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言論自由變成文字獄

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愈來愈大的威脅，而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最簡單的方法是要看看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很不幸，香港已進入了捕風捉影的獵巫年代，只要一首歌曲、一支蠟燭、一組數字、一件衣服、一句口號，隨時都有機會惹來官司訴訟。在公開場合、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聚會提起某個日子、某些人名，就算從來沒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甚麼問題，卻只因為某個官員疾言厲色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觸及國安法，市民大眾便要立即「斬腳趾避沙蟲」！情況和中國封建年代殘酷的文字獄，以及中世紀歐洲大張旗鼓處決所謂女巫如出一轍。

文字獄和獵巫行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有一大批為了逢迎上意、打擊異己、找機會上位的庸官酷吏，飽讀詩書深明法典的斯文敗類，為求自保先下手為強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喜歡吃人血饅頭、容易受人煽動的無知百姓，在喜歡捕風捉影、抗拒異見聲音、缺乏幽默感、容不下批評諷刺的社會氣氛之下愈來愈神經過敏，起初只是殺雞警猴，或者公報私仇，久而久之習慣了以殺人來向在上位的表示忠誠，最後便大開殺戒。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崇高的理念，高呼忠君愛國、甚至以神之名而將一些殘害他人、濫殺無辜的事合理化，目標就是要將一切批評和反對聲音消滅於萌芽階段，要所有臣民人人自危，絕對不敢對當權者稍有異心，連稍為不合作的軟對抗也不敢，乖乖的成為奴才，並且互相監控和舉報，成為幫凶。

近來，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不斷主動將一些知名的異見人士的著作或涉及敏感話題的書籍下架，就是惡劣的揣摩上意，矯枉過正的行為，許多書籍及其作者根本從未觸犯任何法例，不少書籍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可以公開發售，以及放在公共圖書館的架上，現在卻在無任何理據的情況下「被消失」，是將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開的極權專制國家的水平。政府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圖書館職員憑甚麼理據剝奪市民大眾閱讀這些書籍的權利？有關書籍違反了甚麼法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版權條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究竟他們是高高在上要決定市民可以看甚麼書的「人民准許閱讀名單審查委員會」？還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究竟市民可以看甚麼書是由政府還是人民自己決定？   

一直以來香港崇尚法治精神，在普通法的精神下，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市民大眾都可以放心去講去做，只要不涉及誹謗，批評官員權貴的言行和施政是毋須擔驚受怕的。但過去幾年已出現嚴重的人治傾向，例如官員可以毋須透過法官的裁決，直接DQ一些候選人；一些口號、歌曲、新聞報道，可以透過主控的想像和所謂專家證人，將本來有很多可能性的明喻暗喻、弦外之音的解讀方式歸納為只有一個，疑點利益歸於控方，然後一槌定音，日後所有人都只能以這方式去解讀，以法律之名扼殺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此外，圖書館的職員可以任意將一些被認為敏感的書籍下架；表演場地可以毋須解釋便取消一些異見人士的訂場申請；執法人員隨意拆除一些店舖的裝飾、截查及扣留打算採訪的記者；更嚴重的是一些酒樓會所戲院亦在有形無形壓力之下，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對待所有可能有爭議的團體、個人、歌曲和電影等等，都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情況，當大家習慣了之後，漸漸卻變成了「正常」的情況，甚至愈來愈多人願意為這些情況塗脂抹粉，大家可能忘記了，當獵巫之風合理化的時候，所有不聽話、不受歡迎的人也有可能被扣上女巫的大帽子，當主要矛盾被清除之後，次要矛盾就會變成主要矛盾。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下架之害，猶如焚書；寒蟬效應，等同自閹。但要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維護市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伸張正義，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爺，更不要妄想聖君的出現，而是要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利，市民可以看甚麼書、說甚麼話、悼念甚麼人，應該自己當家作主，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時候，不要自己嚇自己，亦不要恐嚇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達意見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卑微願望，只是希望所有教牧和領袖能夠成為榜樣，「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葛福臨牧師在蘇格蘭的法律訴訟

已故葛培理牧師的兒子葛福臨牧師在公元2000年開始領導葛培理佈道團，然而，其神學立場一直頗具爭議性。好像其父親一樣，葛福臨牧師有許多環球佈道活動，英國是其佈道團的服務範圍之一。但是，2018年總部位於三藩市的壓力團體change.org 發起網上請願，要求國土安全部禁止葛福臨到英國佈道，change.org 指控葛福臨是「仇恨言論佈道家」，因為過去他曾經發表了許多猛烈抨擊伊斯蘭的言論。

2020年葛培理佈道團原本計劃與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Scottish Event Campus Limited）合作，在當地舉辦一場大型宗教活動，但很多壓力團體不滿意葛福臨對同性戀和伊斯蘭的看法，結果蘇格蘭主辦單位取消了該項目。事件鬧上法庭，在今年10月底終於告一段落，蘇格蘭法院判決葛培理佈道團勝訴，敗訴的一方需要支付約十一萬美元賠償金，法官指出：若果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是基於宗教或者哲學信念而取消活動，這是違反了英國的平等法。

葛福臨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

葛福臨牧師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的確十分激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葛福臨 三番四次讚揚普京對同性戀的壓制，他說：「普京在這些問題上是對的，顯然，他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可能是錯，但他採取的立場，是去保護自己國家的孩子免受同性戀議程的破壞性影響。」他又說：慶賀同性戀和以同性戀為傲，就好像是「慶祝謊言、通姦、謀殺。」

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全球各地先後發生了很多宗穆斯林發動的恐怖襲擊。2016年教宗方濟各否認伊斯蘭有恐怖主義的傾向，他指出：任何宗教都有原教旨主義者，包括天主教在內，他說在全世界跟恐怖主義的鬥爭並不是一場宗教戰爭。但葛福臨公開反對教宗的見解，葛福臨認為伊斯蘭極端排他，其教義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在前總統特朗普限制穆斯林進入美國境內之前，他已經率先提出這種主張。

聯合國與史丹福怎樣解釋仇恨言論

這宗事件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甚麼是仇恨言論？ 第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仇恨言論、煽動性言論的界線在哪裡？若果有人散播仇恨言論，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是採取禁制令、杯葛行動，還是尊重對方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仇恨言論包括了不同的表達方式，這可以是語言、圖像、物體、手勢、 行為，這些表達方式針對個人或者群體的身份而作出貶損或歧視性的評語，這些身份包括了宗教、 民族、國籍、種族。不過，聯合國同時指出：以上定義豁免了批評政府、政府機構、公眾政治人物、宗教領袖、教義。我十分慶幸聯合國點出了以上的豁免條款， 事實上，許多政治運動、示威遊行的口號都十分激烈，若果沒有這豁免，那麼任何政府都可以利用仇恨言論或者侮辱性言論為藉口，去壓制任何反對聲音。

但是， 我認為聯合國定義覆蓋的範圍仍然過於廣泛和抽象，幸好《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舉出了比較具體的例子：「穆斯林要離開英國！」「燒毀清真寺！」「阿拉伯人要離開法國！」「黑人是次等的！」「猶太人策劃了控制整個國家的陰謀！」「納粹黨屠殺了600萬猶太人是假的！」以上所說的在西方國家都屬於仇恨言論，提出來的人都會受到懲罰。

批評伊斯蘭屬於仇恨言論嗎？

現在回頭說葛福臨牧師的案件，先此聲明，我並不是葛牧師的粉絲，事實上，在過去我曾經多次批評他，例如他曾經說沒有必要嚴格審查買槍人的背景，因為神鑒察人心，我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切實際的。不過，這一次我卻認同蘇格蘭法院的判決，首先，如果將葛福臨 的言論和《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 列舉的例子相比，兩者明顯是差了一大截。可能有些讀者會說：「高叫『穆斯林要離開英國』和『禁止穆斯林入境』不是一樣嗎？」 兩者只是相似，但在本質和程度上都大有分別，打個比方說，現在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成為了爭論的話題，有些大學取消要求申請人遞交SAT、ACT 成績，以考試成績優異而見稱的亞裔人士認為這是不公平，甚至說這是歧視亞裔，這是有討論空間的。不過，如果現在有人說：「加州大學40%的學生都是亞裔，我們要開除其中一半人的學籍」，那當然是不能接受。

雖然葛福臨牧師措辭比較激烈，但是一些基督教學者亦有類似說法，擁有神學、哲學兩個博士學位的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 曾經在某次講座中指出：伊斯蘭教所描述的神，並不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神，而是一個訴諸恐懼和仇恨的神，耶穌說：「愛你的仇敵。」但是《古蘭經》並沒有類似的觀點，「九一一」事件正是這種仇恨態度的彰顯。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過去曾經撰寫過許多分析伊斯蘭問題的學術論文和非學術雜文， 我曾經指出：伊朗、阿富汗、沙地阿拉伯等回教國家都是壓抑女權，而且包容性很低。不錯，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說，任何宗教都有極端派系，基督教歷史亦曾經發生過異端裁判所、三十年戰爭、獵巫行動……，但基督教相信的理性秩序培養出自我修正的機制，伊斯蘭國家都沒有經過世俗化的洗禮，土耳其一度邁向世俗化，現在卻走回頭路。如果我是名牧，我恐怕也會有壓力團體禁制或者杯葛我的講道。

結語

美國懷疑學會創辦人兼主席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認為，對付仇恨言論的最佳方法就是容許更多言論自由，採用壓制手段只會令人口服心不服，在民主社會中任何議題都應該在公開平台上辯論。而且，誰可以去決定甚麼是仇恨言論，甚麼不算是呢？這種劃分言論的做法會賦予政府或者監察團體過大的權力。還有，若果你今天以仇恨言論為理由將別人禁聲，明天人家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

最近世界首富馬斯克完成了收購推特，他自稱是「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他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能夠有效運作的重要基石，故此他批評從前推特永久封閉某些顧客的賬戶是不對的。在成功收購的消息傳出之後，推特賬戶的歧視黑人的言論突然之間增加了五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羅賓．曼塞爾（Robin Mansell）說：「言論自由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不同的東西，馬斯克提出的是沒有責任的自由。」

甚麼是仇恨言論呢？要怎樣應對仇恨言論呢？這可能是永遠都沒有圓滿答案的問題。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5月公佈2019年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分數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1]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於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0，亦是歷史的新低。[2] 香港電台亦因為個人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及諷刺時弊節目《頭條新聞》而被分別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之後政府於港台內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其管治及管理。[3] 我們特意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分析一下傳媒所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境況。

梁博士指出，大部份傳媒主要分兩種付費形式：直接付費與間接付費。直接付費是受眾直接購買或訂閱，如報紙或付費的媒體平台，如在Patreon看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分享，[4] 訂閱者更可與KOL對話；而間接付費，就是通過廣告來獲取收入，如我們在看YouTube時看了廣告，廣告的費用會間接分發給有關的KOL，他們又會繼續製作節目分享創作或意見。

傳媒的處境

梁博士認為，香港電台隨著時代和市民的轉變，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開始時扮演著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拉近高高在上的政府與不理政事的市民的距離，到現在多了市民關心政事，積極熱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通過參與投標一些外判節目，製作特別主題的節目在電台中播放。現時政府想將香港電台變回做政府的喉舌，站回政府那一邊，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政策方針，所以給了該台不少壓力。「當中的矛盾點就在於政府的利益與市民的利益不一致，當香港電台想代表市民講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時，就被視作不忠於這政權。」

對於香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已被中資收購，梁博士認為它們亦面對著同樣的壓力，又或在廣告收入上被操控。她說：「在街上買到的報刊，它們所報道的，有很多都會跟著政府的『主線』。如『國安法』，很多媒體的回應都興高采烈或表示支持，連保持沉默、不表態的權利都沒有。」

對於相對自由度較大的KOL，梁博士觀察到近來愈來愈多KOL由YouTube分享平台轉到Patreon，因為如果在YouTube觸及「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或「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敏感」議題，該影片就會被「黃標」，[5] 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也無法賺取流量相應的分紅，即是以減少KOL廣告收入來逼使他們閉嘴，使投入很多資源去製作影片的人士感到困擾。

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國安法」的設立

對於設立「國安法」，由於香港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局面，梁博士稱未知影響會有多嚴重。會否一開始就很嚴厲？危害國家安全所包括的範圍有多大呢？會否嚴厲到批評或指出重要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負面消息也不容許呢？或是讓大家去協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間去發佈言論？她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擔子，如媒體不能如實評價商業活動，相信會影響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未來，她也感到憂慮並說：「這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陰霾或壓力，不同界別的人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相關或概念上有負面的東西？是否完全避而不談呢？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又何在呢？」

抬頭不做鴕鳥

面對媒體不同的聲音，梁博士明白我們很容易選擇性地看自己認為安全或舒服的訊息；遇上與自己一向信念相違的，或不想那事情發生的資訊，就會似鴕鳥般把頭埋在沙裡不看。她建議我們多開放自己去理解社會分裂的狀況，多去了解不同人所講的「真實」究竟是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事情還是在發生中，對香港任何人都會有影響。

最後，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或作為一個體驗普世價值的地方，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一條最後的防線，如果被人破壞了，就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分別。這個經過百多年建立的金融中心，世界性的一個窗口，是大家努力建立出來、值得擁有的，所以她建議我們要捍衛自己重視的、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堅持這城市的核心價值。在不同位置的人，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自己，做得更加專業，以我們的專業來拖慢制度變化的速度。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2019年10月初公佈的數字，由該年6月中至10月初，涉及「起底」及網絡欺凌的相關個案達1,960宗，牽涉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12個。[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自2019年6月中至9月初共接獲約1,100宗網絡「起底」的投訴，對比以往每年只有約100宗網上欺凌的投訴，數字急增10倍。[2]

而有關「起底」行為涉及有人收集了個別人士（包括兒童）的個人資料後，再於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向公眾披露。其目的很可能是向公眾提供資料，煽動公眾向「被起底」者作出恐嚇、排擠及欺凌等行為，亦有可能是想藉著上述的行為打擊言論自由，令「被起底」人士不敢發聲。

公署表示，涉及事件的人士在未獲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披露了對方的個人資料，為當事人帶來心理傷害，所以涉事者更可能觸犯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的刑事罪行，個案亦會交予警方調查。

分享個人資料的潛在危險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網，使用者的身份原本都是匿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用搜尋器自由瀏覽資料，除非追蹤IP地址（IP是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定的簡寫，IP地址即分配給網絡上使用網際協定的裝置的數字標籤），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使用者是誰。但隨著社交平台的出現，網民喜歡在網上分享個人生活片段、資料，每天主動開心分享資料給網友，而沒有察覺當中的潛在危險。

在此，筆者想邀請讀者在網絡搜尋器上鍵入自己的中、英文全名，看看在網絡中可以搜尋到多少有關自己的資料。最先出現的搜尋結果，很有可能是和你同名字的人的相片或社交平台（如facebook）的連結，如按入有關連結，便會找到和你一樣名字的人的社交平台用戶列表。如果你以自己的相片作為社交平台的頭像，會比較容易被人找到。如果你平日以真名在網上分享文字或藝術創作，搜尋器亦會按著受歡迎程度，列出有關作品。

善用私隱設定

對於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被人關注的人來說，例如藝人或公眾人物，如能被搜尋到，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各位讀者，這是不是大家期望的事呢？在搜尋到的資料中，到底有多少是你沒預計過會被找到的？你有沒有搜尋到你不想被人見到的相片或個人資料？如你曾在商業社群網絡（如LinkedIn）上載過自己的履歷，以便找工作和讓同業或獵頭公司找到，你又是否想讓任何搜尋你名字的人看到有關資料？你願意公開自己所有資料嗎？其實，在社交平台可以作不同程度的私隱設定，設定由完全公開、部份公開、只供朋友圈內看、某些資料只供某些人看等，小心使用不同程度的設定，就可以令私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當然，在分享資料時不設限制，在平時似乎沒有問題，但如有人想對你「起底」，所有有關你的資料就會被一下子翻出來，還有你的家人及朋友，都有機會被牽連及滋擾。

受害人慘遭滋擾

在2019年10月，有則虛假訊息流出，有人在網絡上公開了疑似是槍傷學生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實遭「起底」人士並非有關警員，只因二人樣貌相似才被誤會），被公開的資料包括了他的全名、手機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虛假的警員編號，在網絡中更可以找到他的家庭照片，他太太公司的名稱等。雖然後來發現資料失實，但該名被錯誤「起底」的人士卻受到滋擾，有大批市民圍住他太太工作地點的出入口，雖然他們沒有進入舖內，仍使有關人士感到恐懼。[3]

如不幸被人「起底」，可以向散佈資料的社交平台或討論區投訴，望能暫時止住資訊繼續散開。另外，亦可向公署投訴，公署在跟進後，或會要求涉事平台移除連結，並要求平台的營運商提供涉事網民的用戶登記資料及IP登入資料。[4] 不過，對於境外運作的平台，公署並無權力迫令域外機構移除及停止上載「起底」、甚至違法的內容及帖文，公署只可以與有關地區保障私隱的機構聯絡，要求它們跟進。私隱洩漏多寡，往往與自己和他人的習慣和態度掛鉤。

（本文原載於第129期〔2019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如果大家在2019年，都很關心在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情，為了了解事態發展，當時除了會看電視新聞外，更會於網上的社交媒體看新聞。但如果你沒有主動到不同的新聞網站去找新聞看，而只是被動的在社交媒體看別人分享的資訊，你很有可能只收到一些偏向某一角度或立場的資訊，也就是說你閱讀資訊或新聞時已不自覺的有了「偏食」情況。

過濾氣泡與迴聲室

由於大數據的出現，令社交媒體更容易掌握用家的喜好，它們會把用家喜歡的東西先浮現在螢光幕，而不是按事件的重要性或發生時間來決定優先次序。這種做法其實是在縱容用家，令用家常常看到的都只是一些討好自己的資訊。這種將個人化的資料過濾及篩選的小圓圈，叫作「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在中文世界裡亦可稱作「同溫層」（stratosphere），[1] 在社交媒體或搜尋器之下，系統會知道用家的習慣、喜好，在經計算後把它認為「好」的東西給用家看，但當中極可能濾走了用家不喜歡看，但對他們重要的東西，包括一些事實或真相。

而我們在社交媒體中看到朋友圈裡的近況、分享的東西，往往也是經過演算才送達我們的眼前，若我們按讚或作其他回應，則會強化了計算，系統會再張貼類似的帖文，而這也會將關注有關事件的人拉近一些。「迴聲室」（echo chamber，亦有譯作回音廊）就這樣慢慢形成。

當相同或相近的意見不斷重現，我們的思想就會被強化，我們會誤以為與我們持不同意見的人數目很少，而我們亦有可能輕易相信與我們立場相近的假新聞，因為當謊話在迴聲室中不斷被重複，人們就會容易信以為真。[2] 而有研究發現，假新聞在網絡中流傳的速度比真新聞快，因為人們都喜歡看故事；而假的政治新聞比其他類別的假新聞廣傳得更快。[3]

玻璃心與反脆弱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及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認為，美國有些學校建設了「安全區」（safe spaces）保護學生，令他們聽不見一些反對的言論，以免他們受傷害，其實這是過份保護他們。他認為除了家長的過份保護，社交媒體亦是「玻璃心」的根源，因為迴聲室令他們出現極嚴重的「圍爐取暖」現象，只愛與意見相同或相近的人走在一起，不能接納異見聲音，這令他們的心靈變得脆弱。[4] 他認為要扭轉這局面的關鍵，在乎我們是否懂得抱持「反脆弱」（antifragile）的態度，如果為了保護孩子而不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不讓他們面對衝突、辱罵等，我們只是在阻礙他們變得強壯。他引用了一句至理名言來說明：「那沒有殺死你的，令你變得更強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5]

試試離開同溫層

按人的本性，我們很自然傾向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一起，因為思想接近，傾談時也會感到舒服一些。因此，我們很可能會習慣對他們所說的都讚好……然而，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我們又會如何處理？會選擇靜默、退出群組、不看他們的帖文？或unfriend他們，不跟他們做朋友嗎？我們又可會想想主動和他們傾談，回應他們，令大家可以溝通一下，減少大家的分歧，甚至撕裂嗎？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離開舒適的同溫層，去不同的專頁看看，聽聽不同立場的人說甚麼。當然你不一定要參與討論，但也可以看看不同群體的關注點在哪。最初，你極有可能會看得很不舒服，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根據著名電腦科學家Paul Graham的「反駁金字塔」（the hierarchy of disagreement）及他在〈如何反駁〉一文指出，[6] 許多人一遇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會選擇以辱罵對方、批評對方語氣等較低層次的方式回應。但如果我們選擇慢慢去觀察及思考對方的說法，細思自己為何會不同意對方的意見，再比較自己的論點及想法跟對方有甚麼不同，就可以將焦點放回討論本身，就事論事，或許我們會找到彼此的共通點，或發現對方說得不錯的地方。

尊重不同的意見

誠然，我們需要承認有不同的聲音存在，持不同意見者並不是非理性的，他們的想法背後，必有其理由，我們可以試試去了解。而且，我們要主動地去聽這些聲音，以致我們所了解的世界並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及多面的。所以，在社交媒體中，我們要主動去找不同的專頁及不同的朋友，了解他們的想法。我們更要走出社交媒體，看看不同立場的媒體所報道的角度，甚至走進社會不同的地方，親身去感受和體會社會現正發生的事情。因為在網絡世界以外，我們還可以真實地接觸到許多生命及聲音。

（本文原載於第128期〔2019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人臉圖像是人體生物特徵的一種，與個人指紋及虹膜等一樣，乃與生俱來，獨一無二且不可改變。雖然單憑這些「記認」，一般人都未必可以確定它們是屬於誰，但這些資料若與其他個人資料連結，就會成為能夠辨識身份的個人資料，亦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為甚麼如此嚴謹？因為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料，指紋、面部圖像等早已被執法機構應用在刑事調查中作身份識別，所以建議使用有關資料的人基於個人資料的特殊及敏感性質，提高所採取的保障措施。[1]

收集資料方式不易察覺

人臉圖像的辨識技術的準確性，雖然低於虹膜和指紋識別，但三維識別加上皮膚紋理分析等不同技術的結合，令人不易偽裝，加上它是非接觸式和非侵入性的生物識別技術，故被廣泛採用。有關技術是把臉部圖像採集、臉部定位、臉部圖像預處理（preprocessing）、身份確認及尋找等一系列相關技術構建成的系統。這種搜集資料的方式並不會惹人反感，因為記錄、拍攝過程不會引人注意。

速度方面，2017年已有人臉辨識技術能做到，在一秒內從3,000萬人的資料庫中，將人辨識出來，失誤率僅0.3%。[2] 其速度之快令不少地區使用這門技術在保安系統上，尤其在人流多的地方，如各地機場、香港e-道、日本國內港口、澳門賭場等，[3] 都已經或將會採用，以識別恐怖份子或防止洗黑錢活動。[4] 在內地，就曾有歌手舉行演唱會期間，公安以此技術逮捕了六名逃犯。[5]

除了門禁系統，即在通道或建築物進出口使用系統，亦有應用在手機解鎖、識別使用者、人臉支付等工具上。

在手機應用程式方面，有社交媒體如facebook，已有臉部識別功能，當用戶上載相片，系統的「標籤建議」服務可以識別相中人，並自行建議可標記的朋友，經用戶確認後就可標記於相中（該功能在美國引起了私隱爭議，法院裁定用戶可為此提出集體訴訟）。[6] 在手機遊戲方面，內地為了持續優化未成年人士健康上網保護方案，於2018年9月起以手遊《王者榮耀》為試點，以視頻認證的方式作小規模人臉識別技術測試，實行最嚴格的實名制，判斷用戶是否已成年。12歲以下用戶每天只能玩一小時，並且不能在晚上9時至早上8時時段內玩遊戲，超過時限亦不能再玩。[7]

偵測人群的情緒

另外，人臉辨識還可以偵測人的情緒，如快樂、厭惡、憤怒等，以協助測試客戶對新產品的感覺。技術亦可應用在演講廳和培訓中心，偵測在場人士的注意力，了解他們對甚麼特別關注或感興趣。此外，由於技術可以辨識人的緊張等情緒，這有助保安在人群裡發現潛在暴力，或可疑人物。[8] 不過，我們得注意，當這些偵測的結果被記錄下來，並作分析，那就代表出現在市面上的產品，或被我們搜尋到的產品，其實都已經是「迎合客戶所好」的廣告，或已個人化的菜單——即系統先為我們作了篩選的菜單，這還算得上是自由選擇嗎？

社會信用體系

人臉辨識技術蘊含的力量不可小覷，如果將這門技術應用在監控社會方面，可想而知個人私隱可以如何被嚴重侵犯。在中國，人臉辨識技術被用作「社會信用系統」評分，加上對互聯網相關活動的監控，形成了「天網」，人民的一舉一動都被評分記錄。國務院在2014年提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計劃在2020年前建成對全國人民的信譽度實行記錄。[9]

該系統現時已在部份地區試行，一個人的社會信用分數會根據其在網上以至日常生活的行為而增減，如購買太多電玩遊戲、於網絡發佈假新聞，又或於非吸煙區吸煙、超速駕駛等，都會影響個人評分。如果評分低便會成為「嚴重失信者」，令有關人士的自由受到限制，如不能乘坐飛機、火車、入住某些酒店及不能申請信用卡等。信用評分不佳更會影響到升學、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等都受到限制，甚至會株連子女，影響他們升學等。而被列入黑名單、姓名會遭到公佈等情況，亦是令人極為憂慮。[10]

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有好的行為和成為有質素的公民，都是大家當盡的本份，但這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在「天網」的籠罩下，人們在網內網外的一言一行都被「老大哥」監察，失去了自由。所有被記錄下來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又是否被高度保護？它們會否被人任意挪用，或用來作為威脅的工具，這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但潛藏的危險則令人憂慮。

（本文原載於第123期〔2018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山竹襲港前數天，有一宗影響全球的大事發生了，但本地媒體幾乎沒有報道：9月12日，歐洲議會以438比226票通過了極具爭議的「網路版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第13條（Article 13）。[1]

這指令明明只是歐洲聯盟實施，充其量只影響歐洲地區，為何筆者會說它「影響全球」呢？我們不妨由本地版權法事件說起。

2014年，香港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條例》，在原有的條例中加入刑事成份，限制一切在網絡上發佈的資訊和內容，只要發佈的內容有侵犯版權的情況就有機會被起訴，只有少數情況可獲豁免。法網之大，令人憂慮只要在facebook張貼或轉貼一張圖，都會莫名其妙遭起訴。

舉例說，你在facebook貼了一張多啦A夢的GIF圖，你可能已觸犯了刑事條例，因為多啦A夢的版權不屬於你。這例子並非憑空捏造，在2007年著名的多啦A夢網站：「超級叮噹資料庫」，就被版權持有人要求刪除所有多啦A夢圖像。其後，香港三大多啦A夢網站亦因而先後被迫關閉。[2]

若《版權條例》加入刑事成份，則不但版權持有者可以告你，警方也可以主動捉拿一些「侵犯版權」的人，令人不寒而慄。須知很多網絡使用者都是反對政府人士，常用各種二次創作或以戲謔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難怪在2014年，大眾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網絡23條」。

可幸的是，草案最終未能通過，此後政府也沒有再舊事重提。但此事令不少人意識到，版權法、網絡和言論自由的相關性。

當年香港政府將版權法的矛頭直指用戶和發佈者，以致民意反彈，功敗垂成。歐洲政客的政治技巧成熟得多，自不會犯同樣錯誤。新的Article 13並不監管和限制用戶，卻將目標對準網絡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要求他們設立程式過濾一切用戶可能侵權的影像、圖片、音樂等內容；而當版權持有者一旦發現自己的圖像等遭侵權時，平台必須賠償。

正所謂「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統治者只要管好操縱網絡實權的商人，商人就會替統治者管好網民。而且，由於新的指令不以網民為直接打擊對象，網民反對起來也彷彿沒有著力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技巧」。

Article 13自一開始就遭受極大反對。不難想像Article 13要貫徹執行會對一眾網民有多大影響。同人作品會全軍覆沒自不用說，其他領域也岌岌可危。以YouTube為例，不少人在YouTube上靠翻唱別人的歌曲而名利雙收，同時也令唱片商從中發掘出不少具才華和潛質的新人。但很對不起，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全都是有版權的，假如YouTube真的嚴格按照版權法篩查用戶發佈的內容，那麼這一整個網絡生態將從始消失，能留下的大概只有一些古典音樂的翻錄，因為這些作品年代久遠。須知道就連生日歌也是有版權的。

在Article 13通過前，就有84個音樂媒體機構，包括索尼（Sony Music）、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等發表公共聯合聲明支持Article 13。[3] 這些行動令網民的恐懼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Article 13不可能對香港沒影響，因為YouTube、facebook等大平台全是跨國界的。

外國的YouTuber叫苦連天，網民們更是對此暴跳如雷。[4] 在他們眼中，這就是要針對網絡「迷因」（Meme）文化的政治舉動。「迷因」簡言之就是網絡二次創作惡搞文化，像用電影截圖做的網絡梗圖、翻攝新聞片段做的懶人包、影片、評論、電影惡搞、樂評、影評等二次創作。在外國，這文化背後連結的常常是反政治正確、非主流以至是另類右派的思想。故此，是次風波與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樣，同樣高度政治化。

事實上，網絡大平台諸如facebook、Instagram等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質疑有很強的「自由派偏見」，即很多時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和帖文歸類為「人身攻擊」、「仇恨言論」，從而移除它們。[5] 甚麼是「仇恨言論」？例如，一些指非法移民更多地犯罪、同性戀者更易有性病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歸類為「仇恨言論」。這些對facebook、Instagram等的質疑大概有一定的真確性，早前就有一群facebook的員工走出來反對公司的「不包容」。[6]

所以，Article 13同樣被一部份人視為當權者和左派對網絡上政治不正確文化的大清洗。象徵右翼和迷因精神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7] 不斷在網絡出現，諷刺Article 13將殺死迷因。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它保障投資者和創作人的付出不會被肆意侵奪；而網絡的興起令維護知識產權的工作變得困難。然而，任何成功的文化產品都會產生大量的次文化和衍生文化，到了一個程度，甚至會像但丁的《神曲》，為整個意大利語奠定基礎。

也許，我們的思路不應放在如何「防止」和「懲罰」侵權行為，因為作品的創造和再創造根本不是可以清楚劃分的事；而是應該將心思放在如何「嘉獎」那些創作出有重大影響力作品的人。這是現行科技可能做到的事，例如電子貨幣LikeCoin的出現，就希望能做到追蹤一件作品中不同的貢獻者，並公平地分配各人應得的分額（share）。
 

教會有沒有雙重標準？有，而且很明顯地應該有，也常常有。

面對罪的問題，教會是有雙重標準的，因為信仰與法律對罪有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教會在處理教牧和弟兄姊妹有關罪的問題時，最容易引起爭拗和批評的，正正是有時大家將教會和社會對罪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混淆了。

以有關性的罪為例，通姦、嫖妓、婚前或同性性行為在香港社會不是刑事罪行，但在教內卻是必須嚴肅處理的罪。至於性騷擾則較為複雜，因為當中有部份涉及較主觀的感受，這些事雖然抵觸了社會上的歧視法例，但應如何處理，不同的人卻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和處理方法，教會也不一定會完全跟隨。但是否跟隨及如何處理亦必須有一個說法，讓所有教牧同工和會眾都知道合宜的界線在哪裡。

正因涉及性的問題比較複雜，再加上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愈來愈大，教會更應及早思量對策及教導會眾，以免在不幸出事之後，因為處理不當而令教會和弟兄姊妹蒙受更大的傷害。教會是一個對罪的行為不妥協，但是關心罪人的群體，不過，這種關心是建基於公義之上，不會令受害的人受委屈，也不會令犯罪的人逍遙法外。

近期教會內外都在討論有關性騷擾、性罪行的處理。再加上一些在信仰上不贊同，但法律容許的行為（如賭博及觀看色情物品），究竟教會和信徒應如何面對？今期《燭光》嘗試和大家一一分析。

美國有兩宗歧視法訴訟的新判案，均是判被控歧視的人勝訴，當中的理據值得我們深思，本文扼要報道一下：

Myrick v. Warren[1]

Gayle Myrick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地方法官。主持有法律約束力的結婚儀式是當地法官的其中一項職能。2014年4月當地法院宣判一夫一妻制違憲，遂在同年10月通過廢除婚制的性別組合限制。

由此，為虔誠基督徒的Gayle Myrick即時面臨信仰和工作職務要求的困難。幸福地，Myrick和她的上司很快就想出解決方法：在有需要時將Myrick的上班時間表稍作調動，從而令Myrick不用主持同志婚禮。主持婚禮只是地方法官職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她們平日就會因各種簡單原因申請調動當值時間，如足球比賽、上夜校等。Myrick本以為這只是小事一宗。

然而，當地州政府卻拒絕因信仰原因為Myrick調動時間表。Myrick重新進入困境之中：要麼說謊，以其他理由迴避主持同志婚禮；要麼違反信仰良心主持同志婚禮；要麼辭職。Myrick最後決定訴諸法律。而法庭宣判前，已有六名北卡羅來納州法官因信仰而辭職。[2]

今年1月23日，法庭判Myrick勝訴，兩方達成協議Myrick獲賠償30萬美元。判詞指「信仰和性傾向對很多人的個人身份而言都極為重要」，當局不應「歧視Myrick對婚姻真誠的信仰」，「通容Myrick的良心自由根本對同性戀者得到結婚證明的能力沒有任何影響。」當局亦已承認先前的處理對Myrick並不公平。

Tastries Bakery[3]

加州Tastries Bakery的東主Cathy Miller先前拒絕為一對女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因為她的基督教信仰不認同同性婚姻，其後被控歧視。今年2月6日加州法院頒下判詞，裁定控罪不成立。

主審法官認為根據憲法保障的良心和言論自由，Miller有權去不製造同志結婚蛋糕。他認為當中的關鍵在於本案中，那結婚蛋糕是未焗好的。假如Miller被要求的，是出售店內一個已經存在的蛋糕，而她拒絕的話，則她毫無疑問是歧視。但Miller的處境是，要用自己的技能和才華製造一樣她不認同的東西，這是干犯了她的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包括沉默的自由。

法官更表示「結婚蛋糕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分析物，更是藝術性表達，在傳統上作為慶祝婚禮的重要物品」，因此Miller這方面的自由應獲保護。

分析

以上兩宗案將言論/良心自由的討論推進了一步。支持歧視法的一方往往將不焗蛋糕、希望迴避主持婚禮等情況指責為「華人與狗不准內進」式的種族隔離心態。但上述兩宗案例指出，當中涉及更深的問題。

首先，兩宗案的案主都不是全面拒絕同性戀者，而只是她們的一個要求，而且都牽涉了自己的人格（person）。試比較以下不同程度的拒絕，一間蛋糕店：

1. 拒絕同性戀者進入蛋糕店
2. 拒絕同性戀者購買蛋糕
3. 拒絕賣最好的蛋糕給同性戀者
4.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蛋糕
5. 拒絕為同性戀者製造結婚蛋糕
6. 拒絕在同性婚姻結婚蛋糕上，署名寫上「支持同性婚姻」

我們在平日常說「我尊重你的人格（person），但不必然同意你的意見/行為」，支持歧視法立法的人常說這是合理化歧視行為。但上述A-F的例子讓我們清楚看到兩者的差別。

A – B是完全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格，這種就是種族隔離一類的行為；C是不尊重，認為同性戀者的人格不及其他人；D開始有灰色地帶的情況，假如店主無任何原因地只為異性戀者焗蛋糕，情況就和C一樣，但蛋糕師傅當時若是任何人一律不焗，又或藝術家脾氣，只替喜歡的人焗呢？情況又可能不一樣。

E就是Tastries Bakery的情況；F則是更進一步。

在A-F中，拒絕者的「自我」牽涉得越來越深。在D的例子中，為何我們認為一個藝術家因為自己的藝術原則而不焗蛋糕給同性戀者是相對可獲同情？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相信藝術家的自我與其作品是分不開的。強逼他違反自我，就和歧視同性戀者一樣，是否定和侵犯了他的人格。

由此可見，所謂自由就是人格的自由和尊嚴，其底蘊就和同性戀者不被歧視的權利一樣。同性戀者同樣沒有干犯他人人格的權利。

第二，在人格牽涉的深淺以外，法庭考慮了那人行使良心自由的實際影響。不論在Myrick和Tastries Bakery中，他人受的影響都是極小的：當局只有簡單更調時間表，一對新人也只需要走到另一間餅店就可以了。

有別於60年代的有色人種難以得到各種服務，現代的同性戀者可以輕易找到其他服務提供者。試思考以下情況：

在2014的雨傘運動時，有很多人想找工廠製作黃色雨傘，但有很多廠主都拒絕了。

廠主有沒有拒絕製傘的良心自由呢？當然有。因為當我們否定他們的良心自由時，我們也否定了泛民主派廠主有拒絕印製「支持清場」T-恤的自由。除非情況極端到整個行業都被某一類意見的人壟斷，這時政府才有必要介入。

結語

在美國有關良心/言論自由的判案還陸續有來。當中最重要的，要數現正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Masterpiece Cake Shop一案。一般預算到今年7月會有最終裁決，屆時我們會再作分析及報道。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雞群，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美國最近牽起了新一輪的跨性別平權運動。2016年5月，聯邦政府要求全國所有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容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浴室以及宿舍。另外，老師若拒絕按照跨性別學生所喜歡的稱謂去稱呼他們，會構成騷擾及犯法。較早前 (2015年12月)，紐約市人權委員會已將這些「權利」賦予在工作間，住房供給，以及商品與服務提供的範疇內的跨性別人士。這無疑對市民的私隱、安全、言論自由等帶來深遠的影響。

1. 厠所、浴室及宿舍的性別模糊化

2016年5月13日，聯邦政府向全國公立學校發出一份備受非議的信件，[1]聯邦政府根據聯邦教育條例[2]及其落實規則[3]的規定，在信中要求學校不能對跨性別學生作出歧視。

條例規定，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的課程或活動不能存在性別歧視，但亦有例外情況，其一是學校有權按照性別劃分校內設施。規則亦指出，學校可按照性別劃分厠所、儲物室、浴室及宿舍。聯邦政府認為，條例及規則中的「性別」是指一個人主觀上認同自己所屬於的性別 (自認性別)，故此，一個生理上是男性但自認為女性的學生，與其他女生一樣，有權使用專供女生使用的設施。

聯邦政府根據這種對「性別」的曲解，要求學校必須容許學生按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浴室及宿舍，學校不能要求跨性別學生使用獨立的厠所、浴室及宿舍。跨性別學生無須提供其自認性別的醫學證明，當一名學生、其家長或監護人通知學校，該名學生的自認性別不同於其生理性別時，學校便須按其自認性別看待該名學生。另外，學校不能基於家長、其他學生及社區人士的反對而剝奪跨性別學生的以上權利。

換句話說，一個純粹聲稱感覺自己是女性的男學生，可以在毫無限制底下，與其他女學生共用厠所及浴室，以及與她們共用宿舍內的同一間房間，這無疑對女學生的私隱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2.「誤用」稱謂也構成騷擾

另外，聯邦政府的信件又指出，學校需確保學生不會因跨性別身份而受到騷擾。這種騷擾的具體內容，可見於芝加哥公立學校最近發出的支持跨性別學生的指引。[4]該指引指出，學生有權按照與其自認性別相符的稱謂而被稱呼 (例如，一個「男跨女」的學生有權被稱呼為「她」或「Miss」)。故此，若老師或其他學生有意地或持續地拒絕按照與其自認性別相符的稱謂來稱呼一名學生 (例如，稱呼一個「男跨女」的學生為「他」或「Mr.」)，將構成騷擾並違法。

稱謂是社會裡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種工具，它的本質是群體性的，它的使用需要溝通雙方的相互認可，故此，它的使用必然是按照社會裡約定俗成的慣例。稱謂不能按照被稱呼者的主觀意願來決定，否則溝通便會受到阻礙，亦某程度上影響稱呼者的言論自由。稱呼別人固然要帶著一份尊重，但是，如何被稱呼不能被提昇為一種絕對的權利。若一個人因為沒有按照對方所喜歡的稱謂去稱呼對方，而被指控騷擾對方及犯法，是何等荒謬的事! 不按別人的喜好辦事，與騷擾別人，是兩碼子的事！

3. 跨性別人士的福利

以上的自認性別凌駕生理性別的做法，不單在校園內發生，亦發生在工作間，住房供給，以及商品與服務提供的範疇內。紐約市人權委員會於2015年12月發出的一份關於性別認同及表達的指引[5]中指出，雇員、租住房屋者以及客戶，有權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男的或女的厠所、儲物室及浴室等設施。他們亦有權按照其喜歡的稱謂而被稱呼。

另外，雇主向雇員提供的醫療福利，必須包括向跨性別雇員提供性別過渡或性別確認的護理 (transition-related care or gender-affirming care)，這些護理包括荷爾蒙注射、聲線訓練及手術。這要求某程度上分薄了其他雇員可享用的有限的醫療福利，亦有可能影響持守身體完整性信念的雇主的良知自由。

4. 結語

總括而言，美國最近的跨性別平權運動，與性傾向平權運動一樣，是一種以主觀感受凌駕客觀現實的不合理的訴求。自認性別優先於生理性別，故此，按照一已的自認性別行事，可以凌駕男女共用厠所對女性帶來的生理威脅。一已對稱謂的喜好，可以凌駕社會裡普遍認同的溝通原則，以及凌駕別人的言論自由。一已對變性的主觀渴求，可以左右雇主向所有雇員提供的有限的醫療福利，以至間接地影響整體社會資源的分配。

一以言之，這一輪平權運動所帶來的性別混淆，對市民的私隱與安全，言論自由，良知自由，以至社會資源的分配，帶來深遠的影響。 
 

國際

堅守信仰卻被無理開除

Felix Ngole於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就讀社工系碩士課程二年級，因在facebook留言支持美國肯塔基州政府婚姻登記官Kim Davis，並引用利未記支持有關婚姻及性道德的教導，遭校方以涉嫌違反社工守則的個人操守（personal conduct）及令專業的聲譽受損（bringing the profession into disrepute）對他進行紀律聆訊，最後表示因他對同性婚姻的看法有可能令某些人感到受冒犯（may have caused offence to some individuals），又指在facebook的言論可能影響他作為專業社工的能力，因而開除他的學籍。[1]

英國肯特郡一名69歲的地方法官Richard Page，於去年的電視訪問中表示孩子在父親及母親的撫養下成長比較好後，隨即被司法操守調查室指他的言論是對同性領養者的偏見及造成不利，干犯嚴重的專業失德（serious misconduct）[2]，故除去他裁判院法官的職務，他表示會透過就業審裁處提出上訴。[3]

美國亞特蘭大前消防局局長Kelvin Cochran因表達對同性性行為的不認同而被無理解僱。事源2014年Cochran與數名亞特蘭大市議員分享自己所撰寫，有關男士如何活出忠於信仰的聖潔生活，其中一名議會成員因不滿書中部份內容而向市政官員投訴，政府隨即解僱Cochran，理由是他犯了數個嚴重錯誤，包括違反內部命令及紀律（internal order and discipline），在工作間要求同袍閱讀宗教書籍，聯邦法庭已批准Cochran提出上訴。[4]

同性伴侶結合及領養的情況

葡萄牙總統Cavaco Sliva於1月份否決同性領養的法案並交回議會，原因是相關議案能否促進兒童的福祉，仍有很多變數。但議會於2月以137票贊成，73票反對，8票棄權，駁回被否決的議案，總統必須於八日內簽署議案。[5] 總統已簽署議案，新法例於3月1日生效。

意大利參議員於2月投票，173票贊成，71票反對，通過承認同性及異性民事結合，意大利總理為說服國會議員通過民事結合而抽起同性領養的部份。[6]

美國亞拉巴馬州參議院於3月底投票，23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廢除政府簽發結婚證書的法案，法案只要求結合的伴侶於政府的檔案中紀錄其已婚狀態，以避免法官須為同性主持婚禮及婚姻登記官簽發同性婚書。法案將交全體國會審議及通過。[7]

美國密西西比州的聯邦地方法官指出，該州的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規定違反憲法，於是推翻該規定。法官指出，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已准許同性婚姻，故此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擁有領養孩子的權利。[8]

在財團壓力下通過良知法例

在面對大財團抵制的壓力下，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簽署了法例，[9]對於那些基於宗教及道德信念而作出或拒絕作出某些行為的宗教團體、個人及組織，州政府不能對他們作出歧視。宗教及道德信念是指婚姻乃一男一女的結合，及性別應是按生理性別作出界定。保障範圍包括可拒絕主持或參與同性婚禮、禁止使用異性的洗手間等。被禁止的歧視行為包括取消免稅地位及各種財政援助。

需立法規定按生理性別使用洗手間及更衣室

美國南達科他州參議院於2月以20票贊成，15票反對，通過議案規定跨性別人士於校園只可使用與其生理性別相應的洗手間及更衣室，如州長Dennis Daugaard最後決定簽署通過議案，該州將會成為第一個州份訂立相關法例。[10]州政府最後否決議案。[11]

硬推同性伴侶法恐令台灣變天

台灣政黨信心希望聯盟於2015年11月提出「保護家庭」公投提案，引起熱議，短短一個月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惟行政院於本年2月23日公審會駁回提案，指提案內容不符合公投提案「一案一事項」的規定，亦不符合公投法第2條第2項「立法原則之創制」之規定。[12]

而民進黨立委尤美女指，法務部進行的線上及電話民調，同意同性婚姻的比例均為最高，會持續推動在法律上落實婚姻平權，現時台灣已有七個縣市可以進行「同性伴侶註記」。事實上法務部於2015年12月所進行的民調結果只有35.5%受訪者支持「同性伴侶可以合法結婚」，同運團體以社運手段貿然推動同性伴侶法制化只會令社會帶來更多的衝擊。[13]

本港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宣佈2015年全年愛滋毒感染數字新增共725宗，434人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感染個案年輕化。[14]

在英國已透過民事結合(civil union)註冊成伴侶的女同性戀者QT及SS，於2015年因入境處拒絕向QT發出受養人簽證(dependant visa)而向高院提出司法覆核，控告入境處直接或間接歧視QT的性傾向及性別。法官裁判QT敗訴，原因是香港法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而受養人簽證中所指的「配偶(spouse)」是異性婚姻的夫妻，因此QT要求入境處簽受養人簽證無疑是要求政策間接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為本港有效的婚姻。[15]

天主教區聖猶達堂婚姻與家庭牧民組於3月13日主辦「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法》對信仰、家庭及子女的影響」論壇，對象為天主教教友，惟論壇開始不久後即被同志團體衝擊，同運人士硬闖會場並與主辦單位成員發生推撞，最後報警處理，論壇亦需腰斬。[16]

平機會於3月底公佈《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報告，報告漠視十萬人聯署反對「事實婚姻」的代表性，只視為一個機構的意見；又把諮詢期間提出的「事實婚姻」偷換成「異性和同性同居關係及同性婚姻」的概念，更在報告中指出會優先處理建議政府要在法律層面承認這些關係，及修改所有相關法例，引起多個團體極大迴響。[17]而周一嶽於3月31日卸任，由陳章明接任新一任平機會主席，他未上任前已承受不同媒體的輿論，批評他過去曾提及維護家庭的言論。[18]

國際知名社會學者，德國的顧家碧女士（Gabriele Kuby）首次應邀來港，在4月20日主持「以自由之名摧毀自由──全球性革命運動的挑戰」公開講座，並由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回應。Kuby女士向會眾講述全球性解放運動的發展過程，剖析了同運人士一直在語言及意識型態上顛覆傳統的社會價值，及如何回應性解放的挑戰。

性解放運動 拆毀社會價值觀

Kuby女士指歐洲社會的性解放運動是從上而下進行，他們過份高舉性別歧視的問題，目的在於要轉變社會價值觀，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全力推動消除男與女的差異，尋求對「社會性別」這概念的共識。2007年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公佈的《日惹原則》（Yogyakarta Principles）[1]對性傾向及性別身份的解釋，讓性解放運動推動得更前。同運人士要重新定義男女，將性別（gender）等同為社會性別（social sex），否定原生性別（biological sex），因而性別可以自行選擇，導致了個人的身份出現不穩定性。同運人士更積極擴闊性傾向及性別身份的定義，如LGBTTIQ（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sexual跨性別、Intersex雙性人、Queer酷兒），將生育與婚姻及性的關係割開，希望徹底摧毀家庭建基於爸爸媽媽的根基。

而性解放運動亦根據不同學者所提倡的理論而演變，如：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鬥爭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倡的性心理學說、金賽（Alfred Kinsey）提出要撇除性規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極端女性主義等，因而令新的性別主義意識型態出現。

操控語言 顛覆社會

同運人士透過操控語言而推動新的意識形態。以「自由」、「包容」及「正義」作為包裝強迫社會大眾接受，但Kuby女士提醒參加者「正義」不代表平等，真正的「正義」應該是按每一個人的不同需要，而給予適當的對待。同運人士更含糊「歧視」、「多元」、「人權」等字眼，如同性婚姻是「人權」，誤導社會對性解放或同運論述的理解，以爭取社會按他們心中的慾望而改變及發展。甚至有不少西方國家已在逐步拆毀家庭框架，以「家長一（parent 1）」及「家長二（parent 2）」取代「爸爸」及「媽媽」；在德國，孩童時期已可學到不同的性行為，這種情況實在是令人憂慮。

世界組織推動同運不遺餘力

聯合國及歐盟都是同運的推動者。立法保護不同性傾向、以法例認可同性婚姻、透過修改性教育內容教導孩子性探索、削減對家庭的基本支援等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更視推動同運是他個人的神聖使命（sacred mission）。Kuby女士提到同性婚姻不是公義，亦不是人權，真正需要保護的權利是孩子擁有親生父母的權利。即使很多國家已通過了同性伴侶法或同性婚姻，但在美國的調查中，只有2%的人口宣稱自己有同性性傾向，而這2%的人中只有2%的人會登記為同性伴侶或同性婚姻。世界衛生組織更指出歐洲學校的性教育需要教導有關性解放或同運議程的內容，例如教導幼兒園學生自瀆、鼓勵他們進行性的遊戲（sex plays）、認識不同的性傾向等等。Kuby女士指出歐洲的孩子從小已經被性慾化（sexualization），令他們無法建立正確的愛情、婚姻及家庭觀念，更大大提高他們感染性病的風險。

霸道的新極權主義

隨性解放而來的，是一種新極權主義的興起，Kuby女士稱之為以自由之名摧毀真正的自由。當中最常見的是對異見聲音扣帽子，例如不認同同性戀行為就被視為「恐同」、「歧視」、輸出仇恨言論等。更以無理不公的制度或法律後果懲處異見人士。Kuby女士表示曾於外出演說，或上街表達支持家庭價值時需要受警察保護。雖然性解放或同運在整個社會佔優勢，然而有不少異見人士仍然按良心、信仰而堅守信念，在西班牙、法國及意大利等都出現了數以十萬計人士參與的大規模遊行，表達支持家庭價值。Kuby女士亦參與了在法國巴黎的遊行，不少地方的非政府組織或宗教團體亦在奮力對抗這種新的性別意識形態及同性婚姻。Kuby女士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是人們擁有良心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

今日歐美明日香港

關啟文教授在回應時亦指出，性解放的思潮在香港或其他亞洲地區已漸漸發芽，文字的轉變亦早已出現，如「墮胎」變成「終止懷孕」、「亂倫」稱作「近親戀」或「家人戀」、「濫交」叫「多元性愛」等，以改變用字來淡化負面的觀感。「Friend前性行為」、墮胎年齡年輕化、未婚懷孕數字上升，香港在性解放的思潮下暗湧潛伏。關教授以聖經的教導勉勵參加者，要保守神所託付的，以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堅守我們的信念。

當晚的聚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主辦、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社關部協辦，約有200人參加。

回應《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系列五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下稱報告）提出，為提高對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敏感度和友善程度，應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章》（下稱《約章》），讓僱主；學校；貨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以及業主／負責處置和管理房產的代理自願採納。

約章的性質

在評論設立《約章》的合適性前，必先了解約章的性質。「約章」一詞沒有公認的定義，若從香港現有的部份約章來看（見表一），約章一般是由政府、法定機構或民間組織發起，並邀請相關公司、企業等自願地作出一些不具法律效力的承諾。有關承諾一般涉及改變社會文化及價值觀，例如，《職業安全約章》促進職業安全意識，《有能者‧聘之約章》鼓勵共融文化。由政府或法定機構倡議的約章，有不少情況是對現行強制性的法例輔以自我規管的元素，從文化及價值觀上促進有效管治。例如，《公平待客約章》及《職業安全約章》分別是對《銀行業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補充。
 
表一：香港現有的部分約章內容

政府的角色

報告建議由政府制定《約章》。這裡涉及政府的角色問題。以上已指出，政府很多時候是在現有法例的基礎上制定約章。報告建議政府參考的本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約章例子，亦是同樣有現行法例作為背景及依據的。[1]既然報告已指出性傾向歧視立法與否存在爭議，那麼，在缺乏法例基礎的情況下，政府又可依據甚麼去制訂《約章》呢？

《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下稱《守則》)

報告指出，《約章》將會取代目前的《守則》。《守則》同樣是一個自願參與的不具法律效力的指引，其性質與約章相近，故此，《守則》的執行及其效用的情況，將可作為決定是否及如何制定《約章》的重要依據。惟《守則》自推出以來，政府從未公佈《守則》的成效如何，而在一些涉及學校[2]的個案中卻引起不少爭議。在考慮制定《約章》前，宜先檢討《守則》的成效。

信仰、言論及良心自由

報告指出，《約章》應涵蓋有理由給予差別待遇的特殊情況，並引用《守則》內的兩個特殊情況為例子。由於報告亦承認性小眾權益與信仰、言論及良心自由的潛在衝突，故此，亦須保障這些自由。

執行上的問題

報告提出，制定《約章》前，宜諮詢有關持分者的意見。但是，《約章》所涵蓋的機構範圍相當廣泛及分散，實際運作上的處境亦有很大差異，要諮詢他們 (尤其是各行各業的貨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及眾多的業主) 的意見實在困難。

報告指出，採納《約章》的機構要承諾推行不歧視政策，包括發出明確的政策聲明，監察並檢討政策的推行情況，設立內部申訴程序等。這對小企業及個人（如業主）來說是難以操作的，並且加重經營成本。
 
報告又認為，《約章》的成效應定期作出評估。這涉及誰人評估，所需費用，訂定評估的標準，以及搜集《約章》的執行情況等複雜的問題。由於參與機構的範圍相當廣泛及分散，評估就顯然更加艱鉅。

效益分析

最後，考慮制定《約章》前，需作出成本及效益分析，確保《約章》所帶來的好處，大於實施《約章》所要付出的成本。如以上所說，執行及評估《約章》是要付出成本的，有關成本最終會由消費者及納稅人承擔。另外，雖然《約章》不具法律效力，但從基督教國際學校事件[3]可見，它會對信仰、言論及良心自由帶來潛在衝擊，持續的爭辯及投訴，無疑帶來無形的社會成本。制定《約章》，實在要三思而後行。

回應《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系列一

小組成員的構成

議題觀點的分歧

 
(圖一：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國家及地區列表)

 

諮詢態度與對象

質性研究方法與結果

比較外地政策

聆聽持分者的意見

小組提出的建議

1. 為教師、醫院前線員工、社工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及資源，提升對性小眾的敏感度
2. 推行以歧視法為框架，卻沒有法律約束力的《不歧視性小眾約章》
3. 在多元、包容、互相尊重上，加強在各種公共媒體的宣傳
4. 檢討並加強支援服務以應對性小眾的特定需要
5. 為提供資料予日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立法建議及行政措施進行諮詢，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立法和非立法措施的經驗​

簡單分析

整體來說，工作報告尚算持平，雙方意見縱然仍未有共識，但卻拓闊了消弭歧視的可行方向。我們希望透過本期《燭光網絡》的專題故事，更仔細探討各項建議，盼能繼續在良心、宗教及言論自由，與免受歧視等人權問題中尋找出路。