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沒有不能被冒犯的權利

[翻譯文章]No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26/11/2013

篇按:本文是James Spigelman在2012年12月11日於澳洲的Human Rights Day Oration的講稿,講論背景是澳洲正要檢討的一籃子平等法中,有關以法律制裁中傷或冒犯等行為,在法理上並不合適。本文所翻譯的原稿,是經由ABC節錄。他於2013年在港擔任非常任法官。若想參考原文章,可按以下連結:
[發言全文:Human Rights Day Oration – Delivered by the Honourable James Spigelman AC QC]
[經由ABC節錄的新聞稿件]
[James Spigelman論「言論自由」]

當不同權利之間發生衝突,過早一刀切地向某方傾側,並樂於使另一方權利則受到降格。James Spigelman在《人權與反歧視法, 2012》上,討論兩者權益的平衡:

我想探討一下仇恨言論法(hate speech)和言論自由(free speech)的界線。前者是達至社會包容的重要元素,後者大概是在公共生活的參與背後,最基本的人權。

這議題近年在澳洲十分具爭議。由於澳洲計劃制定具綜合性質的《人權與反歧視法, 2012》,其中涉及重新制定《種族歧視法案, 1975》中,第18C部的種族中傷規定。

經過足夠時間醞釀,現在是時候平心靜氣地就議題辯論,而不是基於你喜不喜歡Andrew Bolt

辯論的焦點不是有或沒有種族中傷規定,而是第18C部「合理可能的……冒犯、侮辱、羞辱或恐嚇其他人(reasonably likely…to offend, insult, humiliate or intimidate another person)」所涵蓋的到底伸延多闊。

主要的批評在於,這條例在現實中會令到些微的「冒犯」言論都不合法,同樣地,較低爭議的「中傷」,也有類似情況。

這些事情早已圍繞我,然而我的想法受到Jeremy Waldron的《The Harm in Hate-Speech》的啟發和導向。Jeremy Waldron受牛律大學和紐約大學法學院聯合聘請,是我那個時代裡首屈一指的法理學者。

Waldron強調,從社會角度來看,包容是一種共善。它給予社會各人士保障及安全感,使群體共同生活之間減少面對仇恨、暴力、歧視和排斥。

換言之,對那些受到這種保障而得益的群體而言,尊嚴權是得到肯定的基本人權。仇恨言論削弱了他們受保障的感覺,也否定了個體的尊嚴。

而Waldron教授的書致力所建構的命題,十分能夠對應我們的討論。那就是保障尊嚴,不必然要保護受到冒犯的人。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限制仇恨言論的法律,應該旨在保護人的尊嚴,免受襲擊。尊嚴是指任何居於社群中的人,擁有基本的公正權利、基本聲譽的平等狀態。在這前提下的尊嚴可能需要受到保護,免於侵害,尤指那種針對某群族的攻擊……我們能理解尊嚴受到法律維繫的狀態,而成為社會共善。

然而,我不認為這條法律的目標,是讓人免於冒犯。對法律而言,保護人的感受,免於冒犯,並不是合宜的目標。

保護人免於冒犯,其實是斷絕某些對感受的影響。這與保護人的尊嚴及肯定人受到合適對待兩者來說,是截然不同的。」
(原文為:“Laws restricting hate speech should aim to protect people's dignity against assault. I am referring to their status as anyone’s equal in the community they inhabit, to their entitlement to basic justice, and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ir reputation. Dignity in that sense may need protection against attack, particularly against group- directed attacks … It understands dignity as a status sustained by law in society in the form of a public good.
Howev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the aim of these law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being offended. Protecting people's feelings against offence is not an appropriate objective for the law.

[T]o protect people from offence or from being offended is to protect them from a certain sort of effect on their feelings. An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protecting their dignity and the assurance of their decent treatment in society.”[1]

我認同Waldron教授。他仔細的分析支持了這命題:那因為冒犯而達至不合法的行動(特別是言論)是過火了。

我的重點不在於那些任何把法例延伸到僅僅冒犯都規管的國際人權條文,或其他自由民主體制國家的反歧視法規。

《人權與反歧視法, 2012》的第19(2)(b)部提出將「冒犯」定義,由種族中傷擴張至不同範疇的歧視之中。新的s19首次將歧視定義為「較差的對待」(unfavourable treatment),包括對他人的「冒犯、侮辱或恐嚇的行為」。更重要的是,與現存的s18C(或取代它的s51)不同,這是沒有像現行條文中所找到「合理地相當可能冒犯(reasonably likely to offend)」的客觀元素。在我看來,新法案包含了主觀的「被冒犯」測試。

法例草案的第17部中,設計了18項個別的「保護範疇」,其中7項可於僱傭層面應用,就某方面來說,這都是廣泛及創新的。

在工作場景中將「宗教」納入「保護範疇」中,對我來說,是令到對宗教的褻瀆違法限於工作場景,而非其他場合。亦即是說可以公佈有爭議的丹麥漫畫,但不能帶到工作上。其他類似的情況在政治意見、社會出身和國藉等也一樣。

再者,現存的四個聯邦反歧視法案,禁止發佈有意歧視的廣告或通告。新綜合法案的第53部更向言論自由的領域走前一步,將禁制從廣告延伸至任何出版物。

新法案重新繪畫了被許可言論和不法言論兩者的界線,意義重大。一旦合理地行駛新法案,即是有某些情況下能開脫,自由也會被大大削減。再者,在立法進程中能夠指明那些是符合豁免條件的言論,可能性很低,因而出現的寒蟬效應也是眾所周知。 

當不同權利之間發生衝突,過早一刀切地向某方傾側,另一方權利則受到降格。「冒犯」或「中傷」等字眼,侵犯了言論自由;「羞辱」、「詆毀」、「恐嚇」、「煽動」、「敵意」、「仇恨」或「鄙視」等字眼則不會。在我看來,法例要超越後者的字眼,是去得太盡。

我們要小心,避免身陷讓別人可以合理地斷言的境地,說我們正在違反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公約義務。

 

 
[1] Meir Dan-Cohen (ed), Jeremy Waldron Dignity Rank & Rights Oxford Uni. Press, 2012. pp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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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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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面對的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7/2020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5月公佈2019年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分數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1]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於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0,亦是歷史的新低。[2] 香港電台亦因為個人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及諷刺時弊節目《頭條新聞》而被分別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之後政府於港台內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其管治及管理。[3] 我們特意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分析一下傳媒所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境況。

梁博士指出,大部份傳媒主要分兩種付費形式:直接付費與間接付費。直接付費是受眾直接購買或訂閱,如報紙或付費的媒體平台,如在Patreon看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分享,[4] 訂閱者更可與KOL對話;而間接付費,就是通過廣告來獲取收入,如我們在看YouTube時看了廣告,廣告的費用會間接分發給有關的KOL,他們又會繼續製作節目分享創作或意見。

傳媒的處境

明光社

梁博士認為,香港電台隨著時代和市民的轉變,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開始時扮演著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拉近高高在上的政府與不理政事的市民的距離,到現在多了市民關心政事,積極熱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通過參與投標一些外判節目,製作特別主題的節目在電台中播放。現時政府想將香港電台變回做政府的喉舌,站回政府那一邊,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政策方針,所以給了該台不少壓力。「當中的矛盾點就在於政府的利益與市民的利益不一致,當香港電台想代表市民講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時,就被視作不忠於這政權。」

對於香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已被中資收購,梁博士認為它們亦面對著同樣的壓力,又或在廣告收入上被操控。她說:「在街上買到的報刊,它們所報道的,有很多都會跟著政府的『主線』。如『國安法』,很多媒體的回應都興高采烈或表示支持,連保持沉默、不表態的權利都沒有。」

對於相對自由度較大的KOL,梁博士觀察到近來愈來愈多KOL由YouTube分享平台轉到Patreon,因為如果在YouTube觸及「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或「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敏感」議題,該影片就會被「黃標」,[5] 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也無法賺取流量相應的分紅,即是以減少KOL廣告收入來逼使他們閉嘴,使投入很多資源去製作影片的人士感到困擾。

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國安法」的設立

對於設立「國安法」,由於香港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局面,梁博士稱未知影響會有多嚴重。會否一開始就很嚴厲?危害國家安全所包括的範圍有多大呢?會否嚴厲到批評或指出重要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負面消息也不容許呢?或是讓大家去協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間去發佈言論?她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擔子,如媒體不能如實評價商業活動,相信會影響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未來,她也感到憂慮並說:「這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陰霾或壓力,不同界別的人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相關或概念上有負面的東西?是否完全避而不談呢?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又何在呢?」

抬頭不做鴕鳥

面對媒體不同的聲音,梁博士明白我們很容易選擇性地看自己認為安全或舒服的訊息;遇上與自己一向信念相違的,或不想那事情發生的資訊,就會似鴕鳥般把頭埋在沙裡不看。她建議我們多開放自己去理解社會分裂的狀況,多去了解不同人所講的「真實」究竟是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事情還是在發生中,對香港任何人都會有影響。

最後,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或作為一個體驗普世價值的地方,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一條最後的防線,如果被人破壞了,就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分別。這個經過百多年建立的金融中心,世界性的一個窗口,是大家努力建立出來、值得擁有的,所以她建議我們要捍衛自己重視的、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堅持這城市的核心價值。在不同位置的人,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自己,做得更加專業,以我們的專業來拖慢制度變化的速度。


[1] 蘇鑰機:〈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 又見新低〉,《明報》,2020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00514/s00022/1589363481084/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又見新低(文-蘇鑰機)(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2] 黃金棋:〈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 香港排80創新低 中國續排倒數第四〉,《香港01》,2020年4月2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2623/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香港排80創新低-中國續排倒數第四(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3] 〈記協憂當局高壓整治港台 促讓職方代表加入專組〉,香港電台網站中文新聞,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9001-20200528.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管治及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28/P2020052800280.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4] Patreon是一個集資平台,讓創作者向贊助者以每件作品或定期取得資金。加入分享內容是免費的,但當創作者戶口有收入時平台就會收取2.9%或5%的費用及服務費;平台適合文字、藝術創作的人士,在其中分享影片、影像、文章、音樂、連結等不同的創作形式。

[5] YouTube影片廣告營利符號:當YouTube影片啟動了營利功能後,YouTuber(常在該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會見到三種關於廣告收益分享的符號:綠色可正常獲得廣告收益;紅色則完全沒有收益,這主要是因侵權問題導致;黃色是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只會有很少廣告甚至沒有廣告收益。〈YouTube黃標惹爭議 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2月24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72438/YouTube黃標惹爭議%E3%80%80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私隱如何在網絡世界中洩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11/2019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10月初公佈的數字,由6月中至10月初涉及「起底」及網絡欺凌的相關個案達1,960宗,牽涉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12個。[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截至9月初共接獲約1,100宗網絡「起底」的投訴,對比以往每年只有約100宗網上欺凌的投訴,現時的數字急增了10倍。[2]

而有關「起底」行為涉及有人收集了個別人士(包括兒童)的個人資料後,再於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向公眾披露。其目的很可能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煽動公眾向「被起底」者作出恐嚇、排擠及欺凌等行為,亦有可能是想藉著上述的行為打擊言論自由,令「被起底」人士不敢發聲。

公署表示,涉及事件的人士在未獲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披露了其個人資料,為當事人帶來心理傷害,所以涉事者可能觸犯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刑事罪行,個案亦會交予警方調查。

明光社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網,使用者的身份原本都是匿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用搜尋器自由瀏覽資料,除非追蹤IP地址(IP是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定的簡寫,IP地址即分配給網絡上使用網際協定的裝置的數字標籤),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使用者是誰。但隨著近年社交平台的出現,網民喜歡在網上分享個人生活片段、資料,每天主動開心分享資料給網友,而沒有察覺當中可能引發的危險。

在談下去之前,筆者想邀請讀者在網絡搜尋器上鍵入自己的中、英文全名,看看在網絡中可以搜尋到多少有關自己的資料。最先出現的搜尋結果,很有可能是和你同名字的人的相片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的連結,如按入有關連結,便會找到和你一樣名字的人的社交平台用戶列表。如果你以自己的相片作為社交平台的頭像,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如果你平日以真名在網上分享文字或藝術創作,搜尋器亦會按著受歡迎程度,列出有關作品。

對於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被人關注的人來說,例如藝人或公眾人物,如能被搜尋到,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各位來說,這是不是大家期望的事呢?在搜尋到的資料中,到底有多少是你沒預計過會被找到的?你有沒有找到你不想被人見到的相片或個人資料?如你曾在商業社群網絡(如LinkedIn)上載過自己的履歷,以便找工作和容易讓同業或獵頭公司找到,你是否想將資料開放給任何搜尋你名字的人看到?你願意公開所有的資料嗎?其實,在社交平台可以作不同程度的私隱設定,設定由完全公開、部份公開、只供朋友圈內看、某些資料只供某些人看等,小心使用不同程度的設定就可以令私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當然,在分享資料時不設限制,在平時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有人想對你「起底」,所有有關你的資料就會被一下子翻出來,還有你的家人及朋友,都有機會被牽連及遭受滋擾。

近日有則虛假訊息流傳,有人在網絡上公開了疑似是槍傷學生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實遭「起底」人士並非有關警員,只因二人樣貌相似才被誤會),公開的資料包括了他的全名、手機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虛假的警員編號,在網絡中更可以找到他的家庭照片,他太太公司的名稱等資料。雖然後來發現資料失實,但該名被錯誤「起底」的人士卻受到滋擾,有大批市民圍住他太太工作地點的出入口,雖然他們沒有進入舖內,仍使有關人士感到恐懼。[3]

如不幸被人「起底」,可以向散佈資料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投訴,望能暫時止住資訊繼續散開。另外,亦可向公署投訴,公署在跟進後,或會要求涉事平台移除連結,並要求平台的營運商提供涉事網民的用戶登記資料及IP登入資料。[4] 不過,對於境外運作的平台,公署並無權力迫令域外機構移除及停止上載「起底」、甚至違法的內容及帖文,公署只可以與有關地區保障私隱的機構聯絡,要求它們作出跟進。私隱洩漏的多寡,往往與自己和他人的習慣和態度掛鉤。


 

[1] 〈私隱專員公署接獲及主動發現近二千「起底」等個案〉,香港電台網站,2019年10月8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85036-20191008.htm(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2] 〈【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 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明報》,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906/s00001/1567759264153/【逃犯條例】私隱署接1100起底個案超往年10倍-警察官員示威者同受害(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3] 求驗傳媒,2019年10月2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photos/a.701245323285019/2408658695876998/?type=3&theater(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4] 〈警方首次以私穩條例檢控一男子網上起底〉,metroradio.com.hk,2019年9月30日,網站:https://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19093020040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4日)。

聆聽同溫層以外的聲音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19

相信如果大家都很關心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為了了解事態發展,除了會看電視新聞外,更會於網上的社交平台看新聞。但如果你沒有主動到不同的新聞網站去找新聞看,而只是被動的在社交平台看別人分享的資訊,你很有可能只收到一些偏向某一角度或立場的資訊,也就是說你閱讀資訊或新聞時已不自覺的有了「偏食」情況。

過濾氣泡與回音廊

由於大數據的出現,令社交媒體更容易掌握用家的喜好,它們會把用家喜歡的東西先浮現在螢光幕上,而不是按事件的重要性或發生時間來決定優先次序。這種做法是在縱容用家,出現的資訊來來去去都是為了討好用家。這種將個人化的資料過濾及篩選的小圓圏,叫作「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在中文世界裡亦可稱作「同溫層」(stratosphere),[1] 在社交媒體或搜尋器之下,系統會知道用家的習慣、喜好,並會經計算後把它認為「好」的東西給用家看,但當中極可能濾走了用家不喜歡看,但對他們重要的東西,包括一些事實或真相。

而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看到朋友圏裡的近況、分享的東西,往往也是經過演算才送達我們的眼前,當我們按讚或作其他回應,則會強化了計算,系統會再張貼類似的帖文,而這也會將關注有關事件的人拉近一些。「回音廊」(echo chamber)就這樣慢慢形成。

當相同或相近的意見不斷重現,我們的思想就會被強化,也會誤以為與我們持不同意見的人數目很少,而我們亦有可能會輕易相信與我們立場相近的假新聞,因為當謊話在回音廊中被不斷重複,人們就會容易信以為真。[2] 而有研究發現,假新聞在網絡中流傳的速度比真新聞快,因為人們喜歡看故事,而假的政治新聞比其他類別的假新聞廣傳得更快。[3]

玻璃心與反脆弱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及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認為,美國有些學校建設了「安全區」(safe space)保護學生,令他們聽不見一些反對的言論,以免受傷害,其實這是過份保護他們。他認為除了家長的過份保護,社交媒體亦是「玻璃心」的根源,因為回音廊令他們出現極嚴重的「圍爐取暖」現象,只愛與意見相同或相近的人走在一起,不能接納異見聲音,這令他們的心靈變得脆弱。[4] 他認為要扭轉這局面的關鍵,在乎我們是否懂得抱持「反脆弱」(antifragile)的態度,如果為了保護孩子,而不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不讓他們面對衝突、辱罵等,我們只是在阻礙他們變得強壯。他引用了一句至理名言來說明:「那沒有殺死你的,令你變得更強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5]

試試離開同溫層

按人的本性,我們很自然傾向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一起,因為思想接近,傾談時也會感到舒服一些。因此,我們很可能會習慣對他們所說的都讚好……然而,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我們又會如何處理?會選擇靜默、退出群組、不看他們的帖文?或unfriend他們,不跟他們做朋友嗎?我們又可會想想主動和他們傾談,回應他們,令大家可以溝通一下,減少大家的分歧,甚至撕裂嗎?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離開舒適的同溫層,去不同的專頁看看,聽聽不同立場的人說甚麼。當然你不一定要參與討論,但也可以看看不同群體的關注點在哪。筆者估計,你極有可能會看得很不舒服,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根據著名電腦科學家保羅.葛蘭姆(Paul Graham)的「反駁金字塔」(the hierarchy of disagreement)及他在〈如何反駁〉一文指出,[6] 許多人一遇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會選擇以辱罵對方、批評對方語氣等較低層次的方式回應。但如果我們選擇慢慢去觀察及思考對方的說法,細思自己為何會不同意對方的意見,再比較自己的論點及想法跟對方有甚麼不同,就可以將焦點放回討論本身,就事論事,或許我們會找到彼此的共通點,或發現對方說得不錯的地方。

尊重不同的意見

誠然,我們需要承認有不同的聲音存在,持不同意見者並不是非理性的,他們的想法背後,必有其理由,我們可以試試去了解。而且,我們要主動地去聽這些聲音,以致我們所了解的世界並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及多面的。所以,在社交平台上,我們要主動去找不同的專頁及不同的朋友,了解他們的想法。我們更要走出社交平台,看看不同立場的媒體所報道的角度,甚至走進社會不同的地方,親身去感受和體會社會現正發生的事情。因為在網絡世界以外,我們還可以真實地接觸到許多生命及聲音。


[1] 〈Filter Bubble是甚麼?〉,台灣搜尋引擎優化與行銷研究院,2012年5月29日,網站:https://seo.dns.com.tw/archives/590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李佳佳:〈「同溫層」使你更自戀〉,《天下雜誌》,2017年2月8日,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81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明報》,2017年5月25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70525/s00022/1495673751288/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Soroush Vosoughi, et 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 no. 6380 (March 9, 2018): 1146–115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0/1146.

[4] Edward Ho:〈玻璃心世代:Jonathan Haidt談政見兩極化〉,《立場新聞》,2019年7月26日,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玻璃心世代-jonathan-haidt-談政見兩極化/(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5] Jonathan Haidt, “3 great untruths to stop telling kids—and ourselves,” BIG THINK,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18, https://bigthink.com/videos/3-great-untruths-to-stop-telling-kids-and-ourselves

[6] Paul Graham, “HOW TO DISAGREE,” PAUL GRAHAM, last modified, March, 2008, http://www.paulgraham.com/disagree.html.

人臉辨識與私隱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19/11/2018

人臉圖像是人體生物特徵的一種,與個人指紋及虹膜等一樣,乃與生俱來,獨一無二且不可改變。雖然單憑這些「記認」,一般人都未必可以確定它們是屬於誰,但這些資料若與其他個人資料連結,就會成為能夠辨識身份的個人資料,亦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為甚麼如此嚴謹?因為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料,指紋、面部圖像等早已被執法機構應用在刑事調查中作身份識別,所以建議使用有關資料的人基於個人資料的特殊及敏感性質,提高保障。[1]

人臉圖像的辨識技術的準確性,雖然低於虹膜和指紋識別,但三維識別加上皮膚紋理分析等不同技術的結合,令人不易偽裝,加上它是非接觸式和非侵入性的生物識別技術,故被廣泛採用。有關技術是把臉部圖像採集、臉部定位、臉部圖像預處理(pre-treatment)、身份確認及尋找等一系列相關技術構建成的系統。這種搜集資料的方式並不會惹人反感,因為記錄、拍攝過程不會引人注意。

速度方面,去年已有人臉辨識技術能做到在一秒內將人從3,000萬人資料庫中辨識出來,失誤率僅0.3%。[2] 其速度之高令不少地方應用這門技術在保安系統上,尤其在人流多的地方,如各地機場、香港e-道、日本國內港口、澳門賭場等,[3] 都已經或將會採用,以識別恐怖份子或防止洗黑錢活動。[4] 在內地,就曾有歌手舉行演唱會期間,公安以此技術逮捕了六名逃犯。[5]

除了門禁系統,即在通道或建築物進出口使用系統,亦有應用在手機解鎖、識別使用者、人臉支付等工具上。

在手機應用程式方面,有社交媒體如facebook,已有臉部識別功能,當用戶上載相片,系統的「標籤建議」服務可以識別相中人,並自行建議可標記的朋友,經用戶確認後就可標記於相中(該功能在美國引起了私隱爭議,法院裁定用戶可為此提出集體訴訟)。[6] 在手機遊戲方面,內地為了持續優化未成年人士健康上網保護方案,於本年9月起以手遊《王者榮耀》為試點,以視頻認證的方式作小規模人臉識別技術測試,實行最嚴格的實名制,判斷用戶是否已成年。12歲以下用戶每天只能玩一小時,並且不能在晚上9時至早上8時時段內玩遊戲,超過時限亦不能再玩。[7]

另外,人臉辨識還可以偵測人的情緒,如快樂、厭惡、憤怒等,以協助測試客戶對新產品的感覺。技術亦可應用在演講廳和培訓中心,偵測在場人士的注意力,了解他們對甚麼特別關注或感興趣。此外,由於技術可以辨識人的緊張等情緒,這有助保安在人群裡發現潛在暴力,或可疑的人物。[8] 不過,我們得注意,當這些偵測的結果被記錄下來,並作分析,那就代表出現在市面上的產品,或被我們搜尋到的產品,其實都已經是「投其所好」的廣告,或個人化了的菜單——即系統先為我們作了篩選,這還算得上是自由選擇嗎?

人臉辨識技術蘊含的力量不可小覷,如果將這門技術應用在監控社會方面,可想而知個人私隱可以如何被嚴重侵犯。在中國,人臉辨識技術被用作「社會信用系統」評分,加上對互聯網相關活動的監控,形成了「天網」,人民的一舉一動都被評分記錄。根據國務院提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計劃在2020年之前建成,對全國人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9]

該系統現時已在部份地區試行,一個人的社會信用分數會根據其在網上以至日常生活的行為而增減,如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於網絡發佈假新聞,又或於非吸煙區吸煙、超速駕駛等,都會影響個人評分。如果評分低便會成為「嚴重失信者」,令到有關人士的自由受到限制,如不能乘坐飛機、火車、入住某些酒店及不能申請信用卡等。信用評分不佳更會影響到升學、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等都受到限制,甚至會株連子女,影響他們升學等。而被列入黑名單、姓名會遭到公佈等情況,亦是令人極為憂慮。[10]

有好行為,並成為有質素的公民是應該的,但這是出於自願或是被迫?在「天網」的籠罩下,人們在網內網外的一言一行都被「老大哥」監察,失去了自由。所有被記錄下來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又是否被高度保護?它們會否被人任意挪用,或用來作為威脅的工具,這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但潛藏的危險則令人憂慮。

 

[1]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私隱專員回應有關使用智能手機的臉部辨識功能與私隱事宜〉,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7年9月18日,網站: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enquiry/enquiry_2017091...(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2] 吳佳臻:〈影/沒沒無聞到世界第一!NEC 人臉辨識技術失誤率僅 0.3% 稱霸全球無人能敵〉,智慧機器人網,2017年10月26日,網站:https://www.limitlessiq.com/news/post/view/id/2440/(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3] 陳端武:〈澳門賭場ATM導入臉部辨識技術防洗錢〉,DIGITIMES,2017年7月24日,網站: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id=0000507619_p9x5e5is28qlzf8zhr39b(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4] 〈新聞背後:傳澳門賭場早安裝容貌辨識系統〉,東網,2017年10月5日,網站:http://hk.on.cc/int/bkn/cnt/news/20171005/bknint-20171005191525494-1005_17011_001.html (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5] 〈「逃犯剋星」張學友今年第六殺 公安再靠人臉辨識捉拿逃犯〉,Topick,2018年7月9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11014/「逃犯剋星」張學友今年第六殺%E3%80%80公安再靠人臉辨識捉拿逃犯(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6] 〈FB相片人臉辨識功能 面臨美國用戶集體起訴〉,《星島日報》,2018年4月17日,網站: https://www.singtao.com.au/174-即時國際/353673-FB相片人臉辨識功能-面臨美國用戶集體起訴/?fromG=1(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7] 〈騰訊手遊《王者榮耀》作人面識別技術測試〉,《信報》,2018年9月29日,網站: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1956412(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騰訊《王者榮耀》 試行人臉識別〉,《明報》,2018年9月30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930/s00004/1538244765045(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8] 〈人臉辨識技術的五大驚人應用〉,威盛新聞,2018年8月7日,網站:https://www.viatech.com/tw/2018/08/things-you-can-do-with-facial-recognition-tw/(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9] 〈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BBC中文網,2018年10月1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886126(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18日)。

[10] 鄭啟仲:〈中國將實施「社會信用系統」,對民眾的行為進行監控與獎懲〉,明日科學,2018年9月18日,網站:https://tomorrowsci.com/technology/中國-社會信用系統-民眾行為-監控與獎懲/(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26日);骷髏小姐在挪威:〈5張圖睇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眾新聞》,2018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9579/中國-社會信用-9583/5張圖睇中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0月26日)。

授權充份應對同性關係的訴求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9/10/2018

在醫療決定、探病、生活、財務、後事安排上,有些同性伴侶感到遭不平等對待。因為那些安排往往被默認由配偶或親人負責,而不是同性伴侶。

為此,同性戀政治份子提出取消婚制的兩性組合規定。不幸的是,無分性別組合的婚制,涉及到《父母與子女條例》同《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等,動搖了人類幼兒與親生父母連繫的基本人權。

當年法國政府要修改婚制,上百萬人上街反對,高喊維護兒童與父母連結的基本人權,雖能暫緩政府不讓同志使用生殖科技生小朋友,但近年政府已打算放寬。不維護幼兒人權,只為滿足成人慾望,令人惋惜。

民事結合,可行嗎?英國的民事結合與婚制其實大同小異,只讓同性申請的唯一特徵,都在今年被法院裁定為歧視而廢除。反對同婚者,沒有理由贊成暗渡陳倉的民事結合。

其實,同性伴侶的困難,許多人都會遇到。一對相同性別,互相照顧卻無性關係的無家者、關係比親生父母更緊密的契媽契女、互相信任的師傅和徒弟……他們也難以做醫療決定;支持同婚的人也不曾考慮他們的需要。

所以,我們提倡緊密關係授權

它是一種授權制度的擴充,讓人在婚姻和血緣以外,選擇自己信任的代理人,做醫療決定,安排生活和財產。只要將《遺囑條例》、《持續授權書條例》、《預設醫療指示》等政策,以一籃子方式組合為「緊密關係授權」的行政措施,讓市民以統一表格申請,獲取政府機關承認。

緊密關係授權的好處包括:提升個人的自主性,方便市民彈性安排,減低默認機制原先帶來的不足之處。其次是平等看待一切緊密關係,避免為性關係形態立法,減少價值衝突,促進包容。第三,拒絕公權力去定義關係的緊密程度,政府的角色充其量只是配合,決定權在市民手上。最後,清楚地區別出關乎社會延續及兒童人權的婚制。婚姻關係涉及潛在的幼兒人權,是男女婚姻關係的獨特性;而緊密關係不干涉第三者權益,市民有分合的自由。讓婚姻成為婚姻。

授權充份應對緊密關係的需要,希望政府盡快研究發展緊密關係授權,令任何人都可以享有自主安排生活、財務、醫療及後事的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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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香港, 19/10/2018

歐盟通過影響全球的歐盟網路版權指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10/2018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1] Matt Reynolds, “What is Article 13? The EU's divisive new copyright plan explained,” WIR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what-is-article-13-article-11-european-d....

[2] 〈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哆啦A夢wiki,網站:http://zh.doraemon.wikia.com/wiki/香港多啦A夢迷網站版權爭議事件?variant=zh-hk(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3] Paul Resnikoff, “84 European Music & Media Organizations Declare Their Support for Article 13,” DIGITAL MUSIC NEWS, last modified June 27, 2018,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8/06/27/european-music-media-organiz....

[4] 以下是一段過百萬點擊率的片段,評論歐盟的新法:Philip DeFranco, “Kendall Jenner Leak Controversy, Article 13 Approved, Shane Dawson Reveal, & Norm MacDonald Backlash,” YouTub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ROh2RCtog

[5] Benjamin Fearnow, “85 Percent of republicans say facebook, Twitter censor conservative political opinions,” Newsweek, June 28, 2018, https://www.newsweek.com/bias-facebook-twitter-silicon-valley-liberal-co....

[6] Kate Conger and Sheera Frenkel, “Facebook employee group criticises its ‘intolerant’ liberal monoculture,” INDEPENDENT, August 29,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facebook-employee-libe....

[7] “Pepe the Frog,”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9,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pe_the_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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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10/10/2018

為何人權法院稱同婚非人權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04/10/2018

兩個男人登記結婚,政府拒絕,有否侵犯人權?歐洲人權法院八年以來,答覆直接清晰:沒有。

 

歐洲四案:法國、奧地利、芬蘭及意大利

歐洲人權法院隸屬於《歐洲人權公約》之下,對於甚麼情況屬於干犯了人權,有著權威性的解釋。他們在2016年結束了一宗「法國沒有同婚是否違反人權」的案件: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no. 40183/07),訴訟歷時九年。

2004年5月,賽平先生(Chapin)及夏邦傑先生(Charpentier)要求登記結婚被拒,當時法國仍未通過同婚。國內一輪官司,二人輾轉在2007年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控告法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如何違反?他們控訴法國政府違反了「禁止歧視(第8條)和結婚權(第12條)」以及「禁止歧視(第8條)和私人及家庭生活權(第14條)」。

縱然法國於2013年通過同婚,某程度上消解了申訴的力度,但是歐洲人權法院仍然維持了多年來的決定,一致裁定法國「沒有同婚也不違反人權」。

關於結婚權的判決,法院提到2010年的奧地利案(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2014年的芬蘭案(Hämäläinen v. Finland)及2015年的意大利案(Oliari and Others v. Italy),不論那些地方有沒有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歐洲人權法院都給予同一結論:

“…there was no European consensus on granting same-sex couples the right to marry…it concluded that Article 12 did not impose an obligation on the respondent Government to grant same-sex couples access to marriage…the Court did not see any reason not to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in the present case.” [1]──歐洲人權法院Chapin and Charpentier v. France一案英文新聞稿 [2]

若同婚是人權,政府就有義務立法。人權法院認為,政府沒有訂立同婚的義務,則意味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否定一切與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在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一案裡,歐洲人權法院就認為意大利政府應該要給予在國外的同性伴侶居留許可,避免在法律上過份刁難,令二人無法共同生活。此案於2016年審結。

筆者亦倡議香港政府考慮「緊密關係政策」,在避免修改男女婚制的前提下,促進包括同性伴侶等緊密關係者的生活便利。同性伴侶遇到的一些生活困難,往往不用透過婚制解決。詳情請參〈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關於婚姻人權的條文

香港不受《歐洲人權公約》所約束,乃屬於《世界人權宣言》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成員,其監管組織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同婚非人權」的看法與歐洲人權法院一致。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出版的《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小冊子,說明何謂干犯了同性戀者的平權。小冊子第51頁明言,讓同性伴侶結婚並非政府的義務:

「國際人權法不要求各國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即便如此,保護個人免遭基於性取向的歧視卻延伸到確保未婚同性伴侶得到與未婚異性伴侶同等的待遇,並有權享有同樣的福利。」──《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3]

哪一種婚姻是基本人權?參照《世界人權宣言》,男女雙方、成年、自願共識,以及此等組成的天然家庭為基本人權所保障: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 [4]

 

結婚的人權實質賦予的內容是「性別組合、年齡、自主」;「種族、國籍、宗教」卻不應受限。換言之,《世界人權宣言》應支持黑人和白人的「跨種族」結婚人權,而不會支持「跨性別組合」的同婚人權。相比「種族」因素,人權條文初步顯示「性別組合」是更貼近婚制的核心內容。

此外我們還得留意翻譯。中文版《宣言》屬於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其餘為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羅斯文、西班牙文,1948年時《世界人權宣言》版本只沒有阿拉伯文的官方翻譯),因此毋須訴諸其他語言版本來支撐中文版的解釋。筆者曾聽聞支持同性戀人士嘗試將中文版《宣言》翻譯為英文來解釋「男女雙方(men and women)」是包括「男和男」「女和女」的同性雙方,此說法是強詞奪理,亦漠視了文本於上世紀50年代未有同婚概念的處境,強加同婚意識於《宣言》之上。

 

裁量餘地原則

對於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來說,婚制是否限於「男女組合」,屬於每個地方自己的事。政府可以按著自身人民的風俗、社會氛圍和實際情況,彈性地決定當地婚制的涵蓋範圍,到底要延伸至多少種人際關係。

舉例說:對愛沙尼亞的風土人情而言,15歲可結婚;但在法國年滿18歲才可以結婚。哥倫比亞容許三人共同締結一段婚姻;鄰國委內瑞拉卻只准二人締婚。

各地婚制迥異。國際組織多數傾向留有餘地,不會劃一婚制規定,讓各國不會陷於「剷平主義」的霸權下。這做法尊重別國的傳統、民族間的多元性和獨特性。這種彈性稱為「裁量餘地原則(margin of appreciation, or room for manoeuvre)」,婚制的「性別組合」經常獲接納於此原則之下,因此,國際組織暫時也沒有要求國家必須訂立同性婚制。

 

婚姻規限了「性別組合」

香港人註冊結婚時填表,不用申報性傾向。婚姻法沒有提及限制性傾向,真正規定的是性別組合。同性婚制的真身是「不分性別組合」的婚制,偏偏人權法卻訂明了男女雙方的組合。

香港婚制除了限制性別組合,還有申請人數、年齡、血緣等等限制。應用歐洲人權法院或聯合國的標準,婚姻權是指「根據政府所制定的婚制」而結婚的自由。

人有基本人權按當地婚制申請結婚,這就是平等的結婚權。在香港婚姻法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分膚色、國籍、宗教、性傾向,都有基本權利,與一個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的人結婚。

有同性吸引的人可以有結婚的平等機會嗎?可以,其對象必須是「非已婚、非親屬、成年、沒被迫婚、異性」。同性吸引是個人的事,法例不理會,而性別組合才是制度所管。

政府是有修改婚姻制度的權力,包括性別組合、人數、年齡等限制。縱然如此,但修改的理由卻不是所謂平等(現已有充足的平等機會),而是參照現今社會對婚姻意義的理解、婚姻制度的政策目標、社會各成員的想法等。關於修改婚制的自由,讀者可參閱〈婚姻自由不是戀愛自由〉一文。

 

為何聽聞「同性婚姻是人權」

許多支持同運者正用諸般方法,要將同性婚制詮釋於人權法之內。「同婚是人權」充其量是一個政治口號,卻不是描述事實的句子。倘若有人要求政府就同婚立法的理由是同婚「已經」是人權,那明顯是謊言。

支同者的政治宣傳機器(propaganda)向來強勢,在遊行和新聞報道中不停對外宣稱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使不少人誤以為同性婚姻「已經」是基本人權。明光社就此辯論多時,陳明對結婚人權的適切理解,歡迎參閱本社過往曾撰寫的文章:

〈尊重國家自主權及立法原意〉

〈同性婚姻非人權(一)〉

〈同性婚姻非人權(二)〉

〈莫忘初衷──男女結婚才是人權〉

〈歐洲人權法庭關於同性伴侶關係的裁決〉

〈同性婚姻是人權?〉

〈支持婚姻平權就無法反對的兩個結論〉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就人權法的條文而言,同婚非人權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何男女婚制卻能寫入人權法之中?那就要須要討論設立男女婚制的實質意義,請讀〈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一文。

若政府非必要制訂同婚,通過民事結合又是否可取?筆者認為民事結合與同婚無異,因此並不贊成,請參閱另一文章〈分析民事結合〉

 


[1] 有關內容為:「在歐洲沒有一致的共識給予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它斷定第12條款並沒有將給予同性伴侶可結婚的義務強加於答辯政府身上……法院就現時的案件,看不到任何理由不作出相同的結論。」

[2] “Prohibition in France of marriage between same-sex couples prior to the law of 17 May 2013 was not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 Press release issued by the Registrar of the Court, ECHR 199(2016),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ast modified June 9, 2016, http://www.humanrightscommission.ky/upimages/publicationdoc/12321127_146....

[3]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生而自由 一律平等:國際人權法中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2013年,網站: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BornFreeAndEqualLowRes_CH.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4]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全文,1948年,網站: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9月2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4/10/2018

緊密關係授權 讓婚姻成為婚姻

24/07/2018

多年來,同性戀政治團體為同性伴侶本身的權益,提出了許多訴求,包括保障他們在醫療探視、醫療預前指示、生活與財務、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基本需要。同性戀政團提出的方向是擴充男女婚制,改為不分性別組合的婚制。

男女婚制的政策目標,本來包含了促進兒童基本人權,這制度與其他緊密的人際關係不相干。我們認為,設立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等方向,只會消減婚制保障兒童人權的政策效用,是下策。我們建議政府整合現有措施,實施緊密關係授權的政策,適當地保障同性伴侶,以至有互信的緊密關係人士。

 

男女婚姻關係

人類幼兒作為人的價值極重,但捍衛自身基本人權的能力卻極弱。他們需要額外的保障,至少要與親生父母長久連繫、受到妥善的養育等。

因此,各地政府均以法律和習俗等,規範該對夫妻的分合、推定法定監護人、非婚生子女地位……以福利作為養育的誘因,以刑法阻嚇傷害弱勢福祉的行為。

前者是我們對「婚姻關係」的理解;後者提到以法律及習俗的規範,是為「男女婚制」,其政策目的蘊含了促進潛在的固有親子關係。雖然有些人結婚後不必然會生育,但關乎所有人的婚制,卻保障了社會存續。

婚姻關係先於婚制。制度的形式例如:性別組合、年齡、血緣和人數等,取決於婚姻關係的意義。

 

已婚地位(marital status

那種有延續後代潛能的男女關係,只要雙方同意在婚制的規定下,自願受到政權的管制,換取一些福利,就可透過婚姻註冊,取得法律所承認的「已婚地位」。構成已婚地位的元素,是法律賦予的婚姻權利、福利、義務和已婚者的社會責任。

在此重申,保障潛在固有親子關係的政策目標,能充分地體現於整個與婚姻地位相關的制度之中。已婚地位所取得的福利權責,與促進潛在出生者的基本人權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即使再緊密的人際關係,也不需無端白事地受到政府的規管或鼓勵,而變成「緊密地位」。

 

緊密關係

若然政府要承認某種人際關係,則要提出合理又充份的理據,且採取最低限度的干預。現代社會普遍的做法,是承認公民的契約,而不是關係的性別組合、人數和時間的長短……只要確保雙方在自主共識下簽訂便可。

誰人的關係是緊密的,屬於私人事務,毋須由他人界定,亦無關乎繁衍和育養後代的權責。

緊密關係可以是一對稱兄道弟的男性無家者;一對同住20年的女性而不用揭露自己性傾向的私隱;兩個來自同鄉的鄰居,他們是老婆婆和老公公,也不知有沒有性關係;一對曾經隆重上契的母子誼親……緊密關係多變,毋須,亦難以由政府去定義。

於是,可以聯想到它不單可能是長久的愛情,也可能是深厚的友情,甚至是比親情更親的人際關係。各人自主選擇的私人關係,不涉及弱勢兒童的人權,以及社會的存續關係。政府毋須像規管婚姻關係一樣去干預緊密關係,或界定緊密關係的資格。

 

緊密關係授權

緊密關係授權關於政策的實施,以一籃子的方式包羅醫療探視、醫療預前指示、生活及財務授權、後事及遺產等權益安排,共同置於緊密關係授權的措施之內。

過往,社會默認配偶或直系親屬處理前述安排,此做法涵蓋許多人的基本需要,卻仍有一部份緊密關係者未受保障。同性伴侶過往的政治訴求,往往反映現時的默認安排有所不足。緊密關係授權涵蓋了新的保障範圍,讓到婚姻或血緣以外的緊密關係,其個人意願得到更多保障。

 

承認授權

政府部門或醫護人員,毋須知道那位男士所授權的男人,是情人還是朋友,只要按程序確認為代理人、受權人。緊密關係授權作為政府的行政措施,有效減省各方的行政成本和不必要的身份爭拗。公權力所承認的是授權範圍及其程序,而沒替大家定義關係的密切程度或道德正當性。

 

緊密關係授權的可行性

現行的法例和指示是散落的,包括了《持久授權書條例》(或正在立法諮詢的《持續授權書條例》)、《遺囑條例》、「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等。我們倡議以緊密關係授權的名義,組合申請文件。申請授權者只須填寫一份文件,選擇同意授權的項目,由太平紳士、醫生、律師、公證人等作第三方確認,或往民政諮詢中心宣誓,將紀錄備份於政府部門。由政府實施緊密關係授權的行政措施,減省行政費用,且可獲得公、私營廣泛的認可。各方看授權書辦事,不用糾纏於雙方關係的密切程度或是否合乎道德。
 

民事結合與事實婚姻

觀乎澳洲、加拿大、英國的民事結合的法例,[1] 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民事結合等如同性婚姻。加拿大的法例甚至寫明:「適用於婚姻的法例,民事結合一律適用」。在本港QT案於終審法院的判決,也同樣肯定了民事結合與同性婚姻無異的觀點。我們認為民事結合是巧立名目的同性婚姻,承認民事結合等於承認一種「已婚」的法律地位。我們不贊成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因它不會比現行的男女婚制更能保障弱勢幼童的基本人權。

事實婚姻(de facto relationship)即沒有合法結婚,彼此沒有法律認可的家庭關係,卻擁有一段猶如夫婦共同生活的真正家庭基礎關係──包括了共同生活、有性關係、財政互相依賴、共有財產、共同照顧子女等。近年平機會曾策略性地倡議加入事實婚姻作為保障身份,以正當化同居及同性伴侶等關係。我們並不贊成此做法,緊密關係授權亦不會給予事實婚姻法定的地位。

 

難以化為民事結合或事實婚姻

緊密關係授權與上述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申請緊密關係授權者的法律地位屬於授權人,而不是「已婚」。其次,授權所關注的範疇,在於一系列的代決或事務安排,這些安排於已婚關係裡,性質屬於默認;在緊密關係裡則是自主地預先聲明,與前者有明顯分別。此外,政府在緊密關係的定義上毋須參與,由申請人自行界定誰人與自己關係緊密,屬於可信任授權的對象。因此,政府毋須如事實婚姻或民事結合般界定人際關係。

我們不會視緊密關係授權作為同性戀政治的解決方案,因為它本身超越了同志運動(LGBTQIA Movement)的視野──對於許多沒性有愛的緊密關係人士,他們同等的需要都被平等地兼顧了。

緊密關係授權具合理性

如前述,緊密關係授權的概念重組了散亂卻又同類的事務安排,給予各種關係形態合理又對等的權益保障。稱之為緊密關係,是要確立它與婚姻關係之不同。前文已從關係內涵和政策目的等方面,論證了這種區分是合理而又充份的──簡言之,緊密關係是分合自主、不用他人承認的人際關係,授權只是提供便利,提升社會資本效用;婚姻是那種有延後潛能的男女關係,受著很大程度的規管,促進的是保障弱勢幼兒的基本人權。

以上建議是嘗試透過清楚的命名,重申男女婚姻在宗教和社會制度上的獨特意義。此倡導兼顧婚制發揮保障弱勢(特別是兒童)的公義效用,同時顧及信與未信的鄰舍(包括同性伴侶或獨身者),回應各人真誠和強烈的人道需要。對於維護男女婚姻的信徒而言,緊密關係授權的政策倡議符合了踐行公義和慈愛的倫理精神。

婚制的公正性在於「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把緊密關係合理地區別出來,讓婚姻成為婚姻。

 


[1] 〈【懶人包】關於民事結合,你要知道的10件事……〉,明光社網站,2016年5月10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ode/9646(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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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24/7/2018

兩宗美國歧視法訴訟分析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9/04/2018

美國有兩宗歧視法訴訟的新判案,均是判被控歧視的人勝訴,當中的理據值得我們深思,本文扼要報道一下:

 

Myrick v. Warren[1]

 

Gayle Myrick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地方法官。主持有法律約束力的結婚儀式是當地法官的其中一項職能。2014年4月當地法院宣判一夫一妻制違憲,遂在同年10月通過廢除婚制的性別組合限制。

 

由此,為虔誠基督徒的Gayle Myrick即時面臨信仰和工作職務要求的困難。幸福地,Myrick和她的上司很快就想出解決方法:在有需要時將Myrick的上班時間表稍作調動,從而令Myrick不用主持同志婚禮。主持婚禮只是地方法官職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她們平日就會因各種簡單原因申請調動當值時間,如足球比賽、上夜校等。Myrick本以為這只是小事一宗。

 

然而,當地州政府卻拒絕因信仰原因為Myrick調動時間表。Myrick重新進入困境之中:要麼說謊,以其他理由迴避主持同志婚禮;要麼違反信仰良心主持同志婚禮;要麼辭職。Myrick最後決定訴諸法律。而法庭宣判前,已有六名北卡羅來納州法官因信仰而辭職。[2]

 

今年1月23日,法庭判Myrick勝訴,兩方達成協議Myrick獲賠償30萬美元。判詞指「信仰和性傾向對很多人的個人身份而言都極為重要」,當局不應「歧視Myrick對婚姻真誠的信仰」,「通容Myrick的良心自由根本對同性戀者得到結婚證明的能力沒有任何影響。」當局亦已承認先前的處理對Myrick並不公平。

 

Tastries Bakery[3]

 

加州Tastries Bakery的東主Cathy Miller先前拒絕為一對女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因為她的基督教信仰不認同同性婚姻,其後被控歧視。今年2月6日加州法院頒下判詞,裁定控罪不成立。

 

主審法官認為根據憲法保障的良心和言論自由,Miller有權去不製造同志結婚蛋糕。他認為當中的關鍵在於本案中,那結婚蛋糕是未焗好的。假如Miller被要求的,是出售店內一個已經存在的蛋糕,而她拒絕的話,則她毫無疑問是歧視。但Miller的處境是,要用自己的技能和才華製造一樣她不認同的東西,這是干犯了她的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包括沉默的自由。

 

法官更表示「結婚蛋糕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分析物,更是藝術性表達,在傳統上作為慶祝婚禮的重要物品」,因此Miller這方面的自由應獲保護。

 

分析

 

以上兩宗案將言論/良心自由的討論推進了一步。支持歧視法的一方往往將不焗蛋糕、希望迴避主持婚禮等情況指責為「華人與狗不准內進」式的種族隔離心態。但上述兩宗案例指出,當中涉及更深的問題。

 

首先,兩宗案的案主都不是全面拒絕同性戀者,而只是她們的一個要求,而且都牽涉了自己的人格(person)。試比較以下不同程度的拒絕,一間蛋糕店:

 

  1. 拒絕同性戀者進入蛋糕店
  2. 拒絕同性戀者購買蛋糕
  3. 拒絕賣最好的蛋糕給同性戀者
  4.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蛋糕
  5.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
  6. 拒絕在同性婚姻結婚蛋糕上,署名寫上「支持同性婚姻」

 

我們在平日常說「我尊重你的人格(person),但不必然同意你的意見/行為」,支持歧視法立法的人常說這是合理化歧視行為。但上述A-F的例子讓我們清楚看到兩者的差別。

 

A – B是完全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格,這種就是種族隔離一類的行為;C是不尊重,認為同性戀者的人格不及其他人;D開始有灰色地帶的情況,假如店主無任何原因地只為異性戀者焗蛋糕,情況就和C一樣,但蛋糕師傅當時若是任何人一律不焗,又或藝術家脾氣,只替喜歡的人焗呢?情況又可能不一樣。

 

E就是Tastries Bakery的情況;F則是更進一步。

 

在A-F中,拒絕者的「自我」牽涉得越來越深。在D的例子中,為何我們認為一個藝術家因為自己的藝術原則而不焗蛋糕給同性戀者是相對可獲同情?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相信藝術家的自我與其作品是分不開的。強逼他違反自我,就和歧視同性戀者一樣,是否定和侵犯了他的人格。

 

由此可見,所謂自由就是人格的自由和尊嚴,其底蘊就和同性戀者不被歧視的權利一樣。同性戀者同樣沒有干犯他人人格的權利。

 

第二,在人格牽涉的深淺以外,法庭考慮了那人行使良心自由的實際影響。不論在MyrickTastries Bakery中,他人受的影響都是極小的:當局只有簡單更調時間表,一對新人也只需要走到另一間餅店就可以了。

 

有別於60年代的有色人種難以得到各種服務,現代的同性戀者可以輕易找到其他服務提供者。試思考以下情況:

 

在2014的雨傘運動時,有很多人想找工廠製作黃色雨傘,但有很多廠主都拒絕了。

 

廠主有沒有拒絕製傘的良心自由呢?當然有。因為當我們否定他們的良心自由時,我們也否定了泛民主派廠主有拒絕印製「支持清場」T-恤的自由。除非情況極端到整個行業都被某一類意見的人壟斷,這時政府才有必要介入。

 

結語

 

在美國有關良心/言論自由的判案還陸續有來。當中最重要的,要數現正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Masterpiece Cake Shop一案。一般預算到今年7月會有最終裁決,屆時我們會再作分析及報道。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9-4-2018

回應支同者的常見駁論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03/2018

此文為《反對強加者,卻喜強加人》的附錄。為防引起閱讀該文時的誤解,以下事先解答一些常見反駁:

 

婚姻是基本人權,同性戀者不能結婚,違反平等原則

 

支同者常將「同婚是人權」掛在口邊,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明,也無說明為何同性間的親密關係等同婚姻關係,也無視眾多對這觀點的反駁;但我們姑且將這命題當為真來處理。

首先,我們要區分婚姻制度和婚姻關係。前者是價值中立的公共制度,後者是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正如「交友是人權」,不必然推出「交友制度」;「同婚是人權」也不必然推出「同婚制度」。假設「同婚關係」的內涵等於「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同婚制度」既不是「同婚關係」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沒有「同婚制度」同性伴侶同樣可以過「排他性的親密生活」,甚至舉行各式私人婚禮、著婚紗和影結婚相。假如支同者主張的是「同婚制度」可以促進「同婚關係」,例如令他們更親密、更長久,那麼論者就必須在不訴諸整全教條下證明促進「同婚關係」具公共利益,更要說明為何政府不促進其他人際關係,而要促進「同婚關係」。

事實上,不少自由平等主義者都支持同婚,他們的理據簡單來說就是「同性戀者要和異性戀者平等」,「政府要開放盡量多的生活形式」,例如台灣的朱家安。他們的基本錯誤就在於,「婚姻制度」遠不是一項權利,而是一項「有補償的限制」,它限制自由卻沒有增加自由;同時「同婚制度」也不構成一種「新的生活形式」。同性戀者的「排他性的親密關係」在同性戀者有戀愛自由時,已能達到了。他們以為設立同婚制度是由A選項外加一個B選項;但其實多了同婚制度並不構成一個生活形式的新選擇。反而是政府多了一項介入自由的工具。

錯誤的源頭在於他們忘記了在自由平等主義的框架下,要證成的是整個婚姻制度,而不單單是同婚。當他們極言生育的可能性不構成同性關係和異性關係的關鍵差別時,他們只嘗試證明了「要廢除婚姻制度」,卻沒有證明「要設同性婚制」。

 

「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

承上所言,有些論者可能會提出「同婚制度」具公共利益,例如可以減少性病傳播,因為一個對多個的同性關係會大大提高性病、以及愛滋病的感染率。雖然有些研究指出「同婚制度」無助同性戀者(特別是男同性戀者)發展一對一的性關係,但讓我們先接受「同婚制度減少性病傳播」為真。

誠然,這理由是合理的,因為公共衛生改善有助大眾健康,健康又是任何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益品。然而,這理由不足以支持「同婚制度」,更確切地說是不足以支持將同性親密關係與異性親密關係放在一起處理。理性的人大可以接受在衛生署轄下開設一個叫「婚姻」的制度,然後將入境事務處轄下的「婚姻登記處」改名為「男女關係登記處」;只要不引起混亂就好了。但兩者不能當成同一項政策,因為不當的政策劃分會帶來大量的行政不便和無謂的司法訴訟。

但退一步來說,為了衛生原因加設一項限制分合自由的制度,難道不會造成標籤效應嗎?

 

不育夫婦

不育夫婦是討論同婚時必問的問題。然而,若讀者掌握本文的進路不難明白,不育夫婦與能否證立同婚完全沒有相干性。不育夫婦真正挑戰的是婚姻制度的對象設定為「一男一女」會否過闊而不是會否過窄,因為它似乎將不符制度目的的人收納在婚姻制度內了。筆者的回應是現行「一男一女」的設定是最佳的。政府要求婚前驗身或要求提供醫生證明絕對弊大於利,不要忘記婚姻制度應盡量吸納有生育可能的人,才能達到上述預防的效果,過多的限制並不實際。試想,證明生育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實際成孕了,或實際生了孩子,但若每個人都生育了才進入婚姻制度,那麼上述婚制預防單親和孤兒的功能將徹底失效。

再次提醒一下支持同婚制度的朋友。如要回應這篇文章,你們要證明「不育」足以否定「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而不是證明「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生育不是進入婚姻制度的必要條件」是肯定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對象正是那些未生育,但又有潛在生育可能的組合。

 

生殖科技

支持同婚制度唯一足以挑戰「小孩由男女關係產生」這項事實,從而挑戰婚姻制度中「一男一女」限制的理由是同性間使用生殖科技。然而,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必然令小孩和生父或生母失去結連,與刻意製造單親和孤兒相去不遠,徹底違背了上述婚姻制度的預防功能。

讓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以同性使用生殖科技來支持同性婚姻是怎樣一回事。婚制的對象劃為「一男一女」,是因為嬰兒只會從一男一女的性關係中產生出來,而萬一嬰兒出生了,有被棄養或成為單親的風險,而婚制就以限制一男一女的分合自由來預防和減少這情況。現在,生殖科技不過是略去「性關係」,直接使要一精一卵和一個孕母產生嬰兒,然後將這嬰兒交到同性伴侶用家手上。在這情況下,嬰兒首先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單親或孤兒,即養育者不是生育者(包括生父、生母以及懷孕者)。

現在,筆者將證明以生殖科技支持同婚制度為邏輯上不可能。在上述前題下,論證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的正當性至少要證明:

 

  1. 小孩的生育者和養育者不同並非社會要減少的情況
  2. 小孩由同性伴侶撫養或由異性伴侶撫養均對小孩的基本益品以及將來成長為理性公民無任何影響。簡言之,要證明異性撫養之於同性撫養無任何優越性

 

現在,假如I和II皆為真,則當初設立男女婚姻制度的前題已不成立。婚姻制度的正當性預設了「單親」和「孤兒」要避免,而「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就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假如「單親」和「孤兒」的意思只是「沒有養育者」,則按自由主義邏輯,社會毋須設立限制分合自由的婚姻制度,只需要各項稅務優惠鼓勵足夠多的企業、伴侶以及慈善機構成為「養育者」就夠了。

同婚支持者可能反駁:社會要避免的不是「養育者不是(或並非全部皆是)生育者」,而是「養育者不是親密的二人」。這說法試圖指出小孩只要由任何一對親密的二人養育就滿足社會對小孩應有的保障了。即使上述說法為真,這論斷依然會抽空婚姻制度的正當性,社會只要將「養育者」限制為「親密的二人」就行了,毋須設立婚姻設度。另一方面,大量有關領養的研究已證明「親密的二人」作為養育者比不上「親密的父母」;而父親和母親的角色亦難以被對方取代,父和母在子女的成長中各有獨特的角色。

故此,同性伴侶使用生殖科技要麼不具正當性,要麼同時證明婚姻制度不具正當性應被廢除,同為邏輯上不可能。

性別承認的幾個主要爭議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1/2018

性別承認諮詢經歷一次延期後在12月30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在第一階段諮詢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

 

(明光社此前工作提要:因應《諮詢文件》本身的不足,我們著力探討了兩性制度在社會的功能,可參閱《燭光網路》116期,2017年9月出版。)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明光社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主張,如有人因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而精神極度困擾;合理的做法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問題,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性別不安症的人亦然,切除他們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由此,他們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舒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亦有人抱以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有時他們會同時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絕育。(見問題三)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什麼、參考甚麼地方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方式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保險公司應當女跨男為男性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視乎最終立法內容,條例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手段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定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手段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的大部份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具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會開了極壞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立法有凌駕性,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變性手術者更改身份證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至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分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判定依據。

 

與上述相反,有部分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部分人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接受了變性手術,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身體性徵和外觀。故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部分地承認這些接受了手術者的新性別,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是可理解的;要全面承認則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則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生理事實不能改變。故反對任何形式的承認。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明光社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權;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方式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唯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分承認已完成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早前,我們已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在這段期間,明光社則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第三性」建議以及德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我們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其與政策和公共制度的關係,可參閱文章: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因應同運團體主張以承認為變性手術為前設違反「人權」,我們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系譜根源,並指出這是訴諸了不當權威,可參閱文章: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就變性本身的倫理和信仰問題,教會仍待更具深度的反思。我們認為討論的正途是從反思身體開始,可參閱文章:

 

對於變性的倫理思考

 

另外,我們留意到部份女權主義者批評變性主義,已成為一不小的氣候;故開始閱讀及研究她們的思想和論述,稍後亦會放上網頁。

 

 

平等原則的「創意」應用——討論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案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9/12/2017

歐洲人權法庭(ECtHR)在2016年6月30日 有一宗關於同事伴侶的判案,由於法庭在本案中對平等原則有極為創新的應用,值得與大眾分享,好讓大家反思何為平等。[1]

 

案件背景

 

訴訟案件申請人Taddeucci和McCall為男同性伴侶。前者是意大利人,後者則為新西蘭國民。據稱,他們在1999年開始以伴侶身份一起生活,但並未結婚。2003年,他們決定移居意大利。McCall遂以家庭成員身份,申請居留許可證,但遭意大利當局拒絕。因為意大利其時只承認異性婚姻,相關的許可證中的「家庭成員」並不適用於McCall。Taddeucci和McCall遂開始與意大利政府長達數年的訴訟。最終,意大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在2009年裁定意大利政府的決定合法。

 

其後二人在荷蘭生活,在2010年正式結婚。經過多年的訴訟,二人仍然不服,故在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二人敗訴後,提訴歐洲人權法庭,指意大利當局的決定歧視他們的性傾向。

 

平等原則與法庭一貫的取態

 

所謂平等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狀況相似的人,要相似地對待;對狀況不同的人則要不同地對待。因此,邏輯上違反平等原則可以有兩種形式:「等者不等之」和「不等者等之」。舉例說,男和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工作得到的薪金不應和性別有關,而應只與職位和工作範圍有關,故給予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等者不等之」。相反,男和女在體格和體力上明顯不同,若強迫女子運動員與男子選手一同作賽,則是「不等者等之」。

 

歐洲人權法庭過往面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差別對待時,在不同範疇均會肯定婚姻為已婚者帶來的特殊地位,從而肯定已婚者和未婚者(包括同性伴侶)不能等量齊觀,不等者不等之,正是合情合理。例如,Courten v the United Kingdom 涉及稅務優惠 X and Others v. Austria 則涉及領養。進一步說,一些如民事結合般的關係,法院同樣認為和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能等同,如Manenc v FranceGas and Dubois v. France

 

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歧視訴訟時,會採用一套思考工具用來判定原告人是否被歧視:

 

  1. 判斷原告是否與其他人獲較優待遇的人處於相似的地位 (如已婚和未婚)
  2. 如地位相似,則作出差別待遇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理由和目的
  3. 法庭再判斷目的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

 

在本案中,法庭採用了類似的取路,但卻「創意」十足。

 

法庭的判決

 

法庭最終以6比1大比數裁定Taddeucci和McCall勝訴。與之前法庭的取態類似,法官們肯定已婚姻人士和未婚姻人士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也肯定意大利政府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然而,法庭沒有如之前的法官般在這麼止步,反而主張Taddeucci和McCall實際上和其他未婚人士不同,因為其他未婚的異性戀伴侶可選擇結婚,而他們則不可。繼而,他們質疑意大利政府為何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認為意大利政府是「不等者等之」,必須要證明相關政策有合理和正當的目的,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才能接納當局沒有歧視原告的性傾向。

 

其後,法庭不接納意大利當局提出的理據。當局的提出的理據,包括要保護和維持傳統家庭;但法庭認為有關性傾向的差別對待需要特別地具份量和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而多數法官認為維持傳統家庭並不具有如此份量。因此,意大利當局被判敗訴。

 

Sicilianos的異議判詞

 

在七位法官中,只有Sicilianos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多數法官的論點違反邏輯和常識,完全是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告人的提出的論點本來就是要和意大利的已婚人士作比較。而且,「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與未婚人士可相比」根本是是同一個命題的正面和反面陳述,因為在意大利根本只有一種結合形式(civil status)。所以,多數法官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同時贊成「Taddeucci和McCall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Taddeucci和McCall與未婚人士不可相比」兩個命題。

 

Sicilianos更引用多數法官所寫的判詞支持自己的論點。多數法官說:「法庭需決定……原告沒有獲得與未規範的異性伴侶不同的對待,是否有合法的目的。」Sicilianos指出,所謂「未規範」(not regularized)的相反在意大利的語境下就是已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說Taddeucci和McCall和這些人不能相比,就是說他們與已婚人士可相比。然而,正如上文指出,這種觀點並不符過往判例。

 

判決的影響

 

是次判例,除了令Taddeucci和McCall二人終於得償所願外,對將來有關人權的判案都會有極大影響。由於各地都法院都會引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作為參考,本案所採用的進路很有可能直接被應用到各地有關LGBT權益的訴訟。但正如異議法官指出,這種進路不無問題,甚至在邏輯上有極大問題。

 

取態傾向支同運的Dr. Nelleke Koffeman在評論本案時亦欣喜地指出本案例「容許法庭繞過有關婚姻的規範性要求;案件可以不用再理會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是否可比較。」[2]言下之意,就是法庭可以更有「彈性」、更「容易地」處理類似的訴訟。說穿了,就是法官從條文和案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

 

本案在香港的QT案中,由於所爭議的內容非常相似都是有關入境居留安排,亦有被QT一方引用。QT一方代表律師要求上訴庭法官採納本案判決,而代表入境處的律師則主張本案的多數法官錯判,Sicilianos才是正確。上訴庭法官們面對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亦不敢妄下判斷。他們選擇懸置對本案的看法,主張其他案例已足夠他們才出判決。雖然上訴庭法官最終裁定QT勝訴,但他們沒有因為本案是「歐洲」的就立即採納,能夠小心謹慎,值得一讚。

 

短評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衡量平等的指導性原則,筆者認為依然適用。然而,一切比較都先找出一個比較項或比較點。我們可以比較兩名員工十指的長短,然後說十指更長的人沒有獲「不等者不等之」,得到更高的人工,是被歧視。由此可見,我們以比較作為方法,去衡量兩者是否獲平等對待時,我們先要證明當中的比較項是具意義(significant)和與事件相關的。以本案為例,多數法官提出同性伴侶不能選擇結婚而異性伴侶可以選擇作為兩者的「不等」之處。這故然是一種「不等」,但這種不等與法官們要決定的事有多相關和有多大意義呢?其相關性和意義是否大於「未婚同性伴侶」與「已婚人士」的不同。這是每個支持平等權利的人,都要思考的。

 


[1] CASE OF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30 June 2016. Website: https://hudoc.echr.coe.int/eng#{"languageisocode":["ENG"],"appno":["51362/09"],"documentcollectionid2":["CHAMBER"],"itemid":["001-164715"]}

[2] Dr. Nelleke Koffeman, Taddeucci and McCall v. Italy: welcome novelty in the ECtHR’s case-law on equal treatment of same-sex couples, Strasbourg Observers, 27 July, 2016. Website: https://strasbourgobservers.com/2016/07/27/taddeucci-and-mccall-v-italy-...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12/2017

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2/12/2017

變性手術酷刑論

 

在討論性別承認政策時,不少人高呼政府必須讓無完成變性手術的人獲得異性身份和權利,甚至大聲疾呼讓人憑自我聲明就可以獲得異性身份。他們號稱這大膽和明顯地與兒童和女性權利相沖的主張,乃為獲聯合國背書的「人權」。而羅列了正反雙方論點的《諮詢文件》如此寫道:

 

有人認為,規定以性別重置手術為法律性別承認的先決條件,構成了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對待。[1]

 

本文會針對這說法作系譜學分析,追蹤這論述的源頭和生產方式,以及其成為經典說法的過程。從而讓大眾掌握這說法究竟有多大權威性,以及當中涉及何種意識形態。

 

《日惹原則》

 

變性手術酷刑論主張,政府若只容許完成變性手術者更改性別資料是違反人權,因為這等同強迫一些不想做手術或不能做手術的人絕育和切割身體。這說法明顯似是而非,情況就如警隊因職務需要而要求投考者身高達163cm,卻有人說警隊「強迫人做增高手術」才獲得認可,因而是「施行酷刑」。究竟這古怪的說法如何成為「人權」的呢?這說法在有關「人權」的文件中出現,可追蹤至2007年出版的《日惹原則》(下稱《日》)。

 

這文件日後成為LGBT團體常常奉為權威的人權標準,,當中的第三條原則(principle 3),寫道:

 

…No one shall be forced to undergo medical procedures, including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sation or hormonal therapy, as a requirement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2]

 

可見《日》中的說法與上述的酷刑論如出一轍。這《日》究竟是甚麼文件呢?又有何權威性呢?

 

在2006年數十個人在印尼加查馬尼大學舉行了一個會議。在會議中,這數十個人對LBGT群體的權利事宜達成共識,並在事後起草了《日》。其後,在2007年3月提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成為每年提交給該會的數百份文件之一。同年,《日》的起草人之一 ,Michael O’Flaherty在目前規模最龐大的同志組織「國際LGBTI聯合會(ILGA)」介紹《日》。此後《日》逐漸被支持LGBTI權益的人引用。筆者翻查維基百科,「日惹原則」一條上如此寫:

 

2007年3月26日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最終確定的「日惹原則」作為全球同性戀權利憲章而發起。[3]

 

乍見之下,人們會以為《日》在起草後幾個月內就得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決」,成為普世都應遵守的「公約」。事實上,《日》不過是被「提交」到理事會,理事會對此沒有任何決議。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文件到聯合國理事會,正如我們可以交文件到立法會一樣。然而,《日》其後不斷被LGBT團體引用,引用時總不忙加一句「聯合國……」,例如《日》在本次政府《諮詢文件》中出現不下十次,有一處如此寫到:

 

《日惹原則》……由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所組成的小組通過……被聯合國組織、國際和區域人權組織、不同國家的法庭和很多政府引用為指引性工具(P.121)

 

《諮詢文件》有列明《日》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不知就裏的人確實會很容易以為這文件具約束力。現在讓我們看看所謂「來自25個國家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權法專家」,究竟是甚麼人。

 

《日》的起草人總共29人,當中有10名大學教授,大部份為法律和社會學範疇,數名LBGT壓力團體成員,以及一些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和報告員。在文件中,他們沒有為自己的提倡信念提供論證和理由,只是如頒佈的形式般,斷言他們所認同的東西就是具普世性的人權觀。權威要給予好的理由和論據才是權威,否則就與常人無疑。故此,實在難以看出這29個人的個人信念如何能成為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則。退一萬步而言,若我們承認凡大學教授和所有壓力團體的成員提出的觀點都自然具權威性,憑數十人的話就可以釐定何謂普世人權便未免太兒戲。

人權的邏輯是,因為某原則和價值獲普遍認同,故落實為有約束力的人權憲章,如《人權宣言》;卻不是因為某原則是人權,故要落實為有約束力的東西,去令某些原則獲普遍認同。這些「專家」也許一開始就混淆了這點。

 

綜合上述所言,《日》本身並無權威性;但卻在同運史中具特殊地位。其特殊性不在於《日》作出了甚麼突破性的發現或論證,而在於同運團體以此為他們的政治議程。下文將檢閱另一些與變性手術酷刑論有關的重要文件。

 

門德與他的報告

 

2016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所聘請的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門德斯(Juan E. Méndez)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報告(A/HRC/31/57),提到「更改性別前要求強迫或不自願的變性手術、絕育等是酷刑」(下稱「酷刑文件」)。[4][5]酷刑文件的結論是如何作出的呢?門德斯引用了不少文件支持他的建議。

 

第一份是門德斯的僱主OHCHR向UNHRC提交的另一報告(A/HRC/31/57),裏面沒有直接談及變性手術與性別承認的關係,只一般性地提到要「譴責強迫和非自願的絕育」。在這文件中,它實際所舉的例子為HIV患者以及吉普賽女人,說聯合國有收到這些人被逼絕育的報告。然而,這份文件在作出上述的一般性結論時,有引用另一份報告,2013年的OHCHR的A/HRC/22/53(下稱「案例文件」)

 

「案例文件」之所以稱為「案例文件」,原因是它引用了三個國家法院的判案 歸納出手術前設是酷刑的結論。三宗案例如下:

 

A瑞典2012年的Mål nr 1968-12, kammarrätten i stockholm, Avdelning 03提到強

  迫絕育不能算作自主

 

B 德國2011年的案例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1 BvR 3295/07提到手術前設

  違反身體完整和自主

 

C奧地利2009年的Administrative High Court, No. 2008/12/0054案例提到改變法

 律性別的手術前設違法

 

然而,相對於上述三宗案例,「案例文件」同時提到以下資訊:

 

A 2011年的「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Europe」,歐洲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報告提到29個歐洲國家保留變性手術要求。
 

B歐洲人權法院至今仍未有一宗關於手術前設違法的判案。

 

C 2008年的學者文獻「Documenting gender」提到「美國20個州份保留變性手

 術的要求」

 

在上述資訊和背景下,「案例文件」的撰寫人在沒有給予任何理由和釐清不同群體和概念的情況下,選擇跟隨前者而忽略後者,在報告中肯定了變性手術酷刑論;而這報告的撰寫人正是我們熟悉的門德斯!

 

「案例文件」及上述三宗案例同時被聯合國以外的世界性組織所引用,例如2014年,由OHCHR、世衛和其他國際組織發出的《消除強迫、脅迫和其他非自願絕育:機構間聲明》[6]。有趣的是,之前提及的15年OHCHR的A/HRC/31/57,又引用了《消》。

 

回到16年的酷刑文件。門德斯在引用A/HRC/31/57外,又引用了2015年「強迫文件」——A/HRC/29/23, 2015——作為變性手術強迫人絕育的實際案例。「強迫文件」又是OHCHR交給UNHRC的報告,入面有提到「性別再造治療在某些情況下是強迫的」。[7]然而,「強迫文件」所提到的案件實際源自另一份文件——14年的「A/HRC/25/61, Annex II」,其中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報告伊朗情況,提到庫爾德族人和伊朗同志分別匯報,變性手術在當地被用作治療同性戀者。可見被引用的強迫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與跨性別人士無關。

 

在上述的系譜追蹤後,我們可見OHCHR(和門德斯)的文件不停自我互相引用。撇除門德斯自己的主觀選擇後,「變性手術酷刑論」的權威就剩下來自門德斯對於三個歐洲國家法院的裁決的詮釋,而其裁決則訴諸了《歐洲人權公約》中的「身體完整權」和一種由從事性別研究和後現代主義者提倡的新穎的性別(Gender)觀念。

例如,在德國的判案中的第一段就表明「科學已證實了性別不只關乎生理」。顯然,該案的主審法官並無掌握Sex和Gender的區分。更無深思這兩種觀念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我們大可在更堅實和更理性的基礎上討論性別承認一事,而不必理會這種連基礎概念都未掌握的「權威」。

 

OHCHR與香港

 

上述多次提及的OHCHR遠在西方,卻與本地同運的倡議密切相關。例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曾多次引用上述提到的文件來支持變性手術酷刑論。[8]

 

另外,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委員會(CAT)為OHCHR轄下的一個委員會。[9]CAT每年要求香港政府提交報告,以檢視本地禁止酷刑的情況。在政府15和16年提交的報告中,CAT均要求本地政府廢除性別承認的手術前設。[10]CAT在報告中並無提供這要求的理性又或法律基礎,但從上面的研究可知,變性手術酷刑論在OHCHR內部不斷自我引用後,已成為其內部的共識和經典說法。

 

令人遺憾的是,這缺乏理性基礎的要求又例必被同運人士大書特書,吹噓為由聯合國下令,仿如具約束力的要求。事實上,這要求不單不具約束力,更是盲目地訴諸不當權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上述CAT的要求又被引用多次。筆者希望本文能讓大家清楚了解這種變性手術酷刑論是如何泡製出來的,讓它脫離訴訟權威和自我引用的惡性循環,重回理性正軌。

 

相關文章:明光社對「性別承認」諮詢的回應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P.172,http://www.iwggr.gov.hk/chi/pdf/consultation01.pdf

[5] Report Symbol: A/HRC/31/5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In States that permit the modification of gender markers on identity documents abusive requirements can be imposed, such as forced or otherwise involuntary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sterilization or other coercive medical procedures...These practices are rooted in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violate the rights to physical integr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amount to ill-treatment of torture”, P.14.

[6] OHCHR, UN Women, UNAIDS, UNDP, UNFPA, UNICEF, WHO. (2014). Eliminating forced, coercive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 endnote no.15,16, 140-146,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2848/1/9789241507325_eng.pdf?ua=1.

[7] Report Symbol: A/HRC/29/23, Update of report A/HRC/19/41 (on 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ractices and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medical practices condemned by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s in this context include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y, forced genital and anal examinations, forced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d medically unnecessary surgery and treatment performed on intersex children.”, para 14.

勿讓言論自由變成文字獄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1/09/2017

近日,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集會時與台下合作喊出「殺無赦」的口號,冒犯了不少支持可公開討論港獨和雨傘運動中的支持者,特別他們的口號「重奪廣場」的「奪」字被法庭形容為暴力時,這個殺無赦一出,就頓時令輿論嘩然。之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及一些建制派議員為何君堯解話,說殺字有很多意思,整件事更突顯不少人對言論、表達自由的雙重標準。

這種雙重標準,在這個月的大學校園民主牆事件不斷升溫,一些支持港獨的人,被左派報章連開數版怒批,彷彿是反賊、是叛國、是人民公敵似的。香港主權作為一個政治議題,由回歸前到回歸後從未停止過在不同場合被社會各階層討論,港獨從來都是一個構想出來其中一個方法,其他選項也包括重新讓英國管治;香港人有真自治;或者中國全面取消一國兩制接管香港;香港變成直轄巿等……

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去高舉他們對於香港主權的想像,作為學術討論、談判空間、政治籌碼、甚或惡搞。言論自由的出現,當然就是因為多元社會需要集思廣益,這樣社會才會更清楚問題的核心,在理性冷靜的討論下,真理愈辯愈明,最終才會找出符合社會共善的方案。這本來就是言論自由美麗和可貴的地方,讓我們的決定能照顧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們在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雖然香港人沒有代表,但最後香港人的聲音、想法也有被聽進去,社會雖有動盪,但沒有想像中的大。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可以肯定如果你說了一些非常情緒化的話,當然會令另一方難受,甚至會有情緒式的宣洩,所以有些校長聽到教育大學民主牆貼了些涼薄的話,他們會聯署說不讓該校學生到自己的學校教書和實習。相反,當有一邊說支持港獨者應該殺無赦,另一邊的情緒也會被挑動,同樣會以殺無赦這口號來還擊。有人認為這種情況雖然好像是雙方刀來劍往,但實際上仍是不公平的,因為香港仍然有很強大的建制派,在政治上根本完全傾斜,所以支持可以公開討論港獨的人很容易會被政權「捽」死。

事實上,看著社會不公,人的心並非麻木,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一方面有權的人更應謹慎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作為心中充滿鬱澀的小市民,但願我們也不會被情緒支配,而是化戾氣為進退有度的抗爭,不給任何文字獄有發酵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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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017年9月21日

性別制度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8/08/2017

「性別承認制度」牽涉的問題十分之廣。在一切討論之先,我們先要理解性別制度與性別政治中常提到的Sex與Gender的問題。

社會科學家常將性別區分為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理性別,表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異;後者則指社會性別,泛指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性別表達、心理性別和性別倫理等。性別政治中不同議題的衝突,其實都可歸結為各方對Sex和Gender看法的基本差異。總體來說,擁護家庭和人倫價值的一方認為Sex先於Gender,而且兩者有很強的連續性;反對一方則要麼主張Sex和Gender不具連續性,要麼相信Gender先於Sex(例如認為社會對性別的看法主宰了科學發現)。

然而,在社會出現上述有關Sex和Gender爭議前,政府和各類機構早已發展出一套以收集大眾的性別資料(Sex)為前題的技術和法律。在本文,我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可謂無處不在,總體上它有以下功能:

1. 規劃和策劃

宏觀來說,性別資料在制定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例如掌握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分佈,再比照男女常見疾病,政府和各醫療機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的社會需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市區和商場規劃亦必然會參考該區的年齡和性別分佈來引入相關的社區設施和商店。不少行業,例如保險業,都會特別針對男性顧客和女性顧客設計商品。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必須掌握性別資料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各類建築物的男廁和女廁數目,對應地點內的男女人數。[1]

2. 隱私與安全

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私密部位。人們對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會有更大的不安和不適應,反之亦然。男性向女性裸露身體更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故其裸露本身可能干犯性騷擾或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等罪行。[2]故此,男女區隔設施,例如廁所和更衣室等是必需的。進一步說,香港現行的性罪行,例如強姦罪和猥褻侵犯罪等,均對男女有不同規範,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不同。這同樣是為了照顧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而有的。以上種種,均需要相關機構掌握清晰的性別資料方能實行。

3. 身份識別

大部份人的性別都能由外觀一眼看出,而且性別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在身份識別上。假如執法人員要尋人,知道對方是男性時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因此,性別資料常是辨識身份的主要參考之一。

4. 人權

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大部份體育競賽區分男子組和女子組,就是為了男性和女性有平等的獲獎機會。一些紀律部隊的遴選準則也區分男女,為的就是顧及男女的先天差異。性別資料更告訴我們社會中兩性平等的實況。例如,我們能從DSE成績的統計和大學生的男女比例等數據中,反思現有學制有沒有對任何一性別不公平,其他職業亦然。不少婦女團體就常以男女薪酬的差異,控訴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問題。《性別歧視條例》亦要求機構制訂入職條件時,要令符合條件的男女人數相若。以上種種,在沒有性別資料情況下將難以討論及執行。

5. 教化功能

任何法律或社會制度都具有教化功能,它告訴市民某些事情和某些價值,這種教化功能對小孩子影響至鉅。就性別制度而言,它教育人要尊重異性,要和異性保持適度的身體界線。它更教育人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男生或女生,有甚麼潛能和限制。

上述的五項功能要成立和具有合理性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所記錄的性別資料準確,與被記錄者的Sex一致。第二是本文初所說的,有關Sex先於Gender的看法為真。假如生理性別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毫無影響,一切都是後天由社會建構;那麼試圖以生理性別的數據制訂社會發展,從而作出的各種規劃就是白費氣力。又假如,人際間的隱私界線不由生理性別而定,而應由性別表達和心理上的性別認同而定,那麼一個有陽具但自覺為女性的人進入女廁就毫無問題;反而是那些感到恐懼的生理女應該被「再教育」。

性別承認制度與Sex/Gender問題

1. 在性別制的脈中討性別承認法

本期《燭光網絡》要處理的「性別承認制度」,事實上就是容許部份人更改自己的性別資料,從而讓他/她們享有異性的法律地位。故此,除非社會要和行之有效的性別制度徹底決裂(這也是一些激進份子提倡的),否則新法例必定要放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處理,從新法對性別制度的影響衡量各種立法形式的得失利弊。若新法能夠完善現行的性別制度則是好的,若削弱了則是壞的。遺憾的是,政府新推出的諮詢文件完全缺乏對現行性別制度的探討,更混淆了有關性別的各種概念。文件中寫道:[3]

某人被世人期望以之生活的性別,通常稱作該人的「 先天性別」(natal gender)或「出生時被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顯然,性別(Sex)會影響世人對某人的期望,但這期望並不構成性別本身。性別是影響個體能力、興趣和發展的發生性(constitutive)要素;不論他者如何期望,性別都對個體有很大影響。[4]故此,除非工作小組認為本地完全沒有因應兩性先天發展和需要的不同而定立的性別制度,否則文件缺乏這方面的探討,實在令人失望。

2. Transsexual Transgender

雖然變性手術無法改變大腦結構,但能令人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異性身體。由此,變性手術確實令性別制度出現缺口。例如,一名男變女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道,被另一男子強姦,若受害者維持男性身份,則無法控告施暴者強姦,因為強姦罪只適用於男對女。其他性罪行的情況亦然。又例如,一名女變男接受變性手術重建了陰莖,若她/他以女士身份進入女更衣室,則其他女士同樣會感到不安。換言之,變性手術改變了一個人的外觀和私密領域,從而影響了性別制度的第二和第三項功能。在現今社會中,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而成為變性人的亦逐漸增多,社會其實要作出某些改變,以應對這種變化。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相似但實質極為不同的人,即Transsexual(TS)和Transgender(TG)。前者渴望Sex的轉變,後者只渴望Gender的轉變。一般而言,人們統稱他們為「跨性別」,但這過於籠統。TS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不安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TG則是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鉤,但本身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換言之,TS渴望且尋求身體的轉變,TG則只希望不受身體束縛。

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的,關於多元性別或性別流動的言論通常來自TG,TS則一般只希望最大限度地融入異性身份,對自己是變性人士的事實盡量低調。

3. 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

不難看出,TG要求性別與身體脫鉤,尋求的是性別制度翻天覆地的改革。如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則性別承認法不是合適方法,立法禁止收集性別資料會更直接。TS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他們面對的才是社會現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有因接受變性手術才會產生私密領域轉移的問題,而TS則是變性手術最主要的對象。

性別承認是尋求TS與性別制度雙贏的挑戰,需要我們的耐心和智慧,但必須先清晰界定真正的持分者和需要。

 


[1] 見香港法律第123I章 《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

[2] 香港法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3]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11。

[4] 〈男女腦不同〉(《燭光網絡》114期,頁8-11)一文就探討了兩性大腦結構的不同及其影響。

 

 

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8/2017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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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手8月12日

《新移民歧視條例》應再三思量

李卓乘、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6/06/2017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1]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取自平機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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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年6月23日

捐血是善行不是人權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8/06/2017

最近,媒體報道有支持同運團體「抗議香港紅十字會拒絕接受曾經發生男男性行為人士捐血的規定」,認為該規定歧視男同性戀者,事件又引起不少討論。[1]

男男性行為(簡稱MSM)是高危性活動,這方面醫學界和社福界都有共識。本季公佈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新增個案創33年新高,其中經同性性接觸和雙性性接觸的人就佔近六成五。[2]有同性性接觸的人口比例之少,對照上述數字之多,不難看出當中問題。政府近來更暫停對異性戀者的愛滋病預防的撥款,令關懷愛滋(AIDS Concern)被迫停止對異性戀男士的所有測試服務。[3]政府擺明車馬地差別對待異性戀者,卻沒有人出來說這是性傾向歧視或性別歧視,箇中道理不難明白:僅參與男女性行為的人確實是比較不需要關注的一群。

由是,紅十字會為了血液安全而對此作出限制無可厚非。紅會會以問題形式讓捐血者自行申報情況,若不符規定就會由護士告之。紅會對捐血者有諸多規定,例如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原因是理論上有曾感染「瘋牛症」的風險。由此可見紅會為血液安全採取了非常嚴格的標準,也正因如此,近年鮮有因輸血而染病的個案。[4]至於今次被非議的規定,其實際問法如下:[5]

  • 如閣下屬男性,您是否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
  • 如閣下屬女性,您是否曾與有雙性性行為的男性(即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的男性)進行性行為?

若上述任一問題的答案為是,紅會將婉拒申請捐血者。

了解基本事實後,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異議者控訴的「歧視」是怎麼一回事。「歧視」的定義為:沒有合理理由下,僅基於某人所屬的群體或特徵而對該人作出令其相對不利的行動或政策。[6]不難看出,紅會的作法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定義。首先,紅會政策不是針對性傾向,而是針對特定性行為,即MSM。男同性戀可以沒有MSM,男異性戀者也可以有MSM(例如在男子監獄中就常有這情況)。然而,最同情地理解,「歧視」一說最好的解釋應該是紅會「間接歧視」男同性戀者,而不是「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即某一政策或行動所定的標準對屬某群體的人特別不利。例如,警隊要求身高170cm才會聘請就是間接的性別歧視,因為很少女性有170cm高。「歧視」一說大概認為,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故間接歧視同性戀者。讓我們先接受這紅會疑似「間接歧視」,再看看考慮方面。

即使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紅會的政策沒有對男同性戀者造成不利。捐血是善行,不是權利;假如某慈善機構謝絕某一類人的捐款,我們很少會說那慈善機構歧視了誰。用紅會的說法就最為漂亮,有過MSM的人是獲「豁免捐血」,而不是被「剝奪了捐血權」。因此,除非有人極度想要捐血附送的贈品,否則歧視一說難以成立。最後,即使不考慮前兩點,假定紅會真的針對性傾向,紅會也有合理理由,即要確保血液安全。

綜上所述,在最同情的理解下,紅會也沒有「歧視」同性戀者。反而,紅會種族歧視英國人的嫌疑更大。「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排除了大部分英國公民,而以「瘋牛症」風險為理由大概不能合理化如此強的標準,也令捐血量減少。當然,捐血不是權利,用「歧視」來形容這種政策始終不太恰當。但既然支同團體關心的不是普遍的公平問題,而只是男同性戀者的公平問題,我們就不再深究了。要討論的事情還多。

如上所述,支同團體對修改捐血標準給出了差勁的論證,但論證錯誤不表示結論必然不正確。筆者認為,紅會修例未嘗不可。媒體報道,紅會研究改成設一年期限,期內沒有MSM則可以捐血。這標準同被其他國家如英國和加拿大等採用(當然,像香港般永久豁免的也不少,如德國),其背後的理據大致如下:

傳染病如乙型肝炎和愛滋病等,有分「空窗期」和「潛伏期」。「潛伏期」指病毒潛伏在體內未有明顯症狀的時期。在「潛伏期」的病人與常人無異,實際卻能傳播病毒。愛滋病之所以可怕,其中一點在於其「潛伏期」可以長達10年,不少人已患上病毒,卻不知道,依然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甚至捐血。紅十字會為了剔除這些有問題的血液,會化驗每包血液,全部測試合格,才會交給有需要者。但最大的挑戰在於「空窗期」。在「空窗期」的病毒即使做測試都測不出問題。所以,紅十字會要求捐血者沒有在過去四星期內接觸過水痘、德國麻疹和結核病病人,方可捐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潛伏期」和「空窗期」的問題。

據紅十字會所說,他們現在所用的檢測技術可將「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由70日減少至約5日,感染愛滋病毒的空窗期由22日縮短至約6日,而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則由59日減短至約20日。」有時,一些少數案例的空窗期在這技術下依然可長達一年。

由此,規定一年內沒有MSM的標準,大致由此而來。

不少人會問,既然由此為何那麼多國家依然永久限制MSM捐血?

從紅會的角度出發,要確保捐血者、受血者和醫護人員安全,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1. 雖然檢測技術進步了,但依然非百份百準確,前期的安全工作做得愈多愈好。
  2. 即使檢測技術到了100%,依然會有其他醫療失誤問題;例如,將應廢棄的血和不需廢棄的血掉換了(想想連左右腦也可以開錯吧)。
  3. 想像一下,一些一年內沒有MSM,卻已在潛伏期的人到捐血站捐血,中心抽血接觸有問題血液的機率提高,風險也提高。
  4. 承上,沾染了有問題血液的醫療廢物增多了,對捐血站內的所有人的衛生安全都有影響。
  5. 一年內沒有MSM的人與從未有MSM的人,處於上述傳染病潛伏期的比率會否依然有明顯差距?若有,紅會本著醫護精神,還是應該婉拒前者捐血,因為不應令有心捐血人士的血液白白浪費,或對其健康帶來不必要的影響。

以上五點,大致就是紅會就是次議題應考慮之處;也是支同團體和大眾討論是次議題應考慮的地方。

筆者認為,也許更重要的,不是捐血者有多長時間沒有MSM,而是捐血者曾經有多頻繁地參與MSM。一個只發生過一次MSM而停止了一年的人,比一個曾發生過無數次MSM,卻停止了五年的人;後者有病毒潛伏或受感染的機會更高。所以,紅會可以考慮從這方面著墨,對前著寬鬆,後者嚴格。另外,筆者也建議紅會假如真的要修改捐血條件,應該進行血液的追蹤調查,然後每年公佈被篩走的血液數字,以鞏固公眾對血液安全的信心。

最後筆者認為,雖然今次支同團體以「歧視」為理由向紅會提出要求是絕對不合理,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想:假如真的有同性戀者為了捐血助人的緣故,甘願不再從事對健康有害的MSM行為,豈非令人感動的事?若果真如此,該同性戀者、紅會以及受血者都是「三」得益彰。所以,支同團體今次的示威行動十分空泛,重點應在於教導公眾,不論性傾向,都減少危險性行為。就算支同團體真的「成功爭取」紅十字會修例,若實質根本沒有人為要助人的緣故放棄MSM,這種要求就是無謂,僅增添了前線人員的壓力和大眾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

 

 

 


[2]〈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統計每季最新公佈數字一覽表〉,取自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網站: http://www.info.gov.hk/aids/chinese/surveillance/latest_stat.htm

[4]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血前健康查詢闡釋》,頁12,http://www5.ha.org.hk/rcbts/UPFILE/BookFile/2014228171631842.pdf

[5]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捐血登記表格,頁3, http://www5.ha.org.hk/rcbts/UPFILE/BookFile/201591412544175.pdf

[6] 參Altman, Andrew. 2016. "Discrimina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Last modified August 30, 2015.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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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6月8日

訂立歧視條例的四點考量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9/03/2017

歧視‧荒謬

酒吧因提供女士之夜優惠,被法庭裁定歧視男性。姑勿論男女喝酒量、慣喝酒類及價錢不一,老闆的經營策略竟被當成歧視。有網民揶揄:母親節優惠,又是對父親的家庭崗位歧視嗎?

猶太習俗上,孩子的猶太血統由母親的族裔來確立。一所猶太學校優先取錄母親為猶太人的猶太裔學生,而父為猶裔、母為非猶裔的孩子則不獲同等優先。結果在英國,因為歧視條例漠視文化差異,使學校遭到種族歧視的檢控。

法例太辣

一條不尊重種族的種族歧視法,委實諷刺。歸根究柢,歧視法例一刀切,太辣。懲罰性質難以教人尊重,辱警罪能使人尊重警察嗎?合理批評也動輒得咎,更會損害有利監察警權的自由輿論。

現行的歧視條例,把原本美好的平等扭曲成剷平主義,容不下合乎人情常理的差別對待。任何關注歧視條例的人,都應該思考如何減低歧視條例所引起的負面界外效應。

造成不平等的逆向歧視情況,並不限於性別、種族歧視條例。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最近發表議題摘要,扼述十二個受到《性傾向歧視條例》影響的個案如何侵害自由人權。那些個案曾出現於婚姻服務行業(婚姻攝影製作、蛋糕店、花店、婚禮場地)、旅館住宿業,或是以基於信仰對同性關係的公開批評等。有些案主官司纏身多年,亦未能擺脫夢魘。

過去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朋友對逆向歧視的概念大肆鞭撻,常以「滑坡謬誤」、「靠嚇」、「訴諸恐懼」等說法予以批評。近年因外國案例「滑坡」成真,餅店老闆單就感情損失已賠上百萬港元,有些國家甚至就歧視法例修法減辣,以致批評者亦不敢再說逆向歧視是杞人憂天。

四點立法考量

筆者認為要為歧視條例減辣,再思法例的權限,且至少要作以下考量:

一)受保障族群的研判

有部份族群適宜納入歧視法保障,他們本身需要有明顯、不變或可從外表辨認的特徵,例如膚色。在政治上,他們應是無權無勢,沒有投票權,也沒有當選議員為他們發聲。他們在香港歷史裡曾廣受歧視打壓,以致經濟收入、教育水平、文化機會皆低於其他族群,甚至連坐巴士、吃快餐都受到白眼,歧視法因而能為他們帶來特權,強力締造平等機會。一般族群沒需要獲取這種特權。

二)平衡人權原則

人人免受歧視是基本人權,歧視法仍應確保其他人權,如良心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尊重社群裡多元的價值觀。以此為原則訂立的歧視法,將較合乎中道。舉例說,在歧視法以外,訂立良知條款作為合法的抗辯理由。又建議在法例層面區分差別對待的合理性,將基於良心、宗教的差別對待等納入合理差別對待,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才視作真正歧視行為。

三)區分提供優惠、服務、貨品

按照身份特徵而提供優惠,不應受歧視法規管。把營商方式留給市民自由選擇。老闆有權設定營銷對象,市場操作會自然淘汰那些真正歧視的營商方式。

提供特定的貨品種類,亦不應受歧視法所規管。只賣女洋娃娃的,不會被強迫售賣男洋娃娃;只賣牛肉的,不會被強制售賣豬肉;只賣男女裝飾結婚蛋糕的餅師,不會被強迫售賣男男裝飾蛋糕。

提供服務,應受歧視法規管,令每個人有得到服務的平等機會。歧視法應規管有壟斷性質的公共服務(如:的士、水電媒等),不論身份特徵,給予平等享受服務的機會。但可為並非壟斷的行業如花店、餅店制訂轉介機制,在提供合適轉介的前提下,差別對待都不應被視作非法行為,這能給那些老闆和客人雙方都得到充裕尋求幸福生活的機會。

四)騷擾、中傷及嚴重中傷

在高度爭議的政治議題中,制訂以言入罪的法律以帶來平等,只會適得其反,實非明智。辱警罪、廿三條、《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騷擾、中傷及嚴重中傷部份,都涉及高度政治爭議的社會脈絡,以言入罪只會使某一立場被公權所消音,另一立場則站在不對等的權力上。

短結

過度立法的歧視條例,只會締造新的不平等。相信香港沒有幾多人會反對平等,支持歧視。在人人平等的冀望下,筆者呼籲社會各界共同探討,以更多元、更包容的方式消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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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2017年3月9日

獨立媒體,2017年3月9日

同運議程 LGBT Agenda(2016年12月)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01/2017

台灣立法院漠視民意積極推動修改《民法》以通過同性婚姻,令社會產生極大撕裂。香港同運亦涉及不同層面,綜觀世界各地同運都採取不同的手法,使同運的價值觀慢慢潛移默化,讓人減低捍衛道德價值的敏感度。

國際

成為對抗同運潮流的小眾堅持

墨西哥下議院投票以19對8否決通過同性婚姻。[1]

羅馬尼亞憲法法院將一宗有關同性婚姻的案件轉交至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羅馬尼亞政府拒絕承認Adrian Coman及其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二人在比利時結婚,並於2012年移居羅馬尼亞,因同性婚姻在當地並不合法,政府並不承認。[2]

美國德克薩斯州一間名為Wilshire Baptist Church的浸信會教會,其網站表示不會因會友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否決其成為教會領袖、進行嬰孩奉獻禮或舉行結婚。德克薩斯州浸信會聯會 (Baptist General Convention of Texas, BGCT) 於11月向該教會的領袖George Mason發警告信,表明不接受認同同性性行為的教會的奉獻,教會也不能派員參與年度會議,而且該教會的會友亦不能擔任總會的領袖及董事會。[3]

去年10月中美國德克薩斯州聯邦法官發出臨時禁制令,禁止由奧巴馬政府強推的「廁所法案」,並適用於全國。[4]

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否決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退休教授向校方申請同性伴侶可在他死後領回退休金。退休教授Dr. David Parris於2010年退休時投訴,指校方禁止其同性伴侶可申領他的退休金,校方的理據是民事結合在2011年才在愛爾蘭正式生效,而那時Dr. Parris已年過60歲。而歐盟準則並沒有要求愛爾蘭必須追溯承認民事結合前的相關福利,故裁定不涉及歧視 。[5]

改變不能提

馬爾他國會通過有關肯定性傾向、性別身份及性別表達的法例,提供更正治療及發出與之相關的宣傳均屬違法,觸犯者會被罰款1,000至5,000歐羅或監禁最多5個月。[6] 新法例亦將更改性別的年齡降低至16歲,有關人士毋須向法庭申請或得到父母同意。[7]

美國紐約州伊利縣議員Patrick Burke倡議立法禁止有關提供性傾向改變的治療。[8]

異見不能說

英國一名中學教學助理Victoria Allen按信仰原則回答學生關於同性戀的提問,翌日即被校長查問,校長並表示對她進行調查,在這期間她的工作範疇會被收窄,最後她收到紀律警告信。Allen決定上訴,學校後來道歉,表示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信仰。[9]

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絕一名父親向學校校董會申請,當學校教導有關同性戀、跨性別,及其他違反信仰教導的性教育時帶走兩名孩子,法官表示包容與平等比個人的宗教在公共教育中得到保障更重要。有提倡宗教平等的機構表示對判決感到失望,認為這個聲稱多元及包容的國家內沒有真正的包容。[10]

北愛爾蘭餅店Ashers Barkery於2014年因信仰立場,拒絕應同志組織要求製造支持同性婚姻的蛋糕而被裁定違反歧視條例,餅店負責人其後上訴至最高法院,並於去年11月22日進行聆訊。[11]

加拿大國會討論議案C-16(Bill C-16),內容提議修改加拿大人權法及刑事法,將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列入被禁止的歧視範疇,並將對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的仇恨言論列為刑事罪。[12] 多倫多大學亦就以上議案舉辦論壇,多元性別研究中心主管及心理學系教授Jordan Peterson表示他拒絕使用「性別中性」的稱呼,認為這只是為了政治正確,亦指出議案C-16會帶來負面影響,包括:攻擊了客觀事實及生理的意念。[13]

台灣同運氣勢凌厲 政府傾側力推

台灣嘉義縣成為第11個准許同性伴侶註記的縣市,政府於去年10月開始接受註記,同性伴侶可簽署醫療同意書、代辦護照、申請照護假等。[14] 而在去年12月26日,台北市政府發出「同性伴侶證」,縱然該市已有同性伴侶註記服務,但民政局官員為了進一步促進同性伴侶權益,以及方便同性伴侶證明其關係,於是發出同性伴侶證。[15] 在首日已有七對同性伴侶申請,共發出十四張證。[16]

時代力量黨詢問五位大法官提名人是否贊成同性婚姻,五人當中黃瑞明、詹森林、許志雄傾向認同,張瓊文主張用特別法承認類似婚姻的生活模式,黃昭元則表示相關釋憲聲請繫屬司法院大法官,以免影響審判獨立而不作回應。[17]

台北市政府於去年10月下旬的同志遊行當天高掛彩虹旗表示支持。而遊行積極推動廢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第29條及刑法第235條[18],當晚亦於總統府前有極度意淫的脫衣舞及音樂表演。

同一時間不同政黨力推民法修正草案,[19] 以令同性伴侶締結婚姻。不同的修正草案版本在2016年11月初通過一讀,及至11月17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主席初審尤美女、許毓仁及時代力量黨團版的婚姻平權法案,但因引起重大意見分歧,而且眾多反對市民聚集在立法院門外抗議,[20],[21],[22] 最後需暫停並於11月24日及28日開公聽會。[23] 公聽會的爭論點在於修民法還是立專法,但兩個方案都引起社會極大爭議。[24] 台灣民意基金會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進行全國性民調,發現目前社會對此議題的共識程度是零。[25] 

到12月初近18萬市民上街反對修改《民法》及表達對性平教育的不滿。[27] 之後,挺同運的團體亦舉行集會,並聲稱有25萬人參與。[28] 及至12月26日初審通過修法草案,預計最快2017年4或5月完成三讀。[26]

本港

滙豐銀行總行門前放置兩隻代表支持LGBT的彩色獅子,毀譽參半。

同運團體正申辦成為2022年同志運動會的主辦城市,若申請成功,香港將會成為亞洲首個主辦城市,有關團體預計會帶來數以億元的經濟收益。[29]

特區政府被揭發於去年6月發出外交通知,容許駐港的領事館官員的同性伴侶和配偶,只要能出示證明他們關係的文件,以及持外交及官方護照,便可獲發簽證留港,亦毋須申領工作簽證便可留港工作。[30]

香港同志遊行於2016年11月26日舉行,多位立法會議員、多國領事及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均有出席,遊行於雨中舉行,人數比去年為少。

衛生防護中心公佈本地第三季新增190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當中有98人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31]

本文資料截至2016年12月27日

 

[1] “ Mexica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rejects gay-marriage bill,” 9 Nov 2016, CBSNEWS, http://www.cbsnews.com/news/mexican-congressional-committee-rejects-gay-marriage-bill/

[2] “Romania to consult with European court over same-sex marriage case,” NBC News, 9 Nov 2016,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romania-consult-european-court-over-same-sex-marriage-case-n689551 ; “Romanian court refers gay marriage case to ECJ,” http://www.politico.eu/article/romanian-court-refers-gay-marriage-case-to-ecj/

[3] “Texas Baptist Convention issues warning after congregation votes to allow openly ‘gay’ members, leaders,“ Christian News, 15 Nov 2016, http://christiannews.net/2016/11/15/texas-baptist-convention-issues-warning-after-congregation-votes-to-allow-openly-gay-members-leaders/

[4] “Judge: transgender bathroom injunction is nationwide ,“ Chron, 19 Oct 2016, http://www.chron.com/news/houston-texas/article/Texas-AG-Paxton-heralds-order-in-transgender-9983482.php

[5] “Trinity lecturer loses discrimination case at European Court,” The Irish Times, 24 Nov 2016,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olitics/trinity-lecturer-loses-discrimination-case-at-european-court-1.2880464

[7] “New York Legislator Names Law to Ban Conversion Therapy After Mike Pence”, Fortune, 23/11/2016, http://fortune.com/2016/11/22/conversion-therapy-ban-mike-pence-law/

[8] “Bill to ban gay conversion therapy doesn’t shy away from its target, spelling out PENCE,” 23 Nov 2016, Independen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mike-pence-gay-conversion-therapy-ban-bill-law-prevention-of-emotional-neglect-and-childhood-a7434336.html

[9] “ U.K. school apologizes for issuing disciplinary warning to teaching assistant who answered student’s questions n homosexuality,” 28 Nov 2016, Christian News, http://christiannews.net/2016/11/28/u-k-school-apologizes-for-issuing-disciplinary-warning-to-teaching-assistant-who-answered-students-questions-on-homosexuality/

[10] “ Court rejects Hamilton dad’s fight to get warnings from school board over ‘’false teachings”, CBC, 28 Nov 2016, http://www.cbc.ca/news/canada/hamilton/court-rejects-hamilton-dad-s-fight-to-get-warnings-from-school-board-over-false-teachings-1.3870555

[11] “Gay cake case may be heading for UK supreme court,” the guardian, 16 Nov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6/nov/16/gay-cake-case-referred-to-uk-supreme-court

[13] "U of T professor doesn’t believe in gender neutral pronouns, criticized by UBC professor in debate,", The Ubyssey, 24 Nov 2016, http://www.ubyssey.ca/news/ubc-professor-participates-in-forum-on-bill-c-16/

[14] 「同性伴侶註記 嘉縣開放申請」,聯合新聞網,2016年10月21日,http://udn.com/news/story/7326/2037858

[15] 「繼高市後 北市核發同性伴侶證 」,《聯合報》,2016年12月23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7314/2186850

[16] 「台北發出七對『同性伴侶證』」,《大公報》,2016年12月27日,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taiwan/text/2016/1227/49070.html

[17] 「時力10問大法官提名人 3位認同同志婚」,聯合新聞網,2016年10月16日,http://udn.com/news/story/1/2027397

[18] 「『18禁!』情慾流動很爽? 同志大遊行不能戳的秘密」,風向新聞,2016年10月31日,https://kairos.news/55284

[19] 「婚姻平權跨首步 藍綠民法修正案付委」,中央通訊社,2016年11月8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1085017-1.aspx

[20] 「台灣立法院擬推同性婚姻合法 贊成反對意見交鋒」,BBC,2016年11月17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11/161117_taiwan_same_sex_marriage

[21] 「杯葛婚姻平權審查 國民黨團出招要求先開30場公會」,風傳媒,2016年11月17日,http://www.storm.mg/article/190756

[22] 「2萬人 反同性婚 圍立院 擋下修法」,《台灣蘋果日報》,2016年11月18日,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118/37455787/

[23] 「婚姻平權法案頻遭杯葛,「先開兩場公聽會再審」」,關鍵評論,2016年11月17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351

[24]同婚公聽會初登場 特別法或入《民法》正反激辯」,勞苦網,2016年11月24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6966

[25] 游盈隆,「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蘋果日報,2016年12月2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202/37471298/

[26] 「婚姻平權 初審通過 民法同性婚 合法第一步 挺同淚下 反同抗議 」,《聯合報》,2016年12月27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8375/2193486

[27] 「全台串聯 拒修民法 18萬人上街 家反同婚」,中時電子報,2016年12月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04000297-260114

[28] 「25萬人爭平權 總統:同志有權結婚」,《台灣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1日,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211/37481467/

[29]「港團體申辦同志奧運 宣揚平等共融 料增5億經濟收益」, 蘋果日報,2016年10月23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023/19809550

[31] 「衛生防護中心回顧二零一六年第三季本地愛滋病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布,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29/P20161129002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