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先給學童幸福感

終審法院於2023年10月頒令，要求政府須於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讓他們的關係獲法律承認。雖然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政府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以及在海外註冊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不過，過去十多年，許多本來只屬於婚姻關係內享有的配偶權益，包括受養人身份、合併報稅、公務員配偶福利、以配偶身份申請公屋和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等，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都已經一一透過司法覆核爭取到相關權益。法院的裁決將原本只屬異性配偶的權益給予同性伴侶，不少市民雖然不認同，亦不願意將由納稅人承擔的社會資源給予同性伴侶，間接承認他們的法律地位，但卻無從反對。

對於終審法院要求政府訂立的替代框架，不少支持同性戀運動的團體皆希望是以類似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domestic partnership）形式來製定相關的法例；不過，大家不能不知的事實就是，過往所有通過民事結合的國家和地區，最後皆會順理成章通過同性婚姻，而且中間過渡的時間愈來愈短，因為民事結合就是等如認同同性伴侶應該與異性配偶一樣享有猶如婚姻的福利，只因社會未完全接受而以此制度作權宜之計。因此，若果社會人士不贊成同性婚姻、或不認同港府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及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的話，根本就不應該支持以民事結合作替代框架。

同性伴侶若果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婦的法律權益，無可避免必然會引發倫理爭議，在外國出現得最多的爭議，就是涉及領養子女，以及透過生殖科技生兒育女，這亦正正是本社及不少重視兒童權益的團體最為反對的事。我們相信兒童能盡量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是最符合他們權益的，而兩個母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父親在兒童成長階段的重要角色，同樣，兩個父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的舉動，都是嚴重的虐兒行為。

至於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必然會出現透過第三者捐精或捐卵的情況，外國已出現不少捐精者或捐卵者的後代表示，他們在成長期間，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以及希望了解生父或生母是誰，這問題往往令他們深受困擾，這與一些兒童因為父母離世、被遺棄或無力撫養而需要被人領養的情況不同。子女並不是父母的財物，而生兒育女要考慮的不單是父母單方面的喜好或權利，而是應該同時考慮將要出生兒童的權益，而由於嬰兒無法捍衛自身的權益，必須由政府代為出頭，阻止任何可能對將出生嬰兒不利的情況出現。任何法例或政策的修訂，若可能會造成同性領養或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的情況，在政策推出前，必須考慮兒童而非成人的權益，並且應該廣泛徵詢市民的意見。

不少人支持同性伴侶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權利，他們多喜歡以平權為理由，並且因著一些同性伴侶在逝世之後，未能有法定身份處理與其伴侶相關的身後事及遺產等事宜，而感到不公平及同情當事人的遭遇，所以支持給予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但要解決相關問題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多年以來，本社一直建議用「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去處理有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如醫療指示、身後事的安排及骨灰的處理等等），至於財產方面最好又最能減少爭拗的方法就是盡早訂立遺囑，既然當事人真的全心信賴自己的伴侶，亦不想自己過身之後伴侶與家人因財失義，訂立遺囑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本社過往已有許多文章及小冊子介紹有關「緊密關係授權」的內容，詳情可以參閱本社的網頁。[1] 至截稿前，雖然立法會已通過了守護一夫一妻制無約束力議員動議，[2] 但政府仍未公佈有關替代框架的內容，而本社嘗試約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了解有關詳情亦未能成功，令人憂慮政府若在未來半年倉卒推出並通過有關框架，市民大眾萬一有不同意見，恐怕亦沒有足夠的時間及渠道去表達，令政府重蹈終審法院的覆轍，作出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以及不能令人信服的決定。我們重申，婚姻不是單單屬於兩個人的事，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的制度，以及非常重要的兒童福祉，絕對不能簡單地當作兩個人的權益與福利來看待。

校園欺凌情況在香港時有發生，曾有調查指香港校園欺凌問題亦是全球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若不妥善處理會導致學童心理質素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自殺等危機。無論欺凌者、被欺凌者、學校、家長在欺凌事件上都有很多迷思，當事情真的發生了，學校或會像驚弓之鳥，希望盡快擺平事件，家長又怕得罪學校而啞忍，被欺凌者恐懼告訴老師反遭責罵而沉默不語，這些迷思最終會損害學童的身心靈健康。要校園變得和諧，各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角色，才可讓學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本文將列舉一些欺凌的真實情況，而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則會作出一些回應，透過她的經驗，拆解被欺凌者、學校和家長的迷思。

情況一：同學受到欺凌，但不敢對老師說，因怕「攪大件事」，又或怕遭到老師的責罰。

學校的迷思：黃博士提議學校應追尋學生不敢告訴老師的原因，真實的原因可能未必是怕「攪大件事」，這只是掩飾真正原因的藉口，例如學生其實是怕受到老師的責罵，又或怕要好的同學因此而被罰。學校要了解學生不願表達的原因，嘗試協助學生釋懷，令他對學校有安全感。調查的過程並不是為了向家長交代，最重要是保護小孩不會持續被欺凌。

若學生害怕被老師責罵，這種情緒不能忽視，學生可能有類似的經歷，或許見過有同學告訴老師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遭老師責罵，心裡有陰影。學校要像冰山理論所說，了解到學生看得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表面，要向學生追查，這樣才能看見水平面之下的冰山。若學生是怕得罪好朋友而影響關係，學校應教導學生先放下「說出真相就影響朋友關係」的觀念，因為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或者你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而且，亦要向學生解釋，若他真的當你是好朋友，便不會傷害你，做出如此行為。接著，老師也可引導學生思考好朋友做錯事，身邊的人會希望他會變好，告訴他可以改善的方法。在處理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會被罵，但長遠來說對他是有正面影響，因為學生和老師都希望學校能有一個和諧的社群。此外，學校亦要向同學表達欣賞，因為他向別人的好處去考慮及出發。

被欺凌者的迷思：自己被欺凌，但不願意對老師說，因為怕老師反過來鬧自己，又或是怕對方受罰。黃博士認為同學應換個角度去思考，這是幫助對方明白這樣做不妥當，他可以透過這件事令對方知道自己做錯。同學不要集中在對方的行為上，而是想要令這個朋友變好，幫助這個朋友變得更受別人歡迎。

此外，老師有時說話大聲一點，學生誤以為這是責罵，家長可以教導孩子，有時老師或許講話比較直接，其實不是想鬧他，是希望他明白事件的後果，並鼓勵他主動與老師溝通。

情況二：學校得知欺凌事件，是否交給訓導主任處理最適合？若發生欺凌事件，是否應由女社工輔導女同學，男社工輔導男同學較好？

學校迷思：學校若知道有關欺凌的事件，通常學校答應家長三日內會調查並回覆家長，跟進事件的工作一般會分成兩部份，一是要作真實性的調查，二是學童情緒的處理。由於被欺負的同學會有恐懼，處於下風，情緒可能未紓緩，此時，學校切忌把事件當作同學之間玩耍看待，因為這會忽略了當事人的情緒。黃博士稱，老師應該與學童作分開面見及調查，不要安排欺負者與被欺負者一起作「對質」性的溝通，因為弱的一方很難在強的一方面前說出真話。最好能有兩位老師進行獨立的調查，兩位老師不會預先交流，而對同學的提問是一樣的，並抽取一些見證事件的同學來問，有交叉檢查的作用，從中了解個案的真實性，收集足夠資料後才進行正式會議，商討跟進對策。

家校合作十分重要，家長與班主任聯絡，班主任應成為調查組的核心成員，保持與家長的溝通，若有需要交給第二位老師處理，第二位老師最好也聯絡家長，以索取家長第一身的感受、憂慮及情況。調查結束後，主導的老師應主動與家長溝通，把結果告訴家長。若事件較為嚴重應由訓導主任、社工及班主任合作處理，理想是由訓導致電家長，讓家長知道最真實的情況，而不應由班主任代說。由於學校未必能聘請一男一女的社工，若不是嚴重的風化個案，社工必定有其專業的能力可以應付，無分男女。

情況三：家長知道子女被欺凌，向學校投訴會否培養子女投訴文化？

家長迷思：家長可以用身教去教導子女認識投訴的界線，例如一個管理員在當值期間睡覺，我們應該如何做？若果不投訴，大廈的住戶可能會有安全的危險，所以在這樣的體驗下，引導子女思考投訴是出於好意，並不是想管理員有壞的影響。家長亦可以教導子女如何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受，一些具體句子、表達方式都可以令他們易於表達自己。黃博士舉例，家長可教導子女說話不要含有判斷性，不要說人家轉述的事，只說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如：「我見到有同學這樣做」、「我覺得都需要話俾老師聽」、「我親耳聽到有人取笑他」、「我見到這件事可能不尋常，可能有不妥」、「我現在話俾老師聽，請老師判斷」等等。此外，家長亦可教子女在甚麼情況下告訴老師，例如最好在沒有人的地方，因為若有同學聽到，有機會增加心理壓力。若欺負他的人不在現場，他會更容易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安全感大點，令事情更加正面。若是低年級的學生或較害羞的學生，家長可以與他一起同行，說：「不如我先與老師說，然後你再講。」切忌對老師說：「你罰這位同學吧。」因為罰與不罰最終是由老師去判斷，把事情說了，老師便會去調查。如此在家校合作下，最終能幫助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情況四：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家長可以如何做？

學校迷思：若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這已是信任的警號，在同學心目中，老師在學校很有權威，故學校要建立關愛的文化，促進良好的師生關係。透過學校的成長課，便是好的機會讓學生分享生活點滴，遇到與價值觀違背的事情，老師便可以加以指正，例如讓他們明白好朋友是不會傷害他們的。黃博士稱，學校要刻意安排班主任課，生命成長課，這些課堂可以讓學生與老師有時間溝通對話，表達心聲，不可只追趕課程。

總結

有時，學校因經驗及人手不足，未必能處理所有情況，家長也可以尋找專業的意見，並與學校合作，多體諒。當然，家長也要特別留意小朋友，若放學後發現他們身體有瘀傷、指甲印等，就要加以警覺。學童未必有判斷輕重的能力，他們或許以為是小事而不與身邊的大人說，但有些事，若不說只會加重其嚴重性，故此家長要與學童多溝通，最好是由大人去判斷事件的嚴重性。

12月22日是將臨期的第四主日，一些教會在這個節期期間會擺設將臨圈及四支蠟燭，在第四主日，教會將燃點將臨圈的第四支蠟燭「馬利亞之燭」。馬利亞對上帝的信心，令她勇於接受聖靈的呼召，誕下了耶穌基督，給我們展示信心榜樣。在迎接這個充滿盼望的聖誕節，我們也應該學習以信心和感恩的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

然而，在過去的兩星期，連續發生兩宗12歲學童墜樓身亡的事件，讓我們深感震驚與悲痛，將臨期並未能為這些學童帶來平安與喜樂。現今的學童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學業、家庭及社交環境等多重挑戰，他們在困難中掙扎，難以找到光明的出口。教育局表示，去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共有32宗。至於今年截至10月，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有22宗，情況令人擔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曾經有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學生認為自殺的原因與學業問題有關，而近九成的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選擇不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這樣的情況不禁讓人思考，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檢討，政府是否應增加資源以促進家庭的和諧，推動親子關係教育，以避免關係疏離的情況。首先，教育局應該檢討減少測驗、考試的可行性，而改以活動評估的方式，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與獨立思維，避免他們以死記硬背的模式來學習。學童面臨的壓力的高峯期相信是在升中呈分試前後與中一學習適應期時，一些學童在12歲便選擇輕生，或許反映了這些學業上的挑戰未必是每個學童可以承受的。測驗和考試在某程度上是必要的，但過度的考試卻會令學生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教育局應該重新思考評估的方式，將重點放在學生的整體發展上，而不僅僅是考核學業成績，以更多元化的方法，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此外，建立學校與學童之間的信任，以及學童與家長之間的信任十分重要。學校應該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資源，讓孩子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勇於尋求幫助。教師和家長的角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情感的支持者。當孩子感受到周圍的大人願意傾聽他們的煩惱，他們在危急關頭時才會與身邊的家人、老師分享、尋求協助。家長應時常與子女保持開放的溝通，讓孩子能夠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擔憂。學校和家庭若能彼此合作，共同為學童建立一個更健康、理想的成長環境，將會是兒童重大的福祉。只有當我們重視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學童同行，他們才能茁壯成長，成為快樂的下一代。

參考資料：

吳綽詩。〈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　社福機構走入校〉。《香港01》。2024年12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84111/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社福機構走入校。

〈3個月內至少6宗懷疑學童自殺 專家拆解3個高危時期 家長注意7大學童輕生警號〉。東方新地。2024年12日16日。網站：https://www.orientalsunday.hk/生活健康/987645654-1421307/2/。

每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與青少年性議題有關的新聞，例如未婚懷孕、墮胎、性騷擾、裸聊騙案和援交等等，社會人士和傳媒多數也會有同樣的回應，就是性教育不足，彷彿出現這些問題都是學校沒有做好性教育所惹的禍，批評學校太過保守和落後，在性教育議題上有太多禁忌。

作為過去20多年努力推動性教育的機構，我們當然大力支持在學校加強性教育，不過，要加強性教育，最重要不是加多幾場講座、多派幾份單張和小冊子，而是要問我們想教甚麼？以及用甚麼態度去教？否則可能只會適得其反。我們同意性教育不應有太多禁忌，當年青人發生性行為的年齡已愈來愈細、從網上接觸有關性的資訊愈來愈容易的時候，若果家庭和學校不願意面對現實，不對年青人作出相應的教導，傳媒和支持性解放的組織很願意代勞，大家放心嗎？

不過，性教育不是性交教育，重點主要不是只在於生理，其實也必須包括心理和倫理等，因此，我們應就著不同的年齡，教授不同的內容，並以現代社會常見的問題作為引子，讓學生透過性教育明白自己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發展，以及親密關係的界線、性行為的後果、影響和責任等等。性教育其實也是生命教育，讓年青人學會愛護自己和尊重別人，以負責任的態度看待兩性關係十分重要。

當大家常常說性教育不足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性教育應包含甚麼內容？以及可以怎樣教？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將一些多年以來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心得與大家分享，幫助所有關心年青人成長的老師、導師、社工、教牧和家長對症下藥，一起為年青人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明光社一直關注基層家庭及學童的需要，在此與大家分享最近幾個與基層家庭相關的活動。

支援基層學童的計劃

「立志闖里程」計劃由置地公司．家基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推行，明光社為計劃下的地區伙伴機構。在2021年11月至2024年3月期間，明光社透過此計劃服務居住於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劏房的青少年。參加者可透過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包括教育課程、社交聯繫、家庭關係及健康等主題，擴展青少年的視野及發展，增加向上流動。超過70位青少年透過本社參與了此計劃，有部份更獲得優異成績。計劃的主辦單位特別在2024年10月18日舉辦了嘉許禮及成果分享，向參與計劃的青少年頒發證書及獎項。

嘉許禮開始前，大會提供了飲品及小食予來賓享用，讓出席的家長和同學們有一些彼此分享的時間。高同學透過明光社參與了計劃，她的表現優異，她指當中的英文班對她的學業成績很有幫助，大大提高了她的學習動機。家長林女士則分享到，感恩在疫情時期遇上網上英文班，讓兒子的英語水平得以維持；另外她也喜歡離島導賞及社區探索等參觀活動，除了可以從中認識社區、增廣見聞，也讓她和兒子可以一起外出，令親子關係更親密。

中秋前夕的探訪活動

另外，感恩本社獲一間機構捐贈月餅，讓同工在今年中秋節前，將月餅分別送給居住在深水埗、土瓜灣、觀塘及鰂魚涌的基層家庭，藉此關懷他們的生活需要，並了解青少年的成長狀況。

主題公園親子遊

最後，透過迪士尼社區共享計劃送出門票，有56戶基層家庭於9月8日在本社協助下到訪了迪士尼樂園。活動讓家長和孩子們在星期天，全家一起盡情玩樂，有家長表示這天十分開心和難忘。

西方國家對跨性別議題的開放，已經去到政治及商業的層面，儘管父母起來遊行反對，這種文化已落地生根，難以抗衡。本週二，有美國的檢察長寫信質疑大型醫療組織以政治理由犧牲兒童的福祉，以誤導與欺騙的手段去支持兒童及青少年性別確認護理（gender affirming care）。

在西方的社會，一些學校會以兒童福祉作為旗號，瞞著家人帶學童去變性，他們認為這就是尊重孩子的人權，背後其實也在支持整個變性醫療行業的發展。最近從一個在香港的中德家庭聽到一個真實故事，令我反思甚麼是兒童福祉、兒童權利，亦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朋友是一名德國籍父親，他帶兒子去參加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牙醫當時發現兒子有兩隻蛀牙，便詢問父親應如何處理，父親尊重兒子的意願、決定及人權，於是讓他自己決定。最後，兒子怕痛，選擇不補牙，也不洗牙。母親是香港人，她一直以為兒子牙齒健康，所以當天毋須進行任何療程。後來，兒子蛀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那時她才知道當天父子倆是白行一趟，白白放棄了及早的牙科保健治療。然後，母親沒有問兒子的意願，便帶他前往私家牙醫診所，希望他能在仍可挽救時修補牙齒，當然她要額外再付數千元的費用。可知道，若蛀牙不處理，可以導致永久失掉牙齒，嚴重的更會影響其他健康的牙齒，最終達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若你是學童的父母，你會支持父親還是母親的做法？

作為父母，我們往往希望能在事情可挽回時幫助孩子，孩子還小，他們未有足夠人生閱歷去前瞻一幅未來的圖畫，未能預知不可挽回的嚴重性。在西方，愈來愈多曾經進行變性手術的學童在長大後後悔，但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能向法庭提出訴訟。這種在未成年便把健康的性器官切除的手術是對學童的嚴重虐待，但願香港能夠守得穩，不會被這些文化入侵。

參考資料：

Becca Savransky. “Idaho AG Raúl Labrador calls pediatric association ‘shameful’ over gender-affirming care.”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5, 2024. https://ca.news.yahoo.com/idaho-ag-raul-labrador-calls-004934220.html.

香港離婚的數字不斷上升，而近年再婚的數目，差不多每年約佔結婚數目的三成。在離婚與再婚的趨勢加劇下，不少孩子承受著父母離異的打擊及重組家庭的挑戰。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家庭議會的資助，自2023年4月起推出「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稱本計劃），本社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為本計劃下進行的輔導服務及家長學堂成效評估研究，亦整合了本計劃下的法律講座、輔導服務和家長學堂的經驗，編製一本回應離婚再婚家長需要的手冊——《「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供離婚、再婚家長及助人者參考。

本社於2024年6月8日假突破中心公佈研究結果及發佈家長手冊，當日有約120位參加者出席。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先簡介本計劃、是次研究和編製家長手冊的緣起，然後分別由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發佈研究結果及建議，以及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就「如何協助離婚再婚家庭中的子女適應家庭轉變」作專題短講。

服務評估研究及建議

李樹甘博士表示是次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先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其子女填寫前測和後測的問卷作量化評估，之後再邀請部份參加者作深入訪談，以了解家長學堂及輔導服務的成效。問卷反映受訪者多來自離婚家庭。依照第二階段的評估分析，整體而言，家長學堂和輔導服務都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家長學堂的受訪者表示學堂能提供情緒管理技巧和家庭衝突解決策略、有關法律程序和支援服務的資訊，而學堂中的小組討論部份，可讓他們有機會與同路人討論，建立情緒支援網絡。接受輔導的家長則分享，輔導服務能協助他們理解子女具體的感受和需求、引導他們反思和增加自我認識，以及提供個人情緒支援。

研究亦指出是次計劃反映了香港社會對離婚再婚家庭支援服務有很大的需求，因此有優化服務的必要，在政策建議方面，提出可考慮開發和提供線上輔導和教育資源，如網絡研討會、線上課程和支持群組，這有助降低成本和參與的靈活性。小組討論的形式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服務方向，既可幫助參與者，亦可培訓參與者成為同路人，以其經驗幫助其他面臨離婚或再婚人士，並建立可持續的互助網絡。此外，對於回應兒童的需要，服務提供者可考慮聘請具備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專業知識的輔導員為孩子提供輔導，並設計適合兒童的互動式活動和工具，幫助他們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感。

協助子女適應家庭轉變

本身是臨床心理學家和註冊社會工作者的曾潔雯教授在短講中提出，家長宜持守「預防勝於治療」的大原則，留意階段性處理，在考慮離婚、決定離婚、處理離婚事宜及安頓下來的問題時，都要深思孩子在身體、心靈、社交、靈性方面的需要，避免因處理欠佳而令孩子的成長發展帶來困難。她提到對於孩子而言，平穩、可行而公道（合情合理合法）、最少的不必要改變都是重要的，而夫婦離異時，可能會對對方或孩子說了不該說的話，這都會傷害孩子，父母宜謹守底線，避免令孩子受傷。她提到家長很忙碌，疫情後也面對許多難處，但就建議他們仍需好好準備，如果決定離婚，要小心部署家庭的轉變，當中要因應孩子的需要和疑惑小心應對。而孩子面對家長離異，心裡會充滿疑惑，如他們到底誰對誰錯，自己應該跟著父親還是母親，應該效忠誰，以及誰值得倚靠，這些家長都需要注意。

既然家長是直接影響子女適應家庭轉變的關鍵因素，能有效地進行家長教育及支援工作便十分重要。教育局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當中提到家長在教養子女時會感受壓力，因此需要照顧好自己，曾教授提到這方面的資訊值得離婚或再婚家庭參考。而聆聽孩子的聲音、善用資源、適時求助、家校合作都是家長需要學習的。

曾教授又提到以下幾點，可助家長作好階段性處理。第一，要考慮周詳及權衡輕重。家長宜成熟地處理分手或建立新的感情，尤其是要留意當中牽涉的衝突處理、情緒、資訊及期望管理。他們亦需要讓孩子知道相關的事情，並讓他們有所參與。第二，在作出決定及執行決定時，家長要小心部署，之後才向孩子宣告決定及未來安排。她提到，孩子對父母的狀況往往心中有數，他們會觀望父母如何處理，家長需先理解孩子的困難和需要，也要尊重孩子的意願，讓他們在中間有些選擇。第三，要讓孩子安頓下來，並協助其適應。父母需要按孩子身心社靈的需要，提供即時、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強化保護因素。如即時回應孩子的身體需要，每週堅持定期家庭歡樂時光，或在社交方面，容讓子女在喜愛的原校就讀。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提供緩減危機的因素，例如在身體需要的層面，每天親自幫年幼的孩子洗澡，以避免孩子受虐待，而在心靈層面上，不宜即時強迫孩子改姓氏，或強迫他們稱呼自己的新配偶為爸爸或媽媽，總之，要多從孩子角度考慮問題。

（歡迎按此，免費下載《「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電子版。）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20多年之前，當明光社的董事同工呼籲大家要關注同性戀運動對香港教會和社會未來的衝擊時，有些人認為我們杞人憂天，認為香港不會出現類似西方社會當時性解放的情況，亦有人批評我們所講的滑坡理論是危言聳聽。轉眼20多年過去，只要看看西方社會、亞洲和香港的變化，大家就會發現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情況，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種種的改變，對整個婚姻和家庭的結構，特別是當中的兒童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若果不懸崖勒馬，恐怕只會對不少的兒童造成更多永久及難以彌補的傷害，希望大家不要再掉以輕心。

回顧同運在香港的發展，由1991年肛交非刑事化開始，起初的進展是較為緩慢的，非刑事化只代表社會大眾不認為再需要以嚴刑峻法去處理一些個人私德的問題，並不代表社會認為肛交是正常及值得鼓勵的行為，基本上這也符合我們一貫的立場，對於成年人私下的行為，社會可以盡量避免介入，若沒有對第三者和年青人造成直接的傷害，亦不宜像過往一樣處以終身監禁的重刑，但對於這類對身體會造成傷害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更不應美化，以免青少年人忽略了這些行為帶來的風險和嚴重後果。

由2000年開始，不少同志團體和支持者，就不斷嘗試透過立法的方式改變香港社會對同性戀行為的抗拒，並不斷游說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讓同性戀在法律上可以得到和異性戀一樣的地位，更開始舉辦同志遊行、不再恐同日和一點粉紅等活動，亦有支持同運的學者和團體不斷進行調查，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在2005年，政府有意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並進行諮詢，明光社以及一眾關注團體發起了聯署，在報章刊登四頁全版的廣告反對，當時有9000多人參與這次聯署。而同志團體亦一度計劃在當年的七一遊行，將他們的訴求放在整個遊行的最前列，本社對同志團體意圖騎劫本來主辦單位提出有關爭取雙普選的主題表達不滿，經過了激烈的討論以後，由於反對的聲音強大，最後只由同志團體帶領遊行，但仍沿用大會原來的口號，此外，政府隨後亦打消了主動修改法例的念頭。

不過，立法之路既然行不通，同志團體於是改變了策略，開始透過更多的司法覆核去迫使政府改變現時的行政措施，以及修訂被法院裁定違憲或造成歧視的現行法例。不幸地，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一次又一次作出令人意外、甚至公眾難以理解、極具爭議的裁決，令一些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伴侶，雖然香港政府並不承認，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他們的關係，但卻可享有愈來愈多猶如異性婚姻才可獲得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以配偶名義申請公屋和繼承居屋，甚至沒有遺囑也可以用配偶身份繼承遺產……雖然有關公屋、居屋及無遺囑繼承遺產案仍有待終院作最後裁決，不過本港法律某程度上已容許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即使沒有婚姻之名，但在部份權利上卻有猶如婚姻之實。

法院對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裁決，已動搖了香港現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婚姻制度除了保障配偶的法律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可能出生的兒童，能夠在親生父母的照顧下健康地成長。雖然世界上總有一些因不同原因而忽視、遺棄、以及虐待子女的父母，但這畢竟是少數。而現代離婚率不斷上升，也令不少兒童無法在親生父和母共同撫育下成長，但這種情況並非在父母結婚時就預計會出現的，而同性婚姻下的領養卻是人為兼有預謀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權利。

雖然同志團體不斷強調在婚姻和親子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愛，但愈來愈多在同性婚姻下成長的孩子在長大之後出來表達，他們對未能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遺憾，因為兩個父親無論多愛錫子女，亦無法取代母親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角色，兩個母親無論如何付出，亦無法滿足孩子對父親的渴望。但最悲哀的是不少人在討論同性婚姻的時候，只著眼於兩個成年人本身追求的所謂權利，卻對所有可能出生兒童的權利視而不見！

為了讓大家明白及關注同性婚姻、以及在西方愈來愈多的變性人婚姻、捐精、捐卵和代孕對兒童權利造成的深遠影響，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基金等團體，一同發起了「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為這些沒有機會表達訴求的兒童發聲，以及讓公眾明白維護現行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透過鼓勵大家閱讀美國兩個大力關注兒童福祉的作家Katy Faust、Stacy Manning所寫的Them Before Us: Why We Need a Global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1] 從她們提供的豐富內容和例子，讓大家更能明白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滑坡理論，他們是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起來為他們發聲，權利一直被忽略和侵害的兒童。

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據警方資料顯示，截至11月8日，2023年香港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1] 一套電影《年少日記》道出一些學童的心聲，大家都寄望，凡看過電影的家長、教師、社工等都能為下一代伸出援手，加多一點同理心，與學童好好相處。但若然仍有人未必能即時領悟當中的意義並及時改正，學童又如何自處？曾聽過一個說法：若片中的主角並沒有選擇自殺，他長大後一定是一個抗逆力很強的人，因為他已經戰勝低谷，百毒不侵。然而，一個都不能少，若再有學童抵擋不住……

給學童的信
你是學童嗎？現在有否感到壓力，覺得世界很絕望，每天生活在讀書的壓力中、沒有人明白的世界中、在不知明天如何的幻想中？若然你有以上的想法，其實你已經長大了，你不再是小朋友，因為你已懂得獨立思考。可是，你的父母並不察覺你已經長大，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一個已長大的你，對他們來說頓覺陌生，你與從前實在有太多的分別，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誤會開始出現，溝通也出現了問題。也許他們覺得你叛逆，其實你在表現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或許覺得你容易發脾氣，其實你在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主動與父母溝通
筆者小時候也曾覺得父母不愛自己，原因是他們只會將零用錢給我的兄姊，但卻從來沒有給我。現在為人母親，我也一直沒有給兒子零用錢，因為覺得他並沒有此需要，心想他還小，若有需要也會幫他買。有一天，兒子卻主動地向筆者討零用錢，問他原因便說：「其他同學都有，而且有時候我也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聽後，覺得有道理，所以從那次開始，就給他零用錢。這次經歷，醫治了筆者童年的傷痛，從兒子身上學到一個道理：為何筆者小時候不也像他一樣，主動地向父母討零用錢？這樣可能就不會導致誤會的出現。主動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快樂、傷心、擔心，都可分享。

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每一個人在出生後好像一張白紙，其價值觀主要是從後天培養的，在成長中，別人的照顧方式，父母給予的態度、行為、聲音、眼神都對人的價值觀有所影響。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建立一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就得打破舊有的框框，勇於去尋找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有時多閱讀勵志的書籍、多聽一些生命見證的故事，可以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小時候，筆者很喜歡聽有關澳洲的基督教佈道家Nick Vujicic的生命分享。他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故此無論任何人想到自己的際遇如何的差，相信Nick總會是更差的一個，他的一生在旁人看來甚是糟糕，但他卻譜出十分美滿的人生，激勵世界上很多人，無論他的身體如何，他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家庭有不同的角色，有丈夫才有妻子，有父母才會有子女，有哥哥才會有弟弟，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同樣重要。角色間是能互相等待、期待的，卻不是感到被虐待；角色間能讓別人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封閉內心的感受。最終每一個角色會感到自己有好的地方，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能夠自己雙腳站起來而不用依賴他人。[2]

寬恕你的父母
之前提到，父母或許未能調校好去面對你已經長大的事實，他們仍然視你為小朋友，所以他們會擔心你不夠人生閱歷去做決定、未夠成熟去處理問題，最後對你多加保護，而這個保護慢慢便演變成管束。父母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們有可能仍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認定只有讀書好才能在日後找到好工作，他們本出於好意，卻無意間控制了你的人生。父母可能擔心孩子會被別人欺騙，故總會多問孩子一句：「今晚你會去了哪裡，何時回家？」然而，孩子聽不入耳，只感到沒有自由。再想多一步，父母很可能是害怕你的安全、想關心你，卻用錯了語氣及態度，令你反感。生活上總會遇到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我們或許會因此而不快樂，或許會希望父母給你多點的自由，或許不再聽到父母吵鬧的聲音。總的來說，父母也是人，都會有不懂的時候，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試想想一次你得罪別人的經歷，那時你或許感到害怕，或許怕對方以後不再原諒你，以後不再理睬你，你會就此失去他／她。然而，若最終他／她選擇原諒你，你的感受將會如何？會否就像是收到一份大禮物，那種失而復得的情誼，令你內心充滿無限的感激？今天，你可以把這份禮物無條件地送給你的父母嗎？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們的成長有其背景、人生際遇，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有些父母可能很內向，不懂向子女表達愛與關心，卻用了打罵的方式，沿用「打者愛也」這一套傳統思維，雖然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或許用錯了方法去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仍是很愛你的，你可以原諒他們，放下一切嗎？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十一4）我們可以寬恕別人，如同別人曾寬恕我們一樣。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香港雙職家庭的情況普遍，家長除了兼顧工作外，更需要放工後處理子女的功課、默書、考試等等，很多家長因此而感到身心疲憊。有些家長會選擇把子女的學業交託給補習社處理，子女放學後便到補習社去，做完功課才回家，但補習社質素參差，有沒有想過，原來雙職家長也可以一邊專心上班，一邊輕鬆應付子女的學業？由於子女不可獨留在家，雙職家長一定會靠家中的工人姐姐或長輩來照顧子女，他們其實可以充當監「功」的角色，職責是負責監管及督促子女在家長不在的時間，完成所安排要做的事。監「功」的角色並不需要有很高的學歷水平，他們只需要在你不在時，能在子女面前擔任「監督功課」的角色，筆者將會在下文詳細與你分享。在這個暑假，把握時間，家長可以重新部署來年與子女的學習策略，在9月開學時重新出發。

默書自己默

在香港讀小學，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默書，很多家長放工後都要趕回家幫子女默書，然而原來默書可以是子女自己能獨自應付的事。家長可以預先著子女自行為默書的內容錄音，一方面可以知道子女對課文的認識，另一方面可在錄音的過程中加深對課文的印象。然後，在子女放學回來，家長又不在的時間，監「功」可以著他們自行溫習，並且透過錄音自行默書。默書後，他們也可自行改正，並只需重默錯誤的生字。子女每天自行默書，便會令印象加深，反覆聆聽，可增強背誦的果效。錄音設備可以是錄音筆、電話的WhatsApp軟件等，只要大家覺得方便便可。

學校功課學校改

在德國，小學入學時的首個家長會，老師都會嚴厲地向家長宣告：「家長切勿在家中批改子女的功課。」是的，即是說，當你下班回家，見到子女的功課有錯，不可以提出修改；見到子女寫字很醜，不可叫他重做，因為錯是他們成長的一部份，若把錯誤擦掉，學校便永遠不會知道學生的學習進度，若有學生追不上進度，學校不能對不同能力的學生作相應的教育。若子女每次交功課都是100分，老師只會誤以為學生已掌握課堂的知識，而不加理會。故此，學校的功課，家長沒有需要在放工回家後批改。這樣，更可以培養子女的責任心，因為功課交與不交，做得好與不好，都要子女親自與學校交代。

一本練習走天涯

若子女放學後，不用到補習社，那他們完成功課後，誰可以跟他們溫書？筆者建議家長可以為子女買補充練習，每科一本便足夠，不用多，最好是較深程度的題型，因為若果太淺，並不能測試子女的真正學習能力。子女每天完成功課、休息過後，可以讓他們利用練習來溫習，就像去補習社一樣，只是由家中的長輩、工人姐姐負責做監「功」的角色。到了晚上，家長回家後，便可以依著補充練習附有的答案來核對，更可即時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若有錯誤的地方，家長切忌即時解釋及提供答案，這不是學校的作業，並不急於第二天提交。家長給予時間子女在第二天再次思考錯的地方，再加以改正，很多時候，子女通常都可以在第二次做對的。若試過錯完又錯，即證明子女真的對此題型並不熟悉，家長可在此時才慢慢解釋答案。

到了考試溫習時，因為平時已經有做練習的習慣，考試前的溫習就變得輕鬆，只需要把練習中曾答錯的題目重做便是了。筆者建議大家買一種可以擦掉的原子筆，這款筆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只要你用風筒一吹，整頁原子筆所寫的東西就會消失。當然，要子女重做的題目，則要用普通原子筆圈起，保留痕跡。

適當的時間吸收適當的知識

筆者的兒子在K2以前是在德國長大，在德國的幼稚園都是整天在玩的，但玩卻玩出知識來，即使他當時從來未試過執筆寫字，回到香港後，進入了一間森林幼稚園，繼續他的快樂童年，由於森林學校著重探索，並以專題的形式教學，故此學童要寫的字不多。或許大家都會擔心他如何追得上小一的課程。然而，他就是追得上，而且是在毫無壓力下做到的。筆者曾經也很詫異，於是問當時仍是小一的他，如何做一條很深的中文題，筆者指著一個很深的詞語，問他認不認識，他說不認識，然後問他如何找到答案，原來他是從邏輯的角度做對這條難題，他的學習技巧並不是靠「死背爛背」。

筆者曾替一名小三的內地生補習，她剛到港時連A至Z都不懂，但經過慢慢的努力，掌握學習的方法，她最終考獲全級第一名。從以上的例子，可以見到一些知識並不是愈早學就是愈好，在適當的時候，小孩子一學便會懂。若果你仍與子女正在追趕比正常速度還要快的知識，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若你把子女送到其他國家讀書，香港的孩子是極有可能可以跳幾級的，你便知道子女學的東西已是在世界的頂級，再加下去，只會令壓力「爆煲」，影響親子關係，倒不如做一個愉快、輕鬆的雙職家長。

近一年來，OpenAI，ChatGPT等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推出市面後亦廣受網民愛戴，大家紛紛下載使用，其進步已經到達了一個令人驚嘆的地步。現在，只要用普通語言文字輸入指令，AI就可以寫論文、作曲、繪圖、製片，撰寫程式，甚至幫忙創作活動流程大綱等。在未來，人類和AI之間的關係將會變得愈來愈密切。人們將會使用AI來完成許多日常任務，例如編寫電子郵件、製作報告、設計產品等等。此外，AI還可以幫助人們解決一些複雜的問題，例如醫學診斷、金融分析等等。然而，隨著AI技術的不斷發展，可能會引發一些倫理問題，例如，如果AI可以自己創造新的知識和技術，那麼它是否有權擁有這些知識和技術呢？如果AI可以自己做決策，那麼它是否有權做出這些決策呢？有見及此，明光社在2023年4月20日舉辦了「人工智能的倫理思考」網上講座，特別邀請了資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人士，討論一下人工智能的倫理。

JesusOnline總幹事鄧諾文先生指出，人工智能其實早在1980年代已開始發展。到了2016年時，當時的人工智能大約只達到人類三歲左右的智慧水平，其功能也較單一，他分享自己用過的AI寫作工具，製作出的大綱總是千篇一律。但時至今日，已有評估指出，流行的人工智能工具已提升至人類14歲左右的心智水平，加上更先進的智能程式操作（如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已成為了新學問，讓人學習如何與AI溝通），令AI的進步變得十分驚人。

除了是研究中心的義務同工，筆者也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現在教育界面對著因同學不當使用「人工智能」而衍生出作弊與抄襲問題：人工智能的確更能幫助同學找資料，也能訓練同學「問問題」的技巧和思考模式，但同時也帶來資料準確性的問題（如AI提供錯誤資料，缺乏求證，甚至有穿鑿附會、「老作」答案的情況）；另外當同學不當使用，一心依賴人工智能而變成抄襲、「請槍」的情況亦已出現。這樣不單影響同學學習成果，也對老師批改功課作業造成困難。

綜觀來說，人工智能發展的確是一日千里，那很多人就會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人工智能會有自己的思想嗎？甚至會不會有一日取代人類？當前，很多人會覺得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很多的工作，使人類失業，繼而失去優勢，但其實現時的人工智能的特點，不只在於資料上的整合，而是其向人類「深度學習」的能力。當大家一路下載ChatGPT使用時，其實就是極速地幫助人工智能向我們學習；加上大數據和演算法的加持，如果有一天到達了不可逆轉的「臨界點」：人工智能有能力創造自己以外的「人工智能」時，這就可能真正威脅到人類了。

當然，人工智能發展何時會達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實在難以預測。活在當下，我們應認知人類與人工智能相互的優缺點，從而好好善用，取長補短，切忌不聞不問，或是貪方便濫用相關科技，這才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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