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只在最後階段說不的群眾

早前網上瘋傳中學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警方表示在發現有關帖文後已即時安排刪除帖文，並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處理，但仍有市民不理會警方的警告，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工具的群組分享那些相片。 

這次事件令網民重提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的朋友論，當時網絡瘋傳幾位藝人的祼照，有警方代表在記者會解釋法例時表示，向朋友分享色情相片並沒有觸犯法例，引來一眾網民都以「朋友」相稱。事隔10多年，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與「朋友」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也不會違犯法例，但其實「藝人私密照事件」和「籃球教練事件」所牽涉的法例是有所不同的。

「藝人私密照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的「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條例列明發佈淫褻物品屬犯罪行為，而相關的藝人裸照屬於淫褻物品，因此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發佈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在記者會提及的「朋友論」是解釋發佈的定義，發佈是指向公眾人士分享照片，而不是朋友間私下的分享。警方當時也有補充說明，指絕大部份的網民都不會被理解為朋友，因此在網上分享藝人裸照有機會觸犯「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的條例，只是一眾網民斷章取義地理解警方的說法。

這次「籃球教練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私密影像是指顯示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的個人私密部位，即能看到個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影像，或進行私密作為如性行為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不理會當事人是否同意，而發佈其內衣照、裸照、進行性行為時的影像就是違法，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所以在網上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無論是令照片外洩的人，還是抱著「食花生」心態與人分享照片的網民，都一律觸犯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此條例中「發佈」的定義，是否與「禁止發佈淫褻物品」條例中的「發佈」一樣，不包括朋友間私下的分享呢？這點現時難以確定，但如果按立法原意，筆者估計與朋友分享也有好大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禁止發佈淫褻物品」和「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的分別在於當事人是否同意和影像性質的不同。「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不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只要是「淫褻物品」就一律禁止發佈，即當事人自願發佈自己的「淫褻物品」也會觸犯法例，而物品是否屬於淫褻一般皆由淫褻物品審裁處來評定，按過去的評定標準，展露男女性器官交合的影像都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則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發佈，而私密影像不一定是裸露，也包括僅有內衣遮蔽個人私密部位的影像，所以私密影像有可能屬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雖然第一類物品可以供人自由發佈，但只要它屬於私密影像，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發佈，如果有人在不理會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發佈私密影像，就是違法行為。

而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中遭發佈的相片其實也屬於私密影像，但因政府在2021年才實施「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因此當時只可用「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來處理。但如果現在有人發佈當年藝人的私密相片，則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這次的「籃球教練事件」也引來網絡上熱烈討論應否拍攝「私密影像」，網上有人提出「不影就不會流出」，認為影裸照與相片流出是有因果關係，但這類言論亦隨即被其他網民反駁，指有關言論是在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其實事件已經發生，當事人是受害者，事後才「提醒」當事人不應拍攝「私密影像」，只會令相關人士感到更大的壓力，對事件也毫無幫助。

不過類似事件的出現，其實也能讓公眾意識到拍攝「私密影像」的危機。「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人是罔顧他人感受和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絕對應該面對法律的制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保護自己，了解拍攝私密影像可能引發的後果，避免將自己放在危險之中。

當私密影像一出現，就已存在外洩的風險。不讓自己的私密影像出現，是防止私密影像外洩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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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污名令私密照受害人不願求助

未經同意下拍攝或分享別人的私密影像，會對當事人構成莫大傷害，《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已將有關傷害歸納為性侵創傷，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性侵犯不只限於身體上的性侵害，還包括情感傷害，所指的是當事人的深層私隱被侵犯，感到羞恥，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被污名化等。[1] 另外，在外國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明知當事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私密影像，但第三方收看者普遍不會因此為受害人辯護，相反，即使對收看影片感到掙扎，他們都會裝作沒有問題，並隱藏內心的爭戰，而收看者這類表現，會助長公開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而對於受害人來說，裸照或半裸照外流會令他們背負污名，承受外間批評，亦會令他們不願去求助，甚至怪責自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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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愈來愈大的威脅，而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最簡單的方法是要看看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很不幸，香港已進入了捕風捉影的獵巫年代，只要一首歌曲、一支蠟燭、一組數字、一件衣服、一句口號，隨時都有機會惹來官司訴訟。在公開場合、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聚會提起某個日子、某些人名，就算從來沒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甚麼問題，卻只因為某個官員疾言厲色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觸及國安法，市民大眾便要立即「斬腳趾避沙蟲」！情況和中國封建年代殘酷的文字獄，以及中世紀歐洲大張旗鼓處決所謂女巫如出一轍。

文字獄和獵巫行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有一大批為了逢迎上意、打擊異己、找機會上位的庸官酷吏，飽讀詩書深明法典的斯文敗類，為求自保先下手為強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喜歡吃人血饅頭、容易受人煽動的無知百姓，在喜歡捕風捉影、抗拒異見聲音、缺乏幽默感、容不下批評諷刺的社會氣氛之下愈來愈神經過敏，起初只是殺雞警猴，或者公報私仇，久而久之習慣了以殺人來向在上位的表示忠誠，最後便大開殺戒。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崇高的理念，高呼忠君愛國、甚至以神之名而將一些殘害他人、濫殺無辜的事合理化，目標就是要將一切批評和反對聲音消滅於萌芽階段，要所有臣民人人自危，絕對不敢對當權者稍有異心，連稍為不合作的軟對抗也不敢，乖乖的成為奴才，並且互相監控和舉報，成為幫凶。

近來，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不斷主動將一些知名的異見人士的著作或涉及敏感話題的書籍下架，就是惡劣的揣摩上意，矯枉過正的行為，許多書籍及其作者根本從未觸犯任何法例，不少書籍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可以公開發售，以及放在公共圖書館的架上，現在卻在無任何理據的情況下「被消失」，是將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開的極權專制國家的水平。政府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圖書館職員憑甚麼理據剝奪市民大眾閱讀這些書籍的權利？有關書籍違反了甚麼法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版權條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究竟他們是高高在上要決定市民可以看甚麼書的「人民准許閱讀名單審查委員會」？還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究竟市民可以看甚麼書是由政府還是人民自己決定？   

一直以來香港崇尚法治精神，在普通法的精神下，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市民大眾都可以放心去講去做，只要不涉及誹謗，批評官員權貴的言行和施政是毋須擔驚受怕的。但過去幾年已出現嚴重的人治傾向，例如官員可以毋須透過法官的裁決，直接DQ一些候選人；一些口號、歌曲、新聞報道，可以透過主控的想像和所謂專家證人，將本來有很多可能性的明喻暗喻、弦外之音的解讀方式歸納為只有一個，疑點利益歸於控方，然後一槌定音，日後所有人都只能以這方式去解讀，以法律之名扼殺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此外，圖書館的職員可以任意將一些被認為敏感的書籍下架；表演場地可以毋須解釋便取消一些異見人士的訂場申請；執法人員隨意拆除一些店舖的裝飾、截查及扣留打算採訪的記者；更嚴重的是一些酒樓會所戲院亦在有形無形壓力之下，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對待所有可能有爭議的團體、個人、歌曲和電影等等，都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情況，當大家習慣了之後，漸漸卻變成了「正常」的情況，甚至愈來愈多人願意為這些情況塗脂抹粉，大家可能忘記了，當獵巫之風合理化的時候，所有不聽話、不受歡迎的人也有可能被扣上女巫的大帽子，當主要矛盾被清除之後，次要矛盾就會變成主要矛盾。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下架之害，猶如焚書；寒蟬效應，等同自閹。但要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維護市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伸張正義，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爺，更不要妄想聖君的出現，而是要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利，市民可以看甚麼書、說甚麼話、悼念甚麼人，應該自己當家作主，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時候，不要自己嚇自己，亦不要恐嚇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達意見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卑微願望，只是希望所有教牧和領袖能夠成為榜樣，「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早前啟德某屋苑有一對男女在露台全裸並進行性交，被人發現及錄下短片，再經網絡傳開。警方將案件暫列為「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並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女子，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律師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法律上露台明顯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故意讓人看見性交，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1]

事件在網絡引起一番討論，究竟私人物業的露台是否屬於「公眾地方」？如果影片中的男女在室內窗旁而非露台進行性交，又會否犯法呢？拍攝者又是否犯法，分享影片又如何呢？讓我們了解一下相關的法律條文。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列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即屬犯罪。該露台雖然不是公眾地方，卻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所以就算是私人物業，只要身處於公眾可見的地方，不論是露台、天台、地下花園，甚至是室內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位置附近，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的罪行，最高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此外，該段影片中的男女所做出的行為，也有機會構成「有違公德罪」。根據普通法，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都屬犯罪行為。一般而言，「有違公德罪」適用於所有非常可恥、有違公德、冒犯及令人厭惡、敗壞道德、有傷風化的行為，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而就本案的情況，最終會以哪一項控罪控告涉案人士，則由律政司作出決定。

窺淫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拍攝該段影片的市民有否觸犯去年10月生效的「窺淫罪」呢？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B條「窺淫罪」列明——任何人為了觀察或拍攝個人的私密部位或私密作為，而觀察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拍攝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性行為屬於私密作為，所以偷窺或偷拍他人進行性行為會觸犯「窺淫罪」，但條例列明被觀察或被拍攝的人士需「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而本案是在露台發生，明顯並不是一個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地方，所以拍攝該短片的人按理並沒有觸法「窺淫罪」。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話雖如此，但該段影片仍符合「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相關發佈影像罪行及處置令」中「秘密影像」的定義——即顯示該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任何人在不理會他人是否同意下，發佈他人的私密影像，而他知道該項發佈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或罔顧該項發佈是否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都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因此，任何人對外分享該段影片，都有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發佈淫褻物品

而同時，按淫褻物品審裁處過去的評級標準，該段影片的內容好大機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21條，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物品，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所以，發佈該段影片，也都有機會觸犯「發佈淫褻物品罪」。

我們不難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群組裡找到上文提及的影片，雖然法例懲處的是發佈行為，市民觀看該影片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只要市民轉發該影片，不論是轉發影片的檔案，或只轉發影片的連結，都同樣有機會干犯「發佈淫褻物品罪」或「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網絡上充斥著大量淫褻物品和來源不明的私密影像，不少人樂於轉發有關資訊，雖然警方看似沒有行動，但其實轉發有關影像仍是違法行為，轉發者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就該段影片的情況來說，當事人需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作為旁觀者，也應該拒絕轉發有關影像，除了是因為避免觸犯法例，更加重要的是顧及當事人的感受，並尊重他人的私隱。即使有人在公眾可見的地方進行私密作為，旁觀者並不了解事件始末，若拍攝或轉發這些影片，無疑會對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或傷害。假若收到這類影片，千萬不要隨意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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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打擊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的法例，於2021年10月8日生效。在新法實施的八個多月後，有支援性暴力受害婦女的組織表示，過去三年處理涉及影像性暴力的個案上升，預料未來求助個案會繼續上升。有社交網絡平台公司與上述組織合作，若有受害人向該公司指出其私密影像在未經同意下遭公開，該公司如在旗下的兩個社交平台找到涉事影像，便會移除有關內容，以阻止私密影像在網上流傳。[2]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日期	事件
2019年6月	反修例集會中出現大量警察對記者不合理的對待，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蒐集有關個案，單是6月10日及12日兩天就錄得17宗他們認為警員濫權的個案。
2019年7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幾位高官在一次於凌晨時份舉行的記者會中，遭記者提問「會否落地獄」，行政長官沒有回應問題，同日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亦沒有顯示相關問題。
2019年8月	傳媒傳出政府擬用1922年訂立的殖民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反修例運動出現激烈警民衝突，當中可以管制刊物及通訊。
2019年9月	警方在旺角清場行動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有攝影師被防暴警員推撞，又有受聘於傳媒機構的司機，在協助採訪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部，身體受傷。
2019年10月	政府緊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要求遊行人士禁止蒙面，有官員曾表示記者將獲豁免，但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命令除去面罩。警方稱在遊行中難以分辨誰是記者。當日有傳政府想統一發放記者證，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度澄清政府無這個意圖，但此舉已引起社會擔心政府欲打壓傳媒。   警方在鎮壓示威期間因為多次誤襲記者，又用電筒強光照射鏡頭，有記者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突然宣讀聲明，警方同時即時撤離、中止記者會。
2019年11月	不少記者批評警方當時的例行記者會未有回應傳媒行家的提問，反而只是提出單方面的訊息，當中部份訊息與現場採訪的內容差距甚大。警方與傳媒關係因反修例運動的連串事件而惡化，11月初有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以「查警暴　止警謊」的標語戴在頭盔上作無聲抗議，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兩個記者組織及三個傳媒機構在6月至11月曾發出多篇聲明，指前線記者被警方阻礙採訪，過程中更曾被粗暴對待；有電視台新聞部負責人在11月下旬向警方遞交投訴信，指記者遭強行扯下面罩，被投擲催淚彈等。
2019年12月	政府留意到不少示威者透過網絡眾籌到世界各地賣廣告，宣傳其政治立場，甚至有組織邀請外地政要聲援他們，政府遂針對這些廣告，以及外地傳媒報道，作出澄清。另外，政府又批評黑衣暴徒罔顧巿民外出用膳的權利，闖入商場食肆破壞，行為令人憤慨，並指出干犯刑事毀壞罪行。 警方針對反修例風波中的傳媒報道，時事評論等發出多次澄清及表達意見，又指有傳媒使用的詞語，加深大眾對警隊誤解。此外，政府開始自己製作2019年大事回顧。
2020年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有嘲諷警方的內容，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收到二百多宗相關投訴，警方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發言人表示，港台編輯方針必須準確持平。   壹傳媒主席兼大股東黎智英於2月底被捕。
2020年3月	無綫電視成功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申請，免去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無綫電視隨即停播港台節目《議事論事》。
2020年4月	港台英語節目《脈搏》（The Pulse）在3月底播放的一集，在討論疫情時訪問了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談及有關台灣可否入世衛，4月初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質疑節目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香港電台約章》。   港台另一節目《左右紅藍綠》2019年11月的其中一集，突然被算賬，通訊局收到三百多名巿民投訴，稱主持言論偏頗，煽動對政府或警方的仇恨。
2020年5月	通訊局在5月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一段「驚方訊息」污衊和侮辱警方，向港台發警告。港台隨即檢討有關節目，在播放該季餘下五集的《頭條新聞》後，就暫停製作。
2020年6月	人大通過為香港制訂《國安法》，有關法例在6月30日晚上11時實施。
2020年7月	警方在7月中宣佈，《警訊》改由警隊自行製作，結束過往47年與港台合作拍攝該節目。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兼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會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
2020年8月	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於8月上旬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港台投訴機制及程序。 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表明不續約，商經局就廣播處長一職刊登職位招聘廣告。
2020年9月	9月下旬，警方宣佈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2020年11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11月被重案組高調上門拘捕，指她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用查冊資料做新聞報道，被控兩項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三間主要電台在11月接到通知，因《國歌法》自6月生效後，被要求每天播放一次國歌。   油麻地發生大火後造成八人死亡，有線記者於屋宇署資訊中心查閱涉事大廈圖則，調查是否涉及僭建，有關申請最初遭署方拒絕。其後，署方指基於公眾利益願意提供有關資料，又指處理查閱樓宇圖則申請時，須根據《版權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保密責任的規定考慮。
2021年1月	運輸署推出新措施，如任何人想對車輛進行查冊，車主會收到電郵通知，載列申請車牌查冊者的名稱，申請目的等資料，如有車主懷疑個人資料可能被濫用的話，可以聯絡私隱專員公署或報警。記協批評新政策等於通風報信，打壓調查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有很多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導致有人受傷害，認為傳媒不應在查冊一事上獲得豁免，並與其他部門正檢視不同的查冊安排，減少不當情況出現。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中「驚方訊息」環節再有三集被評為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通訊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   港台就政府圍封佐敦四街時，報道政府派發的物資只有罐頭但未有罐頭刀和煮食工具等，被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為蓄意誤導，因為部份罐頭本身有自帶拉環。不過港台同時發聲明，當日亦有訪問部份受限區內居民，的確有居民因為沒有罐頭刀，開不到罐頭，打算退還有關物資。
2021年2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初在立法會答問會中表示，「覺得香港電台極有需要改善」，並認為港台作為公營電台和政府部門，兩年內被通訊局裁定七宗投訴成立是難以接受。政府在2月下旬即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稱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角色被動，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政府同時宣佈跟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委派資深政務官李百全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一職。
2021年3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註冊資料，包括董事及公司秘書的身份證號碼和通常住址。   李百全於3月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他稱要盡快投入作為總編輯的角色，叫停播放《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他認為不持平和不客觀的節目。部份節目則更換主持人，又要求訪問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直言，管理層批評節目有問題，但未有拿出具體內容，前線同事需要有實例才可作跟進。
2021年4月	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控兩項「明知而在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判罪成，遭罰款6,000元，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罪成的個案。   拍攝、後期剪接由政府新聞處領導，並由特首辦邀約各界人士接受行政長官訪問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自4月底開始，在港台電視31台，晚上6時30分播放，節目共40集。
2021年5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動提出社會有「假新聞」，並稱如有媒體違反《港區國安法》，警方有證據會拘捕或檢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要研究怎樣立法規管假新聞，未有具體時間表。有傳媒收到政府中人放風稱，政府內涉及新聞或資訊傳播政策的部門有四個：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新聞自由中涉及《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部份； 2. 創新及科技局規管互聯網供應商及媒體發佈平台； 3. 民政事務局和屬下的政府新聞處是新聞業界的對口部門； 4. 保安局則負責涉及刑事的工作。
2021年6月	6月17日，5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保安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了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資產。   6月18日國安處起訴《蘋果日報》兩名高層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蘋果日報》於6月23日結束營運，6月24日出最後一份印刷版報紙，網站於同日零時關閉。   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下《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在審查及評級時，要留意影片有沒有「描繪、刻劃或表現」危害國家安全，或「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   《大公報》一名男記者涉車牌查冊而被控虛假陳述罪，獲控方提出以簽保守行為了事。
2021年7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電台節目中稱，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充斥大量假訊息，例如8.31事件中太子站有人死亡，誤導社會。他認為要就虛假訊息規管作進一步研究，並應該就假新聞立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後在一個節目中，主持人重提傳媒報道她在一閉門會議的講話內容，林鄭月娥稱傳媒不應報道有關內容，又指事件反映傳媒誠信及道德問題，主持人追問內容涉及公眾利益為何不可報道，又指公開錄音內容並不違法，林鄭月娥回應指：「或許有需要就相關情況立法」。   政府提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加強打擊違法「起底」行為。亞洲互聯網聯盟對此表示關注，早前有傳媒指幾間全球大型互聯網企業，包括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稱如政府繼續修例或考慮撤出香港，亞洲互聯網聯盟澄清無科企成員準備撤離香港。   首名《港區國安法》被告唐英傑因為駕駛背後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被判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成，入獄九年。
2021年8月	8月中親建制社交群組瘋傳一幅截圖，稱特區政府不再承認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政府澄清時表示，現時沒有設立記者註冊制度，惟記者出席活動時須出示合資格記者證。   政府進一步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建議包括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若認為上映某些影片會不利國家安全，可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就該影片已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2021年9月	立法會在9月底通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絡上披露個人資料，將被起訴。此舉除了打擊「起底」活動外，同時亦可能會對新聞採訪自由造成打擊。
2021年10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時指，特區政府「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以「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安全等。
2021年11月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11月中表示，政府正就處理假新聞問題進行法律研究，主要可透過「管理」或立法「刑事化」處理。他個人認為可優先考慮採用規管手段，由業界主導，自行設立專業化守則。
2021年12月	警方國安處於12月29日手持法庭手令，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為由，搜查網媒「立場新聞」的辦公室等地點，拘捕七名與立場新聞有關的人士，並引據《港區國安法》，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元資產。立場新聞在同日宣佈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及於日內移除，並遣散所有員工。記協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警方以國家安全為名，在一年內多次拘捕傳媒高層及搜查儲有大量新聞材料的新聞機構。事件引發連串骨牌效應，至少六間網媒停止運作或終止新聞相關工作。
2022年1月	網媒「眾新聞」在社交媒體宣佈於1月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該聲明又提到「過去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該機構的團隊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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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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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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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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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新聞之名．1】前言：「香港假新聞問題嚴重」— 誰在強調？何時開始？〉。立場新聞。2021年8月18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以假新聞之名1-前言-香港假新聞問題嚴重-誰在強調-何時開始。（立場新聞於2021年12月29日宣佈停止運作，並於日內移除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

〈【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立場新聞》。2021年8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以假新聞之名2-誰為真假定分界-香港如何應對資訊漩渦。

〈【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立場新聞》。2021年8月21日。網站：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新聞之名3-當假新聞法用作對付異見者-新加坡獨立網媒與政府的對戰。

〈【以假新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　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立場新聞》。2021年8月2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以假聞之名-5西方也有假新聞法-歐美民主國家如何處理網絡問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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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確認拜登獲勝，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任〉。BBC News 中文。2020年12月15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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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何如分辨假新聞／如何識別假訊息​〉。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2017年6月。網站：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99。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明白，抽水（即時評論、回應、轉貼、二次創作等等）基本上就是網絡文化的精髓。透過抽水，有時很複雜的事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視點來理解，有時可以觸類旁通，學到更多有趣的東西，有更多時，就是換來一下子的食花生（做旁觀者）的快樂。同時，我們也明白，水不能亂抽，所謂抽水，有時抽著火水，輕則傷身，重則跟車太貼，傷亡慘重。

本文以藝人偷食事件為例，看不同的機構、公司怎樣抽水，分析一下如何抽水時也講道德，即有是非對錯，那條底線應該在哪裡。（以下圖片翻攝自網路。）

例子一：與事件相關的產品

這種抽水，爭議相對較少，例如衣服，裝備等等，都能以與誰人同款來作招徠。不過要留意，將爭議事件主角的名字用作招徠，如果在其他產品中，正常來說最好是先得到對方同意才用的，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廣告，而非學術用途。

 

例子二：與事件無關，但取其引申的產品

這類例子最多，通常商業產品也會用這個方法。相對安全的做法是取其正面價值，減少爭議的部份，但同時可以貼返新聞主題就最好。不同公司往往會配合自己在網上的形象，顧客的特點，做些針對性的語帶相關的宣傳。

 

例子三：語帶相關，極盡諷刺

這類抽水宣傳，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想要說的話，不過挪用當時新聞事件的情景來表達。這種操作其實十分危險，原因有二：1. 新聞事件不斷改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改變，有機會影響本身想傳達的訊息；2. 當整件事用盡諷刺的筆觸去表達時，整件事給人的印象隨時變得負面，被認為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要用別人的負面新聞來宣傳自己的訊息，並不恰當，落井下石更與政府應有的形象並不相符。

 

例子四：人身攻擊

九巴抽水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只是揶揄當事人，甚至有取笑的味道，再加上那些主題標籤（hashtag）的寫法，作為公關，宣傳手法實在麻麻，將別人一件認錯的事如此諷刺，實在是有欠大體。同時作為一間專利的公共交通機構，應該有基本的社會責任，用惡搞的方式表達自己機構的訊息，只會惹來非議。

抽水，其實是一門不易的藝術，在幽默和戲謔之間，界線不容易分清，只是當人人都可以隨意發放訊息時，機構的網頁，其臉書的主頁，也應該是一個公關的渠道，如非必要，勿讓公關變成關公災難。

韓國藝人鄭俊英因在聊天群組內分享他和女性發生性關係時偷拍的影片而被警方拘捕，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1] 他很可能會被判入獄。讓我們先了解鄭俊英干犯了當地甚麼法例？

韓國性罪行法例（ACT ON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ETC. OF SEXUAL CRIMES）的第14條列明，任何人在未得他人同意下拍攝他人的身體，而能引致性刺激或羞恥，即屬違法，最高懲罰為入獄五年或罰款1,000萬韓元（約七萬港元）。[2] 這說明了偷拍他人裸露身體在韓國是違法行為，鄭俊英需面對審訊是預期的事。但如果偷拍事件發生在香港又如何呢？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針對偷拍行為的法例，如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共用部份」的偷拍行為，只能以「有違公德罪」、「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或「遊蕩罪」來處理。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以往還能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來提出檢控，但終審法院在4月審理小學試題外洩案時裁定，「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中「取用」一詞，意指「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使用電腦」，條文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電腦的情況，所以以自己的手機通訊或拍照作案不能再控以此罪。[3] 因此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現時並沒有法例監管。[4]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去年就《雜項性罪行》的相關法例進行公眾諮詢，建議訂立「窺淫罪」來規管偷窺和偷拍行為。按法改會建議，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在未得另一人同意下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人行為（在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下的裸露、如廁或性行為），就已觸犯「窺淫罪」，但完成公眾諮詢並不代表政府會採納法改會的建議並制訂法例。而其實法改會早於2012年及2016年已分別就性罪行的相關法例進行兩次公眾諮詢，但政府到現在都未曾就有關建議作出回應。

韓國的性罪行法例第14條中列明，即使相片是在他人同意下拍攝，但在未得他人同意下發佈，出售、出租、公開展示有關相片仍屬違法，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或罰款500萬韓元（約35,000港元）。而在性罪行法例第13條亦指出，任何人為了滿足自己或他人在性方面的慾望，利用電話、郵件、電腦或其他傳訊方法，向另一人發佈文字、聲音、圖片等，而有關內容會令人產生性羞恥感或厭惡，亦屬違法，最高刑罰為入獄兩年或罰款500萬韓元。因此，在韓國不只偷拍裸照是違法，發送偷拍得來的照片，甚至是傳送一般裸照都有機會觸犯當地法例。

現時香港是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監管網絡上的色情資訊。偷拍性行為的相片或影片應該屬於淫褻物品，根據法律在任何情況下發佈淫褻物品均屬違法行為。而向18歲以下人士發佈不雅物品亦屬違法，但法律禁止的是針對向公眾發佈淫褻及不雅物品的行為，因此朋友之間私下傳閱淫褻物品則沒有觸犯法例，除非當中涉及兒童色情內容，因為製作、發佈或管有相關物品的人士，會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網絡間充斥著大量偷拍得來的相片或洩漏他人的裸照，儘管相中人極不願意個人的私密相片被廣傳，但在香港卻難以阻止有關行為，也沒有任何法例可以保障受害人。

偷拍是一個嚴重侵犯他人私隱的可恥行為，政府應盡快訂立「窺淫罪」，才能名正言順地嚴懲偷拍行為。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正視網絡上分享色情資訊的情況。如果色情資訊是在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發佈，便是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及私隱的行為，有需要盡快設立一個機制，來禁止及懲處這等傷害他人的行為。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下稱《條例》）自1987年訂立至今已超過30年，當初訂立的目的，是保障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人，免被「不良的資訊」（如渲染色情、暴力的漫畫及報章的風月版）所影響。但因著社會文化的改變及科技迅速發展，《條例》早已未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近期發生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被評為第二類（即「不雅」）物品一事，確令文化界及不少社會人士對此事關注，並產生了不少迴響。

在這30年間，「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就檢討《條例》作過兩輪諮詢，可惜委員會只把市民的意見稍作整理，鋪陳出來就了事。2013年的諮詢只草草以「仔細研究收集到的意見，並與相關人士（包括司法機構）商討，以制訂有關工作的未來路向。」作結。[1]

因著社會文化的轉變及科技的發展，我們認為《條例》應與時並進，讓它能適切地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的心智，並避免將文學的作品列為色情或淫褻不雅物品看待，否則《條例》便本末倒置。

《條例》中第一類物品是指適合任何年齡人士閱讀和觀看；第二類已是只適合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第三類是禁書。此範圍實在太闊，達不到清晰分類的效果。而《條例》中有關「淫褻」及「不雅」的定義亦寫得不清晰，只簡單指出涉及暴力、腐化及可厭的內容，容易造成誤導和標籤效應。

現時除了香港，不少國家及地區對出版物品都有更詳細的指引去界定甚麼內容可被列為不雅、淫褻、觸犯了法例或屬限制級別，不適合未成年人士閱讀。我們試簡列英國、美國及台灣三地的法例供大家參考。

 

英國

英國設有《淫褻刊物法令》（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 & 1964）以防止淫褻物品的出版，或有關的物品是為了淫褻物品的製作而出版。而根據有關條例提出的起訴，已不再像以往那樣普遍，但出版人亦可能會觸犯以下法例而被起訴，如擁有極端色情[2] 、生產或分銷對兒童有害的材料（描繪犯罪行為、暴力或殘忍行為、令人厭惡或性質可怕）、拍攝、製作、分發、展示或擁有以分發兒童的不雅圖像。[3] 而英國為刑事調查員提供了相關的指引，讓他們掌握何謂不雅及淫褻資料、其嚴重程度、被禁止的影像、其他淫褻的物品。指引亦提及調查員可以如何沒收物品及拘捕事宜。[4] 

英國的皇家檢察署（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簡稱CPS）的守則沒有任何關於淫褻出版物的具體內容，卻列出了一些最常被起訴的情況，如內容涉及人獸交、拍攝真實的強姦、有關虐待狂的素材、用工具折磨、性虐待（在對方不同意情況下使用口塞物）、肢解或嚴重損害、涉及變態或玷污（如飲尿、排尿或向身體嘔吐，或涉及排泄或使用排泄物）或拳交。[5]

 

美國

《美國法典》第18項主題：「犯罪和刑事訴訟程序」中第71章「淫褻」（Obscenity）（1460-1470條）中列明，[6] 有意出售、郵寄、進口或運輸、廣播、生產、運輸銷售或分銷、從事銷售或轉讓淫褻物品的業務、通過有線電視或訂閱電視分發淫褻資料，或明知對方是未滿16歲，仍將淫褻物品轉移或試圖轉移給他，均會被起訴。

美國司法部在聯邦法律中為「淫褻」制定了公民指南[7] ，當中指出了美國最高法院確立了一項讓法官和陪審團使用的測試，他們以此來判斷物品是否屬於淫穢。這是一個三管齊下的測試，任何符合以下三項條件的物品，都有可能屬於淫穢：

1. 一般人，按當時成人社會的標準，物品整體來說會引發淫褻的興趣（即性愛、淫蕩、異常、不健康、有辱人格、可恥的，或有關病態的裸露、性或排泄方面的興趣）；

2. 一般人，按當時成人社會的標準，物品以顯然令人反感的方式，描繪或描述性行為（即有關極端的性行為、正常或變態、真實或模擬、手淫、排泄功能、生殖器的淫穢展示，涉及施虐或受虐的性虐待）；

3. 合理人士（reasonable person）認為有關的物品整體而言，缺乏嚴肅的文學、藝術、政治或科學價值。

所謂有害的準則，適用於未成年人士的，未必便適用於成年人。對未成年人士有害的內容包括，任何的溝通包含裸體、性或排泄等內容，其中：一、會引起未成年人士的性興趣，二、明顯違反成人社區對於適合未成年人士的普遍標準，三、並且對未成年人士缺乏嚴肅的文學、藝術、政治或科學價值。

另外，美國亦訂有「美國聯邦兒童色情法公民指南」，以明確禁止製作、銷售及擁有兒童色情物品。

 

台灣

《中華民國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風化罪類別第235條中指出，若散佈、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意圖散佈、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會被處罰，物品亦會被沒收。[8] 

而行政院新聞局亦就《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制定了《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下稱《辦法》），目的是為保護兒童和青少年而對各類出版物品加以分級。[9]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第四章的保護措施部份說明，兒童及少年不得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父母或監護人等照顧者應應禁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各款行為。除新聞紙外，出版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應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10]

台灣對出版物品的分級跟香港有點相似，出版物品分為限制級及普通級。限制級就是未滿18歲之人不得閱聽，內容於《辦法》中第二章出版品之分級管理中第五條有清楚列明：

1. 過份描述賭博、吸毒、販毒、搶劫、竊盜、綁架、殺人或其他犯罪行為。
2. 過份描述自殺過程。
3. 過份描述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式強烈。
4. 過份以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圖畫、攝影描繪性行為、淫穢情節或裸露人體性器官。[11] 

而報章亦不可以任意妄為，有指引限制出版人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如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毒品等行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或過度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根據該《辦法》的第三章錄影節目帶之分級管理更將錄影節目分為五級，除了限制級外，有輔導15歲級、輔導12歲級、保護級（即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觀賞）及普遍級（即一般人皆可觀賞）。

 

我們的立場與聯署

以上三地對淫褻物品或限制級物品的指引，明顯比起香港的《條例》更為清晰。我們認為只簡單指出物品內容涉及暴力、腐化及可厭，並以此裁定物品為「淫褻」及「不雅」，會容易造成誤導和標籤效應，亦希望指引能與時並進，作出更清晰的界定。

此外，我們亦希望在分類方面可以收窄範圍，建議參考外地年齡分類制，對書刊、影碟、電子遊戲和互聯網等物品，進行更多層次的分類，例如用「6+」、「12+」、「15+」和「18+」代表適合已達該年齡或以上的人士欣賞、使用和觀看，並列明分類原則，例如以內容涉及自毀、虐待、犯罪或不當行為、成人情節、暴力情節等作為指引，令家長在選擇物品時有所適從。當然，強化審裁認受及加強公眾教育，讓市民正確了解《條例》亦極為重要。

我們曾於8月初就改善《條例》推出了網上聯署，大家可以到明光社網站了解聯署內容，[12] 鼓勵大家一同踴躍參與。

本港近日連二接三出現網絡瘋傳性交相片或影片的事件，片中人甚至在公眾地方性交。不管這是否樓價瘋狂的問題，但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進行性行為或與性有關的活動，都有機會觸犯「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罪行，是十分不智及衝動的行徑。但其實不只片中人，拍片及「開心share」的一眾網民亦同樣有機會觸犯法例。

在「有片有真相」的年代，不少人遇到特別情況都會取出手機拍下當時的情況，並放上網與人分享，但拍片者小心因而誤墮「偷拍」的法網。雖然香港現時並沒有偷拍罪，過往一般會以「遊蕩罪」或「不誠實取用電腦」[1]來處理。如果性交是在公園或天台如此開揚的公眾地方進行，相信拍攝者並不會因而觸犯法例。但如果性交是在室內隱密的地方進行，而被拍下過程，拍攝者就有可能觸犯法例。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最近發佈的《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中更建議設立窺淫罪，為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他人在私隱地方裸露或進行性行為，即可被檢控。

此外，當網民「開心Share」這些影片相片時，他們的發佈行為亦受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如果片中可看到女性裸露的上半身，很大機會歸類為「不雅」物品，而在網上公開發佈「不雅」物品，必須列出警告字眼及詢問接收者是否年滿18歲。如果片中看到男或女的下體，甚至二人性器官的接觸，就很大機會歸類為「淫褻」物品，不論接收者的年齡如何，公開發佈「淫褻」物品均屬違法。

如果片中裸露或性交者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或兒童，那就是兒童色情物品，《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嚴禁任何人製作、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所以拍片者、分享者、下載者都觸犯了法律，可被判罰款及監禁。

這些偷拍或明拍的影片相片，在網絡上多的是，大家多以「食花生」的心態來分享，但當心，「食花生」也有機會「鯁親」，大家要考慮當中的法律後果。而更重要的是考慮傳播這些資訊的行為本身是否道德。當事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如此親密的行為是他們的不智，但淪為笑柄已是他們當得的教訓，大家沒必要多加一腳，加入網絡欺凌的大軍，因為縱然他人有錯，我們亦不可以亂罰。如果當事人是在不清醒（受酒精及藥物影響）的情況下被偷拍，我們更要將心比己，考慮他人的感受，阻止這些侵害他人私隱的資訊在網絡散播，表達出對他人的尊重。

一人之力可能改變不到整個網絡生態，但筆者仍相信擇善而行是正確的做法。

經常批評傳媒扭曲誤導造假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其政府首個新聞發佈會就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在開始之時，白宮發言人開火批評傳媒誤報宣誓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之後就說負責管理國家大草坪的部門本身就沒有統計觀禮人數，又質疑傳媒利用相片誤導巿民，強調整個典禮是歷屆就職典禮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名特朗普的顧問形容，該名白宮發言人提供的是另類真相。

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細心留意政府的大小事情，是他們的份內事，在民主國家，政府一般都會配合，讓傳媒認為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但特朗普由競選期已經不滿傳媒對他的批評，他與個別傳媒的關係更是惡劣。在當選後，特朗普亦曾試過拒絕部份傳媒進入採訪現場，甚至禁止部份傳媒提問，即使別人拿到咪高峰也拒絕作答。

傳媒面對新政府，在其宣誓就任前，美國報業集團US Press Corps向新政府發公開信，表明未來的採訪方針，以及作為傳媒行業的堅持，包括：[1]

1. （對於採訪現場）最好你讓我進入，但不是一定的：傳媒尊重政府的決定，但就強調他們自然會有辦法知道活動裡頭的事，他們還表示對記者來說，雖然不能進入活動場地非他們所願，但會接受挑戰。

2. 用甚麼方法發佈的規則是由傳媒，而非被訪者來決定：傳媒承認有時需要保護消息人士，可以用非官方消息引述，但不等於就被你牽著走。

3. 怎樣發佈新聞是傳媒的事：政府和他們的發言人不用教傳媒怎樣做新聞，傳媒用多少時間報道官方消息，用甚麼角度也是傳媒的事情。他們也會選取新聞材料。

4. 媒體相信仍然有事實真相：當政府發佈的消息不實時，傳媒必定會告訴讀者其不實，絕不會做傳聲筒只將不實的消息散佈出去。

5. 傳媒會留意政府的每個細節：傳媒提醒政府不要忘記，政府每個部門和架構也逃不過記者的法眼。政府不要以為控制了白宮一個消息來源，就會令新聞無事可報。

6. 傳媒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當政府不斷攻擊傳媒時，傳媒會以無畏的精神來作準確的報道

7. 傳媒會更團結：因為知道政府消息不易找到，大家會互相合作，盡力找出真相。

8. 傳媒已有心理準備打持久戰：他們指特朗普最多只會當八年總統，但媒體是從立國以來就存在，而且其權利受憲法保護。

在美國，或者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當傳媒面對極權時，最負責任的處理方法，就是更小心，更努力找出更多事實，更著力去監察政府的舉動。不過在香港，我們受制於傳媒老闆的自我審查，公務員又愈來愈非中立的政治取態，可靠的新聞來源愈來愈難得到，再加上記者習慣被「餵料」，不少人對求真已經麻木。當編輯審查、政治監控及記者放棄監察，傳媒最後當然只變成傳聲筒。

要對抗現狀，唯有更多人願意起來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巿民才有機會知情，才不會被「另類事實」蒙騙。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