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牧師,你在場嗎?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9/03/2014

近來有幾幅圖畫常在心裡盤旋。

第一幅是幾名教士在烏克蘭危急存亡之秋,孤零零的站在廣場中央,周圍是架着盾牌的警員,他們夾在警方與示威民眾之間,堅毅而平靜地禱告。第二幅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了六刀之後的當晚,有牧者在醫院的小教堂內帶領一眾記者及親友為劉祈禱。第三幅是在剛過去的禮拜日反暴力、緝真兇、保法治大遊行之前的基督徒祈禱會,只有幾名牧者零星地站出來祝禱,由於當時是禮拜日中午,很多教會仍在崇拜,我也是剛在一間教會講完道後提早離開趕赴政總參加,很多牧者無法出席完全可以理解。不過,無可否認,香港的牧師,以及牧師背後所代表的教會,卻常常令人感到在社會發生重大問題時缺席。

筆者並非認為牧師應成為時事評論員或社會運動家,亦毋須經常就社會上許許多多的政治議題表態或提供指引,因為這不是牧師的呼召和專長。不過,當社會上發生許多牽動人心的事,牧師卻往往不在現場,便令人難以釋懷。也許不少牧師當慣了領導人,在教會一呼百應,是信徒目光的焦點,慢慢忘記了怎樣去做一個普通的參與者。牧師,其實也是香港市民的一分子,應該與香港市民共同呼吸,不少牽動香港人心的事,理應也牽動牧師的心。牧師,毋須一定常常是台上的明星,其實也可以是台下負責鼓掌和打氣的觀眾。有時默默的參與,毋須甚麼神學或社會學的深入分析,只不過需要一顆赤子之心。

當見到暴力在踐踏我們珍惜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我們能無動於衷嗎?當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市民置業願望遙不可及;民主進程反覆紛亂;家庭備受衝擊,身為香港的一分子,為何我們總是保持距離?其實,當市民大眾以及一眾信徒感到徬徨、困惑、憤怒和不平的時候,牧者的出現,親臨現場,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勵,就像一個人在病患失意時,誰曾經探望和靜靜地陪伴在側,當事人會銘記在心。

牧者的角色,有時不一定走在最前面,而是與信徒和市民大眾並肩同行。今年是香港政治和社會問題關鍵的一年,請各位牧師不要缺席。
 

曾經刊載於: 

《基督教週報》 9/3/2014

相關文章

不同地區處理假新聞之對策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5/11/2021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可最高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1] 陳洧農:〈林照真X劉昌德|假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9年10月23日,網站:https://www.feja.org.tw/4860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陳洧農:〈言論自由社會必有「假新聞管制」的挑戰,但誰也沒有完美解方〉,關鍵評論,2020年1月2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48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楊匡然:〈【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 假新聞傳播快6倍〉,《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8月21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432168/【應對假新聞】真相被「擊敗」%E3%80%80假新聞傳播快6倍(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南韓擬立假新聞法 爭取下月通過〉,《頭條日報》,2021年7月30日,網站: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wo/2148606/即時-國際-南韓擬立假新聞法-爭取下月通過(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新聞仲裁法》修正案 今國會表決 韓反假新聞法 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明報新聞網,2021年9月27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國際/article/20210927/s00014/1632679270024/《新聞仲裁法》修正案-今國會表決-韓反假新聞法-惹損傳媒自由爭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Ko Jun Tae, “Final vote for ‘fake news’ bill pushed back again from fierce opposition,” The Korea Herald,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9, 2021,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929001035;“Retreat on S.Korean ‘fake news’ law,” Riverine Herald,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0, 2021, https://www.riverineherald.com.au/world/2021/09/30/5299630/retreat-on-skorean-fake-news-law;Shawn Lim, “South Korea puts proposed ‘fake news law’ on ice after backlash,” The Drum, last modified October 4, 2021,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21/10/04/south-korea-puts-proposed-fake-news-law-ice-after-backlash;〈韓國朝野商定年內談妥媒體仲裁法案〉,韓聯社,2021年9月29日,網站: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9290059008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7] “Singapore Fake News Laws: Guide to POFMA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Singapore Legal Advice.Com, last modified February 3, 2020, https://singaporelegaladvice.com/law-articles/singapore-fake-news-protection-online-falsehoods-manipulation/.

[8]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9]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0] 〈馬來西亞:應撤回「假新聞」法〉,Human Rights Watch,2018年3月29日,網站: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3/29/31641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1] “Malaysia to discuss the revival of Anti-Fake News Act in Parliament,” THE STRAITS TIME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discuss-the-revival-of-anti-fake-news-act-at-parliament.

[12] 潘姿羽:〈廣電法補漏 違反事實查證最重罰200萬元〉,中央通訊社,2018年12月12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120312.aspx(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3] 李修慧:〈行政院為了「防堵假新聞」通過7個修法,最重可處無期徒刑〉,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980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4]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信傳媒,2018年11月22日,網站: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950(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15] 同上。

[16] 羅世宏:〈防制假新聞不能走修國安法路徑 德法兩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

[17] 〈【以假新聞之名 · 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30日)。

教會及機構免稅資格的再思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1] 蔡樹文:〈透視鏡/與反中亂港組織劃清界線〉,《大公報》,2021年8月2日,網站: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802/615792.html(2021年8月27日)。

[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稅務局,2020年4月網站: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2021年8月27日)。

[3] 高銘謙:《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明道研經叢書3(香港:明道社,2020),頁632。

守護是我們的天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查冊、起底與資訊自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7/2021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明光社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明光社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明光社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1]  林勵:〈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 等十日仍未知結果〉,眾新聞,2021年5月3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0925/蔡玉玲-車牌查冊-40925/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等十日仍未知結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2] 林勵:〈運輸署封殺查車牌 拖延兩個月後改口 《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眾新聞,2021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2451/車牌查冊-運輸署-42456/運輸署封殺查車牌-拖延兩個月後改口-《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3] “Hong Ko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cessed June 29, 2021, https://rsf.org/en/hong-kong.

 

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重建牧者心

何志滌牧師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現任同福聖經學院院長。牧會建立信徒之餘,何牧師亦經常與何羅乃萱師母到不同教會及機構主領有關婚姻、建立和諧家庭的講座。著作包括《沉着牧思:四十年牧養心路》、《21世紀神人之約》、《真理基石:信仰十四堂課》、《真有此理:反思十誡的時代意義》,《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合著)和《旋轉木馬上的婚姻滋味》(合著)等。
05/11/2020

引言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所做的教會普查,提到牧者在一所教會牧養平均年數是三至五年。這對牧者和教會都可以說是亮起了紅燈。坦白說,一位牧者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三至五年可以說是很短。我也欣賞教新同工調查後舉辦分享會,嘗試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牧者流失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嚴重的是牧者離職後,不願意回到牧職,似乎忘記神起初的呼召,甚至從神學院畢業的同學寧可進入福音機構事奉,也不願意進入教會成為牧者。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就回應神的呼召,委身全時間事奉。但是,我對神說:「全時間事奉不是問題,只要不是牧養教會。」換言之,我心中對「牧會」也是有一些抗拒。當我神學畢業後沒有選擇牧會,跑去台灣成為宣教士。原因很簡單,「牧會」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面對人,而牧者給人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聖潔無瑕,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只是處理人際關係真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位牧師講道時說:「為何牧者講道一定要穿西裝,因為就是遮蓋身上的傷痕,這些傷痕一半來自教會、一半來自世界。」

1984年可以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當時我與師母在台灣的事奉可以說進入收成期。只是,因為出現了中英談判有關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議題,作為出生於香港的「香港仔」,當然會特別留意。當時有幾位從香港來的神學生和大學的博士生一起為香港禱告,最奇妙,我們這幾位為香港禱告的弟兄姊妹都回歸香港事奉。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在香港信主、蒙召、讀神學。對香港教會毫無認識,只因與蘇穎睿牧師有一面之緣,也就直接找他,沒想到,從來不想牧會的我一年後回港牧會,直到兩年前才退下主任牧師崗位。

 

從三個角度思考如何重建「牧者心」

每一位牧者理應有「牧者心」,為何要重建?怎樣重建?我會從三個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

  1. 觀念:「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但是,我常常聽到很多「牧者」最喜歡是「餵養」,因為「餵養」比較是單向的溝通,不必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坦白說,牧者離職最重要不是「餵養」出了問題,而是「帶領」和「保護」,這兩方面都需要面對人際關係。不過,「牧者」不轉變觀念,我大膽說,若神學院的教授仍然看重知識,也因對牧養沒有太多的認識,那訓練出來的新牧者,很自然以為牧會只要能講道與教導就等同牧養,那就很自然會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就會離職。以弗所書四章11節說:「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過去二十多年對這一節經文有所謂的「五重職事」,就是把「牧師」與「教師」看作兩種不同的恩賜。雖然,在傳統的釋經,因原文「牧師」與「教師」前只有一個「定冠詞」,認為這兩個恩賜等同是一個恩賜。不過,「五重職事」的觀念應是把這兩個恩賜分開的,「牧師」就應該以「牧養」為重。「重建牧者心」需要神學院與教會有共識和緊密的合作。我相信神學院肯謙卑,讓一些有經驗的牧者與教授配合一起教學,讓學生經歷如彼得後書三章18節說:「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知識」不需要多講,一定是《聖經》知識。「恩典」是經歷,就是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祝福和大能。這可以說是平衡地長進,成為更被神所用的牧者,持續一生事奉不能不經歷神。
  1. 轉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打後強調「教會增長」,而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出現更推上高峰。教會增長對牧者來說是很吸引,這也符合耶穌的「大使命」和神願意多人信主的心意。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很多牧者跑到韓國,參觀韓國的大型教會。90年代跑去新加坡,因為看到神在新加坡做了奇妙的事。牧者想教會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在這觀念推動下,真的看到「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出現。這類型教會的出現,主任牧師的責任全然的改變,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機構」,主任牧師成為教會的「總裁」,屬靈方面可以說成為「異象」傳遞者。牧者成為行政人員。另外,中、小型教會的會友對主任牧師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加上對「私隱」的看重,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牧者的公信力也受影響,屬靈權柄已經不太多在教會中提及。神的僕人成為教會的僱工。不過,也有牧者事奉的心態,已經不是「牧者心」、而是「打工心」。轉型不能避免,「牧者心」卻不能失去。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有關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祂提到有一位主人,他請了三位才幹不一樣的僕人,主人按他們的才幹給他們銀子,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主人吩咐他們要好好地運用,就離開他們。有一天,主人回來,評估這三位僕人的表現。結果是「五千」的賺到「五千」、「二千」的賺到「二千」、「一千」的只是埋了這「一千」,原銀奉還。主人責備那位把「一千」埋藏在地下的僕人,稱讚另外兩位運用才幹的僕人,只是稱讚得很特別,他說:「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並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心態。只要能活出「愛神」和「愛人」的心,這是「重建牧者心」的基礎,有「牧者心」的牧者,必然能成就更大的使命。           
  1. 社會:過去幾十年社會面對急速的變化,有些社會學家也把上世紀80年代稱為「後現代社會」。簡單的分析是,那是個沒有絕對真理的年代。這引申另一個名稱為「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換言之,人是比較傾向「自我」。好像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所強調的「沒有大台」。每個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好多年前一個香煙廣告提到「想做就去做」。 另外因科技的發展,從4G到5G,一定帶給整個世界很深遠的影響。最近因傳染性很高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讓整個世界好像被隔離,從所謂的地球村回歸個體。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小鎮之間互不往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型活動全部停止。雖然,因為科技,人與人仍然可以足不出戶保持溝通、買賣、上課等基本生活,但是,這的確給予牧者很大的挑戰。社會事件教會怎樣回應?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怎樣面對?我相信對香港的牧者,過去不到一年的衝擊,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明白,為何牧者間不能坦誠相見、弟兄姊妹可以因政見而不理不睬、甚至夫妻可以因是否戴口罩而彼此謾罵。牧者面對這樣的情況怎樣自處,更不容易的是怎樣面對牧養的對象?我相信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眼光看世界。使徒約翰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15-17)

 

結語

「重建牧者心」最基本是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基督是眾人的大牧者。祂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包括:醫病、趕鬼、令死人復活等。但是祂卻沒有因此不可一世,使人跟隨祂,製造群眾活動。祂反而只選擇12位門徒,好好的訓練他們。就算門徒中有一位不認耶穌和有一位出賣耶穌,祂也無悔。祂可以帶領百姓推翻羅馬帝國,祂卻選擇騎上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最後反被要求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看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在地上的榜樣,學習效法耶穌,全然的委身,不計較地去愛人如己。若有這樣的心態和願意實踐,必帶來神更大祝福。環境一定會改變,我們所信的神卻永不改變,真理也不會改變。讓我們「以不變的真理面對多變的世界、多變的方法傳揚不變的真理。」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面對的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7/2020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5月公佈2019年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分數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1]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於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0,亦是歷史的新低。[2] 香港電台亦因為個人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及諷刺時弊節目《頭條新聞》而被分別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之後政府於港台內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其管治及管理。[3] 我們特意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分析一下傳媒所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境況。

梁博士指出,大部份傳媒主要分兩種付費形式:直接付費與間接付費。直接付費是受眾直接購買或訂閱,如報紙或付費的媒體平台,如在Patreon看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分享,[4] 訂閱者更可與KOL對話;而間接付費,就是通過廣告來獲取收入,如我們在看YouTube時看了廣告,廣告的費用會間接分發給有關的KOL,他們又會繼續製作節目分享創作或意見。

傳媒的處境

明光社

梁博士認為,香港電台隨著時代和市民的轉變,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開始時扮演著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拉近高高在上的政府與不理政事的市民的距離,到現在多了市民關心政事,積極熱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通過參與投標一些外判節目,製作特別主題的節目在電台中播放。現時政府想將香港電台變回做政府的喉舌,站回政府那一邊,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政策方針,所以給了該台不少壓力。「當中的矛盾點就在於政府的利益與市民的利益不一致,當香港電台想代表市民講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時,就被視作不忠於這政權。」

對於香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已被中資收購,梁博士認為它們亦面對著同樣的壓力,又或在廣告收入上被操控。她說:「在街上買到的報刊,它們所報道的,有很多都會跟著政府的『主線』。如『國安法』,很多媒體的回應都興高采烈或表示支持,連保持沉默、不表態的權利都沒有。」

對於相對自由度較大的KOL,梁博士觀察到近來愈來愈多KOL由YouTube分享平台轉到Patreon,因為如果在YouTube觸及「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或「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敏感」議題,該影片就會被「黃標」,[5] 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也無法賺取流量相應的分紅,即是以減少KOL廣告收入來逼使他們閉嘴,使投入很多資源去製作影片的人士感到困擾。

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國安法」的設立

對於設立「國安法」,由於香港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局面,梁博士稱未知影響會有多嚴重。會否一開始就很嚴厲?危害國家安全所包括的範圍有多大呢?會否嚴厲到批評或指出重要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負面消息也不容許呢?或是讓大家去協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間去發佈言論?她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擔子,如媒體不能如實評價商業活動,相信會影響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未來,她也感到憂慮並說:「這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陰霾或壓力,不同界別的人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相關或概念上有負面的東西?是否完全避而不談呢?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又何在呢?」

抬頭不做鴕鳥

面對媒體不同的聲音,梁博士明白我們很容易選擇性地看自己認為安全或舒服的訊息;遇上與自己一向信念相違的,或不想那事情發生的資訊,就會似鴕鳥般把頭埋在沙裡不看。她建議我們多開放自己去理解社會分裂的狀況,多去了解不同人所講的「真實」究竟是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事情還是在發生中,對香港任何人都會有影響。

最後,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或作為一個體驗普世價值的地方,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一條最後的防線,如果被人破壞了,就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分別。這個經過百多年建立的金融中心,世界性的一個窗口,是大家努力建立出來、值得擁有的,所以她建議我們要捍衛自己重視的、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堅持這城市的核心價值。在不同位置的人,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自己,做得更加專業,以我們的專業來拖慢制度變化的速度。


[1] 蘇鑰機:〈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 又見新低〉,《明報》,2020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00514/s00022/1589363481084/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急跌-又見新低(文-蘇鑰機)(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2] 黃金棋:〈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 香港排80創新低 中國續排倒數第四〉,《香港01》,2020年4月2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2623/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2020-香港排80創新低-中國續排倒數第四(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3] 〈記協憂當局高壓整治港台 促讓職方代表加入專組〉,香港電台網站中文新聞,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9001-20200528.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管治及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5月28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28/P2020052800280.ht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4] Patreon是一個集資平台,讓創作者向贊助者以每件作品或定期取得資金。加入分享內容是免費的,但當創作者戶口有收入時平台就會收取2.9%或5%的費用及服務費;平台適合文字、藝術創作的人士,在其中分享影片、影像、文章、音樂、連結等不同的創作形式。

[5] YouTube影片廣告營利符號:當YouTube影片啟動了營利功能後,YouTuber(常在該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會見到三種關於廣告收益分享的符號:綠色可正常獲得廣告收益;紅色則完全沒有收益,這主要是因侵權問題導致;黃色是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只會有很少廣告甚至沒有廣告收益。〈YouTube黃標惹爭議 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2月24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72438/YouTube黃標惹爭議%E3%80%80官方解釋非針對某群組(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6月17日)。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有話如何說——閉門會議小規則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11/2019

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常常會出現閉門會議。有時,為求快速和容易理解,我們會期望有參與會議的人士出來整理和說明一下會議的內容,但有時會議性質不同,與會各方可能因著不同情況說不同的話,有些話又不想在公開場合表達,或者因著各種原因,於是不少會議也有不同的對外發佈傳統,這些傳統最重要的目標,是盡量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令外界知道會面的進展,同時又將對參與會議者構成的影響,減至最小。

在各種表述當中,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最簡單就是出一份聯合聲明,向外發佈會議情況和成果,這種做法就是所謂「夾好晒」(彼此已協定好),出來的東西都是雙方均同意的,而很多時新聞的焦點往往會落在原本有討論但最終不在聯合聲明中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有爭議但沒有共識的東西。不過,若然大部份內容都能寫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取得相當共識,仍有爭議的自然會避而不談,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矛盾。

如整個會面均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可能就會用「各自表述、互不引述」的方式處理。換言之,與會各方只會說自己的意見,而不會引述其他參與會議人士的意見和回應,若然別人追問,他們的回答必然是:「你要請他回應,我不能代他回答。」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人只對自己的說話負責,避免錯誤引述或透露了對方不想公開表達的說話,所有的提問對方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應。不過這種做法的壞處是,對於需要具體知道會面情況的人,往往要四出打聽不同與會者或團體的說法,之後才能砌出一幅比較整全的圖畫。這往往是專業記者的工作,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巿民看到的應該是經記者整合了的版本。

可以想像,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只要有人選擇不做任何回應,旁觀者也無法整體地了解會面情況,最多只是一面,或多面之詞而已,又因為互不引述,所以有時只能得知各人意見,但會議中是否有「火花」,當中各種觀點如何碰撞,外界不得而知。同時又因為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結論,旁觀者難以估計事件的走向或者發展,最後淪為各說各話,有關報道讀起來就像八卦新聞一樣。

另有一種稱為Chatham House Rule(漆咸樓原則),這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為提高會議透明度,但又保障各人私隱的一個做法,當中的規則是:「如果一個會議,或會議的一部份,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進行的話,則與會者可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訊息,但不得透露演講者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與所屬機構。」

明光社

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罕有地強調部份閉門會議以此規則進行。這個做法的特點是,政府和與會者均可以引述有關人士的說話。我們不難發現行政長官在不少發言中也表示「近日聽到一些聲音……」之後引述該人士的說法。同時我們亦會在媒體中發現不少用「消息人士」作為新聞來源的稿件。這種做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就是各人均可引述其他人士的意見;不過這種做法的缺點是,這些所謂的消息人士的說法,最後當事人可以不承認說過有關的話,要追尋來源也不容易。

在未有共識之前,不同持份者往往希望透過閉門會議,或收風,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原本在民主社會甚為正常,但當社會失去正常的信任,這些會面之後所吹出來的風,在未得到同意下被具名具姓的公開,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只會傷害社會各方的彼此信任。這時每個消息發放者都需要問,就是如何權衡公眾利益、知情權和社會契約中的信任。同時,每個持份者也要想想,在這個愈來愈難保密的世界,若然沒有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信心,就應細心考慮是否出席會議和是否發言。

在這個世代,每句說話均有影響力、均代表一份責任,慎言是美德。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