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留下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監察及行動)
19/01/2015

自從五十年代起,一直有不少人用盡一切方法來香港,但八十年代期間,卻有一批人使勁地離開。在這個中英談判及八九六四的大時代下,信徒亦有徬徨及憂心的時候,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余達心牧師及香港西區浸信教會林海盛牧師選擇留下來,緊守崗位,去牧養並安撫他們的羊。

畢竟,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令香港人擔憂不已。余牧師認為是因為大家對五、六十年代的經歷仍揮不去的恐懼:「不少市民仍記得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傷痛,他們甚至在其中親身經歷過飢荒與批鬥。」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市民生活開始改善,對前景充滿憧憬,卻忽然間要面對回歸,有可能返回以往經歷過的景況,所以無法不焦慮。1983年開始就香港前途有不同方案提出,包括主權換治權、繼續租借香港等方案,最後才達成一國兩制、日後有普選的共識。隨著中英雙方進行討論,林牧師看到當時的民生已受影響,「由於局勢不明,市民曾爭相搶物資,港元匯率亦由6、7 元跌至9元多兌一美元,全因市民擔心會變成由共產黨統治。」

 

離開是出於無奈 留下是為了牧養群羊

對當時信徒而言,中共政權的高壓也令他們擔心受到逼迫,教會也會被取締。那時社會動盪不安,開始出現移民潮。余牧師指基督徒移民比例頗高,「因為怕回歸後受到逼迫。」他更記得在同一天之內,竟有九個牧師不約而同地前往機場,準備移民到不同地方。

1984年基督教界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 (即《信念書》),讓教會信徒在惶恐中確定教會所持守的信念及方向,與信徒的角色及使命。余牧師是其中一位發起人,亦是「寫手」,「當年是趙天恩牧師主導,再加上錢北斗、蔡元雲、劉少康及梁永泰一同發起。」他認為教會對於九七要有清晰立場,就是要從上帝國度的視野看這事,為的是要得中國未得之民。他更相信《信念書》在當時起了相當作用,令對前路猶豫的人感到鼓舞,信徒亦認清自己的社會及國家責任。「基督徒對教會有責任,同樣對香港社會、對中國亦有責任。」

然而當時不少教牧信徒也選擇離開,余牧師認為其實是一種無奈,「但大家也充份諒解,因為無人知道將來如何,要把自己家庭安危作賭注。」

在簽訂決定香港前途《中英聯合聲明》的幾年後,一件令香港市民感到震驚的事出現了。「在1989年出現的六四民運,香港市民驚覺中央竟會以武力鎮壓異己,於是90年代初,不少信徒選擇移民,一些中型教會甚至流失十分一信徒。」讀社會學出身的林牧師,一直關心社會問題,當年6月1日他與朱耀明牧師及兩位牧者帶同捐款給在北京靜坐的學生表示支持。「那時候教會上下是一致支持,並無紛爭。」即使北京已實施戒嚴令,他也感到心中平安。余牧師也認同當時信徒十分同情學生,「即使不會高調回應,但於七十年代於香港生活的人一定會明白貪腐的壞影響。」

那時有更多關於選擇去留的討論,林牧師坦言也曾出現掙扎,最後決定委身牧養在香港經歷動盪的一群信徒。他看到當時信徒們正經歷一種不穩定的情況,但並沒有撕裂,無論留港還是移民,也會比較理解。」

 

追求民主之餘 莫忘其他議題

2014年因政改而產生爭議,並出現雨傘運動,不少信徒也積極投入其中,更有人以一句流行歌的歌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來形容抗爭者。林牧師相信社會會繼續躁動,「未選已知結果的選舉,香港人不想要,這亦有很多弊端。」

余牧師也欣賞年青一代就民主訴求的勇氣,但至於稱現在香港是「亂世」,就覺得有點誇大。「對於現時擁有的自由、平等、開放,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不應用強烈的描述來否定。」他指香港仍有很多人活在貧窮中,但在社會福祉(well-being)上,政府仍有投放不少資源。「扶貧不理想,仍有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未至於不堪。」林牧師認為大家仍有批評政府、中央的權利,故提醒「不要扭曲成現在政府踐踏人權,成為激烈行動合理化的理由。

 

信仰具顛覆性與轉化性

在大時代下,不少信徒願意走到社會運動的前線。林牧師認為信徒一向關心社會,「八十年代的信徒也同樣關心社會,現在信徒的公民社會意識更強,更知道自己權利及表達自由。」

余牧師則提醒信徒看社運時,同時亦要看罪惡,「撒旦詭詐,可附在制度上。被鬼附的人被耶穌釋放,被鬼附的制度也可被釋放。」他認為從實際看,社會需要足夠的民眾把持相同的價值,才能成為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從而成為改革的力量。「傳福音本不是要召集人去改革社會,但若果更多人抱持基督教的價值觀時,就能成為一股轉化社會的力量。」

 

時代變遷 關社不變

對於有人認為現時教會較八十年代少回應社會議題,余牧師認為與教會內部的關係不再像以往那麽緊密有關。「那時因九七問題,基督教界為香港前途而合一,亦匯聚了決心、信念。但現時教內卻不像以往密切,亦少了意見領袖去討論香港時局,故此在社會議題並無共識,亦較少回應社會議題。」

林牧師於八十年代曾走上最前線,他其實於近年亦非常活躍,例如發起「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之言論不代表我們」聯署,亦提出放棄基督教選委議席。但他認為現在專心牧養工作,亦是走在前線,「牧養總不能抽離於社會關懷」。

林牧師認為以往牧養的是焦慮的一群,現在則是「撕裂中的牧養」。他認為現時愛與和平理念是重要,即使信徒間政見不同,也不能影響基督的愛,並能夠互相尊重。他希望信徒間縱使不同意對方但仍能彼此相愛,「不需要unfriend,這並不是愛的表達。」

另外,余牧師亦感到以前教內有不同意見,仍能夠走在一起討論,「甚少站在道德高地彼此指責」他相信這才是民主應有的文化,能夠互相包容,「因為無人有絕對正確的立場,反而能夠彼此提醒,互補。」他期望教會領袖能夠再次一起對話、了解,「意見有不同,但不影響合一的心」。

 

「我們認定神是創造、救贖、審判並掌管歷史發展的主宰,所以我們相信香港前途的任何轉變,都在祂照管之下。我們既有這信念就堅定不移,以平安的心努力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同時,身為香港市民,我們有責任用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信念書》[1]
 
 

 


[1] 《信念書 》網上版,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址:http://www.hkchurch.org/mission/sub/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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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抵埗七件事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18/05/2021

有移民經驗或準備移民的人或多或少總會為到埗後如何安頓而感到懊惱。筆者也不例外,因為當年向香港公司申請內部調職至新西蘭,我直至離港前一天仍在上班,而到埗後只有兩星期時間安頓。因此對移民前從未踏足新西蘭的筆者來說,這兩個星期可算是分秒必爭;亦因為自知時間倉促,所以這兩星期只會做個人認為必要做的七件事情:

1. 換領車牌
新西蘭和香港有互認制度,凡持有香港車牌超過兩年以上,就可免試申領新西蘭車牌。更重要是車牌在新西蘭並不單純是駕駛執照,更加是身份證明。有了車牌,之後申請電話卡、寬頻、水、電或其他事情也方便很多,不用經常帶護照出街。

2. 銀行開戶
筆者知道這裡有很多香港人到埗前會先在香港某銀行申請離岸戶口。但礙於本人未曾使用有關銀行的服務,因此選擇到埗後才在當地銀行申請開戶,之後再以電匯方式將錢從香港匯到當地戶口(此匯款方式大概一個工作天可以收到款項)。

3. 申請稅號
有了銀行提供的證明文件,我和太太隨即向稅局申請稅務編號,以便日後出糧和交稅(在新西蘭,收租和收息等收入都被視為入息的一部份,均需要交稅,法例上所有居民都要申請稅務編號。)

4. 尋覓居所
礙於之前筆者未曾踏足新西蘭,加上在當地沒有親朋戚友,所以我和太太對各區的認識可謂少之有少。不過,我倆當時只打算短期租住房屋一年,待適應過後就購買屬於自己的居所,因此我們在尋覓新居上只設下兩個條件:
  • 位置距離公司需少於15分鐘車程:太太當時沒有車牌,如太太或女兒在家中或學校出現任何突發事情,我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回家支援,讓太太有多一份安全感。
  • 可短時間內搬入:到埗前,我只透過網上平台租了一間屋,為時是兩星期,而兩星期後我便要開始上班,因此我和太太未有太在意屋內裝潢,只要業主容許我在上班前搬入即可。

感恩的是我們到埗後第四天已找到符合上述條件的居所,業主更提供全屋傢俬電器,這樣我們可待買屋時才選購適合新居的傢俬。

5. 申請入學
新西蘭學制是小朋友足五歲便可即時申請入學,不用等下一個學年。剛好二女到埗時已足五歲,她可與姐姐一同入讀小學,令她們在新學習環境中可以互相照應。
而當地政府按人口將所有公立學校劃分為不同校區,只要能出示居住在該校區的證明,所屬學校就一定要取錄。此制度的好處確保每一名適齡兒童都可在住所附近上學。而簽訂租約後,亦代表我可以即時為兩名女兒申請入學。
不過,有很多移民或本土家庭為安排子女入讀當地名校會不惜一切購買或租住名校區內的房子,造成區內樓價高企的問題。幸好我和太太均不是名校出身,加上深信世上沒有最好的學校,只有最適合自己的學校,因此從不期望子女能入讀名校,這令我們免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6. 購買汽車
筆者早於大學畢業不久已取得車牌,但礙於香港養車成本太高,十多年來未曾在香港駕車。但新西蘭地大物博,而公共交通卻沒有香港般四通八達,故此只好硬著頭皮購買汽車代步。
坦白講,我對汽車認識近乎零,有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建議我買新車,以確保一家大細出入安全。但自問新手一名,駕駛全新一手車的壓力可真不少呢,因此比較屬意二手車。幸好這裡買二手車只需花百多新西蘭元(約800港元),買車前可以先找政府認可的驗車師傅上門驗車,確認汽車安全後才正式購買,就能確保安全。

7. 物色教會
筆者和太太在過去二十多年都在同一間教會聚會,視教會為我們一家屬靈的家。因此,自我倆決定移民後,已四出搜尋有關奧克蘭華人教會的資料,可惜絕大部份均以普通話為主。
但上帝早有預備,經朋友介紹,到埗後認識了奧克蘭華人長老會一位來自馬來西亞,但在香港修讀神學及牧會超過20年的牧師。教會分中、英文堂,中文堂崇拜用粵語,會眾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由於牧師講道時內容貼地,閒聊時明顯感覺到他對香港情況十分掌握,加上到埗不久即約我家外出食飯,關心我們安頓情況,因此參與了兩、三次崇拜後已決定今後在這裡聚會。
及後牧師介紹我們認識了教會內另外兩、三個年輕家庭,他們的孩子跟我的女兒年齡差不多,讓我們一家大細在新地方有了同行夥伴。教會的弟兄姊妹亦非常接納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都相約我們外出遊玩,對我家融入和適應當地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及後數月,差不多每個月都有年輕家庭來到教會當中,因此,我們成立了自己團契,好讓大人和小朋友都得到關顧,互相支援。短短兩年間,我們的團契已招聚了近20個家庭。

無可否認,移民他鄉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需要我們花時間處理。不過,個人和家人的靈性支援,社交生活都十分重要。筆者慶幸在教會中認識了一班非常好的弟兄姊妹,我們一同查經、一同吃飯、一同外遊、一同分享、一同適應,使我們一家人迅速融入和享受彼邦生活。

未知準備移民或已移民的你,你的to-do-list(待辦清單)有沒有物色教會這一項呢?

再婚後想帶子女移民

傅丹梅女士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2/04/2021

「一切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連同一切惡毒,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聖經新譯本》〈以弗所書4:31-32〉

編輯:謝芳

「移民」成為這兩年的熱搜榜,近日更有多間名校招收插班生,以填補因學生退學移民而騰出的學位。移民是人生一個重大決定,普遍家庭的夫妻之間尚存有不同意見或分歧,更何況是離異夫婦。到底父母離異後再婚,打算帶子女移民時會面對怎麼樣的挑戰?

曾遇過一位男士,與太太離婚後,太太獲孩子照顧及管束權,而他則有每星期的固定探視權。前妻去年再婚,今年打算帶同11歲的兒子離開香港到英國生活,他非常擔心孩子一去不返,從此不能再見兒子,非常不捨,千方百計阻止他們離開,包括考慮採取法律行動,一場孩子爭奪戰即將展開。

再婚後帶子女移民要考慮的因素

子女面對父母離婚和再婚,早已習慣家庭及生活上的不斷轉變,對移民也不一定抗拒,再婚後的家長如果是為了孩子的長遠福祉著想而移民,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有些家長帶子女移民只是為了與前一段婚姻完全割斷,防止孩子與非同住家長的聯繫,令孩子完全屬於這個新的再婚家庭。他們的決定並非是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而是自私地想獨佔子女,這便是為甚麼只獲探視權的家長會極力阻止,因為他們的擔心並非無中生有,而是確實有機會從此失去孩子。

到底留港抑或移民對孩子較好?要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從三方面著手,包括(1)子女的最佳利益;(2)子女的意願;(3)離港後獲探視權家長與子女保持聯繫。

(1)子女的最佳利益

到底法庭以甚麼原則決定是否容許母親帶子女永久離開香港?當家長要帶子女離開香港,必須說服法庭,孩子移民後的生活安排能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孩子的另一位原生家長亦滿意未來的探視安排。根據以往一些案例,法庭在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的爭議時,首要的考慮是子女的最佳利益。在考慮何謂子女的最佳利益時,需要考慮他們的意願及其他關鍵性的資料,包括社會福利調查報告。在法庭考慮有關子女永久移居的申請時,首要事項就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法庭需要整體地平衡各項因素,每一個案件及每一個兒童的情況都有不同,法庭要客觀地斷定那一個安排最能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法庭會列出一些「福利清單」(welfare checklist),整體地平衡各項因素,客觀地斷定那一個安排最能符合女兒的最佳利益,這些安排包括獲探視權的家長的探視安排是否切實可行。

(2)子女的意願

對於孩子來說,要適應移民後的新環境並不是太困難,前提是他願意及喜歡這個轉變,假如他抱持負面或抗拒的態度移民,對他的精神健康及適應都會帶來負面影響,因為,移民是將他連根拔起,從一個熟悉的環境遷移到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文化、氣候、語言、環境的適應尚是其次,最重要是擔心失去一個重大的支援系統,不能再見及獲得非同住原生家長的支援。假如他與繼父母的關係不太好,以往可以於探視時告訴原生父母,尋求幫助,但移民後,他會擔心自己有困難時會孤立無援,成為「孤兒仔」,尤其是那些與繼父母關係不好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會更大。因此,父母在決定前,應先詢問孩子的意願,讓他有足夠的資訊知道移民後的安排,亦讓他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家長在瞭解孩子的想法後,盡量解決他們的憂慮,其中一項可能是擔心沒有朋友。最近一年,因為疫情,學校很多都是上網課,孩子失去見同學朋友的機會,突然要離開,感覺上好像背棄朋友,會有很強的內疚及失落感,心理上過不去。所以,家長最好能安排一些機會,讓孩子在離港前可以和朋友們聚一聚,讓他們可以互相道別,交換日後的聯繫方法,這樣,孩子便感到沒有失去朋友,只是搬了家,不過是搬遠了一些。

但是,假如孩子極度抗拒移民,而家長自己又極想離開香港,不妨考慮將子女交給仍然留港的家長照顧,始終子女是一個獨立的生命,有自己的思想及意志,不是父母的一件附屬物件,可隨意帶走;同時,家長不要因為面子,不想讓出管養權給原本只獲探視權的家長,而忽略整個決定的原則應是子女的最大福祉,非父母的權利或意願為依歸。

(3)離港後獲探視權家長與子女保持聯繫

父母的愛及關心對孩子的成長非常重要,孩子去到外國,盡可能安排他們與原生父/母保持聯繫,讓孩子不會有被遺棄的感覺。若懂得善用現代科技,透過資訊科技與原生父母及朋友保持聯繫,即使分隔兩地,仍可將原本面對面的探視轉為視像會面。曾經有一位家長很想與移居外國的兒子一起看電影,他們的方法是預先買了一包「爆谷」及汽水,一邊保持電話通話,一邊在Netflix同時間播放同一套影片,大家吃著零食相隔兩地一齊看片,在有趣的地方一起笑,感覺就好像大家正在一起看,看完後在電話內表達感受及看法,兩父子的關係保持得非常好。 除了使用資訊科技保持聯繫,家長最好能安排每年有1至2次親身探望,雖然支出昂貴,但一個實實在在的擁抱,一次面對面的傾談,將成為孩子成長的重要回憶。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2-4-2021

基督教機構不能沒有基督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此外亦有助弟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1] 李適清、楊家強:《職場行者》(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134–135。

在抉擇中成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1

有些人有選擇障礙,或者害怕作新的嘗試,以及不願意面對由於選擇錯誤而帶來的失敗和挫折,故此往往不願作出改變,更美其名為以不變應萬變。其實表面上看似沒有選擇,實際上已是作出了選擇,同樣有機會帶來不少失敗和挫折。但反過來說,有些人卻有羊群心態,人云亦云,很容易受別人影響,一旦有甚麼風吹草動便急不及待地跟風,但現代社會變得太多太快,結果兜兜轉轉,疲於奔命。

抉擇本來就是人每日生活的一部份,避無可避,近來其中一個最令不少香港人困惑的抉擇是要不要移民,無論是真的移居他國或在網絡上的大遷徙,在去留得失之間十分苦惱,既怕「上錯賊船」,又怕「蘇州過後無艇搭」,當然最希望可以「一腳踏兩船」,可惜魚與熊掌通常無法兼得!

除移民問題外,本期《燭光》嘗試和大家思考在不同範疇的一些抉擇:例如在疫情下是否如期結婚;面對嚷著要跟父母結婚的幼兒,父母選擇如何回應;選擇只追求外表美麗,還是學習建立內在自信;性罪行應如何改革;如何面對恐懼;以及基督教機構選擇主管的同工時應有的考慮等等。既然抉擇無可避免,願意大家一起學習在抉擇中成長,作出對自己和他人最有利的決定。

拆解恐懼情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近日不少人在談社會局勢,不時都有很多情緒化的反應,當中尤以恐懼為甚,驚被捉,怕被害,收到恐嚇短訊,人心惶惶。很多人念茲在茲的說不少人叫自己離開,不要留戀;又有些人擔心自己去到外國生活會被歧視和欺凌,不會很快樂,進退之間也充滿著擔憂和恐懼。究竟我們可怎樣自處?牧者可以怎樣與肢體同行?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表示,要了解恐懼,找到來源,辨別它和實際情況的分別,再好好計劃如何面對恐懼來襲,這樣自然能處理恐懼。

明光社

恐懼,對一般人來說,是一種感覺,就是驚,不過在心理學中,驚至少分兩種:明確、不明確。張燕鈴表示,所謂明確,就是具體、清楚的,例如驚狗、畏高、怕失去自由,這些事物都是具體的。驚狗這恐懼亦很明確,恐懼的事物是人可以接觸到,驚狗的人甚至驚到一個地步,連可能有狗的地方都不敢去。張燕鈴說:「佢可能就會諗,去元朗可能好多狗喎,咁樣佢會對入元朗卻步,但如果諗到解決方法,例如行開或者用枝嘢對著牠,咁就無影響入元朗的決定,某程度上這恐懼又不是很明顯,唔會因為恐懼而改變決定。」

另一類是不明確的恐懼,例如在一種環境中,覺得無力、無助,因為覺得事件有很多不確定性, 也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令結果存在很多變數。這類恐懼有兩個特點:一、往往會容易令人很單一地看事物,或者只選擇會令人驚的部份來看,從而令自己更驚;二、驚的人會找很多他認為相似的事例去強化自己的驚,令恐懼加深累積。

遇到這類情況,張燕認為有兩件事可做。第一件事:要分辨他驚的事是甚麼,以及了解它與個人自身經驗的距離。筆者在此舉個例子,如有人看見新聞報道,近日有曾在遊行示威中出現的人士不斷遭拘捕,於是他很擔心自己也會被捕,他驚的原因是自己也曾出現在現場,此時如果你能與他細心分析被捕人士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在程度方面有何分別,這種分別可以令人將恐懼拉開一個距離,甚至可以令他分辨到不同程度的參與和結果的分別,他的恐懼感就會自然減輕。

當然,即使他的恐懼其實與實際情況有很大落差,甚至可能與他相比,排在前面比他更驚的人應該更多,但他仍然會驚,因為恐懼有另一個特點是問題會不斷重複,當他繼續不斷看有關資訊時,會引發他的情緒。這時張燕認為可以做第二件事:作最壞的打算,在已有資源中好好計劃可以做的事,掌握自己生活的節奏。

她說:「香港社會氣氛或政治氣候咁差,呢樣嘢我可能改變唔到,但有啲嘢可以用我的資源做到,人對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控制感)大一點時,就唔係被動的回應環境,我會覺得我有得揀,亦唔需要咁驚,因為唔係打到埋嚟就要硬食,其實我有啲嘢可以做。」是故如面對不明確的恐懼,不妨想想最壞的情況是甚麼,再想想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甚麼。例如:若今日不移民,有沒有可能在能力範圍內多用三年時間賺錢去鋪路?

恐懼,說到底就是對未知的事感到擔憂,所以如果先行計劃,對最壞情況作準備,並在能力範圍內做可以做的事,這些正面的計劃和成功實行的經驗累積下來,可以減少恐懼,加強控制感,如此生活下去,會漸漸發現不同可行的出路,漸漸就可以離開恐懼的狀態。她說:「所以個計劃必須根據現有的資源去做,唔係坐喺度諗最理想的生活型態,而係做一個自我評估,將可能發揮的事做到最多,同埋要諗個後備方案。」

如果恐懼影響日常生活、重又重複的傾談也不能處理,或者極度逃避問題,可能就要向恐懼的人指出不如請輔導員向他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因為這種恐懼背後可能有更多的東西,例如成長的因素,或者其他深層次的情況需要去處理。張燕鈴表示,如果對方仍然驚,而沒有處理它,純粹是在逃避,她會向對方指出這個抗拒,例如說:「你由當初肯講到現在收起來不肯再講了,它壓倒你或者壓迫你的程度好似更加大,你不如諗吓係咪有需要見唔同的人,將它拿走。」

明光社

牧者/導師與恐懼者同行常犯小問題

這段日子可能有不少主內肢體也會擔心,又會有不同的恐懼情緒,牧者和導師可以怎樣與這些肢體同行?張燕鈴給了我們一些小貼士,避免出現以下的情況。

1. 否定對方的情緒:

很多人看到恐懼的朋友,聽他們的分享,都覺得他們反應過大,會嘗試平衡他們的想法,例如會說「唔使諗得咁嚴重」,「你諗得太誇張啦」,「唔好災難化啦」等等的話,但恐懼中的朋友,本身就活在這情緒中,這恐懼對他們來說是具體而實在的,以上說法只會令人覺得自己不被接納和了解,甚至會再進一步,真的覺得自己的恐懼是個大問題,一般人也處理不到,從而進一步放大恐懼。

2. 用例子說明他並不值得恐懼:

不少人在安慰恐懼的人時會說:「唔使驚,你睇阿邊個邊個都未驚,幾時到你呢?」但事實上一個人恐懼就是恐懼,當你企圖用另一個他不認同的經歷去說他時,實際上他會有一種被硬塞大道理和不被接納的感覺。所以我們只能用他所認同的例子去替他做分析,而不應將他不接納的東西硬塞給他,應該要先處理他的情緒,之後才用理性分析,次序不能倒轉。

3. 叫他停止出現某些情緒:

很多人會習慣叫人「唔好驚」、「唔好諗」,但事實上潛意識是無法處理一個存在但又要對方無視的訊息的,此舉只會不斷重提醒對方恐懼的存在,甚至會將恐懼情緒放大,因為每次想「唔好驚」的時候仍然在驚,反而強化了恐懼

移民壓力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3/2021

移民不是一件小事,除了很多基本的移民資訊外,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和情緒需要處理。明光社在今年1月14日舉辦了「移民壓力錶:如何檢視及處理移民對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壓力?」網上講座,當晚講員精神科醫生廖廣申醫生提醒,移民家庭在移民前後均有不同壓力需要處理。剛移民英國的Eric則在當晚分享到,要善用社交網絡,當中有很多資源可以使用,令剛移民的朋友不用單打獨鬥。

明光社

廖醫生表示,很多人以為考慮移民只是處理一個問題,但實際上在壓力錶各項目內,移民包括了搬屋、轉學校轉工、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睡眠時間等等很多問題,所以各項的壓力指數加起來,其實總體壓力可以很高。部份人甚至在移民前、中及後期均有精神困擾,因為改變太大,可以有很多適應問題,有些人可能在未移民前,在本地生活已經出現問題,所以才考慮移民,他們在移民前後面對的問題會更多。

廖醫生表示,一般來說,移民的人會經歷文化震盪,他們會經歷幾個時期:分別為蜜月期、挫折期、適應期、接受期。剛到新地方有很多新事物要探索,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所以在蜜月期大部份時間是快樂的;但之後會經歷挫折期,例如會開始懷念在香港的一些衣食住行、生活習慣中的美好,但這些事物可能在新地方是沒有的,或者有所不同;之後就是去學習適應和接受。如果最終未能適應和接受,移民海外將成為很糟糕的體驗,部份人會覺得自己在坐「移民監」,最後可能很快回流,因為未能適應海外的生活。

在學習適應的時間,廖醫生建議盡量日常生活保持作息正常,特別是睡眠和運動要足,因為它們能促進人的精神健康同時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他認為即使在疫情之下,也必須保持良好的社交生活,例如可以透過即時通軟件與香港的朋友、家聯繫,有群體的支持可以過愉快一點,最後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生活苦悶,染上不良嗜好,例如吸煙,賭錢等等,因為這些活動會令人上癮,之後可能會影響自己整個生活的質素。

明光社

移居英國的Eric表示,自己和家人在一個多月前才來到英國,他跟太太都在適應當地生活,他指英國大約下午4、5時便天黑,加上時差、交通等情況,這些都是他們需要適應。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他,在當地找工作沒有遇上甚麼困難,而在融入當地社區方面,由於正值疫情期間,他們都沒有甚麼機會認識當地人。Eric又分享到,在英國租屋不易,因為除了涉及租金外,當地的審批亦較嚴謹。他指當時幸得在英國的朋友幫助,令事情順利辦妥。他又提到在社交媒體中有不同的群組,可以提供許多不同的資訊和支援,由於現在人與人難以面對面接觸,這些群組便能幫上忙。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收看講座」截至3月4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42次。

收看講座

疫情會過去 移民買樓要「快脆」?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1/01/2021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香港

14.9

17

19

18.1

19.4

20.9

20.8

溫哥華

10.3

10.6

10.8

11.8

12.6

12.6

11.9

悉尼

9

9.8

12.2

12.2

12.9

11.7

11

墨爾本

8.4

8.7

9.7

9.5

9.9

9.7

9.5

洛杉磯

7.7

8

8.1

9.3

9.4

9.2

9

多倫多

6.2

6.5

6.7

7.7

7.9

8.3

8.6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深圳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北京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上海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香港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廣州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台北

0.219[17]

0.367[18]

0.376[19]

0.402[20]

0.389[21]

東京

0.140[22]

0.149[23]

0.178[24]

0.250[25]

0.330[26]

新加坡[27]

0.908[28]

0.635

0.459

0.376[29]

0.293[30]

紐約市曼哈頓

0.174[31]

0.142[32]

0.154[33]

0.291[34]

0.273[35]

多倫多[36]

0.079[37]

0.118[38]

0.163[39]

0.211[40]

0.268[41]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香港

深圳

廣州

北京

上海

台北

紐約市

東京[53]

新加坡

多倫多[54]

2018

2.90[55]

2.31[56]

1.90[57]

3.8[58]/4.5[59]

3.53[60]

3.7[61]

3.9[62]

2.58

2.1[63]

6.06

2019

3.63

2.22[64]

2.15[65]

4.1[66]

3.6[67]

3.7[68]

4.1[69]

2.33

3.2[70]

5.92

2020

(至最近)

6.4[71]

2.33[72]

2.53[73]

4.5[74]

4.4[75]

3.8[76]

13.2[77]

3.2

4.5[78]

10.7*

*2020年1至10月平均數為10.8%,10.7%為10月數據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升幅

北京(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888[86]

1,303[87]

2,228[88]

3,659[89]

5,646[90]

536%

樓房呎價

589.66[91]

541.25[92]

1,275.14[93]

3,563.11[94]

5,506.57[95]

834%

呎價/月入

0.664

0.415

0.572

0.974

0.975

47%

上海(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911[96]

1,390[97]

2,403[98]

3,976[99]

5,787[100]

535%

樓房呎價[101]

295.06

593.19

1,467.87

2,837.73

4,654.22

1478%

呎價/月入

0.324

0.427

0.611

0.714

0.804

148%

廣州(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002[102]

1,407[103]

2,301[104]

3,580[105]

5,421[106]

441%

樓房呎價

442[107]

429[108]

755[109]

1,694[110]

2,944[111]

566%

呎價/月入

0.441

0.305

0.328

0.473

0.543

23%

深圳(人民幣)

可支配月入

1,687[112]

2,300[113]

2,437[114]

3,412[115]

5,210[116]

209%

Price / sq ft

464.9[117]

556.78[118]

1,216[119]

2,612[120]

5,090[121]

995%

呎價/月入

0.276

0.242

0.499

0.766

0.977

254%

香港(港元)

可支配月入

9,200[122]

9,500

10,500

13,400[123]

18,000[124]

95.7%

樓房呎價[125] [126]

3,000

2,000

3,200

9,459

13,610

354%

呎價/月入

0.326

0.211

0.305

0.706

0.756

132%

 

[1] 當年每呎2,000港元,為目前的12%。〈【地產智識庫】同樣指數都是100點,究竟反映現今樓價貴或平?〉,搵屋易,2015年1月21日,網站: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二手樓價指數〉,香港置業,網站:www.hkp.com.hk/zh-hk/market-insight(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 Sean O’Shea, “Toronto condo, apartment rental prices drop again amid ongo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28,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7428631/coronavirus-toronto-condo-apartment-rental-prices/; Lauren O’Neal, “Toronto condo rent prices reach lowest point in nearly three year,” blogTO, October, 2020, https://www.blogto.com/real-estate-toronto/2020/10/toronto-condo-rent-prices-reach-lowest-point-nearly-three-years/.

[3] 綜合各類住宅建築類別的平均價格,包括獨立屋,「孖屋」、鎮屋、多層柏文等等。

[4] Ainsley Smith“High Demand for Housing in GTA Will Continue Beyond COVID-19: TRREB,” TORONTO STOREY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5, 2020, https://torontostoreys.com/high-demand-gta-housing-continue-covid-19-trreb/.

[5] “Can you afford a condo in Canada's largest cities? Royal LePage reports 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CISION, last modified August 28, 2019, https://www.newswire.ca/news-releases/can-you-afford-a-condo-in-canada-s-largest-cities-royal-lepage-reports-on-price-per-square-foot-868219496.html.

[6] Pierre Carapetian, “WHY $1000psf IS TORONTO’S NEW REAL ESTATE NORM,” PIERRE CARAPETIAN GROUP,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0, 2019,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7] “The average price of a new condo in Toronto could surpass $1,600 psf in five years,” newinhomes,com,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ewinhomes.com/blog/the-average-price-of-a-new-condo-in-toronto-could-surpass-1600-psf-in-five-years.

[8]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All Editions,” DEMOGRAPHI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www.demographia.com/db-dhi-index.htm.

[9] 〈平均25,500元 第二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跌8.9%〉,《東方日報》,2020年9月2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902/00176_00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0] 〈按揭計算機〉,美聯物業,網站:https://www.midland.com.hk/calculator/mortgage-calculator.jsp?price=9900000&loanrate=60&loanyear=30&rate=2.1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1] 張偉倫:〈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香港01》,2020年1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財經快訊/423969/香港連續10年成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為上樓市民要不吃喝逾20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2] 〈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 貴絕全球〉,《明報》,2020年6月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00609/s00004/1591641031331/去年港樓價均價逼千萬-貴絕全球(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13] Sean Boynton, “Home prices in Metro Vancouver continue to fall, but average still sits over $1M: report,” Global NEWS, last modified January 9, 2020, https://globalnews.ca/news/6388187/house-prices-metro-vancouver-end-2019/.

[14] 「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and Discretionary Income)指扣除入息稅,強積金,社保,或其他出糧時便要上繳的費用後,真正可用的收入。

[15] 為免令讀者感到沉悶,筆者把這節的數據,如北上廣深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平均呎價等資料放在文末附錄。

[16] 此圖表中,東京,紐約市曼哈頓和多倫多等三欄只取其住宅大廈(condo / apartment)呎價,撇除了當地獨立屋(detached house)或鎮屋等屋宇類別的數據,因這些低密度建築呎價多數較柏文低,其概念和香港高層數細面積的住宅相去較遠,如計算在內定必拖低該市的數值,故不被考慮在此「呎/薪」表之列。

[17] 蔡惠芳:〈晚15年買房 竟要多付51年薪水〉,好房網,2014年11月28日,網站: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734385440.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Index of/duckhouse〉,鴨子的窩,網站:http://www.realestate.com.tw/duckhous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台北市房價泡沫知多少?〉。

[19] 方暮晨:〈房市10年漲1倍,薪資沒跟進,所以房價「貴」!〉,MyGoNews,2012年1月13日,網站:http://news.sina.com.cn/o/2009-12-18/103416794880s.s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2009-2018 各縣市近十年平均每戶每人可支配所得〉,風林火山,2020年5月3日,網站:http://fongthinger.blogspot.com/2020/05/2009-201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0] 〈台北買樓港策略〉,《東方日報》,2014年3月30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40330/mobile/odn-20140330-0330_00202_00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驚!北京平均薪資超越北市了 被洗腦的深綠:大陸很窮的〉,怒吼,2017年12月10日,網站:https://www.nooho.net/2017/12/DPPfraud496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1] 〈【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  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7月7日,網站: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88139/【移民台灣】台灣樓價直指高位%20%C2%A0移民先買樓還是等一等?(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葉卉軒:〈新竹第一 「全台薪資第二高城市」竟是這裡?打趴六都〉,《聯合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736193(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2]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NIKKEI ASIA,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9, 2019,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Property/Tokyo-property-prices-near-bubble-era-levels; 〈家計〉,東京都の統計,網站: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1999/TOBB510U.PDF(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3]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4/tn04qyte0520a.htm.

[24] Hiroyasu Oda, “Tokyo property prices near bubble-era levels,” ;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09/tn09q3e014.htm.

[25] “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statist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68329/japan-apartment-tsubo-prices-tokyo/; “TOKY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東京都の統計,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toukei.metro.tokyo.lg.jp/tnenkan/2014/tn14q3e014.htm.

[26] 這個數值只指condo / apartment,並未包括獨立屋的呎價在內,原來數值是每坪,“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如果新樓則躍升至每呎10,785港元,“Average price per tsubo of condominium units in the 23 wards of Tokyo in Japan from 2010 to 2019(in million Japanese yen),” JAPAN PROPERTY CENTRAL, last modified Sept 9, 2019, https://japanpropertycentral.com/2019/09/new-apartment-prices-in-japan-since-1956/(2019年9月東京樓價)。

[26] 月入數目已經是賬面收入扣減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80%,資料取自:hinaken:〈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年收入排行公布〉,2019年4月19日,網站:https://www.517japan.com/viewnews-10568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20日)。

[27] Income source: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Singapore,” THE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20,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SG.

[28] Rick Fok,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Singapore’s property market and will it affect the property price?,” the new savvy,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20, https://thenewsavvy.com/countries/vietnam/how-will-covid-19-impact-singapores-property-market-and-will-it-affect-the-property-price/.

[29] “All Non-Landed Residential, All Districts,” squarefoot research, accessed 20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quarefoot.com.sg/trends-and-analysis/market-trends.

[30] “Singapore remains the 2nd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in the world after Hong Kong,” CBRE, last modified April 11, 2019, https://www.cbre.com.sg/about/media-centre/singapore-remains-the-2nd-most-expensive-housing-market-in-the-world-after-hong-kong.

[31] James McGrath, “How Will Coronavirus Impact NYC Real Estate?,” Yoreevo, last modified January 16, 2021, https://yoreevo.com/blog/coronavirus-nyc-real-estate; “NYC2000 Results from the 2000 Censu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planning-level/nyc-population/census2000/sociopp.pdf.

[32] “2005 Annual Report on SOCIAL INDICATORS,” NYC,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publications/socind05.pdf?r=1216; Eileen Hsu and Morgan Evans, “Manhattan Condo Living: New York Condo Average Price Per Square Foot Price 2000-2009,” Manhattan Condo Living, accessed 20 January 2021,  http://manhattan-condo-living.com/post/1859031/new-york-condo-average-price-per-square-foot-price-2000-2009.

[36] Income source: www150.statcan.gc.ca

[41] https://pierrecarapetian.com/why-1000psf-is-torontos-new-real-estate-norm/ https://www.payscale.com/research/CA/Location=Toronto-Ontario/Salary月入數目已經是帳面收入扣稅和交社保後剩下的70% (加拿大稅率比日本更高)

[52] 需特別留意的是,廣州和深圳及上海2018 & 2019均為「登記失業率」,上海2020為「調查失業率」,北京2018為「登記/調查失業率」,2019及2020為「調查失業率」。國內「登記失業率」(全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短處是只將在政府部門登記、符合失業條件的人員統計為失業,將「外來務工人員」排除,加上失業者不一定主動進行失業登記,故難以全面反映問題。雖然內地的「調查失業率」亦未很有效地處理農民工的失業統計問題,但已算是和國際做法接軌。理論上「登記失業率」數字多數低於「調查失業率」,亦較不能反映實況,只能反映該城鎮有多少人在拿社保綜援。https://news.stcn.com/sd/202004/t20200426_1721493.html

[101] 1999 – 200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a1ea40102dvmw.html,2014 & 2019 Shanghai house price data from https://www.anjuke.com/fangjia/shanghai2014/

[114] Same as above

[125] 1999,2004 & 2009 figures from https://housefindeasy.com/news.php?id=26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平安夜回想過去的烽火硝煙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1/12/2020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幫助孩子面對移民的適應

傅丹梅女士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2/12/2020

訪問嘉賓: 廖廣申醫生   |   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
編輯: 謝芳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聖經新譯本》〈詩127﹕3〉

明光社

幾年前看過一齣電影《玩轉腦朋友》,印象非常深刻,11歲女孩韋莉本來一家三口住在明尼蘇達州,過著幸福愉快的生活,一家人最愛在結了冰的湖面上玩曲棍球。後來,父親決定舉家搬到三藩市,面對陌生的環境,女孩子顯得無所適從,以往的快樂時光,彷彿一去不復返,而環境的變遷也令她由「陌生」感到「疏離」。韋莉腦內的五種主要情緒,阿樂、阿愁、阿躁、阿憎和阿驚,由於阿樂和阿愁的走失,韋莉的生活變成由阿躁、阿憎和阿驚所掌控。阿樂看見一座又一座由成長的記憶建成的小島,因記憶的消失而逐一崩潰瓦解,令她很擔心,企圖扭轉局面,阿躁的一個決定,令韋莉決定離家出走,回到故鄉明尼蘇達州。

家長可幫助子女面對移民

今年身邊多了很多朋友考慮移民,大部分有年幼子女的都會考慮到英語國家,希望子女能有更好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我開始思想,小朋友移民去一個全新的地方,面對陌生的環境和懷念不捨的朋友,他們會否如韋莉般未能適應新環境?甚或偷偷回港?

作為家長,又可以如何幫助子女適應這個轉變,減少阿愁、阿躁、阿憎和阿驚的影響,快樂地投入新生活?我藉此訪問了私人執業的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廖醫生認為,對於年齡較小的子女,一家人移民較單獨送子女去外國讀書較好,因為移民是父母與子女一起,在生活照顧各方面都會較好,子女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陪伴及依靠,會較有安全感,面對的適應問題亦會較少,例如在飲食方面,子女仍可以食到父母所煮的家鄉味。

移民前的心理準備

香港的讀書壓力非常大,令很多兒童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移民或到外地讀書,可以轉換一個環境,對部分學童可能更有利。只是,對於那些家庭關係較差、害羞及膽小的孩子,會較容易出現適應問題及抗拒轉變。兒童的安全感建立在穩定及熟悉的人和環境,移民對他們會帶來一定的衝擊,他們產生焦慮,他們會擔心見不到老師、朋友同學及親戚,失去這些熟悉的人物,去到一個沒有朋友的地方,卻要面對新的老師、同學、語言、文化、食物、氣候等等,對他們來說,是衝擊很大的!因此,家長要為他們做些心理預備的工作,讓他們對即將要去的地方不致太陌生,例如帶他們去一次打算移民的地方或觀看一些當地的旅遊節目,讓孩子對那地方產生興趣。

至於子女擔心會失去朋友同學,家長可以告訴孩子,他們可以透過電子平台繼續保持聯絡及見面,猶如香港因為疫情停課,大家仍可以一起於網課時見面。雖然不能面對面溝通,但只要懂得善用現代科技,即使移民他國,也可以繼續與香港的朋友保持聯絡。

遇到子女要求將所有物件都帶走,雖然外國的居住空間一般比香港大,但是,家長可能基於運費及在移民初期會短期租住較小的空間,再觀察那一個地區較適合長期定居才買物業,未必容許子女將所有物品帶走。這樣的話,家長要與子女商討那些東西一定要帶走,那些東西可以送給人,又有那些可以拋棄。其實,香港居住環境狹窄,盡早教育子女學習取捨,對他們也是有益的。

到達新地方後的適應

每個人去到一個新環境,都需要一段適應期,時間長短因人而異,家長要幫助子女適應,自己的適應非常重要,這樣,才能給子女信心及榜樣,他們是可以適應新生活的。首先,父母要正視自己的情緒,因為父母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心情,父母很興奮投入新生活,子女也會受感染。父母既然已經做了移民的決定,便不要經常有回流的打算,相反,需要一步一步融入當地的文化及生活,願意結識新朋友,建立新的社交圈子,慢慢建立新的支援網絡系統,避免只集中在華人地區與華人相交,盡量持開放的態度,吸收其他文化的優點,融入新的生活,不要一直留戀過去,因為嚮往新事物能有效減低對舊物的留戀。大部分小朋友對新的環境會感到新奇及興奮,家長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探索新居住地區的事物,一起去購物,一起去附近的遊樂場公園等等。當小朋友有一個更開心的學習環境,更有趣的生活環境時,他便會逐漸減低對以往生活的依戀,更願意投入新生活,便能更早適應。很多時,父母不適應的情況遠較子女嚴重。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的緣故,很多地方都會有限制市民外出的措施,很多戶外活動的設施也關閉,未必可以與子女經常外出,熟習新環境,家長可以先嘗試一些室內活動,與子女一起研究居住地區的歷史、文化、地標及有趣的事物,一家人也可以一起設計新居,製作手工或食物,一起培養一些新興趣,務求盡快投入新生活。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21-12-2020

去與留的抉擇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17/12/2020

何解要離開香港?

離港前,筆者在跨國市場研究公司擔任研究總監一職,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收入總算足以支付照顧父母和家庭的所有開銷,近10年從不需要為金錢而擔憂。但看似安穩的生活背後卻有苦自己知,為了每晚可以在女兒睡覺前見一見面,我每天早上7時半準時上班,盡可能在晚上9時半前離開公司。日復日、年復年,加上跑業績和趕死線的壓力,心中盤算如此生活我究竟可以多撐幾多年?

由於擔心兩名女兒日後會否走我的舊路,因此一直跟太太有默契在大女初中時送兩名女兒到外地升學,好讓她們自小適應海外生活,將來可以選擇不在香港發展。不過這樣的安排令我無法見證女兒的成長,而女兒長期沒有父母在身旁對其成長或多或少總有些影響。

眼見香港政局低處未算低,工作量有增無減,大女升讀小學後功課壓力也不輕,又不捨得太早送她們往海外升學……在種種因素交織下,因而萌生舉家移居海外的念頭,並將範圍收窄在亞太區的英語系國家內,以減低時差影響跟父母之間的日常溝通。由於太太是電子工程師,而我的工種列入新西蘭技術移民職業清單中,因此我們最終選擇了新西蘭。

離開香港真的這麼容易?

有很多人認為申請移民一定所費不貲,其實我只花了不多於三萬港元就申請了全家人的新西蘭居民簽證。因此,申請費用不是我最大的考慮因素。

反而更需要考量的是要放棄在香港所建立的事業和穩定的收入,重新在海外尋找工作,而對香港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來講,在海外除稅後的收入一定比在香港時大大減少,打算移民的你是否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更何況筆者和太太在香港土生土長,父母、家人和絕大部份朋友都在香港、要離開一個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到一個跟自己文化完成不一樣的國家定居,可以想像這並不是一個輕易作出的決定。

移民單純是為下一代嗎?

有很多人離開香港是抱著為下一代的想法,希望小朋友在海外接受教育,功課壓力較少,有更大空間讓小朋友培育興趣、發揮所長。這想法絕對正確,依筆者過去兩年的第一身觀察,新西蘭的教育絕對合乎期望,起碼我尚未在這裡認識到一位不喜歡上學的小朋友。

放心,個人經驗認為下一代一定非常適應這裡的生活。問題是你是否甘心願意放棄在香港擁有的一切,讓自己投入並享受跟家人在外地生活?單單是下一代的開心是不足夠的,你都需要心甘情願,否則你日後可能會後悔你當初移民的決定。

我如何令自己享受在新西蘭的生活?

現今科技發達,我們隨時可以透過WhatsApp或FaceTime等軟件跟遠在海外的家人或朋友聯絡。坦白講,我之前在香港的工作時間不見得自己有很多機會跟父母或朋友見面,反而移民後差不多每天都有時間跟家人聯繫。

個人認為大部份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最不適應的是香港的方便和薪金。

無可否認,在香港生活確實非常方便,步行15至20分鐘,生活所需盡在眼前。相反新西蘭幅員廣闊,人口密度低,加上公共交通不及香港發達,因此生活上一定沒有香港這麼方便。但筆者住在奧克蘭,駕車15至20分鐘路程應該可以滿足了絕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上茶樓嘆點心都無問題)。奉勸想移民的你最好在香港先考車牌。

如要生活好,請你最好忘記在香港時所賺取的薪金。新西蘭貧富差距遠較香港低,中高收入工種的薪金遠不及香港,加上累進稅率,你在這裡賺取的收入必定比香港少。不過絕大部份住在這裡的人都享受政府的免費教育、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按現時標準,兩夫婦退休後每月大概有14,000港元),加上住屋和其他生活成本較香港低,其實你不需要像在香港時賺那麼多。更重要是在這裡工作可以讓你換來更多每天跟家人相處的歡樂時光,這些是無價的。請緊記,當我們對社會制度上的不義投下反對票時,也要向所衍生的經濟分配不公說「不」!

當然同路人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筆者有幸在奧克蘭找到一間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要服侍對象的教會,在家庭小組中認識了有十多個來自香港的年輕家庭,同儕間的支援和鼓勵,讓我們一家人更快地適應在新西蘭的生活。

希望筆者的分享對有移民想法的你,有一點點的幫助。

教會要為荒年作準備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重建.復原

陳永浩博士 |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1] 當然,這絕對只是戲言。但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中,多少宗派堂會,是因爭執、分裂而立?實在為數不少。畢竟,教會除了有神的同在,同時也是由人建立的,而人一多,意見不同,爭吵少不免,分裂後再組成「同聲同氣」的信徒群體,絕對是平常事。

[2] 這裡所說的「加速」是借用近年在政治和社會理論中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當然意思並不能全部照搬過來,也並不如上述理論般,推論教會最終會崩潰。參:“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3]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4] Michael Y Ni,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5] 這是引自邢福增、羅秉祥、余震宇等著,王礽福主編的書目標題。事實上,香港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社會動盪,早已進化了,教會難道也不要一起進化/進步嗎?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重建牧者心與牧養的重塑

余達心牧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神學院神道學博士。多年來,余牧師投身神學教育,致力栽培及牧養華人信徒。余牧師除了鑽研教義神學,亦常反思及推動文化傳承。著作包括《荒漠行》、《吶喊文粹》(合著)、《信念書註釋》、《自由與承擔》、《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極端仁慈的上帝》等。
05/11/2020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移民外國英文好?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26/08/2020

小弟經常香港加拿大兩地走,留意到近年多了不少已回流香港的加拿大移民選擇「再回流」,身邊亦有不少朋友問我怎樣移民。其實數十年來,移民這話題在香港方興未艾,以前聽得較多的一個原因,便是希望下一代能有更佳學習環境、學好英文,但透過移民學好英文到底有多真實?又或效益多高呢?

小弟80年代末移民楓葉國多倫多,當時中一未讀完便離港,到了加拿大插班讀「七年級」(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制度:一至八年級為小學,九至十二級為中學)。不少人都以為年少移民,只需數年英文定必「嘞嘞聲」,講得十分流利,查實並非必然。當事人本身的性格和英語底子(或外語)固然是語文能力提升的關鍵,但根據我的個人經驗,環境 (即居住、上學上班的地區)亦是極其重要一項。

當年小弟落腳區正是8、90年代香港移民首選——多倫多的士嘉堡。此區最廣為人知的是,華人新移民即使不懂英語,仍能毫無障礙地生活。不少商店或私人機構,如銀行、郵局、超市,總有一兩個華人職員在左近。而且楓葉國主打多元文化政策,在新移民集中的地區,不少社區中心或政府部門都會聘用或調配該區較多的少數族裔擔任接待或工作崗位。好處是新移民投入日常生活無難度,但亦因此不少華人旅加多年,英文仍毫無寸進,最後都只能在華人圈子生活、工作、透過華文媒體接收資訊,或「回流」中港台。這情況今天仍然存在,只是華人首選落腳區由士嘉堡北上數公里,轉為萬錦市。

這種「英文無寸進」的循環雖在中年移民圈中較常見,但小弟在北美求學期間,亦見識不少年輕人——包括小弟——這些移民前在老家「少壯不努力」的學生,到了外國又經常與華人子弟為伴,再加上日常娛樂主要是中文歌、港劇和港產片,結果便是來加多年,英文龜速進步。

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插班第一天入課室,全班二十多人,過半是華人,當中大多數是香港移民,其次是台灣來的,然後是俗稱「竹升」的第二代華僑(當年中國大陸移民佔華僑社群很低比例),只有四、五個白人,在班中他們才是少數族群。升上中學後情況不變,午飯時在學校飯堂只會聽到廣東話,大家閒聊的話題十九不離香港和台灣的流行文化。

此外,這邊的學校為了提升新移民學生的英語水平,大多會設置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簡稱ESL的英文輔導班。不過根據小弟個人經驗,ESL通常會變成華人同學會。班中鍛鍊英文的機會只有每堂和老師的幾段練習及對話,反倒是把英文麻麻的移民學生聚在一起。雖然如果班中有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學生仍有機會能鍛鍊英文,但根據「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定律,小弟自然是「群返」一眾港人子弟,齊齊睇《風雲》、聽草蜢李克勤、打「紅白機」過日子。返教會?當然亦是華人教會。

反過來,小弟在加拿大認識數名Uncle和Auntie,他們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約三十多歲移民。據知他們學歷不高,當中兩三人更只有小學程度,因條件所限(學歷和經濟),他們惟有選擇加拿大一些移民門檻較寬鬆的城市為申請目的地(可以「加分」),那些地區大多是人口密度較低,需要勞動力但勞動人口不足的市鎮,又或是一些公司在當地長期招聘不到員工,最後進行海外招聘而被錄用,因而赴加定居。由於那些地區華人少,同事大多為非華裔,所以即使人到中年,但因經常使用「英語」這工具,來加兩三年語文能力已突飛猛進。當然,通常都是會話能力進步,書寫方面可能仍然有待改進。

至於小弟的英文,自問到了今日仍未達本地人般流利的水平,但慶幸在中學畢業後,在一個政府部門找到暑期工,身邊的同事九成並非華裔,記憶中那個夏天講的英文總和比之前四五年上學講的更多。往後數個夏天亦復如是,尋找多些磨練英語的機會,會話應對方面算有些長進。

故此小弟的見解是,對八歲以上的人士來說,移民或留學後如終日仍以自己人為伴的話,英文進步的機會頗渺茫(除非底子良好),反倒只要有一兩年密集地使用英語,即使英語根基再弱,亦定必改善不少。所以不可寄望移民後英文一定好起來,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使用的機會,去非華裔人士較多的地方打工,其效益可能比報讀英文班高數倍。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示威現場的性騷擾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3/01/2020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1] 〈【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 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立場新聞》,2019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2] 〈平機會回應傳媒查詢〉,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ItemID=1606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3] 截至朱敏健受訪時(2019年10月12日),未有當事人就相關情況接觸平機會,參張嘉敏:〈【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 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香港01》,2019年10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5167/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