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倫理
人工智能、生殖科技、社交網絡、私隱保障、保護知識產權等都因著科技和網絡發展而產生了變化。人和人、人和動物、人和物件(電腦)之關的倫理關係會如何轉變?讓我們細心留意。
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的環境中,我們彷彿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說甚麼似乎都沒有限制,亦看不到對方的即時反應,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一時的衝「手」而出,寫了出來的說話,可能對接收者造成很大的衝擊,又或者收看者真的會去相信、去行動。不少網絡中出現的暴力或欺凌,很多時就是因為你一言我一語的評論、回應,未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自己以為開玩笑,結果卻可能鑄成大錯。
網絡直播自從去年在facebook開始出現,各大小平台也加入直播功能,此功能才出現一年,便有人直播自己殺人、強姦、侵犯別人的過程,[1]又有人將之用作工具,用色情引誘人,之後進入一對一的私人即時祼聊頻道中。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手機與我們可以說「密不可分」、「形影不離」!隨著智能手機的功能及應用愈來愈廣泛,由與人溝通、處理工作事務,至上社交網站、即時通訊、網購、找資料、找地點、煲劇、看新聞、聽音樂、玩遊戲…甚至起床或提示吃藥的鬧鐘,都設定在手機應用程式內。人們已視手機為私人助理、解悶良伴,以及接觸世界的主要溝通工具。從小生長在網絡時代的青少年,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成為「手機一族」,甚至出現令人擔憂的使用過度或失控情況。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人生本來就充滿很多迷思,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將謬誤當作真理,將偏見和誤解當作真相。就好像我們以為有圖有真相,往往卻成為看圖造句,以偏概全,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事實的部份,甚或刻意建構出來的所謂「事實」。在真偽資訊充斥、語言偽術氾濫、公關和包裝盛行的年代,我們面對提供資訊的人多,願意仔細分析的人少這困局,究竟應該如何自處?
這是個沒有真相的年代?還是我們失去了追求真相的勇氣?
《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 選為2016「年度詞彙」,指「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很明顯在官僚政客充滿語言偽術;傳統媒介屈從於政治和商業而自我審查;新媒體為求吸引眼球而將真假暫放一旁;網民擇己固執、自創標準的年代等等,令真相變得遙不可及,我們還能相信誰呢?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去年太多事情,太多人,說太多令人傷感及氣憤的話。他們在網絡,有記名的,有不記名的,有認識的,有互不認識的,都在開火,都在傷害別人。有些人,遇強愈強,選擇應戰,說的話一句比一句過火,攻擊一句比一句狠;兩方交戰,若不能應付就將對方列入黑名單與封鎖名單內,從此不相往來。最後社交網絡的朋友名單上只有與自己意見相近的人,大家用片面的話互相支持鼓勵,有學者為以上現象起了一個名字,叫「圍爐效應」。
早前乘著假日與朋友聚會,席上一位平日不怎麼留意新聞的朋友忽然提出:「你們怎樣看那三位港女?」朋友說的是去年年尾在台灣海產店偷竊的三位香港女生。接著朋友又問:「假如她是你們的同事,你們又會怎樣想?」這下激起我的好奇心,於是再「口痕」問朋友,為甚麼會這樣問?朋友說是從同事得知,因為網上已有起底組將三人起底。由此可知,網民力量無遠弗屆。然而,停下來時心裡不禁想:「一時貪念又已受懲罰,是否需要這樣對待她們?」
網絡自由度高,相比起面對面的溝通,人們似乎比較容易隔著螢光幕,於網絡評論時事及人物。但有時可能會過了火,傷害別人,成了網絡欺凌;或燃起火頭,被人追擊和欺凌。社福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年調查訪問了香港、新加坡、台北、澳門和廣州五個地方合共4151名青少年,發現他們面對網絡欺凌的情況嚴重,曾遭受網絡欺凌的受害人多達72.9%,而曾網絡欺凌他人者亦有68%,最常見的網絡欺凌行為包括起底、騷擾及罵戰。許多曾經於網絡欺凌他人者,亦同時稱自己是受害人。在被網絡欺凌的人士中,僅兩成受害人會向他人求助。
網絡,將以往的媒體權力集中點慢慢瓦解。當人們只要透過互聯網,便能在任何時間、地點,下載或上載資訊,不必再受大眾傳媒所特定的時間束縛。
facebook直播功能在本年3月開始,但已成為大家直播發放資訊的重要工具。不單止名人可以直播自己的演唱會,連參與的觀眾,也可以舉機直播自己所觀看的演出。可以想像這種功能可能對版權所造成的衝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