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我森情

教會重視婚姻與家庭，因為這是上帝為人設立的，讓人可以在被保護和被祝福的環境下生活的一個安全網，無論一個人有沒有結婚，但由父母所建立的家庭，仍然是大部份人賴以健康成長的安樂窩和可以遮風擋雨的避難所。因此，努力營造一個對家庭友善的職場環境和教會生態，是教會群體應有之義，而且應該做得比沒有信仰的群體更多和更好，這才是活出信仰的生命和見證的應有表現。

最近有受人尊敬的牧師突然離世，在社交平台上各方友好及信徒不斷表達對他的懷念和欣賞，以及從他身上看到的種種見證和榜樣，回應的真摯和踴躍是近年少見的。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有關他的喪禮及追思會引起了家屬和教會之間的爭拗，作為不是該教會會眾的第三者，看到亦覺得傷感，由於不了解內情，不宜作任何評論，不過，倒想藉此再去反思可以如何表達對離世者的懷念，以及為何要讓認識和欣賞離世者的所有人都可以好好的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感受。 
 
首先，如何安排喪禮當然是以家屬和死者的意願為最重要的依歸，若離世者生前沒有清晰留下任何明確的指示，最後當然是由家屬決定，究竟是只限至愛親朋、還是各方友好、甚至來者不拒，則由家屬按他們的共識來決定，因為有時家屬之間亦會因為喪禮的儀式、規模和費用等問題吵個不停，遇上各人都堅持己見或者當中有些成員比較執著，再加上喪親之痛，情緒大受困擾的話，許多時根本有理說不清，爭吵可能沒完沒了，要找一個大家都信任的人去調停殊不容易。若然家屬最後有共識只想低調處理喪禮，只限家屬及親友參與的話，其他人縱然很想見死者最後一面、親身送他最後一程亦只能尊重。 
 

謊言說一百次便會愈來愈多人信以為真，這是一些同運團體一直以來慣用的手法。例如說同性戀是天生及不能改變的，其實現時並沒有任何公認的研究和調查能證明同性戀是天生的，反而有不少臨床的個案指出同性戀傾向的形成與一些後天成長經歷有關，雖然有些人先天的氣質有較大的機會發展為同性性傾向，但並非必然的。正確的說法應是同性戀傾向是情不自禁的，並非當事人刻意的選擇而是不能自控，因此他們很容易就以為這是與生俱來的。至於同性戀的傾向要改變並不容易，但不等如完全不能改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性解放團體的雙重標準，在爭取性別是可以隨時按照個人的內心而改變時，就強調自我聲稱便可以改變性別是當事人的權利，但當有人想改變性傾向時，卻強調改變有害無益，需要制止他們尋求協助的荒謬現象。

1997年7月1日凌晨，我在灣仔會展的大禮堂負責電台的新聞直播，見證香港回歸的歷史一刻，看著港英旗幟徐徐落下 ，中國和香港特區的旗幟緩緩升起，再想起之前在雨中垂下頭捧著英國旗離開港督府的彭定康，深深體會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轉眼四分之一個世紀便過去了，當初大家對前途的忐忑不安，今天彷彿漸漸成真，大家都見證著一國兩制由本來傾向兩制，逐漸加速、甚至超速邁向著重一國。當年不少人是因為擔心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移民，今時今日卻是因為親眼看到出了甚麼問題所以移民，怎不令人唏噓！

過去幾年不少人感到抑鬱、沮喪是因為他們在社會運動期間想很努力、甚至不惜一切「瞓身」想爭取香港在民主制度上有更大和更急的改變，結果卻適得其反，連本來已有的都失去。在疫情期間，不少本來以為有大好前景的行業，卻忽然變成重災區，本來興旺的生意也可以一夜之間直墮谷底，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更不幸的是不少店舖千辛萬苦捱過了三年疫情，卻在復常之後因為捱不住加租而最終倒閉，人生為甚麼總是充滿這麼多令人困惑的、不似我們預期的轉變呢？

離婚在香港社會已愈來愈普遍，離婚人士所要面對來自社會和親友的壓力也比二三十年前少，沒有以往那麼難以啟齒。不過，離婚個案多了，並不等如離婚對當事人帶來的傷痛和影響就會自動減少，對於一些面對配偶不忠、被遺棄和家暴問題的受害人來說，離婚帶來的傷痛是不會因為社會上多人離婚而減輕的，對於離婚家庭的孩子來說， 父母分開造成的傷痛若沒有好好處理，仍然會對他們的成長和未來對婚姻和家庭的想法造成深遠的影響，甚至失去信心，而對於基督徒來說，所承受的壓力便更大。

非因配偶犯姦淫的緣故不可以離婚是大部份華人教會一直以來的教導，主要是基於神設立婚姻制度的心意，是要一男一女互相委身及承諾願意和對方一生一世，不論貧賤禍福都不會分開，因此，離婚並不符合神的心意，所謂因了解而分開、大家人生方向不同、或者移民意願不同，肯定並非教會接受的離婚理由。不過，教會的教導還教導，現實上不同教會會友離婚的數字有增無減，離婚再婚已是教會在牧養上無法迴避的課題。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人才易得，人心難留。全世界有80億人口、中國佔14億，香港有700萬。若單從數字計，去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不過區區11萬，要從國內補充相關人口輕而易舉，問題是來者何人？一般來說，除了因為與家人團聚或者工作需要，一個人或一家人移居到另一個地方，通常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以及未來，因此，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來香港，香港就必須有比其他地方優勝的地方，而要留住香港的人才不離開，就要令他們相信香港明天會比其他地方更好，至少不是明天會更差。

香港一直以來最大的優勢是平安、繁榮和自由，香港不在活躍地震帶、沒有戰亂、沒有種族和宗教的衝突、不是恐襲的目標。而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上升，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此外，香港過往在全球自由排名一直名列前茅，貿易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出入境自由、有投票及不投票的自由、以及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未來究竟這些優勢還有多少能夠維持？

剛參與了建道神學院第二屆「塑造香港教會前景的會議」，感恩的是在香港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刻，仍然有大批的教牧同工和信徒領袖繼續關心香港教會的前景，並且願意努力學習和付出。當然，一兩天的大型會議並不會帶來甚麼奇蹟的轉變，而且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具戲劇性，正如在2019年4月建道舉辦了第一屆的會議，當時又有誰能預見香港教會竟然會經歷過去四年，由於社會運動和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以及一些前所未有的轉變呢？世事難料，連當日一些講員亦已經遠走他方，我們無法以有限的智慧，準確預測明天將會如何，因此，九七回歸前有句經常被掛在口邊的說話，今天仍然適用，就是「作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打算」。

既然要作最壞的打算，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因為對政治前景憂慮而出現的移民潮將會繼續，若果政府有一些令人憂慮的打壓，香港人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話，移民潮只會有增無減，而國內人口大量南下的情況只會愈演愈烈，香港人口將加速轉變，若我們仍停留在過往的香港人本位，期望「復常」到五年、十年前的光景，恐怕只會令自己更加沮喪、甚至抑鬱，有幾點轉變是我們必須積極面對的。

近期在串流影片平台備受關注的紀錄片《以神之名》令人看後十分唏噓，一方面為被性侵、被騙財、甚至失去寶貴性命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感到憤怒和悲痛，另一方面，當看著那些自稱為神、是再來基督的教主，以及他們的狂熱追隨者，有時真的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竟然會對教主一些非常無理的要求，例如與他性交；奉獻愈多金錢便可以在教會坐得愈前、並且可以單獨與教主見面；吩咐家長和信徒用木棍「監生打死」一個被教主指為魔鬼的小孩子；大批信徒一起坐旅遊巴士到電視台打斷播出揭露該教會黑幕的記錄片並搶走有關影片；甚至在教主的惡行被揭露、被拘捕、坐牢、出獄之後，仍然會死心塌地相信教主是被人冤枉，以及再次接受上述的不合理要求，協助製造另一批的受害者！

移民潮和退休潮對堂會和機構的影響愈來愈明顯，堂會缺乏牧者、機構缺乏有經驗的同工、奉獻不斷下跌，一些堂會和機構的經濟已響起警告，以明光社為例，過去半年幾乎每個月都出現赤字，今年頭兩個月的赤字已經達到56萬元。作為神家裡的一員，所有信徒應該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靜和思考，在金錢、能力和時間等各方面，應該將天國的事工、神家裡的事放在甚麼位置和優先次序？另一方面，金錢奉獻固然重要，不過，思考如何善用堂會和機構現有的資源，更靈活地配搭，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更可以體會原來神早已將我們的需要放在我們的身邊。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可能有人會以為機構只是教會的好幫手，是教會的前鋒而不是教會本身，這是美麗的誤會。教會的原文其實指的不是地方，而是被神呼召出來的群體，重點在於會眾，而機構同工作為回應神的呼召而聚集一起去事奉的群體，本身也就是教會，機構和眾堂會一樣，其實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與堂會是互為肢體，互相配搭的。由於大部份的堂會人力物力有限，難以全面兼顧神交託給眾教會的使命，而不同的機構往往是由於看到或回應不同的需要而成立，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堂會和機構其實是唇齒相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