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倫理
人工智能、生殖科技、社交網絡、私隱保障、保護知識產權等都因著科技和網絡發展而產生了變化。人和人、人和動物、人和物件(電腦)之關的倫理關係會如何轉變?讓我們細心留意。
早前乘著假日與朋友聚會,席上一位平日不怎麼留意新聞的朋友忽然提出:「你們怎樣看那三位港女?」朋友說的是去年年尾在台灣海產店偷竊的三位香港女生。接著朋友又問:「假如她是你們的同事,你們又會怎樣想?」這下激起我的好奇心,於是再「口痕」問朋友,為甚麼會這樣問?朋友說是從同事得知,因為網上已有起底組將三人起底。由此可知,網民力量無遠弗屆。然而,停下來時心裡不禁想:「一時貪念又已受懲罰,是否需要這樣對待她們?」
網絡自由度高,相比起面對面的溝通,人們似乎比較容易隔著螢光幕,於網絡評論時事及人物。但有時可能會過了火,傷害別人,成了網絡欺凌;或燃起火頭,被人追擊和欺凌。社福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年調查訪問了香港、新加坡、台北、澳門和廣州五個地方合共4151名青少年,發現他們面對網絡欺凌的情況嚴重,曾遭受網絡欺凌的受害人多達72.9%,而曾網絡欺凌他人者亦有68%,最常見的網絡欺凌行為包括起底、騷擾及罵戰。許多曾經於網絡欺凌他人者,亦同時稱自己是受害人。在被網絡欺凌的人士中,僅兩成受害人會向他人求助。
網絡,將以往的媒體權力集中點慢慢瓦解。當人們只要透過互聯網,便能在任何時間、地點,下載或上載資訊,不必再受大眾傳媒所特定的時間束縛。
facebook直播功能在本年3月開始,但已成為大家直播發放資訊的重要工具。不單止名人可以直播自己的演唱會,連參與的觀眾,也可以舉機直播自己所觀看的演出。可以想像這種功能可能對版權所造成的衝擊吧。
由於很喜歡吃日本菜,有回光顧日本料理店,發現桌子上不再有餐牌,點菜方式轉為電子「落單」(order),侍應生只須遞上一部顯示菜單的平板電腦給客人,客人自行瀏覽及點按確定要哪些菜,便可以完成整個點菜的程序。
改用了電腦科技,全程由客人自行瀏覽然後落單,的確是快捷方便,但筆者發現在整個用餐的過程中,侍應生只負責傳菜,根本不需要與客人有任何交流。而且整間餐廳的侍應生數目比以往減少了許多。
社交網絡裏的內容及網絡友人的資訊多姿多采,相片、短片、感受、時事分享……容易令人目不轉睛地繼續滾動熒光幕,不斷的追看下去。不少青少年每天花大量時間流連於社交網絡,因而失去了在成長過程中,與社會上不同背景的朋友和同學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也選擇失去接觸陽光、享受戶外活動的寶貴時光。
很多人都活躍於臉書 (facebook),無論遇到開心或傷心的事情,又或是持有不同意見或政見,大家都喜歡在臉書上發表。對很多人來說,臉書是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在這裡暢所欲言,說出心裡的話來減壓。因此,絕大部份人都不會將自己的上司加在朋友清單上;即使是親人,除非彼此關係良好,如非必要,大部份人都不願意加入自己的父母與伴侶的父母作為朋友。因為加入僱主、父母與老爺奶奶等人,就意味著小天地將受他人監察,變得毫無私隱。
「上網的味道,試過都知道好」。因為網絡,我們節省了排隊拿表格及交費的時間;也因為網絡,我們尋到了「失散」多年的舊朋友。但當大家歌頌網絡世界的美好時,卻有人不習慣網絡及科技生活,甚至要尋死,那又是為甚麼?
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巿民遇上不平事時,除了向政府、相關機構或議員求助,就是找傳媒幫忙。政府機構大都按程序處理投訴,視乎證據是否足夠而按部就班的跟進及調查,甚或提出調解。然而,即使透過傳媒處理投訴,當記者收到投訴信後,他們也同樣會先了解及查證,然後才找相關機構解釋及回應,最後再按事件的嚴重性決定用甚麼方式刊登。
早前有報道指英國一位89歲,名叫安妮的退休女教師,她因厭倦了現代的電子產品及快速的生活節奏,並自嘆「追不上」這種方式而決定前往瑞士進行安樂死。她認為坐在電腦熒幕前,人便如機械人一樣,而電子郵件更缺少了人性化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