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倫理
人工智能、生殖科技、社交網絡、私隱保障、保護知識產權等都因著科技和網絡發展而產生了變化。人和人、人和動物、人和物件(電腦)之關的倫理關係會如何轉變?讓我們細心留意。
受訪嘉賓:吳庶忠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
整理:吳慧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提起生物科技,大都聯想到醫學方面的應用。在醫學上,生物科技可以有相當大的貢獻。2015年,英國倫敦已試做了一項以幹細胞治療老年性黃斑病變的手術。其實,人們在日常也會接觸到生物科技,美容產品便是其中一項。
195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在達特矛斯(Dartmouth)會議上提出了「人工智慧」這個概念。他認為「人工智能就是要讓機器的行為看起來就像是人所表現出的智能行為一樣。」61年後,現在的AI不單是行為上看起來像人,有的更是外表看起來像人。
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的環境中,我們彷彿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說甚麼似乎都沒有限制,亦看不到對方的即時反應,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一時的衝「手」而出,寫了出來的說話,可能對接收者造成很大的衝擊,又或者收看者真的會去相信、去行動。不少網絡中出現的暴力或欺凌,很多時就是因為你一言我一語的評論、回應,未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自己以為開玩笑,結果卻可能鑄成大錯。
網絡直播自從去年在facebook開始出現,各大小平台也加入直播功能,此功能才出現一年,便有人直播自己殺人、強姦、侵犯別人的過程,[1]又有人將之用作工具,用色情引誘人,之後進入一對一的私人即時祼聊頻道中。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手機與我們可以說「密不可分」、「形影不離」!隨著智能手機的功能及應用愈來愈廣泛,由與人溝通、處理工作事務,至上社交網站、即時通訊、網購、找資料、找地點、煲劇、看新聞、聽音樂、玩遊戲…甚至起床或提示吃藥的鬧鐘,都設定在手機應用程式內。人們已視手機為私人助理、解悶良伴,以及接觸世界的主要溝通工具。從小生長在網絡時代的青少年,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成為「手機一族」,甚至出現令人擔憂的使用過度或失控情況。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這是個沒有真相的年代?還是我們失去了追求真相的勇氣?
《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 選為2016「年度詞彙」,指「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很明顯在官僚政客充滿語言偽術;傳統媒介屈從於政治和商業而自我審查;新媒體為求吸引眼球而將真假暫放一旁;網民擇己固執、自創標準的年代等等,令真相變得遙不可及,我們還能相信誰呢?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人生本來就充滿很多迷思,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將謬誤當作真理,將偏見和誤解當作真相。就好像我們以為有圖有真相,往往卻成為看圖造句,以偏概全,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事實的部份,甚或刻意建構出來的所謂「事實」。在真偽資訊充斥、語言偽術氾濫、公關和包裝盛行的年代,我們面對提供資訊的人多,願意仔細分析的人少這困局,究竟應該如何自處?
去年太多事情,太多人,說太多令人傷感及氣憤的話。他們在網絡,有記名的,有不記名的,有認識的,有互不認識的,都在開火,都在傷害別人。有些人,遇強愈強,選擇應戰,說的話一句比一句過火,攻擊一句比一句狠;兩方交戰,若不能應付就將對方列入黑名單與封鎖名單內,從此不相往來。最後社交網絡的朋友名單上只有與自己意見相近的人,大家用片面的話互相支持鼓勵,有學者為以上現象起了一個名字,叫「圍爐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