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回應社會議題應有的態度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疫情近三年，不少家長和孩子一起經歷難捱的日子。由恐慌地買口罩度日，到長時間的停課、在家工作和學習，昔日家長要搶購平板電腦和鏡頭，到今日可以嫻熟地使用各種即時開會的軟件工具，甚至已懂得用綠幕做背景，這些日子大家都經歷了許多。不少家長被疫情所迫變成了科技達人，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孩子在疫情下錯過了甚麼，失去了甚麼？

疫情開始時，家中小兒子剛剛在幼稚園讀了一個學期就停課，之後便一直上網課，學校原本最喜歡讓孩子自己製作一些簡單的小食，一起學習和遊戲，但因為停課便取消了這類活動。最後小兒子即使回復日常課堂，在三小時課堂裡，沒有外出、製作小食和茶點，這原本是意料中事，但學校還要求孩子不能喝水和進食，全程要戴口罩上課，這是一件叫人非常無奈的事。他的三年幼稚園生活，理應是人生最快樂的讀書生涯吧，但也在疫情下被斷送，作為家長也甚是無奈。

孩子上網課也要留堂

大兒子讀小學，疫情之下，雖說功課減少了，但仍然要追趕課程，學校要停課不停學，上網課也有測驗考試。記得疫情初期，學校也會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同學，容許他們在合理比例下回校上課，但實際上大部份時間均在網課，網課也難以處理他們的學習差異，最後大兒子的成績當然很一般。他同時因著不能追上進度，居然也有網課留堂的做法，不過即使留堂，孩子一樣可以不專心，眼睛望著電腦後面的電視機，其實能接收多少訊息，基本上是一個謎。

課餘生活也同樣深受影響，特別是疫情初期，政府連公園也關閉起來，孩子在家無事可做，很快就「培養出」打電玩和看手機的「習慣」，很多家長朋友也感慨本來努力為孩子建立的電腦和手機使用習慣，一個疫情就失守了，現在復課即使功課再多，他們也不能像以往般專心溫習。同樣因為沒有機會外出活動，就連很多增強體能的活動，也因著疫情被取消，孩子雖然沒有患傷風感冒，但卻變肥變慢，長此下去也不會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難道真的要終此生戴著口罩度日？還是要每年定時定候打預防針，才能生存？沒有人知道。

孩子外出回家務必立刻洗澡

疫情也讓孩子有很多心理陰影，例如大兒子現在但凡回家，務必立刻洗澡。有次他不知道原來晚上還有活動，就大叫不要再外出，因為他早就洗澡了，一天洗幾次澡覺得很麻煩，但又擔心外出回來若不洗澡就無法清除病菌，所以感到十分矛盾。他有時又會每天問我們確診數字是多少，希望疫情放緩便可以和朋友見面，但到了見面的日子，卻又因為害怕疫情，而不能像以往般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只能透過網上連繫，生活似乎很不開心。

幸好，小弟家住村屋，部份政策很少在家中實施，例如很多朋友經歷過的圍封、強檢，小弟就未試過，又因為開車接送家人上班上學，與家人一起的時候也不用戴口罩。但可以想像得到，在公眾地方，大家的壓力可以有多大，小孩未來成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以有多遠。我們也不難想像，到了一天可以除口罩相見時，大家可能還會害怕，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有病菌，但想深一層，只要你病過一次，也會知道，人總會病的，與其害怕，不如勇敢面對。

最後，小弟一家也曾中了新冠肺炎，幸好只須居家隔離，避過到「竹篙灣」一劫，但患病的經歷很真實，也有發燒咳嗽等病徵。孩子們雖然辛苦，也笑言好像有好幾年沒有病過了，但回頭再想想，如果可以選擇，我們會寧願這樣病，還是選擇努力去預防這個病？孩子們笑說，沒有甚麼比週末去公園玩；平日可以返學和同學一起，放假可以返課外活動，之後和朋友一起食沙嗲牛肉麵；週日又可以返教會上主日學，之後一起去意大利式餐廳食肉醬多利亞焗飯重要。

原來，孩子們的選擇很簡單，只是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

又原來，今時今日，開心快樂，卻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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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家長心聲

疫情連綿，今日孩子即使恢復面授課堂，也要戴著口罩上課，有家長在社交媒體的群組中感慨的說：「阿仔已經返學兩個學期了，但從沒見過其他同學的樣子，讀幼稚園時這樣，現在讀小學也是這樣。」幼稚園生的家長，看著孩子幼稚園畢業，有的家長表示：「在班級畢業照中，所有小朋友都戴著口罩，誰也認不出對方。」也有家長慨嘆：「我覺得小朋友錯失了許多寶貴的學習經歷，他們需要學習群體生活，但因疫情卻要保持社交距離。」疫情下孩子或許都習慣了做快速抗原測試，有家長就形容女兒打開快速測試包，就像打開餅乾包裝袋一樣嫻熟。盼望疫情過去，回復昔日的生活，是不少家長的心願，有家長就分享到：「希望小朋友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不用擔驚受怕。」「很想小朋友能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開生日會，吃蛋榚、喝果汁，一起開心笑。」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近一年，許多學校因學生打疫苖的數字未達政府要求，仍未能回復全日面授課堂。這種情況，對學童成長及學習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曾任小學校長、有16年管理學校經驗的鍾頴欣校長，憑著她的觀察、與老師、家長教師會一起制定的方向及設計的活動，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同學未能與同齡書友相處

鍾校長認為學生在疫情下，失去了很多學習機會。對於幼稚園、小學生來說，用Zoom這類軟件在網上進行學習，如沒有家長的協助，可以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多。她坦言，部份學生隔了兩年，從幼稚園升到小學上課，好像完全沒有學習過，很多東西都未學懂。她指出有些學校可能會為學生學習知識而著急，在面授時單單著重教學。但她認為除了學校課程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成長中與同學一起才能獲得的經驗。「學生不能一起在操場聚集、不能一起排隊、不能一起坐旅遊巴外出參觀，就會失去一些一起經歷整體氣氛的體驗，這實在十分可惜。」她認為學生與同齡的同學相處，一起成長十分重要。疫情中，學生在家最多還是和兄弟姊妹相處，現在學生回校，不少學生的社交能力都差了，因為在家被關注及被照顧得太多，可能被寵壞了，回到學校，他們缺少了一些有商有量、接納、分享及互相合作等能力。

除了社交，鍾校長還指出學生的脾氣、耐性也差了不少，她認為可能是家長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或要在家工作，他們居住的空間不多，但要與孩子們在家日對夜對。家長由於面對不少壓力，其情緒有機會影響到孩子。當孩子回到學校，也同樣地會帶著一些情緒及缺乏耐性等習慣回來，這狀況明顯也是受家長影響的。

雖然疫情使學生的學業、成長、情緒等，都出了一些狀況，但鍾校長說有方法可以改善。每間學校的取捨可能有所不同，她就認為學校除了教學外，亦需要每日騰出時間舉辦活動，訂立目標、主題，讓學生可以一起參與，讓他們可以學習與同學相處。

鍾校長又指在疫情下，老師有多點空間做網上教材，學生可以看短片，看一些需要跟著步驟逐步逐步做的課程內容，這令學生在家仍可以學習，效果可能比面授更好，因為未能看一次就學會的學生，可以重複觀看片段，慢慢學習。

關心家長同樣重要

另外，鍾校長也覺得關心家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老師會抽時間每星期致電給家長，除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其實也可以透過傾談，了解家長的情緒和現況。收集好家長普遍的狀況後，學校社工會為家長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講座，如教導如何疏導情緒的講座等。」

而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曾舉辦親子KOL短片拍攝比賽，讓家長與孩子一起拍短片記錄一起做的一件事，如一起烹調食物或唱一首歌等，讓家長與孩子在家可以有機會共同合作完成一些事情，建立美好的回憶。

問及家長們會否對講座不感興趣，鍾校長認為可以先試試以學童需要作為講座的主題，讓家長親臨參與，然後再加入一些針對家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教養子女、相處技巧或與上網有關的資訊，這樣便能吸引家長參與講座。

最後，鍾校長鼓勵家長們，在疫情中就算有很多時間在家，家庭成員也不要各自對著電視、平板電腦，反而可以在家進行親子活動，如一家人一起玩board game（桌上遊戲）或烹調食物等。但她更建議大家多點一起外出抖抖氣，爭取多點活動空間。

疫情下，學童的身、心、靈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家長、學童面對「疫」境時，往往充滿憂慮，擔心學業成績下降、社交能力減弱等等。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就近年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需要解決人生轉變的問題及挑戰時，若以正面的心態來面對，將是最有效的對策。

她引用Kübler-Ross的Change Curve稱，當一個人遇到逆境時，最初的表現是會向下跌，但後來卻會回復至原來水平，最終會因為能應付新環境下的挑戰及對事情進行整合，表現將會比原先更好。從這個經驗可以見到，人生遇到挫折，未必是一件壞事，反而會令人因更多的體驗而變得更正面。

她總結疫下學童的心理情況如下：

1. 界線模糊

在疫情期間，由於學童在家網課，他們無論上學、小息、放學、回家都是在同一地方進行，結果沒有了界線，把玩樂與學習變成一體，故此他們需要自行重建架構。界線模糊的情況還出現在家庭的角色上，家長成為老師，補習老師成為督導，而老師由於只在網上見面，角色變得模糊。

2. 關係緊張、疏離

疫情期間，家長需要在家工作，學童則在家網課，受環境限制，一家人集中在同一地方，時間一旦過長，便會容易激動、憤怒，關係緊張。此外，由於不能上學，學童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便會建基在電話或社交平台之上，他們會害怕失去朋友，彼此關係亦會愈來愈疏離。

在心理學上，林博士提出以正向的角度去面對及解決困難，並建議以下的方法：

1. 家長要先行調節心態

林博士憶述個案稱，有一個孩子不願意外出，對外出產生恐懼，原因是怕會在外面感染疫症。後來經了解後，原來恐懼是由家長而來，因為家長不斷地向孩子灌輸疫情如何嚴重的消息。從這個例子可見，家長的心態直接影響子女的思想行為，他們應向子女以正面的角度解釋疫情已不太嚴重，令他們儘快重拾社交活動。

此外，林博士又引述一些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學生作為例子，這些學生由於需要更大的空間，要他們整天留在家中，確實不易，就像困獸鬥一樣。然而，她也鼓勵家長能從正面的角度去看，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學生社交能力較弱，他們可以避免回校與其他同學爭拗，學生便可以少一點孤獨感，少一份壓力。林博士引述個案稱，有一個學生原本在學校沒有朋友，更與同學鬧翻了，在復課後，由於大家都有成長，人際壓力緩和，最終他與同學相處比以往更融洽。

2. 教導子女正面解決困難

作為家長，應讓子女學懂正面解決困難。有些人會說，窮家庭，地方少，林博士提出這些家庭也可在疫情期間自製空間。她引述一個真實例子稱，有一個媽媽在政府圍封公園、遊樂場期間，她具創意地在大廈的後巷、門前等地方，拿起粉筆在地上畫圈、畫曲線，然後與女兒沿線行、沿線跑、沿線跳，製造一個富空間感的親子遊戲。她認為疫情期間也不必擠在家裡，只要懂得善用空間及資源，便能解決問題。

3. 換個角度去想問題

疫情下孩子要在家網課，林博士認為不一定是壞事，她稱，有些學生以往學業壓力太大，但在這次難得的機會，他們卻可以睡晚一點才起床上學，少一點被學校控制的時間。再者，一些住在偏遠地區的學童，他們可能每天需要花1.5小時返學，來回便是3小時的車程，在家網課，卻可以省回一些時間來休息或溫書，免卻舟車勞頓。若從這個角度去想，網課其實可以有很多好處，可以令學生生活輕鬆一點，家庭更健康、愉快，更珍惜一家可以相聚的時間。故此，換個角度去想問題十分重要，家長要懂得運用這段時間，與孩子相處。

4. 多讓子女參與制訂活動

在家也可以很精彩，可以讓孩子自主學習。在網課期間，她建議家長可與子女一起設定時間表，如每天上床、休息、外出的時間表，子女便要按時間表有規律地做。與子女一起編排時間表時，若雙方持不同意見，例如孩子想晚一點才睡，家長可以跟他們一起上網尋找合宜的睡眠時間及習慣，他們便可從討論、尋找資料中學習。這樣可以讓孩子自行尋找晚一點睡眠的壞處及後果。要讓子女參與其中，講道理，而取代處罰的方式。

她鼓勵家長要多主動與學校聯絡，而學校亦應舉辦講座，令家長能有充份的知識應付突如其來的轉變。

5. 家長的私人空間

最後，林博士也鼓勵家長要懂得照顧自己，才有能力照顧孩子，故此他們要常常製造更多私人、快樂的空間，給自己更多力量。家長要時刻記著，學業並非最重要，重要是身心靈的健康。人生還有很多時間，總有一天能學到應該要知道的事情，凡事抱著總有一天會完成的心態，不需要急著現在便要完成，那人生會更加快樂。

現在已經復課，很多家長可能會擔心網課的日子何時會再次出現，她說：「已經歷過的事情，何需再憂慮？」

《獅子山下》是70年代香港電台同名實況電視劇的主題曲，當時劇集講述的故事是：香港人資源匱乏但仍可憑努力向上流動的社會現象。這首歌曲由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港台於2014年重播劇集，當時的節目監製張少馨形容該劇首播時有兩個初衷：一、用低下階層的生活入手，為小巿民吐苦水；二、政府透過電視劇解釋政策，作為官民溝通橋樑。[1]

建構出身份認同

有學者形容，《獅子山下》是透過流行文化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使他們覺得香港人，就是出身貧窮，逆境自強，放開矛盾，同舟共濟，共同為這個城巿付出。回歸初期，香港遇到經濟大逆境，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在財政預算案中引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希望巿民一起努力，捱過當時艱難的時期。

自此之後特區政府亦有意識地利用這首歌企圖建構香港人努力艱苦拼搏的一面，於是《獅子山下》多次出現，不論是政府宣傳，或者不同民間機構，在支持政府做一些民生工作時，均有使用《獅子山下》，[2] 例如2022年2月，為了同心抗疫，無綫電視就將《獅子山下》改篇成抗疫歌。[3]

不過，有趣的是《獅子山下》這首歌也曾被多次使用，企圖另有所指。於2013年，政府推出「家是香港」運動時，其主題曲《同舟之情》中的橋段，就是移調也要硬接上《獅子山下》的副歌，有學者形容《同舟之情》為B調，而《獅子山下》為F調，這種調的轉變，當中的音色並不穩定。另外，也有人認為該首歌的曲詞有別於《獅子山下》，當中的意思可圈可點。[4]

男團也唱這歌

早前，男團MIRROR翻唱《獅子山下》的短片推出，不少人質疑，他們翻唱該歌曲的意義。[5] 2分15秒的片段，12位成員在畫面中，一人佔一個小格子，模擬隔離的狀態，唱得非常普通，背景不是香港風景，就是運動員，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形容此片，可能是受到高層壓力，被迫去拍片，但又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冒險打政治擦邊球「hea唱」，以此「明心志」。[6]

《獅子山下》作為一個隱喻，幾十年來不斷被挪用來表達香港，政權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論述，但當社會提起「獅子山下」時，也會令人想起2014年雨傘運動時「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或者2019年人鏈照亮獅子山活動時，「獅子山下」看到的風景，這就未必再是政權想我們想像到的風景，當那個「獅子山下」不再是營營役役的香港低下階層的巿民任勞任怨地工作，而是透過「獅子山下」，表達路難行但不同意見的人仍然一起抗爭下去時，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故事被改寫了。

有趣的是《獅子山下》作為一首歌，當時的填詞人可能也只是覺得是一首「行貨」，[7] 當年創作該節目的人也認為它只是一個表達當時民生議題的電視節目。節目曾因為表達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及政府一些問題，被當時的官員在節目出街前要求刪除或遭團體投訴。例如〈警察〉一集，《獅子山下》的第一代監製黃華麒坦言，當時警務處處長直接來電，以內容敏感為由要求刪除該集，惟黃拒絕，及後有一集〈誘惑〉談及公務員貪污，播出後更有團體要求公開道歉。但其實節目中也有幾集，政府借之用來提出政策，或者疏理民怨。[8]

象徵的意義在改變

可見，當時的《獅子山下》說到底就只是一個節目，沒有甚麼所謂的獅子山精神，但時至今日，隨著不同的人為這首歌增加不同的意思，獅子山的象徵意義不斷被增加和改寫。[9] 流行文化的文本，正正有這特色：文本的話語權，往往不斷被爭奪和改寫，這是生活，也是一種政治，即使當紅如MIRROR，也不能說自己可以獨善其身，避而不談，因為你的舉手投足，均是政治。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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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假如在網上試著搜尋「學童、打機、網絡、上癮」等字詞，會發現不少有關學童沉迷打機、上網成癮的新聞，當中輕則有學生因沉迷打機而影響學業和健康，重則有學生會做出傷害自己、企圖輕生的事。[1] 無論學童還是家長，面對上網成癮的問題都會感到無助，很需要關心、同行與支援。其實遇上身處在逆境中的家長和學童，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可以怎樣為他們提供支援？讓我們從一些實例中，看看有甚麼可行的方案。

親子戶外活動

疫情雖然持續，但有教會就在疫情略為緩和時，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參與了機構舉辦的親子戶外活動，讓家長和孩子舒展身心。廣東道平安福音堂負責青少年崇拜的執事暨香港基督少年軍隊長徐啟泰弟兄，就分享了其教會曾參加由香港基督少年軍[2] 主辦的戶外親子活動。由於該活動獲贊助，可以讓參與的家長和孩子免費到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玩一天。當中，除了有促進親子關係的活動（例如由導師教每個家庭如何將一條原木，製作成有雕刻花紋的筷子），園內的設施、教育館等，讓遊人可以思考一下生命，亦讓許多非信徒家長有機會聽福音。其實疫症橫行、壓力處處，不也正是人們最需要福音的時候嗎？徐弟兄稱，活動拉近了參與者與教會的距離，也增加了教會的聚會人數。

為家長提供支援

也有學校與機構合作，為家長提供支援，由資深社工透過Google Meet帶領小組裡的家長，學習認識自己情緒、了解自身情緒對管教孩子學習的影響、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學習照顧好自己、提升管教技巧，增進親子關係。在四次的網上會面，除了有社工的講解、家長輪流做情緒表達的練習外，還有家長與社工互動、問答的時間，以及家長互相幫助的環節。社工教導的技巧，例如非暴力溝通等，也許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知識，假若家長是習慣了對孩子咆哮或一上來就對孩子批評，確實不易實行，但透過這樣的學習與提醒，加上學校、社工及家長彼此的支援，相信至少有助疏導一些家長的負面情緒，甚至避免或者減少了一些家長歇斯底里、或令孩子痛哭的場面。

與青少年同行

有教會透過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3] 推出的計劃，服侍青少年。筆者從教關的網站得知，教關於2021年3月舉辦了「基層青少年事工服侍網上分享交流會（二）」，[4] 在當中有堂會牧者分享他們服侍青少年的經驗。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許仁豪牧師在分享交流會中提到，過去十多年，教會的青少年事工發展遇到樽頸位，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佈道工作，如教會舉辦的街頭佈道、節期佈道會、在行人專用區辦band show等活動，惟進行一次性的佈道時遇上不同困難，效果亦欠佳。此外，教會找不到學校合作，以及教會本身的青年人因步入職場、建立家庭而逐漸流失，令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當教會參加了教關推出為期三年的「師友計劃」，便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接觸基層青少年，由基督徒擔任青少年的成長嚮導，作三年較深入陪伴與同行。這使被服侍的青少年更自然地走進信仰及教會的大門，同時也為教會帶來服侍這些孩子及其家人的機會。

讓青少年發揮所長

2021年的暑假，在如此特殊的時期，還會有基督教團體願意舉辦營會嗎？有！筆者在網上搜尋，發現G-Power青少年事工聯盟（G-Power）[5]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6] 合辦的「Camp Anywhere青少年暑期在線營會」。舉辦線上營會的確是別出心裁，營會的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有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佈道晚會等，並讓參加者組成小隊，按時完成團隊任務。此外，由G-Power主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合辦的「You Got Talent 2021」才藝訓練及比賽亦在2021年的暑假舉行，活動透過訓練及拍攝，來培育15至22歲的青少年，讓他們發揮所長（如戲劇、舞蹈、歌唱方面才華）。才藝訓練及比賽的籌委會核心成員在接受基督教刊物的訪問時表示，觀察到現時網上熱門的基督教平台吸引到的觀眾起碼都二十多歲，而舉辦有關比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年輕的人知道原來教會可以在年輕人文化中，回應他們的需要。[7]

為主作見證

環看世界動盪，人心惶惶，相信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上文提及的實例與活動，未必能為青少年沉迷上網或打機的問題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們都鼓勵年輕人選擇健康的生活，或協助締造一個有利他們成長的環境。它們也鼓舞著我們，即使身處在疫症橫行的世代中，仍能趁著白日，把握機遇為主作工，誠願我們都不要灰心，為主作好見證！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的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載，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以吸引人分享。當網民不願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或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時下香港的小學生與爸媽真的不易做！當填鴨式教育遇上疫症，學校又要縮短課時又要趕進度，Zoom課、功課、背書、默書、測驗、考試……排山倒海地接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來。當厭倦學習又想玩耍的孩子，在疫情下要日日在家和焦躁不安的家長作困獸鬥時，會發生甚麼事？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於2020年7月至10月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一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22.9%受訪家長，和21.5%受訪教職員有至少一項中度至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情況讓人擔憂。[1]

家長的心聲

同為小學生家長的筆者，實在能理解家長的心聲。例如：孩子一定要追上學習進度，如果今日的基礎打不好，日後能繼續升班嗎？升班以後又怎麼辦？學校每日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要記、有許多習作要做，但孩子不懂，還要我來教，但怎樣教他也不明白！他是不是智商比較低？孩子那麼貪玩、不做功課又不聽話，每次都要拖延到很晚才做功課，惹人生氣！很擔心孩子追不上進度或欠交功課，老師如果要見家長，實在覺得很丟臉……自己已經很累很煩惱了，還要日日對著孩子和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學習任務……

對於許多為孩子學習而費心傷神的家長來說，他們可能已經與孩子墮入低效能學習的惡性循環裡面了。有些孩子對學習無任何動力、興趣可言，完全是被家長迫著去學習的；加上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了應付測驗、考試而學的東西，在考評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如果這樣下去，家長更嚴苛的督責孩子、孩子的拖延、厭惡學習的情緒、不佳的成績、雙方的精神壓力與關係的破裂等等，恐怕只會令情況更差。

對於上述的問題，如果家長們承認靠催逼孩子無濟於事的話，那麼，就讓我們從孩子的學習困難與家長應該怎樣做的層面來尋找出路吧。

困難一：學習時愛做雜事

《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下稱：《不咆哮》）一書探討有關陪伴孩子讀書的難題和解決方法。[2] 作者是一位小學生的家長，她同時擁有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書講到，使孩子集中精神的是大腦的抑制功能，但這個功能要到13、14歲才能發展好。所以孩子很容易被身邊其他事物吸引，卻不容易一直對學習保持專注，這時候就需要家長的幫助。例如在學習期間，孩子可能一會要去洗手間，一會要飲水，一會又要刨鉛筆……對此，家長可以事先請孩子先完成各樣要做的雜事，然後再回來專心學習，這有助孩子保持專注。

困難二：孩子需要即時回饋

《不咆哮》一書又講到，許多家長反映他們的孩子對學習提不起勁，但玩電子遊戲時卻非常起勁。這個原因在於電子遊戲可以即時給孩子回饋——他們對遊戲的每一個操控都會帶來即時的得分、扣分或獎勵等，而這樣的快速回饋符合孩子的本性，讓他們獲得即時的快感。而讀書學習卻往往不能給孩子即時回饋，相反，有時學了很多卻沒有回饋。當孩子面對一大堆功課，就如做數學題，有50題要做，孩子可能覺得沒趣味而不斷拖延，家長如果按孩子的能力，替孩子分拆為每10題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小目標，五組就有五個小目標，讓孩子集中精力去完成小目標，當完成10題後給孩子打個剔號。這樣，當孩子能高效地完成任務時，就會產生成就感、自信和幸福感。當然在完成每個小目標時可以給孩子適當的時間休息。如果我們能在孩子日常的學習、做功課時幫孩子建立這種分拆目標、集中、高效的學習習慣，就能幫助孩子從只享受玩電子遊戲的快速回饋，逐漸地適應到在學習時未必即時看到回饋的狀況。

咆哮解決不了問題

面對頑皮或懶散一點的孩子，家長容易失去耐性，對孩子咆哮、責難。《不咆哮》卻提到家長愈咆哮，孩子就愈學不好。原因是當家長咆哮時，孩子因害怕，其大腦中的杏仁核受到刺激後就會產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這時身體就會調動能量、血液去到四肢，而大腦就會出現血液不足，導致反應麻木，這當然無助於學習。此外，若孩子學習時經常聽到家長的咆哮，孩子的腦神經就會將學習和被打罵兩件事聯結一起而產生條件反射，以致日後再面對學習時，其過往的負面、痛苦的經驗就會重現，致使孩子會逃避、厭惡學習。對此，《不咆哮》的作者建議家長應該先理解孩子在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並思考如何幫孩子改善學習，而不是指責孩子。

孩子的學習可謂一個大而複雜的課題，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學習問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家庭教育模式、孩子生理或心理的學習障礙、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學習環境、人際關係等。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幫助孩子由考試0分變成100分，但只要我們以愛、以理解之心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每天進步1%，同時在當前的困難好好疼愛自己，每天多學一些育兒知識，相信我們與孩子總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伴讀小貼士

疫情下，家長承受的壓力可不少，他們既要適應生活的轉變，又要照顧孩子，也可能憂慮生計問題。有心理學家就建議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緒，如果察覺自己有些情緒，可作10分鐘的休息，或者轉教別的功課。此外，由於家長不是專業的老師，他又建議家長可以試著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方法。[3]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Ｗ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有電視台近日放風稱會自我審查，收緊藝人們的裸露程度，女星出鏡不能太暴露，尤其是胸部，電視劇不能有過份色情的鏡頭，只能用意會的方式表達。新聞一出，公眾嘩然，藝員的反應兩極：有的說自己一向如此，不用「限奶」；有的則稱自己穿著性感是種美，根本不會引人想入非非。

新聞出街不夠兩天，該台台慶全台女星「胸湧而出」，報紙大字標題稱女星衝擊「限奶令」，她們不但性感，而且露的又豈止於胸脯：手、小腿、大腿、腰……能露的、估計不會被送檢及投訴的，都露了。有女藝人笑言，有限奶令之後，程度已經「收斂」了，否則原本準備的那套衫，更靚，更性感。

表面上，傳媒將原來過鬆的界線拉回合理水平，我們應該慶祝，但就事情的發生順序分析，似乎看到越禁越露的景象。因為禁，所以更要打破規則和界線的趨勢。不過我們會問多一句：這個現象是甚麼的情況下出現？是因為反動、抗爭？還是因為想突破界線？甚或宣傳？

「限奶」其實早有先例，2015年香港播放內地宮廷劇《武媚娘傳奇》時，因為內地在播放中途要求收歛，最後內地版自第十六集後，全部女角由半身邊成近鏡，被揶揄為「大頭娃娃」，香港則用電腦技術，將當中的胸部配上一塊小布遮住。

當年我們如此評論《武》劇：「在香港，我們的劇集偶然也會有過份裸露，或暴力、不雅的內容，巿民一般會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該局在收到投訴後調查了解，然後跟進。此制度的好處是由巿民表達意見，因此用的是普羅大眾的尺度；而進行調查的是由政府委託的一般巿民及專家，所得的判決相對持平，能平衡各界意見。」

今日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社會有個趨勢，就是未收到巿民的想法、意見之先，已被有關當局「自我審查」了。電視台會因為怕被投訴的緣故，自動「限奶」，要演員自己用擦邊球的方式去抗爭。電視台似乎忘記了演員的演繹，應該是以劇本或節目的需要，所播出的時段和對象，硬生生地套入了一些規則，彷彿以長官意志凌駕了客觀的社會要求，容易不必要地限制了創作自由及表達的自由。這就清晰讓人看到，社會實況被政治操控扭曲，社會傳媒的控制力度愈來愈大，而且控制的方式已經不再是以往持之以恆的制度和方法，而是用政治壓力，用內部的程序去達成，如此做法，和人治距離愈來愈近。當然，壓力越大，反彈會越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電視如是，遊戲亦如是，內地遊戲基本上同樣全無規管的制度，所謂的政策朝令夕改，之前有《王者榮耀》被報章點名批評，但仍然沒有收斂，今日有手機遊戲《荒野行動》為了避過規管，在遊戲場景中加掛「不忘初心」、「維護國家安全」等十九大熱門口橫額，企圖將遊戲的暴力「正名」為符合國策的行動。

這些遊戲商的小動作，傳媒的小審查，其實就代表著無道的規管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各界對道德界線愈來愈模糊，大家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做製作，但看不到媒體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最終無道的傳媒，當然不能教化出有良知的下一代。

但願內地傳媒這些不良的生態，不要傳到香港，香港巿民要守護自己的傳媒，先要給他們合理、有道的空間，亦透過適合的方法表達意見，讓他們能夠健康地發展。這樣自然可以達至不用太多的禁令，但傳媒仍然能有操守地做不同的製作。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