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婚姻大事

廿一世紀香港人的婚姻觀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2/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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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梁永豪,張勇傑,李樹甘,吳慧華,張志儉,傅丹梅,蔡志森,張宙橋,羅耀增,區祥江,葉美施,狄志遠,雷競業,郭鴻標,招雋寧,陳永浩

 

本年度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主題:婚姻「大事」──廿一世紀香港人的婚姻觀。當天講員均作出豐富的分享:

葉美施律師指出家事調解員有時是協助離婚夫婦想清楚問題。當事人可能有很多矛盾及掙扎,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傷痕,很多事情放不低,更不懂得與對方化解衝突。婚姻生活不是只有幸福,夫婦亦需要明白如何面對逆境,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社會可以做多一點教育,從孩子開始,教導他們如何處理衝突。

狄志遠博士指婚姻有三個層次:1.形式、2.委身及3.見證。夫婦關係見證人與人之間的愛,婚姻及家庭都是先付出、後收取的循環。婚姻不單單是一個制度,而是人與人之間愛的經營,是獨有、珍貴、以及不能代替的。

區祥江博士提到當人認為婚姻可隨時離開,便會容易放棄。反之,若然人認為不可隨便離開婚姻,雖然在其中如困獸鬥,但透過相處,磨練,反而會成長變得成熟。人放棄成長的機會是很可惜的。愛是需要努力及經營,但現實是很多人離婚,離婚及再婚都衝擊著家庭結構,有小朋友的話,更增加了重組家庭的複雜性。

郭鴻標博士提及加爾文指出婚姻是一個盟誓,這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觀念,對社會亦非常重要。很多現代人視婚姻是合約,而不是盟約。仿如生意來往一樣,合則來,不合則去,不是委身。本身是學習法律的加爾文當年在日內瓦定立了很多婚姻法,他處理婚姻的個案不單是一個評論,同時也是涉及神學及牧養,這顯示了在公共社會裡面如何融合神學和法律。

陳永浩博士表示今天很多人生兒育女會計算甚麼時候生最好,才能讓子女贏在起跑線,這完全是從父母的角度出發。何時,當成年人談論家庭的時候,不再單單從父母的角度出發,也可以從孩子的角度出發。

招雋寧先生指出普遍(約七成)受訪公眾對婚姻持正面信念,包括長久承諾、互相照顧、彼此相愛、性忠誠等。有些受訪者或因婚姻破裂的情況日漸普遍,對婚姻生活是否快樂和能否帶來保障感到猶豫。研究結果指婚姻的觀感會影響對婚姻的信念,愈感到婚姻不快樂、沒保障,愈減低對婚姻的信念;不論有否特定信仰,認為宗教對自己重要的人(比沒有特定信仰及認為信仰不重要的),更傾向認同婚姻信念。

羅耀增博士指父母要盡上在地上的責任。家庭崇拜很重要,教養孩子一定要幫助他們經歷神,經歷第一手信仰。當孩子不開心時,要與他一起哭一起禱告,讓他們經歷神是他們的幫助者。另外,先家庭後服侍的態度也非常重要。有時,教會為孩子帶來傷害,若父母只顧事奉而忽略了孩子的需要,孩子只會認為自己成了犧牲品。

徐惠儀女士指離婚的原因有很多:婚外情、生活的難處、性格不合等。而一個人的成長背景;有否建立正確的性觀念;一對情侶有沒有充足的時間去了解,有沒有相同的興趣都很重要。不想走到離婚這一步,要先有一個正確的婚姻選擇,選擇對的人,但首要是自己先做對的事情,就是要表現真正的自己,認識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雷競業博士分享,每一對夫婦都應該有一個愛情故事,例如如何結識,欣賞對方那一方面,這樣的故事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也可以發展下去的,夫婦結婚的年日愈長,故事應該愈加豐富。

 

關注範疇: 
性文化
生命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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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電競牧養研討會 Part II花絮(二)

——明光社董事雷競業講電競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01/2018

面對電競,未必很多牧者有信心、有異象和有設立事工的想法,明光社董事雷競業博士認為,更多牧者怕的,是電競會打垮教會青年人。不過,他認為不用太擔心,教會只要培養好青少年肢體的「共人性」(Co-humanity),讓他們成為世界的主人,並與人互聯,而非成為電競的奴隸。他說:「我們不需要怕人玩,也不用鼓勵他們玩,即使玩亦不用禁止。」

 

雷博士表示,電競不是全新的東西。他說:「教會以前都冇諗過用電台傳福音,但係依家好多人都用緊。其實依家我哋用一頁一頁的書,相比起耶穌時代來講,都係先進科技。所以教會自古以來都會用先進科技。又例如iPhone,可以播音樂,聽電話,流動上網,個別來說,都唔係新功能,只係iPhone將佢地砌埋一齊。電競都好類似,其實電競英文係eSports,佢集合左視聽效果、團體運動和競爭元素,並可以在任何地方玩。」

 

他更表示,電競是一種商業運動的遊戲競賽,要有科技,同時要有好的營商模式的配合才能成功,這是科技界很多個商業模式的其中一個。他說:「電競遊戲的門檻是低的,只要有簡單的電腦,甚至手機就能進行比賽。電競亦有很多大型聯賽吸引的元素,會引起一個明星效應,成為粉絲團,所以能成為與眾不同的商業營運。」

 

商業運作,當然很想你投入參與,但投入不等於一打機就變沉溺病症,雷博士認為電競只是一個理由令他抽離現實,即使他因此沉溺,也只是病徵,不是病源。他說:「如果人本身有健康的心靈,他不會因為電競而變成宅男。不過,現代社會社群功能化,我們的社會人與人很功能,例如學校就會很注重成績,而不是關係,於是遊戲成為一個吸引他留在家中的工具。」

 

遊戲本身有很多特別的地方,例如即時可見的勝敗,聲光的效果,會令人覺得現實生活不夠刺激,所以他們打電競時很專注,但面對真實生活可能會覺得很沉悶,沒有成功感,連抽象思維也會有困難。雷博士認為,面對電競的挑戰,牧養要強調培育一個健康人性(human person),包括靈性,所以教會不宜只注重律法,教會的牧養不要叫人害怕世界。他說:「唔好將個世界描述得好可怕,又講世界好邪惡,所以年輕人要手潔心清。我地對下一代應該係畀佢地自信去面對世界,我們唔係起防火牆。佢地要建立到一個好的人際關係,能被大家聆聽得到。人生價值唔係在乎勝負。」

自我物化比他人物化更可怕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4/09/2017

當我們提到女性被物化時,大概是指女性得不到應得的尊重,只被視為一種商品。除了她們的身材、樣貌被人恣意批評,她們更有可能被視作性幻想的對象。在物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只關心她們的胸部有多大,腿部有多長,而不是她們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女性被物化源遠流長,單是傳媒或廣告行業便在「物化女性」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在鎖定男性為鎖售對象的產品廣告中,有一些喜愛賣弄著性感胴體的女性。至於美容中心,多年來更把物化女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斷強化女士的意識,便是女性若要活得有自信、獲得男性的青睞、又或要維繫家庭幸福,便必須改造自己,達至社會的審美標準。社會上所謂的審美標準,每一個年代都不一樣,近年來多流行白、瘦臉、體型纖瘦,於是不少女性去打美白針、瘦臉針、注射玻尿酸及肉毒素、節食減肥,甚至進行抽脂手術。而隨著韓風興起,也有不少女性甚至遠赴韓國,進行整型手術。

 

香港有醫院於2016年公佈整容數字的同時,也顯示整容的風氣愈來愈年青化,有不少17至18歲的大學生在升大學之前進行微整型。另外,亦有報導指出曾有家長帶領4歲的女兒去割雙眼皮、又有家長為了5歲的兒子不再有一對「兜風耳」,帶著他去做整型手術。以前我們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無論是臉皮或身體,都彷彿只是身外物,有需要時便可以「大整特整」。

 

那些可以接納自己真面目的人,可以對他人的物化無動於衷;相反,發現不了自己的好,一直與他人比較的話,可能容易控制不了自己而走上自我物化之路。有報導指出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1],發現在350名18至25歲澳洲及美國女性中,只要她們每天花費30分鐘瀏覽朋友的健美照片,便會開始專注自身的外觀與體重。那些花費愈多時間瀏覽照片的女性,愈發對自己身體形象感到不滿。當女性經常遭受外來的審美觀洗腦,便會變得愛與他人比較,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忽略了她們的價值,陷入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是一條可怕的路,因為你大概可以逃離那些對你評頭品足的人,你卻無法逃離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內地有一個整容成癮的人,她天生麗質,卻抵受不了社會上的審美要求,在國內做了下巴手術之後,覺得鼻子不對,於是又做鼻子,但感到可能在韓國做整容手術才是自己想要的,於是又去了韓國做多一次鼻子……總之花了巨款,整形手術做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弄到母女關係破裂,也要堅持繼續整容下去。

 

這位女士或許比較極端,但如她一樣極端的,原來也大有人在。她所認識的朋友,大都如她一樣,崇尚整容,她們以一句大陸非常流行的說法來形容她們的友情,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臉同鼻同醫生。」對這班人來說,撞臉不撞臉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們的臉孔是否乎合當下流行的美,當潮流轉變時,他們有可能再去弄一次鼻子,務求自己的臉容可以跟上潮流。

 

愛美不是罪,前題是不要走得太過,讓自己老是活在商業社會建構的審美觀下,做出損害自己的行為。要知道每一枝針,每一次手術其實都代表著一次風險。

 

[1] 〈【人比人比死人?】澳洲研究:女性自我物化 長期看IG健美照易自慚形穢〉,明報,2017年9月4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14/9/2017

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

吳慧華、李秀中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實習同學(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一年級)
29/08/2017

2017年6月23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阡陌中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週年研討會。是次主題為「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旨在強調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對子女的關懷及管教非常重要,也從而帶出父親及母親的角色有其獨特之處,彼此不能替代對方。

陳永浩博士招雋寧先生發佈了「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香港中小學生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對於兒子和女兒來說,相對於父親,母親所表達的接納、喜歡、愛護、唯獨的親密感等為影響子女自尊感的最強因素。母親在女兒建立女性角色及自尊感這方面,有著無可取替的獨特性;而父親對兒子則有非常正面的鼓舞,有助他能勇敢地面對成長中的挑戰。父親與兒子單獨相處;母親與女兒單獨相處,都有利於子女健康地成長。

屈偉豪博士分享父母如何有智慧地參與子女的生活圈,他提出子女希望有私隱,以及獨立自主,父母因此不能期待子女事事對自己表白。父母抓得愈緊,子女走得愈遠。直升機家長、失蹤的家長、或是功能性的家長,都不是最好的父母模式。那些做好自己的榜樣,願意花時間關心孩子、督導孩子,以及努力與配偶一起營造溫暖及健康家庭的父母,反而更能幫助孩子。另外,屈博士也建議教會領導層在計劃教會事工時,多考慮信徒的家庭需要,讓信徒有更多家庭相聚的時間。

譚日新博士提出父母如何培養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他指出父母難以做到好的父母,不是因為技巧,而是未能做好自己或處理自己以往的創傷。嬰兒的腦部一開始便如互聯網一樣,不斷地編織網絡,長大後會愈織愈密,如果父母可以幫助子女織出好的網絡,鞏固他們正面的經驗,他們長大後會比較正面一些。因此,當子女在嬰兒時期,父母如何與嬰兒的相處是非常重要的,多與他們對話,以及用眼神與他們接觸,都可以幫助孩子成長後較為正向。

梁林天慧博士提出政府應強化家庭政策,她指香港人普遍不了解「綜援」的意思。本著獅子山精神,香港人習慣自食其力,對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投入度不多,但要改善家庭問題必須關注政府的公共政策。梁博士指出香港貧富懸殊、中港婚姻多、離婚率極高、商業化及功利化的思想等社會問題都與家庭問題息息相關,政府需要反思這些問題,以及探討如何設立一些政策,更貼近市民的需要及福祉。

趙仲凱先生綜合不同專家的理論,指出做好早期的家庭教育是替兒童打好基礎,使他們可以在一生中豐盛地成長。建立孩子的自尊感是發展他們生命成長動力的重要一環。家長可以透過遊戲讓兒童在親子關係中經驗被愛、被認同及被尊重,孩子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支持,不但與父母的關係更為密切,也會因此而建立自尊感。

歐醒華牧師分享父母如何與子女一同實踐信仰,他指出父母養育孩子實際上影響著孩子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父親要有做好屬靈父親的醒覺,他們是有責任牧養自己的孩子,並且與孩子走上一條有目的地的靈程路。至於實踐信仰並不是要過一種宗教生活,而是如何去生活。父母幫助孩子活出神所希望的生活,讓他們去經歷信仰的真實,這便已經是幫助孩子去實踐信仰了。

 

愛神便不能愛潮流嗎?

生命倫理對談第四回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9/08/2017

講員:張志儉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高級講師)

潮流一定不好嗎?身為基督徒只可以愛神,不可以欣賞潮流嗎?我們如何學習欣賞潮流,甚至如何善用它成為與年青徒信溝通的橋樑?7月6日的晚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張志儉博士與大家一起分享他「追」潮流的心路歷程,從而為大家回應上述的問題。

甚麼是潮流?

潮流是甚麼?潮流是有時間性的,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有一些「東西」流行著,而這些「東西」屬於普羅大眾,被大眾一同分享著。無論任何時期,不少人都會喜歡上流行的東西,因為人的心靈很空虛,很多人都需要潮流去填補人心靈的空虛。

潮流會不知不覺成為人的一部分。張博士憶述他參加舊同學聚會,與舊同學聊天時,勾起了不少舊有的記憶,從他們口中,重新整理從小到大的自己;潮流也是如此,它勾起人的回憶,成為人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年披頭四流行時,不管自己有沒有留著他們的髮型,身邊總會出現「披頭四」,同年代的人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回想這些潮流時找回當時的自己。

沒有永恆的潮流,但好的作品是會被流傳下去。例如Beyond的歌曲,當中有不少歌曲現今還是讓人津津樂道。《光輝歲月》甚至在2008年被重新填詞改成《大學問》,更成為汕頭大學畢業生每年都唱的歌。

欣賞潮流,發掘它有趣之處

張博士回憶大學期間特別喜歡看電影,也愛看音樂雜誌。他發現當中有很多是書本沒有教授的,讓他覺得很新鮮,也很新奇。張博士因此不再甘於追求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學習書本以外的東西。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好奇心,只要我們學會欣賞潮流,不但對自己有益,也可以作為與年青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張博士憶述他一段教書的經驗。那時他在某間中學任教,初執教鞭經驗不足,預備充足的課程只教了20分鐘便教完了,那麼餘下來的時間怎辦?於是他跟學生分享了明星的趣聞。本來無心聽課的學生,馬上變得興致勃勃。第二天他進入課室,當中有一個「大家姐」與他「講數」,希望他一半時間教書,一半時間細訴明星秘聞。自此,張博士不再需要管理課室秩序,因為自有「大家姐」替他管教不聽書的學生。

不過,張博士知道這做法不能長此下去,於是他決定把潮流融入日常生活,成為課程的例子,而此舉喚醒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他講述經濟學上「職業流動」(Occupational mobility)這一概念時,當他一提球王馬勒當拿,一個幾乎睡著的學生馬上清醒過來,並且與張博士繼續討論「職業流動」此課題。張博士藉著這經驗指出,事實上不是學生不夠聰明,只是很多時,他們好奇之心被大人扼殺了。

好的老師是要教導學生、偉大的老師是要啟發學生。今天的老師,或許可以從《王者榮耀》這手遊開始,向學生講解李白及荊軻等。

警覺聆聽,追上潮流的步伐

面對潮流,張博士認為人們不需要擁抱潮流,卻需要對它有基本的認識,因為對潮流有所認識,才能夠對它進行適當的批判,以及指出它當中被扭曲的價值觀。年青人一般都受潮流影響,如果信徒完全放棄,拒絕認識此部分的話,只會把青少年拱手讓給這個世界。

某一輩的人都說現在的流行歌不動聽,老是在懷緬顧家輝及黃霑的日子。事實上,新一代的音樂人也創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問題是人們能否放下自己的成見,去學習年青人的潮流。為了與年青人溝通,前輩應要去學習晚輩的潮流,而不是反過來,要求年青人去學習前輩的愛好。

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前輩要一面倒去遷就年青人的口味,前輩也可以透過自己熟悉的作品與年青人一起探討不同的觀點。只是向年青人介紹好作品的時候,要留意這些作品對年青人來說是否與他們相關(relevant)、他們是否有興趣(interesting),以及對他們來說有沒有意義(meaningful)。

張博士講述潮流之餘,也推薦了一些電影給大家欣賞,如《十月的天空》、《爭氣》,《鋼鋸嶺》、《沉默》等。這些電影都有助向年青人傳遞正面的思想,也可以啟發他們更具體地看見信仰的真實,以及反思基督徒的掙扎。

 

區分兩種訴求:變性與性別自主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4/08/2017

同志,是華人世界獨有的詞彙,英語世界裡,同志是LGBTQIA。T是跨性別(Transgender)。對同志運動稍有認知的人都知道的,同志不只是同性戀,也有異性戀的直同志,也有跨性別同志。

跨性別是個集合名詞,只要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三者不一致的,都可納入跨性別麾下。一篇2014年美國心理學會刊載《解答你的問題:關於跨性別者、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記述了跨性別包括變性男女、改變性別表達的易服者、為了娛樂而扮成女人的變裝皇后(draq queens)、在男女二元性別以外的性別酷兒(genderqueer)等。

性別自主訴求

跨性別的核心訴求是性別自主──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均是個人選擇。「我揀我的性別是我的自由」,旁人只能包容,制度只許配合。性別自主好比一種宗教,他的信徒認為性別是光譜,情況就如2014年facebook容許用戶選擇超過50種性別一樣,是個人選擇。男女二元性別則被批評為刻板和守舊的定型,是性別自主所唾棄的陳腐思想。

變性訴求

有些選擇變性路的人沒信奉性別自主,反而希望融入二元性別。他們患有成人的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男身女心、女身男心。與其說變性手術是代價,變性手術更像一種儀式,一種他們尋找救贖之路徑,希望努力過後,能徹底被自己和身邊朋友接納成為一個平凡男子/女子,卻不想「脫俗地」擁抱非男非女的跨性別標籤。

國際組織注意到的差異

性別自主的信奉者,不屑於這種臣服於二元性別的變性訴求,卻又在包容多元的大原則指導下把變性者納入跨性別群體之中,相信這是跨性別群體內部的最大矛盾之一。一些國際組織明顯地注意到「性別自主訴求」與「變性訴求」的差別。歐洲理事會議會在一份關於跨性別及變性人歧視的報告內提到,「『跨性別人士』一詞所指的人……有些是自覺必須、屬意或選擇透過衣著、配飾、化妝或身體改造,以異於其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角色現於人前」。事實上,跨性別的訴求更著眼於突破性別表達和性別角色,多於對醫療干預,因此歐盟委員會在另一文件提到,「跨性別人士……有別於變性人士,他們不一定希望接受或需要任何醫療干預」。

但變性者的訴求卻明顯與醫療干預尤關,同一報告記述,「變性人士……通常也會十分厭棄自己生理上的第一和第二性徵,希望使身體與屬意的性別相符。變性人士可能有意或正在接受,又或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治療(或會涉及賀爾蒙療法或手術)。有變性史的男女會徹底認定其屬於後天取得的性別,並尋求此性別獲得承認,而在該承認之下不提及他們之前的性別……」。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一份關於性別議題人權法的文件裡提到,「變性人士所指的人,已通過手術或治療而經歷了生理或賀爾蒙改變,務求令自己具有新的生理性別的特徵。」可以想像,貼近變性訴求的人,往往更希望低調地融入後天取得的性別,而不以變性身份為傲。

性別承認諮詢

政府在6月底推出的性別承認制度諮詢分別提到幾種可行模式。像阿根廷、丹麥、馬爾他和愛爾蘭就採用了自我聲明模式,准許人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其法定性別,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或身份限制,也不涉及複雜的程序。自我聲明模式符合性別自主訴求,性別由個人內心自決,社會所有人去配合。

諮詢文件內並沒有探討,以內心性別來區分男女會為社會帶來更多好處還是更多麻煩,但筆者借鑑西方的跨性別運動的發展,隨從性別自主訴求出現了削弱兩性制度功能的後果,包括性別意識形態由兩性固定轉為多元流動,兒童性別不一致的狀況驟增;任意按心理性別使用性別區隔措施而忽略保障女性和小孩的隱私;生理男參與女子競賽等不公平現象等等(可參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所編著的《消失的性別界線》及筆者另一文章《招雋寧﹕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現行已具備一些行政及醫療措施,給予尋求變性者。諮詢文件提到的其他性別承認模式,則嘗試進一步規範變性手術及醫療規定,以達至更完善狀況。不論對變性一事的評價孰對孰錯,筆者希望社會能夠在體諒患有性別焦躁症者尋求變性手術的渴望,和維護兩性制度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平衡,在未來制訂更完善和嚴謹的性別承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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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年8月22日

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8/2017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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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手8月12日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1/08/2017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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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8月11日
 

職場上隨波逐流才是王道?

吳慧華 | 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6/2017

2017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講員:李適清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神學科)

「隨波逐流」原指到沒有自己的立場,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能隨著別人走。但在職場上,隨波逐流可能有不一樣的意思。員工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也不是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是,想到升職加薪,想到避免與其他人發生衝突等不同原因,有些人便對黑白是非妥協了。5月12日的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李適清博士,偕同中神的同學與大家一同分享如何在職場上成為一個「靈巧像蛇」,卻又「純良如鴿子」的人。

李博士指出在職場上,最難處理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人際關係,因為不同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成為各種衝突的來源。在職場上,信徒可以嘗試以一套名為HUG(擁抱)的神學框架去反思自己的價值觀,以及用以處理職場上的問題。

HUGH──Habit(習慣)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四7-9)

我們每天都做不同的決定,每次決定一件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基於「本能」,沒有太多空間去思想倫理問題。因此我們要操練自己,建立出合乎信仰的倫理價值觀,並且習慣以這些價值觀去回應各樣事務,成為我們的「本能」反應。一個人不會天生便能作出上述的「本能」反應,我們需要習慣屬靈操練,每一天都親近神,讓我們勇敢地實踐出我們所知道的道。

李博士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他的公司有很多人事問題,大家上班都不認真做事情,而是「玩野」度日,總之便是通過電郵對付人,並且箭頭亂飛。面對這種工作環境,弟兄無疑是沮喪的,他可以選擇隨波逐流,同樣成為一名射箭手,但他決定不成為這一類人,選擇認真做事。當他認真做事的時候,有一些同事發現他與他人不同,反過來幫他擋箭。當信徒習慣親近神,習慣活出信仰,我們在職場上或會有新的轉機。

HUGU──Unlearn(除掉)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

耶穌說祂自己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然而,我們一出生,便要學習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被告知我們要做甚麼。職場上有很多聲音欺哄我們,甚至恐嚇我們,例如你不這樣做,老闆便會辭退你。事實上,老闆不一定如此,另外,職場上的做法可以有無數可能,不是只有Say Yes 或 Say No的可能性。

李博士分享到當年她的老闆見識了歐洲的稅務計劃之後,也想她做出一份類似的稅務計劃出來,大家都明白這份稅務計劃的目的,是盡可能合法地逃稅。李博士沒有直接說好,也沒有直接拒絕,每當老闆問她進展如何?她會說「不明、未想通」,久而久之,他老闆便明白了李博士其實是不想落實這一種稅務計劃。

我們可以行出合乎信仰的價值觀,而不需要以世界的價值觀限制自己。神是有創意的、有能力的,祂必會為我們預備出路。公司的結構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信徒需要懷著信心忍耐,不要小看自己在職場上的榜樣。

HUGG──Gift(禮物)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6-28)

生活環境及系統有很多框架及限制。我們的世界被罪扭曲,沒有一份職業是舒適及沒有掙扎的,我們只有盡量在被扭曲的Given(限制)之中看到Gift(禮物)之所在。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既然我們沒法改變限制的時候,便只好靠著聖靈,養成用屬靈眼光去看事物的習慣,把限制變成禮物。

有一位老師向李博士投訴教職生活已經很忙,學校的高層還要勞民傷財籌備活動,為此他感到非常不滿。李博士反問他在一個被限制的活動中,有否看到好處,例如對學生有沒有用?老師認為這些活動也不是完全沒用。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時,我們可盡量在其中找到益處。

靠神的能力逆流而上

在職場上,信徒盡力在自己的職位上演繹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樣式。每一日的工作環境都成為信徒的戰線,我們被不同價值觀挑戰及包圍,人只有靠著聖靈才能不隨波逐流,只有堅持,才能在不同的人或事身上,看出神的心意。

當然,我們或會有跌倒的時候,但一本小說或電影之所以精彩能吸引人,是因為劇情有高低起伏。我們的生命是神與我們一起撰寫的書籍,我們不必看別人如何看自己,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們。我們學習在微小的事上忠心,勇敢地抵抗洪流。

在聚會當中,中神的同學分享到,她所任教的學校,當中的「擦鞋文化」非常盛行,她十分不適應當中的生活,每一天上班都非常痛苦,後來她反思自己內裡有很多負面情緒,而又沒有為學校的情況禱告,她學習要多多讚美神,自此,她變得可以主動向同事及學生微笑及打招呼。

神會給與人勇氣及能力面對不同的挑戰,我們可以藉著讚美神,也可以藉著心裡哼唱某首詩歌而度過難關。雖然在信仰上沒有特定的方程式,但只要時刻敏銳神,信仰的力量是可以真實地改變自己的心態。

 

《新移民歧視條例》應再三思量

李卓乘、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6/06/2017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1]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取自平機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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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年6月23日

人類敵不過人工智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2/06/2017

AlphaGo有多厲害?它分別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這兩位世界級的圍棋高手。有網民高呼「想到機器無敵時,也是一種恐懼呀。」。也有人估計AlphaGo的母公司DeepMind會蒐集AlphaGo與兩大高手爭戰的數據,並且公佈成論文,並宣佈「人腦敵不過電腦的時代已來臨」。

是否AlphaGo打敗了兩大圍棋高手,便代表電腦勝過人腦的時代已經來臨?事實上,自從發明機械或電腦開始,人腦便註定「比不上」它們。試問現今還有誰可以準確無誤地記下一萬個客戶的資料,還包括他們的出生年月日(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可能連10個電話都說不出)?正如自從人類發明汽車一刻,便知道在道路暢通無阻的情況之下,人類是無法與汽車匹敵一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人類奔跑的速度比不上跑車,記憶力不如電腦,那麼,我們亦毋須得被AlphaGo比下去,因為AlphaGo與人類比拼的,返回最核心的仍是記憶力、計算能力,以及不眠不休的學習能力。

AlphaGo本身不懂圍棋規則,卻可以贏了圍棋高手,全靠被人餵養了3千萬份棋譜,而當中不乏高手的佈局資料,透過這批海量資料,好讓AlphaGo懂得模仿高手出招。再配合策略網路(判斷對手最可能的落子位置)及評價網路(下在這的勝率是多少) 、蒙地卡羅樹枝搜尋法(從有限的組合中計算最佳的位置)。另外,AlphaGo可以做到晝夜不分與自己博奕,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開始時或許只有3千萬份棋譜,但到了與李世石比賽時卻已經增加到1億。這一種強大的組合,又試問哪一個血肉之軀有力量去抵擋?即使李世石出了「神之一手」擊敗AlphaGo,AlphaGo卻轉眼間變得更強大。

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永遠無法有公平的競爭。DeepMind的創辦人之一,AlphaGo 之父Demis Hassabis(德米斯 · 哈薩比斯)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圍棋就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客觀的藝術。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心情好壞產生成千上百種的新想法,但並不意味著每一種想法都是好的。而 AlphaGo 卻是客觀的,他的目標就是贏得遊戲。」一部絕對冷靜客觀又會超級運算的電腦,又哪有人是它的對手?除非,人類可以發明另一部人工智能,比AlphaGo的推算能力更快更強大,這時,兩者的競爭才公平。所以,亦有人說,打敗AlphaGo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有一隊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的團隊,為柯潔教路。

所以,如果稱讚AlphaGo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倒不如稱讚它打敗了它的前輩DeepBlue。DeepBlue只做到打敗國際象棋冠軍,對於圍棋這種更複雜以及高手會憑直覺來行的棋類,完全無能為力。相對國際象棋,圍棋的變化性更甚,19格X19格的方陣,共有361個落子點,所以整個圍棋棋局的總排列組合數高達10的171次方。AlphaGo的成功不是證明人類的失敗,正如數據科學家尹相志提到,AlphaGo「根本就是為了下圍棋所設計出來的人工智慧,如果要拿它來解決其他問題,勢必神經結構以及算法都必須要重新設計。所以李世石與其說是輸給了AlphaGo,還不如說是輸給了數學」。AlphaGo的出現,它證明了人類在研發人工智能方面,又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AlphaGo戰績輝煌,甚至被中國圍棋協會授予職業圍棋九段稱號,但在數據科學家眼中,它還是弱人工智慧,它沒有自我意識與思考,只在於計算而不懂得理解圍棋的美學與策略。難怪李世石都批評「下棋的電腦並不了解圍棋之美、人之美」。是的,你要它明白圍棋的文化精神,是絕對沒可能的事情。它不會理解為甚麼圍棋又名「坐隱」、「手談」、「忘憂」、「爛柯」,以及當中的文化精神。也不會明白執黑子者為何通常第一手會下在右上角,以表示對白棋的尊重,AlphaGo基本上是連圍棋規則都不會。

人工智能與人類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工智能能力高,卻缺少了「人性」。Google雲端人工智慧暨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李飛飛提出「情感面,人工智能基本連起步都還沒有」。因為人類有情感,所以面對比賽有壓力,不能冷靜自如,但正正因為人類有情感,人在逆境中能夠迸發無窮潛能,懂得靈活思考及變通,超越本身肉體或智力的限制,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人類不應與人工智能比能力,而應與它們比「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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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20日

評《梁鎮罡案》:一港兩制的婚姻政策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5/2017

司法覆核案HCAL 258/2015的申請人梁鎮罡先生,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是同性戀者,並於2014年4月與Adams先生於新西蘭結婚。

《公務員事務規例》要求公務員更改婚姻狀況的資料,而按規例他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就可延伸至「家屬」,其中定義包括公務員的配偶。梁於2014年提出更改婚姻狀況的申請卻被拒,同年10月,公務員事務管理局回覆,梁的婚姻不在婚姻條例定義之列。梁的配偶因而未獲公務員配偶福利。

此外,梁在電子報稅系統裡,在配偶稱謂一欄不能為Adams選填「先生」。他於2015年6月向稅務局投訴,表明自己已與同性結婚。稅務局同月回覆,由於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並非有效的婚姻關係。梁於同年9月以紙填方式填寫合併報稅,不被稅局接納,並以個人作報稅單位。值得注意,局方稱拒絕二人合併報稅,並沒有令梁要繳交較高的稅額。

梁提出的挑戰有二;

一)福利決策:作為已在新西蘭與Adams先生進入同性婚姻的公僕梁先生,到底應否從政府那裡獲得其他異性已婚的公僕同等的「配偶」福利和津貼?二)稅務決策:到底Adams先生與梁先生的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是否「婚姻」?法官在判辭裡主要處理梁有否平等權利(或不被歧視),先回應福利決策的挑戰,其次回應稅務決策的挑戰。先說說較為簡單的後者。

法官提到今次要處理的是,同性婚姻是否「是(i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卻不是同性婚姻應否「被視作(be treated a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由於《稅務條例》對於婚姻的一男一女、丈夫、妻子、一夫多妻、同性伴侶等定義相當清楚,在條文來說,同性婚姻的確不符條例中婚姻的定義,最後判申請人敗訴。

福利決策又如何呢?法官採用兩個階段,首先說明外地同性已婚伴侶和本地已婚異性伴侶是否可以比較。在第二階段採用終審法院在肛交罪非刑事化的「丘旭龍案」中創立的「有理可據驗證標準(Justification Test)」,來判別政府的做法是否正當。這工具有三個步驟:一)該差別是爲了達到一個有真確需要的合法目的;二)該差別與該合法目的之間有理性的聯繫;三)該差別的程度並不超越為達致該合法目的之需要(法官在標準裡加入兩項其他元素,在此不贅)。

首先,法官認為簡單來說是婚姻狀況的差別對待。政府的代表律師提到婚姻狀況是特別的法律地位,而法官就指出基於梁的同性性傾向,他不會(cannot be expected to)進入異性婚姻,從而得到這「特別的法律地位」。這至少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代表政府的答辯人提出理據,認為給予福利的標準與婚姻法一致,才算合法和正當。不給予福利,亦是為了避免「走後門(through the backdoor)」承認同性婚姻。他又舉出案例支持政府鼓勵市民組成傳統家庭,阻撓其他方式的結合,維護婚姻制度的完整一致,是合理的。

但法官認為這些差別對待均沒有正當可言。他看不到(unable to see)給予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福利觸犯了甚麼法例,亦看不到間接承認外地合法的同性婚姻在法律上在何錯謬。法官反駁了答辯人提出的案例,認為案例情況不適合比較今次事件。他又看不出差別對待如何保障傳統家庭。因此,他裁定福利決策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法官在判辭中注意到,外地合法結婚的一夫多妻的關係(雖然本案沒審議),也注意到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屬於立法事務,法院不處理。法官亦補充,看不出《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要求政府訂立同性婚姻。

筆者就《梁鎮罡案》有幾項短評:

  • 此案遠超過應否訂立同性婚姻的爭論,而是直指婚姻政策的灰色地帶:當某種外地合法的婚姻制度與香港婚姻制度不符,政府應否承認該制度且兼容於整個香港政策?司法覆核只會審理政府的個別決策,而設計和執行整個婚姻政策的,卻是立法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亦是須要社會積極關注和發聲。本社認為,政府婚姻政策至少應符合現行的婚姻法,包括在婚姻人數、性別組合、結婚次數、合法年齡、血緣關係等方面,一致的做法避免婚姻政策「一港兩制」。
     
  • 倘若政府容讓「一港兩制」,梁到底在甚麼層面算作「已婚」,甚麼層面算作「未婚」?政府如何發放福利、釐訂權益,向市民清楚交代是責無旁貸。若婚姻登記官認為梁屬於「未婚」,那麼他在港是否仍有「與一名異性自願終身結合」的平等機會嗎?如判辭所示,梁固然是不會(unexpected to)使用這項機會,何況這次梁聲明自己是一位持續的同性戀者,但在整個同志政治(LGBT Politics)的脈絡下,不能忘記有雙性戀身份(Bisexual)主張自己有權與男、與女發生戀愛關係,且是自願、有共識、忠誠的開放式關係。政府應注意,同志政治透過司法覆核前進是一貫做法,從梁威廉案、丘旭龍案、變性人W案、QT案、以致早幾天菲籍準變性人的申請,也不難想像會有雙性戀者的興訟。當政府在「性別組合」的限制上因平權的理由而讓步,就再沒有理由不因平權理由而放寬「婚姻人數」或「結婚次數」的限制。本社呼籲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更多思辯如何為婚姻制度設限。
     
  • 立法會議員將「同性伴侶」加入不同議案的「親屬」、「家屬」等釋義中,為許多法例打開容納同性伴侶的法定身份的缺口,做法是路人皆見。倘若政府欲推行一致的婚姻政策,不妨參考《稅務條例》對婚姻的定義,並檢視各項條例、守則、附例,率先清清楚楚地擬訂婚姻、丈夫、妻子、配偶、受養人、已婚伴侶、未婚伴侶等字眼定義,堵截因定義不清而面對同性伴侶、一夫多妻、多夫多妻等未來可預期的司法覆核挑戰。此外,本社現正推動聯署,促請政府就《梁鎮罡案》上訴,聘請有相關經驗的律師進行訴訟。

 

相關影片:

三分鐘睇完公務同性伴侶有福利的「梁鎮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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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5月19日

面對苦難,我們還能愛神嗎?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8/04/2017
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三回

講員:楊慶球牧師 │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1]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忍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他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一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很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

 


[1] 有興趣者可參考楊慶球:《基督教不可信?——兼駁《哲道行者》》(香港:天道書樓,2006)一書。

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陳永浩 | 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30/03/2017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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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3月30日

讓孩子成為孩子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6/03/2017

今年2月下旬,香城映畫在youtube上載了一套名為〈我的生涯規劃〉的微電影,不夠一個月的時間,網上點擊率已超過30多萬。,在短短的7分46秒中,除了反映學生過重的讀書壓力問題,更通過四位小演員的演出,道出了香港不少值得大人思考及關注的問題:炒風、金錢決定成功與否、置業無望及人生意義,而教育制度、怪獸家長、學生自殺等課題更是劇情的主線。

微電影一開始便講述一個小學生表示未能連續三次默書拿到100分,便要被家長罰跪三小時之久,因此他決定自殺,幸而被三位同學拯救了。第一位同學安慰他說讀書不一定有「錢途」,大學生的收入與一個洗碗工人差不多,倒不如玩樂人生;另一位同學卻表示有錢最重要,香港很多有錢人都是靠投機炒賣而獲得財富,因此他已開始身體力行,估計中學畢業之後已有首期上樓;最後一位同學卻恥笑這方案,認為即使有能力付首期,也要50歲才能供完,在他的生涯計劃中,最重要的便是阻止父母再生另一位弟弟或妹妹,免得有人「分薄」其家產,並且每天讓父母進食致癌風險極高的食物,讓他們早些去世,這樣的話,便可以早日享用父母的一切。

有些人批評最後那位小演員教同學處心積慮殺父母實在是「教壞細路」,怕小朋友看後有樣學樣。若說小朋友看後便會萌生出謀殺父母的念頭,這似乎太低估小學生的思考能力,也把親子情看得太悲觀了。如果父母一直與孩子的關係很好,小朋友不會輕易受這些情節影響;如果父母平時與孩子的關係不好,經常因功課或其他問題處於衝突中,那麼即使沒有這些情節,又難保小朋友不會出現殺父母的念頭。

〈我的生涯規劃〉的導演表示有一位補習老師看完這部微電影之後,與他分享她當年教過的一位小朋友。這位小朋友經常把東西丟出窗外,當她問小朋友為何這樣做時,小朋友表示想先做實驗,然後看看把母親「丟出街」會不會死,因為「父母死我先可以瞓」。現實中這位學生有過殺父母的念頭,因為他被功課壓力迫到透不過氣來,他只想好好睡一覺。無獨有偶,微電影中的小朋友計劃殺父母,不是真的為了父母的財產。小演員最後幾句說得慷慨激昂的台詞,反映了角色的真正殺人動機:「爸爸媽媽不在,我就不用學曲棍球、芭蕾舞、西班牙語及非洲鼓……非洲鼓是甚麼東西?有好多非洲小朋友都未見過。我為甚麼要學這麼無聊的東西?」

不知由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的小學生要學習一些不想學習的「興趣」?又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的小學生為了應付大量功課而失去休息及快樂的童年?當一些大人在回味小時候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及時間應付功課,搖頭慨嘆現在的家長變得太緊張學生的成績時,有了孩子的大人卻會搖頭反駁說:「時代不同了。」

香港的教育一直充滿競爭。以往讀大學要過五關斬六將,但以往的小學生,學習壓力相對沒有現今繁重。現在大學學位的名額雖然比以往多,正正因為大學學位多了,入讀大學更成為「一個必須」,而學習壓力也變成從小開始。

校方需要看幼稚園生或小學生的履歷表,以此考慮面試的小朋友是否適合入讀其校,家長只好安排小學生報讀多項,甚至冷門的興趣班。教育局於2004年實行「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每年全港所有就讀小三、小六及中三的學生均須參加。它旨在評估香港學校的水平,教育局雖然聲稱不影響學生升學,但卻會影響校方分數的評估,一些學校自然把壓力加到學生身上。有一位老師曾在一個新聞節目上表示,自從TSA出現後,TSA便常伴學生左右,師生關係變成「做功課、繼續做功課、繼續做練習、繼續做功課,還有繼續做改正」。另一方面,由於縮班殺校的壓力,以及不少家長期望子女能入讀名校,令一些本來不想催谷學生的學校亦被逼加入不斷操練的行列。

當小朋友連暑期都要功課「無間做」的時候,快樂的童年便成為奢望。或許有人說,父母可以選擇孩子的生活。是的,有些父母選擇遵循遊戲規則,社會要求孩子過早需要進行競爭,便設法增強孩子的戰鬥力。有些父母看不過去,便自己化身戰士,為孩子爭取合理的休息及遊戲時間,自己只要求孩子做一些重要的功課,甚至替孩子做功課。父母遵循遊戲規則,孩子當然要應付無數的功課;但父母替孩子做功課,對孩子真的有益及幸福嗎?他們回到學校,如何面對老師的提問?父母與校方的拉扯,真的牽涉不到孩子嗎?

當教育制度的關注點在於評核一間學校又或一個孩子,孩子在這樣的競爭氛圍中,能認識到自己的真正價值嗎?一位香港教師在一個新聞節目提出:「那種競爭的心態仍然存在,教育制度怎樣改變,考試的方式怎樣改變,最終卻會為求達到目的而去學習。」

那麼如何可以消弭學習中存有競爭心態?來自競爭力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韓國教育家在同一個新聞節目有以下見解:「教育制度造成不必要的競爭及不必要的失敗者,我認為有需要改變,現在的時代講求多元化發掘自我價值,教育制度一定要在這方面栽培學生,國家才可以發展得更好」。

說到底,讓孩子可以度過一個快樂的童年,讓父母或校方不再催迫學生操練TSA或今年推行的「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父母及校方固然要反思栽培孩子之道,但始作俑者的教育局,是否更應反思如何推行教育方案讓孩子真正快樂地學習,而不是扼殺孩子的快樂,甚至生命?同樣,家長和校方亦應好好反思,子女在成長中最需要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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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3月17日

訂立歧視條例的四點考量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9/03/2017

歧視‧荒謬

酒吧因提供女士之夜優惠,被法庭裁定歧視男性。姑勿論男女喝酒量、慣喝酒類及價錢不一,老闆的經營策略竟被當成歧視。有網民揶揄:母親節優惠,又是對父親的家庭崗位歧視嗎?

猶太習俗上,孩子的猶太血統由母親的族裔來確立。一所猶太學校優先取錄母親為猶太人的猶太裔學生,而父為猶裔、母為非猶裔的孩子則不獲同等優先。結果在英國,因為歧視條例漠視文化差異,使學校遭到種族歧視的檢控。

法例太辣

一條不尊重種族的種族歧視法,委實諷刺。歸根究柢,歧視法例一刀切,太辣。懲罰性質難以教人尊重,辱警罪能使人尊重警察嗎?合理批評也動輒得咎,更會損害有利監察警權的自由輿論。

現行的歧視條例,把原本美好的平等扭曲成剷平主義,容不下合乎人情常理的差別對待。任何關注歧視條例的人,都應該思考如何減低歧視條例所引起的負面界外效應。

造成不平等的逆向歧視情況,並不限於性別、種族歧視條例。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最近發表議題摘要,扼述十二個受到《性傾向歧視條例》影響的個案如何侵害自由人權。那些個案曾出現於婚姻服務行業(婚姻攝影製作、蛋糕店、花店、婚禮場地)、旅館住宿業,或是以基於信仰對同性關係的公開批評等。有些案主官司纏身多年,亦未能擺脫夢魘。

過去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朋友對逆向歧視的概念大肆鞭撻,常以「滑坡謬誤」、「靠嚇」、「訴諸恐懼」等說法予以批評。近年因外國案例「滑坡」成真,餅店老闆單就感情損失已賠上百萬港元,有些國家甚至就歧視法例修法減辣,以致批評者亦不敢再說逆向歧視是杞人憂天。

四點立法考量

筆者認為要為歧視條例減辣,再思法例的權限,且至少要作以下考量:

一)受保障族群的研判

有部份族群適宜納入歧視法保障,他們本身需要有明顯、不變或可從外表辨認的特徵,例如膚色。在政治上,他們應是無權無勢,沒有投票權,也沒有當選議員為他們發聲。他們在香港歷史裡曾廣受歧視打壓,以致經濟收入、教育水平、文化機會皆低於其他族群,甚至連坐巴士、吃快餐都受到白眼,歧視法因而能為他們帶來特權,強力締造平等機會。一般族群沒需要獲取這種特權。

二)平衡人權原則

人人免受歧視是基本人權,歧視法仍應確保其他人權,如良心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尊重社群裡多元的價值觀。以此為原則訂立的歧視法,將較合乎中道。舉例說,在歧視法以外,訂立良知條款作為合法的抗辯理由。又建議在法例層面區分差別對待的合理性,將基於良心、宗教的差別對待等納入合理差別對待,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才視作真正歧視行為。

三)區分提供優惠、服務、貨品

按照身份特徵而提供優惠,不應受歧視法規管。把營商方式留給市民自由選擇。老闆有權設定營銷對象,市場操作會自然淘汰那些真正歧視的營商方式。

提供特定的貨品種類,亦不應受歧視法所規管。只賣女洋娃娃的,不會被強迫售賣男洋娃娃;只賣牛肉的,不會被強制售賣豬肉;只賣男女裝飾結婚蛋糕的餅師,不會被強迫售賣男男裝飾蛋糕。

提供服務,應受歧視法規管,令每個人有得到服務的平等機會。歧視法應規管有壟斷性質的公共服務(如:的士、水電媒等),不論身份特徵,給予平等享受服務的機會。但可為並非壟斷的行業如花店、餅店制訂轉介機制,在提供合適轉介的前提下,差別對待都不應被視作非法行為,這能給那些老闆和客人雙方都得到充裕尋求幸福生活的機會。

四)騷擾、中傷及嚴重中傷

在高度爭議的政治議題中,制訂以言入罪的法律以帶來平等,只會適得其反,實非明智。辱警罪、廿三條、《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騷擾、中傷及嚴重中傷部份,都涉及高度政治爭議的社會脈絡,以言入罪只會使某一立場被公權所消音,另一立場則站在不對等的權力上。

短結

過度立法的歧視條例,只會締造新的不平等。相信香港沒有幾多人會反對平等,支持歧視。在人人平等的冀望下,筆者呼籲社會各界共同探討,以更多元、更包容的方式消弭歧視。

曾經刊載於:

評台,2017年3月9日

獨立媒體,2017年3月9日

不願做爸爸的適婚港男愈見普遍

08/03/2017

2016年我們委託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學者進行電話隨機抽樣調查,共訪問了2051位香港成年市民,內容包括香港人對婚姻意義、修改婚姻制度、養育後代的取態。我們發現現今處於適婚年齡的香港男性有以下取態:

 

1.     成為爸爸的決心較低

明光社

 

 

2.     愈來愈唔覺得結婚和成為爸爸有關係

 

明光社

 

3.     愈來愈接受一個細路嘅爸爸媽媽冇結婚

 

明光社

 

想知道多一點香港人對婚姻意義、婚姻制度、養育後代的取態,可以瀏覽「香港人婚姻態度」研究的網頁

婚姻「大事」廿一世紀香港人的婚姻觀 文集

 

 

推行政策必須考慮人性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6/02/2017

三千萬是一個怎樣的概念?香港現時的人口約有七百三十多萬,三千萬即是大約四個香港的人口。有人口專家估計,單是中國一個國家,在未來30年便有三千萬剩男,撇除有一部分是同性戀者又或是單身主義者,當中到了適婚年齡想結婚而又未能找到對象的男性數目也相當驚人,專家告訴我們這些剩男是一孩政策而來的犧牲品。

大家對中國推行的「一孩政策」相信並不陌生。1983至1984年是執行一孩政策最強硬的時期,當中包括實施強制避孕、強制絕育、強制墮胎等辦法。到了1985年政府才把政策放寬一點,除非有特殊情況,全國城市地區的夫婦仍是只可以生一個小孩,只有在某些省的農村地區,假如夫婦的第一胎為女孩,三年之後可以申請生第二胎;而少數民族的夫婦,則可以生兩個,在特殊情況之下可以生第三個,修改後的政策可以被稱為「一孩半政策」。到了2015年,政府正式廢除一孩政策,2016年更推行二孩政策,容許城市的夫婦也可以生養兩個小孩。

在過往的政策之下,中國產生了三千萬的剩男。不過,與其說三千萬剩男是一孩政策的犧牲品,倒不如說有數之不盡的女性胚胎或女生成為這項政策的犧牲者。「不孝有三,無孝為大」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重男輕女的文化之下,當家中只可以出現一個小孩的時候,父母自然希望「捨女取男」,以及選擇身體及智力正常的嬰兒。據說,當時有數之不盡的女嬰被家人遺棄,不過有一些學者指出,事實上有很多胚胎,當被檢查到是女生的時候,還未來得及出生,已被人打掉。這亦是一孩政策被很多人詬病的原因,先不提生育權這一概念,單單在這期間已有太多條無辜的生命被人殺害,包括身心靈不健全的,又或是健康卻是女性的胎兒或嬰孩。

一孩政策的確帶來很多悲劇,不過對於一個向來著重兒孫滿堂便是福的國家,要走向極端的一孩或一孩半政策,也是出於當時形勢所逼。中國在1947至1949年發生內戰,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和西方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後出現嬰兒潮一樣,中國在五十年代初也迎來了極高的出生率。有學者計算,假設中國在1947年的人口為4.5億人,到了1953年已增至6億人,短短數年間人口已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期間更有不少人死於戰爭。

其實在1957年,經濟及人口學家馬寅初已提出「新人口論」,他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過快會與帶來糧食短缺、失業、資金、交通及教育等嚴重問題,故他提倡晚婚、避孕,並實行計劃生育。可惜當時中國政府推行「大躍進」,在沒有推行人口控制之餘,反而鼓勵人們生育。結果在大饑荒完結後的1963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升至超過33%,達至歷史新高。雖然在七十年代初,政府提倡晚婚、延長孩子之間的相隔年齡,以及少生的「晚、稀、少」生育政策,並收到一定的成效,但由於人口基數已經變大,加上育齡女性日增,中國的總人口仍持續快速增長。到了1980年,人口總數已經接近10億人。為此,政府進一步採取極端手段,便是大家熟識的一孩政策。

現今中國有接近14億人口,如果沒有當初的一孩政策,人口一定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當大家責備一孩政策所帶來生靈塗炭的同時,大家對中國現時龐大的人口卻又充滿恐懼。筆者如此說,並不表示筆者贊同這一種極端的中國式一孩政策。畢竟,已有不少人評論一孩政策的弊處:獨身子女在家中孤獨地成長、卻又萬千寵愛在一身成為家中的小霸王;國家人口老化;青年人無力供養過多的老人;年輕人口勞動力不足等。

筆者只是慨嘆中國其實可以不必走上一孩政策這種極端方法,只要當初的為政者願意聆聽意見。另一值得慨嘆的是,當政府推行一孩政策時,只從科學或客觀方面去計算出生率或人口增長等數字,卻忽略了國家本身「重男輕女」的觀念,以至不少女性胚胎或女嬰死於非命。如果為政者重視數據或客觀事實之餘,也可以把一些「主觀因素」納入政策的考量之內,這樣或者可以降低悲劇的發生,例如在社會上也推出一些政策或教育以提高女性地位,讓大家接受女生的優點及她們為家庭及社會帶來的貢獻。

其實,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為市民推行一些政策時,如果十分離地,不理會相關的文化,也有可能會好心做壞事。正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任何政策都有可能是兩刃的利劍,在構思的時候,除了考慮其好處,亦必須考慮其可能出現的流弊和對策。例如香港在2011年推行最低工資後,有少數員工便被迫成為自僱人士,也有一些人原本享有有薪的用膳時間,政策推行後變成了自己的無薪吃飯時間。當前的健康工時問題亦必須仔細考慮一些僱主如何見招拆招,以及對一些手停口停的市民的影響,一刀切的健康工時是幫助還是傷害這些僱員?人性這因素是主觀的,沒有客觀的數字支持,但從中國的一孩政策來看,並非毫無意義或可以忽略的因素。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2月16日

規管私營龕場 透過授權保障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1/2017

骨灰龕場供不應求,食物及衞生局在新的立法會期迅速向立法會再次提交《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相信整個社會都樂見條例盡快獲得通過,及早處理骨灰龕場輪候緊張和質素問題。

同性伴侶取骨灰有法可依

政府早前建議死者生前的同居者、未婚夫或未婚妻、或在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等等緊密關係人士,若在死者生前已獲授權,可要求交還骨灰。即或未有授權,按條例建議,食環署署長有酌情權將骨灰交給提出申請的緊密關係人士。簡言之,想取回骨灰,申請便可。

現行條例草案已平等地保障社會上各種緊密關係,包括同性伴侶。但上屆會期曾有議員製造無必要的爭議,認為必須將同性伴侶加入法例裏「親屬」的定義,才算得上保障同志權益。

一宗關於入境處拒絕為外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受養人發出簽證的案件(HCAL 124/2014),法官在二○一六年裁決稱不同國家對民事結合賦予不同的權責,不是凡民事結合都能與傳統婚姻混為一談。若入境處處長將民事結合亦視為「配偶」,則無疑是認可了這些關係在香港的法律地位,這是不合法的。

強改親屬定義 有違政策一致

政府的政策應在婚姻法面前,一視同仁。即使對於奉行一夫多妻的地區,入境政策亦只認可其中一名妻子作為丈夫的合法妻子。平等地對待制度以外的緊密關係,亦符合聯合國在《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文件所要求的反歧視原則。

在同志權益已通過授權得到保障的前提上、龕位緊張的壓力下,仍糾結於強行加入同性伴侶的爭議,法理情都說不過。分清緩急先後是每個議員的職份。若要修改婚姻制度,支持同運的議員請另闢討論。

以授權為身分保障權益

觀乎社會上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諸如同居伴侶、契媽契仔、共患難的摯友,都不入「婚姻」名目之下。為這類人際關係帶來保障,可考慮以授權方式。本社一直建議政策制訂者考慮主動推出《多元授權書條例》,在公營服務層面例如:醫療指示、探病權、身後事、領取骨灰或合葬等,承認授權人與受權人的法律身分。既達到保障權益的政策目標,清晰的授權指示可減低訴訟代價,同時能迴避修改親屬或配偶定義的爭拗,是平衡各方訴求的可取之法。要討論社會是否承認同性婚姻應直接討論婚姻制度,而不應借本來已可酌情處理的骨灰安置所條例暗度陳倉。

曾經刊載於:

星島日報,2017年1月1日

寬恕中的釋放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6/11/2016

靈修人生系列

講員:伍潘怡蓉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 實踐科助理教授)

 

在教會久了,信徒或多或少都有聽過耶穌有關寬恕的教導(路十七4、二十三34;太六12、十八21-22)。然而,對於如何實際地從受傷到復原,在當中經歷釋放,然後進入醫治得平安的狀態,教會卻甚少有這種教導。9月20日的晚上,伍潘怡蓉博士(Annie老師)向37位參加者具體地闡述信徒可以如何作出寬恕、經歷平安。

唯有依靠神,才能寬恕他人

有人的地方便有複雜的關係,有關係的地方便會有人受傷。耶穌知道我們是罪人,當祂在十字架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二十三 34),祂是有備而來進入這有罪的世界,預知有門徒會離棄祂,但是祂接納罪人,赦免世人的罪,門徒不是神,不能赦免世人的罪,但耶穌教導門徒要無條件地寬恕他人(太六 12;路十七4),這與耶穌所做的是一致的。

基本上,改革宗認為寬恕他人不是出於人的能力,而在於人在基督中及通過基督去完成。即是說,是基督給予人能力、恩典及愛心去寬恕他人。基於人性,我們很難去寬恕他人,人的本性是報復,所以人難以勉強自己、又或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寬恕;而是相信救恩,相信耶穌應許讓我們有寬恕他人的生命及力量,祂成為我們可以寬恕他人的泉源,我們唯一可做的便是捉緊祂,透過祂,接受祂對人那份寬恕的愛後,我們才能寬恕他人。

寬恕他人為自己帶來好處

耶穌要人學習寬恕,這完全是為了受傷者的好處。耶穌知道人性的軟弱,但祂仍三番四次教導我們要去寬恕他人「七十個七次」(太十八22),因為祂會賜人能力,當人按著神的心意,靠著神去實踐寬恕時,人會慢慢產生出一種憐憫的心腸,我們會感受到天父如何憐憫及寬恕我們這個罪人,以及如何憐憫其他得罪我們的人。

當人作出寬恕,便會進入平安(Shalom)、祥和的狀態。另外,人也會經歷到神的恩典、無限的寬恕和耶穌基督偉大的愛,這樣我們在生命最深處才會產生復和,我們會經歷聖靈的大能,超越那種因為不能寬恕而產生的苦毒,特別是從人際關係中所受到的傷害。

很多人誤以為寬恕只是當事人之間的事情,事實上卻是受傷者與神之間的事情,因此,無論受傷者接受了多少次心理輔導也可能只做到很勉強及表面的寬恕,唯有神的恩典可讓人真正寬恕他人,因此受傷者要倚靠恩典處理自己所受的傷害。

寬恕者可以做的是……

信徒要經歷從受傷到復原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受傷者要誠實及勇敢地看清自己曾經受過甚麼「傷害」,承認自己得不到他人尊重及珍惜,讓自己可以哭出來;第二階段,容許自己有怒氣產生,承認這是受傷後的表現,但要阻止自己不斷回想所受過的傷害,這樣做只會重覆傷害自己,加深自己的怒氣,另外,也要適時處理自己的怒氣,學習適時止怒;第三階段,人常傾向對有安全感的人發洩自己的怒氣,或明或暗採取報復行動,例如,一對夫妻有問題,妻子或許仍在生活上照顧丈夫,但不再把丈夫放在心上,不再想與他親近。信徒因此要控制自己不要採取報復行為,免得陷入邪惡,成為像那個傷害你的人一樣,反而喪失了神賜給人的美好生命。

復原是當人醒覺到對方無論做甚麼,都不能彌補自己曾經受過的傷害,因為傷人者同時也受到傷害;他沒有醫治他人的能力,也不能夠按照受傷者的期待作出彌補。所有的傷口都不能完全被彌補,信徒可以做的是看清生活中有很多恩典,把醫治的期待放在耶穌身上,因為只有耶穌能醫治受傷者。除此之外,受傷者要學習善待自己,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情,也可以找一些真正關心自己的朋友陪伴自己。無條件原諒他人不代表任由別人欺負,受傷者也要懂得設立一些界線以及學習一些技巧,防禦他人的任意攻擊。

真正的醫治不代表忘記曾經受過的傷害,勉強自己忘記只是壓抑,當受傷者受到刺激時,情緒仍有機會爆發出來。即使經過聖靈醫治,傷口仍會變得脆弱,只是,人會多些智慧去處理類似的傷害,亦會產生出一種生命力,知道如何面對傷害自己的人,甚至可以與有類似經歷的人同行,引導他人走出痛苦。

從釋放到平安

最後,受傷者可以得釋放進入平安。「平安」一詞在舊約為「沙龍」(shalom,參士六 24),有完整、豐滿、完成的意思。「平安」在新約指到十字架的平安,指人與神、人與人之間和好的關係(弗二15-17)。

靠著聖靈的能力,受傷者可以藉著禁食祈禱、祝福對方,求神赦免自己,赦免對方,感恩領受、繼續前行,經歷到神在我們生命中加給我們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