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愛攪動之後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在不正常的世界呼喚正常

「正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是十分弔詭的事，過去三年多，由反修例運動到新冠疫情，也許香港、以至整個世界更加了解的應該是「無常」。當疫情漸趨穩定，通關有望，出外有期的時候，不少人不斷提出「復常」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思量，究竟我們想恢復的是何種的「常」？這種「常」對我們又有何意義？作為一個基督教團體，活在一個並非以基督教信仰價值為主的時空，我們可以期望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多正常呢？在末世的時候，我們能夠期望世道人心有多正常呢？

本著初心堅守原則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整個社會變得愈來愈壁壘分明，不同意見之間的包容愈來愈細，很多市民、甚至弟兄姊妹，對與自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抱有強烈的情緒。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許多市民、弟兄姊妹以及同工都因著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而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由於政府沒有適當和及時回應不少市民的訴求，間接加深了政府和反修例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而雙方愈來愈強硬的態度，亦令整個社會的衝突不斷升級，演變成愈來愈頻密和激烈的暴力衝突，令人痛心。在那個時間若仍堅持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爭取，在一些人眼中已變得天真和幼稚，但我們仍本著初心，努力持守要用愛與真理，而非仇恨和暴力去改變社會，雖然吃力不討好，但回望一下，我們沒有因著環境而放棄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這也成為了我們能夠在今天可以繼續理直氣壯地發聲的本錢。

作為一個社關團體，身處這種情緒強烈、隨時掩沒理性的年代，一方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不要令自己為了討好任何一方而作出不合宜的回應，當感受到有壓力要催逼我們表態的時候，更要仔細思考如何才能不偏不倚，真正以事論事，對任何一方都是其是、非其非，當然，亦要有心理準備兩面不討好，甚至四面受敵。而在這幾年，我們的確收到一些奉獻支持者回覆，認為我們太「黃」所以不再奉獻給我們，但亦有支持者說我們太「藍」而拒絕再接收我們的資訊！對於這些迴響，我們知道要解釋亦毫不容易，只能多謝對方過往一直以來的支持，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意我們所發佈的訊息，比較全面了解我們對社會上不同事件的看法。

最近遇到一位教內的傳媒人，他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正常」地說話的教內人士，當然，相信他所指的其實是我和明光社是教內少數（唯一絕對不敢當）繼續一如既往地敢於公開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政府的聲音，而且在立場上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對於這種觀感，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仍然能夠堅持對政府或不同的團體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只看「顏色」、不問是非，只盲目地批評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一方。今時今日莫說批評政府不容易，其實要批評自己的朋友更需要勇氣。而令人憂慮的是當愈來愈多人和團體選擇沉默，甚至改變立場的話，堅持繼續發聲只會愈來愈孤單，面對的挑戰也會愈來愈大。

回應時局的短片及評論

不過，面對這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去做的就是不忘初心，作為一個社關的機構，就一些我們關心範疇和對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表達意見是應有之義，亦是我們過往25年一直在做的事，一個機構若果連成立時的召命亦不願或無法踐行的話，其實亦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尸位素餐和結束了亦沒有太大分別，這並非我們一眾董事同工願意見到的。因此，我們只能更謹慎、更靈巧地繼續真誠地表達我們的看法，盡上一個守望者應有的責任，看到對大家有危險、有不良影響的情況就吹起號筒，「做得幾多得幾多，救得一個得一個」。在疫情期間，由於出外分享和開會的時間少了，而透過互聯網亦可以突破防疫限制，將我們想發佈的訊息繼續無間斷地傳送給我們的目標受眾。於是我開始了每週一次拍攝「港．我．森情」短片，每次用幾分鐘和大家討論一下當時值得關心的社會和教會內的事情，此外，又撰寫兩段就著時事問題而作出的評論，當中自然包括對時局的批評，以及從信仰角度的反思。我們雖然會稍為傾向弱勢的一方為他們發聲，但不會假設弱勢一方的所有訴求和意見都一定合理，我們寧願兩面不討好，亦不願為了掌聲而隱藏本身真正的想法，我們更不希望香港會成為一個想真誠表達自己的想法亦要擔驚受怕的城市，亦不想看到大家因為過份憂慮而噤若寒蟬。

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另一方面，在社關的路上，我們念念不忘的是不要單看著一些暫時做不到的事，而要放眼於目前仍然可以做的事，而那些很重要而又不是太多人有感動、願意去做的事，更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在過去幾年，我們參與了關心離婚及再婚家庭的服侍，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人生其中一個最難過的時刻。其後又為曾經離婚並打算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希望他們不會重蹈覆轍，更希望能協助他們與對方的子女好好相處。由於離婚再婚的問題在教會內仍然有不同的爭議和紀律安排，不少教會亦不想高調討論和處理，而明光社對於回應這情況實在義不容辭，因為，我們看到社會和教會在這方面有愈來愈大的需要，渴望有人同行和求助無門的人愈來愈多。基督教倫理不能只著眼於對和錯，更要著眼於人的真實掙扎和需要，而教會紀律最重要的不是懲處而是挽回及同行。

將感動化為行動

在疫情初期，我們感受到手停口停的基層的困難，於是加入了服侍基層，特別是劏房戶的行列，在與他們同行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神是一個有奇妙供應的神，我們愈肯付出，神的供應愈多，令我們更深體會到不應只著眼於困難，而應著眼於別人的需要，將感動化為行動，然後讓神開我們的眼界。前面的社關路不容易走，但我們盼望能靠著我們的主，在不正常的世界義無反顧地「正常」走下去，並且有您同行。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今期《燭光》將是最後一期印刷版，之後只會有電子版，在這動盪的年代，求主幫助我們在逆境中經歷神同在的平安及喜樂。

2021年互聯網最熱門搜尋的詞匯是元宇宙，究竟元宇宙是甚麼？為甚麼有那麼多人感興趣？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工作、生活、遊戲、作息，甚至教會聚會，這對我們真實的生活會有甚麼影響？近年男團Mirror的成功，吸引電視台想複製成功經驗，以選拔女團成員為目標，希望繼續吸金，為贏得觀眾支持必須迎合觀眾的喜好，偶像的一舉一動會牽動「粉絲」的情緒，「粉絲」的期望也會塑造出偶像的特質，但這些特質有多少是真？女團能否再造神話？〈女團的資格〉一文幫助我們剖析偶像文化的塑造。傳媒近來對大麻議題的炒熱，讓我們再次思考大麻製成品應否在香港合法化的問題。除了偶像文化及毒品問題，〈當小孩遇上禮物〉幫助家長教導孩子收禮物和送禮物的真正意義，透過分享和轉送物件，讓孩子學習把珍貴和動人的美好時光延續下去。

政府再次就《版權條例》作出修例建議及進行諮詢，今次修訂新增為戲仿、諷刺及評論時事等目的而使用版權作品提供版權豁免，屬一大進步，但仍有很多隱憂，「二次創作」的空間有多大多遠，創作和表達自由的紅線在哪裡仍未清晰。

〈明光社的社關情〉讓讀者更清楚我們的工作，如何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需兩條腿走路。

2022年，希望在這條崎嶇的社關窄路上，仍然有你共行。

明光社的使命

明光社自1997年成立至今，推動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主要就關注的三大範疇：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等議題做一些教育、研究、政策倡議的工作，早期較多做的是街頭簽名及登報聯署行動，如反對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性婚姻立法，以及反對賭風蔓延。例如在1999年11月中發起了反對售賣馬票予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街頭簽名運動，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收集到七千多個簽名，並在同年的12月1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全版刊登，聯署團體共104個，個人共1,359人；2003年聯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發起遊行，超過3,600人參與；2005年聯同維護家庭聯盟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超過9,800個個人及374個團體登報聯署。有關工作引致一些人會不喜歡我們，例如，2007年曾有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反對社署批准明光社賣旗，亦在網上呼籲市民不要買旗。2009年，又有人針對我們發起反宗教右派遊行，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論盡明光社》來評論我們的工作。2011年有同志團體衝入本社的辦公室，阻撓我們舉辦一場關於如何關心同性戀的教師訓練。2014年，我們發起反對平機會所倡議的事實婚姻，短時間內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甚至有風水師，我們的工作會引起社會不同立場及信仰人士的迴響，可見有關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效及影響力。

實踐整全使命

明光社在香港社會應可算是一間非常富爭議性的基督教機構，有熱愛我們的，亦有恨惡我們的，我們所做的事亦有時會引起一些爭議，面對爭議的事情，斯托得牧師經常提到基督徒的兩個選擇：抽離還是參與？[1] 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應聖俗二分，但斯托得牧師卻認為我們要「雙重聆聽」：既要聽神的話，也要聽世界的聲音，實踐福音派信仰的整全使命，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我們相信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作為具備神的形象的存在，人類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的，他們不應被剝削，而是應被服侍，我們看見那些陷在賭博的捆綁、同性戀的掙扎、家庭破碎的人，如何能視而不見，不去服侍他們呢？因此，我們縱然知道我們所做的或許會令某部份人不開心，但仍希望在這墮落的世界，將救贖的福音帶入人群。

回應時代需要的使命

我們的工作隨著社會的需要亦有所調整，除了堅持我們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亦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及時適切的服務。

a. 關心同性戀

我們於2010年3月設立「同性戀諮詢熱線」至今，透過電話更實在地幫助一些受同性戀困擾的人士及其家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掙扎、需要及解答他們一些疑問。這兩年，透過舉辦「情牽兩代情」聚會，促進同性戀者及「櫃父母」的溝通及對話，了解彼此的掙扎，出版書籍《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及《盼望之路——櫃父母支援手冊》，提供一些資源給同性戀者的家庭及想認識這個課題的人士。

b. 支援離婚再婚家庭

2016年，我們看見香港的離婚情況非常嚴重，希望幫助一些離婚人士解答一些情緒、法律、管教及服務的問題，於是設立「離婚諮詢熱線」，同時為離婚家庭的兒童於學校開設「成長小組」，幫助他們學習情緒表達、社交技巧及提升自信心，亦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離婚前後的情緒及適應問題。去年，除了舉辦「贍養費的法理情」講座及製作短片，我們再進一步，為離婚後計劃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將來的離婚率及提升婚姻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在計劃再婚前，不要忽略前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使孩子可以融入新的家庭中，我們亦製作一些短片講及孩子面對父母再婚的心聲及需要，推動更多人關注兒童福祉。我們亦將有關內容撰寫成一套《再婚的婚前輔導手冊》，當中包括了輔導員指導本及準新人習作。縱然再婚這課題在教會界仍有不少爭議，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及出版，共同為香港的離婚再婚家庭獻上一分力。

c. 兒童性教育

我們每年去中小學為學生主領講座及工作坊超過200場，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及兩性相處。去年，我們因應近年的#Me Too運動，發現很多隱藏的性侵犯個案，很多都是長大後才揭發的，為了提高兒童對性騷擾及性侵犯的認識，我們推出「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動聽的兒歌動畫及性教育短片；六場教師、社工及家長交流會；以及出版家長支援手冊（教材）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資源送給幼稚園、小學及寄養家庭，希望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共同為兒童免受性侵犯而努力。

d. 服侍基層家庭

2020年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很多基層家庭因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經濟陷入困境，我們將有心人捐贈的金錢及物資，包括口罩、米、酒精及防疫清潔用品送到一些基層家庭的手上，幫他們度過難關，亦透過關愛基金的「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他們申請資助，購買一些家居用品如風扇、雪櫃及傢俬等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至今已服侍接近200個家庭，其中有31人在去年聖誕節前信了主。未來，我們將會透過「劏房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幫助這些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活動及支援，以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及視野，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學傚主耶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6節）未來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但靠著主，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不負主所託付的。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猶記得去年，在社署2021至2022年度賣旗籌款的抽籤日上，本社得蒙主恩獲得最後一個配額。最後的配額代表最後才可以選賣旗日子，以經驗推算，通常剩下的都是「雞肋」，怎知因疫情影響，部份抽中賣旗的機構棄權，最後我們可在今年5月15日星期六於新界區賣旗，當日恰巧是國際家庭日，與本社服侍家庭的理念一致，更為賣旗日添上多一重意義。

今年已是第二年在疫情下舉行賣旗籌款，某程度上要準備的工作相應減少，在宣傳上不同以往般可以及早預備，因為一切都要靜觀疫情的變化。雖然知道就算當天若未能在街上賣旗，亦可透過網上作呼籲及籌款，不過，在想好宣傳口號及完成其他籌備工作後，內心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後來回想，才發現究竟失落了甚麼。

以往籌備工作在賣旗日前六個月便開展，因疫情緣故，需要延後至賣旗前兩個月才聯絡教會、學校，一方面要待局部復課及恢復聚會，另一方面亦要觀察疫情狀況才可以招募義工。對筆者來說，藉著宣傳賣旗籌款活動可以與不同的群體接觸、介紹事工，讓人認識我們的理念及關注議題，比起籌款本身更為重要，感到失落是因為少了與人連繫，少了讓人認識明光社的機會。

賣旗前約一個月，陸續收到各方的回應，表示願意在教會、學校為賣旗活動作呼籲；有家長踴躍報名要成為親子義工，亦有學生主動報名協助賣旗。原來持續的疫情讓學生更珍惜服務社群的機會，家長亦想參與難得的親子活動，教導孩子身體力行為社會出一分力。雖然離賣旗日愈來愈近，只能在剩餘的時間下聯絡不同群體，但心裡那份火熱卻再次燃起，讓我感到疫情並不可怕，人與人之間難以連繫反而更可怕。在機構事奉，實在很需要與人結連。感謝神，讓一班支持者與我們同行，賣旗活動不只讓我們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也讓我們感受到同行者的激勵。

最後，在賣旗當日竟有約200位義工，實在很感謝他們的參與和支持，雖然今年籌得的款項比以往少，未經核數師審核，大約籌得63萬元，與我們的目標99萬元仍有一段距離，但深信主必繼續供應及看顧，在此向神獻上感謝，亦感謝每一位捐款支持的朋友。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物，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三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根據該會的網頁，教會由11人增長至4,000人。[1] 早在疫情出現前，新生命小組教會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

新生命小組教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成員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等，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與疫情相關的專題分享、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2]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讓更多網民可以接觸到。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於2018年5月在社交網絡誕生，[3] 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並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她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她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另外，教會也製作了一些有趣的惡搞短片，例如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亦製作了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在2011年組織使徒行傳教會，委身文化轉化與神國復興的異象。高皓正及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使徒行傳教會有一理念，就是帶出一個新平台，不先去批判人的行為過錯，而是讓人先接受神的救恩，相信人在經歷主愛及聖靈的感動後，便會樂意悔改。這樣做並不代表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火熱愛主的領袖。[5]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啟示錄為主題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5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並能令瀏覽者想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本文原載於第138期〔2021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回想在去年底確認了今年7月4日（星期六）是明光社賣旗日的一刻，那天筆者忍不住歡呼，憑著過往的經驗，知道當天避過了大型節日假期，學校考試，更在暑假前夕，招募學生義工的工作怎樣計算都是「無得輸」，除了有少許風險可能會遇到天氣不穩，籌募經費應容易達標。

踏入2020年，社會看似較為平靜，但是病毒來襲，隨著疫情惡化，香港以至全球像停頓了一樣，停工、停課、停航、限聚，街道蕭條，人人自危，保持社交距離是社會主旋律，網上直播是崇拜新模式，這樣的形勢惟有暫停所有賣旗工作，單單仰望主的帶領。

5月疫情開始緩和，學校逐步復課，教會亦陸續回復「現場」崇拜，雖然可以展開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但很可惜因復課後學校試期順延加上追趕課程進度，大部份教會又未完全恢復運作，招募義工及籌款工作舉步維艱。

賣旗前兩週，看著義工報名人數由不足50人到賣旗前一天竟攀升至大約180人；由最初只收到一間教會回應，讓我們設置售賣金旗櫃枱，到賣旗日前一週的主日崇拜，同時有五間教會答允讓我們設置金旗櫃枱。這段期間收到教會、弟兄姊妹、義工的主動問候，他們因擔心我們而想盡辦法協助，那份感恩之情難以言喻。

賣旗日那天有義工未夠7時已來電告知，他已準備好賣旗；有旗站的教會同工臨時參與仗義賣旗；亦有弟兄姊妹來電查詢賣旗地點，只為前往奉獻；最後更看見陸續有支持者回應我們當天發出的WhatsApp籌款訊息，表達對本社的支持。我們再一次看見，主一直與明光社同行，更讓我們知道，主已為明光社預備了一班同路人，無論在「逆境」或「疫境」中，明光社從不孤單。

最後，賣旗日義工大約有180人，在這艱難的日子，這已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目前為止（7月4日）仍未知籌得款項的數字，預計亦會比以往大幅減少，但我深信就算款項不足，主必會感動身邊的同路人供應我們所需，請繼續支持明光社，與我們同行。（大家在7月31日前仍然可以捐款支持今次賣旗活動，幫助我們籌募足夠經費，8月1日或以後收到的賣旗捐款，將撥作常費奉獻。）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基層兒童的點點需要

香港一直給人富庶、繁華的印象，但近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在日益惡化。而對於香港的下一代，貧窮兒童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所定的貧窮線及政府公佈有關2018年反映香港貧窮情況的數字，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的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數字仍超過17萬人，貧窮率為16.8%，而在政策介入前，貧窮兒童數字更高達23.5萬人，貧窮率達23.3%，[1] 即大約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貧窮兒童。[2] 但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以及今天還在肆虐的疫症，相信有關數據遠遠未能反映基層兒童的真實現況，令人不禁想到：原本就節衣縮食、蝸居籠屋劏房的孩子們現在會變成怎樣？對此筆者早前分別訪問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馬秀娟女士及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就香港的基層兒童的需要和機構的應變措施，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

基層兒童的固有問題

資訊不足：服侍新移民的梁友東牧師提到，受教育水平所限，對於如何應對疫情、如何與長期在家的孩子相處、如何幫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等問題，可能都成為許多基層家長的難題。

局限的視野：許多基層家庭成員有成癮問題，如爸爸喜歡賭錢，而孩子也有思想僵化的情況。馬女士舉例說明，有些基層孩子的眼界被擴闊後，會發出「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賭錢的爸爸！」的感嘆。也有些青年人離校後打算回家「隱居」，為何如此？原來他們覺得好像自己的爸媽一樣，一世領取綜援是很正常的事。

媽媽的難處：馬秀娟女士指，由於基層婦女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們要面對兩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但生活會捉襟見肘，那麼放下孩子出去打工？這會使孩子缺乏照顧，而且收入也不算高。

補習的需要：馬女士指，由於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有些孩子會四處尋找提供免費補習的地方。但由於沒有固定的補習老師，學生所獲的知識缺乏整體性與連貫性。

敏感的自尊：馬女士指，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基層人士對他人的施予一般都十分敏感，如果感受到被「施捨」時，他們通常都會拒絕接受幫助。

疫情下的問題

面對當前的疫症，馬女士和梁牧師都提到基層家庭面對以下的問題。

親子關係張力：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孩子又因疫症而未能上學，遇上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留在家中的家長，再加上財困問題，這些因素都會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大大增加衝突的機會。

疫症下的艱難：由於口罩、消毒用品和許多生活必需品被炒高售價，基層家庭因負擔不起而無口罩可戴，生活亦同時陷入困境。

教關的服侍

作為一個民間聯盟和非前線組織，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致力為社區夥伴建立網絡平台，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全港18區的結構性貧窮問題。教關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幫助夥伴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等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到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教關主要推動的事工有以下三大板塊：

「兒童發展基金」（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成長嚮導計劃：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主要透過協助招募擔任兒童成長嚮導的友師（mentor），推動夥伴單位參與CDF，而友師會與受助兒童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教關和夥伴教會、機構亦有提供CDF延續計劃，為完成「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由友師引導學員進入大專或職場，直至受助者中學畢業。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o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rogram, YUM）：教關聯同眾夥伴企業向18至25歲的基層青年提供基督徒師友同行、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的支援，幫助基層青年增強自信、就業技能。馬女士表示，好多夥伴企業願意付出加倍的耐心，盡力為需要關懷和支持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與工作機會，期望他們能夠向上流動，擺脫貧窮。

愛心行動：教關透過愛心行動連結夥伴機構和個人團體，提供免費食物、物資、服務等資源，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夥伴教會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新福的服侍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以新來港人士、基層家庭等為服侍對象，其主要工作：匯聚教會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紓困食物、物資；提供就業培訓；社企就業；生命教育；工作坊等。新福重視身、心、社、靈上的整全服侍，努力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融入和回饋社會。此外，讓新移民認識基督，活出豐盛生命也是新福的重要工作。

疫情下的工作

作為倡導型平台，教關正竭力聯絡夥伴教會，並呼籲捐獻、協調分派口罩及其他衛生用品予有需要人士，讓教會在疫情中繼續關心他們，並建立關係作長遠服侍。

而新福除了分派口罩、應急物品外，還提供以下服務：

1. 於網上提供相關的資訊，[3] 包括：抗疫資訊、學生／家長停學期學習資源、政府資訊等。
2. 派送食品或物資予有需要者。
3. 與突破機構、夥伴教會合作，為情緒受困者提供一對一電話關懷服務。

呼籲

如果去年的社會動盪使基層兒童的生活雪上加霜，那麼，今天的疫症恐怕會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難以負荷！因此，我們呼籲香港的教會與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具體行動，將愛分享給我們患難中的鄰舍。歡迎瀏覽教關、新福與其他前線服務機構的網頁，[4] 了解可以怎樣用行動支援有需要的人。

訪後感

筆者很榮幸可以訪問兩位機構負責人，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得到的不單是資料與數據，更體會到兩位負責人的愛與熱誠。就如梁友東牧師接受訪問的當日，由於他事務繁忙，採訪只能在中午進行，當時還未吃飯的他堅持要先完成訪問。而對馬秀娟女士在回答提問的同時，她充滿熱忱地講述了自己服侍的種種經歷：從上帝如何奇妙的帶領教關的服侍，讓他們經歷從無到有，到師友計劃如何改變了基層兒童的感人故事。期間，她還不時流露出對教關的夥伴機構的感謝與尊重，甚至在結束訪問前，她還關心筆者的需要，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採訪者禱告。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筆者感受到他們的服侍既有主的愛，亦有主的同在，深願主更多使用他們，讓更多人得著主的大愛！

特別呼籲

教關自2016年開始推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藉全職工作和師友同行計劃建立基層青年的生命，務求令他們能靠自己向上流動。計劃不單使受助青年獲益，許多參與的友師更感慨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你也想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基層青年的祝福，可以加入成為計劃友師，並參與3月26日舉辦的YUM友師簡介日，友師登記請瀏覽：http://bit.ly/2lVB7dr。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要避免教會因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衝擊而陷入分裂危機，或者令更多弟兄姊妹憤而出走，讓關心社會問題成為教會日常生活一部份，比經常漠不關心來得好。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化，有人行前一些，有人行後一些，毋須強求一致，大家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例如：

1. 代禱

禱告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份，其實每星期教會的祈禱會、公禱時間都是回應社會議題的好機會，除了為教會的人和事，也可以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祈禱，至於選取甚麼事件，可以借助不同基督教機構每月或每星期的電子通訊，由基層、傷健、長者、新移民到家庭及倫理的需要和問題，應有盡有，由於只是轉述那些機構的分析及呼籲，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這可減少直接爭議。若真的遇上一些有較大爭議的事件，如《逃犯條例》修訂或佔領行動，代禱的重點可以是對事件發展和影響的關注及憂慮，不一定要選擇支持或反對，因為回應社會議題不等於一定要表態，很多事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2. 了解

政治和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時若對有關議題缺乏基本認識，卻急於選擇某個方案和立場，只會淪為情緒反應。教牧同工很多亦未必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興趣或有認識，要他們迅速表態是強人所難。因此，教會若能由有經驗和長期關心社會問題的同工和會友，組成社關小組去了解事件，便可向會友推介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文章及相關資料，並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先深入了解而不是急於確定立場、甚至表態。教會亦可以舉辦講座或研討會，邀請不同意見的嘉賓或弟兄姊妹分享，讓大家公開討論。其實，教導弟兄姊妹在現時容易爭拗和撕裂的社會氣氛裡，回應問題的態度甚至比表示立場更重要。

3. 表態

涉及社會議題的爭論，往往在於應怎樣表態及回應，其實教會對於所有關心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第一個基本教導是：信仰通常只能給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大方向，至於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社會政策，往往建基於我們的人生經驗、學識、智慧和判斷，這些都是相對的，不同背景和閱歷的教牧、信徒和神學家，對同一問題亦未必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要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耶穌在福音書面對不同人士要求祂就一些事表態時，祂往往是提出反問，或引導大家思想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將之當成是非題。要關心政治問題，第一個功課就是學會包容和尊重不同判斷，就算在政治上有不同取態，也不代表對方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輕易代表上帝審判與你持不同意見的教牧或信徒。而對於一些甚富爭議性的問題，由於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也是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教會領袖在考慮如何表態會更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及早訂立機制，讓大家知道經過甚麼程序才可以代表教會和聯會發表聲明或參與聯署，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教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容讓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安心表達自己看法的家，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

4. 行動

近年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歡催促教牧同工和教會機構，就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態，而表態的方式就是出聲明、參與聯署以及上街。其實回應社會議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而要草擬聲明對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有較豐富的認識才不至搔不著癢處，甚或貽笑大方。另一方面，其實不同團體和界別近年對組織聯署已十分有經驗，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要處理聯署亦十分容易，因此，教會和團體若真的想表達意見，參與其中一個較接近教會立場的聯署亦可，實在沒有必要事事發表聲明或自行發起聯署。至於近年興起，以個別學校、宗派或教會和機構內一群弟兄姊姊的名義發起聯署，對這些行動，只要內文註明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教會或機構的立場便可，教會應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群體，亦毋須制止弟兄姊妹的自發行為。社會關懷的目的是凝聚更多人一起努力關心社會，而不是製造分化、製造敵人，應盡量求同存異，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至3節的提醒，願各位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不忘「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問教會應否回應社會議題，要問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60？65？120？

踏入2019年，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1] 在一片反對聲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2]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何謂長者這個定義，遲早都要改的了，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60歲的人只是中年。」引起社會各界非議。[3] 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支援補助金」，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4]

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涼薄」，或是「堅離地」不知民間疾苦？相信自有公論。但我們要理解，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層層相連的結果。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數字上的簡單修改」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甚至施政失誤，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

何謂長者？

首先，何謂「長者」？是60歲還是65歲？從今次事件上，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首先，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者」定義，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長者／退休／安老等政策」。

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時，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諷刺地，在香港的答案是：都可以——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何謂長者」作出定義。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

表一：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

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與歷史有關，如香港綜援的前身，公共援助計劃（Public Assistance，俗稱救濟金）於70年代設立，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不過很多時，「長者」年齡是與「退休」年齡掛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事實上，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5] 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首先，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可在65歲退休，但很多基層工人，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手腳慢」，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60歲之後申請續約，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6] 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

而一個人在退休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7] 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幾年前社會討論的「全民退保」諮詢，[8] 由學者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又被政府「打回頭」，[9] 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

當「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變成了
「贏在起跑線」與「成功靠父幹」

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的概念，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家庭友善政策」，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往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以往家庭不乏「三代同堂」的狀況，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10] 另外，香港最熱門的「土地問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一般年輕人，除非「贏在起跑線、成功靠父幹」，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甚或購買整個單位），否則根本難以上車，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年長的父母了。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由此可見，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惡性循環由此而生。

由一個政策，到整體的倫理考量

香港人可否不要老？說起來十分諷刺！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11] 政府從來也不缺錢，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卻樣樣欠奉。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但明顯地，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倫理考量，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

說到底，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何去何從？希望不用望天打卦！

「為甚麼你們不就一地兩檢事件出聲明？」「為甚麼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沉默？」「為甚麼教會只關心倫理和性的議題，對很多社會問題如取消TSA、DQ議員、國歌法、國內拆十字架……卻視若無睹？」

近年教會圈子內一些年輕人或比較關心社會，甚至活躍於社運的弟兄姊妹，都喜歡以類似的問題挑戰堂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並催促他們就這些事件表態。更可惜的是，有一些人因為得不到積極的回應而失望地離開教會。關心社會是好事，但大家若果以為發個聲明、表個態才是真正的社關，這想法是十分表面，甚至有些危險的。

教會和信徒關心社會、愛鄰舍，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層次的。簡單來說，個人方面可以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就社會問題透過社交媒體和大眾傳媒表達意見；向官員及議員提出訴求；參與聯署和遊行示威；以至投身公務或參選等等。每個人皆可按本身的時間、能力和感動去參與，最重要的是不應該對身邊的人和事漠不關心，對社會上種種不公平和不公義的問題視若無睹。不過，另一方面，一些關心社運的弟兄姊妹，亦不能過份催逼其他人一定要以相同的方式去關心社會，更毋須事事強迫弟兄姊妹和教牧表態。

很多弟兄姊妹不想就某些社會議題表態，主要因為他們根本不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無法判斷誰是誰非。而不少教牧的情況亦類似，畢竟，很多社會民生的問題，甚麼TSA、最低工資、一地兩檢所涉及的數據、研究和法律問題其實十分複雜，很多時都不是簡單的支持或反對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深入研究的。對於教牧來說，神學能處理的多只是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他們所受的訓練無法應對日新月異的社會問題，要他們表態有時是強人所難，而在沒有充分理據下支持或反對，都會惹來持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的反彈，正所謂「順得哥情失嫂意」，不想令教會分裂對他們來說比表態更重要。其實，所謂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是比較少的，大部份的政治取態都只是倡議者對當時形勢的剖析和策略問題，而不是真理層次的對與錯問題，不同背景或理念的信徒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而在基督教機構方面，既然被稱為翼鋒教會，其存在本來就是堂會的延伸，分擔很多堂會本身不懂得或沒有餘力去承擔的服侍。雖然社會關懷的範疇五花八門，但在香港大部份有需要關心的群體，無論是新來港、基層、傷健、聾啞、少數族裔、性小眾、妓女和釋囚等，其實都有機構關心。因此，若指責教會不關心弱勢群體並不公允，因為個別堂會由於人力物力所限，往往只能選擇幾個至十幾個機構去支持，就算是大堂會亦無法事事關心。大家不能只著眼於個別堂會沒有做的事，而忽略不少堂會和機構有做的事。

至於不少教會較多就一些倫理議題而非政治議題表態（如參與聯署或發出呼籲），原因很簡單，因為那些議題較為原則性，比較容易有聖經和神學的根據，較易在堂會內凝聚共識。政治和社會民生問題既涉及判斷而不單純是信仰原則的問題，若牧者和堂會領袖不熟悉有關議題時，不想表態可以理解。值得留意的是，當社會氣氛愈來愈不寬容，而弟兄姊妹亦受這種風氣影響，選擇用一些嚴厲的、侮辱性的語氣批評教會領導層和牧者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更謹慎，避免因為說錯一兩句話而動輒得咎，被無情地批判。

關心社會有不同的方法和層次，能夠看得到的只是表面，要判斷堂會和機構有沒有真正關心社會，不是單看她們有沒有就一些熱門話題發個聲明、表個態，而是要看在日常的聚會中，有沒有將鄰舍的需要、社會的公義放入她們的議程。例如團契和小組的討論；主日學和專題講座；講道和查經的內容；奉獻支持的對象；探訪和關心的人士；以及刊物和網頁內的代禱事項等等。社關態度是培養和教育出來的，鬧，有時只會適得其反。

近來看到本港有一間共享單車公司只經營了一年多便宣佈結業，現今的香港市場有約五間共享單車公司，我們開始見到有公司損手退場。在街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堆堆顏色奪目的單車，有橙有綠有藍……亦曾見到它們被扭曲損毀的、不堪的「陳屍街頭」，亦見過不少是因為用家隨意停泊，致令單車遭貼上告票，放了幾天亦無人理會。據報道，結業的公司是因為未能獲得盈利，同時需要負擔龐大的單車維修開支。

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發展了一段時日，不少創新的科技公司以網絡去連繫世界，人們可以把物品的擁有權共享（Sharing）外，更可以把過多的資源或想分享的物資放上網上分享（Gifting）及租借（Renting／Lending），即可使資源、物件充份被使用，不用閒置、浪費，而物主更可以收取租金、以物易物（Batering）或以互換（Swapping）的方式增加自己可用的資源。

打著Sharing Economy旗號的成功例子有Airbnb、優步（Uber）等，就是「吉屋」屋主、閒置車的車主連結網絡公司，當有人需要短期租用或找車代步，有關物資就會被搜尋得到。而在物品方面，網上有不少分享谷或二手谷（Sharing group），人們可以post（張貼）照片上去，別人有需要就可以借用或以低價購買。

不少人很認同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消費，因為能使自己擁有的物資與人分享，不用閒置物品，或以低價買入二手物品，希望能減少重複、過量製造物品，減少浪費地球資源。

共享單車

以企業的角度來看，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可以有很多種，有直接捐款給慈善機構，支持他們的工作，亦有是自己成立CSR部門（社會企業責任部門）去推動教育、公益、環保，使自己的產品、服務能夠對社會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並且能令品牌形象更為正面。

而更有一類企業，本身就帶有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思維而創立的，為改善社會的問題或推動一些理念而成立的，而共享單車的公司，亦可說是這類以提供平價單車租借服務，讓市民使用單車，更有減低噪音、空氣污染、交通擁擠情況的好處，而且還具有休閒、健身的功能。服務使用者如認同這些理念，認為有其價值的話，就會使用其租借系統及服務。

筆者欣賞其好意，但這系統所租用的單車，不是人們家中閒置的單車，而是開設智能單車共享服務的公司所自製的單車。為方便人們以GPS（全球定位系統）找尋附近單車，以QR code解鎖及使用，它們都具有上鎖、解鎖、二維碼（QR code）等設置。但「空降」這成千上萬部單車前，這些公司在事前有沒有計劃好每區的用量是多少？有沒有預先安排擺放、停泊的地方？或者，根本這些公司就在銷售這種不需要負責任，隨意停泊的理念？他們可會估計到市民是否懂得善待這些「別人的資產」？現時，它們佔用了許多公共空間，一些使用者就隨意把車扔在街上鎖上就算了。這實在也對實體租單車給市民的小店不公平，筆者也難以理解為何政府對智能單車共享服務公司所佔用的公共空間及造成的混亂視而不見。

虛擬平台交易引起現實的問題

雖不是全部，但有不少分享資源都以網絡連結。旅遊借房、外出坐車、買賣物品，市民可以於網上所屬該企業的租借系統直接連繫物主，其交易的金額、過程是否獲得保障卻不得而知。如人們旅遊以系統租借了民宿，其安全、清潔等問題亦是缺乏監管，需要借用者自己去冒風險。用家當然可以參考系統評分，但產品、服務提供者會否請打手於系統造假評分讚好，亦難預料。

外出租用車輛、買賣物品，亦有可能遇到問題。假若不幸遇到意外、損失，會有甚麼法律保障？保障多少？一切要看不同的公司如何處理有關情況。如交易是私下進行就更難獲得保障。另外，因為服務提供者容易透過系統接生意，這亦會大大影響了當地的酒店、旅館、計程車、小店等的生意，這些企業、公司可是付出了資金打開門營業，但因為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降低了，其生意亦備受打擊。

而對於一些打著「共享資源」旗號成立的公司，但其實只是利用點對點的平台，免費佔用公共空間，為公司省去租金或管理費用卻想不負責任。我們應細思這是否只是一個華麗騙局。

美好原意與人們品格

上文說過美好的原意是「共享」，在享有權利與人共享資源、物件之前，人們是需要懂得珍惜。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物品，了解到地球資源有限，要保護環境，所有東西都是得來不易或耗用了地球資源才能生產出來的。但無奈看見人們本著已付出租金，或因為物件不屬於自己，就隨意破壞、不負責任等缺德心態來對待這些共享資源，筆者惟有說句：「你未夠資格與人共享物品。」

當共享者的品格未能準備好，地球的資源便惟有繼續過多地被耗用下去。

教會應如何關心社會？信仰原則應否用於社會政策和公共事務？這些都是在教會機構推動社關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個人認為在討論之前，若能先分開私人領域和公共事務，可避免因為一刀切而引起的不必要爭拗。

私人領域

私人領域的自由相對是大的，從信仰角度上帝給人自由意志，就算我們明明選擇做一些上帝不喜悅的事，上帝仍然會給予我們選擇的權利，不過，我們要為自己所作的選擇付上代價。例如同居、觀看色情物品和粗言穢語。而在香港這自由社會，很多事雖然無益，甚至會對自己構成一定的傷害，只要不是傷害了其他人，社會仍然是容許的，例如吸煙、賭博和隨便的性關係。

在面對一些私人領域的行為，社會固然不會輕易立法禁止，有需要時亦只會適當地限制，如吸煙的地點和購買煙酒、發生性行為的年齡等。隨著個人權利的意識日漸高漲，市民普遍不願意看到政府對私人生活有太多的干預，因為一個人的日子如何過、與甚麼人一起過，其他人實在不必、亦無法干預。雖然基督徒對倫理道德有一套看法和標準，不過，只能遊說、鼓勵和吸引其他人跟從，除非違反社會上一般人的道德底線，否則不應亦無法強逼。

因此，明光社從來沒有打算強逼他人跟隨我們的標準，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推銷員，將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向大眾推介，是否跟隨完全是大家的自由，但在自由社會，我們必須捍衛我們表達宗教和倫理價值的自由，因為這不僅關乎我們本身的福祉，更涉及整個社會的福祉。諷刺的是，近年社會不斷強調多元自由，但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卻以尊重小眾為名，以反歧視為藉口，不准有信仰的人公開表達基於信仰而持守的價值觀，例如反對同性戀行為、反對自我聲稱便可變性的跨性別運動等。言論和宗教自由是普世價值，不應厚此薄彼。

公共事務

其實多年來，一些同運團體以及部份教會中人批評我們，主要是有關教會團體應否介入公共事務的問題。雖然我們尊重在私人領域中的個人自由，但當一些人想將個人生活模式常規化、以法律和公權力去肯定、推動、甚至懲罰反對的人士，這已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了。教會作為民間團體的一份子，基督徒作為公民，絕對有權利和責任去表達意見，爭取其他市民的支持。

例如有關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問題，兩名成年的同性戀人是否有性關係、同居、甚至搞婚禮，稱呼對方為妻子或丈夫是個人自由。香港亦已將成年人的肛交行為非刑事化了，同性戀者在私人領域已經受到一定的保障，但要訂立歧視條例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歧視條例會有懲罰性，機構或團體若不遵從，便會被平機會批評、甚至引起訴訟。

此外，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有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也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社會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婚姻制度包括的是一種被社會肯定的關係，涉及稅務、生育科技、領養和下一代福祉的問題，這絕不是兩個人的事，既然不是兩個人的私事而是社會制度，便需整個社會一起討論，而在討論過程，教會和基督徒當然有權利去表達意見，爭取政府、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持，正如其他同運團體和社運組織所擁有的權利一樣。若只有同運團體可以發聲，教會群體表態就是霸權，那麼不能不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霸權？若信徒遊說他人是將自己的信念強加於他人身上，那麼同志團體又為何有權將自己的信念強加給信徒和其他人呢？

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當然，有人認為教會和同運團體的權力不對等，教會相對同運團體來說財雄勢大，人多勢眾，因此，應偏幫小眾的團體。也許過去真的曾出現這種情況，但今時今日，同運團體背後的財力和政治力量絕對不容小覷，而近年外國的經驗讓我們清楚看到，以政治正確為手段推動的同運是一個明顯地雙重標準的運動。從公平的角度，市民大眾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是否支持以自我聲明模式就可以變性，這是關乎眾人福祉的社會政策問題，就讓社會公開討論，然後作出選擇。這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事務，在私人領域可以較為寬鬆，但在社會事務的決策必須嚴謹，因為關乎的是眾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