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經濟與偶像生涯規劃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去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近日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文化圈淡靜，不少娛圈人士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2》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是一線的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其實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與社會當下的中港矛盾可說是一體兩面，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全民造星3》導師，之後又到TVB做《聲夢傳奇2》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都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但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即使MIRROR今年夏天亦要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資料庫

《獅子山下》與香港

《獅子山下》是70年代港台製作同名節目的主題曲，當時節目講述的故事是有關「香港人資源匱乏但仍可憑努力向上流動的社會現象」。有學者形容，《獅子山下》是透過流行文化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2002年，香港遇到經濟大逆境，當年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便在財政預案中引用了《獅子山下》的歌詞，勉勵港人。此後，不論在政府宣傳，或者不同民間團體支持政府做一些民生工作時，《獅子山下》都會出現，而最近有電視台便將它改篇成一首抗疫歌。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後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近日有五名男子於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犯了妨擾罪和《香港鐵路附例》，因為他們帶備麻雀枱於港鐵列車中打牌，並於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有趣」影片。雖然，其中一人稱只是想「假扮打麻雀拍趣片」，但他們被警方斥為自私，阻礙車廂內的通道。[1]

不少網民鍾愛拍照或拍片並於社交媒體中分享，他們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當中除了為滿足感和把自己想說的向大家分享外，另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一、「多巴胺」作祟；或二、「瑪門」作祟。先講「多巴胺」， 它是大腦神經的傳導物質，在做一些事而得到獎勵時，我們腦部會產生它，以令我們感到愉悅和興奮，它也會促使我們想繼續得到它，以致重複再做有關事情。打機成癮或網癮都與這個原因有關，之前於明光社「漂一本有聲好書」的「行為上癮（上／下集）」影片便作過有關的介紹，大家可以按此瀏覽。而有不少網友亦因為想得到別人讚賞而不惜冒險來製作出人意表的相片或錄像。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瑪門」——分享頻道的廣告費。不少網紅拍片上載到平台上，都是為了得到頻道收入。根據網上的資料，YouTuber的訂閱人若有數萬或過百萬，他們每月的廣告費可以多達數萬或十至二十萬元，除了訂閱人數，表現評分也影響收入。[2] 為了要吸引觀看者點讚，網紅都非常勤力，常常製作及上載新片，內容也要有創意和趣味。

然而，為了別人點讚，是不是就可以甚麼都上載？很多人都有小聰明，想到不同的點子和創意去吸引網民的眼球，但他們的做法不都有智慧，製作的內容也未必合法，未能讓自己和別人獲益，影片也不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如：犯案的片段、賣弄性感內容或露骨的片段；又或是未經當事人同意、偷拍得來的錄像等。另外，亦有些是網紅為博點擊而挑戰個人極限，最終卻發生意外，以致換來悲劇收場；又或如上述情況，網紅在列車中以身試法，更上載罪證到網上，結果被懲處罰款，實為不值。

網絡某程度上是自由的，可以讓我們分享自己所想的、所創作的，但我們亦要小心拍攝時的安全及清楚了解事件本身是否合法，大家在拍攝前和上載前，都務必要三思而行，否則只會自投羅網。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網上購物近年大行其道，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不能外出，令網購幾乎成為購買日常用品的唯一選擇。不過很多人也認為網購時沒有看到實物，也不能在店內試用，未能確保物品好壞，網購平台先後引入展示產品相片、影片的功能，讓商家可以上載，令用戶能更具體看到產品，同時吸引更多人購買，而近年更流行用直播的方式，介紹產品之餘更直接在你「面前」試用、試食、試穿，務求讓你體驗如同有銷售員在你身邊的感受，同時又以網購特價招徠，吸引你買貨。這種銷售手法究竟是怎樣流行起來的呢？

傳統來說，香港不乏直銷的活動，即使今時今日，去到一些巿集，或者比較舊的社區，例如深水埗，不時看到一些途人聚在一起，聽人介紹產品，之後有示範，最後還有特價優惠，這些散貨場往往集團式經營，亦很有歷史感，當中講求的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買東西，產生一種羊群效應，最後銷售員可以賣出很大量的貨物。

人流帶來商機

到了網絡世代，要集合「人氣」來參加買賣活動，並不容易，因為人本身就只是一個虛擬身份，要在其中設置買賣場，首先要有合適的場地，之後要有商品，有販賣的人、圍觀的人等等，才能構成一個虛擬巿集的效果。近年不少平台為了增加人流，引入直播活動，期望達到吸引人流的果效，愈多人在該平台停留，就愈有機會做買賣，所以在內地有極多直播平台，例如去年淘寶雙十一的銷售活動，一個人做直播帶貨，一天下來可以有數以億元計的收入。有媒體指，有統計顯示，2020年直播帶貨的市場規模按年大幅增長，預期2021年整體規模會高達10,000億元人民幣。[1]

亂象的出現引發規管

利潤是可觀的，不過，直播帶貨在國內同時也出現了不同的亂象，有些人在銷售時胡亂吹噓，之後被消費者發現產品實況與聲稱的有出入，另外又有消費者發現直播帶貨的主播聲稱是「全網最低價」，豈料貨還未收到，卻見到了「突破最低價」，頓時感到被騙。內地有關部門亦認為有關發展並不健康，所以開始嘗試規管，引入類似考牌制度。[2] 不過直播帶貨的文化已經建立，要香港做到像內地般的規管，十分困難。[3] 實際上，部份從事直播帶貨的人，為了吸引人買貨，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會做有違道德規範的事。

在香港直播帶貨並不流行，雖然很多人開班教人做直播，但針對的都是將香港產品賣到內地巿場，或者為部份香港產品或服務做一些錄播的開箱影片或者介紹，鮮有以直播的形式做促銷。就算有電視台嘗試做類似的節目，但直播帶貨的活動暫時未有在香港流行起來，一來是因為香港地方很小，買東西很容易就看到實物，所以沒有必要為了購物看直播，二來就是有興趣看直播帶貨的人，在街上就看可以看到一些直銷產品，也沒有必要找網店看直播帶貨。

消費者委員會曾表示直播帶貨和直銷一樣，容易有誇張失實的宣傳，以及在時限內要求消費者作出非理性的購物行為等等，其實這只是眾多促銷手法之一，在內地消費平台購物，本來就有不少風險，如果不多加留意，隨時就錯買了不必要的商品，或者買了次貨，要退貨或者要爭取原本的消費者權益，就更不容易了。

香港明星去直播帶貨

近月不少報道講述很多香港明星去做直播帶貨的主播，他們名氣雖大但賣出的貨品卻很少，只有少數如苑瓊丹可以成功轉型成為「直播主」，其餘的港星都大嘆在直播間好幾小時，賣出的貨品卻不多。[4] 可見明星往往不是成功的因素，反而直播主能否與網民作近距離互動交流，帶動直播間的氣氛，才是直播主成功的關鍵。

有在香港專門教直播帶貨的導師分析，直播帶貨只是內地網紅經濟的其中一環，事實上除了帶貨可以賺錢，幫自己做人設（人物設定），例如保險專家，育兒專家，一樣可以賣出相關產品，又或者可以將自己變成專業的直播主，透過做短片增加流量，然後做植入式廣告，也是賺錢的模式之一。[5] 可見影像吸引人消費購物，賣廣告已經不是唯一吸引人消費購物的方法了。

參考資料：

蔡承浩。〈跨境營商系列 | 如何做直播帶貨-台前幕後的準備〉。數碼學堂。網站：https://academy.hktdc.com/tc/videoseries/CrossBorderECommerceSeries/T1-5-Prepare-for-Live-streaming-E-Commerce。

BBC News 中文。〈中國主播訓練營：直播帶貨熱潮下的暴富夢〉。YouTube。2021年5月22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bg-GrO-t4。

ViuTV在2021年推出的第四季《全民造星》節目，開宗明義以選拔女團成員為目標，吸引過千名女性報名參加，最後選出96位參賽者進行比賽，並於聖誕日進行總決賽，獲得冠亞季軍的三位參賽者在「專業評審」及「全民投票」項目中都獲得佳績，可見她們的表演深得評判和觀眾的喜愛。

不少市民對這隊女團都滿有期望，所以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內都有大量對節目內容和各參賽者的討論，亦有不少網民在節目播出前已對節目存有一定的偏見，預期節目中會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甚至該節目監製花姐（黃慧君）亦認為全女班必定是非多，但出乎意料之外，在整個節目中都看不到這些場面，節目呈現出的反而是一群女生團結地追夢的情況。

花姐曾透露這次辦「選女團」活動，是因為被上屆的女參賽者感動，發現原來女生也能熱血地為夢想拼盡全力，甚至比男生更賣力。女團經理人Wing（戴穎）亦多次表示參賽者需比過往幾屆的人更加熱血，才不致被外間「睇死」。其實這正正反映了一般認為男生在工作方面比女生更認真，他們追夢時亦會比女生更有毅力這種刻板的性別印象，亦因為這樣，所以女團選拔賽的參賽者才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讓觀眾知道她們不比男團成員遜色。

參賽者需在節目進行一連串唱歌、跳舞或戲劇表演，因此她們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才藝，但要成為大眾「偶像」的話，單靠才藝是不夠的，還要得到觀眾的支持，她們的形象和表現需符合觀眾對偶像的想像，為觀眾提供幻想的空間，才能繼續在演藝界生存。

年青是王道

論到女團的資格，首先，參賽者需符合一個很客觀的條件，就是年輕。花姐指出女團成員必須年青，希望選出來的女團成員年齡範圍是16至25歲，而男團Mirror的成員參加第一季《全民造星》時，他們的年齡是介乎18至29歲，由此可見，經理人對男團與女團的設定有明顯差異，女團必須比男團更為年青。

但是節目中兩位導師卻反對為女團成員年齡設限的做法，認為參賽者的能力不應受年齡所限，因此揀選了一位39歲參賽者晉身60強的位置，按表演質素來說，她晉級是當之無愧的，但在網上卻惹來一面倒的負評。不少網民認為39歲的女團成員實屬超齡，所以無論她的表現如何，都不應讓她晉級，加上她的晉級亦間接令到幾位深受觀眾喜愛的年輕參賽者晉級無望，這令有些觀眾對她和導師更感不滿。她在第二輪比賽時被導師淘汰，導師表示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網民卻為她被淘汰而高興。而另一位35歲的參賽者則成功進入總決賽，最後更獲得第四名的優異成績，但圍繞著她的討論，總離不開她的年齡。

我們看看偶像文化盛行的日本，女團成員除了要才藝出眾外，樣子可愛甜美亦是她們吸引觀眾的賣點，因此她們往往十多歲就出道，但隨著年齡漸長，觀眾開始轉為追捧新一批年輕偶像，而舊的成員在難以繼續再裝可愛時，往往就要「畢業」退團離去。但男團成員卻沒有太多年齡的限制，由活力充沛的陽光少年，到成熟穩重的中年型男，都能得到觀眾的支持，即使直到了四、五十歲仍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美貌不可少

另一個女團成員的資格必然是外型討好。一眾參賽者燕瘦環肥，各有特色，但要成為偶像，外表仍然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當進行總決賽時，身型比例肥胖健碩的參賽者通通都被淘汰，樣子比較平凡的參賽者就必須擁有十分出色的才藝才能晉級。不過，樣子漂亮、氣質出眾，擁有「仙氣」的參賽者，儘管唱歌跳舞都不太出色，都能順利晉級，而她們往往深得觀眾的喜愛。而幾位有潛質成為將來女團「顏值擔當」的參賽者在總決賽時的表演不太理想，但在廣大「粉絲」的支持下，在觀眾投票項目中得到不錯的成績，雖然總名次不高，但仍有很大機會加入女團。

節目其中一位參賽者一直作中性的打扮，蓄短髮的她與其他參賽者一同搔首弄姿地跳舞，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在節目播出前已引起網上一面倒的批評，甚至惡意地指她是「男人」、女團不需有TB（tomboy，即喜歡作中性打扮的女生）等等。她在第一輪比賽的表現不算突出，但卻擊退了一位外表漂亮而且表演出色的參賽者，評判也坦言是因著她的中性形象讓她晉級，希望香港的女團能更多樣化，賽果引起觀眾極大不滿，網上亦充斥著不少對該位參賽者不禮貌的言論。

這位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被評判淘汰，網民一面倒為此而歡呼喝采，但她所屬組別的導師的反應是「如果因著她這個外型而認為她不適合作女團的話，我會感到憤怒。」他的話或許正好反映了，在性別意識高漲的時代，彷彿女團必須擁有能展現出不同氣質的女性，才是正確和進步的做法。

男子組合Mirror也不乏性別氣質比較陰柔的成員，當中一位更被翻舊聞指他是同性戀者，但他的受歡迎程度沒有因而減退，仍能吸引大量女「粉絲」的支持。但從網上的反應來看，觀眾暫時未能接受到女團中有中性形象的成員，典型可愛的美少女仍舊是觀眾的至愛。

戀愛要禁止？

不少外國偶像組合都有「禁止談戀愛」的規定，一旦組合成員被揭發與他人發展戀愛關係，勢必被處罰，減少演出機會，甚至有女性偶像組合成員曾因此而剃髮謝罪。禁止偶像談戀愛的情況在香港是否盛行見仁見智，不過是次女團成員招募活動中，電視台就沒有明言會對參賽者的戀愛狀況設有任何限制，但一眾參賽者都不會多談自己的感情生活。

有參賽者一早表明已婚，甚至帶著子女到電視台來彩排，但她們都不是熱門的參賽者，觀眾並不太在意她們的婚姻狀況。而一位深得觀眾喜愛的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遭淘汰，觀眾大多為她感到不值。不過事情發展峰迴路轉，隨後有網民揭發這位參賽者原來早已結婚，有部份網民得知消息後表示有被欺騙感情的感覺，認為她不應該隱藏已婚的一事，甚至有人認為已為人妻的她不應該參加女團選拔賽。幸好觀眾都慢慢接受了她已婚的事實，她亦是被淘汰的參賽者中人氣最高的其中一個。

其實參賽者的感情生活與才藝、演出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會直接影響到支持者的情感投射，這種情況在「男粉絲」與女偶像之間更加明顯，一想到自己喜歡，甚或迷戀的偶像已有男朋友和丈夫，一切幻想都會破滅。

偶像的一舉一動會影響「粉絲」的情緒，「粉絲」的期望也塑造出偶像的特質。節目中參賽者的演出經常帶出「活出真我」的訊息，希望打破外間加在她們身上的枷鎖。但偶像文化同時也是一項商業運作，為贏得觀眾支持必須迎合觀眾的喜好，所以只有其「真我個性」能符合「粉絲」期望的參賽者，他們才能成功晉級，並成為最終女團成員的大熱門。但就算在比賽中被淘汰，所有參賽者都向觀眾展現了她們獨特之處，她們付出的努力是沒有白費，她們亦向自己的夢想邁進了一步。

資料庫

粉絲的期望：希望偶像永遠都單身

情感投射會令粉絲對偶像的感情生活有「期望」，希望他們永遠都單身，這樣粉絲就可以一直對他／她抱有幻想，相信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令一些偶像、藝人選擇低調處理感情事，甚至有人隱婚，就算生了小孩都不願對外公開。[1] 而早前有位日本當紅女藝人宣佈結婚，結婚對象也是一位藝人歌手，結果令男粉絲大受打擊，揚言要放假「療傷」，甚至有企業的社長宣佈，准許員工因為有關婚訊向公司申請「療傷假」，引起網上熱話。[2]

2021年10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本港的《版權條例》落後超過10年，當局要進行「保底」工作，修訂法例，並以《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作藍本諮詢公眾。[1] 過去，有市民擔心這條例會阻礙二次創作，2014年的草案限制轉播侵權作品，同時二次創作或翻唱作品並未獲豁免，故被外界稱為「網絡23條」，草案最終未能完成審議。經歷過拉布及擱置，是次重啟修例，政府高官指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認為這是檢討法例的適當時機。[2]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發表施政報告時亦表示會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加強推廣、教育和對外合作，又會提升知識產權署的實質審查能力，並研究把《專利合作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原授專利」制度等。[3]

明白科技日新月異，網上創作及分享的渠道及技術比起七年或10年前已經變化了許多，串流平台、電子傳送和直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版權擁有人、版權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的保障都有需要提升。

根據政府新聞公報及是次諮詢文件內容，政府建議按《2014年條例草案》涵蓋的五個範疇（見附表）作為基礎，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

附表：《版權條例》修訂建議涵蓋的五個範疇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對於上述的修例建議，最令人關心的就是有關「豁免」及「提控」兩部份。有關豁免方面，《2014年條例草案》有提及會對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評論時事和引用（有助在網絡和傳統環境中促進表達自由和討論）等目的，提供公平處理的豁免，因為這是十分常見的網絡活動，[4] 故可獲民事和刑事的豁免。有政府官員稱沒有為獲豁免項目提供定義，原因是在法例上，這是一個最佳的做法，亦稱可用「common sense（常識）」去理解意思，如有爭議可由法庭決定。[5]

對於認真翻唱歌曲「以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華」不被豁免，但如果版權持有人沒有反對，政府便無從提控。不過，一旦涉及經濟利益，情況就會變得複雜。翻唱作品除了可上載於YouTube平台，翻唱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翻唱或播放影片，如果他會從中獲利，如收取廣告費、歌唱報酬，版權持有人應可以向他追究，如是者似乎提控的決定權在版權持有者手中，但他究竟要經網上播放平台追究，或向政府哪個部門投訴？案件屬民事或是刑事？由知識產權署或由警方處理？此外，政府雖說法庭處理案件時要以造成的經濟損害、侵權行為會否代替原作品為主要的考慮因素，但作品放在網絡上，結果又是否上載者可以預期得到？筆者就曾看過一些因翻唱而意外爆紅的例子，而這些翻唱作品又是否「代替了原作品」？當中如何界定？這些問題或許仍有待解說。

筆者想到一個例子，藝人陶大宇早前於商場騷翻唱了《倒轉地球》，他意外爆紅，其唱腔和台風成為城中熱話，他的作品是否代替了原唱者劉德華的《倒轉地球》？[6] YouTube的片段不是陶先生自己拍的，廣告收益是歸網民和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但陶先生又因著這些評論及短片的廣傳而接到更多翻唱這歌曲的演出機會，這個情況如按照《版權條例》，又應如何理解和跟進？

另外，亦有創作者會藉「二次創作」的空間來抒發對生活、政治的感受，他們除了要面對《港區國安法》外，現又多了一個《版權條例》，他們又可能會因懼怕觸碰到紅線，表達時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影響了創作自由。

政府就條例的修訂作公眾諮詢，諮詢期由2021年11月24日至今年2月23日，為期三個月。[7] 各位可於政府知識產權署的「更新香港版權制度的公眾諮詢」網頁了解更多及踴躍表達意見。

今期《燭光》將是最後一期印刷版，之後只會有電子版，在這動盪的年代，求主幫助我們在逆境中經歷神同在的平安及喜樂。

2021年互聯網最熱門搜尋的詞匯是元宇宙，究竟元宇宙是甚麼？為甚麼有那麼多人感興趣？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工作、生活、遊戲、作息，甚至教會聚會，這對我們真實的生活會有甚麼影響？近年男團Mirror的成功，吸引電視台想複製成功經驗，以選拔女團成員為目標，希望繼續吸金，為贏得觀眾支持必須迎合觀眾的喜好，偶像的一舉一動會牽動「粉絲」的情緒，「粉絲」的期望也會塑造出偶像的特質，但這些特質有多少是真？女團能否再造神話？〈女團的資格〉一文幫助我們剖析偶像文化的塑造。傳媒近來對大麻議題的炒熱，讓我們再次思考大麻製成品應否在香港合法化的問題。除了偶像文化及毒品問題，〈當小孩遇上禮物〉幫助家長教導孩子收禮物和送禮物的真正意義，透過分享和轉送物件，讓孩子學習把珍貴和動人的美好時光延續下去。

政府再次就《版權條例》作出修例建議及進行諮詢，今次修訂新增為戲仿、諷刺及評論時事等目的而使用版權作品提供版權豁免，屬一大進步，但仍有很多隱憂，「二次創作」的空間有多大多遠，創作和表達自由的紅線在哪裡仍未清晰。

〈明光社的社關情〉讓讀者更清楚我們的工作，如何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需兩條腿走路。

2022年，希望在這條崎嶇的社關窄路上，仍然有你共行。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真人show（reality show）大受歡迎，不少人投入其中，不論是比賽性質的節目，還是一般生活導向的節目，真人show因為夠「真」所以吸引很多人關注，不少內容更成為一時熱話，究竟真人show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參加節目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都是演戲，還是流露真性情呢？

根據不少綜藝節目幕後工作人員爆料稱，真人show中的人的表演，都是真的，絕小部份是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話一來就不自然易被看破，二來要寫這些劇本亦不容易。所以大部份所謂的真人show，編劇的工作只是提供場景和任務，之後就由「演員」自由發揮。例如以往的歌唱比賽，就只是看幾個人表演唱歌，就唱歌能力作出比較，但今日就會改為一群參賽者進入一個夏令營，大家被困在一個地方，然後一起生活、創作、練習等等，最後在舞台中表演。

整個過程中，「編劇」當然會透過一系列的賽制、分組、選歌、選隊長等等，給予他們任務，同時在這些任務的過程中，看看他們的表現，看看他們能否面對逆境，又或者會否建立友誼等等。唱歌跳舞等表演雖然重要，但之前在營內的表演，可能佔的時間更長。如果以一次公演計，可能前面真人show的環節大約佔三分之二，而表演部份只佔三分之一。

同時編劇在拍攝前其實都會先了解一下被拍攝者的一些性格特質、習慣，可能早就在拍攝的場景中給他們「合適」的道具，讓他們「自然」發展到某一個方向去。例如很多男性選秀節目，往往會提供健身房或籃球架，選手在練習唱歌跳舞後有時就會到這些場景休息，然後在鏡頭前玩健身或打籃球。又或者在休息室放一部遊戲機，其實就是想給觀眾看到他們玩遊戲機的一面，有時甚至有廣告商贊助的商品出現。

這種將原本已有的類型節目加入「真人show」成份，幾乎已經成為許多綜藝節目的常見套路，不論旅遊、選美、美食、擇偶等等節目，紛紛加入真人show成份，務求令這些節目看起來更「真實」，讓觀眾有種看到參加節目的人在幕後工作的感覺。

除了在場景中加入任務讓他們自由發揮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主題和剪接。當拍攝進行了幾集之後，大約可能就會知道整件事的一些發展，例如在比賽中，工作人員在剪接時某些人可能已經出局，於是在剪接第一集時他的出鏡時間就不會那麼多，因為要將時間分給未來有機會進到決賽的那幾個人，又或者當編劇們預知去到某一集，有幾個人會鬧翻，在剪接時可能就會特別在前面的集數中挑一些他們交情很好的片段，以營造一些戲劇效果。例如早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第一集就故意挑出一幕陳小春被內地饒舌歌手（rapper）GAI質疑他的好兄弟林曉峰不尊重人的片段，後來他們卻成為同組隊友，化解了誤會並成為好朋友。這些劇情並不一定是原本設定的，但可以透過後期剪接去營造一些「劇情」出來。

除了前期設計、後期剪接外，最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節目播出後的社交媒體管理。內地真人show大概每週更新一集，每集短則一個半小時，長則五、六小時。香港的真人show大致上每天更新，每集半小時至一小時。其實節目很長，所以製作人員及後都會將不同片段化為幾分鐘的「精華」放上社交網絡平台，這些都是真人show很重要的組成部份，因為版主往往要帶網民投入去他們想大家進入的劇情中，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帖文，以吸引人進入綜藝節目的故事氛圍中，即所謂的「帶風向」。當中甚至會有人故意寫些會引起罵戰的帖子，引人注意節目的內容。

所以，真人show中我們不難肯定，當中的人的性格、性情，當下的反應大抵都應該是真實的，但這些反應有多少程度是按照「劇本」呈現，而編劇又有沒有幾個劇本在手，而之後剪接又會否將真人show中的人物如實呈現，還是按照「劇本」的走向呈現，這裡面，可能有更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真人show當然可能呈現人物真實的一面，但也的確不會是所有人的整個面貌，如果我們以此來判斷人生，甚至以此作為我們所相信的人生方向，就有點過份當真了。

參考資料：

梔梔。〈真人騷「劇本」再成焦點，揭秘綜藝編劇工作流程〉。壹讀。2018年6月7日。網站：https://read01.com/2GkKOLz.html。

梔梔。〈行業規則：明星參加真人騷綜藝，到底有沒有劇本？〉。壹讀。2018年6月6日。網站：https://read01.com/O3KOQJP.html。

葉智仁。〈談近月熱爆香港的媒體識讀課題：踏進了「楚門世界」的盛女〉。載張玲玲編。《傳媒透視》。2012年5月：頁4–5。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downloads/201205.pdf。

憤怒的李類類。〈30個常見綜藝真人騷原型，編劇團隊超乾貨總結〉。每日頭條。2020年1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qx2bzro.html。

立法會在本年9月30日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將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相關的法例已於10月8日生效。[1] 要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先要理解條例中「私密部位」、「私密作為」和「私密影像」的定義。

「私密部位」是指某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不論是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或所穿的、遮蔽著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內衣。而在條例中，有關「私密部位」是沒有作性別區分的，因此上面提及的私密部位，可以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私密作為」是指某人正在如廁，或進行某種涉及性的作為，而該種作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私密影像」是指顯示了某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當中是包括了所謂「移花接木」、經修改的影像。

是次立法新增了四個罪行，以下是法例的簡單說明：

1. 窺淫（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暗中觀察、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拍攝事主在進行私密行為，即屬違法。

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洗澡、更衣或性交等行為都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亦列明安裝或操作偷拍鏡頭均屬違法。有些人會暗中拍攝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的影像，在新法例下，不論對方是性交易對象、男女朋友或配偶，只要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仍進行拍攝，都一律犯法。

2.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偷拍行為，如從衣服下方、外衣的開口或間隙，偷拍他人的私密部位，即屬違法。

偷拍裙底或衣領走光的行為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列明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上述行為才會構成犯罪行為。不誠實並非指取得相片的目的，而是指觀察或拍攝的情況或方法。所以，如果市民在拍照時不慎拍下他人走光的影像，將不會觸犯此法例。

3. 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即發佈偷拍得來的影像，影像中有人如廁、洗澡、更衣、性交、其裙底或衣領走光等，即屬違法。

網絡世界充斥著大量偷拍影像，不少人肆無忌憚地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分享」這些偷拍得來的影像，但過去並沒有任何法例保障被拍攝者的權益。在以上條例生效以後，分享偷拍得來的影像便會觸犯法例，而此條例列明不論那些偷拍的影像由誰人拍攝，只要有人罔顧那些影像是否從干犯窺淫罪及非法拍攝私密部位罪而來並加以發佈，都會觸犯此法例。

4.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或威脅會發佈事主的私密影像，其意圖是致使事主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即屬違法。

網絡上存在大量在事主同意下進行拍攝，但卻在未經事主同意下便發佈的私密影像，當中不少是在「色情報復」的情況下發佈，即情侶分手後故意令對方的裸照外洩，作為報復或要脅對方的手段。當那些影像流傳到網上時，往往會出現「網絡瘋傳」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地傳遍不同角落，令事主深深受到傷害。另外亦有人會透過改圖或深偽技術（Deepfake），即以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像真度極高的圖像，將事主的樣子加在其他人的裸照上，也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這同樣會讓事主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本港過去一直沒有法例可以懲處以上行為，在新法例下，無論外洩還是轉發，一律可被檢控。

兩個重要修訂

保安局在制訂窺淫罪、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及發佈從上述兩項罪行所得的影像罪時，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修訂以提高條例對市民的保障。第一，最初局方提交的草案內容中，「事主沒有給予同意」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但在真實的處境中，事主可能不願出庭作證，又或未能追查到事主的身份，那就不能將犯罪者入罪。所以局方在草案上作出修訂，在上述三項新增法例中，剔除「事主沒有給予同意」的罪行元素，只要有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偷窺、偷拍或發佈有關影像，就足以構成有關罪行。

另一個重要的修訂是賦予法庭權力，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發出處置令，要求有關人士將涉案的影像移除、刪除或銷毀。如有人沒有遵從處置令，除非有合理辯解，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一年。這可阻止有關影像繼續在網絡上流通，保障受害人免受進一步傷害。[2]

雖然「窺淫」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是新訂立的法例，但過去警方都可透過其他法例提出檢控，市民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但「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和「未經同意下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是全新的法例，以針對過去沒有法例監管，但卻有不少市民參與的行為。政府需要加強新法例的推廣，幫助市民認識有關條例，以免市民因「無知」而墮入法網。

電影工作者Craig Foster因為面對不了高壓的電影工作，有情緒問題，亦自覺未能做好爸爸的角色……於是他決定做出改變，重回他自小常到訪的海洋。Craig在潛水時注意到一隻特別生物——八爪魚，透過每天的探訪，他們之間培養出信任和感情，Craig見證牠被帶紋長鬚貓鯊襲擊而失去觸手、康復了過來，亦看到牠再次被鯊魚攻擊時，可以靈活應對、有所進步。八爪魚最終在生產大量卵子後，身體自然凋亡，成為其他魚類的果腹之物；而小八爪魚則在水中靜靜成長。這經歷使Craig感到自己的兒子亦能透過與大自然接觸而成長，變得有自信及溫柔。

電影為Netflix首部南非原創紀錄片，亦奪得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及不少重要的紀錄片或攝影方面的獎項，電影的拍攝期歷時10年之久。Craig習慣了每天自由地在這3D的海底森林中暢泳，對攝影又重拾熱情，四處拍攝如科幻世界的海底景像，他被一隻八爪魚的古怪行為（實在是充滿智慧）所吸引。他發現由初見時陌生到大家「出手」接觸，再到建立信任，每一幕都使人感動，而Craig亦慢慢發現這生物的非凡之處。

八爪魚的外觀多變，可以因應需要而變為多刺或平滑，頭上能長出角，皮膚可以隨著環境改變顏色、質地及紋路；行動上，牠可用噴射、爬行或游泳的方式移動，亦可將身體擺成岩石一樣，使用兩觸手來當腳慢慢行走移動；在遇襲時，牠甚至可以吸起貝殼成為盾牌或組合成偽裝盔甲、騎在鯊魚背鰭上或爬上水面來避開捕捉……其靈活度充份反映著創造者的智慧。

這小生命也教導了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可以保持好奇心去認識新的人和事。好好的生活，好好的面對生命的難關，累了、受傷了就休息。生命短暫，但也可以很有意義。

我們既是「萬物之靈」，亦同時也是上帝所創造的各類生物之一，在這個世界中，實在要放下自己，細心觀察，才能好好與其他同樣是受造物的生物相處，就像Craig跟八爪魚能好好相處一樣。雖說我們在世界只是過客，但我們存在於神所創造的世界，實在不能漠視保護環境的責任，如把地球搞得烏煙瘴氣，要下一代來承受惡果，我們辜負上帝交給人類管理大地的職份，如何向祂交賬呢？

電視台真人秀《賭命夫妻》近日成為城中熱話，當中五對夫妻接受「賭命」遊戲，15集的節目，到截稿為止播了五集，內容包括夫妻分別被兼職男友、女友引誘；以及教這幾對夫妻如何增加吸引力，甚至引起對方的性趣，當中就不乏教妻子前戲的技巧，又會邀請丈夫學習如何與女生進入更浪漫的約會之中。此外，在節目中又不乏疑似出軌的場面，甚至有妻子發現丈夫接受與其他女子身體接觸的尺度比自己想像中開放時，即時掌摑對方，之後痛哭離場。

社會不斷有聲音質疑節目是否「教人離婚」，又質疑節目將一班本來已有溝通或生活問題的夫妻放在試探之中，並不道德。不論是節目監製或者主持均透過傳媒解話，聲稱只有第一週的內容比較測試底線，之後的內容會比較「有教育意義」，主持人火火則表示，在節目開拍前參加者已經知道會玩得「好癲」，甚至會玩到有離婚危機，他更表示，現場有十幾個鏡頭，被矇眼的丈夫應該估計得到不可能是跟另一個女孩親嘴，而親他的應該是自己太太，或者換上男主持跟他親嘴，所以說真的想出軌是不太可能的。

真人秀的參加者非想像般的素人，為戲劇效果會設計許多情景，這是真人秀原本的做法，玩得激、玩得爆來吸引觀眾和社會評論，這也是真人秀想達到的效果，問題是我們希望社會就婚姻關係的討論是走哪一個走向？是不是兩個人結婚久了，關係「日久失修」就應該找些不同的「刺激」？甚至是玩到有離婚危機也可以接受？

節目被安排在家長指引的時段內播放，換句話說不少青少年人有機會收看到該節目，但家長的指引又應該是甚麼呢？要讓他們明白婚姻充滿各種試探？還是鼓勵大家如果婚姻出現了問題，應該要再去外面探索一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處理婚姻的過程中，首幾集著重的，都是挑起性愛的慾念，浪漫氣氛的營造，究竟一般關係應該怎樣才可以持久，似乎還未有提及。

未來，還有10集，真的會有教育意義嗎？還是真的會玩出火而引火自焚，或者已不是重點。我們更看重在家中的家長們，見到孩子在看時，是不是真懂得提供給予孩子空間成長的家長指引。免費電視畢竟是登堂入室的節目，需要更多考慮對心智未成熟青少年的影響，他們會否被這些錯誤的觀念或行為所誤導？開玩笑、戲弄人亦必須要有底線，作為創作人，若果大家的子女仍是青少年，你們會放心讓他們觀看這類節目嗎？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應該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亦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併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從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併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鉤，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罰款及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鉤，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鍊，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騷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也令他們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最近Mirror樂隊的爆紅，使人不禁反問：為何一樂隊可以忽然有這樣的魅力？這現象如何反映了人性的本質？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出發，人們追求偶像可說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傳道書三章11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和修版．上帝版》）人活在時空之中，一切都在不斷改變，但上帝卻將一種對永恆的真善美的盼望放在人的心裡，讓人不能單單滿足於時空中的經歷，而是期待在時光中能體會到片刻的永恆。在教會的傳統中，敬拜正是永恆與時光交接之處。

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自然對永恆有一份盼望。一場音樂會，固然是時空中的事情，但在激情的投入中，時間可以彷彿停頓，兩小時的音樂會，仿若片刻就過去。人們得到了感情的宣洩，也得到了一份「不枉此生」的感覺。當然，這份感覺可能很快就會過去，人們再次回到自己平凡乏味的角色（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職員、一個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但與偶像那位超越時空的同在經驗（當然偶像不是真的在時空中與粉絲們同行），給予人們生命中的一種重要性。

流行文化中的偶像通常有一種弔詭的現象：在現實中，這些偶像不斷轉換，但在某一偶像的粉絲的心中，往往保存一個不變的形象。對粉絲來說，偶像的意義不在於那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偶像所代表的一種理想。我年青時聽過一位女歌手偶像接受訪問，記者問她會如何報答粉絲對她的熱愛，她回應說：「我會盡力保持自己靚靚。」那時我心中想：「這麼弱智！」今天我對人生多了一份了解，才明白這答案並不弱智，她代表了年青活力、靚靚和成功。人們希望能超越現實限制而長久擁有這些美好事情，現實中既然做不到，就讓對偶像的投入讓我們似乎擁有了；如果她不再靚靚，就會辜負了粉絲的期望。

我是快將「登六」的人，留意到近年來不少我成長時期的偶像歌手（例如陳美齡、葉振棠、溫拿樂隊）紛紛開音樂會，在宣傳海報中，往往把這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裝扮得歲月不留痕，我個人看來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只是在盡偶像應有的本份：偶像並不能提供真正的永恆，卻能提供某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我這一代的香港男人來說，那青春可愛的陳美齡或陳慧嫻是我們身份的一部份，那個70歲模樣的婆婆卻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每一代人有他們獨有的偶像，這些偶像對那一代人是一個永恆的記號，卻同時只是屬於某一時空中的一代。

人們心底內追求的永恆不是一個單調同質的永恆，或是一個失去自我與獨特性的永恆，而是一種能成就自我身份的永恆。每一代人，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就需要與上一代製造一個距離，所以文化中的偶像也隨著世代轉換。另一方面，神給予人的一個特性，我們的身份是要在人群中才能健康地建立，而偶像的特色就是他們能夠把同世代的人連結在一起，反映了那世代的人的共同價值。比如我這代人的偶像女歌手，多數有文靜單純的形象，反映了我這一代人對理想女性的價值取向，和今天年青人偶像就迥然不同了。

既然偶像有團結一代人的功用，社會或社群便要處理跨代偶像的問題；假如世代之間的文化偶像沒有價值共通之處，社群就會失去內聚力而變得散漫，這也是為何有時政權也會關心文化偶像的形象。如果教會關心到教會內兩代人的溝通和信仰的傳承，同樣要留意流行文化偶像的轉變，以明白今天世代的價值觀，好讓教會的宣講的訊息不會在建築一些沒有必要的路障。

上文提到，敬拜是永恆與時空的交接之處，也提到偶像的追尋反映了人們內心在追尋同時建立自我獨特和群體性、既多元又能貫穿時空的永恆，現實中沒有一個偶像能同時俱備這些特性，所以人們有時會對偶像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其實，在追求偶像的背後，反映了人對創造主的追尋：上主既是亙古不變，又是常作新事的那位，當我們的心靈與主耶穌結連，我們也與古往今來信徒的心靈結連，但同時上主又在建立我的獨特性。正如法國神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人的內心有一真空，惟有主耶穌能填滿。其他的偶像只是名不副實的代替品。

不過，這並非說文化偶像是邪惡的事情。人們追求在生活的不同層面（其他例子：觀賞大自然、閱讀文學）經歷片刻的永恆，是健康生活的一部份。比如我這代的電視主題曲，經常強調人生無常、親情可貴，算是對我們這代從貧苦中爬上來的人的一種鼓勵或慰藉；八、九十年代的Beyond樂隊，代表了九七疑雲下一種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教會不應對偶像文化只提出負面的批評，而是應正面培育信徒有一種文化詮釋的能力，以致我們可享受流行文化而不會被流行文化所蒙蔽。

“This desire, and this weakness cry aloud to us that there was once in man a true happiness, of which there now remains to him but the mark and the empty trace, which he vainly tries to fill from all that surrounds him, seeking from things absent the succour he finds not in things present; and these are all inadequate, because this infinite void can only be filled by an infinite and immutable object, that is to say, only by God himself.”[1]

Blaise Pascal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們不要心高氣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動的財富上，卻要仰望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用的　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這樣，就為自己在來世積聚財富，作美好的基礎，好叫他們能夠得著那真正的生命。」《聖經新譯本》〈‭提摩太前書6：17-19〉‬‬

編輯﹕謝芳

如果在七月十七日前完成登記申請政府的消費券計劃，今天在你所選取的儲值支付工具中已收取了政府派發的第一輪金額。相信不少市民已作好購物的打算，而不少商戶亦作好迎合消費券計劃的推廣優惠，打算在經濟不景的時勢分一杯羹。

刺激經濟的消費券

政府推出消費券的目的是刺激經濟，希望為飽受疫情影響的零售業打一支強心針，這有別於2011年的六千元和2020年的一萬元的「派錢計劃」。對上兩次「派錢」是政府直接將金額存在市民銀行戶口，市民大可以不作消費將錢儲下來，但政府這次推出的消費券計劃則是將錢存入電子儲值支付工具的戶口，市民是必須在限期內使用，否則消費券將會過期失效。

政府推行消費券是鼓勵市民消費，而市面亦有大量鼓勵消費的優惠，不少市民已經準備好將消費券投入零售市場，購買禮物來獎勵自己或送贈他人，那當然是一大樂事，也可帶動香港的零售市場，一舉兩得。但當中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讓這五千元能用得其所呢？如果市民沒有甚麼特別需要買的東西，又可以如何善用這「期間限定」的五千元呢？

善用這額外得來的「財富」

消費券是市民額外得來的「財富」，不是直接靠自己的努力而賺得的金錢，某程度來說可以算是一筆「橫財」，因此市民在使用消費券時可能會比較「鬆手」。近年香港在購買數碼產品上有個說法——「早買早享受，遲買平幾『舊』(百元)！」雖然在日常消費的層面，遲買未必能平幾「舊」，但早買早享受卻是真實的。難得政府派錢，當然立即消費早買早享受了，但這卻容易出現衝動購物的情況，即是在沒有仔細考慮的情況下購買了超過生活所需的物品。

其實，四種不同電子支付工具中的消費券都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大家無需急於使用而引致衝動購物的情況。如果大家選擇的電子支付工具是八達通的話，使用八達通付款的日常交通支出及其他小額消費加起來，其實都應該差不多可以用盡消費券的金額，那大可以不必費心如何使用消費券。

但如果大家選擇的是其他電子支付工具，那就可以先制定一個使用消費券的計劃，先檢視自己或家庭在未來半年有甚麼必要的支出，例如添置傢俱、更換電器及電子產品、購買子女教科書、節日聚餐等等。注意，是「必要」的支出，而不是你「想要」的消費，那就以消費券來抵銷這方面支出，讓消費券用得其所，亦不會因而作出一些不必要的消費項目。

雖然消費券是額外得來之物，但不要因此而忽略格價的過程。而同時因為不是所有商戶都會接受你所選揀的電子支付工具，所以你可能遇到的情況是不能在價格最優惠的商戶使用你的消費券，最常見的例子是在只接收現金的小商戶買傢具電器，往往比在接受電子支付的連鎖商店便宜。如果我們為了使用消費券而在較昂貴的商戶消費，那看似不是太明智的選擇，所以筆者建議大家在制定使用消費券的計劃時要一併考慮這些因素，讓消費券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現金券﹕延長使用期

如果你想不到近期有甚麼家庭支出可以用消費券來取代，又或者在限期前仍未能用盡消費券的話，那最好就是用它來購買你日常光顧的商戶現金券，例如超級市場、百貨公司、食肆等。這些現金券通常有一至兩年的有效期，可延長消費券用來減輕家庭開支的有效時期。

如果你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這五千元對你來說只是錦上添花，但對不少基層家庭來說，五千元卻是能大大改善生活的資金。政府規定消費券必須用作消費，不能用作慈善捐款。所以如果你的經濟狀況充裕的話，我建議你在收到消費券時，捐出五千元給幫助基層的慈善團體，又或是將消費券用作購買現金券，再將現金券轉贈給有需要的市民。

最後，政府規定消費券不得套現當現金使用，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為了少少利益而以身試法呀。「其實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徑，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落在試探中和陷阱裡；又落在許多無知而有害的私慾裡，使人沉淪在敗壞和滅亡中；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愛錢財，就被引誘離開真道，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聖經新譯本》〈〈‭提摩太前書6：6-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