六十多間學校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數據，並發佈了「廿年需要幾番新？從性教育講座內容看中小學性教育的重點及需要」調查，剖析學校在推動性教育時的特點。

2020年是特別的一年，如上文提及，因疫情的緣故，研討會要延期，研究一開始搜集資料時便遇上困難，由於過往以紙本問卷為優先考慮，當教會在疫情中遲遲未能開放給弟兄姊妹，紙本當然也無法發放到弟兄姊妹手上，設計好的問卷差一點要全盤作廢。不過，感謝主總有出路，疫情除了帶給我們「危」，也帶給我們「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我們突破了框框，主力集中於網上問卷，最後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完成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主要探索信徒心理健康、社會參與及靈命三者之間的關係，研究於研討會當日發佈，由陳永浩博士擔任回應講員。

2021年本社再次邀請了李樹甘教授進行研究及發佈「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主要了解到香港基督徒的移民意願，有何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移民決定，以及對教會回應移民議題的意見，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2022年，我們得到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義務幫助，進行一項名為「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藉此了解香港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以及對事奉的理解和期望，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磚頭」仍在搬運中

研究中心既是文字搬運工，負責推出《生命倫理》雙月刊、「我有話說」、「生命倫理錦囊」欄目的文章，以及週年研討會文集，過去亦不時舉辦課程、讀書會、對談等活動，但疫情效應下，人們愈發喜歡參與網上聚會，研究中心便開始嘗試製作影片。「大城．小理」系列，讓大家在當下的大城中，透過故事和考據，看看蘊藏在當中小小的道理。「與鼠鼠一起上信仰課」系列的影片期望大家藉著可愛的寵物反思信仰，反思與人的關係。至於「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系列的影片，則想為大家分享好書，介紹書本的精華內容。不同的嘗試，在於配合新一代的需要。

研究中心雖然有實質重量級的研究主任，但始終人丁單薄，感恩的是明光社的同工協力相助，否則重量級主任也撐不起一片天；此外，感謝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吳思源先生、吳澤偉先生、辛惠蘭教授、李樹甘教授、洪子雲博士、張志儉博士為研究中心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及身體力行參與；最後，感恩及感動的是支持研究中心的「你們」，在我們問卷數目不足時，總有你們出手相助，雖然我們曉得，我們的問卷實在「好難填」。

明光社25歲，研究中心仍然年輕，只有14歲。我們仍需作「拋磚」之舉，以此引來你們這些「美玉」，繼續支持我們的問卷調查、研討會，以及文字與影片的製作。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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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初來步到

從香港回流加拿大已接近九個月，偶爾也會在facebook 發放自己及家人的近照。照片多是描繪人生開心穩妥的一面，其實過去大半年的生活可說是苦樂參半，除衣食住行要操心外，心情也會隨著際遇有起有跌……

剛到加拿大，好像真是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居住的地方寛大了、城市綠化完善、鄰居與碰到的市民都彬彬有禮 “nice”，買東西提醒自己記緊說謝謝，經常聽到別人回報一句：「祝你今天愉快。」這些都像在表達基督信仰，推崇愛鄰如己。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也不明顯，「自己的事要自己動手」、銀行與超市無特等premier 櫃枱與平民之分，顧客一概要排隊輪候，這些讓人想起人人平等的理念。一時間感到身處一個有教養、友善、尊重人權的公民社會中，與在港時那擠迫、匆匆忙忙，途人連瞧別人一眼的時間也嫌麻煩的景象似乎大大不同。

人權至上是禍是福？

但當安頓下來後我們也經歷不少人權至上帶來的麻煩，例如駕車要永遠讓行人有優先，市區道路經常在上、下班時間較擠迫，車主要小心行人的突發行為、單車、送外賣的車子、再要留意下雨或風雪對駕駛的影響，實在要做到一眼關七，更要鍛鍊自己不輕易發脾氣，才能安全駕駛！

真的完全認同人人平等？

人權、平等的觀念讓社會人士看工作無分貴賤，DIY 理念要求市民親自動手砌傢具、修理房子，鮮有家庭慣性地僱用家庭傭工料理家務，正因家傭薪金昂貴、工時和權益均備受保障，我聽過一些家庭因找不到適合的家傭照顧長者而最後決定將長者送回香港的故事，當然，作為回流人士，雖然十分認同人人平等與自食其力等理想，可是在老家卻習慣有傭人幫忙處理家務、照顧兒女，現在卻事事要自己動手，這些均需好好適應。

閒聊也要小心

也有朋友提醒我，與陌生人閒聊要額外小心，不要隨便問及人家的家庭與婚姻狀況，要充份尊重私隱、不隨意問種族、甚至宜用partner 去介紹身邊的伴侶而避免直稱太太、丈夫，避免別人覺得我們對一些人和事有保留或不夠尊重小眾（minority）的權益等。事事要顧及會否得罪別人、會否被人說有歧視之嫌？甚至用上某些稱號如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都宜小心，可能宜以First Nations people 代之？這些種種考量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帶來張力，特別是當我們身處疫情中，很容易覺得少說話為妙，不如閉關自守，不主動去交朋友為上策？若要向人傳福音，那就更困難重重了！

空間感、孤寂感

剛剛到埗的幾個月，實在被充足的空間感、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深深吸引，光顧餐廳、咖啡店不用預先留座、寧靜的生活環境有助人多思考及進行創作、享受大自然等，但當我們步入寒冬季節，那空間感會否變成空虛、寂寞、茫然的感覺？作為異鄉客，朋友固然不多，若果家人也住在遠處（即使在同一城市）而疫情又遲遲未減退，這種孤寂恐怕會有增無減。

婚姻關係脆弱、教養子女不易

另一方面，人權至上的文化讓表達十分自由，表面上各人都好nice，又樂於表達同理心，但發覺原來在性愛開放和性傾向自由選擇的社會，婚姻／家庭的破碎和核心家庭的脆弱隨處可見！例如在美國，一半以上的美國人已經自認不信基督教了，剩下來的有多少對信仰認真？抑或只憑己意行事？替代基督信仰的潮流包括運動／瑜珈熱、提倡包容和支持大愛（同性婚姻）的聯合教會、信UFO、信靈異事件……只需要稍看電視推舉的最受歡迎劇集便能一目了然！當然信仰甚麼是私人選擇、別人，包括父母最好少些過問。

經文的提醒

面對以上的境況我想到三段經文：

1）「你該知道，末世必有艱難的日子來到。那時人會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毀謗，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沒有親情，抗拒和解，好說讒言，不能節制，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好宴樂，不愛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棄了敬虔的實質，這等人你要避開。」（提後三1-5 《和修版》）

2）「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了世上粗淺的學說，為甚麼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樣…… 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和教導，論到這一切都是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毫無功效。(西二20-23《和修版》）

3) 「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 各樣惡事要禁戒。」（帖前五章16-22）

帖前的經文幫助我適應回流的生活。若要做到不住地禱告，不如每時每刻活在禱告中，當困難出現，便即時、就地禱告在天上，卻也是無處不在的上帝，在自己想辦法解決的同時也將事情交給祂，無論即時的結果如何我們均以感恩的心情領受，提醒自己要從多方面去看和分析所經歷的事，特別去考慮從天父的角度和遠景去看事物，這樣做，發現要感恩的地方持續很多。

作好管家

最後，「作好管家」也是一個有助適應的《聖經》教導，我既決定在加拿大退休、定居，當然了解到自己過去的身份、名銜、資歷和昔日對社會的貢獻不會為這裡的人所知，因此我並沒有期望別人（包括家人）對我作優先考慮／尊重。當眾多期望被豁出去以後，自己只希望可以做好管家：好好管理每月的收支和本份、找尋可以服侍的崗位，資歷和恩賜既然是祂所賜，應順服祂的安排，靠著祂的力量繼續以慷慨和主動的心態，服務身邊的人。

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性教育可以教甚麼？」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廿年需要幾番新？從性教育講座內容看中小學性教育的重點及需要」主題演講上提到，早在1997年香港教育署已經出版了一本《學校性教育指引》，當中主張性教育不是只講生理層面，也涵蓋個人成長、健康與行為、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社會與文化。這與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出版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所提及的八個核心一致。他指明光社推行的情性教育同樣著重有情、有理、有關係、有責任等價值觀，只要學生從中吸取到積極的價值觀，學生整體的人際關係、責任感等都會變得更好。他認為學校是推行性教育最重要的平台，老師是學生最信任的對象，也是他們獲得性知識最主要途徑。可惜的是學校教授性教育課程的節數不多，這亦使學校無法投入較多資源推動性教育，最常見是把性教育的課程外判，與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合作。過往17年（2002-2018），本社同工曾到訪幾百間學校，帶領的講座及工作坊合共3,309場。本社定期安排師資培訓，期盼學校可以善用NGO，而不是過度依賴它們，以致未能建立學校本身的性教育理念。

資深精神科醫生康貴華醫生在「如何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主題演講上指出性教育應涵蓋生理性特徵、性別、性別身份、性傾向／性吸引、價值觀、道德觀、行為、性別氣質、角色和關係等，所以性教育不是Sex Education，而是Sexuality Education，即性方面的事情的教育，Sexuality的定義比Sex（人的生理性特徵）更廣闊。現時有三個令家長和老師常感憂慮的情況：愈來愈多青少年持性解放的性態度、接受性別是多元的和性傾向的多元選擇。父母及老師可以具體地培育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性別自信，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和價值觀。對一至三歲的兒童，父母可以肯定和稱讚孩子的原生性別；與他們建立健康的情感依附關係；切忌性別歧視。對於四至九歲的孩子，師長宜關注他們能否和同學建立融洽友善的關係，關注他們有否因性別氣質遭欺凌等。學校的家長教師會可與NGO合作，讓青少年認識性解放運動的禍害，並且建立健康的性價值和道德觀念。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大學任教及作輔導督導，資深國際學校輔導員莫林天欣博士在「性教育可以教甚麼及怎樣教」主題演講上提到在教授性教育一事上，父母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學校亦是很重要的場所。性教育不是只傳遞性的認知，還要教授關係及自我身份。青少年很需要確定其身份。身份包括文化、性別、性別角色、外觀、優缺點等。明確的自我身份能夠提升他們的自我感覺及價值，有助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反過來說，能與家人、朋友和男女朋友建立良好關係，有助青少年建立自我身份，和明白自己重視甚麼價值觀。所以，教導青少年評估他們跟朋友的關係也很重要。老師可以提供一些健康友誼的特質，讓同學按這些特質來為友誼評分。此外，老師也可以提供一些真實場景問題，假設一些情況發生在同學好友的身上，讓他們回應，藉著分組討論，協助他們反思自己的價值觀。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講師梁林天慧博士在「由大學生現況看青年人性教育有何需要」工作坊分享到，性、愛不能抽空談論，談論性的時候需要談論愛，而談論性、愛的時候又需要談論正向人際關係。講師可引用各學科大師的理論（如發展心理學、Piaget的思維發展理念，Kohlberg的道德成長階段）去指出情緒、理性思維對性和愛，及人與人的相處有多重要，也可以簡介不同文化對性與婚姻的態度等，從而指出價值取向對行為的重大影響，引導學生作全人發展。講師宜以活潑、生動的手法帶出訊息：如善用音樂、歌詞及電影分享、角色扮演，進一步令課程貼近學生的生活需要。若主題內容不適合進行角色扮演，可以讓學生體驗小組活動模式，有需要時按其性別分組，以免尷尬。大學生看重自由、自決及開心，講師宜鼓勵他們思考後果才作決定。講師即使有建議，也要留意如何表達及何時表達，別讓同學感到被操縱。中學老師也可以設計一些反思題目，了解和聆聽學生的需要。

加拿大溫哥華、瑞典斯德哥爾摩、美國加州和台灣提倡的性教育，表面是談尊重、反欺凌和標榜平等，實質上是同志運動的洗腦教育。在「從台灣與海外性教育經驗看香港未來發展」工作坊上，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教授、香港性文化學會婚姻倫理資源中心生命教育主任鄭安然先生及香港性文化學會項目幹事陳靈騫女士為參加者介紹以上地區的性教育教材。其中加州的性教育教導五歲兒童跨性別概念、初中生不同自慰方法、給予高中生肛交指引等。這股性解放風潮也吹到香港：貞潔教育被抹黑為恐嚇教育；過度強調性別不只男或女，而是以光譜形式存在（即人有機會是可男可女或非男非女）。面對這股風潮，老師或家長要有勇氣、智慧及正確態度教導孩子。勇氣在於「夠膽」指出同志運動性教育教材的問題。智慧在於講求真實，通過搜集資料，用數據及事例批評當中的謬誤，如香港人感染性病數字在增加及感染年齡在下降等。年青人易受外國趨勢影響，師長要指出這其實是由少數人發起的，並介紹外國提倡的健康性觀念。正確態度在於重視彼此關係，明白他們的掙扎，又嘗試指出其問題所在。以情理兼備的方式，引導孩子拆解性解放運動的內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服務總監（青少年服務）竺永洪先生在「社工如何突破推動性教育困局及個案分享」工作坊提到，社工可以通過一個KSA²的框架去推動性教育，即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態度（Attitude）和能力（Ability）。知識：由現象到抽象，到了解背後的邏輯，然後發展智慧。例如社工可幫助年青人明白性及性別的現象，再幫助他們分析背後整套概念是怎麼一回事。當社工掌握了知識，才可說服學校，他們有能力傳授知識和運用技巧去帶一些活動。技能不單是帶活動的技巧，也包括與青少年傾談的技巧。社工要留意步驟、次序及條件因素。如處理性問題時，可否直接問？還是迂迴的問？此外，態度亦非常重要，社工很難禁止現今的青少年不做一些事情，但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後果，讓他們行動前思索一下，也要探討他們重視的是甚麼，關心的是甚麼，幫助他們多了解自己。最後，社工要了解自己能力的特點，若信心不足，可以從簡單開始，單對單與當事人面談或以小組形式討論，選擇並用信心駕馭適合自己的舞台。

Holiness Camp召集人李顯雋先生在「兩代同行的自發聖潔運動」工作坊中說：「上一代需要知道下一代的需要，因為絕大部份的性混亂問題是來自於他們滿足不到內心真正的需要。」他多次強調當父母或教會滿足不到年青人的需要，他們便會擁抱外面的文化及世界觀。但當人認識神的時候，便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時候，便認識甚麼是貞潔。年青人能對神忠心及持守貞潔，是因上一代能有效地向他們傳遞對神忠誠的訊息。年青人敏感，對愛的標準也很高，他們討厭上一代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其錯處，期望上一代真心真意帶著愛心聆聽、尊重和肯定他們，而不是單單在乎他們做了甚麼。當他們在家或在教會有歸屬感，自然不用在世界中找尋愛。其實年青人渴望持守貞潔，若上一代願意竭力聆聽並以正確的態度與他們同行，他們是可以突破的。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助理輔導主任灌秀雲老師在「性教育好好教——校內推動性教育經驗分享」工作坊中分享了，如何在任教的基督教中學推動活潑精彩的性教育活動，如舉行扮男神、女神及兵攤位遊戲，淑女形象化妝班＋型男形象培訓班等。她指要有效地推動性教育，上下同心是很重要，如果老師之間的意見有極大分歧，即使校方有資源有人手，也難以有效地推動性教育。而負責性教育的老師除了要與其他老師好好溝通，也要關注學生的需要，留意主題是否貼近其生活，讓他們感興趣。活動形式若流於灌輸或說教，沒有理性開放的討論空間，老師如何努力，都是白費。其實學生亦很想知道與老師相關的事情，因此要善用老師的角色，老師的身教和見證比明星更具說服力。不只老師，同學也可以擔當輔導大使的角色，其工作是為老師發掘同學間流行的「性」話題，讓老師知道可以如何應對及教導。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及項目主任（性教育）熊嘉敏女士在「明光社推動情性教育教案及經驗分享」工坊中闡述，本社情性教育的特色是重視生命的尊貴、愛的承諾及性的委身，並肯定「婚姻」與「家庭」在社會中的功能，以回應現今社會文化的挑戰。性教育就是價值教育，目的是要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建立一套正確的性價值觀，不僅要考慮生理衛生或個人權利，還要考慮道德價值，但它絕不是說教式的性教育，或強迫學生遵從一套有如「教義」般的倫理思想。過程中，導師可以運用道具和小遊戲，透過友善的身體語言，以先欣賞後引導的方式教導小學生。至於中學生，導師要學習同學間流行的語言及愛好的明星等，以拉近大家的距離，並以親切接納的態度聆聽及回應他們的問題，讓學生願意接收全面的資訊，和朝正確的方向思考，為自己的福祉作明智的抉擇。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9週年研討會「性不教，誰之過？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已於6月21日在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當日活動共有85人參加。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及同工的協助。相關內容會製作成文集，預計在10月出版，詳情請留意本社網頁。

近來短視頻應用程式「抖音」（Tik Tok），正於香港中、小學裡迅速蔓延。西班牙《國家報》網站形容它「可與鴉片相比」：既黏著力高，使人重複地看源源不絕的短視頻；亦提供了創作空間及工具，使大家可不斷地試著自己拍攝，及上載欲得到別人讚好的短片。直到本年6月，「抖音」在全球已有1.2億個下載。

向來關注網絡媒體發展的歐建樑先生（春麗）認為，「抖音」能於短期內在初中和小學紅起來，是因為它容易操作，拍攝功能多，出來的效果很美，而且內容易模仿。他指：「這個App的拍法很多時會跟著當中的音樂、舞蹈，或使用當中的特效及濾鏡，很多學生當看到喜歡的短視頻，就會模仿，亦因為只得15秒，也易模仿。」他進一步解釋，這與青少年想被關注的心態有關：「小朋友學習很快，成功製作短視頻令他們有滿足感。而且效果出來很好，令他們覺得自己似明星。」青少年在這成長階段正在尋找自己的形象及被肯定的感覺，難怪他們會這麼投入玩「抖音」。

原來社交媒體中的作品，亦可以是一種身份的展示。春麗說到他向青少年分享時，大家交換的不是卡片，而是YouTube、「抖音」的賬號，因為可以看到對方的創作，亦是展示自己能力、讓人認識自己的一種方法。不過春麗亦認為也有些青少年已懂得在網上拍片分享，而因著影片有人收看他們能從中獲利，每月賺取一些收入作為零用錢，為此他們會嘗試製作很多不同類型的視頻。

面對急速轉變的新媒體，教牧很多時都會無所適從，不懂如何入手。春麗亦認同科技變化得很快，的確很難追：「現時玩YouTube的人已被稱為『老人家』；大學生玩的是Instagram，而再小的會玩其他的社交媒體Apps。各個年齡群體會有自己習慣用的App來作社交媒體。」雖然要進入另一個群體，是難，因為極有可能「追唔切」！但他卻說牧者們要知道大世界的趨勢，要「定時定候」向年輕人請教，了解他們的世界、話題。春麗亦建議可授權予年輕的導師同工去學習使用新的應用程式，不必自己全都要學會。

但要真正進入青少年人的世界，春麗談到要有三個「E」: Engage（建立密切關係）、Empower（給他們鼓勵、自主）及Explore（了解、尋找方向、可能性）。他表示：「很多教會『出了事』（年青人流失了），就是沒有了這三『E』，既不能進入他們的世界，從不鼓勵他們試新事物，亦不容他們去發揮自己的可能性。」

春麗認為拉闊年輕人的世界很重要。他舉了一個例子，若遇到有姊妹非常喜歡於「抖音」拍片跳舞，教牧可以試試拉她回到現實世界，參與真正的跳舞班，讓她從「抖音」世界抄襲別人的15秒短片，轉為擴闊到跳一首四分鐘的舞。她既可以跟著導師學習真正的跳舞技巧，又可以認識新朋友。而她在老師的身上學到的跳舞態度，這亦是一種生命教育。

另外，春麗對家長亦有些提醒，他認為家長不必過於緊張，每當子女打機、玩「抖音」就覺得一定不好，一下子就Ban（禁止）他們，因為當關係建立不了，再說甚麼，他們都聽不進去了。

當我們提到女性被物化時，大概是指女性得不到應得的尊重，只被視為一種商品。除了她們的身材、樣貌被人恣意批評，她們更有可能被視作性幻想的對象。在物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只關心她們的胸部有多大，腿部有多長，而不是她們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女性被物化源遠流長，單是傳媒或廣告行業便在「物化女性」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在鎖定男性為鎖售對象的產品廣告中，有一些喜愛賣弄著性感胴體的女性。至於美容中心，多年來更把物化女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斷強化女士的意識，便是女性若要活得有自信、獲得男性的青睞、又或要維繫家庭幸福，便必須改造自己，達至社會的審美標準。社會上所謂的審美標準，每一個年代都不一樣，近年來多流行白、瘦臉、體型纖瘦，於是不少女性去打美白針、瘦臉針、注射玻尿酸及肉毒素、節食減肥，甚至進行抽脂手術。而隨著韓風興起，也有不少女性甚至遠赴韓國，進行整型手術。

香港有醫院於2016年公佈整容數字的同時，也顯示整容的風氣愈來愈年青化，有不少17至18歲的大學生在升大學之前進行微整型。另外，亦有報導指出曾有家長帶領4歲的女兒去割雙眼皮、又有家長為了5歲的兒子不再有一對「兜風耳」，帶著他去做整型手術。以前我們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無論是臉皮或身體，都彷彿只是身外物，有需要時便可以「大整特整」。

那些可以接納自己真面目的人，可以對他人的物化無動於衷；相反，發現不了自己的好，一直與他人比較的話，可能容易控制不了自己而走上自我物化之路。有報導指出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1]，發現在350名18至25歲澳洲及美國女性中，只要她們每天花費30分鐘瀏覽朋友的健美照片，便會開始專注自身的外觀與體重。那些花費愈多時間瀏覽照片的女性，愈發對自己身體形象感到不滿。當女性經常遭受外來的審美觀洗腦，便會變得愛與他人比較，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忽略了她們的價值，陷入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是一條可怕的路，因為你大概可以逃離那些對你評頭品足的人，你卻無法逃離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內地有一個整容成癮的人，她天生麗質，卻抵受不了社會上的審美要求，在國內做了下巴手術之後，覺得鼻子不對，於是又做鼻子，但感到可能在韓國做整容手術才是自己想要的，於是又去了韓國做多一次鼻子……總之花了巨款，整形手術做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弄到母女關係破裂，也要堅持繼續整容下去。

這位女士或許比較極端，但如她一樣極端的，原來也大有人在。她所認識的朋友，大都如她一樣，崇尚整容，她們以一句大陸非常流行的說法來形容她們的友情，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臉同鼻同醫生。」對這班人來說，撞臉不撞臉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們的臉孔是否乎合當下流行的美，當潮流轉變時，他們有可能再去弄一次鼻子，務求自己的臉容可以跟上潮流。

愛美不是罪，前題是不要走得太過，讓自己老是活在商業社會建構的審美觀下，做出損害自己的行為。要知道每一枝針，每一次手術其實都代表著一次風險。

講員：張志儉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高級講師）

潮流一定不好嗎？身為基督徒只可以愛神，不可以欣賞潮流嗎？我們如何學習欣賞潮流，甚至如何善用它成為與年青徒信溝通的橋樑？7月6日的晚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張志儉博士與大家一起分享他「追」潮流的心路歷程，從而為大家回應上述的問題。

甚麼是潮流？

潮流是甚麼？潮流是有時間性的，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有一些「東西」流行著，而這些「東西」屬於普羅大眾，被大眾一同分享著。無論任何時期，不少人都會喜歡上流行的東西，因為人的心靈很空虛，很多人都需要潮流去填補人心靈的空虛。

潮流會不知不覺成為人的一部分。張博士憶述他參加舊同學聚會，與舊同學聊天時，勾起了不少舊有的記憶，從他們口中，重新整理從小到大的自己；潮流也是如此，它勾起人的回憶，成為人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年披頭四流行時，不管自己有沒有留著他們的髮型，身邊總會出現「披頭四」，同年代的人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回想這些潮流時找回當時的自己。

沒有永恆的潮流，但好的作品是會被流傳下去。例如Beyond的歌曲，當中有不少歌曲現今還是讓人津津樂道。《光輝歲月》甚至在2008年被重新填詞改成《大學問》，更成為汕頭大學畢業生每年都唱的歌。

欣賞潮流，發掘它有趣之處

張博士回憶大學期間特別喜歡看電影，也愛看音樂雜誌。他發現當中有很多是書本沒有教授的，讓他覺得很新鮮，也很新奇。張博士因此不再甘於追求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學習書本以外的東西。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好奇心，只要我們學會欣賞潮流，不但對自己有益，也可以作為與年青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張博士憶述他一段教書的經驗。那時他在某間中學任教，初執教鞭經驗不足，預備充足的課程只教了20分鐘便教完了，那麼餘下來的時間怎辦？於是他跟學生分享了明星的趣聞。本來無心聽課的學生，馬上變得興致勃勃。第二天他進入課室，當中有一個「大家姐」與他「講數」，希望他一半時間教書，一半時間細訴明星秘聞。自此，張博士不再需要管理課室秩序，因為自有「大家姐」替他管教不聽書的學生。

不過，張博士知道這做法不能長此下去，於是他決定把潮流融入日常生活，成為課程的例子，而此舉喚醒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他講述經濟學上「職業流動」(Occupational mobility)這一概念時，當他一提球王馬勒當拿，一個幾乎睡著的學生馬上清醒過來，並且與張博士繼續討論「職業流動」此課題。張博士藉著這經驗指出，事實上不是學生不夠聰明，只是很多時，他們好奇之心被大人扼殺了。

好的老師是要教導學生、偉大的老師是要啟發學生。今天的老師，或許可以從《王者榮耀》這手遊開始，向學生講解李白及荊軻等。

警覺聆聽，追上潮流的步伐

面對潮流，張博士認為人們不需要擁抱潮流，卻需要對它有基本的認識，因為對潮流有所認識，才能夠對它進行適當的批判，以及指出它當中被扭曲的價值觀。年青人一般都受潮流影響，如果信徒完全放棄，拒絕認識此部分的話，只會把青少年拱手讓給這個世界。

某一輩的人都說現在的流行歌不動聽，老是在懷緬顧家輝及黃霑的日子。事實上，新一代的音樂人也創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問題是人們能否放下自己的成見，去學習年青人的潮流。為了與年青人溝通，前輩應要去學習晚輩的潮流，而不是反過來，要求年青人去學習前輩的愛好。

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前輩要一面倒去遷就年青人的口味，前輩也可以透過自己熟悉的作品與年青人一起探討不同的觀點。只是向年青人介紹好作品的時候，要留意這些作品對年青人來說是否與他們相關(relevant)、他們是否有興趣(interesting)，以及對他們來說有沒有意義(meaningful)。

張博士講述潮流之餘，也推薦了一些電影給大家欣賞，如《十月的天空》、《爭氣》，《鋼鋸嶺》、《沉默》等。這些電影都有助向年青人傳遞正面的思想，也可以啟發他們更具體地看見信仰的真實，以及反思基督徒的掙扎。

同志，是華人世界獨有的詞彙，英語世界裡，同志是LGBTQIA。T是跨性別（Transgender）。對同志運動稍有認知的人都知道的，同志不只是同性戀，也有異性戀的直同志，也有跨性別同志。

跨性別是個集合名詞，只要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三者不一致的，都可納入跨性別麾下。一篇2014年美國心理學會刊載《解答你的問題：關於跨性別者、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記述了跨性別包括變性男女、改變性別表達的易服者、為了娛樂而扮成女人的變裝皇后（draq queens）、在男女二元性別以外的性別酷兒（genderqueer）等。

性別自主訴求

跨性別的核心訴求是性別自主──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均是個人選擇。「我揀我的性別是我的自由」，旁人只能包容，制度只許配合。性別自主好比一種宗教，他的信徒認為性別是光譜，情況就如2014年facebook容許用戶選擇超過50種性別一樣，是個人選擇。男女二元性別則被批評為刻板和守舊的定型，是性別自主所唾棄的陳腐思想。

變性訴求

有些選擇變性路的人沒信奉性別自主，反而希望融入二元性別。他們患有成人的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男身女心、女身男心。與其說變性手術是代價，變性手術更像一種儀式，一種他們尋找救贖之路徑，希望努力過後，能徹底被自己和身邊朋友接納成為一個平凡男子／女子，卻不想「脫俗地」擁抱非男非女的跨性別標籤。

國際組織注意到的差異

性別自主的信奉者，不屑於這種臣服於二元性別的變性訴求，卻又在包容多元的大原則指導下把變性者納入跨性別群體之中，相信這是跨性別群體內部的最大矛盾之一。一些國際組織明顯地注意到「性別自主訴求」與「變性訴求」的差別。歐洲理事會議會在一份關於跨性別及變性人歧視的報告內提到，「『跨性別人士』一詞所指的人……有些是自覺必須、屬意或選擇透過衣著、配飾、化妝或身體改造，以異於其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角色現於人前」。事實上，跨性別的訴求更著眼於突破性別表達和性別角色，多於對醫療干預，因此歐盟委員會在另一文件提到，「跨性別人士……有別於變性人士，他們不一定希望接受或需要任何醫療干預」。

但變性者的訴求卻明顯與醫療干預尤關，同一報告記述，「變性人士……通常也會十分厭棄自己生理上的第一和第二性徵，希望使身體與屬意的性別相符。變性人士可能有意或正在接受，又或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治療（或會涉及賀爾蒙療法或手術）。有變性史的男女會徹底認定其屬於後天取得的性別，並尋求此性別獲得承認，而在該承認之下不提及他們之前的性別……」。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一份關於性別議題人權法的文件裡提到，「變性人士所指的人，已通過手術或治療而經歷了生理或賀爾蒙改變，務求令自己具有新的生理性別的特徵。」可以想像，貼近變性訴求的人，往往更希望低調地融入後天取得的性別，而不以變性身份為傲。

性別承認諮詢

政府在6月底推出的性別承認制度諮詢分別提到幾種可行模式。像阿根廷、丹麥、馬爾他和愛爾蘭就採用了自我聲明模式，准許人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其法定性別，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或身份限制，也不涉及複雜的程序。自我聲明模式符合性別自主訴求，性別由個人內心自決，社會所有人去配合。

諮詢文件內並沒有探討，以內心性別來區分男女會為社會帶來更多好處還是更多麻煩，但筆者借鑑西方的跨性別運動的發展，隨從性別自主訴求出現了削弱兩性制度功能的後果，包括性別意識形態由兩性固定轉為多元流動，兒童性別不一致的狀況驟增；任意按心理性別使用性別區隔措施而忽略保障女性和小孩的隱私；生理男參與女子競賽等不公平現象等等（可參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所編著的《消失的性別界線》及筆者另一文章《招雋寧﹕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現行已具備一些行政及醫療措施，給予尋求變性者。諮詢文件提到的其他性別承認模式，則嘗試進一步規範變性手術及醫療規定，以達至更完善狀況。不論對變性一事的評價孰對孰錯，筆者希望社會能夠在體諒患有性別焦躁症者尋求變性手術的渴望，和維護兩性制度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平衡，在未來制訂更完善和嚴謹的性別承認措施。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2017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講員：李適清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神學科）

「隨波逐流」原指到沒有自己的立場，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能隨著別人走。但在職場上，隨波逐流可能有不一樣的意思。員工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也不是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是，想到升職加薪，想到避免與其他人發生衝突等不同原因，有些人便對黑白是非妥協了。5月12日的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李適清博士，偕同中神的同學與大家一同分享如何在職場上成為一個「靈巧像蛇」，卻又「純良如鴿子」的人。

李博士指出在職場上，最難處理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人際關係，因為不同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成為各種衝突的來源。在職場上，信徒可以嘗試以一套名為HUG（擁抱）的神學框架去反思自己的價值觀，以及用以處理職場上的問題。

HUG的H──Habit（習慣）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四7-9）

我們每天都做不同的決定，每次決定一件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基於「本能」，沒有太多空間去思想倫理問題。因此我們要操練自己，建立出合乎信仰的倫理價值觀，並且習慣以這些價值觀去回應各樣事務，成為我們的「本能」反應。一個人不會天生便能作出上述的「本能」反應，我們需要習慣屬靈操練，每一天都親近神，讓我們勇敢地實踐出我們所知道的道。

李博士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他的公司有很多人事問題，大家上班都不認真做事情，而是「玩野」度日，總之便是通過電郵對付人，並且箭頭亂飛。面對這種工作環境，弟兄無疑是沮喪的，他可以選擇隨波逐流，同樣成為一名射箭手，但他決定不成為這一類人，選擇認真做事。當他認真做事的時候，有一些同事發現他與他人不同，反過來幫他擋箭。當信徒習慣親近神，習慣活出信仰，我們在職場上或會有新的轉機。

HUG的U──Unlearn（除掉）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

耶穌說祂自己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然而，我們一出生，便要學習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被告知我們要做甚麼。職場上有很多聲音欺哄我們，甚至恐嚇我們，例如你不這樣做，老闆便會辭退你。事實上，老闆不一定如此，另外，職場上的做法可以有無數可能，不是只有Say Yes 或 Say No的可能性。

李博士分享到當年她的老闆見識了歐洲的稅務計劃之後，也想她做出一份類似的稅務計劃出來，大家都明白這份稅務計劃的目的，是盡可能合法地逃稅。李博士沒有直接說好，也沒有直接拒絕，每當老闆問她進展如何？她會說「不明、未想通」，久而久之，他老闆便明白了李博士其實是不想落實這一種稅務計劃。

我們可以行出合乎信仰的價值觀，而不需要以世界的價值觀限制自己。神是有創意的、有能力的，祂必會為我們預備出路。公司的結構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信徒需要懷著信心忍耐，不要小看自己在職場上的榜樣。

HUG的G──Gift（禮物）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6-28）

生活環境及系統有很多框架及限制。我們的世界被罪扭曲，沒有一份職業是舒適及沒有掙扎的，我們只有盡量在被扭曲的Given（限制）之中看到Gift（禮物）之所在。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既然我們沒法改變限制的時候，便只好靠著聖靈，養成用屬靈眼光去看事物的習慣，把限制變成禮物。

有一位老師向李博士投訴教職生活已經很忙，學校的高層還要勞民傷財籌備活動，為此他感到非常不滿。李博士反問他在一個被限制的活動中，有否看到好處，例如對學生有沒有用？老師認為這些活動也不是完全沒用。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時，我們可盡量在其中找到益處。

靠神的能力逆流而上

在職場上，信徒盡力在自己的職位上演繹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樣式。每一日的工作環境都成為信徒的戰線，我們被不同價值觀挑戰及包圍，人只有靠著聖靈才能不隨波逐流，只有堅持，才能在不同的人或事身上，看出神的心意。

當然，我們或會有跌倒的時候，但一本小說或電影之所以精彩能吸引人，是因為劇情有高低起伏。我們的生命是神與我們一起撰寫的書籍，我們不必看別人如何看自己，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們。我們學習在微小的事上忠心，勇敢地抵抗洪流。

在聚會當中，中神的同學分享到，她所任教的學校，當中的「擦鞋文化」非常盛行，她十分不適應當中的生活，每一天上班都非常痛苦，後來她反思自己內裡有很多負面情緒，而又沒有為學校的情況禱告，她學習要多多讚美神，自此，她變得可以主動向同事及學生微笑及打招呼。

神會給與人勇氣及能力面對不同的挑戰，我們可以藉著讚美神，也可以藉著心裡哼唱某首詩歌而度過難關。雖然在信仰上沒有特定的方程式，但只要時刻敏銳神，信仰的力量是可以真實地改變自己的心態。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雞群，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AlphaGo有多厲害？它分別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這兩位世界級的圍棋高手。有網民高呼「想到機器無敵時，也是一種恐懼呀。」。也有人估計AlphaGo的母公司DeepMind會蒐集AlphaGo與兩大高手爭戰的數據，並且公佈成論文，並宣佈「人腦敵不過電腦的時代已來臨」。

是否AlphaGo打敗了兩大圍棋高手，便代表電腦勝過人腦的時代已經來臨？事實上，自從發明機械或電腦開始，人腦便註定「比不上」它們。試問現今還有誰可以準確無誤地記下一萬個客戶的資料，還包括他們的出生年月日(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可能連10個電話都說不出)？正如自從人類發明汽車一刻，便知道在道路暢通無阻的情況之下，人類是無法與汽車匹敵一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人類奔跑的速度比不上跑車，記憶力不如電腦，那麼，我們亦毋須得被AlphaGo比下去，因為AlphaGo與人類比拼的，返回最核心的仍是記憶力、計算能力，以及不眠不休的學習能力。

AlphaGo本身不懂圍棋規則，卻可以贏了圍棋高手，全靠被人餵養了3千萬份棋譜，而當中不乏高手的佈局資料，透過這批海量資料，好讓AlphaGo懂得模仿高手出招。再配合策略網路（判斷對手最可能的落子位置）及評價網路（下在這的勝率是多少） 、蒙地卡羅樹枝搜尋法（從有限的組合中計算最佳的位置）。另外，AlphaGo可以做到晝夜不分與自己博奕，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開始時或許只有3千萬份棋譜，但到了與李世石比賽時卻已經增加到1億。這一種強大的組合，又試問哪一個血肉之軀有力量去抵擋？即使李世石出了「神之一手」擊敗AlphaGo，AlphaGo卻轉眼間變得更強大。

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永遠無法有公平的競爭。DeepMind的創辦人之一，AlphaGo 之父Demis Hassabis（德米斯 · 哈薩比斯）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圍棋就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客觀的藝術。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心情好壞產生成千上百種的新想法，但並不意味著每一種想法都是好的。而 AlphaGo 卻是客觀的，他的目標就是贏得遊戲。」一部絕對冷靜客觀又會超級運算的電腦，又哪有人是它的對手？除非，人類可以發明另一部人工智能，比AlphaGo的推算能力更快更強大，這時，兩者的競爭才公平。所以，亦有人說，打敗AlphaGo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有一隊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的團隊，為柯潔教路。

所以，如果稱讚AlphaGo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倒不如稱讚它打敗了它的前輩DeepBlue。DeepBlue只做到打敗國際象棋冠軍，對於圍棋這種更複雜以及高手會憑直覺來行的棋類，完全無能為力。相對國際象棋，圍棋的變化性更甚，19格X19格的方陣，共有361個落子點，所以整個圍棋棋局的總排列組合數高達10的171次方。AlphaGo的成功不是證明人類的失敗，正如數據科學家尹相志提到，AlphaGo「根本就是為了下圍棋所設計出來的人工智慧，如果要拿它來解決其他問題，勢必神經結構以及算法都必須要重新設計。所以李世石與其說是輸給了AlphaGo，還不如說是輸給了數學」。AlphaGo的出現，它證明了人類在研發人工智能方面，又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AlphaGo戰績輝煌，甚至被中國圍棋協會授予職業圍棋九段稱號，但在數據科學家眼中，它還是弱人工智慧，它沒有自我意識與思考，只在於計算而不懂得理解圍棋的美學與策略。難怪李世石都批評「下棋的電腦並不了解圍棋之美、人之美」。是的，你要它明白圍棋的文化精神，是絕對沒可能的事情。它不會理解為甚麼圍棋又名「坐隱」、「手談」、「忘憂」、「爛柯」，以及當中的文化精神。也不會明白執黑子者為何通常第一手會下在右上角，以表示對白棋的尊重，AlphaGo基本上是連圍棋規則都不會。

人工智能與人類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工智能能力高，卻缺少了「人性」。Google雲端人工智慧暨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李飛飛提出「情感面，人工智能基本連起步都還沒有」。因為人類有情感，所以面對比賽有壓力，不能冷靜自如，但正正因為人類有情感，人在逆境中能夠迸發無窮潛能，懂得靈活思考及變通，超越本身肉體或智力的限制，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人類不應與人工智能比能力，而應與它們比「人性」。

司法覆核案HCAL 258/2015的申請人梁鎮罡先生，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是同性戀者，並於2014年4月與Adams先生於新西蘭結婚。

《公務員事務規例》要求公務員更改婚姻狀況的資料，而按規例他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就可延伸至「家屬」，其中定義包括公務員的配偶。梁於2014年提出更改婚姻狀況的申請卻被拒，同年10月，公務員事務管理局回覆，梁的婚姻不在婚姻條例定義之列。梁的配偶因而未獲公務員配偶福利。

此外，梁在電子報稅系統裡，在配偶稱謂一欄不能為Adams選填「先生」。他於2015年6月向稅務局投訴，表明自己已與同性結婚。稅務局同月回覆，由於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並非有效的婚姻關係。梁於同年9月以紙填方式填寫合併報稅，不被稅局接納，並以個人作報稅單位。值得注意，局方稱拒絕二人合併報稅，並沒有令梁要繳交較高的稅額。

梁提出的挑戰有二；

一）福利決策：作為已在新西蘭與Adams先生進入同性婚姻的公僕梁先生，到底應否從政府那裡獲得其他異性已婚的公僕同等的「配偶」福利和津貼？二）稅務決策：到底Adams先生與梁先生的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是否「婚姻」？法官在判辭裡主要處理梁有否平等權利（或不被歧視），先回應福利決策的挑戰，其次回應稅務決策的挑戰。先說說較為簡單的後者。

法官提到今次要處理的是，同性婚姻是否「是（i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卻不是同性婚姻應否「被視作（be treated a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由於《稅務條例》對於婚姻的一男一女、丈夫、妻子、一夫多妻、同性伴侶等定義相當清楚，在條文來說，同性婚姻的確不符條例中婚姻的定義，最後判申請人敗訴。

福利決策又如何呢？法官採用兩個階段，首先說明外地同性已婚伴侶和本地已婚異性伴侶是否可以比較。在第二階段採用終審法院在肛交罪非刑事化的「丘旭龍案」中創立的「有理可據驗證標準（Justification Test）」，來判別政府的做法是否正當。這工具有三個步驟：一）該差別是爲了達到一個有真確需要的合法目的；二）該差別與該合法目的之間有理性的聯繫；三）該差別的程度並不超越為達致該合法目的之需要（法官在標準裡加入兩項其他元素，在此不贅）。

首先，法官認為簡單來說是婚姻狀況的差別對待。政府的代表律師提到婚姻狀況是特別的法律地位，而法官就指出基於梁的同性性傾向，他不會（cannot be expected to）進入異性婚姻，從而得到這「特別的法律地位」。這至少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代表政府的答辯人提出理據，認為給予福利的標準與婚姻法一致，才算合法和正當。不給予福利，亦是為了避免「走後門（through the backdoor）」承認同性婚姻。他又舉出案例支持政府鼓勵市民組成傳統家庭，阻撓其他方式的結合，維護婚姻制度的完整一致，是合理的。

但法官認為這些差別對待均沒有正當可言。他看不到（unable to see）給予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福利觸犯了甚麼法例，亦看不到間接承認外地合法的同性婚姻在法律上在何錯謬。法官反駁了答辯人提出的案例，認為案例情況不適合比較今次事件。他又看不出差別對待如何保障傳統家庭。因此，他裁定福利決策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法官在判辭中注意到，外地合法結婚的一夫多妻的關係（雖然本案沒審議），也注意到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屬於立法事務，法院不處理。法官亦補充，看不出《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要求政府訂立同性婚姻。

筆者就《梁鎮罡案》有幾項短評：

• 此案遠超過應否訂立同性婚姻的爭論，而是直指婚姻政策的灰色地帶：當某種外地合法的婚姻制度與香港婚姻制度不符，政府應否承認該制度且兼容於整個香港政策？司法覆核只會審理政府的個別決策，而設計和執行整個婚姻政策的，卻是立法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亦是須要社會積極關注和發聲。本社認為，政府婚姻政策至少應符合現行的婚姻法，包括在婚姻人數、性別組合、結婚次數、合法年齡、血緣關係等方面，一致的做法避免婚姻政策「一港兩制」。
   
• 倘若政府容讓「一港兩制」，梁到底在甚麼層面算作「已婚」，甚麼層面算作「未婚」？政府如何發放福利、釐訂權益，向市民清楚交代是責無旁貸。若婚姻登記官認為梁屬於「未婚」，那麼他在港是否仍有「與一名異性自願終身結合」的平等機會嗎？如判辭所示，梁固然是不會（unexpected to）使用這項機會，何況這次梁聲明自己是一位持續的同性戀者，但在整個同志政治（LGBT Politics）的脈絡下，不能忘記有雙性戀身份（Bisexual）主張自己有權與男、與女發生戀愛關係，且是自願、有共識、忠誠的開放式關係。政府應注意，同志政治透過司法覆核前進是一貫做法，從梁威廉案、丘旭龍案、變性人W案、QT案、以致早幾天菲籍準變性人的申請，也不難想像會有雙性戀者的興訟。當政府在「性別組合」的限制上因平權的理由而讓步，就再沒有理由不因平權理由而放寬「婚姻人數」或「結婚次數」的限制。本社呼籲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更多思辯如何為婚姻制度設限。
   
• 立法會議員將「同性伴侶」加入不同議案的「親屬」、「家屬」等釋義中，為許多法例打開容納同性伴侶的法定身份的缺口，做法是路人皆見。倘若政府欲推行一致的婚姻政策，不妨參考《稅務條例》對婚姻的定義，並檢視各項條例、守則、附例，率先清清楚楚地擬訂婚姻、丈夫、妻子、配偶、受養人、已婚伴侶、未婚伴侶等字眼定義，堵截因定義不清而面對同性伴侶、一夫多妻、多夫多妻等未來可預期的司法覆核挑戰。此外，本社現正推動聯署，促請政府就《梁鎮罡案》上訴，聘請有相關經驗的律師進行訴訟。

相關影片：

三分鐘睇完公務同性伴侶有福利的「梁鎮罡案」

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三回

講員：楊慶球牧師 │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1]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忍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他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一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很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